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治疗的研究进展范例(3篇)

物理治疗的研究进展范文

［摘要］针对目前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研究现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如下建议：①必须加强临床研究设计的科学性；②动物模型的选择不必局限于佐剂性关节炎；③应注重对关节滑膜影响的研究；④应注重对关节内细胞因子调节作用的研究；⑤从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综合调节的角度探讨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机理。

［主题词］关节炎，类风湿性／针灸疗法；疾病模型，动物；研究设计；滑膜炎／针灸疗法

ApproachtoThinkingofStudyon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TreatmentofRheu

matoidArthritisLiuJinhong，FangJianqiao（ZhejiangCollgeofTCM，

Hangzhou310053，China）［Abstract］

Basedonpresentsituationofstudyon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treatmento

frheumatoidarthritis（RA），

theauthorsofferthefollowingproposalsforstudyahead：（1）

Muststrengthenscientificdesignofclinicalstudy；（2）Selec

tionofanimalmodelshouldnotlimittoadjuvantarthriti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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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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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Arthritis，Rheumatoid／acupther；Diseasemodels，

Animal；ResearchDesign；Synovitis／acupther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简称RA）是临床常见的一种以关节滑膜慢性炎症为特征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于中医“痹证”范畴。因其致畸和致残的比例很高，而受到中外医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针灸治疗RA的研究近10年来发展迅速，通过对大量临床病例的观察，肯定了临床疗效。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动物实验，并从免疫、血液循环、自由基等方面探讨了针灸治疗RA的机理，取得了较大进展［1］。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在RA的临床疗效和机理研究方面都尚未取得突破，大多数的RA患者经反复发作后最终出现关节畸形、功能障碍。从现有文献报道看，针灸治疗RA的研究若要有所突破，必须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作出改进和调整。本文试陈管见。

1必须加强临床研究设计的科学性

目前西医用于治疗RA的药物及生物制剂往往因疗效不十分满意，或因毒副作用太大，而难以推广或长期使用。针灸疗法因具有疗效肯定、无副作用的优点，而受到广泛欢迎。但目前的临床研究中，由于未采用统一的疗效判定标准，加之针灸治疗RA的方法众多，手法各异，可比性差，文献报道中取得的显著疗效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何况RA是一种病程缓慢、可以自行缓解或复发的疾病，治疗过程中有反复性，而文献报道中大多未作远期疗效观察，其治疗结果的客观性自然令人怀疑。因此，对临床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显得非常必要。首先应遵循随机、对照、盲法的原则，严格统计设计；其次，专业设计必须严谨。由于针灸治疗RA疗法的多样性及操作医生的手法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而且临床针灸治疗RA时，患者往往同时接受药物、理疗等其他疗法，所以被控因素和受试因素必须严格控制。由于RA病程长且病情缠绵难愈，针灸治疗RA的疗程也相应较长，要客观反映针灸治疗RA的效果，就必须观察足够的疗程来反映关节炎症复况、骨质侵袭的变化和关节功能的改善程度。必须认识到急性炎症指标的控制和症状的改善并不能代表骨质侵袭的停止，手足关节X线摄片检查对比是临床最简便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指标。RA病程不同，其骨质受侵袭的程度也不同，治疗效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设计上还要注意病程的可比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远期疗效的观察是反映RA针灸疗效不可缺少的指标，至少应进行3年以上的远期疗效追踪，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期作关节X线检查的追踪比较。此外，制定和采用统一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也是针灸治疗RA科学研究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2动物模型的选择不必局限于佐剂性关节炎

动物模型的选择是否合适将直接影响到针灸治疗RA实验研究的成败。从以往针灸治疗RA实验研究的文献报道看，到目前为止，在动物模型的选择方面基本上是选用注射弗氏完全佐剂引起的大鼠佐剂性关节炎（AA），该模型造模材料简单，方法简便易行，其原发病变表现为局部非特异性炎症，继发病变于致炎后15天左右出现病理组织学特征：滑膜增生，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浸润及关节软骨组织破坏等，其组织病理及血中变化与人类RA中早期相似［2］。但AA模型的遗传学特征与人类RA不同（未发现明确的MHC基因的相关性），对免疫异常的反映易受细菌或其组分等因素的干扰，且炎症部位较局限，发病较快，全身反应亦不甚明显，反映骨质侵袭情况较差，与RA多关节侵害、长期慢性病变的特点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较好反映人类RA特征的动物模型是由牛Ⅱ型胶原诱导的具有自身免疫反应特征的关节炎模型（胶原诱导性关节炎，简称CIA）。CIA在大鼠、小鼠及灵长类动物都可诱导发生，但以DBA／1小鼠的关节炎最为典型，皮内注射混有弗氏完全佐剂的Ⅱ型胶原，易感动物约在4周后产生多关节的炎症。该模型有与人类RA相似的遗传学特征，即动物的易感性也是由第Ⅱ类MHC即Ⅰ区基因所决定，其临床症状、免疫病理特点与人类RA更为接近，表现为慢性对称性多关节炎、抗Ⅱ型胶原抗体及类风湿因子的存在、滑膜血管翳增生及骨袭等。在国外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RA的遗传学、免疫学、病理学研究，以及抗关节炎药物的研制［2］。在国内，该模型被用于中医理论和中药开发的实验研究，已有少量的报道［3，4］。针灸治疗RA研究也不必局限于AA模型，CIA模型对客观反映针灸对RA的疗效及阐明其机理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此外，根据研究需要还可以选择链球菌细胞壁成分诱导的关节炎、蛋白多糖诱导的关节炎、自发性关节炎、基因转化动物关节炎等RA动物模型。

3应注重对关节滑膜影响的研究

RA是以滑膜炎为病理特征的全身性疾病，滑膜炎症反应表现为滑膜细胞增殖、炎症细胞浸润、微血管的新生、血管翳的形成及软骨和骨组织的破坏，即以增殖性和侵蚀性为RA滑膜炎的特点。这种滑膜炎在进行性病人终身反复不断。

针灸作为治疗RA的一种手段，与药物疗法及其他治疗方法一样，必须面对抑制滑膜炎症、阻止骨质侵袭这一难题。从针灸治疗RA的文献报道看，无论是临床研究还是实验研究，大多只注重于对研究对象整体机能的调节，而对病变关节滑膜组织形态结构、滑膜细胞功能及相关因素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对骨质侵袭影响的报道亦甚少。撇开对滑膜的影响，谈论针灸对RA的治疗作用毫无意义，更不用说研究其治疗机理了。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注重对关节滑膜影响的研究，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便客观地反映针灸治疗RA的疗效，更全面深入地阐明针灸治疗RA的机理。

4应注重对关节内细胞因子调节作用的研究

最近10多年来，在RA病人的关节积液和滑膜组织中，已陆续检测出多种细胞因子，有些细胞因子如IL1、TNFα、IL6，尽管外周血中轻度升高，但病变关节的浓度却显著高于其外周血中的水平。局部的高浓度提示这些细胞因子是由病变的关节组织在局部所产生。由于RA的滑膜组织和滑液聚集了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些细胞又大多处于可激活状态，而成为细胞因子的主要来源。受免疫复合物、组织破坏产物等物质刺激，滑膜细胞活化后产生一系列细胞因子，这些因子有些对RA有刺激效应，有些有抑制效应。细胞因子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刺激和抑制，在RA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5］。目前细胞因子已被公认是RA炎症和关节损伤的重要介质，因此对RA细胞因子的研究，不可以不检测关节内的细胞因子。

从现在针灸治疗RA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文献资料看，对细胞因子影响的观察均是检测外周血中细胞因子水平，尚未见有针灸对关节内细胞因子调节作用研究的报道。为真实反映针灸治疗对RA细胞因子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应以检测关节内细胞因子的水平为主要手段，观察针灸治疗前后细胞因子在RA关节组织中表达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针灸对RA关节内细胞因子受体、细胞因子抑制物等的影响，从而全面阐明针灸对RA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

5从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综合调节的角度探讨针灸治疗RA的机理

1977年Besedoysky提出了“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学说，指出在免疫系统和神经内分泌之间可能存在一个由共同的或相似的肽类物质所介导的调节环路来维持机体稳定和功能改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免疫物质如IL、TNF、IFN等作用于下丘脑－垂体前叶－免疫器官这一多极通路调节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功能，而内分泌系统则可以通过激素控制神经和免疫系统的活动，以维持机体的稳定［6］。大量的研究工作及实验报道都证实了“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存在。

针灸治疗RA临床研究的资料显示：针灸治疗能降低RA患者血浆中免疫球蛋白、免疫复合物和类风湿因子的水平，提高T细胞水平、NK细胞活性和细胞因子IL2的含量［7，8］，对血浆亮脑啡肽、前列腺素E2、皮质醇含量均有显著影响［8～10］。动物实验研究资料也显示，针灸疗法具有双向的免疫调节功能，对模型动物亢进的体液免疫具有抑制作用，对低下的细胞免疫具有增强作用［11］；灸法可以使肾上腺髓质细胞合成儿茶酚胺的功能加强，提高血中肾上腺素水平［12］；针刺对下丘脑内5羟色胺、β内啡肽、甲啡肽及脊髓内谷氨酸、P物质、亮脑啡肽含量均有明显影响［13～16］。临床研究与动物实验研究的结果说明，针灸治疗RA不仅影响到中枢神经肽类介质，而且与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及局部或全身激素的调节密切相关。因此，从“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综合调节的角度开展针灸治疗RA的机理研究，是一条十分可行的途径。

综上所述，针灸治疗RA研究在努力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应加强研究设计的科学性，注重对病变关节滑膜及关节内细胞因子影响的研究，动物模型的选择不必局限于AA模型，可根据研究需要选择CIA等其他关节炎模型，治疗机理研究可从免疫－神经－内分泌网络综合调节的角度加以探讨。

6参考文献

1翁文水．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近况．中国针灸，1997；17（8）：507

2蒋明，朱立平，林孝义．风湿病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815～843

3吕爱平，王安民，艾景录，等．肾虚痹证（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理研究．中医杂志，1995；36（8）：492

4吕爱平，王安民，曾晓莲．益肾蠲痹丸对大鼠实验性痹证影响的病理学研究．中医杂志，1988；29（6）：49

5路秀英．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及其抑制物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国外医学・免疫学分册，1993；16（4）：183

6范少光，丁桂凤．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间的关系．生理科学进展，1987；18（3）：272

7朱月伟，陈肖燕，韩杭生，等．铺灸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上海针灸杂志，1991；10（1）：1

8刘心莲，马珠红，刘成贵，等．温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上海针灸杂志，1997；16（5）：4

9尹淑英，马珠红，刘心莲，等．温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对血浆前列腺素E2含量的影响及其疗效．针刺研究，1997；22（4）：280

10丁秀娟，奚桂芳，睢久红．针刺对类风关患者血清皮质醇含量的影响．上海针灸杂志，1993；12（1）：24

11唐照亮，宋晓鸽，李俊，等．艾灸抗炎免疫作用的实验观察分析．针刺研究，1997；22（4）：280

12刘金兰，张振莉，董晓彤，等．艾灸对实验性关节痛大鼠肾上腺髓质影响的观察．中国针灸，1990；10（4）：32

13卢振初，周淑英，杨远枫，等．针刺对实验性关节炎大鼠组织胺和5羟色胺含量的影响．上海针灸杂志，1989；8（4）：24

14曹蔚鸿，邓颖，董晓彤，等．不同频率电针对关节炎大鼠痛反应及中枢γ氨基丁酸和谷氨酸含量的影响．针刺研究，1993；18（1）：48

15王洪蓓，董晓彤，王双坤，等．不同频率电针对急性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痛反应和组织中β内啡肽含量的影响．中国针灸，1998；18（3）：163

物理治疗的研究进展范文篇2

中图分类号：R2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04（2013）01-0008-03

藏医药学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与疾病斗争的经验，以其系统的理论和独特的临床疗效及用药特色，为本民族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人们医疗观念的转变，藏医药以其来自高原、纯天然，及天文历算与医学结合等独特的诊疗技术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笔者拟对藏医药临床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作一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1研究现状

目前，藏医药在医疗、教育、科研、产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政治局势稳定中越来越发挥出自身独特和应有的作用。一个以藏医医疗机构为主体、藏医药教育和科研为基础、藏药产业为依托的藏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并辐射到国内许多省份和地区，影响波及海外。

1.1临床疗效显著提高

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医药科技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显示，“十一五”规划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藏区大力推进藏区藏医药工作，藏医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形成，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藏医院也加大了专病专科建设力度，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设立专病专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治区藏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山南地区藏医院外治科、林芝地区藏医院心脑血管科和昌都地区藏医院肝病科等多个专科已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据县以上藏医院有关统计表明，藏医治疗以常见病为主，其中对乙型肝炎、慢性萎缩性胃炎、骨髓炎、皮肤病、风湿病疗效甚佳，门诊的治愈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愈率则可达85.2%，说明藏医在治疗常见病、疑难病症方面临床疗效显著。

1.2藏医特色疗法得到临床推广应用

藏医具有很多特色医疗技术，如药浴对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均甚满意，深受患者的欢迎；艾灸、火罐、药浴、放血等[1]也很有特色。目前，县级及以上藏医院基本上能够运用藏医艾灸、火罐、药浴、放血和牛角吸等特色和适宜技术，开展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病的诊治。

1.3藏药制剂特色明显，基本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研究报告还显示，部分县级藏医院及藏医科利用本地藏药材能够自制100多种常用藏药制剂，不仅满足本院（科）的临床用药需求，还可满足本辖区内的乡镇及村里的部分藏药需求。

1.4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得到提高

研究报告显示，自治区藏医院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疾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卫生战线上首次获得的最高部级奖励。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由青海金诃藏药集团和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攻关课题――“七十味珍珠丸药效及作用机理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传统经典藏药二十五味松石丸是藏医临床治疗各种肝胆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必备药品[2]。二十五味珍珠丸也是一种传统的藏药，对多年的中风、偏瘫、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极佳，不但被藏民誉为溶解血栓的“疏通机”，而且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此外，还有很多传统藏成药的药理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如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二十五味珊瑚丸、坐珠达西、九味牛黄丸、智托洁白丸、藏汴宝补肾丸、七味散、冰片九味散、檀香八味散、诃子十味散、熊胆七味散、石榴八味散等。当前，还有大量药方散落在寺院和民间，既无标准也不规范。很多藏药研究开发机构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远赴牧区、民间、寺院，搜集挖掘、整理藏药秘方、验方、组方，积极抢救保护传统藏药的民间宝藏，但仍有许多未发现的药方，值得进一步发掘。

2存在的问题

2.1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名词、术语缺乏规范

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藏医药的名词、术语、诊断等缺乏规范，导致沟通、交流的困难和研究结果的公信度较低。

2.2研究层次和水平偏低

藏医药的疗效显著，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对藏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藏药浴疗法、尿诊法、高原藏药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方面作用显著，深受群众欢迎。但由于藏医药形成的文化背景、区域环境等的复杂性，藏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藏医药临床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属于个案报道或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3-4]；部分设随机对照的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情况，即使个别有记载也过于简单，甚至将随机、半随机和随意混淆。多数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甚至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疗程不规范、缺乏统一性、样本含量小、可控因素差、缺乏正确的统计学方法等问题的存在，常干扰藏医药临床研究的可靠结论，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提供最佳证据，阻碍了藏医药临床医学治疗性研究水平的提高。

2.3临床特色技术缺乏规范

藏医特色医疗技术作为藏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藏族人民群众乃至一些特殊人群的欢迎，确实解决了一些难治性疾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解决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火灸、油脂擦涂、放血、金针、药浴、敷缚、藏医熨敷、药蒸等疗法，这些藏医特色核心技术为藏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少技术由于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其推广应用存在困难，极大地限制了藏医药走出藏区，服务海内外。

2.4现行的临床指导原则有悖藏医药理论特性

目前，藏药尚无基于藏医药理论制定的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只能参考现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制定藏药成方临床试验方案，而这种做法在藏药研究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矛盾。①藏医在长期的医药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在药物认识和用药习惯上与中医药存在很大的差异；②藏药的药性理论及功效主治与中药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药物的独特效用与中医药认识完全不同；③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设计的研究方案和套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价藏药临床疗效严重违背了藏医理论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所得的试验数据验证藏药临床的治疗作用。没有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藏药的发展只能削足适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3藏医药研究方法思考

3.1指导思想

3.1.1继承是基础藏医药是藏族人民几千年防治疾病的结晶，认真继承才能有发展的底蕴。藏医药千百年的发展证明其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基础，藏医药的内容包含一些现代科学的前沿研究内容，如藏医认为人体内“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在一年四季或者一日24h的量或盈亏是不同的，即人体内环境是处于动态的，因此，对具体疾病的用药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些药物必须在凌晨服用，有些药物必须在中午服用，有些药物必须在傍晚服用，这与近2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时间药效学”、“时间治疗学”等新的学科内涵不谋而合。研究藏医药，首先要继承藏医药的理论和特色，但继承不是唯一目的，在传承藏医药的规律和自身特点的同时不断创新，在解决当前生命科学中的一些问题中，发挥藏医药的作用，从而促进藏医药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入发展。

3.1.2突破影响藏医药发展的瓶颈藏医药的特色优势在于藏医药系统的理论、独特的治疗手段、特殊的用药理论、无法替代的药物资源；但同时必须看到，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恰恰是藏医药现代化研究中的薄弱和落后之处。这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支撑藏医药特色和优势的技术标准和评价方法不能被现代医学理解和接受，已成为制约藏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瓶颈，解决这些关键技术问题，才可能在短期内使藏医药有一个跨越式发展。

3.1.3以藏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藏医药研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藏医学与其他任何传统医学一样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如现代诊断和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西药在许多疾病治疗上取效迅速以及西医外科手术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等令藏医专业人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如在诊断疾病的方法上，有了西医的检验、影像等定性定量的检验方法后，许多医生屈就西医诊断，藏医本身的脉诊、尿诊等内容慢慢淡化，趋于形式；又如，藏药的研究有些按照中药的研究方法研究，有些按照西药的研究方法研究等，均有使藏医药失去特色优势的危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藏医药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保持和发展藏医药的特色。

3.1.4多学科融合是实现藏医药发展的重要条件藏医药是本民族历代祖先长期以来在高原上同各种疾病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以博大的藏族文化为背景，融合了藏族古代哲学、天文历算、生物学和化学等知识，并同藏传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吸收其他兄弟民族及外来医学的许多精华，不断地予以补充、提高，进行创造，成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从社会、心理、环境的协调中去探讨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因此，从现代的角度看，藏医学本身包含许多学科的知识，对藏医药只有应用多学科知识、手段、方法进行研究，才有利于揭示藏医药的内涵，促进藏医药的发展。

3.2藏医药临床研究特点

3.2.1以藏医基本理论为指导藏医临床研究离不开藏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必须充分认识、理解藏医学理论体系的自身特点及其防病治病的独特方法，才能扬长避短，更好地开展藏医临床研究工作。

3.2.2在藏医临床实践中提出并且检验假说临床研究要在临床实践中完成，不仅如此，藏医临床研究课题的提出和研究思路的设计也大多来源于藏医临床的诊疗实践过程。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藏医临床研究的假说很少是来自动物实验的结论，这一点与西医临床研究有显著的不同。直接的临床研究结论避免了结论外推过程中从动物到人的种属差异，但同时由于研究因素不似实验研究中易于控制而可能增加人为的误差，也由于医学伦理的原因，有些从临床观察中提出的假说无法通过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3.2.3临床研究操作的复杂性①人群选择的复杂性：临床研究诊断标准多建立在疾病诊断和证候判断基础上，疾病诊断多是参照西医的诊断，证候诊断遵照中医诊断，因此给临床研究带来操作上的双重要求；②治疗措施的复杂性：不同于现代医学，藏医治疗多数是复方、多途径给药、结合一些藏医药特色治疗技术，往往是综合性的治疗措施，如内外治法合用、针药并用等才能取得最大治疗效果，单纯的治疗措施很少；③疗效评价的复杂性：治疗效应的综合表现给评价带来困难，单个指标的效应并不突出，评价指标往往是多重的，在多个指标上体现出治疗的持久性弱效应可以说是藏医药的特点，因此，评价终点指标和生存质量被普遍认同；④安全性研究的复杂性：迄今为止，藏医治疗措施仍是以植物、动物、矿物的天然药物为主，在藏医理论指导下，考虑药物的炮制使毒副作用降到最低，因此，安全性评价重点应该针对引起安全性问题进行。但目前临床研究的安全性评价要求与西药的评价相同，而由于藏药组成的复杂性，给藏医药安全性评价带来困扰。

3.2.4质量控制观念的薄弱性藏医药发展历史受文化、自然、传承等习惯的影响，有设计的研究意识比较淡薄，研究中的质量控制意识更加薄弱。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遵循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伦理原则，怎样建立一整套操作规范好像只是医院药理基地的事情，临床医生很少关注。这种现实与目前重视临床研究和开展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需求的形势不符合。所以，在藏医药临床研究任务迫切，经费和项目支持较多，临床研究人员的研究素质和水平偏低、不足以应对研究的需要的情况下，加大培训力度、强化研究水平、短时间内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成为当务之急。

3.3临床研究的任务

由于藏医学特殊的文化背景、生存条件等，其所包涵的内容可能更为广泛，因而藏医临床研究所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这其中既包括对过去藏医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科学评价，也包括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藏医药有关疾病防治体系的问题。本着“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藏医临床研究。根据藏医药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诊断方法、手段客观化的研究为基础，在藏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疑难杂症、传染病治疗方案，治疗方法、疗效及评价方法研究，藏医药方药有效性、安全性评价的临床研究，藏医药方药临床应用规律的研究，藏医药养生、保健理论的临床研究等方面开展藏医药临床研究工作。

总之，藏医临床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藏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学，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藏医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措施，发展藏医药，为防治疾病、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建立现代化的保健和疾病防治体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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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全富，四郎卓玛.藏药珍珠七十味配合针灸治疗中风的临床经验[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5，11（1）：4.

物理治疗的研究进展范文

关键词：病证方结合思路

病与证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获得对疾病的认识，形成各自不相同的分类标准，自成体系；病与证不同的分类体系，又形成了辨证论治与辨病治疗的临床诊疗模式。通过对中医证与西医病的结合研究，系统观察及探讨不同西医疾病的中医病机及演化规律，异病同治的理化指标变化规律，建立有针对性的病证结合的证候诊疗生物学指标体系，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临床的良好切入点。将方剂与证候相结合进行研究，架起理法与方药的桥梁，探求方剂与证候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有利于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与临床疗效。开展病证方结合研究，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与诊疗方法，对证候的客观化、数据化，对揭示经典方剂的作用机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病证结合与方证相应的历史

中医历史有对病治疗、对症治疗与辨证论治之理论发展过程，病与证在中医理论中均有应用。早期以对病、对症治疗为主。《黄帝内经》［1］以病名讨论的专篇体现了疾病诊断的应用情况，而《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蕴含了辨证论治之意，而”病机十九条”则为辨证提供执简驭繁的法则。在辨病与辨证的基础上，《黄帝内经》萌发了病证结合的思想，如《素问·痹论篇》先辨痹病，后辨其病因；《素问·痿论篇》将脏腑辨证寓于辨病之中；《素问．厥论篇》将经脉分证寓于厥病的辨病之中；《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建立了以病为纲、按病论述、据病立法、病分各类、逐类设证、因证制方、按方用药的体例系统模式。病、证分类体系至少在东汉以前均被中医采用，甚至可以说，病的分类体系应用得更广泛，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病证结合亦同时萌芽。

辨病治疗、辨症治疗与辨证论治［2］各有优劣。辨症治疗存在不足，而辨病治疗往往采用的“以病试方，以方探病”的经验用方模式，存在盲目性。且因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被认识到的疾病种类有限，对大多数疾病的认识不足，不能把握其发展、演变规律与结构功能变化特征，难以满足临床对未知疾病诊疗需求。东汉以后，虽然辨病诊治模式及经验积累仍延续着，但辨证论治便于掌握应用并能取得疗效，为更多的医生所接受并得到推广，且辨证模式采用了类比方法，符合比类取象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利于辨证模式的发展。因此，以证为基础的疾病分类体系与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对病治疗逐渐落入于次要地位。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医学［3］传入中国，两种医学模式互相碰撞，又诞生了西医病与中医证的病证结合模式，中西医汇通及衷中参西等均属此类。如张锡纯在谈到对霍乱的诊治时说“用显微镜审查此病之菌，系弯曲杆菌，……即为霍乱无疑也，至于细审此病之凉热百不失一，当参霍乱方及霍乱治法篇，自能临证无误”［4］，体现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施治疾病的病症结合临床模式。目前西医诊病、中医辨证的治病模式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不少学者将病证结合归之为西医辨病（诊断）、中医辨证（论治），并肯定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病证结合模式。

方与证［5～7］联用构成了一个新的名词，方证是应用某一方的临床指征或依据，特指某方剂所针对的病机（理法）所表现出的证候。方证是中医几千年来临床实践的结晶，反映了方剂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张仲景据神农学派和《汤液经法》》的主要内容，按照方剂组成和适应证，设立了《伤寒论》的方证体系，该方证体系的特征是病下系证，证下系方，方随证出，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千金翼方·卷9序文》“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需有检讨，仓卒易知”首次提出了方证一词。清代对方证进一步发挥，柯琴列伤寒论桂枝、麻黄、柴胡、黄连等方（汤）证30种，统辖仲景百余方治，此举使汤证之法确立于世。徐大椿经多年研究，不类经而类方，从流溯源，将仲景113方进一步归类于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12类，各类主证中，先出主方，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成为以方类证，证从方治的一派学说。方证学说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医学界的重视，江户时期古方派医家吉益洞蓍《内聚方》就是在孙思邈“方证相应”的启发下形成的；日本伤寒学派常以方证相对派自居。以方测证是方证相应的应用，以方测证，方证相应是以“有是证用是方，用是方而治是证”为原则，强调了方剂对证候治疗的针对性，提高临床辨证论治水平及疗效。以方测证与其它辨证方法有明显的思维差异，是一种从方证到理法的逆向辨证方式，而其它辨证方法都是以理法分析为前提，进而达到遣方用药的临床实践目的。

中西医结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诊疗上还都是泾渭分明，很难进行融合。而通过对中医证与西医病的结合研究，系统观察及探讨不同西医疾病的中医病机及演化规律，异病同治的理化指标变化规律，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临床的良好切入点。但目前的病证结合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研究方面，而临床研究又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病例的选择、影响因素的控制等等，使病证结合研究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进展。因此，复制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进行病证结合研究就很有必要。通过复制既具有西医病的特点，又体现中医理论特色的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制定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再应用相应的方剂进行以方测证，对所建动物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病证的生物学基础，同时还可以探讨方剂的作用机理。

2病证方结合研究的思路

2．1复制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近几十年来，在中医实验动物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至今中医动物模型已涉及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二十余种证型［8］的研究方法、思路及各种检测指标等，已建立了百余种证的动物模型。证的模型曾为中医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证的动物模型研究亦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其中最主要的难题是：采用单纯现代医学疾病动物模型进行中医药研究难以体现中医药的理论特色，而现有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长期停留于造模阶段，难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更缺少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系统研究，这就是中医科研动物模型的研究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