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创新理论(精选8篇)
党的创新理论篇1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帝国主义压迫，达中华民族之完全独立的宏大历史使命为己任的。党的一大召开之时，我们党仅有50余名党员，到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也仅有994名党员。初建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各种怀疑、非难甚至攻击。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大论辩，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关系，统一全党认识，以保证执行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保持党的战斗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了对革命悲观、失败的思想倾向。党的“八七会议”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号召广大党员从思想上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当时，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队伍的主要方式，这就使得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从旧军队起义的官兵等成为扩大党员和军队的主要来源。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在党内和军队内滋长严重。古田会议是我党和我军历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开创意义，影响深远。古田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红四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各种错误思想，订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确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回答解决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奠定了基础。这在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遵义会议上，我们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在党内和军队内的领导地位，并把思想建设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肃清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高度统一了全党思想。随后在党的七大上，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党员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了骄傲自满并在思想上停止不前的倾向。1950年我们党在全党进行了大规模整风运动，有效整顿了党内骄傲自满、作风不纯等问题，加强了思想建设。伴随着党的执政进程，部分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侵蚀，滋生了贪污、浪费、官僚等坏习气。为了彻底清除此类现象，我们党于1951年底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化分子，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当时，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是迥异于革命年代实践的全新探索，亟待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1956年党的着重强调，为了适应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实际，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加强党员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始终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再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党中央又提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以理论武装推动工作取得新成效。
党的十以来，高度重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明确提出“党的思想建设的制度化”命题，要求“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这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不仅把党的思想建设从传统的思想教育、理论武装、理论创新拓展到了制度化层面，而且在实践方面构建了党的思想建设从制度设计到制度执行的完整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思想建设的贯彻落实提供了重要保障。
1、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加大理论武装的党内法规建设。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建设中最具根本性的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为执政党建设首要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之后，党中央对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具体制度规定，《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完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体制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制度”，并初步出台了相关理论宣传和理论学习的党内法规，以制度规定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在理论宣传的制度建设方面，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纲要》对理论宣传的管理做出了规定：“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党内法规建设，从制度上加强、改进和保障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时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理论宣传原则，通过“完善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和办法，完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法规制度”，对违的理论宣传规定的行为作出惩戒性处罚。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对“组织、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处分”。
在理论学习的制度建设方面，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内容、方法、课时要求、考核惩戒等作出详尽的规定。如《条例》对学习内容规定：“干部应当参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集中轮训以及党的基本理论和党性教育的专题培训，政治理论教育重点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培训”。关于理论学习方法，《条例》规定“干部教育培训以脱产培训、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网络培训、在职自学等方式进行”，并“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对学习的课时要求，“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每5年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或者550学时以上的培训。其他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时间，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确定，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或者90学时”。同时还规定“干部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教育培训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组织处理”。
2、以党性教育为核心，强化党员思想教育的制度化建设。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表现。党性对一名党员而言，就是对领悟、贯彻的自觉性，集中反映在党员自身的思想修养、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等最能体现所要求的品格和气质上。2013年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随后出台的党内规章法规等对党员党性教育的目的、内容、成效分析等都作了制度性安排。
关于党性教育的目的，《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要增强“六种意识”：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规矩意识。对党性教育内容的规定是：“重点开展、党的宗旨、党规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党风廉政建设等教育培训”。2016年中央印发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也要求，必须“以尊崇、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
关于党性教育的成效分析，《纲要》规定要“对照规定、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探索建立健全党性教育和分析的机制与办法，对党员坚持原则、履行义务、发挥作用等情况进行分析，强化党员党性意识”，并通过“健全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引导广大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3、以道德建设为基础，加强思想品行的制度约束机制。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党的十后，多次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新制定的一系列党内法规，对党员干部道德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对从政道德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提出要健全道德评价考核办法，完善道德建设奖惩措施。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要求：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是违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员干部从政道德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必须做到“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对于违反从政道德的行为，《处分条例》明文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2014年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突出考察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深入了解理想信念、行为操守等方面的情况”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参照指标。2015年中共中央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进一步要求，对“品行不端，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职干部经组织提醒、教育或者函询、诫勉没有改正者，将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必须及时予以调整。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大危险，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重大课题。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也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化命题的提出，既是党的重要理论创新，又科学回答了我们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思想建设的与时俱进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
党的创新理论篇2
江 南
***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摘要］：在现代社会政党执政,尤其是长期执政,从根本上说,要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具有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从深层意义上说,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创新执政理念,是执政党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本文试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创新的必要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执政理念 创新 必要性
在现代社会政党执政,尤其是长期执政,从根本上说,要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要具有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从深层意义上说,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创新执政理念,是执政党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i]同时我们党八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ii]
一、政党长期执政要具有政治合法性
从本质上说,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在政治过程中,政党实际上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是沟通民众与政府(即国家政权)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是民众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这是政党政治最基本的定位。执政党尽管手中掌握了强制性的力量,但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却不能完全依靠这种强制性力量来长期维持其执政地位。相反,它必须证明和寻找自身执政以及让民众接受其执政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就是政治学中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指政治系统是否以及为何应该获得社会成员的自愿服从、支持和忠诚。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iii]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iv]这些解释无非是说,掌权并不仅仅以公共权力的归属为标志,还必须以对这种归属或政治共同体、政治秩序的认同意识为基础,要获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支持和尊重,具有一种合法权威性。否则,这个政权就会因缺乏统治的合法性而难以巩固和持久,甚至导致败亡的命运。
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任何政党都会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v]这正是所谓的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政治统治固然不能离开暴力或物质的强制力,但是纯粹的暴力强制只能带来短暂的军事性的征服;,而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统治。那种政治合法性不足而靠赤裸裸的暴力的统治最终会因代价高昂或者直接引起民众的反叛而难以为继。相反,有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权力才能转化为权威,政党才会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才能够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方针政策,党执政的成本就会降低,执政地位也就会长久而巩固。寻求多数民众的普遍承认和支持,具有政治合法性资源,这是现代政党长期执政的先决条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概莫能外。在西方,实行的是竞争型政党体制,选民的支持、选票的多少就成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标志。
而在一些非竞争型政党体制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执政党地位的获得,往往是通过政党带领民众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统治或者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赢得民众拥护的结果。在这里,执政地位的保持和巩固,表面上看不像西方选举制下选民的选票表现得那么直接和明显,但是,它同样有赖于民众的心理认同和信任。人心的向背、公众信任与支持的程度同样决定这些国家执政党的前途命运。前苏共的兴衰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仅仅通过公共权力所带来的强制性服从是不行的,必须有社会多数成员的自愿服从。
二、执政理念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政治合法性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如世袭地位、法律、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政绩、甚至某种宗教仪式等。与绩效、制度结构等因素相比,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或阶级的思想体系,一直被视为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和最可靠的基础。;[vi]如前所述,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可、服从与支持状况,是存在于社会公众主观意识中的概念,是心理意识内化的结果,偏重于民众心理的、伦理的或理性的支配。真正合法性的试金石是,当主子没有力量惩罚反对者时,他的下属是否还愿意服从他的命令。;[vii]为此,韦伯认为,民众对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认同主要取决于其内在的信仰、信念。社会学大师帕森斯认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得到该社会最高价值的支持。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培育社会成员的这种信仰、信念或价值观念。通过执政者系统的论证和宣教,意识形态能够逐渐深入到民众的心灵和精神活动中,变成他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坚定的信仰。故伊斯顿特别强调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毛泽东早年也把主义;比喻为指导人们前进的 旗子;。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viii]
翻开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社会民众相信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执政理念的合理性时,不论该国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也不管人民的生活条件多么艰苦,民众还是会认同这个党并自觉地支持它,不会发生执政的合法性危机；相反,一旦民众对执政党宣称的那套思想理论发生普遍性的信仰危机,即使国家处于和平的环境,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富裕,最终也会发生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比如,对于前苏联的瓦解,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恐怕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19171920年的俄国要比1990年的苏联要困难得多,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比1990年的苏联也困难得多,但那时苏联并没有崩溃。因此,有学者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向老百姓宣传并希望他们接受的是一套僵化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理论,结果不是巩固和坚定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而是使人们对它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从而削弱了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党被人民所抛弃,首先在于它所主张的意识形态被抛弃。对苏共来说亦是如此。苏共失败的深层原因在这里。;[ix]由此可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x]
三、创新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
政党长期执政要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执政理念是政治合法性中最重要的基础,因而从根本上说,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及时概括和提炼出合乎时代潮流的执政新理念。否则,即使是科学的执政理念,也会逐渐落后于时展潮流而为民众所抛弃,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最典型的莫过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创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80年代后各国政党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动、经济全球化浪潮、科技革命的兴起和信息传媒技术的进步等客观环境的变化,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等、西欧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等、民族民主政党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纷纷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作出调整,把许多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整合进来,把体现民众愿望的发展;、公正;、和谐;、 平等;、民主;等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从而使它们在政治舞台上显得特别活跃,有的重新走上政坛,有的连续多年执政。近20多年来的世界政坛风云启迪我们,在执政理念上,跟得上时代变化潮流的执政党,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执政地位;跟不上时代变化潮流,甚至是逆潮流而动的执政党,则会被毫不留情地淘汰掉。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理念的创新同样是执政过程中始终不容忽视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长期执政并执好政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有持续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更加普遍的认同。同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崭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人民长期执好政掌好权。
参考文献：
①张衍前：《执政理念与政治合法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
②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页。
③ 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④【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⑤黄宏、王寿林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⑥张衍前：《执政理念与政治合法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
⑦【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⑧《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党的创新理论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6-0030-003
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不断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的力量之源。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世情、党情，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
理论创新必须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然后才能去求“真”、求“是”，找出其规律性，不断创新理论，这是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是”的根本前提。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突破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国民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党内，一些人罔顾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一味坚持城市中心论，结果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相反，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他在认真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情、总结党领导武装起义攻打中心城市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系统地解决了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实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革命”这一崭新课题，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导致、化运动和“”等“左”倾错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背离中国的国情，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对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考察，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中理想模糊，信仰动摇。从党内看，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某些领导干部并没有顺应这种变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是，如何把党建设好，避免像前苏联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的风险。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以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总结并吸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就“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展开探索，创立了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受传统发展观的影响，长期把GDP增长作为核心，导致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就业压力明显增加；能源消耗过大、资源短缺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等等。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践，就“发展”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
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90年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实践证明，中国的民主革命，惟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新的理论，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实践和探索，在总结民主革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紧密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发生过曲折和严重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结合起来，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境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同思想一样，都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坚持与时俱进，使之能够顺应时展，体现时代精神。
20世纪初，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这个时代主题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包括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科学理论在内的思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观察到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适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战略，并在科学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战略步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执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党的自身状况都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潮流。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任务艰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发展质量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把握时代特点，准确反映时代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回答了何为发展、怎么发展、为谁发展这一时代重要课题，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应用。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科学理论的宣传普及。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作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政治工作，要求采取“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亲自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讲解。新中国成立后，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思维方式、文化习俗及生活习惯，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和要求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使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形象化，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如“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步走”、“小康生活”、“和谐社会”等提法，广大群众听得懂、学得进、家喻户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同时，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制作电视理论专题片，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方式，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日益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强大的感召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最终归宿，也是创新理论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
三、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理论创新的主观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先锋队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和理论不断创新。理论创新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途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又是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主观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党内外“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农民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离马克思主义太远了等种种责难，认真吸取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建问题破坏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建工作的首位。特别是1942年的运动，使党找到了通过整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好形式，进而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形成了思想。
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时期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遭破坏，政治路线扭曲，“左”倾思想膨胀等等给党建工作造成的破坏，率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全党能够紧密团结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世纪之交，面对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繁重艰巨的改革与建设任务，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反思苏联、东欧等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惨痛教训的基础上，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理论创新。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镇定自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形成了一系列新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建工作的新要求，围绕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一主线，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践活动等等，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了我们党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诸如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党的创新理论篇4
第一，明确了发展的历史地位。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论断，我们领悟到，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应当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明确了发展的关键与目标，这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把握发展的价值目标，是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键因素。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确立了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归谁，这些涉及核心的问题，关系到发展的成败。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不是简单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而是具有自己深刻的内涵，这就是，着重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体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前提。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与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统一起来，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四，提出了发展的基本要求。这就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遵循什么准则，保持什么状态，是发展是否科学和有价值的直接标志。科学发展观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理念与模式的精华，明确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准则和必须保持的状态，要求做到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文明发展、永续发展。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个文明建设”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之所在。
党的创新理论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理论建设 科学发展观 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新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实践主体所掌握，并付诸实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创新的检验标准
1、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杜撰，异想天开，更不是闭门造车，脱离实践。人类社会的无限性决定人们实践的无限性，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当这种认识与实践一致时，人们就能够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有目的的实践，否则便是自由的、盲目的实践。这说明，理论是来自实践的，而实践是第一性的，但如果这种实践没有一种正确理论的指导，人们自由的、盲目的实践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元序甚至灾难。所以，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以保证这种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否则所谓的理论就是元病呻吟，就是空洞的理论，实践也就成了盲目的实践。
2、提出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就必须想办法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理论体系”，不能是一两句话或者某一方面的简单理论。因为它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挫折等重大问题，否则就把理论庸俗化或者简单化了。
3、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理论是用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和实践相一致，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这种理论如果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能解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则说明是正确的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4、这种理论应该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讲必须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三、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建设上的创新成果
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面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任务。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诸多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理论建设上的创新成果。
论文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理论建设 科学发展观 创新
论文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相关原理，理论创新可有四个检验标准是：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形成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应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科学发展观也是我党理论建设上的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人的认识过程始于在实践中产生的感性认识，掌握丰富可靠的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产生一种新的理论，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新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实践主体所掌握，并付诸实践，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便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也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理论创新的检验标准
1、实践中遇到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理论创新不是凭空杜撰，异想天开，更不是闭门造车，脱离实践。人类社会的无限性决定人们实践的无限性，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对事物表面现象、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当这种认识与实践一致时，人们就能够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有目的的实践，否则便是自由的、盲目的实践。这说明，理论是来自实践的，而实践是第一性的，但如果这种实践没有一种正确理论的指导，人们自由的、盲目的实践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元序甚至灾难。所以，当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大挫折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以保证这种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否则所谓的理论就是元病呻吟，就是空洞的理论，实践也就成了盲目的实践。
2、提出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体系。实践中遇到了问题就必须想办法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理论体系”，不能是一两句话或者某一方面的简单理论。因为它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重大挫折等重大问题，否则就把理论庸俗化或者简单化了。
3、这种理论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理论是用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和实践相一致，必须在实践中检验。这种理论如果与实践相结合便立竿见影、产生强大的力量，能解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则说明是正确的理论，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4、这种理论应该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是不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讲必须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一致，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这也可以说是最终的检验标准。
党的创新理论篇6
一、从不懂到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忽视到重视军事斗争的实际工作，党的武装斗争思想的确立，凸显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战争学说就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①“一大”以后，通过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正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武装着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党的“二大”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期间，党内许多人对武装斗争和战争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1922年9月，蔡和森提出了建立“人民武装”的思想。②同年11月，在《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演说中，列举了“十月革命的四大好处”，强调了拥有红军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多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战争是伴随阶级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随阶级的消灭而告终，而要消灭阶级以至消灭战争，就“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实行无产阶级。陈独秀在此期间也曾提出过要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并且不为私利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组织真正的革命军”。③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看法和认识，还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宣传，更没有付诸于实际的革命斗争。这一状况正如指出的从1921年至1924年的三、四年中，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④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活动平台，许多共产党人从此直接投身于军事斗争的实践。1924年5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俄为师，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创建了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人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为尔后自己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从1925年秋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担任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并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如1924年11月创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建立的叶挺独立团，以及卢德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武汉军政学校和受中央影响的第二十一军等。这些部队在大革命失败后，分别参加了南昌、秋收、广州等武装起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军队的重要基干力量。
实践的加强，必然带来理论的深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斗争的实践越来越认识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要拥有如此庞大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没有可以依靠的革命军队，不搞彻底的武装斗争，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被誉为“农民大王”的彭湃，提出了“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的思想。⑤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邓中夏认为“在国民革命群众思潮和革命运动已到了极剧烈的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提出了“兵士运动确与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的思想。⑥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中都强调了“武装平民”、“武装农民”、“武装工人”等思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及共产党员把军事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⑦难能可贵的是，党内一些同志此时已经开始提出了对于武装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革命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争领导权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求党“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是最早从事实际军事工作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于革命军队的性质、任务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制度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革命军队是党的军队”，⑧“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指出了“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⑨思想，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有关武装斗争及军队建设的正确思想，在当时还并没有在全党获得统一的认识，因此，在资产阶级一夜之间把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向血泊之中时，缺乏准备的中国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完全处在被动地位。
“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指出：“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⑩正是在这个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革命的道路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的领导，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开始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性的突破和发展。这时，中央领导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提出了土地革命必须与政权相结合；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的思想。更明确地提出了党应该“要非常注意军事”，“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重要思想。{11}也提出了革命军队“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立脚的地方”，{12}上山进行游击战争等思想。这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最早信息。以南昌起义为发轫点的各地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此起彼伏，至1928年底，全国各地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向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思想，终于从认识走向了实践，并且在建军初期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得到了深化和完善，凸显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意义。
二、从“城市中心”到“乡村中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创新成果，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前进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普遍的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这一原则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则因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中国的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3}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指出：“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14}
与此同时，还率先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这条道路的内涵进行剖析。1928年至1930年，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文，在强调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由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前提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胜利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一，由于农村经济的范围广大，“中国农村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城市而求得自给自足，因而革命势力就可以在农村独立的长期存在”。第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争夺，就形成大小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和反动统治长期分裂的局面，因而就可以使革命力量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和发展。第三，武装斗争的展开、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的阐述，奠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从参与和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奠定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
人民军队创建伊始，面对极其强大的敌人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把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历史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南昌起义到“赣南三整”，{16}从湘赣边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初步得到了规范，特别是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队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7}
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肇始于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竭力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和发展，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领导权不是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国民革命军最终成了镇压革命力量的罪恶帮凶。血的教训严重而又现实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党对军队领导的理念首先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南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月，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18}接着又指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19}这一理念在当时各个起义队伍里得到了贯彻，其理论内涵也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提升。、领导的“赣南三整”，整编的“重点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20}在南昌起义余部重新登记党、团员的基础上，成立党支部，并把部分党员分派到各个连队中，以加强基层建设。湘赣边秋收起义后，领导的“三湾改编”，一改过去一个团建立一个支部的状况，把支部建在了连上。按照的意见，班、排都建立了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整个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经前委任命，团、营、连三级均设立党代表，由党代表任党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前委还决定，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过党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树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巩固了部队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21}
军队历来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国家或政治集团的阶级性质，决定其军队的阶级属性和使命”。{22}建军初期，军队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军队纪律、军队任务的规定，从本质上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三湾改编”时就强调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在开会时有说话的自由，规定团、营、连三级都建立士兵委员会，对长官有监督权，乃至制裁权，官兵在政治上的平等，为军队废除军阀作风，实行民主制度打下了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和士兵委员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健全，“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委员。”{23}此后，士兵委员会的称谓有所变化，但作为一种制度始终保留了下来。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在军队实行民主主义的同时，从秋收起义后，就一再强调军队的纪律作风建设，教育部队官兵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点东西，逐步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条款。此后，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一直实行了这些纪律，其内容虽然因为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而有所变动外，但基本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还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的规定，改变了部队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旧军队那种把红军的任务单纯地理解为打仗，忽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思想习气，树立了“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观念。古田会议决议更强调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4}这些思想，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和白军的界限。
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战斗力源泉之所在，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党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包含上述所论及到的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规范军队的纪律；明确军队的目标任务等而外，从根本上讲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部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军队的思想阵地，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官兵的行动。红军初建时期，党和军队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就列举了当时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8种错误倾向，指出“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5}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强调“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民主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展开，使部队一新其面貌。正如指出的那样：“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是对当时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最简洁明了的概括。为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6}
党的军队建设思想的创新，奠定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折射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军初期理论创新活动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英文译稿）。
②《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④⑩{14}《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8、541～543页。
⑤《彭湃文集》，第85页。
⑥邓中夏：《论兵士运动》（1924年1月）。
⑦见《党中央、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1925年12月1日）、1926年2月党的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等。
⑧：《国民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⑨：《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
{11}见《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7月7日）及《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12}见拙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503页。
{13}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15}{17}{24}{25}{26}《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85、86、86、64页。
{16}即由、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南下途中先后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庚、上堡进行的三次整训和整编。
{18}《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为贺叶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
{19}《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1927年12月21日）。
{20}粟裕：《激流归大海》，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21}：《秋收起义与我军的初创时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22}《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
党的创新理论篇7
［关键词］学习型政党党建理论继承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学习型政党既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自身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把我们党建成人人学习、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持续创造的政治组织，成为名符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学习型政党建设是我党对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宝贵经验的总结和继承
纵观中国革命的历史，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是我们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部署，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体现了我们党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学习。20世纪40年代，我党在时期，同志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指导和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想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全国胜利前夕，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实践，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讲学习”作为“三讲”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系统地总结了我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号召“要构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在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要积极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重要思想，进一步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向深入。总书记强调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中央政治局建立集体学习制度，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全党做出了学习的表率。学习紧紧围绕学习宪法、依法治国、当代科技发展、世界新军事变革、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等一系列涉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展开。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视“三农”增加农民收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学习领域之宽广，研究问题之深入，学习态度之认真，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这是新世纪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创新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学习型政党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系统工程。学习是政党进步的前提，创新是政党建设的灵魂，不断增强的学习力是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原动力。建设学习型政党既是对我们党的学习、教育、管理理论的继承，也是对我们党的学习、教育、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学习力、创新力、执政力，全面推进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建设学习型政党把学习置于党的建设的突出战略地位。
纵观历史，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们历来都重视和强调学习。我们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把学习问题置于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提出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是强调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而是要把党的学习推进到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境界，使党能够真正成为与时俱进，持续创造的政治组织，是对党的学习、教育、管理理论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建设学习型政党，不是强调学习的必要性、重要性，而是要形成全党学习、终身学习的一套有效学习机制；建设学习型政党，不是倡导某种学习方法，而是要创造出适合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发展要求，赋予时代内涵的先进教育、管理优秀成果的学习理论、技术与方法，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不仅认识到为什么要学，必须学，而是明白怎样学，怎样才能提高学习效果。
2、建设学习型政党以提高党的学习力、创新力、执政力为核心。
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们历来重视提高党的学习效果，注意研究解决党如何不断学习，善于学习的问题。建设学习型政党则是把善于学习，学会学习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主张党的学习，要以提高党的执政力、学习力、创新力为核心。党的学习力表现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不断学习、知识继承、知识创新、善于学习的能力上。建设学习型政党通过探索创造一套适合党情、国情、民情的理论、技术与方法，把提高学习力变成可操作的方法，有利于解决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知识信息时代条件下如何学习的问题。
3、建设学习型政党以党建理念的更新为先导。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对党的学习力、创新力、执政力的提升，是以理念更新为先导的。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变革传统学习、教育观念，树立全党学习、终身学习理念，把党的观念变革、理论创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学习型政党建设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探索党的建设新路子的有益尝试。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从整体上探索新世纪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路子。目前在知识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入发展和党的建设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党在过去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许多观点、习惯、做法、体制和机制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迫切需要进行观念的变革、体制的变革、实践的创新。如果我们的党不能使自己成为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政党，就会成为时展落伍者、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以变革党内的学习、教育、管理观念和体制、机制为切入点，探索把我们党建成与时俱进、持续创造的政党组织的有益尝试。
2、建设学习型政党拓宽了党的自身建设研究的思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宽了党建研究的视野，确立了“大党建”视野，把党建问题放在始终反映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的大背景下观察思考。建设学习型政党将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宽的党建研究思路，进一步推进党建研究思路创新。不仅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经验教训及其他政党的治理经验，而且注意研究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治党治国思想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思想家的科学思想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真正在党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用宽广的视野观察研究党建问题，以党建研究思路创新推进党的建设路子的创新。
3、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站在时代潮头，誓做“两个先锋队”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和政治核心。毫无疑问，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表明了我们党坚定地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的决心。目前，我们党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政党，率先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正是我们党坚定地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誓做“两个先锋队”的实际行动和主动体现。
4、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党的建设变革创新的正确战略与策略。
变革创新将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通过帮助全党同志树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变革一切不合时宜的学习、教育、管理观念，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是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发展，要靠科学理论。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党建理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具有重大基础性、全局性、创新性的课题，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将为党建理论创新打开广阔的空间。全党同志只要能深刻认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创新价值和指导意义，积极推进建设学习型政党进程，就一定能够把党的建设和领导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参考文献：
［1］，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党的创新理论篇8
一、从党的历史看理论创新
回顾党的90余年的奋斗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在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在面临每个历史课题时，都是靠创新精神和无畏斗志，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夺取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理论创新是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一）理论创新的第一个成果——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预见到的畸形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民主和现代文明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开展夺权斗争，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探索，先在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四大又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等进行了正确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又成功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1938年10月，更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到1945年召开七大时，党第一次庄严宣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第一个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不承认并实行经济封锁和遏制的情况下，在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有着5000年农耕传统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又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性挑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苏共二十大后，提出“以苏为鉴”，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探索开了好头。虽然后来有过重大失误，但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给后来人以不可缺少的宝贵启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二）理论创新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过程性与前进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结束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面临一场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一方面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西方发达国家原本已开始缩短的差距又拉大了；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迈上了新台阶，而我们还被温饱问题所困扰。贫穷与落后，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再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吸引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党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一个原本认为早已解决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敢于拨乱反正，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以此为主题开始了又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此后的15年时间里，党的领导核心和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的概括和论述从未间断，直到党的十五大将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它的主要创建者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写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20世纪末期，在我们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同时，国际社会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发展进程中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出现了剧变和解体，共产党丧失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1989年那场严峻考验。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总书记必须面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经过10余年的探索，到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高州考察工作时第一次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14日，他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此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不断的探索和开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多次进行了阐述、总结、概括。到党的十六大，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建设的理论创新。
（三）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六大之后，随着新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要求中国必须深化对“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为了能够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局势，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创造。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正式提出。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指导方针地位，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谱写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结合的新篇章。
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丰富和发展，集中了亿万民众多年实践积累起来的智慧，可谓博大精深。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思想品格。
（一）立足国情，强调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是时期就已提出并进行了探索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从1957年开始就出现的失误，使我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大的框架体系上还是照搬苏联模式，并未进行根本的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邓小平拨乱反正、领导进行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中国特色”：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参与分配成为原则；在经济体制上，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传统计划经济。这种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未论述，在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中也没有。
（二）拨乱反正，重新明晰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结束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曲折失误的根源，即“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提出要重新认识和思考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回答和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进党纲；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空白，还重新定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同志的“七一”讲话、十六大报告等很多重要文献都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当彼此尊重，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同原来那种认为两种制度是绝对对立的关系、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三）与时俱进，拓宽执政党建设的新视野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每个执政党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通过民主新路、解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现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党在执政后的“两个务必”。前后也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阐明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进一步认识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对党的历史方位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转变”：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转变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它强调的中心思想是执政，突出表明了我们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标志我们党的建设开始进入新阶段。
（四）继往开来，强调必须坚持发展的新观念
围绕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形成指导全局的发展观念，是党的成功经验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党的确立“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初步建立起国民经济体系；结束后，邓小平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规律，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强调重点发展，使我国实现了由南向北、由东到西的次第梯度开放，逐渐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和产业布局新态势，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强调要与时俱进，实现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都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新形势下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前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倡导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崭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师生头脑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活动的指南。用这一理论武装师生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一是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世界并不太平，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二是政治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分化整合进一步加剧。三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过程中，我国同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呈上升趋势。四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日益加快，如果我们不能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就会落伍。五是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在多数国家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少数敌对势力却把矛头集中指向我国，利用海洋争端、思想渗透、价值观念、粗涉甚至更激烈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频频向我们施压，企图限制我国的发展。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工作者尤其需要政治坚定、思想明确，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势头，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二）正视经济社会严峻的挑战，发展、创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21世纪过去的十余年，我国开局良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我国基本国情已表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是处在各种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主要表现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西方国家在过去几百年内围绕工业化等陆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发展的短时间内集中凸显，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各地发展进度不协调、社会发展层次不全面、各界发展收益不公平等，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群体多层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空前增大。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挑战：人口三大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短缺，加速整体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右侧逆转，实施城市化、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等。这些都在制约我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所以，要教育师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存在的问题，在前进中解决遇到的难题，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以教育工作者特有的使命感，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永不僵化，在实践中发展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新时期对青少年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
总书记在“7·23”讲话时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四个特色”进一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也是我们当前对青少年实施教育的重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就是要把改革开放全面引向深入，一方面要大力展示、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教育改革发展的巨大成绩和教育系统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加深青少年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就是要使这一理论得到升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青少年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正确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不仅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更是帮助学生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契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强化民族复兴的使命感，要大力开展素质教育，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成长，帮助学生创造健康自信和朝气蓬勃的人生；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贴时代脉搏，顺势而行，与时俱进，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进程中，不仅使学生明晰理论框架，掌握理论精髓，更要联系生活实际，善于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在学习过程中养成政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