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重点知识范例(3篇)

宏观经济学重点知识汇总范文篇1

一、培训目标及课程设计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都要进行十多个以政府中高级公务人员为主要对象的短期培训项目，时间一般为两至四周。我参加的“宏观经济政策及管理”项目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项目组织者力求在不长的培训时间里使受训者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系统的了解，并深入探讨全球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本期项目所设课程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基础知识：包括各类平衡计算（如财政、货币、外汇等）及常见的宏观经济学模型。

开放宏观经济学

国家案例分析：主要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牙买加和加米尼加。

专题研究：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二、参加人员

本期培训的主讲教师共有八位，主要来自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有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和实际的政府工作经验，理论和实际水平都很高。本期学员共有四十位，分别来自二十四个国家，其中亚洲七位、南美洲七位、非洲十六位、美国三位。来自中国的学员只有我一位。按所从事的工作分类，这些学员中有二十八位来自政府部门、二位来自世界银行、十位来自企业。

三、教学方法

本期培训采用课堂授课、自学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学习计划安排得十分紧凑。一般每周一至五白天全天上课，晚上和周末用于自学和准备教案。总体来看，哈佛的教学方法确有其独特之处。

教师授课一般从提出问题开始，并非常鼓励学员参与，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时常有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

教学中广泛采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多媒体、Internet等。对于所学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模型，一般都提供了相应的计算机分析软件，以帮助学员加深理解。

所讲案例一般都来自于教师们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担任政府顾问的实际经验，因而资料翔实、内容生动、分析透彻，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实际的参考价值。

在教学这为每一位学员安排了两次共一个小时的小组发言，要求学员运用所学知识对本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这既加深了学员们对知识的理解，又拓展了大家的国家视野。

四、主要收获

本次培训尽管时间很短，但我仍感收获较大。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两个基本条件之上的。我国已加入了WTO并正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因而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的责任应该而且必然会主要由各市场主体来承担。相应地，政府的职责将更多地转向维护市场竞争环境和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因此，这次培训对于我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公务员职责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宏观经济学中的许多知识，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对我这样的地方政府官员并无直接的应用条件。但通过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从而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在培训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对各国经济的比较分析。按照哈佛教授们的评价，中国被列为二十年中世界十佳经济表现国之首。无论是在和教授还是和同学的交流过程中，他们都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表示出由衷的赞叹，并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多情况。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民族自豪感，并更加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宏观经济学重点知识汇总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宏观经济学重点知识汇总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均衡汇率预测

一、什么是均衡汇率？

所谓均衡汇率，其实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定义。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是1954年Nurkse发展的均衡汇率理论。他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充分就业，外部均衡定义为国际收支的平衡。而均衡汇率就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相一致时的汇率。然而，即便能够统一关于均衡汇率的定义，对于这个变量的求解方法也是百花齐放的。关于汇率决定的学说多种多样，不同的汇率决定理论框架下，对于均衡汇率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购买力平价说”。根据这一学说，汇率是一种货币真实价值的体现，即体现了货币的购买能力。因此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购买力对比，也即汇率与各国的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然而，这一学说的基础是“一价定律”。由于这一定律的现实意义一直饱受争议，因此也使这一学说的解释力具有很大的局限。而比较具有实践价值的是“利率平价说”。这种学说倾向于从金融市场来分析利率和汇率的联系，研究角度从商品流动转变为资本流动，使得利率成为了汇率变化的显著信号。此外，“国际收支说”从外汇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的流量变动角度来认识汇率决定问题，是国际借贷说的发展，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国际收支理论在浮动汇率制下的变形。同时，货币模型、资产组合模型则分别试图将汇率与货币市场、资产市场建立联系，以建立相应的因果关系。

二、均衡汇率可求吗？——作为内生变量的汇率

以上的这些学说各有所长，同时又都具有致命的缺点。由于每种理论都是基于一定的抽象前提的，因而各自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一种学说又难以在另一种学说的维度上对其加以驳斥，因而几种学说彼此相容不下，都在汇率决定的学说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却又都难以在汇率决定的问题上产生绝对的权威性。它们分别倾向于某些因素对于汇率的影响，却没办法将所有的变化因子一一引入体系。同时，这些引起汇率变化的因子本身在现实中未必是外生变量，比如汇率会对利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具有反作用力，甚至那些参变量之间也存在着很复杂的关联。

现有的这些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显示出，试图发现两三个、甚至更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定的计算公式也许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单凭几个公式，就试图发现决定、影响汇率形成的根源似乎都不足够充分。宏观变量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那些揭示相关性的描述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个中的因果关系。汇率的形成机制如此复杂与庞大，以至于没有那种学说能够很好覆盖其全貌。这时候，探索的方向开始转向微观，因为微观作为宏观的基础，理应为宏观现象的成因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带有这种倾向的努力不是没有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汇率的微观市场结构分析。然而，如何让微观分析具有宏观解释力，如何建立宏观微观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当然超越简单的加权加总），这些挑战在已有的学说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答。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许其实我们苦苦寻求的这样一个汇率的均衡点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以一种动态均衡的形式存在的。均衡汇率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时刻变化的经济现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在汇率的变化中得到体现。所以，在短期内，对汇率的估计也许只能缩小到一个均衡域，而非某个点。而在长期中，这种均衡汇率则需要映射出对远期经济状况的某种预期，具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而其客观性和准确性更要大打折扣了。尤其是对于中国、印度等经济转型期国家，其经济形势中的变量变化更加频繁，大大增加了先见的难度。而经济全球化日益深远的今天，全球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千钧，不确定性更多。因此那种对于均衡汇率中长期的预期也显得不甚可靠。

综上所述，已有的种种关于汇率决定的学说，大多的贡献都停留在解释某个或某些宏观变量与汇率之间的关系上，但真正是什么决定了汇率，真正关于汇率均衡值的寻找，却依旧没有完整的且具有说服力的作答。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汇率与价格水平、利率、货币供求、资本市场和心理预期等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对汇率的变动进行一些定性分析，对为汇率寻找到一个比较适宜且较为稳定的运动区间而言是很有帮助的。

三、一定要求解均衡汇率吗？——对于人民币汇率外生性的探索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均衡汇率的求解确实困难重重，这甚至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合理性的探讨，也就是这种在理论方面寻找均衡汇率确切值的做法是不可行的。而在现实中，作为内生变量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在实践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汇率是具有外生性的。对于这一点可以找到以下两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