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定义(6篇)

时间：2024-06-15

伦理学的定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研究；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传播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开始走向崩溃和解体，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没有建立，西方伦理思想又不能对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之法，而中国人民又迫切渴望一种新的伦理思想指引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上取得胜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因此，中国马克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伦理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和屈辱后中国人民迫切渴望新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生活准则进行指导的价值使然。

一、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嬗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必然产生的时代要求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思潮的涌入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社会格局开始发生改变，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开始不断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的路径，力求实现伦理道德的现代化，但是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入侵，向西方列强寻求救国真理的美梦就这样被彻底打破了。鸦片战争之后，鉴于封建社会世俗伦理道德的沦丧，世风日下，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的具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家，开始猛烈地批判在当时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伦理和程朱理学的伦理价值观，提出了“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等伦理道德观念，试图解决当时存在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站在开明地主阶级的立场去寻求解决方案，而这种与生俱来的阶级意识局限性让他们无法深刻认识到封建社会政治黑暗和道德沦丧的社会根源，也就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只能是对原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罢了，注定他们的伦理思想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超越。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对当时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影响深远。洪秀全从农民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实际出发，用西方基督教中普世价值观的伦理思想作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思想武器。但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天下一家，人人平等”主张，只是把农民的朴素平等观和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进行了简单的杂糅，好让大家拿起武器反帝反封建，试图建立一个“太平天国”的理想社会。然而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物质基础上的社会理想，难免会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注定了他的伦理思想具有局限性和矛盾性。事实证明，他提出用西方基督教中的伦理思想解决当时社会日益堕落的道德危机的方法行不通，也说明农民阶级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提不出真正科学的、先进的伦理道德学说。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史上又一次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活动，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资产阶级新派人物。他们主张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来反对中国的儒家传统伦理和程朱理学的伦理价值观，提倡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以他们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对当时的封建伦理造成了巨大冲击，影响深远。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派所提出的伦理思想具有早期改良主义的特性，对反封建统治的决心不够彻底，对封建统治阶级抱有一定幻想，试图经过统治阶级主导变法和社会变革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再一次告示走改良主义道路注定不成功。改良不成，必继之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强调政治革命必须以道德革命为依托，培养一种“替人服务”的新道德。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民族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新的伦理道德观的提出和宣扬彻底打破了两千多年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枷锁。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天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得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裂不够彻底，随着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闹剧的发生，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成果就这样被窃取和断送了。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不能救中国，虽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与之前的伦理思想相比有了相当的进步，但仍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差异。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维新派、中国资产阶级都先后提出各种伦理思想，试图为中国未来的命运寻求出路，但他们终将没有成为引领社会道德发展的趋势，更无法凝练出一种能够救国救民的新道德人格。中国人民依然走在寻求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道路上，迫切渴望一种科学的、先进的伦理思想的出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传来，犹如一阵清风，给处于困惑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命运。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内在品质

纵观西方古典伦理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否定社会存在与道德关系，割裂经济基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否定道德存在与道德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脱离了社会实际，而从主观上为人们制定的一套道德行为和规范体系的学说，往往不能解决人们在实际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成为一种说教和非科学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一种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学说，是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紧密集合在一起的学说，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注重理论解释世界，而且注重从实践改造世界。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全面系统的阐述了无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揭示了人类道德发展的规律，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价值，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历史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直接来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是对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崇高道德精神和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马克主义伦理思想认为道德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道德伦理应该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主义伦理思想还认为无产阶级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发展的一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结束之后就会进入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社会类型，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只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过渡，共产主义道德才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高形态和类型。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唯物辩证法角度肯定利益对道德的决定性和道德对利益的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道德体系与之相适应，道德具有不同的类型，并反映不同时代、不同范围内人们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关系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关系。新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出现，必然反映在道德上，并形成与新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相一致的道德观，由此推动道德的变化发展。一旦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处在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之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迟早要产生相应的变化。因而，利益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道德问题，道德是经济关系的反应和体现，经济关系及其表现的利益决定道德的本质、基础和基本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强调以道德实践为基础，道德为道德现实生活服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道德实践和道德生活作为研究方向，认为全部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凡是不能在社会实践和行动中产生的知识都很难说真知灼见，凡是不能指导人们行为的知识都很难产生真正的力量。因此，道德不仅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种实践行为，是一种产生理论并需要理论指导的行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实践的伦理学，注重道德改造和道德完善的伦理学，它不仅对现实生活的道德生活多有批判性思考，更对伦理道德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在世界伦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没有哪一种伦理思想能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一样成为人类文明道德建设的伟大旗帜。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质上是在儒家伦理思想文化无力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道路上的一种崭新探索。经过20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之后，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问题，塑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魂，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能担当此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看来，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一种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先进伦理学说，更应该借助马克主义伦理学说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救国救民的伦理文化。

（一）在道德原则和价值目标上，既反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和等级服从的道德原则，也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道德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强调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核心。同志在论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任务时的任务和要求时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最重要的是抓住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在全社会倡导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倡导集体主义精神。”[1](P1094-1095)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每一个公民要大力培养的精神意识，而集体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

（二）在价值评价标准和道德价值体系方面，主张建立一种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在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只从自然属性上谈论人性，认为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来抽象的谈论人性。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2](P864)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观察一切的善恶标准，本身充满了革命道义的精神，邓小平、把的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发展为“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文化水平。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就是要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正确的统一和集合起来，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本质上要求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用人民群众的功利来凸显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再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

（三）在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伦理文化遗产和学习西方伦理思想的问题上，既要反对盲目崇外和不加甄别的全盘接受西方伦理思想的学习态度，又要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辩证的科学精神去吸收西方民主的精神，抛去封建的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者认为对待中西伦理思想文化，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是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伦理学说，只有以马主义伦理观为指导，学习西方先进伦理文明成果，继承民族优秀伦理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建立一种立足本国实际，走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伦理道路。

（四）在中国伦理文化出路和发展问题上，既要反对全盘西化，又要反对新儒家的反本学说。中国化马克主义伦理思想认为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才能拯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才能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和道德规范才是中国现代伦理文化发展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伦理思想把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道德又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基础之上，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它来源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最科学、最先进的道德。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始终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和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文明的深刻思索和不懈创造的文化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开创了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伦理学的定义篇2

关键词:制度;制度伦理;制度创新

一、制度与制度伦理

要理解制度伦理,首先就要了解制度的含义。对制度,定义不一。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罗尔斯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以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类型行为能允许,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马克思的见解比较深刻,他认为制度是“具有规定和管理一切特殊物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特殊物”。因为制度对个体行为起着普遍性的约束作用,个体行为普遍受其制约基于对制度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执政制度就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价值目标而设计的,需要执政主体遵守的规范规则。”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制度就是人为制定的在一定社会中起普遍约束作用的控制个体行为以确保他们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范体系。

对制度伦理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较为为大家认可的说法认为制度伦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是指政治、行政、企业、学校等机构所规定的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及道德价值理想,也就是制度本身的合乎伦理性、合乎道德性。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政治制度,其内容更具有伦理价值与道德精神的追求。制度伦理化是制度文化在当代所追求的目标,是制度价值的体现。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特定社会下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准则提升规定为制度,以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体现伦理的法律化。

依照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制度是不应被包含在伦理之中的。伦理与制度都是一种规范体系,但伦理规范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发挥其功能的,因而具有非强制约性,而制度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出来用以约束和调整人们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准则、规则,具有强制性;伦理所整合的对象远较制度整合更为广泛,触犯法律的行为一定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而道德所谴责的对象不一定就是法律所惩罚的对象;制度惩罚一般都是物质形态的,而道德惩罚则主要表现为良心责备和舆论谴责。因此,不可把二者等同起来。制度伦理概念的存在完全是由制度与伦理在基本职能上的一致性这一点决定的。

从对制度及制度伦理的诸多含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就是某种准则、规则体系,而制度伦理本质上也是一种规范体系。只是制度上的准则和规则是明确规定了的,而制度伦理规范则是以风俗、习惯、良心、舆论的形式存在的。既然都是一种规范体系,那么它们在基本功能上就是一致的,即都是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节各种利益矛盾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

二、制度伦理功能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伦理的功能

将制度伦理分为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观点,决定了制度伦理的功能同时也包括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化层面的功能与伦理制度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

1、制度伦理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1)制度伦理的评价功能。制度伦理的评价功能表现为制度伦理为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伦理的价值尺度。要谋求制度的公正与合理,就必须具有制度合理性的伦理评价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主体性意识的加强,人的主体因素和“应该如何”的价值意识也越来越多地对社会关系发生作用和影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伦理“这个实体是在自我中解体了的存在,所以它不是死的本质,而是现实的和活的本质。”正是这种价值尺度,可以使人们对制度本身做出道德与否、好坏与否、合理与否的评价,从而促使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2)制度伦理的调节功能。制度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既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会矛盾的调解方式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是人类对自我的内在管理。制度伦理对社会关系体系具有调节功能,其目的在于创造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制度伦理的调节功能是通过调整制度伦理关系,使各项制度及其运行处于和谐发展的秩序中。(3)制度伦理的整合功能。制度伦理的整合功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中的行政道德化建设中。行政道德化是指行政管理中,其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能够协调行政组织、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改善行政管理的服务供给,使整个行政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

2、伦理制度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1)制度伦理的规范功能。制度伦理的规范功能来源于制度化规范与非制度化的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制度化规范的强制性与规范性源于道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一种内在的管理与规范,其力量在于得到人们内心的普遍认可。制度伦理作为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必然具有对特定主体和对象的规范与制约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对制度主体的规范功能和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功能。(2)制度伦理的道德义务履行落实功能。道德责任是公民和市场主体必备的素质。如何改变社会上存在的不承担道德责任,不履行道德义务的现象,制度伦理建设是有效的途径。因为它把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通过制度和制度体系体现了出来将提倡和反对、引导与约束相结合,进而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最终对诚信的优良社会氛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3)制度伦理的行政制度伦理先行功能。制度伦理内在要求必须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放在首位。一是因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集体的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的内心信念如何、道德价值观念的取向如何,对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对制度和制度体系的正确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伦理道德建设也必须实现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对于一般公民是道德范畴要求,对于领导干部就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应当是制度范畴的要求。

(二)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

从对制度伦理功能的论述可以看出,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联系。制度伦理的评价、调节及整合功能都从微观层面给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及具体实现途径,而制度伦理的规范、道德义务落实及道德建设功能则是制度创新实体化结果。首先,制度伦理的评价调节及整合功能在一个微观层面,为制度创新做出前期准备工作;其次,制度伦理的规范、道德义务落实及道德建设功能将制度创新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的联系具体有两点。

1、制度伦理乃是制度创新的主观条件之一。人们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对某一制度作出“不好”(“不应该”、“不正当”)的道德评价,进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是诱发制度创新的群众基础。为此首先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3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其次,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伦理道德判断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再次,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道德伦理行为准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个人在与环境斗争时发展的现实(意识形态)结构派生出来的。”耐人寻味的是,与我国哲学界一些人大书特书“淡化意识形态”相反,新制度学派却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把它看作减少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2、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制度立法。制度伦理功能最终极的标志就是伦理立法。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机构组织以及工作人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机构组织行为。有观点认为,伦理和立法是互不相容的,把伦理和立法连接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其实伦理与法律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是二者又具有同质性,都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在内容上也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伦理是立法的依据,立法则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会,二者的功能和目标也趋于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博登海默曾指出“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可见伦理立法与制度立法一脉相承。

三、结束语

制度伦理是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是权利与义务、秩序与效率、公平与速度的结构性调整时期的制度创新,基于善的道德、基于道德的制度伦理在制度创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全社会各行各业各界的制度创新,制度伦理的研究应当充当理论先行者,为制度创新做出应尽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论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6).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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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87.

伦理学的定义篇3

论文关键词：马恩伦理：发展进路；基本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博大精深．经久不衰，是最科学的伦理思想。正是由于它的问世才使伦理学变为科学的理论，实现了伦理史上的革命变革。马恩伦理思想对我国的现今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马恩伦理思想，了解马恩伦理思想发展进程，研究它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内容以及互相联系的演变规律，把握马恩伦理与众不同的基本特点，仍然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马恩伦理思想的发展进路

关于马恩伦理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将马恩伦理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早期伦理思想时期、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时期。另一种则将马恩伦理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伦理思想时期、唯物史观的创立和新伦理学的革命变革时期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深化与发展时期。

本人比较赞同第二种划分，认为马恩伦理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1)马恩早期伦理思想时期。这一时期从马克思的中学时代开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止，也可以说是马恩伦理思想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由于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因此在伦理思想上也显示了这些特点。在这个时期，马恩伦理从最早的由于生活地区、年代及家庭教育的影响而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激进民主主义的道德观，发展到后来受伊壁鸠鲁、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唯心主义伦理观影响的伦理观，再到后来试图摆脱他们的影响，最终却未完全摆脱，逐渐向科学的伦理思想体系过渡的伦理观。此阶段主要著作包括：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写的三篇作文、在1839年写的《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论宗教的作文巾，把人和神一致的本质和原因归结为道德，使宗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认为道德的来源是对神的爱。这种思想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启蒙思想的萌芽。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马克思表达了自己要成为“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的伟大志向和理想人格。从马克思《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可看出，马克思十分注重自由、民主的伦理思想；认为伦理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反对把道德建立在神的基础上的传统宗教道德观，与黑格尔建立在唯心主义理念基础上的道德观发生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集中论述了大量伦理道德问题。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猛烈的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利己主义道德原则。并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唯物的论述了道德的根源和人的本质。

(2)科学的马恩伦理思想创立时期。在这一时期．马恩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实现了向科学伦理学的革命性变革马恩在这时期的重要著作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揭露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所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第一次从根本上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揭示了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基本特点：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性观，提出了人的本质实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理，这对科学地说明道德的起源、本质、阶级性等道德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伦理学革命变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以往的一切唯心史观．对费尔巴哈、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其他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彻底清算。同时，科学地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性。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本质是物质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它第一次明确地、科学地说明了道德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们认为，既然人类历史都是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的，那么人们的道德意识及其它意识也都是物质生活决定的。道德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恩唯物史观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最终形成。从此，伦理学的研究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3)马恩伦理思想的深入及发展时期。随着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马恩伦理在全世界逐渐传播开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家庭、教育、婚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使命和祟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

这一时期，马恩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马恩伦理学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同时，欧洲每个角落里都掀起了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深人革命，运用科学的伦理思想．指导工人运动。同时．在革命实践中，马恩不断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同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伦理思想进行斗争，进一步否定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马克思着力于《资本论》的写作。在该书中，马克思运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丰富的材料，揭露了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利己主义本性。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而这种道德训条自然是剩余价值的绝妙的定义。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一方面，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资本主义也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才能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到了19世纪80年代．码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入发展。1876一l878年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一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许多基本原理。首先，他批驳了杜林脱离实际、从抽象人出发的先验唯心主义方法，指出研究伦理学唯一科学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批判了杜林的超阶级、超历史的永恒道德论，科学地论证了道德产生的经济根源及阶级基础；另外．他还论述了自由、平等与必然的关系，批判了杜林的折衷主义手法。这些论述无疑促进了马恩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l884年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关于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的论述。对伦理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恩格斯看来，互爱是婚姻道德的基础。爱情就是“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但是，这种“互爱”的道德原则对于人类历史上各种爱情、婚姻、家庭形式来说是不同的。要真正实现以“互爱”为基础的婚姻，无产阶级只有进行彻底革命，消灭私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创造一切条件，使妇女在一切领域同男子真正平等。

2马恩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通过对马恩伦理思想发展进程的梳理．我们对马恩伦理思想已有了较为系统地了解。为了进一步把握马恩伦理思想的精髓，我们还需正确认识它的基本特点和理论特色。

马恩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性。马恩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即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最科学的伦理思想。马恩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为包括伦理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才有可能对伦理学作出真正科学的论述。

在道德起源和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以杜林、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主义道德论的理论根源——抽象人性论，否定从上帝或人的意识或社会生活之外去寻找道德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任何一个确定的现实的个人，都在一定的丰十会关系中生活，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这就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而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质的经济关系最终决定其他社会关系．也最终决定道德观念。“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由于社会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具体的利益关系．因而也可以把正确理解的利益看作道德的基础。因此，道德的本质就在于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和对人们提出最基本的对他人、对社会尽义务的行为要求。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2)阶级性。首先，马恩格斯强调道德的阶级性，认为伦理思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也就是说道德始终是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阶级道德，永恒的超阶级的道德是不存在的。义务、良心、价值、荣誉、幸福等道德范畴．在阶级社会中都有具体的规定性，各个阶级对其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而普遍的全人类道德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和一切人类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发展阶段才会出现。

其次，从马恩伦理思想的阶级性来讲，它是代表着无产阶级的伦理思想，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可见．马恩伦理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它不像以往其他剥削阶级的伦理一样．离开利益抽象地谈论道德。以往的剥削阶级不敢承认他们所宣扬的伦理只是为了寻求本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公开申明他们的伦理思想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恩伦理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集中的反映，主要表现在：马恩伦理是顺应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它是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理想、英勇斗争精神和高尚道德品质在理论上的概括；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作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引导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为自身谋求最根本的、最广大的利益。

(3)实践性。马恩伦理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它强调理沦和实践相结合，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它从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完善，最终又服务于实践。

以往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避免民众的反抗及斗争行为的出现，只好用脱离实际道德活动的、空洞的道德说教来教化民众。而马恩伦理思想却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恩伦理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伦理思想；它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马恩伦理的实践性特点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它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是一个深受剥削、压迫的阶级，如果还脱离实践斗争，只讲道德修养，那它将永远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夺权之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不得不在共产主义的实践斗争中培养崇高的道德品质，否则必然会导致各种剥削阶级伦理思想死灰复燃．共产主义化为泡影。

伦理学的定义篇4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从文学批评的本质、后现代语境和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内动力三方面因素来论述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文学批评理论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学术界并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文学而不是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重视分析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在欧美，近些年来，继《阅读伦理学》(TheEthicsofReading,1987)、《批评伦理学》(TheEthicsofCriticism,1988)《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CompanyWeKeep:AnEthicsofFiction,1988)《伦理·理论与小说》(Ethics,TheoryandNovel,1994《叙事伦理》(NarrativeEthics,1995)等著名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后，在本世纪初，《当代文学》ContemporaryLiterature)、《文体》(Style)、《欧洲英语研究》(EuropeanJournalofEnglishStudy)《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PLMA等具有影响力的学刊也都纷纷开辟专栏或发特辑刊登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图景②。为此，美国文学评论家大卫·派克(DavidParker)以《被压抑者的回归》(TheReturnoftheRepressed)为标题，形象地描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复活”。在中国，聂珍钊教授2004年开始积极倡导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方法论的伦理学》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等，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起源、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特点、实用价值、现实意义以及理论意义都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和研究。聂珍钊教授完整系统地勾勒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提高到新的高度。总之，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复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超越了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必然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本质、后现代语境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三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一、文学批评的本质

文学批评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能影响作家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从而影响创作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和理解，从而直接关系到文学的社会作用的发挥。达到时代先进水平的文学批评，不仅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而且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的文学风尚和创作风格;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而且能帮助、促进一定时代审美理想的建立和形成。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的阐释活动，从哲学解释学的视域中探析文学批评，可以看到文学批评本身就包含着伦理学的要求，文学批评过程的本质是伦理性的。

首先，文学批评对批评者和作品的意义具有构成和确定功能，并且这一构成和确定功能中包含着伦理学内涵。根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理解和解释并不是重构作者的原意，相反的，作品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理解和解释对作品的意义有着构成功能，作品的意义就是在具体的阅读中呈现出来的。作品和作品的意义都是在批评的过程中完成，依据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诊释学处境或者某一种批评范式，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作品或者文学观念就是如我们所诊释的那样存在。哲学解释学认为作品的意义依赖于阅读，通过阅读作品才能成为作品。这种思想为接受美学所继承。文学批评构成文学作品的存在。文学作品在我们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的批评中展示自身存在的丰富性。虽然文学作品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并不能说明文学批评或者批评观念的客观实在性。一部《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十八世纪的批评者想象不到我们今天是这样批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也想象不到百年、千年以后批评者会怎样批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文学史所证实了的。批评者的诊释学处境决定了我们对作品所能够提出的问题，所提问题又决定了作品所能做出的回答。因此，意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只能存在我们自身存在的历史性中。因此，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和批评者具有构成功能;另一方面，伽达默尔提出视域融合等概念，要求通过对话，达到一种共同理解的境界。

理解者处于一定的历史处境和传统之中，在理解中带着理解者自己的历史性与有效性。己的视域，具有自己关注的问题。理解者也处在自己的历史处境。理解就是理解者的视域和理解对象的视域的交流对话。批评者从自的视域出发，对文学作品提问，两者各自的视域在这种提问中互相交融，达到对作品意义的认识。这样，批评者的视域就和文学作品的视域交融一起，形成了新的视域。根据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对话、共同理解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学批评过程是一个通过对话，确定作品意义的过程。另外，依据亚里斯多德对伦理德性的阐述，文学批评对作品意义的构成和确定功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亚里斯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不是一种自然形成、自然存在的品性。伦理德性是在风俗习惯中熏陶出来的，因此伦理德性追求的不是确定性的客观真理，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成为善良的人。伦理知识是一种关于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只能依据具体的行动做出大概的阐述，它还不是一种精确的知识论断。伦理德性只能以潜能的形式被我们随身携带，在现实活动中展示出来，一个人具有怎样的道德修养，只能依据具体的行动做出判断。可见，伦理德性是在现实的生活活动中得到熏陶并在具体的行动中得以形成;伦理品质又需要在现实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伦理德性不是理论性的知识，它并不是要获得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客观真理，伦理知识是关于行动的知识，一个人具有关于伦理的知识还需要在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因此，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现实活动是一个人伦理德性的获得和实现过程。伦理德性就是通过这种具体的活动表现出来。而文学批评对于作品意义的构成和确定对于批评者来说是一个批评者自我确认、自我实现的过程，批评者的前见通过批评和批评对象互相对话，领会到了自我的存在，由此看来文学批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学的过程。

其次，伽达默尔认为，对话是走向“共同理解”的方式，理解本身是道德德行的一个变形，道德判断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作为批评者自我领会、自我确认的过程，尊重各种批评范式对意义的诊释，是对批评者自我存在的尊重。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思潮迭起、流派众多。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是以作者原意为理解作品意义依据的作者中心论，主要代表理论有克罗齐的表现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到了二十年代俄国出现了注重文学作品本身文学性分析的形式主义思潮。俄国形式主义注重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以此阐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直接影响到了五六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文学批评，出现了诸多理论家和理论研究成果。结构主义后期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心逐渐转向了读者的接受问题。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出现和姚斯对读者接受理论的重视，西方文论开始了新的转向，由作品的研究转向了读者接受的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对文学观念理解的重大革新，都是对原有研究范式的总体性扬弃。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批评范式的多样化也导致对文学批评交流的困难。每一种批评范式都有其合理之处，都可以从自己所关心的概念和问题出发对文学作品做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任何一种文学批评范式或者文学观念的形成都依赖于批评之间展开的对话。正如托多洛夫所说“批评是对话，在对话中批评家实践着对真理的共同探讨”。虽然各种文学批评范式从不同角度诊释文学作品，但是批评者的处境是可能重叠的，他们有共同关注的问题。某种批评范式对批评对象的诊释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兴趣，能够回答更多人所关注的问题，这种批评范式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并成为这一时期大家都接受的“常规”范式。这种批评范式所诊释的批评对象就会成为大家公认的构成物。通过这种批评，我们对时代的批评对象就会形成一种共识，并以为对象就是如是的存在。因此，批评范式的多元化最终可以通过对话达到“共同理解”。对话和共同理解在伽达默尔看来是道德判断的最高形式。在对话的过程中，人们才能规定对事物某种最“好”的共同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就是人们对事物的某种历史性的观念。因此，批评通过对话确定事物的共同理解过程是一个伦理学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与伦理的关系得到了新的诊释。因此，从对话的角度看，文学批评是一种伦理的行为。

二、后现代语境

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理论演进的内部逻辑要求，要么是现实生活发展的外在需要。现实生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要求回答的新问题，新的理论就有可能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化思潮开始兴起，这也形成了生活层面上丰富的印证，后现代语境下的现实生活的变化促进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后现代是博杂的，但总的来说，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可以归纳为四点，即“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的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后现代主要表现出颠覆性、随意性、零散性、解构意义、互文性、游戏性、反权威性、反历史性、仿像与狂欢等特征。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看社会、认识人类的方法和审美尺度。尽管以颠覆、解构、离心、移位、差异等为特征的后现代在清除沉重的政治、历史、文化束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导致的伦理丧失、信仰失落，真理和价值的飘渺不定却引起众多学者对后现代社会的忧虑。因此，后现代世界的当务之急就是伦理转向。后现代思想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和伦理转向。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anuelLevinas)在其《伦理与无限》一书中指出:“伦理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他认为伦理先于真理，责任先于自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cquesDerrida)后期也明显地转向伦理学，此时他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他者的伦理问题。而德里达后期关于他者、礼物、宽恕、死亡、绝境、没有宗教的宗教性等思想，都印有列维纳斯影响的痕迹。解构的伦理性已经是理解解构主义重要的维度，正是在解构伦理学中，解构给予了一种伦理性。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伦理转向，带动了跨学科性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文论反对现代主义文论仅仅关注形式因素而排除其它因素的一元论，瓦解这种形式主义，同时又把对形式的瓦解推广到对整个文学的瓦解，使传统的文学研究几乎变为某种宽泛无边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论倡导多元化主义和跨学科研究，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宽泛和丰厚的形态。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论所研究的文学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除了文学经典外，将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电影、电视、民间传说、大众文学等纳人研究领域，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批评家将文学视为文化的产物，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考察文学，将文本看成是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维度的“事件”，注重揭示文本的文化内涵。这些都表明了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进一步从本质上看，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质就是伦理转向。当福科通过历史中的性、疯狂、罪恶、神经病等观念变化的考察，指出所有话语、知识都是权力的某种表述，而不是纯符号的、纯文本的指意过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是通过政治、经济、教育和种种社会机制使体现权力的种种规范和法则进人无意识，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表达时，当女性主义学者倡导女性作家要毫不理睬代表父权的一切现存法则、形式、观念，在自己的创作中尽情地宣泄代表女性精神的他者原则(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多元性、非理性等)时;当新历史主义批评善于以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来揭示社会文化的特点，展示文学如何向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挑战，以及文学在社会中的颠覆和抗争作用时;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批评应该从政治出发，而不是从哲学出发，批评家必须解构现存的文学观念，揭示文学在形成读者主体性方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时;当后殖民主义批评者通过解构殖民文学文本来揭示西方话语的实质，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抹杀或者歪曲了的殖民地历史，为殖民地人民争取历史的主体地位时;他们进行的不同版本的种种研究都是一种伦理批评。虽然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伦理批评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不是用善、恶、公正等传统伦理学词汇来表达，而是用权力、殖民化、边缘化等后现代术语替代，他们所真正表达的仍然是伦理的概念。一切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一切对性别政治的揭露和对殖民化的抨击等等，其基础都是对权力的道德判断。由此看来，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明确化和系统化，但是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欧美学界，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三、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文学理论的发展不仅受外在现实生活发展变化的影响而且受自身的内动力的驱使，因为文学理论具有内在的自足性和上升的趋势，具有自我批评以及自我反思的特质。文学理论发展具有一种内在的路向，经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通过理论的文学化、文学的理论化以及理论与文学的分离性对立等途径，理论将自己的对象确立为自身，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自律，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文学理论内部逻辑演进对理论发展具有强大的动力。gwyoo

纵观欧洲文学史，柏拉图是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人。他强调诗歌应使人坚强。近代以来，随着康德的审美原则成为艺术评判的基本法则，文学批评和理论出现了绝对的唯美主义倾向。19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说，王尔德认为，“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之敌。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感产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艺术必须超脱现实，游离于人生，超脱道德和功利，而去追求它唯一的目的—美。然而，极端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无法逃避伦理道德问题，因为文学是人学，最能反映人的道德精神和时代特征。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在本质上仍然是与伦理相关的，是潜在的文学伦理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批评如前所述，在本质上也是伦理批评的另一种版本。

另外，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家们也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力图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将伦理重新纳入文学批评;伦理学和哲学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例如布斯认为作品不仅会改变读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作品对作者本身也有影响，小说家常常受到其创作的小说的影响。纽斯鲍姆指出伦理学批评应该探究伦理学与文本结构之间的交融关系，研究叙事策略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成为伦理行为等等。

由上所述，在欧美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文学与伦理关系的探讨是一贯穿始终的议题，伦理学影响文学和文学表现道德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学伦理学批评贯穿了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文学理论的自足性因素之一，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因素之一。

伦理学的定义篇5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学术界并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在学术界全面复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文学而不是简单地对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重视分析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在欧美，近些年来，继《阅读伦理学》(theethicsofreading,1987)、《批评伦理学》(theethicsofcriticism,1988)《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companywekeep:anethicsoffiction,1988)《伦理·理论与小说》(ethics,theoryandnovel,1994《叙事伦理》(narrativeethics,1995)等著名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后，在本世纪初，《当代文学》contemporaryliterature)、《文体》(style)、《欧洲英语研究》(europeanjournalofenglishstudy)《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plma等具有影响力的学刊也都纷纷开辟专栏或发特辑刊登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图景②。为此，美国文学评论家大卫·派克(davidparker)以《被压抑者的回归》(thereturnoftherepressed)为标题，形象地描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复活”。在中国，聂珍钊教授2004年开始积极倡导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文学方法论的伦理学》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等，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起源、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特点、实用价值、现实意义以及理论意义都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和研究。聂珍钊教授完整系统地勾勒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提高到新的高度。总之，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复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超越了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是必然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本质、后现代语境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三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伦理转向的必然性，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一、文学批评的本质

二、后现代语境

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理论演进的内部逻辑要求，要么是现实生活发展的外在需要。现实生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要求回答的新问题，新的理论就有可能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化思潮开始兴起，这也形成了生活层面上丰富的印证，后现代语境下的现实生活的变化促进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后现代是博杂的，但总的来说，后现代特征的理论可以归纳为四点，即“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的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后现代主要表现出颠覆性、随意性、零散性、解构意义、互文性、游戏性、反权威性、反历史性、仿像与狂欢等特征。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看社会、认识人类的方法和审美尺度。尽管以颠覆、解构、离心、移位、差异等为特征的后现代在清除沉重的政治、历史、文化束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导致的伦理丧失、信仰失落，真理和价值的飘渺不定却引起众多学者对后现代社会的忧虑。因此，后现代世界的当务之急就是伦理转向。后现代思想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和伦理转向。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anuellevinas)在其《伦理与无限》一书中指出:“伦理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他认为伦理先于真理，责任先于自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cquesderrida)后期也明显地转向伦理学，此时他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他者的伦理问题。而德里达后期关于他者、礼物、宽恕、死亡、绝境、没有宗教的宗教性等思想，都印有列维纳斯影响的痕迹。解构的伦理性已经是理解解构主义重要的维度，正是在解构伦理学中，解构给予了一种伦理性。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伦理转向，带动了跨学科性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文论反对现代主义文论仅仅关注形式因素而排除其它因素的一元论，瓦解这种形式主义，同时又把对形式的瓦解推广到对整个文学的瓦解，使传统的文学研究几乎变为某种宽泛无边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论倡导多元化主义和跨学科研究，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宽泛和丰厚的形态。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论所研究的文学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除了文学经典外，将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电影、电视、民间传说、大众文学等纳人研究领域，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批评家将文学视为文化的产物，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考察文学，将文本看成是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维度的“事件”，注重揭示文本的文化内涵。这些都表明了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进一步从本质上看，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质就是伦理转向。当福科通过历史中的性、疯狂、罪恶、神经病等观念变化的考察，指出所有话语、知识都是权力的某种表述，而不是纯符号的、纯文本的指意过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是通过政治、经济、教育和种种社会机制使体现权力的种种规范和法则进人无意识，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表达时，当女性主义学者倡导女性作家要毫不理睬代表父权的一切现存法则、形式、观念，在自己的创作中尽情地宣泄代表女性精神的他者原则(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多元性、非理性等)时;当新历史主义批评善于以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来揭示社会文化的特点，展示文学如何向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挑战，以及文学在社会中的颠覆和抗争作用时;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批评应该从政治出发，而不是从哲学出发，批评家必须解构现存的文学观念，揭示文学在形成读者主体性方面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时;当后殖民主义批评者通过解构殖民文学文本来揭示西方话语的实质，恢复被殖民主义者抹杀或者歪曲了的殖民地历史，为殖民地人民争取历史的主体地位时;他们进行的不同版本的种种研究都是一种伦理批评。虽然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伦理批评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不是用善、恶、公正等传统伦理学词汇来表达，而是用权力、殖民化、边缘化等后现代术语替代，他们所真正表达的仍然是伦理的概念。一切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一切对性别政治的揭露和对殖民化的抨击等等，其基础都是对权力的道德判断。由此看来，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文学批评开始向伦理面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明确化和系统化，但是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欧美学界，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三、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伦理学的定义篇6

自从美德伦理学在1958年随着安斯库姆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重新登上伦理学主流舞台以来，它就一直在争论、辩解和交锋中向前发展。即便安斯库姆的那篇文章本身，也是一个指向现代规则伦理学的“战斗宣言”。在此意义上，当代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便面对强大的理论对手。随着美德伦理的日益兴盛，更免不了“树大招风”。不仅规则伦理学继续提出批评，但凡与美德伦理有交集的领域（如心理学、政治学）也都表示出基于各种理由的质疑和不满。因此，对美德伦理学而言，搞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敌人，它们又是从哪些方面展开攻击的，成为它所必须正视和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针对这些内容的讨论与回答，关系美德伦理作为一种独立的道德类型是否成立，构成当代美德伦理研究之合法性的前提条件。而这正是赵永刚博士的《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道德类型的独立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所试图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现代规则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最直接的敌人。这不仅因为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批判规则伦理学而复兴的，而且因为几乎所有的规则伦理捍卫者，无论隶属于康德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没有轻易接纳美德伦理的基本概念和具体命题，没有轻易承认美德伦理的理论依据和形上承诺，甚至对于美德伦理学能否作为独立的道德类型都表示怀疑。本来，作为同属规范伦理学范畴的两种道德学说，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规则伦理学通过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性陈述或律令（规则）来展示规范性，而美德伦理学则通过优秀的内在品质和理想人格（美德）来展示规范性——力争证明自己要优于对方，以求赢得更普遍的理解和更广泛的支持。但是，如果规则伦理学说服人们相信，“美德概念只是具有次级重要性的派生性范畴，它要根据功利来定义”或者“美德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履行义务”，那么，这就会从根本上瓦解美德伦理学的厚度与深度，将其降格为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某一部分，而不再能够与之并驾齐驱。毫无疑问，这种想法一旦得到论证，它将是美德伦理在道德哲学领域内所可能遭受的致命一击。

然而，美德伦理的敌人还不限于伦理学的范围。因为，就算规则伦理学把美德概念通过某种转换而“在逻辑上”归于功利或义务概念的派生系统，但是却不能在“事实上”否认美德作为内在品质和心理要素的独特性。美德伦理学一贯认为自己之所以比规则伦理学更有解释力，就在于它能够正视并澄清行为者的心理结构与心理资源，从而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乃至道德生活提供可靠且可行的思维方案。在这个意义上，重视道德心理问题的研究，跨越伦理学与心理学的边界，积极建构一种更加真实的道德哲学，已成为美德伦理学的得意之笔。

可是谁曾料想，偏偏就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出现了另外一群不但足以消解美德伦理的心理诉求，而且足以摧毁美德伦理之心理依据的强劲敌手。这便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行为者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而不是作为品格特征的美德；心理学实验表明，根本不存在美德伦理学所说的那种可以配称“美德”的心理因素。因此，美德伦理学所赖以建立的美德概念，以及相应的有关心理结构与心理特征的描述，只是未经严格科学训练的道德哲学家们无比天真而又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东西。于是，本来正在伦理学同行面前夸耀自己懂得更多心理知识的美德伦理学，却被来自现代心理学阵营的“正规军”从背后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此意义上，心理学的情境主义是令美德伦理最为难堪的敌人。

对于围观这场争执的人来说，情境主义的攻击套路也许太过专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有关美德的日常观念存在隔阂，因此，心理学的批评虽然火力很猛，但对于削弱美德伦理学的支持力量而言，并无太大效果。真正会让普通大众觉得美德伦理学不值得拥护或赞同的，其实是美德伦理的某些内在缺陷，尤其是它在提供正确行动指南这个问题上的“先天不足”。与规则伦理学相比，美德伦理学的确没有把关注核心放在道德行为者的行为上。它所提供的那些用以指导和规范人们言行的具体命题——比如，“像一个有美德的人那样去做”、“纯粹出于内在力量而开展仁慈之举”——也往往显得不甚明确，甚至不切实际。无论是“以幸福为前提”、“以行为者为基础”还是“以目标为中心”，这些来自美德伦理学的行动方案，都或多或少地缺乏可操作性，因而让人捉摸不定。固然，直接提供行为准则并不是美德伦理的长项，甚至都不是它优先考虑的主题，然而在规则伦理学已经凭借提供行为指南而赢得广大听众的情况下，美德伦理学如果还不抓紧时间认真对待这一问题，那么它在这场交锋中将付出支持率急剧下降的沉重代价。可以说，美德伦理学关于正确行动问题的论证不足是其自身最深层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