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专业评估范例(3篇)
新闻传播专业评估范文
传媒新常态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的紧迫性分析
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省时，第一次提到了“新常态”。新常态之“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不可逆的发展状态。
随后，传播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索与研究了传播新常态的特征，笔者将其特征总结如下：①传统媒体式“微、新媒体”的崛起带来了传播活动构成要素的变化，即传播主体的草根化、传播客体及内容的碎片化、传播形式的图像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媒边界的模糊化，以及传播过程的互动性等。②传媒经营的新常态。传媒发展由过度追求规模、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效益。③传播理念的新常态。互联网思维成为传播活动的重要理念。④传媒管理的新常态。网络强国战略使网络舆论进入新常态，网络舆论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舆论引导的焦点。
传媒发展新常态格局使人的传媒化生存特征逐渐明显，人们与传媒的关系日渐紧密。因此，人们必须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这样则需要准确地评估每个人受到媒介素养教育的效果，进而衡量媒介素养教育的成败，指引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向。下面，笔者将分别从评估对象、评估主体、评估指标、评估过程四方面展开分析。
拓展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对象，以提升评估效果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培养优质公民的教育，其效果评估对象包括所有社会公民。传媒新常态环境下，不同人群利用传媒的方式不同，需要具备的媒介素养也不同（如下表）。
第一，普通人群有参与媒介信息传播活动的需求和机会。针对这类人群，媒介素养教育多从保护立场出发，试图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保护青少年、少数民族、老年人群、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使其免于负面信息的侵害，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媒介信息传播的利用方法。笔者认为普通人群是比较基础的媒介素养教育对象，他们需要具备基础的媒介信息传播和接受的能力。而在传媒新常态环境下，传媒活动无处不在，因此，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的对象需要不断拓展。
第二，传媒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专业的媒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能力。传媒新常态环境下，人人都是传播者，而传媒从业人员既要具备专业优势，又要有专业的媒介信息生产素养。因此，传媒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评估指标应区别于普通人群的评估指标。
第三，媒介管理者要具备媒介组织的管理能力。媒介管理者的素养需要具备四个维度，即传媒事业的价值观，一流的执行力，处事手段与方法，推动媒介发展的创造力。
第四，政府官员需要具备专业的媒介信息传播能力及利用媒介进行危机公关的能力。媒介素养高的官员能够理顺传媒舆论，梳理政府形象，疏通所辖人群的生活琐事，并为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理奠定舆论基础。
丰富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主体，以提升评估效果
媒介素养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有三种实施模式：一是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有规范的、连续性的评估制度）；二是大学通识教育（没有专门的考评）；三是传媒实务界的在职教育（由业界管理机构或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并实施考评）。广义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是由大众传媒通过传播行为向人们间接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另外，家庭及其他社会成员对媒介的功能与使用技巧等展开的介绍，也归为广义的媒介素养教育范围。
上述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们适应传媒新常态的社会需求，而适应情况如何，主要由传媒从业人员、媒介管理者、新闻传播学者、政府官员等做主要判断，这是因为：第一，传媒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丰富，能够全面地判断、评价对象的素养具备情况。第二，媒介管理者对其他媒介管理者的潜质具有评判能力，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检验也具备丰富的经验。第三，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能够理性、客观、系统地从理论角度评价社会人群的媒介素养教育效果。第四，媒体素养较高的政府官员能够较为准确地衡量其他政府官员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因此，媒介素养教育效果的评估主体构成应包括上述四类工作者。
当然，针对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对象，评估主体的构成比例可以调整，以保障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调整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指标，以提升评估效果
随着媒介类型与评估对象的变化，媒介素养评估的指标设置也要随之调整，从而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1.评估指标体系设置需要细化，并提高可操作性
部分研究者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还有研究者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包括：①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掌握媒介的使用方法；②学习如何判断信息的意义和价值；③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④了解如何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
上述媒介素养评估的内容属于整体规划，在实施具体的评估时，指标仍需要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2.不同的评估对象设计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
如前文所述，媒介素养教育对象包括普通人群、传媒从业人员、媒介管理者、其他政府官员等。这就需要针对不同的人群设计不同的评估体系，从而准确评估其媒介素养情况。
针对不同人群，媒介素养教育设定的教育目标不同，其教育效果评估自然需要不同的评估指标。例如，新闻工作者追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尽力履行职业使命，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只有细化微观的指标设计才能准确评估。
规范媒介素养教育效果评估过程，以提升评估效果
部分研究者指出，媒介素养实证研究缺乏严格的科学范式，调查报告大多流于现状描述，对现状的解释则少有涉及。研究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者认为，目前，评估过程逐渐从以解释性研究及现状调查为主的感性跟风阶段向以开放研究和评价研究为主的理性探究阶段过渡。同时，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定性研究及主观分析向定量研究转移，走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的混合式研究。
1.媒介素养评估方法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媒介素养评估过程需要系统的量化指标，并客观公正地评估不同群体使用媒介的素养特征。评估主体要对统计的数据进行定性、定量的解读和评价。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单纯依靠感性认知描述特定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是不可信的，而过度地相信统计数据，缺乏对调查数据的合理解读同样不利于媒介素养调查与评估。
2.问卷发放方式影响实际评估效果
在评估过程中，如果通过问卷星发放的问卷不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所选的样本也不具有典型性，那么调查所得的数据也就不具有代表性，会严重影响评估效果。
3.指标设置存在偏差
评估时，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存在交替的现象，草根群体经常参与新媒体信息传播活动，其媒介素养不仅包括信息的接收与解读能力，同样包括信息传播能力。因此，评估者不仅要关注评估对象接触媒介信息的广度及利用媒介信息的深度，还要考察其利用媒介信息改善自身生活、工作或学习的情况。
新闻传播专业评估范文
【关键词】新闻可信度；中国媒介；媒介表现
【中图分类号】G206.3；G206.2；G219.21【文献标识码】A
伴随1990年代末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新闻媒介，研究媒介可信度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Cheong-YiPark,2005)。
新近更多的研究强调使用跨媒介比较的研究方法，来确认相比于传统媒介网络的可信度如何(e.g.,Flanagin&Metzer,2000;Johnson&Kaye,1998,2000;Mashek,1997)。这些研究显示，网络可能被认为拥有更高、更低或相等于传统媒介的可信度。而且，这些研究由于通常以网络使用者为样本或非随机选择研究对象而受到局限(SpiroKiousis,2001)。因此，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帮助我们充分地理解新、旧媒介之间的差异的特性和含义。有研究者建议：“将来的研究应该在全体人群中展开，测定网络被视为可信的程度，以及它是否真的被判断为比相对的传统媒介更加可信”(Johnson&Kaye,1998)。
虽然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早期以来，可信度研究就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MiriamJMetzger,2003；李晓静，2006，2007)，只有非常少的媒介可信度研究在美国之外进行。已有研究表明，可信度可能由于所处的评估情境的不同而不同(Cronkhite&Liska,1976;Delia,1976;Gass&Seiter,1999;Gunther,1988,1992;Stamm&Dube,1994),并建议，更多的研究应该在不同的国家开展，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可能对媒介可信度产生不同影响的不同的文化体制和媒介体制(Wilson&Howard,1978;Strack,1968)。
网络已经快速地渗透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本研究于2005年中期调查了800名上海市居民，其中37.4%已经采用网络。
本研究试图通过在中国一个城市的全体人群中获得的随机样本，来确认人们相比传统媒介有多么相信网络新闻。特别是，本研究在中国情境中修订先前媒介新闻可信度研究的指标，并使用它们来确定媒介新闻可信度的决定性要素。本研究也检测了可能影响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控制变量，包括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和人口学变量等。
研究问题
网络和媒介可信度
媒介可信度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的重要主题。发源于经典的劝服研究中的来源可信度(Hovland&Weiss,1951)，媒介可信度研究的焦点已经从信息来源的特征转移到媒介行为的特征上(Gaziano&McGrath,1986)。媒介可信度研究现在则更集中在渠道效果(Newhagen&Nass,1989;李晓静,2006,2007)。
自从1960年代早期Roper调查发现，受众评价电视作为新闻媒介比报纸更可信，媒介可信度的跨媒介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新的研究主题(Gaziano&McGrath,1986)。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的可信度一直被测量和比较(Finberg&Stone,2002)。
随着接触和使用网络比率的非凡的增长，网络已经在全世界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许多研究试图去发现人们相比于传统媒介是如何评估网络信息的可信度(Johnson&Kaye,2000b;Flanagin&Metzger,2000;Kim,Weaver&Willnat,2000;Schweiger,2000;Kiousis,2001)。一些研究发现公众将网络视为可信的新闻来源(Johanson&Kaye,1998;Flanagin&Metzger,2000;Kim,Weaver,&Willnat,2000;Schweiger,2000)，一些研究则显示网络上自由的、不受控制的信息流动造成难以获得可信的信息甚至导致错误的信息(Andie,1997;Nadarajan&Ang,1999)。这些相互冲突的结论要求更进一步的研究去探求人们在与传统媒介的联系中是如何评估网络信息的。
问题1：哪种新闻媒介在中国被认为最可信？
媒介可信度的影响因素
人际传播和传统媒介的可信度研究的批评家，已经争论多年，认为可信度是高度情境化的，依赖于受者与媒介、讯息来源和讯息本身之间的关系(Chaffee,1982;Cronkhite&Liska,1976;Edelstein,1978;Gunther,1992)。因此，学者强调，研究网络用户或研究的参与者，包括他们的人口学特征，使用模式，对网络上特定讯息的态度，对于全面理解新媒介环境中的可信度观念很重要(MiriamJ.Metzger,2003)。
媒介使用和媒介依赖
已有研究表明，人们视某种媒介多么可信与其多么经常使用它正相关(Westley&Severin,1964;Carter&Greenberg,1965;ASNE,1985)。可是，Rimmer和Weaver(1987)指出，相比一般的使用，依赖是可信度的一个更强的预报器，因为媒介使用只简单显示了行为，而对依赖的测量检测了对个体媒介的态度。
然而，关于网络依赖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影响的研究发现是混杂的。最近，当Kiousis(2002)发现网络依赖没有预测网络来源的可信度，另外的研究又暗示人们越多地使用网络，他们认为网络信息越可信(Greer,2003)。
问题2：媒介使用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问题3：媒介依赖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人口学变量
许多研究已经检测人口学变量是否影响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估。这些研究提出，男性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以及媒介使用水平高的人，一般来说更可能批判媒介(Mulder,1981;Robinson&Kohut,1998,ASNE,1985)。因此，这些与高度使用网络相联系的人口学变量特征，也与对可信度的评估负相关。
已有研究提示，年轻人最可能判定媒介是可信的(Westley&Severin,1964;Greenberg,1965,1966)。关于网络，Johnson和Kaye(1998)发现，年轻的、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倾向于判定网
络可信。可是，最近的研究却发现与此相矛盾的结果(Johnson&Kaye,2000,2002)。
问题4：媒介新闻可信度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相关？
媒介表现成分（Performancecomponents）和媒介可信度媒介表现成分指构成新闻可信度指标的因素。媒介可信度传统地被认为是一个多维度构念，但是，可信度维度的构成在各项研究之间却是不一致的(Gaziano&McGath,1986;Kiousis,2001;Meyer,1988;Mulder,1980,1981)。
Hovland和Weiss(1951)把可信度的维度分为内行和可信赖。内行考虑的是传播者是否胜任，而可信赖考虑的是传播者为了影响受者的态度是否可能发出错误的信息。Gaziano和McGrath(1986)分析了美国报纸编辑学会(ASNE)发起的一项测量不同媒介渠道的表现（performances）的调查，并发展出了一个包含12个条目的新闻可信度综合指标。Meyer(1988)开展了一项关于Gaziano和McGrath量表的验证性研究，发现他们的量表实际上测量了新闻可信度的两种属性，并提出了一个被定义的范围更狭小的可信度指标。
与可信赖（believability）一道，过去研究所提出的最共同的媒介可信度成分是，准确（acuracy）、公平（fairness）、无偏见（lackofbias），完整（completeness）、深入（depth）和可信赖（trustworthiness）(Flanagin&Metzger,2001;Johnson&Kaye,1998,2002)。
然而，我们很少知道新、旧媒介可信度的决定性因素的可能差异(Cheong-YiPark,2005)。虽然Meyer的可信度指标被广泛地在研究中使用，它测量美国社会的旧媒介的可信度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它不能直接用来测量网络可信度，也不能直接在其它国家复制使用，因为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媒介运作规范。
在一个首次调查新、旧媒介可信度的决定性因素的差异研究中，Cheong-YiPark(2005)通过使用Gaziano和McGrath可信度指标的一些条目和Meyer的可信维度，并添加了一些包括网络的特征和韩国媒介的特别情境的新条目，测量了韩国媒介的可信度。她发现“公平（fairness）、完整（completeness）和准确（accuracy）”是报纸、电视和网络可信度的共同组成部分。“信息量（Amountofinformation）”只适用于网络可信度，“具有社会意义（Beingsocialmeaningful）”和“提倡自由（Advocatingfreedom）”则适用于报纸和电视的可信度。
由于中国媒介体制的独特结构和功能，媒介可信度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Zhu,1997a)。我们使用Gaziano和McGrath可信度指标和Meyer可信维度共有的三个条目：准确（accuracy）、公平（fairness）和完整（completeness），测量中国媒介可信度的内行维度。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媒介总是将“以正面报道为主”作为重要的工作原则；同时，通过分析中国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主要受众调查发现，受众最主要的反映是“新闻媒介反映群众意见不充分”（廖圣清，1997，2005）。因此，我们采用“舆论监督功能强”、“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贴近百姓生活”三个条目，来测量中国媒介可信度的社会效用（socialutility）维度。还有一个条目是“拒绝煽情/炒作”，因为，从199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它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挑战媒介社会责任的煽情炒作。
问题5：上述7条媒介表现条目如何分别地决定中国网络新闻可信度和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05年3月8日到4月19日在中国上海进行的一次大型调查。
我们之所以选择上海，因为它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经常被当作中国变化趋势的晴雨表。正如研究者已经揭示的，新传播技术在中国的扩散，不过是大城市通过少数几年引领其它地方的时间函数(Zhu,1997c;1999;JonathanJ.H.Zhu&ZhouHe,2002)。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上海获得的结论可以推论至不久的将来的中国其它地方。
我们采用多阶段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PPS）程序在上海产生了一个居民样本。首先，我们在上海随机抽取了80个居委会，并收集了被选中居委会所有居民的住址，由此形成我们的抽样框。其次，在每个被选中的居委会随机抽取10个家庭（共800个家庭）形成初始样本。最后，从每个被选中的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年龄在12岁-70岁的居民进行了面访。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本科生执行了本次调查。所有学生就访问要求和调查研究伦理进行了培训。最后成功访问800名居民。
因变量测量
因变量主要是媒介（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新闻可信度。被访者要求在从1（可信度最低）到10（可信度最高）的10级量表上，对每种媒介（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的新闻的可信度进行评估。
自变量测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媒介表现成分、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和人口学变量。
媒介表现成分
对媒介表现成分的测量是，要求被访者指在从1（很不同意）到7（很同意）的7级量表上，就中国媒介的新闻报道要获得人们的信任的7种标准的条目，表示出他们的认同程度。这些条目通过使用焦点群体访谈和专家评估而获得。这些条目包括“准确”、“公平”、“完整”、“舆论监督功能强”、“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贴近百姓生活”和“拒绝煽情/炒作”。
媒介使用
对一般的媒介使用的测定，要求被访者回答5个方面的测量问题：平均每周接触网络的时间、平均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每周读报的时间、平均每周听广播的时间、平均每周读杂志的时间。所有测量都是开放式的，以分钟为测量单位。
媒介依赖
关于依赖某种媒介来源获取新闻信息，要求被访者回答问题：“在下列媒介中，你最主要通过哪种媒介获得新闻？（1）、报纸（2）、电视（3）、广播（4）、杂志（5）、网络”。
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传统的关于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测量方法，来检验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估和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关系。
数据分析
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被用来检验研究问题。数据分析包括四个步骤：首先，运行了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描述性统计。其次，运行了相关群体的T检验比较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均值。然后，执行了媒介使用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媒介依赖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人口学变量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三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最后，进行了一系
列的回归分析来揭示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各种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
研究结果
样本构成
本研究成功访问800名被访者。其中48.6%为男性、女性是51.4%，平均年龄43.3岁，23.4%具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32.3%处于中等以上家庭收入水平。
被访者每周平均花费13.01小时接触网络，14.90小时看电视，6.55小时听广播，6.31小时读报，4.67小时读杂志。
网络在中国的采纳和使用
在样本中的800名被访者中，37.4%已经采用网络。这些使用者平均使用网络4年。他们平均每周花费13.01小时接触网络，比看电视少，但是比听广播、读报和读杂志都多。与使用者相比，不使用者显著地年纪大、文化程度低、并更有可能是农民、工人、待业人员或退休人员，以及已婚者。
问题1：哪种新闻媒介在中国被认为最可信？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众认为传统新闻媒介比网络新闻更可信。在1到10的10级量表上，4种传统媒介的平均得分，从电视的8.58到杂志的5.95，网络新闻为5.22。这表明被访者认为电视新闻是最可信的。
我们执行了相关群体的T检验，来看这些差异是否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T检验显示，只有广播新闻和报纸新闻之间的差异不显著，t(642)=1.21，p>.05。其它的电视新闻、报纸新闻、广播新闻、杂志新闻和网络新闻之间的差异都很显著。
特别是，电视和报纸新闻可信度之间的t值是t(711)=12.29，p
问题2：媒介使用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数据显示，网络使用与对报纸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是微弱的负相关(r=-.164,p
相反地，看电视和对电视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没有关联。其它媒介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媒介使用似乎与对电视新闻、广播新闻、报纸新闻、杂志新闻和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没有关联。
问题3：媒介依赖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本研究发现，媒介依赖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强烈相关。人们越依赖媒介，他们越认为这些媒介的新闻可信。对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的依赖与对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纸）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正相关，越依赖传统媒介越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对网络的依赖与对电视和广播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负相关，越依赖网络越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新闻不可信。对杂志的依赖与对广播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负相关，越依赖杂志越认为广播新闻不可信。对广播的依赖与对网络可信度的评估之间负相关，越依赖广播越认为网络新闻不可信。
问题4：媒介新闻可信度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相关？
本研究发现，性别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没有关联。年龄与对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越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文化程度与对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越低越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而经济收入只是与对电视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负相关，经济收入越低越认为电视的新闻可信。所有人口学变量与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都没有关系。
问题5：上述7条媒介表现条目如何分别地决定中国网络新闻可信度和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
这7条表现条目对杂志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显著影响。“公平”和“贴近百姓生活”对关于传统媒介和网络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广播，“完整”和“拒绝煽情/炒作”可以显著地预测对其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高低，越认为广播的新闻报道“完整”、“拒绝煽情/炒作”，越认为其新闻可信。其它3条表现条目分别对电视、报纸、网络三种不同媒介的新闻可信度产生显著影响。越认为电视的新闻报道“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越认为电视新闻可信。越认为报纸的新闻报道“准确”，越认为报纸新闻可信。越认为网络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强”，却越认为网络新闻不可信。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解析中国媒介的新闻可信度。我们检验了中国公众如何判断传统媒介和网络的新闻可信度，并探求了哪些因素影响对这些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
研究发现，中国公众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网络的新闻可信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其它媒介。被访者认为电视的新闻可信度最高，属于非常可信。他们认为广播和报纸的可信度相近，属于比较可信，而杂志和网络的可信度相似，有一些可信。
总体而言，与相关研究(Zhu,1997)相一致，我们发现，媒介可信度在中国的影响力显得比在西方国家发现的大。这是中国媒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受众基础，也提醒媒介需要努力满足受众的相关信息需求，不辜负受众宝贵的信任。
为什么网络可信度在中国这么低？
对此的一种解释是，网络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相对缺乏专业的把关人，而报纸、书籍、杂志和电视都经受一定层次的事实确认、内容分析和编辑审核(Metzgeretc.,2003)。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要讨论的媒介表现和网络新闻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另一种替代性解释，则可能是网络对于中国使用者来说依然是新的媒介。本研究发现仅有17.2%的被访者依赖网络去获得新闻。
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反，本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学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也就是说，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没有影响被访者如何评估网络新闻可信度。年龄和文化程度影响人们对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年龄大的、文化程度低的被访者认为传统媒介比
较可信。
本研究发现，媒介使用与对所有媒介（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关联。相反地，媒介依赖与对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连，而且广播、报纸和网络三种媒介的相关显著达到.001水平。这一发现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显示出媒介依赖是比一般使用更好的媒介新闻可信度的预报器(Rimmer&Weaver,1987;Johnson&Kaye,2000,2002;Greer,2003)。
本研究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对某种媒介（特别是网络）的依赖与对其它媒介的可信度的评估之间存在负相关。使用网络越多越认为报纸新闻不可信，越依赖网络越认为电视、广播的新闻不可信。这似乎表明报纸、电视和广播所提供的新闻与网络所提供的新闻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对传统媒介带来的潜在的、强大影响性，我们进而也可以推测，网络和这些传统媒介之间目前是一种重要的互补关系。
“公平”和“贴近百姓生活”对于任何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而重要影响的“公平”原则，对人们如何评估中国媒介的新闻可信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值得深思，也需要开展后续研究深入探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媒介表现因素对所有媒介的新闻可信度产生影响。这或许正如Newhagen和Nass(1989)所证明的，当评定不同媒介的可信度时，人们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本研究显示，“完整”、“拒绝煽情/炒作”只适用于广播，“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准确”和“舆论监督功能强”则分别适用于电视、报纸和网络。
有意思的是，“舆论监督功能强”与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负相关。对此，我们该做何解释？
我们认为这或许可从两个方面辨证地去分析。一方面，由于政府传统地对传统媒介进行了较好的控制，网络作为受众最新且最强的除了政府控制的媒介之外的替代性信息来源，许多人使用网络去获得他们需要的（传统媒介不能提供的）信息。也因此，如上所讨论，人们越依赖网络，他们越可能认为网络新闻可信，而传统媒介由于其相对的信息不完整而被认为不可信。另一方面，相比传统媒介，网络提供了海量信息，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编辑审核过程，导致其更没有社会的、专业的压力去确认网络新闻的整体准确，容易出现不准确的信息，因此被人们怀疑其可信度。因此，网络需要在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
我们由此可知，媒介的可信度确实是一个多维度的重要构念。不同的媒介要在遵循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特别是真实、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自身的特性，并将其充分发挥为独特优势，从而获得受众对其可信度的高度认可。
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探究人们为什么对不同的媒介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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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专业评估范文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比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更能说明传播的重要性的历史阶段了。信息传播作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将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彼此相依、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体。信息弥漫于人类生活的全部空间，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它就像空气，影响着人类的呼吸、丰富着人类的思想、引导着人类的行为。在社会系统的延续发展中，传播不仅在守望着社会、传承着文化、维系着社群，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信息传播，不仅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空间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而且还决定了人类的精神境界。传播与社会同生共存，是历史进化的铁则。
一、实践地看:作为新闻业基石的新闻传播教育
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传播的社会，我们同样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播业。新闻传播从自发的社会活动演变成一个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社会事业，除了社会需求的拉动、传播技术的支撑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批批具有专业技能和职业理想的传媒人的涌入。人自始至终都是传播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及其传播历史的主人。在传播本身进化的历史上，传媒人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传媒人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起来，传媒人的成长不仅需要空气、水分和阳光，更需要导师的教导与引领。在西方社会，信息传播作为一项社会职业，其早期历史上的行吟诗人，可以说是最早的传媒人和历史学家。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历史故事的陈述，也有最近新闻的报道;罗马帝国时期手抄新闻作者的新闻职业特征也已经十分鲜明。在中国，新闻传播的早期历史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周朝，其宫廷中的史官，就承担着记录新闻和历史的职责。蔡元培先生主张，新闻与历史同源，他在为徐宝璜《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日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呼?”。当然，他也深知新闻之于史又有差异:“两者虽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①在专业史官之外，朝廷还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②。”更有甚者，中国古制还规定:“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③。新闻传播由来已久，在东西方古代史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万物皆有史，皆有其从来。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指出:“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醒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④新闻传播源远流长，新闻传播教育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虽然我们还无法找到教育史上的资料，来清晰地说明古代社会如何培养职业新闻人。但是一个普通人，要成为能够记录与传播事实，胜任采访、写作、编纂的传播者，显然是需要一个复杂的学习或培训过程的。现有的一些证据表明，古代罗马第一批手书新闻采写者多是奴隶出身，作为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必须得到系统的技能训练才能进入职业角色，这种培训多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在工作中学习。而中国古代的史官，多具有家族传统，子承父业或者兄终弟及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的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杀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⑤。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就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担任过太史令。关于古代新闻传播教育，因历史久远，资料淹没无闻，很难勾勒其全貌。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社会有传播活动，有职业传播人，但是没有社会化的职业传播教育，这和其他行业十分相似。我们对古代传播描述，更多的是根据片段材料的拼合，其间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虽然历史学家也需要想象力，但是决不能过于依赖想象，更不能陷入想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应该说，对古代传播及传播技能的培养情况，我们确实所知有限。这一方面是历史本身的原因，时代的长河滚滚向前，大浪淘沙，能够沉淀下来的，自然只是少数有分量的重量级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历史意识的缺失，没有及时地记录或保存相关的文献，或者是记录了，而因为种种原因而泯灭，从而给今人认识传播教育历史造成了困扰。
二、历史地看: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发掘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而支撑、维系这个社会的就是信息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直接源自于欧洲文艺复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需求。当信息传播与工业社会彼此互动，从而加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时，近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便应运而生了。在20世纪初，从美洲大陆到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了大学新闻教育，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而这些模式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借鉴乃至吸收。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一般把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视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从此开始，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逐步地拉开了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序幕。1922年，厦门大学成立了新闻学部(于1926年停办);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不久就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在民国新闻教育中的地位，被视为民初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最优秀者”;1926年9月，复旦大学首次以新闻系名义正式招生，3年后，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新闻系，其首任系主任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谢六逸教授;1936年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创立“电影与播音专修科”，成为中国高等电影广播教育的源头;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成立;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55年成立新闻学系。由此新中国高等新闻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截止2015年底，全国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而“985”“211”大学中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的比例高达55.9%。这些学校拥有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教师6912人(其中硕士以上2943人);设有1244个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326个，广电234个，广告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其本科在校学生总规模达22.5691万人。在此之外，还设有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个。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规模超过了本科生。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繁荣发展，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不仅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其大量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定向输出，成为支撑当代新闻传播体系的重要支柱。作为一个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对着全球化、数字技术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面对着无所不至的信息和无所不能的传播，面对着学校所能与社会所需的差距，不仅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而且逐渐地失去了方向感。如何才能胜任新闻传播教育的天职，怎样才能满足社会的期待呢?虽然我们可以从许多渠道获得不少的知识资源和理论资源，诸如传播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传播法学研究、传媒经济研究、新闻传播实务研究、新媒体研究、品牌传播研究等等，来引领我们的思维，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能够起到本质性资鉴作用的当代历史资源的发掘和累积，对于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问题的客观记录和整理，基本上还是付之缺如。如果说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开发、积累，是因为认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程度还不够，那么，今天则完全不同。新闻传播与传媒教育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有足够大的物质资源和工具条件，来做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没有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些历史资源随水漂流，湮没无闻。置身于新闻传播教育这个以培养历史记录者为天职的行业，我们在关注自然与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记录自身的历史，不能让我们的后人也重复我们今天的遗憾。
三、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写作必要性与写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