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6篇)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篇1
二胎政策的放宽与否与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涵盖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方面。我们选择以养老问题为着眼点，对是否应当放宽二胎政策以及有关养老与老龄化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及综合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老龄化；相关措施。
一、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小组向温江地区的中学、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四川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总计发放调查问卷265张，收回有效问卷261张，得到了第一手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对于作为独生子女，你是否渴望过有兄弟姐妹？”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3%为非常渴望，41%一般渴望，21%为不太愿意，15%则表示非常不愿意。为独生子女中64%倾向于拥有兄弟姐妹。
（二）对于你对工作城市有怎样的想法？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人均选择”希望能去大城市闯荡，研究生更明显，这表明相较于养老问题，更多的人选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较大比例的研究生也表示会选择离家近一些来照顾父母。而对就业、养老问题的认识、思考程度影响下，未考虑过这一问题的本科生人数较研究生明显偏多。
（三）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妻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如一对夫妻赡养至少四位老人），鉴于此，你是否会在选择结婚对象时，考虑对方是否是独生子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不在意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受制于受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思考深度和年龄等因素，研究生占较大比例，本科生则较少。因为前者基本达到适婚以及生育年龄，父母的赡养问题自然是不能长期回避的。但对于后者，却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配偶为独生子女意味着更重的赡养老人的压力，在读学生显然并不十分在意。
（四）针对”请问您对现行政策中只许生育一个子女（特殊除外）持什么态度？依据所得数据，可以看出：1.对独生子女政策持不赞同态度的受调查者中，研究生人数较多，保持中立者态度的人数在其他受调查群体中居多。2.在本科生和其他群体中，对独生子女政策表示赞同的人数多于表示不赞同的人数。
根据以上信息，可得出以下结论：适当放宽二胎政策会对养老问题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人群的养老压力，并且对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从二胎政策引出的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人口趋势。
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国人口达到13.54亿人，其中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23、10.23、1.27亿人。30年计划生育后中国的人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人口增速已经进入低增长阶段。2.自然增长率较低。3.年龄结构不断上移。4.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较高。
（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与加速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和联合国等机构的预测，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迅速衰减、老龄化严重，人口年龄结构将出现整体性上移。
1.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或将长期下降。人口出生率较低、少儿抚养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高，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进入21世纪后，貌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步衰减。这一问题的最新的进展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首次出现减少。
2.人口老龄化加速。根据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属于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主要特征。
三、总结。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人口的控制取得了很大成效。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将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估计少出生了一两亿人。但是，人口政策的变化应与人口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相适应。通过对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现状，并对二胎政策对养老问题及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对国内外政策、现状的分析，我们小组认为，在新的人口趋势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必要进行适度的放松。
我们认为，二胎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主要在以下两点：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篇2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21-10；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与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两国老龄化进程与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5Revision，DVDEdition[DB/OL].http：///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与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与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2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图3显示了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增加，其中女性人口预期勖比男性要高，尤其是日本人口内部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更大。从图2中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化与图3中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趋势对比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具有相同的趋势。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中日人口演进数据发现，两国均正在经历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等过程，但从速度、时间以及程度上，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则有较大的差异。日本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2010年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而联合国预测值显示中国的人口高峰比日本迟来20年，在调整过程中除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之外，各阶段年龄水平人口比重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差异，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两国人口结构会出现趋同现象。因此，中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造成了中日社会老龄化过程加剧。
二、老龄化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相同吗？
（一）老龄化加剧增大了两国养老金体系压力
1.中国养老金体系构成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2005年《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深受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随后经过社会统筹模式初探、“统账结合”+“部分基金”改革以及破除“双轨制”等，中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制（雷根强，苏晓春，2010）[3]。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然而，在“统账结合”建立之前退休的“老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统账结合”方案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并于实施之后退休的“中人”部分缴纳了养老金，纯粹在“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缴纳了养老金。由于养老基金账户需要支付这三类人员的退休金，但由于养老金处于混合运作模式，所以出现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基金的挪用，即产生了“养老金空账”的现象。根据李扬与殷剑锋（2013）的预测，202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将会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为802亿元[4]。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龄人口增加与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并行，收入方面意味着个人账户供给面临约束，支出方面上升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大了养老金体系的支取压力。
2.日本养老金体系构成
2015年《日本统计年鉴》（Japanstatisticalyearbook）显示日本保险金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要接受基本的国民年金（NationalPension）保险，在劳动者老年之后会收到一个基本养老金，该类人员2013年总共为6736万人。其中第一层级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固定总量收取保费的20岁到59岁的自我雇佣者、农民以及非工作人员等，该保费2013年每月为15250日元，并在每个财政年度按工资和物价水平相应调整，该层级2013年为1864万人；第二类是按报酬固定比例收取保费的私营企业家和公职人员，2004年开始该账户年度增长率为0354%，2013年该层级为3912万人；第三类是第二类人员的配偶，由其配偶所在公司负担保险，该层级2013年为960万人。
3.老龄化对中日养老金体系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日本人口统计局1987年到2012年数据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到2012年数据，将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率”，使用年度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变量，养老金领取人数与参保人数比作为“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变量，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养老金支出占GDP比”变量，研究了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压力的影响。
表3中的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以及异方差影响，从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来看，两国老龄化率增加都会加大养老金人数压力比，但是日本所受老龄化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约为中国老龄化率影响的32倍；从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老龄化率增加都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占比加大，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日本大，养老金人数比增大对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的影响也更大。日本经济增长有利于显著缓解其养老金人数比压力，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GDP增长对中国养老金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影响程度来看，日本养老金体系受到老龄化的冲击程度更大，中国所受冲击问题还未完全显露出来。
（二）老龄化加剧冲击了两国的社会生产力
1.老龄化对中日两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一国的储蓄水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表4中，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分析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储蓄水平的冲击。所选样本来源于日本人口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13年，因变量为社会中储蓄占GDP的比例，自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年度实际增长率）以及老龄化率，表中结果消除了自相关并通过了异方差检验。研究发现老龄化加剧对中日两国的资本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储蓄率比重，而中国则相反，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中国储蓄率相应增加。
2.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老龄化也冲击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冲击[5]。表5使用中日两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状况，样本区间选自1990年到2014年。实证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与异方差：
从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来看，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显著为负，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严重的负向冲击。尽管老龄化的加深冲击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减少。1991年到2014年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538%连续上升到588%，意味着不断加剧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老龄化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未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来看，老龄化加剧会抑制两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但两者都不显著。
（三）小结
本部分用中国与日本人口相关数据，研究了老龄化率对晒的养老金体系、资本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社会所受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老龄化加大了日本养老金人数支出的压力，而中国养老金系统所受影响比较小；老龄化加大了日本资本市场供给压力，而对中国来说，老龄化率会提高储蓄资本的供给；老龄化造成日本劳动力显著减少，而中国现阶段还未受到显著负向冲击的影响。
三、中日两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比
（一）人口政策调整
1.提高人口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提升人口生育率、增加新增人口比重才能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经历了鼓励、紧缩、严控、放松等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中国鼓励计划生育，但随后人口激增导致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计划生育措施，1970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紧缩人口政策，1980年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逐渐收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将人口政策法律化（马小红，孙超，2011）[6]。随后，中国政府注意到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逐渐放开严控的人口政策。2013年十二届人大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直接调整为“二胎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又开始转向为宽松状态。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孩子抚养成本竞争性提升，据2016年腾讯新闻向客户端投放的10万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①①数据来源：http：///zt2016/2children/。，如果没有开放二胎政策，667%的80后不愿生育二孩，518%的90后不愿生育二孩，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219%的受访者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24%的受访者是因为“在抚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精力不足”、153%的受访者因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04%的受访者因为“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积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提升人们生育意愿，更需要通过生育、医疗、社保等多项配套政策来提升人们的生育信心（黄文政，2015）[7]。如果一再延迟政策调整，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会迫使政府增加养老与医疗财政支出，中国还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沈可等，2012）[8]，从而使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
相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谨慎性人口政策，日本为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陷阱”提出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抚育的经济补贴，改善抚育条件以及育儿设施提高生育率。具体措施包括直接薪酬假期补贴：提高育儿津贴、延长育儿津贴领取年限、推出育儿假、提高育儿假薪酬、对抚育3岁以下孩子家庭采取税收优惠；提供社会照料设施，如成立保育园、幼儿园、配备育儿师、育儿中心、提供放学托管服务；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如政府负担50%幼儿园费用、超过部分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收取；文化倡导，提出女性的“姓氏选择权”，破除传统观念鼓励年轻女性结婚（PatriciaBoling，1998）[9]。
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待生育率的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政府的行动相对滞后和消极，日本政府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上反应更为主动积极。当前中国政府更多地集中在放宽人口生育条件，鼓励人们生育等措施，对幼儿出生后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配套措施准备还比较迟缓，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比较积极和完善的配套社会政策来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
2.引进外国劳动力
面临劳动力紧缺，日本配以优厚的就业政策以及福利措施吸引优秀外来者[10]。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2012年日本境内登记外国人有9172146人，占日本2012年总人口的718%。其中，韩国人2315238人，占比252%；中国大陆人1626265人，占比177%；中国台湾人1503183人，占比164%；美国人747809人，占比82%；中国香港人462920人，占比50%。2012年日本中长期留日人员中比重较大的为：永久居住者307%、留学89%、定住者81%、日本人配偶8%、技能实习生74%。
中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在华境内外国人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规定拥有“定居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住，《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将永久移民政策限于四个大类别的人员：一是满足特定的中国投资数额与纳税条件，分为四种类型：鼓励型产业50万美元以上、西部及贫困县50万美元以上、中部地区100万美元、投资总计200万美元以上；二是在中国担任一定年限的高管或者研究员，三是突出贡献者与国家需要的人才；四是夫妻、亲子或亲属团聚人员。
与中国的移民政策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1952年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ImmigrationControlandRefugeeRecognitionAct）参照美国移民制度，期初弱化外籍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日本社会的观念。由于跨境人口流动与签证逾期人员数量增加，日本1989年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利于“技术”移民，通过“研修生”以及Nikkeijin（日本移民后裔）通道提供“非技术”移民（ChikakoKashiwazaki，TsuneoAkaha，2006）[1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有关永住许可的审批标准》规定，除一般道德法律、经济等基本原则上的规定，规定了与日本社会的公共利益、亲属团聚、难民庇护以及突出贡献人员等的入国标准，《有关“对我国的贡献”的标准》对“突出贡献人员”的范畴进行详细定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体育事业等方面。
（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从生命历程来看，劳动者在青年时期会集中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年时期会通^工作积累财富并承担家庭、社会责任，在老年时期会颐养天年。然而劳动能力的衰减是因人而异的，部分劳动者老年之后，精力仍然充沛，身体还很健康，他们或许更愿意享受较高的工作薪资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并不愿意直接退休。因此，需要积极调整老龄人口的认定标准，尽管不能改变生理上的老年认定，但可以配合薪酬政策以及社保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弹性退休政策，减少老年抚养比和减轻年轻劳动力的赡养压力，更高效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1.日本的退休政策
为抵御老龄化冲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并实施一系列老龄资源开发计划。1971年，日本通过企业补贴鼓励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到60岁，1976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把55岁以上人员就业率提高到60%，1986年正式确定60岁退休目标，1990年政府鼓励从业人员延迟到65岁退休；1998年政府将社保基金支付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2000年实施一系列老年再就业计划，2004年政府规定雇主有义务告知老年求职者设定年龄限制的原因以及将退休年龄提到65岁以上的条件，同时向65岁以下劳动者提供连续就业计划。2013年日本修正《日本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计划将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直到2025年达到65岁。
2.中国的退休政策
1978年法律文件规定的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到现今状态。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中男性最高为60岁，女性最高为55岁，通过将干部、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年龄进行平均计算得到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56岁，女性退休年龄为4778岁。而根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TradingEconomics①①数据来源于：http：///israel/retirement-age-wome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养老金支付缺口等压力的暴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首提渐进式退休，并提出“提前预告、分步渐进、迈小步伐”的实施方式，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6年3月表示通过“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式延后法定退休年龄②②数据来源：http：///a/20160301/14242151_0.shtml。，“小步徐趋”意味着每年小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给劳动者充分的心理缓冲，“逐渐到位”意味着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三）“银色计划”对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1.日本积极推进老龄资源再开发
日本于1974年创建了“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ilverHumanResourcesCenters），最初目的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临时或者短期工作，90年代向老年人职业中介和直接提供工作的角色过渡，2004年将其定位为服务于高龄劳动者的综合性职业介绍中心（张士斌，2014）[12]。“银色人力资源中心”缔结成员包括公司、家庭以及公共组织等，通过免费对老年退休者提供就业安置、技能培训课程、临时性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提供的工作为七大类：一般性工作、设备管理、特别知识、技术技能、办公室工作、门对门工作（Door-to-door）以及其他服务，比如汽车清洗、婚礼协助、门卫、产品控制、自行车管理员、翻译、编辑、木工、一般办公室工作、复印员、销售员、家政援助等。
2.中国“银色计划”反应迟缓
尽管中国政府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老龄劳动力服务标准与相关制度化的“银色人力资源中心”。中国部分地方社保局、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出建立“银色平台”、“银色数据库”、“银色人才网”等，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相应项目，但他们只是作为辅助工作机构，缺少具体的法律文件以及其他核心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银色人力资源中心”计划比日本更具有可开发的潜力，因此人保部应当以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推进老年继续教育项目，构建标准化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平台，激活老年人才供求市场，完善老龄劳动力的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年龄歧视并积极调整薪酬制度，加强老龄劳动力的工作健康监护。通过提倡终生教育机制、培育多元化的技能培训机构、创新用工模式以及工作类型，对部分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劳动者进行返聘，配合社保法律、劳动法等规章制度，为那些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平台。
（四）通过产业调整适应老龄社会发展
按照《日本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方式，日本产值比重最大的制造业占比呈现收缩趋势，2005年占比224%，2012年为201%；产值第二大的社会服务业，从2005年的198%上升到2012年的2256%，产值第三大的批发零售业保持产值稳定，金融业和保险业逐渐下降，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产值比重最低的是农业，2005年到2012年保持在137%左右。如果按照中国的产业统计方式，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67%上升到2012年70%，第二产业从32%下降到29%，第一产业保持13%左右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从中国全国人口就业的产业构成来看，201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95%、第二产业就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可见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就业最大的行业。
研究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二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
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体现在二、三产业上，即影响第二产业年轻劳动力供应，但是日本积极的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政策对第三产业吸收老龄劳动力起到了良好作用。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的结构影响显著体现在第一、第三产业上，而吸纳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第二产业没有受到显著冲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冲击到中国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冲击到中国的制造业。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积极培育适合中老年人就业的工作岗位，发挥服务业对老龄劳动力资源的承接作用，注重年轻劳动力向非老龄劳动行业转移，盘活劳动资源存量，并配套改革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升增量劳动资源的质量。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产业，如医疗养护产业、生活关怀产业、日用品消费产业等，推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老年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需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以及预期寿命差异，发现两国老龄化过程在趋势上存在着相同的路径，日本社会的人口形态改变比中国提早约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与预期寿命增加都加剧了两国的老龄化压力，体现在养老金压力增大、资本供应比重减小、劳动力市场受到负向冲击等，因此两国都面临着人口政策调整、劳动力引进以及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的问题。
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更大，老龄化加剧增大了日本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受的影响还比较小，但由于中国社保体系成熟较晚，劳动者的投保结构与老龄化共同增大了中国养老基金的空缺。其次，从以储蓄比重衡量的资本供给来看，日本资本供给显著受到了老龄化的负向冲击，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与日本相反，老龄人口比重越多储蓄率越高，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更多的老龄风险防御的心态。再次，从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来看，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比中国更大，原因在于日本较早出现人口结构变迁，而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还尚未真正威胁到劳动力市场。最后，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层面，中国目前的政策还相对迟缓，精力主要放在“该不该生”、“生几个”等问题上，而日本则是从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综合为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保驾护航；在人口政策方面，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有弹性，中国相关的劳动力引进措施还比较保守；在老龄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日本1970年左右就开始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中国官方的提法还处于雏形阶段，尚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日本已经进入高度服务型社会，产业结构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匹配程度较高，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迎接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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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9-03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篇3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及所占比例较高，这给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及文化带来很大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结合经济基础相考虑，社会经济资源充裕，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相对轻松。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恶化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得不到足够保障，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对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到达一定阶段，便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需要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一系列老龄化问题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1.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2.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晚年的生活能力和早年状态息息相关，必须让青年一代重视健康，改变生活作息，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三、结语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篇4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的一个全球性难题。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都面临人口老化的挑战，只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步伐更快。不管是身处工业化还是发展中国家，各个地方的人逐渐变老之后，他们的健康风险、需求和疾病负担也开始趋同。这是国际决策和全球治理的一个基本前提。为了落实各种国际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在境内外做了很多政治承诺，也在健康政策与实践干预方面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老龄化问题的主流化是相互关联的。为了迎接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具有性别敏感性的顶层设计，并据此提供制定创新性的政策和公共服务。鉴于养老负担日益沉重、“未富先老”困扰、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等公共服务缺乏、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等因素叠加的挑战，惟有顺应国际潮流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制度与政策，重新配置医疗卫生和社会资源，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和满足老年人口，尤其是老年妇女不断增长的“刚需”。所以，在所有与老年人和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立法、政策和方案中，都需要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考虑到老年妇女和男子的特殊经验、问题和诉求，从而保证老年男性和妇女可平等地受益，并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特别重要的是，需要用生命周期探究赋权妇女和女孩，以消除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劣势积累。
加强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自己的问题。不论是老年政策，还是青年或者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政策都必须考虑到老龄化问题。老龄化不仅是老年妇女自己的问题，社会性别化的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交叉性的发展问题，涉及若干政策领域，如就业、教育、医疗保健、长期护理、养老保障、劳动力市场、住房、交通、文化、体育及性别平等的多个领域。在一个日益老龄化的世界里，社会性别问题和老年妇女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同消除贫困、提高女童和妇女地位、促进健康和改善环境等各种发展挑战都密不可分。中国亟需同其他各种发展议程联系起来通盘考虑人口老龄化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和老年妇女面临的困境。它也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共与私人部门、公民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及社会企业等携手努力。
增强妇女尤其是其中弱势人群的经济保障
老年人尽管分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益处，但与其他人群相比，老人的贫困率依然较高。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扶贫脱困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收入和财富的分布严重失衡。最近几年，国家才通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农合等举措加以纠正。这无疑给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带来了福音。然而，这些保障的覆盖面较窄，尤其是农村地区。要继续在城乡巩固和扩大针对老人尤其是庞大的农村老年妇女的社会保护和医疗保险。确保对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的社会保护落实到位。除了关注个人层面社会性别歧视的累积性影响，更需要重视收入和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及造成性别权力失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所有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社会养老服务、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由于老年妇女往往比老年男子更缺乏自立能力，所以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会从这类方案中获益更多。就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专门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和倾斜性政策是很必要的。
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或继续留在工作岗位
经合组织2006年出版的《活得更久，工作更久》研究报告提出，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时代里，阻碍老年人工作的就业与社会政策、实践和态度，不仅拒绝老年工作者就何时和如何退休做出选择，而且对于产业、经济和整个社会都会造成很高的代价。为此，它提出了一项涉及三个领域的改革议程：（1）鼓励继续工作；（2）消除雇主方面的就业障碍；（3）提高老年工作者的就业能力。为应对快速老龄化和由此引起的养老金不断上升的支付压力，一些发达国家已按国际政策的要求主动修正了有关退休的政策和立法，提高了法定的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尤其是妇女的年龄。有的发达国家将妇女和男性的退休年龄统一延长到了65岁，甚至是67岁。虽然一些国家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仍早于男性，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已明显晚于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城镇本地人口退出诙力市场的时间。
中国的退休年龄制度与老龄化的现实和时代潮流显然已严重脱节。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萎缩也在所难免。但是中国的退休政策是20世纪50年制定的，男性退休年龄一般统一为60岁，女性白领和蓝领分别为55岁和50岁。而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4.83岁，其中，男性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国家统计局，2014年10月）。妇女比男性差不多长了约5岁。到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了76.34岁（国家统计局，2016年）。这意味着多数妇女可以领取20-30年的养老金，有的可能比其工作的时间还要长。
在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愈来愈严峻的情势下，我们理应借鉴国际上的经验，顺应历史潮流，取消过早退休的强制性硬性规定，并逐渐将妇女和男性的退休年龄都提高到60岁，甚至是65岁。鉴于女性平均寿命较长，妇女的退休年龄也理应与男性一致。“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提法已浮出水面，但至今仍未落实。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Q定》就已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16年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重申：“综合应对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增强大龄劳动力就业能力。”
要发挥老人在“银发经济”中的作用，中国急需制定法律消除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和偏见，尤其是雇主对老年人继续工作的偏见。要通过增加灵活就业、终身学习和再培训的机会，消除就业障碍，帮助老年一代融入劳动力市场。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妇女的经济机会，这不仅有益于其经济赋权和福祉的改善，也有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若不及时纠正以往的偏差，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峻。
承认、减轻和重新分配主要由妇女和女童承担的无薪劳动
妇女承担了家庭再生产劳动、无酬劳动、照料工作的主要角色，整个一生中她们都不得不将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有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无偿为孩子、父母、配偶等照料生活。妇女常常在没有任何公共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应对料理家务和照顾家庭诸多责任。这些活动会限制妇女的就业机会、流动、教育成就及技能发展等。
鉴于照料老人的负担日趋沉重，为承担照料责任的妇女提供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社会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应为负责长期照料老人的照料者尤其是被照料者的配偶（主要是老年妇女），提供物质、心理和技能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特别重要的是，要增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支持性体系，以确保年老体弱的妇女和男性获得所需的长期照护，以实现积极和健康老龄化。为此，应鼓励有关社区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低龄老人给她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鉴于老年妇女的患病现状，也应鼓励男性老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家庭生活照料工作。为看护人员提供支持和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
提供公平优质的保健与长期照料服务
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对预防、治疗和长期护理的需求，应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中之重”。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加速了中国的流行病学转变，即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非传染病为主。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不断增加，目前已接近3亿人，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到中国总死亡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到2012年，中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533/1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86.6%。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前三位的死因，仅这三者就占总死亡79.4%的份额。像阿尔茨海默等疾患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呈上升趋势。更不容忽视的是，很多疾病还呈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带来更多富有挑战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由于老年人群体日趋庞大，慢性病患者的基数随之不断扩大，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增大，患病情况增多，有的老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疾病负担十分沉重。所以，需要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性质和范围与之相配套，也需要物质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的更多投入。这势必会加重业已超负荷的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
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结合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但迄今为止，保健服务的供给依然是按急性病设置的，而且很少关注生殖期之外妇女的健康需求，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服务等。为了有效地回应老年妇女和男性的健康权利和需求，相关的医疗设施、产品和服务需要做出适老化的调整。如前所述，老年妇女面临的健康问题主要是慢性传染性疾病。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和非传染性疾病快速蔓延，应改变以医院为中心的卫生服务方式，转而实行由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主导的各层次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综合协调的服务模式。许多疾病是不可逆转的，但也不威胁生命，而是更多地需要家庭照护而非住院。应当为罹患慢性病的妇女提供非医疗的居家援助服务以替代机构化的服务。多数疾病通过健康行为和支持这些行为的环境是可以预防或延缓的。即便是功能受损者或高龄老人，假如辅以辅助装置，如拐杖、轮椅或助动车，并居住在交通便捷的地方，他们仍可外出活动，去商场购物，参加社交活动。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的独立性并使其成为活跃的社会成员。
卫生等公共政策必须重新定位，以迎接老龄化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基于“健康老龄化”定义，提出了一个公共卫生行动框架。该报告特别强调为了回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卫生系统需要从以疾病为基础的治疗模式转向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综合关怀模式。这意味着亟待建立开展长期照护的综合系统。近年来，尽管中国在扩大医保覆盖面上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严重不足，社会安全网也很不完善。例如，农村医疗保险仅仅报销因住院而产生的灾难性卫生支出，诸如初级保健和预防服务却不在报销之列。这无法满足为慢性病患者提供连续性照护服务的需求。为迎接社会性别化的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中国迫切需要为全民建立一个可负担的适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特别是一套面向老年人的综合性的照护服务。
改变对老龄化和老年妇女的负面社会建构和社会偏见
社会规范对不同年龄的男女性提出不同的期望和要求，老年女性的形象以及人们对老年妇女的态度大多是负面的。社会观念也贬低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所以，根深蒂固的态度和观念的深刻转变是必要的。作为家庭成员、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和志愿者等，许多老年妇女和男性仍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承认妇女的潜力，摒弃她们是问题、负担以及脆弱的观念，是将妇女融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老年妇女不应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被动受益者，而是各种权利的拥有者和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成员。
关注所有年龄段妇女的发展与福祉
为了实现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要确保所有人，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享有平等机会对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也受惠于社会发展。《马德里行动计划》就呼吁要改变人们的态度、政策和方法，以确保老年人不仅被看作是福利的受益者，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老年人参与社会有多种含义，包括积极参与涉及其切身福祉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包含同年轻一代分享知识和技能，组织社团等。为了使老年妇女特别是弱势人群能为自己编织更美好的生活，应大力清除老年妇女参与社会的“绊脚石”。这是保障其权利的关键，也是其获得赋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加分性别和年龄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整理
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可为制定和实施政策与方案提供支撑。为了在所有发展政策和方案中反映老年妇女和男性的需要、观点和经验，必须致力于按年龄和性别收集、分析和传播相关数据。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里，关于老龄化的讨论居然几乎不见妇女或社会性别议题。老年妇女的不可见性会导致统计和公共政策的缺失，反之亦然。
关注妇女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弱势地位
中国和国际的经验都表明，针对老年人的发展政策必须关注性别歧视与年龄歧视及其他各种权力关系的交互作用。对于老龄化的回应必须是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而且应具有生命历程的观点。老年人口本身在加速老化，这个人群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而高龄老人中以女性居多。老年人的多样性还随年龄而增加，80岁的人显然比60岁的更复杂且多样。老年人跨越4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价值观、习俗和信念也各不相同，其多样化可想而知。要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老年妇女。尽管老年人群具有某些共性，她们却是一个异质性群体。老年人的多元性还源自于性别不平等与其他社会不平等交织互动。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里，老年妇女尤其是其中的脆弱群体，其中，包括单身、无子女、贫困、患病、残疾、寡居及高龄者等，应成为公共政策和政策行动优先关注的目标。这些人群在获取保健、教育、就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上面临更多性别和年龄歧视，但公共政策包括同老年人直接相关的政策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却很少倾听她们的心声。针对老年妇女中的“短板”，如农村、丧偶寡居、高龄、受虐、患病或残疾的女性老人的特殊诉求和问题，需量身定制设计特殊的干预方案以便有针对性地给其赋权。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篇5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及对我国的启示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浅谈城市规划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研究论世界城市建设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积极老龄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优策略美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做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弹性退休策略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应采取的对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规划解决策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中国道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哈尔滨市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措施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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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对策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89-02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时，这个社会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7.13%，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阶段[1]。200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7%。迅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主要是生育率下降的结果，而这一种关系很容易让人们引伸申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的话题。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关系，重新审视我国的生育政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二高三大”的特征，即：(1)高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速增长――从目前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左右。(2)高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比例以大约等于65岁及以上老人增长速度的两倍超高速增长。(3)老人数量大：本世纪中叶我国65岁以及以上老人将超过3.3亿，8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1亿。(4)老年抚养比大：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将等于目前的3～4倍。(5)地区差异大：由于人口迁移的影响，我国农村老人比例将高于城镇，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二高三大”的特征外，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史无前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提前了40多年。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7%上升到17%而论，中国将花费不到4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一般要花费80多年。二是老年人口数是世界上最多的。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三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目前，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多出2645万人。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西方人口学家得出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而不是死亡率下降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成立的。我国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杜鹏，1994)。联合国1973年出版的研究综述再次指出，生育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化的最大原因。尽管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解释有争议，但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生育率水平的转变，而加快了的生育率转变也就加快了人口的老龄化。
总之，计划生育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老龄化。但计划生育是中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的开展，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生育水平急剧持续的下降，必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展开。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毫无疑问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也不可避免地到来。其一，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还会再增加，一直保持到2022年左右，但同时劳动力人口迅速老化；其二，从2022年起劳动力的人口总数不仅开始持续下降，而且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如果继续实施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会使未来人口老化、劳动力老化和劳动力人口的缩减更加加剧[2]。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
2.社会经济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高龄老人的健康问题令人担忧。在老年人口中健康状况较差及有重病的占25%左右。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别人帮助的老年人，在城市为60%左右，在农村大约为75%[3]。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负担是很沉重的，并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老人的生活照料负担还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3.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
处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的储蓄倾向不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有明显的影响。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老年人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随着年龄的提高，储蓄水平降低。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的增多不但会降低总的储蓄水平，而且会抑制储蓄增长率的提高。这势必要影响资本积累和投资，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当然，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仅只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还将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老年医疗费用增加、医疗保障面临挑战、社会价值观变化等，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
1.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是生育政策却与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紧密相关，生育政策越严厉，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因此，中国应当用“瞻前”的眼光来对待老龄化问题。过度老龄化的人口是无法支撑起一个要正常运转的社会的，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人口过渡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固然，调整现行的严格生育政策并不能改变庞大老年人口数量的事实，也不会使业已存在的劳动就业压力缓和减弱，但可以调节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没有一个较合理的人口结构，没有一定比重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便不能实现。此外，这种生育政策忽视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性。人口自身再生产具有周期性、惯性大等特点，若以生育政策干预人口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生育政策对人口的调节是缓慢的，也是滞后的，必须“未雨绸缪”。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那种认为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应该越低越好的认识是错误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生育政策也一样。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2.政策建议
生育率的下降，一方面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人口老龄化。而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国人口数量仍然逐年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逐年提高。因此，如何理解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人口总量控制之间的关系将是计划生育政策抉择的重要前提。
从不同生育政策的假定条件出发，对我国未来人口进行了百年模拟预测，并分析研究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未来人口趋势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应把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即“两孩”政策调整方案和“晚育两孩加间隔”的政策。
通过应用2000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二孩晚育“软着陆”等不同政策方案下未来80年中国城乡人口、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女性婚龄人口短缺等进行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最后可以得出结论，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后平缓下降，其在今后80年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避免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等方面均优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4]。
四、小结
我国已经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中，人多不会再像过去是一个沉重负担。现在又逢已经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生育率上升一点，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好处，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生育政策。根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改进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把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原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2]李建新.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J].人口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