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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作文(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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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作文篇1

一、十七年的民间文学作品电影改编

(一)几部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简评

1、越剧版《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

桑弧导演,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被称为难以逾越的经典。其成功之处:其一,忠实于原著。电影将观众所熟悉的梁祝传说通过越剧的形式加以完整而生动地展现,尤其是将十八相送的情节表现得非常精彩,堪称经典。其二,对梁祝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在电影中,祝英台是一个机敏伶俐、知书达理、充满幻想、具有反叛精神的小姐形象;梁山伯是一个至诚厚道、书生气十足的谦谦君子形象。其三,发挥了越剧抒情、细腻的特长,感人至深。

2、《鲁班的传说》(1958)

上海电影制片厂上1958年摄制,魏鹤龄主演;通过造桥、建庙、造角楼三个故事,歌颂了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才能,具有教育意义。魏鹤龄主演的鲁班形象真实可信:他有超出常人的智慧,解决了造桥、建庙、造角楼过程中的难题;他不计个人名利,无私帮助别人,让前两个掌墨师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的难题,让造角楼的掌墨师免遭杀头之灾。影片是黑白片,朴实自然,耐人咀嚼;虽是传说,但不太夸张,给人以历史般真实可信之感;电影充满了悬念,能吸引观众往下看。

该片最大的不足是节奏略显缓慢,说教味也重了些。

3、《刘三姐》(1960)

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

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看,《刘三姐》既是斗争故事又是爱情故事。优美的壮族民歌让人难忘,民歌的实用价值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刘三姐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她美丽可爱,聪明机智,歌才出众,其反抗性格和斗争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电影比原传说更丰富多彩(尤其是对壮族民歌的展现)。电影最大的不足是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强化了阶级斗争及对知识分子的蔑视。

4、《马兰花》(1961)

上影1961年出品,王蓓主演(大兰和小兰),根据民间童话故事改编。电影秉承了民间童话的特点:从主题上看,电影表现了抑恶扬善、追求幸福生活的民间童话的基本主题,以小兰为代表的善战胜了以老猫为代表的恶,而且小兰与马郎获得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艺术上看,电影围绕马兰花来组织情节,充满了悬念,引人入胜,拟人化手法、对比手法运用得当,且幻想神奇。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很成功:小兰之善良勤劳、大兰之懒惰、王老爹之勤劳风趣、老猫之阴险狠毒等,让人印象深刻。电影最大的不足是过于戏曲化。

5、《阿诗玛》(1964)

根据撒尼人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改编,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杨丽坤主演,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歌舞故事片,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1979年才正式上映。

电影生动地展现了撒尼人的恋爱、婚姻、火把节等风俗及石林风光,表现了撒尼人民歌之美和爱情之美,鞭挞了土司的残忍,歌颂了阿诗玛和阿黑坚贞不屈的爱情;作为歌舞片,电影以唱为主,很少对白,而神话色彩、传奇色彩非常浓郁。

电影中的阿诗玛不仅美丽可爱,而且具有倔强的反抗性格和斗争精神,阿黑则正直勤劳、聪明勇敢、武艺高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和斗争精神。

电影基本忠于原著,但有几个地方改动较大:一是阿黑、阿诗玛的关系由兄妹关系变成了恋人关系;二是阿黑去救阿诗玛,原叙事诗中赢得了对歌、砍树、撒种等比赛的胜利,深夜还在热布巴拉家打死了热布巴拉放出的三只猛虎,电影中只保留了对歌的情节;三是强化了阶级斗争阶级对立;四是增加了摔跤、火把节、山茶花传信、射箭劈山开路等情节。这几处改动除强化阶级斗争明显受极“左”思潮影响外,其余三处很成功,尤其是将阿黑、阿诗玛的关系改为恋人关系反而增强了电影的悲剧色彩与艺术魅力。

(二)“十七年”改编的成败得失

笔者认为“十七年”改编成就巨大,得大于失。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编导遵循忠实于原著、紧扣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的原则进行改编,将民间文学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观众。如越剧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与观众所熟悉的梁祝传说一模一样:祝员外的女儿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城上学,路遇梁山伯,结拜为兄弟,后来同窗读书,同睡一床。三年后英台回家,梁山伯相送,一路上祝英台巧用比喻暗示自己是女儿身,但梁山伯不明白,祝英台只好替梁山伯做媒,将与自己长得很像的“九妹”许配给梁山伯。后来梁山伯去祝家拜访贤弟,方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并已由父亲做主,许配给有钱有势的马家;梁山伯悔恨交加,回家后病倒了不几天就死了。祝英台悲痛欲绝,在去马家途中路过梁山伯墓时下轿拜祭,乘机跳入坟墓,后双双化蝶。只不过有些地方比原传说更细腻生动,如十八相送。

第二,对改编的“度”把握得好,在忠实原著的基础有所创造。民间文学改编与民间文学整理还是不同的,应允许编导对情节有所创造,但创造要合情合理而又不失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十七年”的改编这方面做得较好,比如《阿诗玛》对原著所作的改编:将阿黑、阿诗玛的关系由兄妹关系变成了恋人关系,将原叙事诗中阿黑去救阿诗玛过程中的赢得砍树、撒种等比赛的胜利以及深夜在热布巴拉家又打死了热布巴拉放出的三只猛虎删掉,只保留了对歌、射箭的情节,既增强了电影的悲剧性,又使情节更紧凑集中,使电影的观赏性得到提高;电影中新增加的摔跤、火把节、山茶花传信、射箭劈山开路等情节,既将撒尼人的民俗融入其中,又增强了电影的神话色彩。

第三,成功塑造了众多民间文学人物形象。十七年民间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中的梁山伯、祝英台、鲁班、小兰、刘三姐、阿诗玛、阿黑等形象个个鲜明生动,可以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演员的表演朴实到位,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一提起杨丽坤扮演的阿诗玛、黄婉秋扮演的刘三姐,人们往往赞不绝口。

至于失,我认为有三点:其一,由于条件限制,技术上存在画面不够清晰、音质不够好、色彩不够艳丽等问题,影响了观赏效果。像作为黑白片的《鲁班的传说》《马兰花》今天的年轻观众在观赏时非常不习惯,而作为彩色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阿诗玛》《刘三姐》色彩并不艳丽,清晰度不高。其二,表演过于戏曲化,让今天的观众觉得过于夸张,感觉好笑。其三,由于时代的原因,无法避免极“左”思想的影响。如《阿诗玛》《刘三姐》对阶级斗争的强化,《刘三姐》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与嘲笑,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二、承前启后的民间文学电影改编――《孔雀公主》

《孔雀公主》,北京电影制片厂1982年摄制,根据傣族民间叙事诗《召树屯》改编,主演唐国强、李秀明。在电影中,傣族的风俗得到生动的展现,人物形象也鲜明生动(召树屯:英俊勇敢、武艺高强、疾恶如仇、忠于爱情;喃穆诺娜:美丽善良;巫师:阴险毒辣),主题是歌颂爱情及宣扬因果报应,对比手法运用非常成功。

《召树屯》是流传在西双版纳、德宏傣族地区的一部著名的民间叙事诗,1956年整理,主要叙述了召树屯和喃穆诺娜的爱情故事。编剧白桦在改编中既忠实于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主要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思想、风土人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巫师摩古拉形象的改编,几乎是对原叙事诗该人物形象的颠覆。在原叙事诗中,摩古拉是傣族一个卜卦算命的人,大到国家的战争,小到爱情婚姻、生孩子、取名他都要管,召树屯的名字就是国王请他根据历书所取的,而到了电影中,摩古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恶鹰伪装的恶魔:他破坏和平,制造战争;他污蔑喃穆诺娜是魔鬼,妄图烧死喃穆诺娜;他还将说出实话的依香说成是魔鬼,让依香无法在人间立足。另外,依香这一形象是白桦加上去的,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国师的恶。

电影改编的方法及原则与“十七年”差不多,但不拘泥于原著方面比“十七年”强。另外,画面、色彩等电影技术方面的硬件比“十七年”要强一些,观赏效果自然比“十七年”好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孔雀公主》已无极“左”思想影响的痕迹了。

三、世纪之交的民间文学作品电影改编

(一)几部代表作品简评

1、《花木兰》(迪斯尼动画版,1998)

为了拍好《花木兰》,创作人员仔细研究了中国武术、水墨画,融进中国文化符号。《花木兰》制作成本7000万美元,北美票房1、2亿美元,海外票房1、8亿美元,商业上大获成功。

影片中的花木兰已经从一个古代的中国女子变成了一个活泼、调皮、勇敢、敢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幸福的女子。她从军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她是传统妇道的叛逆者(如相亲的戏),个性张扬,不受束缚;她勇敢坚强,有智慧,在炮轰雪山、京城救驾中成为一个女英雄,体现了美国人崇尚的开拓进取精神、个人奋斗精神,并带有女权主义色彩。影片观赏性极强,情节曲折、紧凑,喜剧色彩浓郁,画面大气逼真,音响效果很好。作为动画片,艺术上近乎完美。

作为民间文学作品改编,该片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改编的力度太大:情节上炮轰雪山、京城救驾的设置,是编导的凭空创造,既不合原情节又不合理;二是花木兰是带有美国人观念、色彩的花木兰,与原著大相径庭;三是过于娱乐化,好多地方过于夸张搞笑,木须的设置纯粹是出于娱乐化的目的。

2、《梁山伯与祝英台》(2004动画版)

导演蔡明钦,明星配音(刘若英――梁山伯,萧亚轩――祝英台,吴宗宪――马文才)。

其成功之处:画面唯美,景色充满诗情画意;先喜后悲的结构,使前后反差强烈,增强了悲剧效果;陈钢、何占豪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音乐穿插其中,效果尚好;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人物对比手法(梁山伯与马文才)也颇为成功;情节设计有精彩之处(河伯娶亲、梁山伯被打、马文才探祝英台身份、跳坟殉情等)。

不足之处:搞笑过头,如现代的语言(拜拜、涂鸦、老大等)的运用,马文才的出场、出丑等,男女恋爱方式也太现代;有些地方过于庸俗,如八哥鸟恋爱及书童的恋爱;改动过大,如电影中祝员外因马太守相逼才将女儿许配马文才,而原著中乃是对马家门第的羡慕,有高攀之意,梁山伯书院分手前就知道祝英台女儿身,无十八相送的情节;对白缺乏文化底蕴。

3、《花木兰》(马楚成版,2009)

电影明星阵容可谓强大:赵薇、陈坤、胡军、房祖名、维塔斯。

电影表现的是反战精神和做人的责任――反战:对战争的厌恶。责任:做女儿的责任(代父从军);带兵的责任(保家卫国、百战不屈);对待战友的责任(奋勇杀敌、保护战友)。赵薇饰演的花木兰形象非常成功:忠孝两全、坚强勇敢、勇猛刚毅、爱好和平、自我牺牲、重情重义、凄苦悲情。战争场面壮观,气势磅礴,有历史真实感。整部电影的基调是苍凉悲壮的,而结局让人既悲伤又感动:文泰为了和平安宁牺牲与木兰的爱情同柔然公主结婚。

4、《白蛇传说》(2011)

导演程小东,明星阵容强大:李连杰、黄圣依、林峰、蔡卓妍、文章、姜武等,定位是魔幻爱情动作片,它按商业大片来运作,并取得了当年度国内2、5亿、国际1亿美元的高票房,被称为当代中国魔幻电影的开山之作。

影片特效应用之多令人惊叹,1800个镜头就有1500个特效;武打动作令人赞叹,且武打场面非常壮观;增加了法海徒弟能忍形象,增强了喜剧效果;法海形象被颠覆:充满了慈悲情怀和仁爱。白素贞与许仙形象也有所改变:白素贞对爱情的态度颇有80后、90后冲动的傻气和感性至上主义,她会为爱做傻事,为爱不顾一切,为爱蛮不讲理,为爱疯狂。许仙也不太愚昧怯懦了,而成为一个坚定地相信爱情、捍卫爱情的男子汉。

该片不足之处:一是改编的力度过大,比如对法海形象的颠覆;二是对爱情表现得太大胆、现代,不符合古代含蓄的传统。

(二)世纪之交改编的成败得失

世纪之交的改编总的来说基本成功,由于物质条件比较好,改编往往是大制作大投入,技术也远在“十七年”之上,尤其是画面、色彩之美更是“十七年”甚至80年代的电影无法相比的,这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与对当下年轻人的吸引力。不仅观赏性增强了,而且作为电影的娱乐性也非常突出――现在的年轻观众进电影院更多的是出于娱乐的目的而不是接受思想教育与道德说教。还值得一提的是世纪之交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让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真正走向世界,比如迪斯尼动画版的《花木兰》以及程小东的电影《白蛇传说》等。

世纪之交改编存在的问题:

其一,改编的力度过大,不太忠实于原著,甚至胡编乱造。以上提到的迪斯尼版《花木兰》、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及《白蛇传说》都有此问题,这对原民间文学作品无疑是一种摧残破坏,容易让年轻人对民间文学作品产生错误的认识。

其二,过度追求商业化、娱乐化,搞笑的成分太重。在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拍电影是一种商业行为,投资方当然需要有高回报,亏本的买卖谁也不愿意做,但凡事要有度,超出了限度就会适得其反,像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没有必要让马文才们说时髦现代的语言,更没有必要让八哥恋爱、四九与银心恋爱,除去这些,其观赏性并不会降低。改编若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抛弃了原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变得媚俗甚至庸俗,这是令人遗憾的。

四、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意义及原则

(一)改编的意义

1、扩大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

在当下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学作品口头传播越来越难,纸质传播非常有限,而电影传播就成了民间文学作品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电影这种传播形式,使更多的观众关注到原著,甚至会反过来仔细读原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了民间文学作品的传播。如对《刘三姐的传说》《阿诗玛》《召树屯》的改编,扩大了原作品的影响力,大多数观众是看了电影之后才去关注原作品的。

2、弘扬民族文化

民间文学作品是一种民族文化,在新的形势下,通过电影改编还可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如热爱祖国、尊老爱幼、拾金不昧、不畏强暴、舍己为人、大公无私、扶危济贫、诚实正直、团结互助、对爱情忠贞等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经常宣扬的道德观念,而这些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二)改编的原则

1、忠实于原著

民间文学作品的主题、主要情节、人物形象不能随意改变,更不能胡编乱造、胡说戏说。编剧和导演在改编时,一定要树立尊重原著、敬畏原著的思想,使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改编过程中;改编之前要仔细研读原著,领会原著精神。在这方面,“十七年”的编导就做得相当好,所以那个时期的电影虽然画面、色彩不太好,但今天去看仍然魅力无穷。

在选角方面也要谨慎,尽量做到选择与原著人物气质神韵相接近的演员,演员选择好了改编就成功了一半,如杨丽坤演的阿诗玛,赵薇饰演的花木兰,可谓形神兼备。

影评作文篇2

当下的影视批评,相对于庞大的影视作品的产量,相对于遍布全社会的影视观众和文化消费群体,是不成比例、影响甚微的。而且,在影视批评领域,人文学者几乎处于被淹没的缺席状态。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最近举办了“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学术研讨会,对影视批评如何发出真正有力度有价值的声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当下影视批评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蔡翔

我把影视看作文化产品而不是艺术产品,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参与、资本介入的过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在今天要有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

大学要介入批评,大学的特征是什么,更应该提供一个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批评不太满意,某种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研究批评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来说,对影视应该加强专业、细致、带有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主旋律的影视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以后会为媒体的影视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向性。

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吕晓明

如果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话,那么它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正像西方有的电影研究学者讲的,他们认为电影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依赖于认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一种实践活动。电影批评、需要有专业的学者、专业的技巧。这是我对现状的看法。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和我们的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这样一些很难一时改变的原因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当代的电影批评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呼唤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电影批评,但不是用人文科学去代替电影批评。当前对重要影片的评论很少,对年轻导演的关注很少。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发现和讨论也少。怎么提高电影批评水准?要实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贬低,不要颂扬和反问。

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白烨

我谈谈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大片无大评”。我觉得,这几年大片一直很火爆,这从市场上来说是好现象。但是评论太缺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这些年,这么多编导都在搞古装武侠,是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没有人批评。我觉得大片没有相应批评的话,也是失衡的,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这些导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员,在观众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们的东西,观众会不假思索就接受,没有批评,这样很危险。

第二个不适应——“管播不管评”。国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视片,但不制约评论。电视台有时候会把剧组请来,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东西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电视台和一般的媒体不一样,在播出的时候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其实评论最好的平台就是电视。

第三个不适应——“乱改不顾评”。比如说,对古典名著的改编。早期的一些不错,过了几年,说人家老了,要从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来,弄什么选秀。曾经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几个“红楼梦中人”的演员,个个都很漂亮,但这和《红楼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完全是一个做秀的事件,选出的演员导演没法用,不合适。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没有人批评。

高等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徐甡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文环境下面,影评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单独进行,因此,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我觉得电影的智力在衰退,有点像中国足球,兴致的确很高,但球却一直踢不进,没有长进。不太礼貌的讲,很多电影看起来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会生气。如果说对电影那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种还有一点关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影评不得不作出尖锐的批评,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现在高校,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影评它还是需要有理论的素养,高校的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影评它的确有一些理性辨析的东西。

当然高等院校影评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我个人感觉,院校的某些少数的影评也是要“有话好好说”。影评这个东西是说理的,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在话语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说到位,说准、说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评文章中很多词汇的出现,比如“语境”,很多文章都用。我们没有发现“语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文章怎么写的。当然,用了“语境”包括很多很现代的词汇,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这样,一种腔调。

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石川

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本身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焦虑。以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某种民间话语正在被边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这个工业市场当中无法构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也就是说,工业不需要听你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或者说,它听了你的评论反而导致它的生产力的一种降低。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一种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电影工业所处的一个文化生态、现实,这个现实充满了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换到大片上,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对大片的批评、攻击甚至谩骂、贬低。当然,如果从一个艺术分析或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否能够适合现在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时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比如说,院校里的学院派批评能不能通过艺术批评方式,帮助创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们倡导的理念、思想、价值观演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

电影批评是有独立价值的陈思和

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拍电影,拍电影是导演的任务。电影批评与其他所有的艺术批评一样,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它与电影制作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电影制作得不好,供我们批评;制作得好,供我们研究。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影视批评有多么糟糕,现在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影视专业,博士也培养出来了。他们的职责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是为了培养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崇高的审美能力。

人文学者如何介入影视批评曲春景

当影像文化铺天盖地的时候,影视批评的孱弱和缺失,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焦虑感。即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介入意识,却很难找到与影视剧主创人员或者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导演不像欧美优秀编导那样本身介入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次,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懂电影,因此也不愿轻易介入影视批评。所以造成影视批评缺失的现象。其实,电影批评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的本体批评,由懂行的专业理论家、批评家操控,面对小众;另一类是影视文化批评,面对社会和大众。理论家批评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机位”等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市场上普遍民众都能看懂的影视作品,是这些作品携带出来的各种文化内涵。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是这类批评的主体,不用受业内某些有成见人士的影响。有些导演对这一块非常排斥。这种排斥并不是中国电影史一开始就有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得非常好,那个时代的电影对人文内涵是有要求的,他们是竭力邀请知识分子介入的。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影视批评症结之一吴小丽

李安和姜文同时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者获得金狮,后者没有斩获。李安是一次次地运用普适性的叙事和普适性的人文关怀,来赢得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观众。姜文就输在电影的普适性人文关怀上。普适性不仅指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兼顾和融合,更多地是指作品一定要触摸到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人性内涵,也就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不被轻易触动的、封存的“结”。如果触动了这一点,电影就带有人性深度,能够赢得观众。

普适性价值同样适用于影视批评。当前影视批评文章并不少,然而很多文章只是各类知识的堆积、学术的炫耀、某种时兴方法论的实验,沉浸在学术的孤芳自赏当中。学术研究式的批评只能存在于高校、研究机构,专业的学术圈里,是研讨会、评职称、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的需求,它们与现实是毫无关涉的。新时期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问题,也是影视批评的症结之一,人文批评的缺席是思想的缺席和淡出。

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以人文性为核心曾军

专业影评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对常识的沉默,对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保持一种沉默,去追求别样的意义。第二个是意义的过度阐释的现象,就是说本来没有,硬要在影视剧里去挖掘各种各样的意义。我引用乔纳森·卡勒一句话来说明目前专业影评的一个问题,他说:“正如大多数知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他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所以那些从事专业文化评论、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的人,对这些淡乎寡味的意义,很容易就把它们抛弃掉。我的结论很简单,如何让影视批评真正深入到普通观众的心坎里面,能够被他们所接受。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就是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共鸣。那么,我们的影评,针对编导而言,就应该探讨这种具有普适性的人文关怀如何用镜头语言更好地去表达;面对观众,我们应该探讨如何从中吸取人生的意义。这可能又回到了80年代初启蒙的状态,可能现在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谈人文学者如何介入,那么人文性的强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是以人文性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理性精神的一种批评。

美国电影评论面面观孙绍谊

先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美国的电影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大学里出现的,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性和当代性倾向。电影研究在确立自身学科身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其日渐游离于电影创作实践和大众观影行为之外。美国大学开设的很多电影课程和教授撰写的文章都是高深的、很理论化的,基本上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跟现实毫无关系,跟创作和大众的观影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是满足于学术机构里面的知识活动,成了由学术出版、学术研究以及大学课程构成的研究类大学运作机制的一部分。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课程整个有一个内循环的过程,基本上不和创作实践、观影行为发生关系。

和创作实践和观影行为发生关系的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的介入电影的专门的评论员,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大学里面任职的,他们可能没有博士学位,但却是学电影出身的,形成了一个很专业的队伍。这批影评人绝对是有价值的,观众也养成了一个观影习惯,他们专门看影评人的评论才决定看哪部电影。培养一个品牌的影评人是比较难的。而美国大学的理论传统比起中国来更加浓厚,更象牙塔一些。

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孙善春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经常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影像的阅读者,而没敢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写一些所谓的批评文字。我们在说批评者缺失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一个阅读者的缺失,认真的、优秀的、非常专业的阅读者的缺失。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变成专家,在电影这个机械技术复制的时代,连卖报的小童他都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他也可以谈电影,当然他谈得可能不像我们那么专业。那专业是什么呢?我想专业读者他要读得非常地细致,要有趣,要有美感,要投入时间,要享受阅读的乐趣,一种鉴赏式的古典情怀的欣赏,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因而,我觉得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

中国电影批评界的分工倪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基本完成了体制化的分工,现在中国电影批评界从体制分工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第二种是商业性广告性批评,第三种是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第四种是网络化全面性的电影批评。实际上这几种都有交叉,比如网络批评里也有很多很专业的很优秀的批评,第一种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也有相当多的教授参与进来,无论从文化政策、产业研究包括艺术本体论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平。商业性广告性的批评实际上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娱乐记者手中。

在这种定位之下,我们人文类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功能,能否把学问做到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水平,能否在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做到话语畅通。我们就要拿出一个人文研究的姿态和学问的深度来进行表达。最后才是影响创作者。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既能够有一种很好的、温和的、古典式的评论方式,也要适当地关注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怎样寻找群体性的、和学院派的电影研究应有的阵地。

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毛尖

很多年前看到戈达尔的剧本里面有一句话,电影只不过是金钱罢了。当年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戈达尔电影的美学特征好像和金钱有些距离,但是这几年把戈达尔的后期作品都看了以后,并且随着电影形势的发展,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而且它也可以应用在影评上,“影评也不过是金钱罢了”。今天在国内写影评,有的时候很灰心,泥牛入海可能还是好的结果。所以整个逻辑是,谁砸的钱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这个逻辑的反向同构或者是反向运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评,基本是你砸金钱,我砸板砖。所以在影评界,道德重构成了最艰难也最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悲观的问题。

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或者说有多独立,互联网可以吗?我觉得网络影评以匿名性获得欢呼,好像草根影评也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不乐观的。大量的心情式影评,没有立场,也很飘忽,这种影评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影评的地位。所以我宁愿暂时保持不独立的状态。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大学首先要把电影作为一种阅读,另外大学可以提供电影史的知识,提供更多角度的方法论的知识,不断强迫观众重新体验他本身作为电影观众甚至是电影作者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影评需要更多的文化想象力和各种文化知识,包括重新研究电影意识形态和消费市场。

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葛颖

我觉得影评人就这个时代来讲是生不逢时的。因为之前影评人其实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然他们的人数也少,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多。创作界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除了影评人这个身份之外,大多数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一个我觉得生不逢时的原因是本来的大众是沉默的,影评人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大众的代言人。但是今天随着媒体的发达,大众文化的发达,他们有了表述自己见解的可能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本上失落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影评人在这个时代被创作者和大众同时抛弃了。

所以倘若我们谋求继续存在的可能,就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以此展开生存的新维度。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将热点议题引向建设性的方向,将火爆的争论、甚至诋毁谩骂引向逻辑释理,应该成为我们介入大众的姿态。对时下创作界晦明不清的问题,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帮助厘清一些观念,构建创作方法。我们也可以是创作界的密切监视者,阐释不良的创作动态背后的玄机,进行善意的揭露和警示。

学界自说自话甚至是各说各话刘海波

我们处在不太好处理的三角关系中——创作者不听你的,普通观众听不到你的,然后我们学界就自说自话,甚至是各说各话,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三点原因:第一个就是电影的身份、电影的定位发生了转移。电影其实已经不再作为艺术来处理了,而是作为一种商品了。批评界影响不了票房的时候,那我当然不听你的。第二个就是传播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传统的、严肃的、主流的媒体纷纷边缘化了。第三点是我们批评者的身份变了,我们已经功利化、工具化了。整个学术评价机制、话语评价体制不一样了,你必须制造话语、制造概念、制造意义。

影评作文篇3

看了《宝葫芦的秘密》,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只有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正如陶行知所说: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

在《宝葫芦的秘密》的前一部分,我心里跟宝葫芦的小主人王葆想的一样,任何动脑费力的事情都让宝葫芦去做,而自己只需要玩就行了,多幸福啊!

到了后面,我有些激动,王葆一直依赖宝葫芦,等王葆长大了,宝葫芦就会离开他,到那时王葆该怎么办呢,他怎么独立生活呢?他总不能永远依靠爸爸妈妈生活吧!

到了影片的结尾,我紧张的心情终于放松了,自从王葆丢失了宝葫芦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终于能够独立的生活了。

我为王葆感到高兴,不过我也有些难过,这么可爱的宝葫芦离开了,我还真有些不舍得呢!

影评作文篇4

[论文关键词]进化论;文学达尔文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的暗示;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达尔文主义总是选择通过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或记号语言学的理念来研究文学,以自然法则为最高指导原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理论基石去解读文学作品,将文本中的人类一切行为内在动因归结为三点:后代的繁衍、资源的获取、竞争与合作。

影评作文篇5

帷幕落下,持续近一星期的观看终于看完了共计95集的《三国》。看完的第一感觉,我不禁生发了一些感慨。感慨于导演重塑了这部经典,并且更完美地塑造了这部经典。让《三国演义》更加的深入人心。

草拟此题,也正是有一些中考的遗憾,借此弥补。

正文:

美丽的智慧,智慧的美丽。无疑重于智慧,重于它的美丽,重于他让世人的交口称赞。论及智慧就让我们一一去追逝、去畅怀、去憧憬。

三国塑造了不少的乱世英豪,塑造了一时之枭雄,塑造了不少神话般的人物。

首先我要谈万夫所指的曹阿瞒。操本不姓曹是曹嵩之后,本姓夏侯。也就是所谓的宦官之后。操本为小小都尉一职,而后谋害董卓,未果。乃至随陈宫浪迹。此时我们时常提及的一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应运而生。世人都说这是曹操的一生教条,我看不然。三国中的曹操不是如此。撰写讨曹操的檄文的陈琳骂他祖宗三辈却深受曹操的器重。

曹操是位有智谋的军事家,官渡之战足以见之。面对与许攸的倒戈相向,他赤脚相迎。可见其之爱才,而并不像刘备的那种对于任何人总留有心计。由此可见这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值得敬重。而面对于三姓家奴吕布曹操毅然将其斩首,可见一位军事家的果断,所以说曹操是一位眼见着实的军事家、谋略家。

论及曹操,不得不谈到刘备。汉室宗亲逢于乱世以匡扶汉室为己任,与刘关张桃园义结金兰。遂开始实行了孔明的隆重计策。首先我们要谈及长坂坡一役赵云为救得备之子禅,可谓孤身一人对阵曹军,操看得赵云之才所以并未将赵云诛杀,但又有谁能活捉赵云呢?赵云救得阿斗后转交于刘备,备立刻将子跑出,这一幕的经典曾被无数先贤看中,由此可见刘备的智慧也非同一般。

再者白底托孤,此时的刘备更是将他那非同一般的用人之道尽情演绎,他心中担心孔明反其子而立,便说下了一番若其子不才,军事可自立的一番话。

逢于乱世,每一位君主都有其独特智慧,来安邦定国,来征服人民。

此人之智,不得不谈。自然他便是诸葛亮。

躬耕陇亩,好为梁甫,身长八尺。

这里有副对联是诸葛先生一生的写照: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谈及孔明的智谋,不得不说赤壁大战,不得不说火烧新野一战,不得不说他的东和西拒之计。

影评作文篇6

[关键词]电影评论;问题;对策

就艺术评论的本义而言,其至少强调评论者与评论本身的专业性,相对于其他诸如文学评论、美术评论等体现出较强专业特性的评论而言,电影评论的文化特性更加大众化、娱乐化,相应的其评论也体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点。而随着网络媒体、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电影处于一个更加纷繁复杂的多元化时代,这也是一个容易迷失自我的时代,因此,当代的电影评论也处于一个既无法指导电影创作,也无法引导观众欣赏的两难境地。

一、电影评论概述

当代社会文化中,电影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文化现象,而电影评论作为对电影作品理性思考的表现形式,又是电影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共同作用、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电影文化的发展。电影评论的创造性使其体现出独立的文化价值,在形成特定的电影文化中,其作用无可取代。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影评论,属于电影学的范畴,其与电影理论、电影史论等理论是平等并行的,但是电影评论既针对现实,又具有创作的分析色彩,因此构成其特定的界限。由此可见,电影评论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其理论结合实际、学术色彩中又体现大众要求。现阶段的电影评论属于涵盖更大外延的述语,普通影评、狭义的批评性文本均属于电影评论的范畴,因此其概念相对宽泛。

二、当代电影评论的迷失

(一)理论的困惑

从某种程度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艺评论就开始进入一个泛文化批评时期,其实正是这种评论在整体上造成了批评本体的失落与批评对象的迷失,而对于当代电影艺术而言,这种游离于实际电影创作之外的泛文化电影评论也造成了电影评论本身的整体失落。在电影评论现实语境中,有人突然发现西方电影界通过评奖的方法超越了中国的电影理论家与批评家,而中国电影评论家们长期以来运用的都是西方理论话语进行电影评论,于是他们的评论逐渐成为语焉不详的内心独白,更有甚者逐渐三缄其口,于是对于电影评论家而言,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式的文本细读都成了昙花一现的理论;而针对更深层次的心理批评,比如精神分析,电影评论家也只是浅尝辄止。基于电影本体意义而言,电影与电影评论家中间还隔着一道专业意识的高墙,即当下电影评论家对电影创作过程缺乏必要的了解,而电影创作者对电影评论家的喧哗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现代社会是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中不乏新闻炒作,却鲜有真正的、专业的电影评论,反倒是职业批评家越来越多,这些所谓“职业批评家”以影评为职业,他们以“红包”的厚度作为评价电影的“标准”,这种标准使得他们做出“失真”的电影评论,失去自立的品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谈审美的知觉,甚至无法论及起码的道德知觉,可以说正是这种“职业评论家”践踏了评论的纯洁性,抹杀了评论的纯粹性。

(二)文本的消失

基于艺术形式本体论而言,电影艺术的存在本体与文学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电影通过视听的审美直接诉诸接受主体的感知,其审美信息的传递过程更加直接;而文学的形式本体是基于抽象的书写凝固成一种文本表达式;此外,电影创作与文学创作无论是在方法论、操作意识方面,还是在科技含量与集群制作方法,其差异性都是十分明显的。如果用文学现象讲解电影现象,是对电影及其审美性在形式本体论上的降解,也是对电影在艺术门类界分上的降解。但是通过批评意识、批评话语的文学性降解电影意识,或者对电影的电影性进行淡化,也是电影评论的一大误区,其实无论是电影意识、文学意识,还是电影思维、文学思维,抑或电影语言、文学语言,基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其审美形态均是截然不同的。不能将电影视为文学,同样,文学也不能作为电影。如果电影评论体现出过于明显的文学化特征,在话语权力时,是一种门类的批评话语替换了另一种批评话语;而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电影人或许由于制作电影档期过满,其反抗形式只有沉默。而现在中国电影是否真正进入后殖民、后现代语境,在学术界领域还未得出一个绝对肯定的结果,但是这类泛文化的批评终究会导致电影本体研究的整体失落。

(三)价值取向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而言,大众之所以对当代电影评论充满了质疑、指责与批判,主要是由于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对评论主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评论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现象时,表现出茫然失措、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现代中国一些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弃于一边,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完善,值此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电影评论家面临着是选择坚守批评阵地、发扬批评精神,还是选择随波逐流淹没在世俗的大潮中的两难境地。但实际上,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价值观对更多的电影评论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促使其丧失了应用的价值立场,摒弃基本的价值尺度与起码的价值评判,而选择了相对更加轻松的后者。向大众媒介妥协、迎合庸俗、时沿的文艺倾向、抛弃应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规范,在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文艺潮流中载浮载沉,漫无目标,更有甚者还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相应的电影评论的对象也开始转为娱乐新闻、明星的隐私;于是电影评论的市场可悲的充斥着肤浅的、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话题。

三、当代电影评论的重新构建

(一)加强评论主体的批评意识

由于当下电影评论者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淡薄,所以社会大众对电影评论的质疑声也越来越高,而在整个电影评论行为中,评论家占据着绝对的主体地位,因此评论家本身也要清醒、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重要性,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而职业评论家就要以其专业能力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引导大众、振衰除弊的责任,所以对于传统学院派评论家而言,必须从专业能力、专业精神两方面进行自我重建,要求评论家不仅要保持自我、自我、独立的批判精神,还要进一步强化学理批评,建立起良好的批评信誉。现代社会中媒体评论风头正劲,其对文艺舆论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媒体评论要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思想文化立场,包含更加严谨、理性的批判精神,表达更加真诚的批评态度,拉近影评与大众的距离,在社会大众中建立良好的信任度,最终达到提升大众鉴赏能力的目标。对于媒体评论要保持其鲜活性,以此为基础采取适当的引导,将其改造为理性能力更明显的文化公众,将媒体影评引向更加健康、规范的方向。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多层面的电影评论平台,无论是专业的评论家还是媒体评论,均要对自身的地位、责任做更进一步的认识,互相之间进行对话、交流、沟通,共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时代文化环境中,在建立电影市场化运作模式过程中、开创产业化发展道路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建立适用可行的批评标准

文艺评论家要更好地适应某个时代、某个阶级、某个文艺发展阶段,就需要制定一个适用性强、可行性强的评论标准,标准中要将某种群体的意志明确体现出来,评论家可以以此为依据对文艺作品的艺术质量进行判断与衡量。文艺评论标准体系体现出一定的多层次性、复杂性以及动态性,最高层次的评论标准要体现出哲学方法的意义,即文艺评论中整体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标准。评论标准要体现出同一性、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最高标准对文艺评论而言,不仅具备宏观指导作用,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针对电影评论来说,评论标准要参考电影自身的特性以保证其科学性,评判尺度则更加侧重于影片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在诸多理论中,与电影特性艺术科学标准最相符的观点即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张文学是且最终是人类生活现实的整体反映,以此为基础对电影作品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好坏程度进行考察,此为历史观点评价;一方面则是利用审美的方法、基于审美的角度对电影作品本身的得失成败进行考察与分析,此为美学本体评价。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才“全面地涵盖了人类在评价文学艺术作品时所不能舍弃的艺术本体维度与历史人文维度”。这种批评标准具有宏观视野,并且体现出更强的科学性,因此可以作为电影评论标准体系中的主要标准与最高标准。由此可见,基于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指导,当代电影评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有机的、多元性的、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标准体系。

(三)提高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的有机联系

别林斯基曾说过,批评是运动着的美学,其观点也表达了批评类似于工具的本性,其存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品格之中,且要通过实践彰显出来。但是当前我国电影评论与电影的创作实践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电影评论未真正融入当前的电影创作实践中,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表达得丰富多彩,但是具体的评论实践中却显得苍白且不具说服力,评论无所指、评论无内容,评论渐渐成为评论家的自言自语。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电影产业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化与现代化的特点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再加之各种思潮、观念的涌入,出现各种后现代思潮,相应的后现代电影也开始应起,〖JP+2〗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了传统理论与创作的哲学观与价值观。此外,在电影艺术中还融入了大量的高科技元素,丰富其表现形式,带动新一轮的电影技术革命。比如电影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电影在定义、本质等问题上进行重新的审视与修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电影创作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传统的电影评论家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会遇到某种障碍,电影评论只有做出适当的调整才能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需要。

四、结 语

总之,我们讨论电影评论的问题,是要恢复或重建电影评论权威话语的位置,在真正的意义上调整电影评论的状态,使电影评论更加贴近市场,更能影响电影的制作,使电影评论能指引观众,更贴近学术,更关注艺术创作,更关注文化价值。我们应该让电影评论的声音重新发出来,并且相信电影评论在广义上的加强一定会对未来的中国电影创作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汪梨,陈竹,金纯峰、商业时代电影批评的价值与话语重构[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1)、

[2] 贾磊磊、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J]、艺术百家,2008(05)、

[3] 孙桂荣、文学电影化与电影批评的文学化——电影与文学的两种“错位”纠结[J]、文艺评论,2012(03)、

[4] 周星、现代传播背景中的电影评论现状问题剖析[J]、现代传播,2009(12)、

影评作文篇7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电影评论;影视教育

电影评论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开启了电影评论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近日,在百度搜索栏里,以“影评”“电影评论”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分别得到约六千九百八十万和七千八百七十万个搜索结果。在这些搜索结果中,既有专家、学者的理论性评论文章,也包含媒体人、电影爱好者的评说言论。由此可见,相对于《中国电影报》《大众电影》《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传统纸媒,后窗看电影、网易博客、新浪微博、豆瓣电影、Mtime时光网、猫眼电影、格瓦拉@电影、今日影评、360电影评论、“非一流评论:左岸影视,右畔文学”、后窗、虹膜、迷影网、毒舌等互联网站、自媒体、公众号已成为当下中国电影评论的新平台,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对正在院线上映或从前看过的电影发表观赏、反思、探讨、评价的言论和文章,短、平、快的电影评论应运而生,打分、一句话影评最为普遍,弹幕也一时风靡,昔日鲜有机会在大众平台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观众俨然成为中国电影评论的主角。人员更加广泛,队伍更加壮大,文章更加海量,数字环境下的电影评论在中国文艺评论园地里形成了一道特殊而靓丽的文化景观。

然而,在这样一个张扬个性、自由表达的数字化时代,电影评论繁荣景象背后的隐忧和短板其实也值得注意。一是影评文本上与日俱增的多为碎片化、感想化乃至戏谑化、浅显化的文字,或为吐槽言论,或为赞美话语,甚至是一些夹杂着一堆图片、表情包而与电影无关的文字垃圾,缺乏电影理论的有力支持和系统、理性的深入分析,质量参差不齐,品格高低不等;二是评论人员上虽是全民影评,但频繁现身的多是一批凭着浓厚兴趣和满腔热情进行影评写作的电影发烧友,虽有一定理论基础,但多非电影科班出身;三是收受红包、恶意评分、影评失真、水军泛滥之类的恶劣现象,更在不断让电影评论界蒙受羞辱。

面对数字化时代纷繁复杂、众语喧哗的电影评论,无论是严肃的影评人,还是热心的爱好者,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都应对新时代影视教育保持一种重视和敬畏的态度,才能够在数字化时代中共同营造健康良好的电影评论风气,建构风清气正的电影文化氛围。

首先,日益普及的影视教育可以为电影评论培养人力资源。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就建立了电影学校开展影视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影视教育在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更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的后起之秀。随着2018年11月21日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的联合印发,今后中国各类学校将基本普及影视教育。因此,大凡进入学校受过教育的人员,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抑或基础教育,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形式多样、资源丰富、常态开展的中国影视教育的熏陶和洗礼,影视教育则会从不同层面为中国电影评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大量的人才资源。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评论队伍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早就在受惠于中国影视教育所作的重要贡献。互联网时代虽然人人都可以是电影评论家,但接受過影视教育的人从事电影评论毕竟会棋高一着!

就湖南而言,近二十年来的影视教育迅速发展。2000年6月,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主要为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公司、动画公司等传媒机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现设有“戏剧影视表演”的“影视艺术学院”“影视动画”的视觉艺术学院和“影视编导”“广播电视编导”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曾被誉为“广电湘军”的摇篮。而真正在电影评论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这样几所拥有完备影视艺术教育体系的高等学校。2001年3月,湖南师范大学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现设有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等本科专业。2002年3月,湖南大学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创办广播影视艺术学院,设有广播电视编导、表演等本科专业;2010年1月,该院与新闻与传播学院合并组建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2008年8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率先在湖南省内获得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9月,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业大学等3所高校获准设置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3年4月,教育部批准湖南师范大学在文学院开办湖南省第一个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类)本科专业,后有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科技学院相继开设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怀化学院、长沙学院等设置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等专业。同时,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湖南女子大学以及省内一些高职高专相继开设了与影视艺术相关的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动漫专业等。所有这一切,无疑为湖南电影评论队伍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系统常态的影视教育可以为电影评论储备知识资源。电影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集文学、戏剧、音乐、摄影、绘画、舞蹈等表现形式于一体,对这一视听化的文化审美对象展开评论,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累积。当下,影视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已开始成为中小学、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课程门类,甚至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这样的专业教育链。各类学校纷纷开设《影视鉴赏与评论》《影视文化概论》之类的公共选修课或专业选修课,对学生进行非专业的影视知识普及;而告别文学门类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艺术学”一级学科之一的“戏剧与影视学”“戏剧影视文学”这样的专业教育,自2011年以来也有了近十年的历史。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影视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影视教育常会涉及影视鉴赏、影视创作、影视语言、中外电影研读与分析、影视史论、影视编剧、影视导演、影视明星、影视美学、影视理论思潮、影视文化分析、影视批评、影视传播学等内容,多以普及影视知识为前提,更以启思增智和专业培养为宗旨,不仅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要求,更为各色人等从事电影评论供给了系统而丰厚的知识资源。

最后,科学规范的影视教育可以为电影评论提供方法资源。在数字化语境中,中国电影评论的方式、方法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纸质媒介影评与综合性门户网站专栏、论坛、博客、公众号等网络影评交相辉映,专业电影评论人员与业余影评齐头并进,开放性、互动性、灵活性、真实性、便捷性和实时性的影评空间激活了无数人开口、动笔评说电影的欲望,这就更加需要广大影评人员重视和掌握恰当的电影评论方法,以确保数字化时代我国电影评论的正确发展方向,而影视教育恰好在这一方面为电影评论做好了扎实的铺垫。

一是强调思想的正当引导。关于文艺工作有过多次重要论述,其中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因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而2016年11月7日、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也明确指出,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和保障电影创作自由,倡导电影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鼓励创作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电影。因此,作为文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评论,在评论影片时首先需要讲政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各类学校在影视教育过程中,无不将“立德树人”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根本标准,无不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影视评论人才培养体系中。早在1996年,原國家教委颁发的《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就指出大学影视鉴赏等艺术课程的开设“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而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纲要》尤为强调包括影视教育在内的各类专业课程需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彰显出影视教育向来重视价值观的引导,能够保证接受过影视教育的影评人执笔评说电影之际,首先能够坚守真、善、美的审美立场,不受经济利益裹胁,树立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论态度,弘扬崇高精神、高尚情操,正确认识影片的思想价值,引导观众透过影片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担起电影评论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二是重视对象的得当择取。搞好电影评论,能否得当选择自己的评论对象非常重要。各类学校层面的影视教育,是相当重视影视资源的挑选的,通常都会结合影视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紧扣影视发展历史和现状,针对学生需要,或定期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或择取适合学生的影片,如反映革命历史的影片、切合真实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颇受市场关注的中外类型作品、具有探索精神和文艺气质的小众之作,选即将上映或甫上映或过往的影片来加以品评,来反复“拉片”。由于学校影视课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影片观摩效果,走出校园从事影评的人们面对灿若群星的电影,自然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自己的择片标准和要求:时效性、代表性和经典性,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影评作文篇8

嘎子小时候原本和奶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日本鬼子却对我们国家进行侵略,使他看到了日本鬼子把我们美好的家园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海洋,也使他还在孩提时代就过早地告别了幸福生活。小小的嘎子参加了八路军,他不仅给八路军带来了欢笑,同时聪明的他也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一次,他在跟日本鬼子作战时屁股上中了一枪,他不顾疼痛,继续顽强地和敌人作战。他还机智地用一把假枪,把敌人的首领捉了回去,为八路军立了汗马功劳。

看完电影,我和嘎子一对比,我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嘎子为了完成任务,奋不顾身、义无返顾地去做,即使失败了,他也决不泄气,总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而我呢,遇到了一丁点状况却总是半途而废、叫苦连天、怨天尤人。记得今年寒假,我见妈妈一针一线地在缝毛衣上的图案,我忽然来了兴趣,便去房间里拿好针线对妈妈说:“妈妈,您教教我吧。”妈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便手把手地教我缝。一会会儿,我觉得我差不多会了,就对妈妈说:“妈妈现在我会了,让我自己一个人试试好吗?”妈妈说:“好的。”于是我拿起针,饶有兴趣地开始缝了起来,“哎呦!”“怎么了?”妈妈急忙问,“手被刺出血了。我不缝了!”我带哭腔说。妈妈看了看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囡囡,做事可不能半途而废呀!”过了几天,看见妈妈缝出的精美图案,我才后悔莫及。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主人,我们要像小兵张嘎一样,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敢于挑战自我,勤奋刻苦地学习,练好本领,把一切贡献给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