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研究方向(6篇)
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篇1
1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篇3
一、从政治新闻学向学术新闻学的回归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虽早，但是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尚主要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因而从新闻与政治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自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报纸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宣传功能、舆论监督功能、信息传递功能等见解，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最具特色的作为其政治理想体现的“舆论归一”主张，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要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政党)新闻学的研究传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学术新闻学的传统，除了在那个短暂的时期较为彰显外，基本上还是处于附属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在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新闻改革”的狂飙突进发展阶段和多角度、多元化的学术发展阶段，我国新闻学的研究逐渐从“新闻传播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相当程度上新闻传播是政治的一部分”的观念，回归到对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研究当中。新闻学适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政治上与党中央自觉保持一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上也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某些研究内容的选择、某些概念的使用，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保障社会的稳定。
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新闻学来说，既是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其学术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一样，是与时俱进的、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是紧密联系我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展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同志，十分关心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宣传工作，他对新闻的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闻工作，在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坚持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加大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力度、扩大新闻报道面、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等方面采取了很多的改革措施，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增添和充实了很多新的内容，也为新闻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
三、新闻学研究向纵深开拓
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市场经济确立以后，新闻媒体走进了大市场，其本身形成了传媒市场；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中国当代的新闻事业产生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新闻改革的不断向前发展、向纵深开拓；中国加入WTO，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网络“第四媒体”的兴起，“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媒体大融合的趋势，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相应的，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是对当前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理论升华，是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和争鸣，因此必然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宽广的形态。
吸纳新知的节奏加快。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吸纳新知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新闻传播领域，一些刚刚出现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很快就进入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并每每成为热点。有学者在《在实践发展中寻求理论创新――2001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综述》中，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进行过概括：新闻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研究得以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形成热潮，传媒经营管理研究持续升温，传媒资本市场研究成为时髦话题，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影响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传媒集团研究开始转向，紧密联系实际的传媒市场定量研究得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霸权研究引人注目，媒介批评进入“预热”阶段。这充分说明，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在逐渐地适应最新、最快的新闻实践的发展，以往存在的新闻理论的研究滞后于新闻实践的现象正在改变。
四、新闻学与多学科的融合发展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虽然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研究风格的差异，但两者同属于同质的、相互交叉的范畴，两者的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的传播学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这种融合不仅是两个学科的融合，凡是与传媒活动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都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的研究也广泛地借鉴了传播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的研究方法。
新闻学边缘学科的发展。新闻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们不仅进一步认真研究了新闻学的基础理论，探讨了新闻与传播之间互为关联、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随着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新闻改革的深入和新闻科学的进步，新闻学越来越多地涉足于其他学科领域，以至形成和建立起一批与新闻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如：新闻法学、新闻文化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语言学、新闻伦理学等近30门学科，中国当代新闻学在体现开放的体系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方面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经济社会和新闻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与之大致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并为此提供广阔的空间。诚然，中国当代新闻学在建设和研究的过程中，相对于人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和研究，相对于充满生机和活力、迅速变化发展的新闻实践，仍然显得明显滞后，但是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有所调整、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原来的理论新闻学体系，淘汰原来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来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李彬：《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2.鲁威人：《体育新闻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篇4
从统计数字上看，似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取代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抵挡的趋势。但是，另一个统计数字似乎又在提醒我们：传统媒体仍然具有新媒体无可替代的优势。2011年8月，美国奈特新闻基金会对美国高中生的调查表明，92%的人仍然关注新闻，77%的通过电视了解新闻（56%通过社交媒体，42%看报），但88%认为报纸的新闻最可信，仅有34%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是真实的。
这个统计纠正了我们对于80后、90后这一代“数字土著”的偏见。首先，他们并不是不问天下大事、“娱乐至死”的一代。新闻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次，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仍在，对于习惯了“Facebook”和Twitter等新兴社交媒体的“数字土著”而言，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公信力。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合关系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消亡论”和“替代论”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因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我们所说的“新媒体”实际上是“数字化的随身移动信息接收平台”，它整合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传输的形式。我们阅读纸质版的《纽约时报》和iPad版的《纽约时报》，只是在选择不同的信息接收平台。《纽约时报》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是我们选择它的依据。况且，今天的《纽约时报》也很难再被当作是一家传统意义的报纸，因为它75%的收入来自其网站。
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竞（争）合（作）”（英文是copetition）的关系。在媒体多元化的今天，信息传输的方式可以变，信息接受的平台也可以变，但媒体的“公信力”和“公共性”等核心价值不会改变，这就是媒体变革的一个根本方向“以不变应万变”。
让我们再以“新浪微博”为例说明这一点。2011年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新媒体”是新浪微博。尽管它是模仿美国的社交媒体Twitter而建立的新型信息传输平台，但它也没有脱离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新闻立媒”。回顾新闻传播史，1991年的海湾战争成就了CNN，2001年的9·11事件成就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就新兴的网络媒体而言，9·11事件也让新浪网的新闻频道一举成名，而2010年底的钱云会案则使刚刚诞生一年的新浪微博一跃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经过2011年之夏一系列新闻热点事件的洗礼，新浪微博在其两周岁生日之际，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之列。
从媒体属性来看，新浪微博实质上成了一张被数亿网民分享、放大的“新闻纸+观点纸”，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社交媒体的功能，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很难想象，如果它只定位为“社交媒体”，而没有“新闻传输和评论”的功能，新浪微博很难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也不能够吸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各国政要开设微博，与中国公众进行对话。
因此，在我看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僵化的二元对立视角，无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今媒体的变局及其发展趋势。
“全球、全民、全媒”的发展趋势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今后十年的媒体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将按照“全球、全民、全媒”这三个核心趋势来发展和演变。作为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清华的师生也按照这些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改革和探索：
全球——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是以区域或国别为疆界、以比较视角为主来展开的。随着以全球受众为指向的全球媒体（例如CNN）代替了仅以国外受众为指向的国际媒体（例如“美国之音”VOA），随着新闻生产走向“全球化”——即从采集、编写、流通到接受等诸环节逐渐“去疆界化”，随着中国选择主动融入这一全球新闻传播的“话语场”（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新华社社长李从军2011年6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构建“媒体联合国”和新华社在纽约市中心设立北美总分社），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应当紧紧围绕媒体/文化全球化的主题进行调整和变革。从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应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globalcommunication）所代替。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奉“内外有别”原则的“（对）外宣（传）”也应升级为更具想象力、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生态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国家品牌行销”（nationbranding）等。
全民——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际媒体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台、通讯社等）和专业媒体人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普通读者和阅听人是以“沉默的大多数”被划归到接受研究或效果研究的视域中。3G技术和以iPad为代表的移动随身媒体把无所作为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的“参与生产的消费者”（prosumer），进而登堂入室，在传统上由政商精英主宰的公共政治领域内产生“众声喧哗”的效应。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兴起，微博已经不再是一个青少年小打小闹的社交媒体，在政治诉求达到一致的情况下，“叽叽喳喳”（这正是twitter一词的本义）的微博用户会迅速聚合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破坏力的“智能化暴民”（借用美国学者Rheingold在2002年提出的smartmob的概念），在当下“微博议政”乃至于“微博干（预）政（治）”的大潮当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微博执政”，就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正是在“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背景下，新闻舆论与政府治理之间的互动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应当关注的重要领域，催生出“公民新闻”（citizen/civicjournalism）、“媒体执政”（mediagovernance）、“危机传播”等新的研究课题。从实践的层面看，政府新闻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职务的常态化成为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一个亮点和热点，清华的师生以进行政策研究和实务培训为主要形式，积极参与到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推广的过程当中。
全媒——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形式来分别展开，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教育也是按照不同媒介形态相对应划分的二级学科（如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来展开。清华新闻传播学院从建院之初，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就打破了媒体形式和二级学科的限制，贯彻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向的“大新闻”和“大传播”理念，在本科阶段只设立新闻专业，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就国际新闻传播方向而言，无论是在对媒体实践和个案的研究中，还是在校内的专业人才培养和校外的从业者实务培训中，都注入了“全媒体”（Omnimedia）和“全传播”（暗合院馆宏盟楼的英文名称中的Omnicom一词）的前沿理念。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看，“全媒（体）”理念的日渐普及也将有助于解决新闻从业者、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这三个群体之间长期以来各行其是、缺乏互动的“痼疾”。
新闻传播变局提出的挑战
“全球、全民、全媒”的新闻传播变局对从业者、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魅力就在于其潜在的二律背反。当今新闻传播的发展和变化究竟是能够建立起理想中的“全球公共领域”（globalpublicsphere），还是把整个世界带入被跨国权贵精英阶层所挟持的“全球法团传播”（globalcorporatecommunication）的体系中？这是值得每一位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学人不容回避和无法淡化处理的问题。
另一方面，“全球、全民、全媒”的新闻传播实践必然对学术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预期的是，在下一个十年，清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将向“全科”发展——即融入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提升研究的批判意识、学术规范性和国际影响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教授芭比·塞里泽（BarbieZelizer2004）描述了未来新闻学研究的五种“全科”取向：
社会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现在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
历史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过去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
符号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如何借助于语言和视觉符号发挥重要作用的
政治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应当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
文化研究取向探究的是新闻如何发挥其各种不同的重要作用的。
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篇5
当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该时期新闻为了摘掉新闻无学的伪帽子，不顾反对和逼迫率先建立了新闻学。在1980年初期，新闻领域的学术焦点汇集在新闻改革与创新方面。不管是新的新闻、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新学科新闻学基础上，其核心和主旨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而呼吁和呐喊。1989年的春天，政治风波的洗礼扭转了新闻传播的核心主旨，强烈的现实反差从知识分子的身上暴露出来，新闻传播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鲜和洋气的代名词，现实关怀的写照下，新闻传播学转向知识命运共同体，通过该时期的潜心专研，逐渐有了当今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现有研究成果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并为传播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奠定了一定的保障。直至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成为了与教育学、医学、工学、农学等持平的一级学科。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加大招生的规模和数量，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发展迅猛发展，师资队伍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业务渠道更加宽广，研究领域更加宽泛，新闻传播学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专业。总而言之，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研究主体的特征
21世纪前期，新闻传播学缺乏独立性的审视与批判，只是单一的拥有少部分政治资本。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1989年末，相关学者以资本论、务实论、教育论等学说对新闻传播学的作用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对出现的政治风波和爱国运动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述，并完成了传播知识的理论重构，随着新闻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创新成为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学飞快的崛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且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变浓。总体而言，教育成为了新闻传播学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本。
三、研究内容的特征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已经由应用型转为理论型，更加注重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新闻传播学的变化顺应了世界的发展；其次，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广泛关注，且已经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构成了一体化发展模式；最后，我国对新闻传播的重视力度和程度逐渐高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两会的精神等很好的诠释了新闻传播在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新闻传播的自由和学术的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研究方法的特征
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指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快和完善，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让新闻传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0年后期，新闻传播的方法论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其方法单一、方法简单的不足之处逐渐的暴露出来，而在这种新的历史起点下，新闻传播也变得更加成熟，说明新闻传播的方法已不单单是单一的路径，而是多元化与多样化组合的全新路径。特别是在2000年后，一大批新闻传播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指引了方向。
新闻传播研究方向篇6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1978年3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1982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1986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论题由浅而深;范围由小而大;沟通由难而易;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由单一而多元;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80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20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1986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