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价值(精选8篇)
审美价值篇1
摘 要 羽毛球是一种能够彰显运动者生命活力，展现美、传递美，增强美的形象性、表现性和感染性的一种体育运动项目。作为与美衔接十分紧密的众多体育运动项目之一，羽毛球运动展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与深刻的审美价值，其与体育美学之间存在着或显性或隐性的必然联系。本文阐述了羽毛球运动的美学特征，并基于此对其审美价值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 羽毛球运动 美学特征 审美价值 探讨
体育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存在于各项体育运动的各个层面。就羽毛球运动而言，其本身集观赏性、娱乐性和运动性于一体，它是健康的、美丽的、智慧的、灵巧的。羽毛球运动不同于一般的健身活动，它以轻巧的移动、美妙的跳跃、艺术的转体、自然有力的挥拍彰显着独特的美学艺术特征，这些美学特征下的美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青少年借羽毛球运动的“美”培养自信、健康心理、塑造人格；中老年人借其“美”活络筋骨、舒展关节；美学特征与审美价值这是羽毛球运动始终保持青春活力的重要因素。
一、人文美与人文价值
人文美是羽毛球运动美学特征的重要体现，与之相对应的审美价值是人文价值。人们之所以热爱体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能给人带来美的体验与感受。特别是审美特征与审美价值十分明显的羽毛球运动，它担负着传递友谊、增进感情、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这些最能体现人类中的真善美。羽毛球运动中会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精神、共进共退、团结协作的团队合作意识，它彰显了人类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美好诉求，也为人类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的重要人文资源。另外，它还能陶冶运动者的品性、启发运动者志趣、坚定运动者志向等。因此，羽毛球运动在促进运动者人文素养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
二、技术美与技术价值
羽毛球运动具有极致的技术美与技术价值。“以技术取胜”是羽毛球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羽毛球在技术结构上的审美特征是独特的，羽毛球的速度很快，它对运动员瞬间观察羽毛球运动快慢、轻重、远近、飘转等变化的要求很高，运动员精良的技术表现在具体运动中时而如蛟龙出水、时而如猛虎下山……这便是羽毛球运动的技术美。现代羽毛球运动技术更多展现了运动选手个人的充沛情感，也是一种美的表现。它不仅服务于运动员个人的人生，甚至某些个别优秀运动者的独特技术被作为标本和规范广为流传，其技术价值使更多的运动员受益匪浅。得益于羽毛球运动的审美技术价值，中国才能培养更多的优秀羽毛球运动员。
三、战术美和战术价值
良好的战术是羽毛球产生美的根源之一，所谓羽毛球战术，即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中所运用的包括超高技术在内的能完美战胜对方所采取的一切的计谋与行动。羽毛球战术的运用可以轻松衡量一个运动员训练水平的高低，同时也可以折射出该运动员在心理、身体、智力、技术等方面的优缺点。在羽毛球赛事中，双方都想取得进攻主动权，但单纯的挥拍运动难以凸显羽毛球赛事的两亮点，赛事也因此僵持不下，此种情况下，具有更加完美战术的选手将成为主看点。毋庸置疑，一场激烈的羽毛球运动必须要靠技战术做支撑才能彰显运动的张力和美感。使用科学的战术是促使羽毛球赛事胜利的关键，这是一种张扬但不夸张的艺术美。
四、心理美和心理价值
心理美在体育运动中常被提及，它是体育美的灵魂与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体育美的形象性、思想性和社会性主要是通过心理美体现出来的。毋庸置疑，羽毛球运动产生极大的心理美与心理学价值。在羽毛球赛事中，一方要想成功赢得另一方，揣摩对方技战术，寻找进攻突破口，采用合理的应对策略很重要。但以上方面的实现需要选手有极为敏捷的思维与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心理状态。因此，经常参加羽毛球比赛或者参与该运动的人们通常具有坚毅豁达、奋勇争先、积极向上、临危不乱的过硬心理素质、另外，还极大增长了智慧，陶冶力心理情操，帮助其树立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便是羽毛球运动的心理美与心理价值。
五、道德美与道德价值
道德是惩恶扬善的标尺，它以内在信念、社会舆论等作为评判一个人行为的标准，它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所谓思想、行为规范的总和。羽毛球运动具有道德美的审美特征，展现出巨大的道德价值。羽毛球运动所产生的精神对人们具有人性教育、方向引导、调节情感，提升认知的作用，具有与道德相仿的重要价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羽毛球运动不仅彰显了一个团队的精神面貌，更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它衍生出尊重、理解、信任、团结、竞争、创新等高贵的精神品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促进社会和谐。
综上诉述，羽毛球运动具有人文美、技术美、战术美、心理美、道德美等重要的审美特征，与其相对的审美价值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高了重要的价值资源。羽毛球运动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带给人们极致的审美享受与体验，同时也促使人们不断成长与进步，锻炼人们心理、培养人们情操、陶冶美的性情，指引人们在美中，力争上游，完善自我，追逐真善美，为自己人生打造完美晴天。
参考文献：
审美价值篇2
民俗是人类古老文化的遗存，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影视通过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对民俗进行了艺术整合。在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作为陪体而存在，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状态。而在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和中心，表明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影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艺术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份，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关键词】民俗/影视/整合/复制式/点缀式/点化式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1](P243)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
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2](P316)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3](P480)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3](P481)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4](P4)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
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8](P47)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9](P258)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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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价值篇3
关键词：怀旧 审美理想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6-0092-03
审美理想是客观事物审美特征与主体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的融合，蕴涵着创造者的审美态度、审美评价、审美情感和审美价值观念，是兼具美学内涵和哲学意指的“情中之象”。在文艺审美活动中，有着丰富的怀旧文本和怀旧意象。怀旧主体通过这些文本和意象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同时也很好地挖掘了怀旧的审美价值。
一、理想情感的塑造
怀旧作为一种情感体验，是一种有实践意义的情感指向。怀旧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以及美感经验的缺失，人们为了获得情感的补偿，将过去的美好情感作为一种反刍，实现情感的净化。怀旧最终指向和谐统一的美感体验，是一种审美愉悦。怀旧的内容虽然指向过去，但却是对现实的调节。怀旧者将自己的情感附载于美好的过去，通过回顾和想象来体验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的安宁、恬静，使得现实中的怀旧主体的心灵在怀旧中得到净化，从而使得理想的情感长久留滞。通过理想情感的塑造，不仅创作主体能够在创作中获得情感的高峰体验，而且也能使接受主体获得情感的共鸣和升华。正是通过怀旧在文艺审美活动中所创造的理想情感，从而使得出于现实困境中的人们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慰藉，怀旧因此也实现了它的审美功能。
怀旧主体在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理想情感有：对童年的美好的向往之情和对故乡的眷恋；对于理想社会时代的憧憬；对于理想人生境界的渴慕。理想情感的审美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感趋向上的正面性。怀旧主体在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理想情感主要指向美和善。通过积极意义的情感塑造，能够使审美主体在对客体进行审美的过程中，获得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避免消极的恋旧倾向，使审美主体获得情感的净化。
（二）情感的真实性。怀旧主体在文艺作品建构理想的情感，现实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生活的真实虽然不同，但在情感的真实性要求方面是一致的，艺术真实的建构必须依赖于对生活现象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必要的加工变形。而怀旧主体在塑造理想情感的时候，必然会直指生活本质和人类心灵的力量，从而使作品产生巨大的感染力。
（三）情感体验的丰富性。怀旧主体通过怀旧可以获得多元的情感，除了当下的情感外，还可以体验到过去的情感，从而和过去的情感发生对接和碰撞，最终将多种复杂的情感进行融合，可以瞬间尝遍人生百味，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二、理想社会的追寻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寻，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意识。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为人类开始描绘“理想国”，一直到后来对于乌托邦的幻想，到近代对于“回归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怀旧在理想社会的追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浪漫主义运动的“回归自然”开始；到德国古典主义对“古希腊时代”的向往；再到“审美救赎”理论的发展；怀旧被看成是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启蒙现代性赋予人类追求社会进步的信仰的一种抗衡，是对现代文明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遭到破坏后的一种拯救。在中国，对于理想社会的追寻同样是思想家们苦苦追求的一种理想。在中华文明和思想基础形成的先秦时代，对于理想社会的追寻，更是直接地指向了过去。儒家和道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于古想社会的追寻，孔子渴望回到尧舜时代，老庄则希望回到原本的社会状态中。通过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能够使人们在心理获得一种理想家园的归属感，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个社会蓝图。
理想社会的审美特征有：
（一）虚实相生。一方面，创作主体在文艺作品中创造的理想社会具有虚幻性，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丑恶进行的有意的遮蔽，是在主体心理上建立的一个非现实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理想生活是主体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而生成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而它对现实社会有一定的实在意义，能够为人们提供一条途径，使人们通向自由和光明的社会。
（二）批判性。理想的意义就在于批判现实。创作主体之所以在文艺作品中展现理想社会正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黑暗和不理想的状态，通过对理想社会的追寻能够使现实中的人们重拾勇气，积极地改造现实世界的不足，最终获得理想化的生活环境。有学者认为“在城市工业文明走向烂熟的时代，二十世纪世界上一些最负盛名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怀旧倾向。艾略特、叶兰、乔依斯、托马斯・曼的作品在这种怀旧中都流露出不同程度的神话主义，而福克纳、马尔克斯一类作家则背向发达工业社会，专心致志地去写他们想象中的小小故乡和古旧家族。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些古老的、尘封己久的日子正在活灵活现而又迷迷朦朦地演出着，构成了一幕幕带有寓言色彩的现代剧。可以说这是文学家们对现代工业文明拷问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艺术回答。”[1] （P、120 ）这从反面说明了，艺术家渴望追寻理想的社会来改变现实，并通过怀旧来表达对不满现实的批判。
三、理想人生境界的体验
人的理想的存在方式始终是人类孜孜不倦要探索的一个问题。人生境界在人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从人生发展的角度看，“自然境界是黑格尔所谓自然的产物。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黑格尔所谓精神的创造。自然的产物是人不必努力，而即可以得到的。精神的创造，则必待人之努力，而后可以有之。就一般人说，人于其婴儿时，其境界是自然境界。及至成人时，其境界是功利境界。这两种境界，是人所不必努力，而自然得到的。此后若不有一种努力，则他终身即在功利境界中。若有一种努力，‘反身而诚’，则可进至道德及天地境界”[2] （PP、201-202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人生境界在人生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内涵，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人生更高境界的形成与人的努力与创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有学者认为：“现代审美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强化人们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审美关注，提高人们在现实生存中的审美意识，提高人在自身生存过程中的审美自觉性，激发人们在生存过程中的审美创造激情，并进而促进从审美修养到人生修养的意识转换。”[3] （P、324 ）可见，只有把人生境界的生成与修养实践统一起来，通过内化审美体验才能获得人生境界的提高。
怀旧主体在文艺作品中为人们提供了理想化的人生境界。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描绘了心中所建构的古代的圣贤形象：“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4] （P、549 ）尧的人生境界正是孔子所追慕和钦佩的，孔子通过对先贤的怀念和对其人格的认同，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要达到的人生境界高度。对人生境界追求的层次不同，所获得人生境界的体验也不同。低层次的人生境界，像自然、功利等，往往不会使人获得审美上的享受，只能是为物所役，为物所累，难以让人生获得审美的解放。但如果有对理想人生境界即审美境界的体验，能够使审美主体获得理想化的生存方式，得到一种与宇宙万物同美同乐的感受。因此，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慕，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生获得审美解放和诗意生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四、理想文艺经典的生成
文艺经典是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不断交织下生成的，怀旧正是在文艺审美活动和文艺发展史上始终连接继承与创新的一座桥。怀旧在文艺审美活动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审美心理，文艺审美活动中的继承与创新正是怀旧审美心理不断变迁的结果。既然怀旧是一种把过去、现在、未来统一起来的审美心理实践活动，因此作为审美心理的怀旧当然并不排斥传统过去和既有的传统文艺形式和内容主题， 但它不满足于或不停留于过去和既有， 永远保持着对未来新质的探索和求新，因此怀旧作为一种审美心理在文艺审美活动中的突出作用就在文艺创作主体在怀旧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客体进行着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置换，从而促成文艺经典的形成与再生。文艺经典的形成和再生同审美一样构成一个动态系统，具有生成性特征。以敦煌艺术为例，我们可以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怀旧在文艺经典生成中的价值。
“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以其辉煌成就彪炳史册，而且以其不朽生命辉耀当代。”[5]敦煌艺术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艺经典，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敦煌艺术的不断生成，在于对传统的不断继承和创新。这种文艺经典的不断继承和创新离不开怀旧审美心理的作用，离不开对怀旧母题的价值追寻。王建疆教授认为：“敦煌艺术一词，是莫高窟原生壁画、雕塑、装饰艺术与现代再生敦煌舞台艺术、敦煌影视艺术、敦煌仿制雕塑和绘画艺术、敦煌工艺艺术的合称。但是，这两大艺术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着既继承又超越的复杂关系及非常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其间的转换生成既勾连着宗教、艺术、文化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又是中华艺术类型由完整到残缺，又从残缺到完整并茁壮成长的历史过程，是中华艺术剥离宗教外衣而显示其独立价值的生成过程。揭示这个过程，无疑会给我们更多的关于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创新、现成与生成的启示。”[6]原生的敦煌艺术经典正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的，壁画中、石窟中大量地表现着宗教主题，有惩恶扬善、轮回因果等故事，有佛、菩萨、罗汉等艺术形象，以及对这些艺术的审美，这一切都使得原生的敦煌艺术构成一个审美活动系统。这里既有审美主体的创造，同时有审美的对象，还有审美接受和欣赏。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主体的怀旧审美心理，离不开对宗教所蕴涵的救世、超脱和自由母题的不断追寻，是对宗教的艺术化。宗白华先生归结为“艺人摆脱了传统礼教之理智束缚，驰骋着他们的幻想，发挥他们的热力”的结果，它使“我们如梦初觉，发现了先民的伟力、活力、热力、想象力”[7] （P、129 ）。现代的敦煌舞剧《丝路花雨》正是敦煌艺术再生的经典，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对旧有的佛教主题改造的结果，是对旧有的佛教所表现的母题在怀旧下所生成的一种创新，其所表现的仍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即友谊和惩恶扬善等。从一定程度上说，理想文艺经典的生成是怀旧主体在怀旧的过程中不断地追寻和挖掘怀旧母题的价值而达到的，与此同时也彰显着怀旧本身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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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治纲、冯友兰经典文存（经典启蒙文库）[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建疆、审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张先堂、古为今用勤耕耘，千年瑰宝耀新辉――关于开发敦煌文学遗产，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1991，（6）、
审美价值篇4
关键词：形式美感；节奏与韵律；情感性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8-0035-01
点、线、面是构成一切事物形体的基础，积点成线，积线成面，积面成体。在几何中，线是面与面相交的边缘，是点的运动在时间中留下的轨迹。在艺术活动中，线是人类观察世界、力图尝试表现世界的直觉符号，是艺术最基础的语言和构成形式；线从来就不是客观的真实存在，而是主观视觉对客观事物的抽象，线条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和浓重的感彩及个人审美意识。因此，在艺术上它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内涵。
线条的粗细、长短、方圆、纵横、斜正、虚实、疏密、聚散等变化与组合传达着不同的审美特征与情感。古今中外对线的运用与审美追求构筑了丰富的人类艺术长河。下面我们通过中西方不同艺术形式对线条的运用阐述线条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线在中国艺术中的运用
对于中国审美艺术而言，线是中国画的基本元素、灵魂，它是人的主观创造，线是人类“观物以取象”渐渐演化成的一种符号，线本身就是艺术。
（一）从外在形式来讲，线条作为一种语言在中国艺术史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的观察方法，并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
中国画的线条极富表现力，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古朴之美、淡雅之美等都可以通过线条来表达。
千百年来，中国艺术家对线的运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创造出了独具中国审美特征的十八描；如琴弦描、铁线描、高古游丝描、行云流水描、钉头鼠尾描、战笔水纹描、兰叶描、减笔描、混描等。
除了用线括定形状外，中国艺术家还将线看作是一个“宇宙”， 强调的是线的内部运动规律及丰富的运动形式。如“屋漏痕”、“锥画沙”、“绵里针”、“折钗股”等， 讲究的是线的力度、内涵、韵律等审美潜质。
除了绘画艺术外，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更是用线演绎的艺术，更具有线的形式美感。
中国书法是抽象的线条艺术。书法线条的形式美主要从对比与统一、节奏与韵律两个最主要的形式规律中体现出来的。
1、对比与统一
书法线条的对比与统一法则主要体现在书法结体和章法上。书法的结体形式就是字的结体法则，有避就、穿插、偏侧、相让、补空、朝揖、管领等结字法，书法力求追求风格多样，也促使了书法线条自身形态的变化。线条会随着结字的需要，书写工具的不同，书写情境的不同，变化着自身的形态。可长可短，可浓可淡，可虚可实，可粗可细，可方可圆，这样也促成了书法形体的变化。
2、节奏与韵律
线条是书法艺术语言构成的最基本元素之一。线条具有长短、粗细、浓淡、润枯、方圆等艺术表现因素。
（二）线条具有人文精神内涵，中国艺术的线条不仅仅是表现物象的轮廓、结构，同时还以不同的书写形式表现不同的生命感觉，传达艺术家的主观情感状态和意趣精神。
1、中国艺术中的线具有情感性特征。历代的中国艺术家由于其自己的情感经历、气质修养等因素，赋予“线”以人的情感性格。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线”的独特艺术风格。线条的情感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线的质地，中国书画线条传达出的刚柔、迅疾、转折、提按以及墨色变化等丰富信息体现了线条本身的特殊质感。如书法线条讲求的“折钗股”，“屋漏痕”，“锥划沙”等等。中国书画艺术讲求线条的曲直，方圆，刚柔，涩润，顿挫。蔡邕《笔论》中写道：“为书之体，须人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 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线的力度，卫夫人《笔阵图》中道： “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更有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陆断犀象，努如百钧弩发，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雷奔，勾如劲弩筋节。”
线的韵味，蕴涵在线条中的艺术家的独特审美趣味赋予他笔下的线条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独特气质，这就是线条体现的韵味，也体现了线条所具有的情感特质。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说道：“观古人所作人物，但落落数笔勾勒，绝不施渲染，不但丘壑自显，而且或以古雅，或以风韵，或以雄杰，或以隽永，神情意态之间，断非寻常世人所易得，苟以庸俗之笔仿而为之，则依然庸俗之状而已，则甚矣用笔之足尚也。”艺术家对于物象造型的理解、以及他运用怎样的线条去建构物象、表达情绪、艺术家本身对于线条的驾驭能力、自身的学养审美，都不可避免的渗透于线条之中，左右着线条的韵致。
2、中国艺术中的线具有思想性特征。中国画线条和书法线条的“藏露”之说体现了儒家哲学的 “中庸”之道，同样，讲究“内美”，要求“不激不励”、“藏而不露”、“内敛”、“含蓄”、“藏锋入笔”等也是老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体现。这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回归自然”的生存理念是一致的。线条不再是单一、机械的线，而是活泼泼的线，它包含了诸多的信息，它充满玄机、充满哲理、博大精深。
二、线在西方艺术中的运用
线条在西方艺术中也具有非凡的意义。无论是希腊瓶画， 埃及墓室壁画， 还是波提切利、荷尔拜因、安格尔的作品，线条都是重要的形式语言。在20世纪初的西方绘画视觉革命中，线条更是被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的绘画更是充分发挥线条魅力的时代。不论是抽象艺术还是具象艺术，甚至在现代的大众和广告艺术中， 线条的运用都更加灵活、丰富多样和具有表现力。线条不再隐藏在色与色、光与影的边缘，它独立地跳上了这个时代的绘画舞台， 扮演着一个新的重要的角色。
随着绘画艺术从原始的记录事件到再现物象、表现物象，再到完全抽象地表现物象，线具有了运动感、方向感、节奏感等表现情感特征的倾向。线也从单纯的物象轮廓线的作用走向了更独立复杂地表现物象形体及画家情感的作用中来。线条演进到抽象绘画时，其表现力从塑形构物的功能中完全解放出来，其构成性因素与表现性因素急剧增强，成为“有意味的、有内涵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线在现代绘画作品中更充分直接地传达了画家丰富而又多变的情感世界，从而彻底独立地表现出情感特质。如西方的抽象绘画大师蒙德里安、康定斯基、克利等，他们都很善于用线。
蒙德里安使用最简单的要素组成他的画：直线和纯色。“他渴望一种具有清楚性和规则性的艺术，能以某种方式反映出宇宙和客观法则。”为了表现静静的冷抽象，他甚至平静地选择直尺来勾画线条。康定斯基，他的全部努力在于建立绘画元素和情感之间的联系。线条作为一种重要的绘画元素当然不会例外。他的作品《即兴二十八号》，犹如一台强劲的钢琴曲，节奏铿锵，线条密集有力，充满了生气。
线条的审美价值是伴随着视觉审美艺术的发展而发展的， 无论是以这样或那样的面貌出现，是隐藏还是显现，它一直伴随着我们所热爱的视觉艺术，使我们对线条充满了热情和关注。这种关注和热情又促使我们对它有更多更新的认识， 以便能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带给我们更多地裨益。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版、
[2]康定斯基、点线面、台北：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5年版、
审美价值篇5
关键词：羽毛球；美学特点；审美价值
一、引言
体育运动自古以来都是与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我体育运动人们的文化需求生活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如今有很多体育项目已经成为一个表现美的重要载体，并且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开始更加重视对于精神领域的需求，更加重视精神生活，羽毛球作为一种比较常规的体育运动，拥有独特的精神文明价值，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使人们能够像观赏一些文艺演出一样去看待羽毛球比赛，羽毛球等市委领导增添了一项独特的魅力，因此对于羽毛球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的，就显得尤为的必要[2]。对于羽毛球美的研究是近代以来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羽毛球运动的体育美学是依赖于科学和艺术的，是科学的艺术化表现，作为一向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体育运动，羽毛球同样具有美学的价值，并且需要美学为其提供更多的艺术价值依据理论，从而使其张开艺术化的翅膀，然后去毛球运动在人类社会中能够更加自由地翱翔，通过美学和体育理论的相结合，运动中囊括了更多的美，使人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体育运动，敏捷也能够通过这种美学的探讨来知道羽毛球运动进一步的发展。
二、羽毛球运动中的技术美研究
羽毛球运动所展现的美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十分富有层次感，这种美学既包括强壮美，健康美，形态美等诸多方面，还包括节奏、协调、弧线、准确等多方面的美学价值。除此之外，羽毛球运动是智慧与美学的共同结合，在羽毛球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运动员个人所展现出来的勇于拼搏永不服输的精神美。正因如此，我们应该看到，羽毛球运动不仅仅对于人的各项素质技能都有十分明显的提升作用，而且在具体的比赛当中还需要运用智慧运用战略，这也是一种美的体现，在此本文将重点分析羽毛球运动过程中的竞技之美，层次之美，艺术之美[3]。
（一）竞技之美
经济最早的含义是充分地发挥人的灵巧和力量的体育活动，发展至今，人们将体育运动大致地被理解为相互比赛、相互搏杀从而取得优胜的体育竞技项目。关于体育竞技在原始社会的时候都有过出现，那时候人们与大自然、与野兽、与部落之间都有竞争。在当前的运动比赛中，各项运动都具有十分强的竞争性，而与网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其竞争性不亚于其他的体育运动，如果在羽毛球体育运动当中，运动员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并且不能够拼尽全力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这样以来就失去了运动竞技的意义，这样的比赛也没有任何的观赏性[4]。所以说羽毛球运动的竞技之美，是羽毛球运动的核心所在，通过竞技羽毛球运动员能够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气息，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羽毛球运动的竞争性，双方运动员在比赛场上顽强对抗，激烈竞争，当对手之间出现旗鼓相当的情况，这样的竞争特征才会更好地体现出来，这样一来才能够给观众更加惊心动魄的审美体验，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感受到羽毛球运动中的，运动之美。
（二）层次之美
人类在社会生活当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方式，各个要素之间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导致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而就去毛球运动来说，羽毛球的美学特征更多的是一种层次性。因为羽毛球的美学特征，不仅仅是集中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拥有多层次的复杂的一种价值体现，羽毛球运动包含着身体美、素质美、战术美以及价值美。这种美都是富有多层次的，不过对于这种多层次的美学研究，可以发现，羽毛球运动之间的美学要素都是相互联系，而具有层次性的，按照相应的结构对于羽毛球运动的特殊规律，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分析，更好地让人们认识到羽毛球运动之美，从而使得羽毛球运动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三）艺术之美
羽毛球运动之美不仅仅具有美的具体形式，而且羽毛球运动的美还有一定的艺术性，羽毛球运动的艺术之美更多的是集中体现在运动过程当中，运动过程当中，更加重视运动当中的细节，通过对于各种羽毛球比赛研究，可以很好的发现，每一场羽毛球比赛都能找到不同的亮点，能够看到运动员们全力扣杀，能够看到运动员们在旗鼓相当之时，奋力拼搏。随着人们对于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在看待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已经很少去关注比赛的输赢，而更多的去欣赏感受比赛的过程，从比赛的过程当中找到更多的美的体验，羽毛球运动更加成为一种展现运动员有身体美到素质美的重要过程，这也是羽毛球运动的魅力所在。而且不仅如此，在人们的日常运动当中，羽毛球运动更是人们十分喜爱的一种运动，具有大众性，们在参与这项活动的时候也会更加重视运动的过程，更加关注这项运动的技术之美，让自己能够在运动锻炼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竞争意识，增强自身的拼搏意识，也能够增强自身的各项体能素质，这也是羽毛球艺术之美的重要体现。
三、结语
羽毛球运动作为一种具有大众性的运动项目，对于个人身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个人思想意识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羽毛球运动的美学特点以及美学特征并不是只有某一种具体的特征，而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综合性的美学特征，各种美学因子在这一个特征里面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共同给人更多的美学体验和美学感受。王总在观看羽毛球竞赛的时候会被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动，会为运动员灵活的身体素质而惊诧，也会在比赛过程更加激烈的时候，看到运动员的所展现出来的体育精神，这种种因素都能够很好地给观众以美的体验，这便是羽毛球运动的美学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阎增武、美学原理导论[M]、济南:黄河出版社、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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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价值篇6
摘要：作为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有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文学特质，其意蕴丰厚的审美价值未得到应有的挖掘和重视。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先声，鸳鸯蝴蝶派受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其广泛的影响力充分突显了文学的悲剧之美与衷情之美。对读者审美心理的准确把握，使鸳鸯蝴蝶派对当时各个阶层的读者都产生过强大的冲击，成功影响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
关键词 ：鸳鸯蝴蝶派 才子佳人小说 悲剧美 衷情美 娱乐审美
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关于雅俗、言志、载道论争不断，吴立昌认为：“‘五四’之后，特别自革命文学论争以来，可以说，凡重要的派别论争，几乎没有不与如何看待文学功能这一问题有关。”①没有成为政治革命工具的自觉意识，使得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审美价值遭到漠视与批判，也就导致鸳鸯蝴蝶派在当时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界没有任何地位。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对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研究也逐渐增多，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也有所改观，甚至有的学者提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的“另一只翅膀”，即“两个翅膀论”。②虽然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可以看出评论家开始用新的分析方法与研究视角，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文学内涵人手，探讨和发掘文本内在的悲剧之美与艺术之美，以及其外在形式的创新与突破，试图在鸳鸯蝴蝶派本身的美学意蕴探索中发现中国通俗小说的美学魅力。
一、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鸳鸯蝴蝶派文学审美价值的形成是受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规律影响的，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演绎的悲欢离合、感人肺腑的爱情主题和离奇的故事情节，影响了通俗文学建构小说的思维模式，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极大盛行更是为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好逑传》《李娃传》里的“后花园里定终身，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成为这类小说的惯有模式，男女主人公经历的磨难只是爱情的调味品，最后两人一定会冲破层层阻碍比翼双飞。“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不完满的，给他完满；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这种理想的大团圆的模式填补了生活中的不完满与缺憾，迎合了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心态，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念，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主观期许，但是因为单一的故事结构与情景设置，使得小说缺乏长久的审美力量和生命力，经不起时间的推敲，长时间的太多重复也会造成普通大众的审美疲劳，题材和叙事模式都出现固有僵化的局面，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只能让人感到不切实际与乏味。于是鸳鸯蝴蝶派将创作重心放在表现不幸爱情的主题上来，故事的基本模式仍然是才子佳人，男主人公依然是才子，女主人公依然是佳人，但是，此时的才子佳人已然不是陈旧僵化的人物形象，而是具备了现代人的现代思想，他们不畏艰难真诚地守护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时代和爱情的冲突依旧摧毁了他们美好的梦想，使他们挣扎在爱与恨的苦海里，他们的结局大多劳燕分飞，从此天各一方。这一对对被拆散的“鸳鸯”“蝴蝶”在赚取读者眼泪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读者的审美口味，颠覆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由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中西交融的教育背景，使他们能够创作出苦情、哀情、孽情、怨情等多种类型的言情小说，打破传统大团圆结局，大肆渲染悲剧的美和力量，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之美，可以说是对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挑战。显然，鸳鸯蝴蝶派对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所突破和创新，但是由于自身对封建思想的依赖和对新思想的不完全接纳，使得小说家们还不能为塑造的人物找到一条完美的出路，只能在情与理的矛盾挣扎中、在理想和世俗中苦苦徘徊。尽管如此，鸳鸯蝴蝶派还是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的，为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兴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言情中的悲剧与哀情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才子佳人小说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具备了自觉的悲剧意识，作家将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一定的现代性和深刻性，其笔下的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坚守和同命运的抗争往往感人至深，无论是时代的原因，还是家长的阻挠，抑或是礼教的束缚，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呈现出感人肺腑的美感和力量，悲惨的爱情结局在主人公坚定的情感中得到升华，完全颠覆了大团圆结局的圆满之美，凸显了伤感哀艳的悲剧美。鸳鸯蝴蝶派作品引起巨大轰动的原因在于，它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不仅仅是曲折的爱情故事和离奇的情节，更多的是在封建礼教和时代禁锢之下人们对于爱情求而不得的矛盾心理。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思想还弥漫在社会中，而五四新思想和外来思想又不断冲击着年轻一代，使得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与封建旧势力发生严重冲突，个人理想也在动荡和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渐渐迷失消磨殆尽。如《八十一梦》《孽海淘》《魔海》《秋海棠》等都是对社会环境造成悲剧的初探。“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当时人们给鸳鸯蝴蝶派的定位，预示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哀情感伤的基调。鸳鸯蝴蝶派在刻画情感方面下足了工夫，扩展了言情的种类，当中尤以哀情最盛。鸳鸯蝴蝶派影响较大的作家，如张恨水、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的作品都有浓浓的衷情感伤色彩，他们笔下主人公的爱情结局往往带有浓重的哀伤成分，这与作家自身的情感遭遇和悲观的人生观有密切关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自身情感经历和彷徨失意的人生体验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情天恨海，他们用一支笔刻画、表现人世间的一切哀情。正是这种哀情感染和震撼着读者的内心，也是鸳鸯蝴蝶派能够吸引大批读者的一个支点，同时还扩展了读者心理层面的审美张力，使得哀情美的审美价值得以体现。
三、“俗”的娱乐和“雅”的审美
“实际上，追根溯源，消遣娱乐倒是小说刚形成之时具有的功能，可谓小说的当行本色。”文学的娱乐性正是体现了文学的基本功能，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鸳鸯蝴蝶派小说回到了文学的娱乐功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爱好，用小说把文学的娱乐性开拓到极致，关注普通小人物的情感，把笔墨投向世间普通男女的爱情描写与叙述，迎合了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这也是它“俗”的地方，并不像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那般追求传统理性与写作立场以保持自身的特立独行与高洁品行，对通俗性的开拓使鸳鸯蝴蝶派与普通大众有了更深层次的联系，他们的创作也力求贴近生活和大众本身，有意避开媚俗和低俗，坚守自己的美学理念，彰显文学通俗性的追求。而正是这种“俗”使得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其趣味性、传奇性、大众性得以接近读者并深受大众喜爱。正如刘笃平所言：“就文学的特性而言，如果作品不能抓住读者，读者的思维活动不呈现紧张状态，作品的思想和认识上的教育作用便不可能得到最大发挥。”鸳鸯蝴蝶派表面看起来俗气十足，但是它做到了文学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有读者，任何的审美都是建立在读者之上的，再高雅的作品如被读者抛弃，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性又怎样体现呢？鸳鸯蝴蝶派广大的读者群的建立，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众的审美品位和文学素养的提高。张恨水的小说可以说是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顶峰。他的巨著《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在把小说的通俗娱乐性发挥到极致的同时，道家的出世观和儒家的道德观等被视为雅的内容也灌注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唯美的意境和纯粹的情感随处可寻，对民生的关心和时政的反映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一方面，他力求真实地叙写人生，塑造经典的人物形象来描绘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在作品里很自然地流露出一个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充满了真善美的品格。
总的看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并非像文坛抨击的那样一味地取悦观众、读者，他们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刻画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让读者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感受人生的多难、悲苦与凄惨，在强调娱乐性的同时，追求着美的形式和表达，对读者进行美的熏陶和提升，涤荡读者的心灵，阐释了娱乐与审美的密切关系，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①吴立昌：《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3页，第82页。
④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⑥刘笃平：《雅俗共赏是高雅的最高境界——论高雅文学之振兴》，《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2期。
审美价值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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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论文题目
论丑的审美价值
完成时间
2019年6月
课程名称
美学原理
专
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年
级
2017级
论丑的审美价值
丑，有时也称为“丑陋”，是一个特殊的否定性的审美范畴。换言之，丑就是美的对立面。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了丑的相对性和语境性存在,认为“每一件东西对于它的目的服务得很好,就是善的和美的,服务得不好,则是恶的和丑的。”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认为丑是无用的、没有价值的。但丑真的没有价值吗？
其实从审美感受角度看，丑带给人们的感觉，是一种复杂或带有苦味的愉快，它富有刺激性，使人不安甚至痛苦，但却可以突破传统的审美习惯，渗入灵魂，使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如果爱、和平、和谐是一种美，那么仇恨、打斗、不和谐就是相对的丑，但现代很多电影所采用的打斗场面却给人一种美的感受，人们也能从这类影视作品中感悟到美的真谛，例如香港的古惑仔电影。
如果说美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看到这世界美好、积极的一面，那么丑的存在也是必然的。因为现实生活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美的存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数的不合理、不和谐，丑的存在就是为了从负面肯定美的存在，丑用自身的不合理、不和谐刺激着人们，并且告诉人们：这世界应当是合理的、和谐的，是美的。丑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腐朽,从而为把世界改成美的方向而努力。
丑除了从负面肯定美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审美价值，即对比和陪衬美的价值。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伯虎一行人在门口看美女，唐伯虎喊了一句“秋香”，秋香回过头以后唐伯虎觉得一般般。他的同伴立即喊了句“美女”，一时间所有的女人都转过头了，与那些丑女人相比，秋香一下子就美若天仙了。电影虽然采用的夸张的手法，但也不妨碍它表现“丑具有对比和陪衬美的价值”。
美丑是相对的，也是相互依存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丑其实就是美的对比与陪衬。没有丑，美反倒一般般了，就像独自一人的秋香。鲜花总是需要绿叶，好人身边总要有坏蛋的存在。有了丑以后，美丑之间产生强烈的对比，刺激着看官的感官，美也就自然而然被凸显出来了。
除了做对比和陪衬之外，丑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美中的特殊形态，即丑也可以当主角。丑要想当主角，它就要使习以为常的流行审美观念受到冲击挑战，从而
为传统的、单一的审美提供新的活力。例如每个新的潮流趋势初现之时，都是一种丑，因为它反传统、反流行，而采用了独树一帜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例如前几年被大人们嫌弃吵闹的说唱艺术现如今得到了认可，十几年前出现的露脐装被人诟病，现如今却成了大街上的一道风景线。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畸形、混乱、不和谐、反目的性和非理性等丑的因素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一反当年的陪衬地位而变成了相对独立的一种另类美。丑突破传统美学的思想牢笼和禁区，补充着美学的疏漏，平衡着美学的偏颇，激活人们对美的感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丑在美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丑不是一个永恒、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丑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一样东西，这个时代的人认为这是美，那个时代的人却认为这是丑。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丑的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只是一味地揭露丑陋而无所作为，那么丑就真的没价值了。丑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现如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丑也忠实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通过思考丑、探索丑，我们才能寻找到更多真正意义上的美。
审美价值篇8
关键词：建筑；实用价值；审美价值
纵观建筑设计史的发展，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建筑师们探索和研究的课题。如何在建筑设计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完美的统一在建筑之中，是当前建筑师所应该关心的基本问题。建筑师只有把握好两者的尺度，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融科学与美学，物质实用功能与精神愉悦功能于一体。
1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发展看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
在人类的历史上，最初的建筑主要是为了遮风避雨、防寒祛暑，能躲避外界暴力具有实用功能的栖身之地，是人类为了抵抗残酷无情的自然力自觉建造起来的第一道屏障。人类用建筑遮蔽了自己，与自然界分开来，建筑的作用是隔离性的和保护性的，它第一次以人工的手段把神秘的自然空间划分出一个人化的空间，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也使得人们有了永恒而安宁的“家园”。这时的建筑主要是为了实用，但也积淀了人类早期的审美观念，具有某种审美的因素。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人们越来越对其“庇护所”具有深刻的感情，“家”的概念越来越有必要超越其居住的实用功能而趋向审美功能。人们对于建筑不再满足于实用了，更多的注重其艺术的特性，按照美的规律去建造，把自己的精神渗透到建筑之中，这是建筑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第一次碰撞。中国古代建筑史从最初的原始社会的洞穴居住到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出现，建筑从最初的实用性到受彩陶文化的影响建筑表现出一定的审美萌芽；夏商时期阶级分化在建筑上形成了穴居与宫室的分化，宫室内部陈设华丽，建筑物也有些雕饰，建筑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秦汉时期，建筑材料瓦当的出现以及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应用，是建筑设计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完美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丰富了中国建筑，南北朝石窟的建筑与雕刻的装饰花纹以及建筑构件的多样化和装饰化，建筑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得到了很好的拓展；隋唐时期的建筑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敦煌的藻井图案和壁画的发展趋于成熟，唐朝的建筑风格气魄雄浑，华美而不纤巧，是建筑与雕刻装饰融化的典范；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装饰绚丽而多彩，室内的梁架、斗拱、垂莲柱以及具有各种棂格的格子门、落地长窗等既是建筑功能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又发挥了装饰作用；明清时期的建筑由于建筑构件比例的改变，使得建筑呈现出沉重、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这也体现出建筑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内在联系。清中叶以后，建筑装饰上过分追求细致和繁琐，出现了不必要的装饰，建筑的审美价值过分的被人们去重视，建筑的实用价值削弱，使得建筑缺乏生气。从上可见，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都认为建筑设计是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实用和功效在设计中处于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一种建筑不是为了谋求某种特定的生存空间才建造的，或者供人居住，或者为生活生产提供设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筑又被称为“实用艺术”。但建筑的“美”，并不在其实用性方面，而在于建筑空间的营造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建筑只能是供人居住或使用的“机器”。从这点可以看出装饰所带来的审美功效，尽管从属服务于实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称得上建筑艺术精品的建筑物，无不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融科学与美学、技术与艺术、物质生产与艺术创造于一体。
2从设计流派看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
在处理建筑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上，强调前者的典型是功能主义的建筑师们。功能主义作为一个流派，代表了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方向。对功能问题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三要素：适用、坚固、美观，它一直被视为建筑学的经典公式。包豪斯校舍作为早期现代建筑的典范，体现了注重实用要求、发挥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性能和造型整齐简洁、构图灵活多样的风格，具有极强的功能性。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在设计中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调整形态间的组合关系，整个建筑按功能分成几个部分，体现了由内而外的功能主义设计方法。美国建筑师沙里文提出了“形式服从功能”的口号成为功能主义及现代主义建筑的灵魂。这种流派强调功能，强调形式追随功能，实用功能是第一位的，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后来发展为“功能至上”就太过片面了。
国际主义设计流派的建筑师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强调了形式服从功能的设计原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倾向。他们反装饰、求简洁，认为美即功能，以技术代替艺术，把使用者抽象为生理或物理上的人，忽视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的精神及审美要求，把形式变成技术功能的产物，导致了“方盒子”建筑的泛滥。国际主义为了追求少的形式，甚至不惜牺牲功能，抛弃人文关怀，把实用功能和装饰绝对的对立起来，也就是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绝对的对立起来，这是不可取的，终将被社会所抛弃，在处理建筑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关系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过分重视建筑的外在形式及装饰，不注重建筑的内在功能。其典型代表是巴洛克建筑风格和洛可可建筑风格。巴洛克风格打破了对古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的盲目崇拜，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有些巴洛克建筑过分追求华贵气魄，甚至到了繁琐堆砌的地步；洛可可风格反映了法国路易十五时代宫廷贵族的生活趣味，追求纤巧、精美又浮华、繁琐的装饰风格，具有代表性的是凡尔赛宫。这两种建筑风格虽然有肯定的因素，但因注重建筑的装饰，过分强调了建筑的审美价值，而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3从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看当今的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在实用与审美的结合中，构成了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实用价值是建筑设计的本质属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审美价值应该服从并服务于实用价值，建筑的审美性绝对不应该损害其实用性和功能性；但离开了审美性只强调实用性的建筑，绝对称不上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建筑设计是集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为一身的。在当今的建筑，由于不同的建筑物，在建筑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上会有偏重。如仓库、一般性厂房以及低标准的公寓楼，只是单纯地为解决实际的物质需求而建造的，它们还称不上“建筑艺术”；学校、博物馆、体育馆、文化宫，物质的实用功能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还得考虑人们精神上的审美需要，二者的比重根据情况会有多有少；而供人游览和观赏的纪念碑、园林建筑等等，其建筑的审美价值大大超过其实用价值。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比如埃庇道尔露天剧场如今孤零零地沉睡在荒凉的旷野里；欧洲遗留下来的古城堡屹立在山岗上；横亘绵延的古长城已经没有朝廷的驻军。这些建筑虽然在今天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实用功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当成重要的建筑艺术品，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审美价值会与日俱增。
总之，建筑设计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建筑的实用性满足了人们居住、交往和其他活动的需要，是主要的，基本的；建筑的审美性满足了使用者和社会所期望的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它在服务于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它的客观存在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是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完美统一，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建筑设计正确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建筑师所应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 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2、
[2] 顾建华、艺术设计审美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