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意识(6篇)
小农经济意识篇1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
三、澄清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源于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不论是在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一直沿用的政策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虽然列宁后来也意识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并开始把满足农民愿望和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把农民利益问题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了。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农民利益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再次犯了剥夺农民、侵犯农民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所以革命很成功。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由于对农业的改造过急过快，迫使农民与土地、与劳动成果分离，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则是对农民生活资料和自主经营权的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而且把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标准与农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把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作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启动以解决农村问题和满足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使农民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摒弃“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论调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由于邓小平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而且也为党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以农民利益问题为突破口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创新结合起来的时代价值所在。
四、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的人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也是不行的。”[1]“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可见邓小平对农民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农民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政治变量，其价值不可低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显著。要稳定农民，必须关注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则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护。只有农民的利益不断得到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才会增强，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农民利益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来思考，把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与保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这对于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但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和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思想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实行的是剥农、夺农的重农政策。而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则是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利益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建立以利益为核心的机制，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护；既能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重农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深切关注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统领全局的新提法。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新重农思想是把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奔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求利益的目的，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经济上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善待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民利；在文化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讲民主、讲科学、讲公德等现代文明意识。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针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重农方面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免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和邓小平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农民利益的实现。通过重视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凸显的“三农”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小农经济意识篇2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从会议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实现小康水平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些长期性、根本性因素并未消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逐步扩大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可见，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是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又快又好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为此本文对县级农村经济发展规划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村建设经济发展规划
一、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问题分析和对策
1.1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农业结构矛盾
1）是中国落后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农业发展的封闭，保守，更复杂和广泛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水平较低。
2）是种植结构单一。主要作物小麦、玉米、大面积的种植，木头副渔业比例较小。水产养殖在南方和北方作物不和。高质量的产品的比例仍然很低，高效经济作物面积较小，农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主导产业优势没有发挥，不能很好导致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民经济发展缓慢。
3）是土地流转机制建设滞后。土地难以向优势产业和大户集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规模集约发展。
4）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畜牧业在农业、园艺、特色工业和人均收入很低，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比例，尤其是传统的畜牧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知道大多数的农民合作的主要方法。影响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观念和生产方式。中国的市场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的现代农业。
1.2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科技落后
农业产业化的技术水平不高，规模不大，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并刺激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产业发展能力较弱，和农民利益之间的耦合机制不太近，不足牵引作用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不能很好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技术在促进农业规模、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促进建设高效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农业结构的优化不是很好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化路径曲折。
2.3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教育水平落后
中国教育最大的缺陷是二元分割。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形式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教育之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缺乏理解的教育，大多数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于缺乏合格的工人。策略依靠科学和教育在农村，做了很多限制，阻碍科技进步的科技教育水平阻碍生产，形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农业发展越来越落后。
2.4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业服务体系不健全
首先是r业投入资金不足。多年来，农业科技、信息、标准化生产、防疫体系建设和农产品检测等投资的严重短缺，农村经济体系非常脆弱，失明的农民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以水利建设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农业抗风险机制不健全，农业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其次农业营销体系建设并不完美。出口平台建设滞后，农产品品牌意识不强，不能很好地创造自己的特色农产品，缺乏市场意识，使市场的竞争力。农业效率低下不能充分发挥农业地区的优势特点。
二、农村经济中面临农业问题的对策
2.1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1）发挥财政作用。在省级金融输入增量逐年增加一定数量的前提下，应积极争取，争取国家在我们省的投资规模方面，推出一个在自己的农业部门，提出“做”项目，计划在积极的一步一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一千斤”的方向和补贴，引导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农业倾斜，扩大在我国农村的农业投资。
2）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除了新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前沿，其关键在于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业化、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主要措施之一，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具有突破性发展。
2.2发展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
在发展目标上，我们强调以确保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有效的供给，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双重目标，关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这样会使农业高效提供出价值。在农业发展模式上，要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低效低值且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的实际出发，把高效生态新型农业作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模式。
2.3发展科教兴国战略
应该积极推行以教授“本土化知识”为职志的素质教育，改革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让教材适合农村是重要的，让教育适合农村，培养农村孩子具备适应外部和本土两种环境的知识与能力。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参与新农村建设，农村居民知足长乐的变换，困在过去，害怕风险，不讲效率的生产生活态度，摆脱落后的封建的小农思想。学习技术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发挥主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在未来，我们需要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三、未来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建议
要发展新农村经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我们要改革农业产业结构，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涉农优惠政策，切实用好政府的财政补贴，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积极开展科教兴国，以科技来带动整个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发挥农村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四、结语
农村经济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好基础发挥农村基础设施的作用，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健康良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只要我们不怕困难，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问题指日可待。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是蒸蒸日上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张月瀛：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分析[J].学习论坛，2009（07）.
小农经济意识篇3
二、三产业不但规模小,而且十分落后、乡镇负债问题的产生也与一些乡镇干部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意识浓厚有关,等。具体材料详见:
内容提要在中国乡镇负债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根源。权力集中型政治体制是导致乡镇负债的政治根源。经济的不发达是产生乡镇负债的经济因素。农民文化的特性是诱发乡镇负债的文化致因。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乡镇负债问题的社会根源。解决乡镇负债问题,必须系统推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关键词乡镇负债根源探究
目前,乡镇负债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解决好乡镇负债问题,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需要,而且也是中国改革能否进一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条件。从现状看,产生乡镇负债问题的根源是多元的;解决乡镇负债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政治方面来看,政治权力体系运作的不规范是导致乡镇负债的政治根源
有关研究表明:集权的官僚体制有一种财政支出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特别是当集权体现在政治领域,而经济领域开始分权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就会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假定地方财政可以一致地追求地方整体利益,经济上的分权仍然加剧了集权政体的财政压力。因为经济领域内的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但地方政府在集权政体下没有被纳税人直接监督的分险,没有必要完全迎合纳税人的需求。另外,从本位利益出发,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地方公共品供给有很大关系。这样就有可能产生:一是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吸引了资本和人才的流入,使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进而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那么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创造不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就会加剧地方政府财政的困境,使负债成为必然。所以,集权体制下的财政与民主财政有很大区别。民主财政下支出和收入必须经过预算,政府的支出体现在必需的行政管理和公共品供给上。而集权之下财政收支可以不经过预算,政府的支出效果依赖决策者的偏好和判断力。这意味着即使地方政府不寻租,仍然可能出现公共品供给不足或过度现象。其次,集权政体下中央不会放弃财政资源的直接管理权,这就意味着地方没有相应的税权,无法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设置合理的地方税种,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主体税种产生体制内收益。然而,经济领域内的分权事实上又把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很大一部分下放给地方。这样,地方政府对本位利益的追求导致了相互之间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与过去的争夺上级政府的财政资源,而是在保持这种竞争的同时,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通过公共品的供给来提高本地的竞争力。因此,地方政府的竞争产生了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从而为政府负债提供了可能和必要。再次,在集权体制下,监督功能弱化,无法控制政府的扭曲行为。在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不仅和地方经济发展有关,更和上级政府的任命有关。因此,在缺乏最终监督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利用职权把财政资源转移为个人福利,进行寻租活动。这种官员的寻租加大了政府收支的矛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集权制的背景下,财政支出本身就有自我膨胀的刚性;经济领域内的分权改革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膨胀趋势。因此,解决目前中国的乡镇负债问题,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就是要逐步采取分权化的改革,切实建设好乡一级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本质上就是民主财政,加强公共财政建设核心就是要推进乡镇民主建设。为此,
1、要充分认识到乡镇负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应在整个宏观体制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
2、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地方分权模式。一方面,应积极推进地方的分权尤其是乡镇分权的改革。分权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回撤,是国家从民众生活中的退出。国家不仅放松了对地方和地方居民的政治控制,而且也在事实上废弃了一些体现和象征国家权力介入的制度。分权既提供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但也会加剧各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央政府应建立完善的政策协调体系,以推进分权改革的合理化进程。
3、要积极推进地方基层政权的法治化、科学化建设。
4、大力推进地方基层政权的民主化进程。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民主化与现代化相偕而行。当然,同如何人类活动一样,民主化进程必须也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启动和运作,并据此选择相应的方式和途径。在中国,民主化进程起步时间不长,特别是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习惯,民主政治建设缺乏经验。要逾越各种障碍和困难,顺利推进民主化进程,选择合适的方式和途径尤为重要。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二是应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三是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力。
二、经济的不发达和财源不旺是造成乡镇负债问题的经济根源
从有关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乡镇的经济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总量明显偏低。二是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
二、三产业不但规模小,而且十分落后。所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的财源仍然是一种以单一的传统农业为主的财源结构。这样的财源导致财政收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财政收入绝对规模小。由于欠发达乡镇绝对经济规模偏小,再加上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含税量”小,这些乡镇财政收入自然要少些。二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在
二、三产业落后的情况下,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收入。近年来,因为国家已经不再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鼓励粮、棉、油的生产,传统种植业的盈利水平已经非常低下。这导致以此为生的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并间接制约了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三是财政收入不稳定。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经济作物都要受到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其收益水平波动性很大,从而导致财政收入的不稳定。所以,积极发展经济,壮大乡镇财政实力,是解决乡镇负债问题的又一根本途径。为此必须:1应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比较优势,按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根据市场机制配置农业资源要素。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这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循序渐进,要特别防止行政干预。要根据各地实际,以多元化模式发展农业产业化。
2、乡镇政府应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服务组织的发展。3应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一条增加乡镇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乡镇府应积极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应为它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4、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发展
二、三产业。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上,必须调整乡镇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即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农业大省中的乡镇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调整了结构经济就能振兴,不调整结构经济就难发展。
5、要进一步提高乡镇管理经济的水平和能力,这里应尽量减少行政性命令,而是应尽可能为经济做好服务工作。
三、小农文化中天生的机会主义等意识是产生乡镇负债问题的文化根源
乡镇负债问题的产生也与一些乡镇干部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意识浓厚有关。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是产生机会主义意识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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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从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为”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因为虽然“博弈”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但一方没有必要担心另一方的主动“报复”,从而也就无形中助长了小农意识的机会主义倾向。另外,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也促使了小农心态中机会主义意识的产生,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小农最现实的选择是“拾到蓝里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行为等等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其次,从小农经济的现实表现看,小农经济的其他特性也使机会主义意识更加根深蒂固。如保守性意识,保守性扼杀了风险意识,从而使人更注重于“近期交易”而忽视“远期交易”。另外,依附性的人格意识也使人缺乏了自主平等的观念,从而也衍生出一种不对称心理,这种不对称心理具体表现为要么是具有自卑倾向,要么是具有自大倾向,而这两种倾向都容易诱发机会主义心态。还有小农的多神崇拜,深层次也在体现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底蕴,同时又进一步固化了机会主义意识,等等。
从当前乡镇干部的构成来看,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所以农民文化的种种特性无不在乡镇干部的身上打上深刻的烙印。所以,农民文化的种种劣根性,如机会主义的心态也将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在政府管理行为中,就会表现为重短期、轻长期。乡镇负债中的有些项目可以说是乡镇干部机会主义心态的直接产物。另外表现在乡镇干部中重局部、轻整体,以及好大喜功,爱做表面文章等行为深层次都是农民文化的具体体现。这些行为对诱发乡财政支出扩大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小农经济意识篇4
1.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我国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建设而来，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与农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历史因素、重工轻农思想、重城轻农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工农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农村设施差，教育水平落后，科技水平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济发展缓慢也影响到了社会和谐。发展农村经济不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具体表现。
2.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到了202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新“三步走”战略的一个目标，也是社会的奋斗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都是农村，根据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截止到202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需要达到8000元，近年来平均年增幅为4.0%，这是无法达到需求的。在近二十余年之中，虽然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农村面貌变化并不大，如果这一现状无法得到扭转，是无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为此，必须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走特色化的工业发展道路，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3.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要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现阶段来看，促进经济水平增长的渠道有贸易、投资、消费几个方面，我国经济水平发展主要是贸易与投资。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发展缓慢，虽然农村人口基数大，但是他们消费需求小、消费水平低，无法拉动内需，供给与需求不对称必然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水平。从这一层面而言，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点在农村，扩大农民消费，发展农村经济也成为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渠道。
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现代化农业就是应用先进管理措施与现代化科技水平对农业开展集约化、规模化、农场化、市场化管理的活动，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产销一体化农业。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可以从以下几渠道开展：第一，提升粮食生产量。为了有效提升粮食生产量，可以采用田间灌溉、土地整理、品种更新等措施，提升粮食单产量与土地产出率，发展优势产业带，实现标准化、专业化以及区域化生产，提升粮食效益与品质。第二，注重特色产业基地的建设。在未来阶段下，需要做好特色产业基地的建设工作，注重地方优势产业的发展，从各个渠道来提升农产品综合竞争力。第三，促进龙头企业的转型。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需要鼓励各个地区龙头企业的转型发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保障各个地区龙头企业的综合效益。第四，做好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要切实促进农业的增产增收，还要做好农村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为农民提品加工服务、市场预测服务、价格信息服务、营销物流服务，形成科学的服务网络。第五，改善生产环境。各级政府需要适当增加农业投资力度，做好农村生态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农村水利建设以及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促进生态环境与农村各项产业的协调发展。
2.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工作就是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综合生产力，种种实践证实，发展农村劳务经济，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是一个见效快、投资少的经济有效渠道。就现阶段来看，农民依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资料显示，我国耕地总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1亩，不到美国的1/6，俄罗斯的1/8。目前，我国农村实施的是一家一户土地经营承包制度，要想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在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在市场与资源因素的影响下，单纯依靠农业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劳务收入开始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够达到繁荣农村的目的，才能够提升农业效益，采用劳务输出方式可以有效减少农民数量，避免过多的人口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压力。与此同时，还能够将多余的土地资源贡献出来，促进土地集约化经营发展，集中经济发展现代化农业，保障农民实现增产增收。除此之外，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也是推动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的要求，农民外出务工可以获取到经济收益，还能够接受城市文明的感染，增长见识、开拓视野，提升自身的竞争意识、创业意识与风险意识。
3.提升农民综合素质水平
农民的素质水平对于新农村建设质量与建设速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就现阶段来看，我国农民综合素质并不高，还存在很多的文盲与半文盲，大多数的农民也未接受过系统、全面的技能培训与职业培训。农民科技水平与文化素质水平低、法制意识淡薄，要真正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就必须要依靠懂技术、文化素质水平高、会经营的农民。为此，必须要做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为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提供动力。
4.实施农村土地流转
小农经济意识篇5
[关键词]农民；观念；变；不变
随着“三农”问题引起关注及其理论上的思考，农民主体性成为热点，农民观念已成为研究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看，农民观念的研究成果喜人，但多局限于某一特定时空，对于从长时段尤其是对近一百年来农民观念的宏观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民观念之易与守，正如马克思所说，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纵览20世纪与中国农村有关的大事：上半叶中国有三次内战，下半叶中国有三次均田。农村经济有变与不变之分，农民观念也有变与不变之别。
一、农民观念之变
(一)土地革命与农民观念之变
1被剥夺意识强化，革命意识萌生。在长期战争环境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政府只能有两个同向选择：一是筹集内外资金，增加军费开支，实行赤字财政；二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加速军事工业——不生产市场交换产品的政府垄断工业发展，不断追加政府投资而没有社会效益。因此，解放前的中国政府必然通过不断增加赋税，加剧对包括农村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剥夺。民不仅要养活统治阶级，而且要养活军事工业和军队，这些表现为农民赋税的加重，农民被剥夺意识强化。这种强化达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挺身而出和对革命的响应，朦胧的革命意识萌生。
2宿命等传统意识淡化稀释。从农村土地的安排不难看出土改前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旧中国公田数量很大，种类很多。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曾有比较客观的分析：祖宗方面(即祭田、祀田)占了60％，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即庙田、寺田)占去了20％；公益方面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方面的用田，即学田，一是桥会、路会、粮食之类，即社田各占10％。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祖先的崇拜乃至家族本位意识都比较强烈；农民的宿命意识比较浓厚，在多重压迫下，他们不是自然的、社会的、甚至自己的主人，把对自己的支配交给神秘的力量——神仙鬼怪。功利性政治投机意识浓厚，农民还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弟能“学而优则仕”，一则光宗耀祖，二则能保护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利益，而公田真正的用于便利人们实际生活的反而仅10％左右。以农民(包括地主和富农)按人口平均占有地权为基础内容的土改，事实上是一次按照传统村社血缘地缘关系，把过去农村中的公田也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的彻底的私田化。随着公田的丧失，附着其上的祖先崇拜、家族本位、宿命、功利性政治投机等传统意识和观念也开始淡化和稀释。
3阶级意识高涨。对当代土地制度影响最为重大的一种观点来自毛泽东。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道：(江西和湖南两省)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他在《寻邬调查》中写道：大中小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5％，占有30％的土地；富农占人口4％，公田占40％，为地富所把持。亦即7.45％的地主、富农占地70％。他的《兴业调查》指出，占人口1％(加上不在村地主2％～3％)的地主占有土地40％；富农占人口的5％，占土地的30％；另有公堂土地10％，实际为富农所把持。亦即6％-8％的地主、富农占地80％。据此，中共中央得出了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地70％～80％，而占人口90％以上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土地的20％-30％这样一个作为中国土地革命依据的一般性结论。。通过土地状况的分析，把农民的被剥夺感成功地转移为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紧张，这种对立和紧张为伴随土改而宣传的阶级斗争观点找到立足点。传统农民意识和观念的稀释和淡化所留下的空白遂被阶级意识所填补并日益凸显。
(二)均田与农民观念之变
1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起的农村集体化属于承担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制度成本的一种组织载体。立足于苏式的城市大工业的政府经济，不可能与土改后形成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进行贸易。这种客观矛盾，使中国放弃了“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战略，转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由此，就形成了对农产品的垄断和对农村劳动力的集中使用的集体化。这些，都是通过1956年推进高级社以后的农村制度安排实现的。同期现实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以及理论上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宣传，使社会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
2宗族意识进一步弱化。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主要在自然村内部建立互助组、初级社，到了1956年大办高级社，开始以乡为单位并大社打破传统小农村社经济制度长期形成的以自然村地缘关系为主的财产权益边界。高级社基本上简单的合并，把原来的初级社改为生产队。其中主要的问题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农民的私有产权和家庭经营。突破传统社区血地缘关系的土地产权边界，不再按照自然村社建立生产组织，这就打碎了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制度的组织载体。高级社形成以社为基本单位的财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相当于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度盛行的“大队核算”。而高级社建立仅一年之后即在全国推行的、被人们称为穷过渡的人民公社，只是把这种基本制度又提高了一级，亦即从大队核算升级为公社核算了。跨自然村落组织出现了，农民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弱化。
3民主、效率、公平等意识零星、持久的注入。在农村改革后基本上恢复了的小农经济只是形式，其内在关系和外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已经树立起来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庞大的城市工业。在这种外部的宏观环境变化的约束下，即使小农经济的农业也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传统社会，只能以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创新，面对并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农民虽然形式上似乎退回到传统小农，但此小农已非彼小农：经常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们会将现代城市的效率、公平、休闲观念带入农民中传播。影响小农、组织小农的不再是昔日的地主或士绅，而是
村委会等自治组织，这种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经营的载体是孕育、培养、提升了民主意识。小农意识之壳中越来越注入新的内容，小农意识原版重复的担忧已属多余。
二、农民观念之不变
土改是新中国立国之基，广大农民历史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理想。但在基本制度方面，土改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由于人地关系资源约束没有缓解，土改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这种利于形成租佃关系的产权制度。家庭承包在老百姓那里从来就是“大包干”，但若欲把握其实质，则是恢复了公田和私田并存的两田制，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全权分离等等，或虽变却为旧观念提供了新的载体从而起到了延续传统观念的作用，这些成为农民观念不变的经济前提。
(一)宗族意识尤存
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复查后结束，大多数地区都实行了土地损补政策，但损补的最基本单位实际上是以村为单位来具体操作的。所以，土改实质上是以自然村社为单位的土地均分制。加之锄头、镰刀这种简单工具所代表的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决定作用，高度集体化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实质性改变，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小于等于两个小农。在高度集体化带来的、被成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的压力下，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又通过1960—1962年的体制调整，退回到以血地缘关系为财产边界的村社集体经济。1978年以来大包干所体现的是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的成员权，产生了与两权分离和双层经营相适应的内部共有、对外排他的小农村社所有制。村社所有制有与血地缘观念、宗族观念相互辐射、渗透、强化的功能。从历史变迁来看，土改到现在的“大包干”，作为宗族之根的村社所有制度尽管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生外在的变形，村社共有制和宗族观念弱化，但实际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并且事实上经历了近30年村利：土地和财产集体化的制度经验，在规定村社集体拥有土地、水利和其他生产设施的所有权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形成“小农村社”经济而固定下来。由于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短期内不会改观，在可预见的将来，小农村社制将长期存在，宗族观念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二)均平意识故我
农民的均平主义是一种不顾起点和过程，追求结果的平等观，要求人与人之间在工作条件、物质分配和个人需要方面绝对平均。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工作方式，都具有重复性和相似性，阻碍他们交换和其他联系，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之间相似性。马铃薯似的相似性感受使得他们将其扩展到作为结果的财富形式的平均。体现中国农民均平理念的农地初始产权的配置，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政府改良。到民国一朝，却不再有条件像历代统治者那样做，由于推翻清朝统治者之后是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没有造就全国范围的人地关系调整的机会。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纲领，尽管其中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并没有发动农民起义来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提出二五减租后把地租比例改为三七五的改良政策，事实上没有真正实行。新中国政府由于其性质和威望，有能力就人地关系做出调整，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首先作为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只好按人口平均分配，亦即只能体现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第一原则相对立的公平原则。这些成为新时期延续并加强农民传统均平意识的现代载体。
(三)循环意识绵延
循环意识主要是自然、社会现象给予农民的启示。循环意识既来自对自然的观察，也有对生活和历史的直觉和感悟。自然界，寒来暑往，月盈月亏，花开花谢，周而复始。生活领域，贫富无常，“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富者贫，贫者富，贫富反复无常。历史领域往往是：改朝换代之后统治者先推行“均田免赋”，接着出现土地向地主集中或豪强大族占田，社会矛盾激化再发生改朝换代。这一幕又好像在农民身边重演，农民在有生之年，或凭记忆都似乎经历从起点到终点的轮回。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随人口不断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土地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向少数人集中，随之出现了两种制度现象：一是两田制，即在所有权上表现为公田与私田相区别；二是两权分离，即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向自耕农相对集中。在高地租率的压力下，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即中农和富农)集中。早在解放前已存在的两田制和两权分离，今天再次出现，伴随着这种重复是小农形式上的回复。这些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制度的回复，起到了复苏农民循环意识的作用。
(四)贵土贱农观念挥之不去
国家得到全局稳定这种制度收益的同时，没有支付的成本是由农业部门来独立承担的，并且由此而形成的这种基本制度也就不得不赋予农村土地三重功能：农业生产要素、农村生存保障和农村社会稳定。三重功能中，生产要素的作用最小，生存保障的作用最大。在当前农业外就业有限的情况下，土地养家糊口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民的“贵土”意识随之强烈。但贱劳、贱农意识却挥之不去。在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和土地占有无限析分的财产制度下，历史上小农经济土地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的基本特征并不会因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商品率提高而得到根本改变。在现行法律环境下，土地这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远不如劳动力。一旦劳动力价格由市场决定，并且以不断抬升的外出打工的工价作为农村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参照，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也就从过去不计劳动力投入的成本，改变为需要考虑劳动力与其他可替代要素的比较收益再决定是否投入。这也就提高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由以前劳动的不计代价和市场化之后与外出劳动报酬的比较劣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从事农业劳动，从“轻劳”进而“贱农”。“贵土”与“贱农”看似矛盾却同时并存的意识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三、结论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一定意义上说，观念是经济的附着物。近百年以来，或因革命政权的夺取、或因现代化建设等对土地制度的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占有、使用、支配、受益发生变化，附着在其上的观念也发生变化。农民赋税的加重，农民被剥夺意识强化。这种强化达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挺身而出和对革命的响应，蒙胧的革命意识萌生。土改事实上是一次把过去农村中公田也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的彻底的私田化。随着公田的丧失，附着其上的祖先崇拜、家族本位、宿命、功利性政治投机等传统意识和观念也开始淡化和稀释。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起的农村集体化是通过1956年推进高级社以后的农村制度安排实现的。同期现实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以及理论的宣传，使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伴随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跨自然村落组织出现了，农民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已经树立起来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庞大的城市工业。经常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们会将现代城市的效率、公平、休闲观念带入农民中传播小农意识之壳中越来越注入新的内容。而农村有些制度不变，或形变而实不变，或虽变却为旧观念提供了新的载体起到了延续传统观念的作用，粘连其上的观念也变化不大。小农村社制度长期存在、土地按人口而非劳动力平均分配、两田制和两权分离的再现、农民土地的三重功能以及与外出劳动的比较劣势都是宗族观念、均平意识、循环意识、贵土贱农观念等存在的经济根源。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观念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作为观念之根的现实的消灭，观念也将自行消灭。农民观念的现代转型，不仅仅是宣传、教育、感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不触动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被思想运动清除掉而成为历史的东西又会卷土重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2页。
②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于《读书》1999年第12期第3至11页。
③④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版第121、108、101、185、206、208、201、39、165、168、158、35、39、100、35、97、28、43、4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⑥《毛泽东农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18)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64至65页。
小农经济意识篇6
关键词：农村经济；管理；思考
一、农村经济管理的含义、目的
农村经济管理，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此区域的经济、市场大环境中，以政府出台的经济方针为理论依据，自觉地、有组织地开展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农村经济管理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农村的经济，调配农业生产、农民消费的整个过程，以此来实现对农村经济的管理。总而言之，农村经济管理，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拟定经济发展的规划，然后对此规划的落实实施调控和管理。
二、农村经济管理的实情
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也是硕果累累，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提升非常明显，然而，现在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在落实过程中，依然遇到了很多问题。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农村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协调不到位的问题。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相比，经济管理工作相对落后，这将非常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改善这一现状，努力提升农村经济管理的整体水平，帮助农村经济的发展更长久、更稳定。
三、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负责农村经济管理的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在我国，负责农村经济管理的队伍，主要是由当地农民构成，尽管这些人非常熟悉当地的农业生产状况，有助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人的整体素质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的管理技能几乎没有，管理理念也很落后，不愿意接受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措施。另外，这些人来自农村，他们负责管理工作容易产生和自己相关的利益关系，特别容易出现偏袒现象；同时，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自我满足的小农意识降低了农民的竞争意识。同样，负责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也是缺乏竞争意识，不能科学掌握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没法将最先进的发展意识传递给农民，导致农村一直处于原材料的原产地，农业产品附加值太低，农民实际利润少得可怜，缺乏市场竞争意识。
（二）农业资源浪费严重，产业结构不够优化
最近几年，我国农村有很多的耕地闲置，农民更愿意进城务工。因为资源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原因，农村本身的吸引力就不够大，再者，农村的收入普遍偏低，耕地的价值体现不出来，这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农业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当前，农村逐渐实现了产业化，以前的自产自足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一模式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所以，农业的产业结构务必要进行优化，满足人们的需求，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然而，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根本意识不到这点，管理工作不及时，农业产业结构不够优化，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管理机制不够先进，政府的资金投入不够
整体上来讲，我国农业的相关政策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相比，落后很多。区域之间的差异化，会使国家出台的政策，很难满足所有地区的发展需要。农业相关的政策，只停留在资金补贴这一环节，其他性质的政策仍然很少，不利于农村经济管理的落实。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我们只有通过深入改革，才能更好地将这些问题解决掉，否则的话，农村、农业的发展都受限制，社会矛盾会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
四、相应解决措施
（一）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应该提升农民综合素质，让农民既有文化，又懂技术，同时还会经营，实现农村的人口压力渐渐转变成优质生产力。首先，要做好农民专业技能的培训。将农村科技部门的作用发挥出来，让科技人员为农民讲述一些实用的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科技化，同时，做好农民成人教育工作，提升农民就业、自己创业的能力。其次，做好农民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工作。第三，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作为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思想意识要先进，整体素质要时刻提高，积极引荐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为农民举办农业经济理论相关的培训，传递先进理念，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助力于农村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
（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提升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进资金，提升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实现工业化，带动经济的发展。首先，完善相关的扶持、优惠等政策，鼓励有实力的个人或是民营企业带动农村当地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其次，改善投资条件，吸引外资注入，优化经济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制定积极的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第三，支持农民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加特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切实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健全经济管理机制
首先，政府要增加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在教育方面，持续改善教学条件，提升农村的教育整体质量，救助贫困生；在医疗方面，提升农民的合作医疗参保率，增大新农合医保的覆盖面积，提升农村的卫生条件；在文化建设方面，多开展技术、文化等相关内容的下乡宣传活动，传递精神，传播文化，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其次，实现农村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多元化的经济，为农民增收，缓解基层债务矛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做好农资市场的管理工作，严惩投机行为，维持农资价格稳定，为农民减轻负担。第四，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持社会稳定。
五、总结
总之，落实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让干群关系更密切，可以让农村发展更健康。因而应该立足现在，统筹计划，促进发展。当然，现在的农村发展，问题和挑战同时存在，我们要坚定决心，切实落实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杜艳芳.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农民致富之友.2016(22)
[2]李忠民.小城镇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才智.20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