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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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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1

关键词:智能变电站;IEC61850;现状;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 TM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目前,“智能电网”一词已成为一个流行的专业术语,代表了当今世界电力系统发展变革的最新动向,被认为是2l世纪电力系统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发展趋势。智能电网作为未来电网的发展方向,渗透到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各个环节。在上述这些环节中,智能变电站无疑是最核心的一环。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基础,智能变电站为智能电网提供标准的、可靠的节点(包括一次、二次和系统) 支撑。

一、智能变电站的概念

目前,随着智能电网的发展,业界对智能变电站的含义也逐步达成共识,智能变电站指基于IEC61850 标准建立全站统一的数据通信平台,依靠先进的智能一次设备,通过网络化的通信平台实现数字化信息的共享,自动完成信息采集、在线测量、精准保护等基本功能,并根据自动控制、智能辅助控制、智能告警、在线分析决策等高级功能,实现与相邻变电站、电网调度等互动的变电站。智能变电站可以看成是数字化变电站的继承和发展,智能变电站技术体系是以数字化变电站为技术基础,在数字化变电站的技术构架体系上融入在线监测、智能告警及辅助决策、顺序控制等高级应用技术而组成的一体化信息平台,最后形成智能变电站。

二、智能变电站的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2、1发展简史

最初的变电站控制系统出现在三十年前,是由数字化通讯继电保护装置发展而来,时至今日变电站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结合日趋紧密。1994年由德国国家委员会提出制定通用的变电站自动化标准建议,是变电站技术形态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在IECTC57工作组2002年北京会议上,指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追求现代技术水平的通信体系,实现完全的互操作性,体系向下兼容,基于现代技术水平的标准信息和通信技术平台,在IT系统和软件应用通过数据交换接口标准化实现开放式系统。事实上,技术形态的发展,始终与电网公司管理模式、运营模式、设备制造、设计施工与维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2、2 发展的驱动力

变电站形态的发展是需求与技术支撑力双重作用的结果。面向变电站的需求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公司运营的成本压力通过多种渠道延伸至变电站设计、施工、运维和新设备研发制造等各个方面,逐渐的赋予了变电站越来越多的使命。例如从电网运行的角度,希望变电站能够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数据,这就是区域调度层面的成本压力向变电站的自然传递,区域调度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进行电网状态估计,用以准确地把握电网运行局势,从而增强电网可靠性。

2、3 变电站成本压缩的实现路径

单从纯技术发展的形态上来看,变电站的成本压缩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在其功能的小型化、集成化。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将多个功能集成在同一个设备上(如保护、控制、测量等),而这些功能过去分散在多个元件中。小型化和集成化的IED设备无疑能够降低占地面积,减少运维人员,最终降低企业建设运维成本。

2、4 基本的发展方向

从过去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出,在驱动利润改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发展方向。

(1)传统自动化电气岛的功能集成与数据网络化。这减少了设备个数(例如在保护设备中装设自动重合闸和扰动录波装置),从而减少了硬件投入和维护。在数据管理中,特别是考虑到所有的数据资源都能够在网络中方便的调用。

(2)标准方案的推行。从一个电网公司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可能会进行项目管理模式与运维模式上的巨大转变。从提供商角度来看,最大化的COTS(商业货架产品,即具有开放式标准定义的接口的软硬件产品,例如PC或操作系统)和创造在世界范围应用的可以配置的平台,以此降低开发的摊销成本。

(3)针对变电站总体成本的资产分析与控制,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维护与监测的问题,系统越大维护越关键。维护策略逐渐变成了最初需求的一部分。二是为了最大化各种设备的剩余寿命,改造计划变得更加复杂,找到一种可以伸缩的适合各种情况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智能变电站IEC61850标准

网络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进了IED在变电站局域网的应用。基于微处理器的IED提供了强大的通信能力,IED的推广为改进系统操作运行和引进标准规约打下了良好基础。标准规约的使用将使得不同制造商的IED间满足互操作性要求,这种兼容性还可以延伸到新型系统结构的控制中心,即任IED的信息可以被与该变电站有网络联系的任何访问者访问。只有应用通用的对象建模工具,建立统一的对象模型和对象字典,采用统一的通信协议,才能满足系统集成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IEC TC57总结了UCA2、0和IEC60870-5系列标准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关于未来变电自化系统通信体系结构的一个国际标准――I EC61850。

3、1 IEC61850标准的特点

由IEC61850的10部分内容可见,IEC61850与以往SCADA通信协议不同的是, 除了定义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的通信要求和数据交换外,还对整个系统的通信网络结构、对象模型、项目管理控制(组织、配置、文档和安全运行)、测试方法等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描述和规范。 IEC61850标准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1)分层

IEC61850除了将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分成变电站层、间隔层、过程层之外, 每个物理装置又由服务器和应用组成,将服务器分为逻辑装置、 逻辑节点、数据对象、数据属性,物理装置内包含服务器和应用。从应用方面来看,服务器包含通信网络和 I /O。从 IEC61850来看,服务器包含逻辑装置,逻辑装置包含逻辑节点,逻辑节点包含数据对象、数据属性。IEC61850提供了服务器目录、逻辑节点目录和读数据定义等各种服务。

从通信的角度来看,服务器通过子网和站网相连, 每 1个 I ED既可扮演服务器角色也可扮演客户的角色。这种分层, 需要有相应的抽象服务来实现数据交换。ACSI服务有服务器模型、 逻辑装置模型、 逻辑节点模型、 数据模型和数据集模型, 建立起完整的分层数据库模型。IEC61850的对象模型的层次结构如图 1所示。

决策层管理层调度指挥层 监控层 现场层

图 1 IEC61850对象模型的层次结构

(2)采用与网络独立的抽象通信服务接口(ACSI)

EC61850总结了电力生产过程特点和要求,归纳出电力系统所必需的信息传输的网络服务, 设计出抽象通信服务接口,它独立于具体的网络应用层协议(例如目前采用的MMS), 和采用的网络无关。由于电力系统生产的复杂性,信息传输的响应时间的要求不同,在变电站的过程内可能采用不同类型的网络,IEC61850采用抽象通信服务接口就很容易适应这种变化,只要改变相应的特定通信服务映射(SCSM)。

(3)面向对象的自我描述

IEC61850采用自我描述面向对象的办法,要彻底解决面向对象的自我描述,达到互操作性,则需要定义如下内容: 1)定义完整的各类(单元)数据对象和逻辑节点、逻辑设备的代码;2)定义用这些代码组成的完整地描述数据对象的方法;3)定义一套面向对象的服务。

在IEC61850-7-3、-7-4中定义了各类 (单元)数据对象和逻辑结点、逻辑装置的代码,在 IEC61850-7-2中定义了用这些代码组成完整地描述数据对象的方法和一套面向对象的服务。IEC61850-7-3、-7-4提供了80多种逻辑节点名字代码和350多种数据对象代码,23个公共数据类,涵盖了变电站所有功能和数据对象,提供了扩展新的逻辑节点的方法,并规定了由一套数据对象代码组成的方法,还定义了一套面向对象的服务。这3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全解决了面向对象自我描述的问题。

(4)电力系统的配置管理

由于IEC61850提供了直接访问现场设备,对各个制造厂的设备用同一种方法进行访问。这种方法可以用于重构配置,很容易获得新加入设备的名称并用于管理设备属性,I EC61850是面向设备的。

3、2 IEC61850的使用

采用无缝通信系统协议(IEC61850)可以避免协议转换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IEC61850和以前使用的协议不同之处在于对象模型,它建模了大多数公共实际设备和设备组件。这些模型定义了公共数据格式、标识符、行为和控制,例如变电站和馈线设备。

IEC61850(例如以太网、TCP/IP、MMS )在终端设备中采用了先进的IT技术,低廉的宽带设备、高效的处理器能力、定义和传输过程数据的元数据,将应用重复使用的标准名和类型信息用以在线验证整个系统的数据库的集成和配置。自我描述能显著降低数据管理费用、简化数据维护、减少由于配置错误而引起的系统停机时间。

采用IEC61850协议能大幅度改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设备数据集成,减少工程量、现场验收、运行、监视、诊断和维护等费用,节约大量时间,增加了自动化系统使用期间的灵活性。

由上可以看到,在各个IED和各变电站的数据都是自我描述的、重复使用数据类、简化数据维护、无缝的命名规则、对数据统一建模、容易集成到Web技术、具有灵活性、可扩性、可用性, 定义了大量数据属性和元数据,这些必然影响SCADA系统主站的集成方式。因此会出现新一代的实现无缝通信系统的SCADA系统。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智能变电站的概念做了详细的解析,作为智能电网的关键环节之一,智能变电站从结构上分为站控层、间隔层、过程层为实现智能化控制,智能一次设备和二次智能装置都按照 IEC61850标准建立智能变电站的一体化信息平台进行通信,基于全景一体化的数据采集和可视化操作,以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2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对城乡关系展开讨论。农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受制于城乡关系的总体力量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但同时也包含着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面对城乡二元市场的总体格局及日常生活的市场遭遇,体现农民自主性的选择是进城务工和跟从性的农业投机:前者最重要的不是进入城市,而是进入一种职业分工体系;后者也不能简单视为盲目的市场行为,它具有促进地域内专业生产和地域间农业分工的潜在功能。这两种行动选择对政策选择的启示是,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进而改善城乡关系。

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是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重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1]建国初期以来,中国城乡差距的历史与现实已经并且仍在继续验证着亨廷顿的命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52-1977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平均差距系数为2、66左右(其中,1958年-1963年曾发生了较大波动,一度超过3、0),与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相比,几乎要比后者高出1、1-1、5倍。从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中期,城乡差距一度呈现缩小的趋势,但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城乡差距再度拉开,除1994年-1997年出现短暂缩小,总体趋势一路上扬。[2]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是国际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下中国所暴露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与城乡差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中国命题”。

一、回归日常生活:城乡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在当下城乡关系的困境中,农民显然处于受困者的地位,因此农民构成城乡关系研究的基本关怀。城乡关系与农民的命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把握城乡关系首先要理解农民的命运。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农民的命运。实际上,大尺度的结构、宏观的制度框架、整体性的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进程也是一种理解农民命运的路径和视野,它们构成了决定农民命运的总体性安排。在农民的命运与总体性安排之间搭上联系,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体现。米尔斯认为,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状况引起的,要理解个体的遭遇和困境,需要超越个体来看待它们。[16]但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不断扩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不能将研究本体悬置起来,过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与研究本体构成联系的外部因素上,而忽视了研究对象内在的特征。

农民的命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如果仅仅放在总体性安排中进行理解,那就陷入了客体主义的认识论。由此得出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思路、逻辑和智慧,并具体表现为一种从外部施加在农民身上的人为规划与设计。按照这种路径,农民的命运是由总体性力量所支配的,作为行动者的农民是无法决定和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的。因为,农民所置身的总体性安排是主导性、普遍性和原则性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农民的生存状况仅仅是其自然的延伸。在这种客体主义的认识论中,农民被视为缺乏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对象”。由于行动者的缺位,所以单纯从总体性安排入手改善城乡关系,常常无法带来预期的效果和设想的前景,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把研究重心转向一种实践性的“本体论”关怀,更加关注“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17]也就是重复展开的日常(day-to-day)生活。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成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意义之源,只有把各种需要解释的问题放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本体论”关怀,才能准确地解读问题背后的“符码”并找到有效的操作性政策框架。脱离了日常生活也就脱离了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是农民实现“本体性安全”的基本组织方式,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延续的基本脉络,是一种具有惯性的社会行动体系和农民现实遭遇的具体场域。因此,日常生活就构成理解农民的命运与城乡关系的另一种路径。如果从真实生活的角度进行提问和思考,回归日常生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真实的存在方式中把握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不可否认,结构、制度、城市化和乡村建设确实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农民命运的发生场域来看,这些总体性安排表现出一定的外部性。施加在农民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与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前者是宏观的、静态的,后者是动态性的、实践性的。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是完全按照外部规划展开的,它还包含着总体性安排以外的逻辑、特征和内容。因此,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总体性安排所施加的支配性逻辑,二是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其中,行动者逻辑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内在的和自在的特征。比如农民作为一个行动者所具有的自主性意向、植根于身体中的性情倾向和社会生活式样、累积起来的经验性和地方性知识等等。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相互交织、参混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日常生活样态。也就是说,农民的真实存在确实是嵌入于总体性安排中的,但更准确地说,是嵌入于包含了支配性逻辑和行动者逻辑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上,人们在感叹自己“命不好”或“命好”的时候,总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遭遇和实践场域而言的(也就是两种逻辑相互遭遇),而不仅仅是总体性力量对人的支配。因此,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能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

其次,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把握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城乡关系既是构成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城乡关系的实践并不是城乡结构、制度在理论上的运作过程,它不能脱离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事而存在。相反,城乡关系的实践同卷入其中的社会成员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生活体验与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比如,城乡差距就是通过农民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差异体现出来的。各种制度安排只有对城乡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才具有城乡关系的实质性内涵。对城乡两类社会成员来说,如果户籍分割没有导致就业、福利、医疗、教育等一系列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差异,那么它仅仅是一种标识人口的符号。同样的道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和乡村建设对于城乡关系的意义,也在于它们涉及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并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日常生活就是回归城乡关系的具体实践。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具体表现为上述两种逻辑的互融互构过程。因此,城乡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结构问题、制度问题、城市化与乡村建设问题,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实践问题。改善城乡关系也不能仅仅在外部的规划和设计上做文章,而应该立足于城乡关系的具体实践,实现政策选择与城乡关系实践的对接。

最后,回归日常生活能够为改善城乡关系带来新的政策灵感和经验启发。从根本上讲,改善城乡关系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常规的观点认为,农民的弱小、非理性、依赖性和涣散性决定了农民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农民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对象”。因此,相应的政策选择也就预先排除了农民的智识资源,最终导致以“极端理性主义”的标准把农民规划到一种人为的秩序和工程中去。从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而言,这种政策选择仅仅抓住了日常生活的支配性逻辑,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逻辑及其背后的社会含义。实际上,作为弱者的农民身上也蕴藏着重要的智识资源,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绵延中积累下来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体现了农民展开社会生活、应对困境与危机的智慧、行动方式、逻辑、过程和思维。这种智识资源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实践知识为农民展开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知识观照和经验依据,减少了社会行动的盲目性,他们知道“怎么去做”才能保证其基本的安全,起码不至于更加糟糕;第二,作为一种经验积累的产物,实践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经验,并随着新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调整、扩充和发展,这意味着凭借实践知识能够不断改进社会生活状况。因此,要解决农民问题进而改善城乡关系,不能对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知识视而不见。游离于日常生活的行动者逻辑之外,必然陷入一种哈耶克所警告的“要命的自负”。这就需要回归日常生活,把作为行动者和历史创造者之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带回到政策选择的知识系统中去,使外部的支配性逻辑与内在的行动者逻辑形成合力。

二、农民的市场遭遇:城乡关系的一种日常生活形貌

从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看,它表现为一种重复性和例行化的社会行动程序和路径,也就是每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由于日常生活本身是外部的支配性逻辑和内在的行动者逻辑互融互构的结果,因此,在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中,不仅可以发现城乡关系的总体性安排对农民施加的影响,而且可以发现在这种总体性安排下农民内在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含义。如果从日常生活的内容来看,它包括日常生产、日常消费和日常交往。由于日常交往并不必然与城乡关系发生联系,因此本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主要围绕着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展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依靠指令性计划组织起来的。农民每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都取决于集体安排。作为这种安排的结果,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指令性计划。比如,农民一年有多少斤口粮、一家养几头猪、每人几尺布几斤油等等都受到限制。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使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不是对指令性计划的修补和延续,而是另起炉灶和根本性的变革,市场替代指令性计划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轴心。在依靠市场组织起来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取决于农民的市场判断,衣食住行的方式和质量则取决于在市场中的斩获。简单地说,农村改革以前,农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计划转;改革之后,农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市场转。在这种变化中,作为支配力量的指令性计划退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城市的推进,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开始由市场来组织。于是,市场构成了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共同的支配性逻辑。但是,尽管农民和城市居民同处一个市场体系,但农民在市场中的遭遇与城市居民是完全不一样的。

连接着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体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的市场:一是农产品向城市流通构成的初级市场;二是城市向农村提供工业品和服务品构成的次级市场。农民日常生活的两个方面(包括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正是在这两个市场的主导下组织起来的。而且,城乡关系的二元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农民的日常生产都与初级市场联系在一起。农产品需要通过这个市场进入城市换取来自城市的工业品和服务品。但是在初级市场中,农民的市场地位却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第一、农民的日常生产是以农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农户之间形成一种完全竞争的关系。完全竞争使农民丧失价格优势,即使增产也不增收。第二、城乡分割导致市场信息的隔离。农民并不掌握农产品进入城市之后的价格信息,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被占有信息优势的流通中介所垄断。信息的隔离同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农民的日常生产基本上是在缺乏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完成的。第三、随着农村信息传播工程的发展,即使农民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介掌握了农产品终端的价格信息,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空间间隔,分散经营的农户仍然无法直接进城销售农产品(城郊的农民例外)。一方面是交易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农民也不了解进城销售农产品的规则。因此,农产品进城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的流通中介。总之,嵌入于城乡之间的初级市场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一边是农户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农产品的竞争性贬值,另一边是流通中介对农产品的垄断。这种二元性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市场地位的边缘化和定价权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的日常生产是围绕着一个缺乏赢利空间剥夺性的初级市场组织起来的,无论日常生产的方式多么机动,效率多高,品种如何改变,农民总是处于不利的一方。

与农民的日常消费相对应的次级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垄断性次级市场(比如电力、通讯、能源、交通、教育等等);另一类是普通消费品(比如服装、日用品、电器、农资等等)构成的竞争性次级市场。在垄断性的次级市场中,由于消费品缺乏可替代性,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处于被动的和受支配的市场地位。有意思的是,竞争性的次级市场也不是农民日常消费的乐园。按理说,普通消费品市场的自由竞争应该有利于农民的日常消费。但是,竞争性的次级市场不同于竞争性的初级市场。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形式与“善分不善合”的小农心态容易导致初级市场的恶性竞争和竞争性降价,而且这种降价几乎没有底线,亏本买卖是农民在初级市场上十分正常的现象。而竞争性的次级市场未必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对次级市场上普通消费品的降价形成了约束。在这个市场中,产品提供者(包括生产者和流通中介)的城市生活成本必须依靠出卖消费品而换取,城市生活成本的变化会带动普通消费品价格的变化。由于城市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因此城市生活成本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住房和身份性消费品。城市房地产令人却步的价格看起来似乎与农民的日常消费无关,是农民生活世界以外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些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作为产品提供者自我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最终会附加到消费品的价格中去,进而对农民的日常消费构成限制。也就是说,在普通消费品的次级市场中,竞争性降价是有一定限度的。城市生活成本构成普通消费品的利润和价格底线。突破这个底线,产品提供者的城市生活也就无法存续。在城市生活成本非正常提高的形势下,产品提供者会选择价格同盟,实行行业定价和行业涨价,进而加重农民日常消费的负担。概言之,当农民遭遇一个政府及国有垄断的次级市场和一个容易导致行业同盟的次级市场时,也就进入了日常消费的泅渡池。

综上所述,农民的日常生产遭遇的是一个缺乏赢利空间的初级农产品市场;农民的日常消费面对的是一个垄断性和同盟性的次级消费品市场。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活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形成了双重限制。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这种双重限制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格局和支配性逻辑。农民的市场遭遇决定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质量乃至农民的命运:不仅由各种渠道所渲染起来的消费欲望无法实现,即使一些实现自我再生产的基本消费需求也受到限制。由于缺乏购买力,在农村的消费品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便宜货、淘汰品、过期品、残次品、甚至假冒品。这就是城乡关系的一种日常生活形貌。面对城乡二元市场结构的支配性逻辑,农民似乎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但是,城乡市场的二元性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并不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全部,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改善城乡关系的政策灵感和经验启发,也不能忽视农民作为行动者和历史创造者所蕴涵的智识资源。

三、城乡关系的未来: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双重限制是城乡差距的关键。由于市场转型具有不可逆转性,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不可能退出市场,另起炉灶。也就是说,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不能离开市场这个基本前提。因此,历史留给我们的选择只有设法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破除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的宰制。对于如何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讨论比较多的办法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借助组织的力量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博弈能力和谈判能力,同时促进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并规范农民的生产行为。从潜在的功能上看,组织起来确实能够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但是,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来看,直接或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不是一种现实和有效的选择。

对中国农民来说,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从农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安排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消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会轻易消逝于中国农民的记忆,中国农村的改革本身也是对这种方式的否定。当然,学界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路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体制中去,而是在现有体制框架中寻求一种经济合作。但是,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行动逻辑也阻碍了农民参与市场过程中组织的形成和成长。曹锦清的研究表明,在应对价格波动和信息不灵的市场等外部威胁时,并没有萌生出农民的自发组织及通过组织表现出来的自治力量。当下农民的合作主要是私谊性和临时性的相互帮扶,远非现代意义上契约性和永久性的正式联合。[18]尽管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但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和其他外部力量介入的结果,难以体现农民的自主选择。从实际的效果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并没有带来全新的气象,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日常消费依旧笼罩在城乡二元市场的阴霾中。相当一部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要么有名无实;要么名不符实。除了历史和农民行动逻辑上的障碍之外,把农民组织起来也容易把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

面对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难题,不妨暂时搁置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路,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者逻辑中去寻求答案。具体地说,就是考察农民用什么样的行动方式和逻辑应对日常生活的市场遭遇?这种选择包含了什么样的动机和诉求?体现了什么样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选择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改变农民的命运进而改善城乡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政策启示?实际上,农民的应对措施主要可以归入两种类型:一是进城务工;二是跟从性的农业生产。这两种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选择和行动逻辑,却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含义和智识资源,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理解和发掘。

我们一直简单地把农民工理解为一种流向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关注的是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权利。从本文的角度看,进城务工意味着农民自主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进城前的农民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种植业、养殖业、家庭副业、“打小工”等)的综合“职业”,农民通过多种经营、从事多种工作支撑日常生活的绵延;而进城后的农民工则是一种带有专业色彩的单一职业,农民工只通过一种工作(要么泥工、要么木工、要么家政、要么车间工、要么超市服务员等等)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简单地说,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表达的社会含义是农民进入了职业分工体系的动机和诉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分工改变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不仅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而且体现了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只要把当下的城市生活与30年前稍做比较,就会发现当下城市生活中的很多行业其实就是农民进城之后催生、创造出来的,比如家政服务、房屋装潢、管道疏浚、搬家搬运、修理安装等。因此,理解农民工的关键不在于其选择了城市生活和非农行业(制造业或服务业),而是其选择了分工这种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作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创造者,其创造性就体现在借助分工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组织方式的再造。

农民工背后的社会含义对于改善农民的市场地位提供了一种底层的智慧和实践的启迪:第一、选择进城务工,表明农民需要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体系;第二、对日常生活组织方式的再造,表明农民能够适应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生活;第三、当下城市中某些行业的出现,表明农民对职业分工的创造能力;第四、某些行业和地区的招工难、民工荒、大规模的民工转移等,表明农民在城市分工体系中具备了初步的市场博弈能力。这就为改善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准备了一条出路,即通过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体系(或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初级市场)地位。尽管当下农民对职业分工体系的诉求、适应性、创造能力以及农民市场博弈能力的提高,并不是发生在农村和农产品市场中。但并不妨碍在农村建立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可能性。因为农民需要的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体系,而不是城市生活。就农民对日常生活的感受而言,城市未必好于农村。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教育、老人赡养等都在农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归属感与认同感、生活方式的适应性、群体接纳性也是农村更有优势;日常生活的参照成就感更是农村高于城市。

除了进城务工之外,那些继续投机农产品市场的行动逻辑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市场投机的前提是掌握信息,但由于空间和信息隔离,农民并不占有农产品进城市后的市场信息,农民对信息的获取来自于日常生活所串联起来的“熟人社会”。也就是说,农民一般不知道某种农产品进城之后的市场信息,但在“熟人社会”中一定知道谁的农产品卖了好价钱。在此情况下,农民投机市场的行动逻辑不是基于充分的市场信息评估,而是一种跟从性的市场选择:如果“熟人社会”的某个人在市场上赚钱了,那就参照他的经验(种什么养什么、怎么种怎么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产。就市场的特性而言,这种跟从性的行动逻辑未必是一种好的选择,它极容易造成供过于求而导致价格下跌。经济学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市场行为。但是,跟从性的市场选择却有一种潜在的意外后果,即导致地区内的专业生产和地区间的农业分工。简单地说,成功的示范加上跟从性的选择,就有可能导致某个地区专门生产花卉、某个地区专门生产油料、某个地区专门生产水果等等,乃至更细的农业分工。比如,中国×××之乡、中国×××生产基地、中国×××专业村等已经逐渐兴起的地区性农产品专业生产和地区间农业分工,就是在示范基础上跟从性选择的结果。如果地区间的农业分工更为彻底和充分,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也就离中国的农民不太遥远了。同时,跟从性选择这种行动逻辑也意味着,尽管农民从心理上抗拒“组织”,但并不抗拒农产品的专业生产和地区分工。

总的来看,在进城务工和跟从性的农业生产这两种行动逻辑中,埋伏着政学两界一直在不断探寻的道路:通过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在城乡二元市场中的竞争力,进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第一、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建立,使城市与农村从“分工——无分工”的竞争转向“分工——分工”的竞争关系,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地位;第二、地区之间从一种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转变为一种错位竞争和特色竞争,避免了地区之间的两败俱伤;第三、对同一地区内的农民来说,尽管仍然存在着自由竞争关系,但是由于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中的专门性农产品是日常生活的唯一依靠,恶性竞争的后果有可能导致日常生活的全面崩溃,因此农民更愿意做出价格协同的选择而不是竞争性降价;第四、在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下,最重要的市场信息是买方信息;而在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下,最重要的市场信息是卖方信息。城乡之间的信息隔离不再对农民的日常生产构成制约,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使农民也具有某种坐地起价的市场能力;第五、分散经营下的农产品流通是由“面”到“点”的汇集过程,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下农产品的流通则是实现了“点”与“点”的对接,能够有效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第六、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建立将会带动相关行业(比如技术服务、运输、产品加工等)的发展和劳动力就业,促进农村的繁荣。

四、结语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是隐藏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需求、潜力、智慧、创造和趋势。把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作为一种改善城乡关系的政策选择,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相信、依靠、顺应农民的行动逻辑与创造性的选择,能够有效避免政策实践的水土不服,减少外部规划与农民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同时,从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看,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和新型农民的萌生,农民不再是依靠“小而全”的农业经营而养家糊口的小农,而是依靠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实现日常生活再造的现代农民,农民成为一个现代分工意义上的职业。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基础上,中国农民的组织问题也不再是一个“难题”,专业分工中的价格协同行为,本身就预示着农民对合作与组织的内在需求。当然,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既涉及到地区内的专业定位和地区间的分工,又涉及到公共服务和地域农业传统,同时还涉及到政策支持和农民自主性选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基于篇幅的限制,有关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具体问题,笔者将另文再述。

注释:

[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

[2]赵红军,尹伯成:《论交易效率与中国的城乡差距》,《复旦学报》2006年第1期,第93页。

[3]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第31-32页。

[4]徐勇:《阶梯性社会与“三农”的提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32页。

[5]吕昭河:《中国二元结构的解构与建构的几点认识》,《吉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3-117页。

[6]王恒彦:《通城乡之变,祛时疾之痒——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述评》,《技术经济》2007年第2期,第101页。

[7]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社会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61-62页。

[8]党国英:《制度分析视野中的城乡关系》,《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9期,第6-8页。

[9]蔡日方:《民生经济学——“三农”与就业问题的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0]费孝通:《谈城乡协调发展》,1991年第47期,第8页。

[11] 邹农俭:《关于城市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第51页。

[12] 林毅夫:《落实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华夏星火》2007年第2期,第74-75页。

[13]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应该找准节点》,《中国城乡桥》2006年第4期,第19-20页。

[14]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5] [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3

关键词:互联网;进化逻辑;媒介平台;商业模式

一、 引言

信息时代,蕴藏在媒介背后的技术对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自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以来,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二十多年来,在不同互联网逻辑的主导下,国内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也处于不断演进与创新的过程中。理解互联网技术的进化与媒介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勾连,对于指导互联网媒体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 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目前学界关于商业模式的概念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然而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维度和视角不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有学者对这些定义进行了梳理,认为大体可以分为经济类、运营类、战略类和整合类四种类型(原磊,2007),但从根本上讲,商业模式反映的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秦志华、王永海,2013),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设计的开放性价值网络,进而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紧紧连接(陈道志、王平华、宋远方,2016),而如何定义价值、创造和传递价值以及获取价值,应该成为完整理解商业模式概念的基点(王雎、曾涛,2011)。也正因为此,从价值维度解读商业模式已成为近年来商业模式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价值视角切入,借鉴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将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定义为一种由价值定义、价值创造系统、价值获取的多维网络体系(如图1)。

其中,价值定义指向媒介产品的需求端,即目标受众的需求及其满足方式,反映媒介平台的市场定位,是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研究的核心;价值创造系统指向媒介产品的生产端,强调媒介平台如何通过建立关系协调机制,进而将所能调动的资源转化为媒介产品并将其传递给受众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互联网媒介战略研究的终点;而价值获取则指向盈利模式,是指媒介平台如何通过媒介产品盈利,作为一种以媒介产品流通为主要功能的平台,媒介平台价值获取的潜在方式贯穿生产端与需求端,其中“客户需求是商业模式的利润源泉”、“产品或服务是商业模式的基本支撑点”(孙永波,2011),因而,“价值定义”、“价值创造系统”共同定义了媒介平台“价值获取”方式的可能,而三者共同构建起完整的商业模式体系。

三、 互联网逻辑与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路径

毋庸置疑,互联网对传媒的影响是内在的与革命性的,互联网时代的三个基本逻辑――“连接”的逻辑、平等的逻辑、“免费”的逻辑――构成了当今时代传媒经济的前置条件。其中,“连接”意味着开放,这是互联网的本质,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彭兰,2013);“平等”意味着“去中心化”,背后隐含着传播权力的深层次转移;内容“免费”是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和应有之义,“产品(信息)生产几乎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大量使用‘虚拟资源’无需缴纳任何费用”(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2014),也正是在“免费”的逻辑下,共享成为互联网精神的重要内容。

互网的这些潜含逻辑,不仅构成了传媒经济宏观性的背景要素,互联网技术的具体演进也在重构着媒介平台相关主体、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而商业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许多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之上”(Osterwalder,2005),因而,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与互联网的内在逻辑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新闻门户”:需求满足方式的悄然改变。Web1、0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是聚合、联合、搜索,其聚合的对象是巨量、芜杂的网络信息(Capriotti、Carretón、Castillo,2016),这种聚合、联合催生了新闻门户网站。对于互联网来讲,一个门户实际上是进入网络世界的一个入口点,门户网站通过提供基于web浏览的用户界面,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新闻信息。“新闻门户”主要是指新浪和搜狐,“新浪”的战略目标是“为全球华人提供新闻与内容服务”,而搜狐则将自身定位为“中文社群传媒帝国”。

从“价值创造系统”来看,与传统媒体时代一样,新闻信息的生产依然为专业媒体所掌握,网站及代表它们的网络编辑对传统媒体新闻内容的“搬运”与加工整理,而后推送到门户首页和对应的各个“子门户”。新浪和搜狐为了增加互联网的点击率,将新闻内容作为重中之重,其中新浪网甚至建立起强大的新闻编辑队伍,二十四小时更新门户网站内容,以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报道,这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遵循着相同的逻辑。

发生改变的是媒介产品的需求端,互联网环境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而是成为主动寻求感兴趣领域信息的主体,媒介平台基于受众需求“自觉满足”的特征,对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分类,建立起各个子门户,迎合受众的主动特性。这种转变也带来了广告投放方式的改变,门户网站开发出了弹出窗口、强迫广告、浮动广告等多重广告手段,广告被较为精准地投放,且广告流量的监测更为细化与准确,这是Web1、0时代媒介平台与传统媒体显著而重要的不同。尽管此时的门户网站已经创造出了包括技术服务、在线旅游在内的多元化收入模式,但由于巨大的访问量以及精准可测的广告投放方式,广告收入是“新闻门户”价值获取的主要来源,新浪在2008年的广告收入达到1、111亿美元,而搜狐的广告收入在其总收入中也占据大部分比例(刘辉,2009)。

从价值视角来看,相较于传统媒体,这一阶段的“新闻门户”,尽管也是“广告支撑型”的盈利模式,但由于受众需求满足方式转变为“主动寻索”,其实质却发生了悄然改变。若以“价值三角形”逻辑概括的话,“新闻门户”的商业模式为“自觉寻索+专业生产+付费广告”。

2、 社交媒体:“分享满足”与生产主体的转移。社交媒体是Web2、0时代的产物,借助于Blog、Tag、SNS、RSS、Wiki等应用,互联网搭建起以人为核心的关系体系,其典型特征在于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王伟军、孙晶,2007),个体用户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平台”、“社交”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词,社交媒体随之兴起,博客、微信、微博、开心网、人人网等以关系为核心的媒介平台成为主流,其中微信、微博至今影响力巨大。

这一阶段,社交媒介平台的运作机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商业模式也产生革命性的更新,无论是“价值定义”还是“价值创造系统”,抑或是“价值获取”机制,与Web1、0时代都截然不同。

最为显著的是“价值创造系统”的改变,新闻信息的生产主体出现了转移,媒介平台不再生产新闻信息,而只是担任信息载体提供者的角色,“仅提供基本的平台功能与开放式的接口”(窦毓磊,2014),信息的生产权被让渡,形成了包括职业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非民众个体的组织传播主体的“三元”传播主体结构(杨保军,2013)。媒介平台将新闻内容生产权让渡出来,媒介平台成为一个可以由用户自主设置和定义的平台,而这导致了新的盈利方式――增值服务――的产生,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开放了包括语音识别、客服接口、OAuth2、0网页授权、生成带参数的二维码等九大高级接口,通过开放接口,为商业主体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同时收取增值服务费用,这样一来,既能让企业用户能够在公共平台发挥更大的空间,也能更大程度地方便个人用户(傅瑜、隋广军、赵子乐,2015)。

从“价值定义”角度来说,用户的需求满足机制既不是被动的输入,也不是主动的寻索,而是分享式的满足,社交平台上各式各样的信息,基本都是基于“强关系”或“弱关系”的分享信息,人被定义为“分享的动物”,媒介平台越发像是一个有着固有规则的良性生态系统,“平台型商业模式”渐渐成型。媒介平台将包括游戏、电商、广告在内的“盈利性产品”巧妙嵌入“生态系统”,商业主体、新闻内容生产主体、用户被深度整合,“多边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合而不是竞争”(王千,2014),媒介平台的“价值获取方式”也愈发多元。

以此看来,诞生于Web2、0逻辑的社交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典型的“平台型商业模式”,而基于“分享满足”的需求满足机制的诞生与新闻信息生产主体的转移,是“平台型商业模式”产生的重要因素。

3、 “算法媒体”:“自动满足”与“生产补贴”机制。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为代表的“算法媒体”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Web3、0时代正在到来。建立在1、0时代和2、0时代基础之上的Web3、0时代既要实现个人“碎片化资源”的深度整合,又要实现更加“智能化的人与人和人与机器的交流功能”(徐璐、曹三省、毕雯婧等,2008),还要实现“物与物相连”、“人与物相连”的智慧网络(高钢,2010)。

“算法媒体”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结果,其背后潜含着“技术至上”的哲学逻辑,相较于Web2、0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价值定义的角度来看,“算法媒体”的需求满足机制有了新的变化,受众既不主动寻索信息,也不依赖分享获取信息,其信息需求以一种“自动”的方式得以满足。媒介平台引入智能分发机制,受众将观看新闻的选择权部分让渡给了技术,用户历史点击行为和点赞行为会被技术自动识别,技术以此为依据判断用户的偏好和兴趣,并进行后续的推送,技术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用户自我选择机制。

而从“价值创造系统”来讲,“算法媒体”采取了“生产补贴”机制,以增强其新闻内容的竞争力,这种“生产补贴”机制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优质内容的补贴,一是针对优质内容生产者的补贴。针对优质内容,“算法媒体”同样引入智能机制,某条信息被点赞和转发的比率会成为其后续被推送与否、推送多少的关键性要素,信息的点赞率越高、被转发率越高,会被平台推送给更多的用户,而这类信息中携带的广告所产生的费用,会以提成的方式分发给内容创作者;针对优质内容生产者,会有专门的补贴,以“今日头条”为例,其下设有“千人万元计划”、“百群万元计划”,与优质内容生产者签订合同,从而获取优质内容的首发权。

“算法媒体”依赖优质的内容及针对性的需求迎合机制,迅速吸引了大批用户,形成了新一代具有影响力的媒介平台。从“价值获取”的视角来看,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媒体”的盈利方式主要在于广告,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的广告被巧妙植入媒介平台,形成了良好的效果。当然,除了广告之外,佣金、电子商务也是其盈利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其中佣金是指媒介平台作为其他APP营销渠道,当用户通过媒介平台发生购买行为时,需要与之进行利润分成(陈卓,2016)。以此来看,需求满足机制的“自我满足化”和对内容生产者的补贴机制是“算法媒体”商业模式的显著特征。

四、 媒介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可能性方向

从“新闻门户”,到社交媒体,再到“算法媒体”,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经历了从“广告型商业模式”到“平台型商业模式”再到基于算法的新一代商业模式,在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互联网技术逻辑进化的身影,而技术的进化,主要从“价值定义”与“价值创造系统”两个方面推动着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需求满足方式”与“新闻内容生产机制”的变迁,构成了媒介平台商业模式演进的主要索。

当然,互联网的进化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特征,使得不同历史阶段衍生出的媒介样态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接纳新的技术特性,进行新一轮的“互联”,与蓬勃新生的媒介平台共存,甚至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下,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会在以往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创新,商业模式也会越发复杂化、深刻化。

以历史的视角来看,Web2、0技术的运用还有极大的空间,Web3、0也不过是刚刚兴起,因此,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是刚刚开始,从Web3、0的特性来看,媒介平台商业模式向前演进的可能性突破路径在于:

1、 新闻内容的生产主体发生改变。人的主体地位继续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大踏步前进,形成“人机共创”的信息生产局面。这种信息生产权的再度转移,毫无疑问会造就全新的商业模式。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进行,包括谷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正在尝试“机器人”写作模式,新闻内容生a主体的再度转变的存在着较大可能性。

2、 对人的需求机制的深度挖掘。这种思路本质上在于对人的不同定义,以新浪为代表的“新闻门户”充分认识到人的“主动性”、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分享”、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平台认识到“技术可能比人更了解自己的新闻需求”,均导致了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因而,未来对个体心理结构与需求满足机制的深度发掘,形成新的关于“人”的定义,也是媒介平台商业结构演进的可能路径。

3、 媒介终端的形态演进。当今的互联网媒介平台的依托媒介主要是PC、手机、平板等终端,技术不断进化的情况下,媒介终端将进一步演化,从而重新构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方式,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要素连接机制的改变,会构建起全新的商业模式。

参考文献:

[1] 原磊、商业模式体系重构[J]、中国工业经济,2007,(6):72-81、

[2] 秦志华,王永海、商业模式的企业价值测评功能与内容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7(3):70-79、 [3] 陈道志,王平华,宋远方、价值视角下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6,(10):48-50、

[4] 王雎,曾涛、开放式创新:基于价值创新的认知性框架[J]、南开管理评论,2011,14(2):114-125、

[5] 孙永波、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J]、管理世界, 2011,(7):182-183、

[6] 彭兰、“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3,35(12):6-19、

[7]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8] 陈卓、聚合型新闻客户端的盈利模式及创新[J]、青年记者,2016,(17):106-106、

[9] 刘辉、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三大门户网站战略管理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4):144-145、

[10] 王伟军,孙晶、Web2、0的研究与应用综述[J]、情报科学,2007,25(12):1907-1913、

[11] 窦毓磊、社会化媒体商业模式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12] 杨保军、“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J]、新闻记者, 2013,(12):32-41、

[13] 傅瑜,隋广军,赵子乐、单寡头竞争性垄断:新型市场结构理论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考察[J]、 中国工业经济,2014,(1):140-152、

[14] 王千、微信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87-91、

[15] 徐璐,曹三省,毕雯婧,等、Web2、0技术应用及Web3、0发展趋势[J]、中国传媒科技,2008,(5):50-52、

[16] 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J]、国际新闻界,2010,(2):68-7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项目号:7130206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项目号:13XJC630010)。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4

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范式具备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从哲学范式到智库范式转换体现在智库具备“知行合一”特征。西方智库界有一个著名的智库定义:“智库是基于事实的独立的公共政策和战略研究机构”。和我们强调智库的智囊团、思想库属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智库更强调它们的智库分析必须基于事实数据,强调公共政策分析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强调政策分析建议的可操作性。可以说,智库范式首先体现在对“真知”的追求上。智库不仅重视“知”,强调“真知”和“实知”,而且要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要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政界、产经界、媒体等)之间承担沟通、创造性转换、双向反馈,使哲学逻辑指导实践逻辑,使实践逻辑刺激哲学逻辑的演化。如果说哲学范式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范式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智库范式的知行合一特征就体现在智库学者能够根据理论界或者自身发现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实际环境,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组合和政策实施路径,从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

第二,智庫范式还体现在研究的“需求导向性”。哲学范式下研究的选题往往来自学者和思想家的兴趣和好奇心。康德有一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对于康德而言,哲学研究从来没有考虑实用,超越和永恒才是他的追求。马克思所谓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指的正是康德——灿若星辰的古典哲学家们。虽然智库捐助者不干涉智库的研究选题是惯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智库可以随意分配资源,可以把宝贵的经费用于开展智库学者的自由探索,一般而言,这种自由探索都是在研究型大学这类象牙塔里进行的。其实,即使是在大学,研究也日趋产业化,大科学往往意味着大投入,巨大的投入难以承受失败,因此大科学往往是规划的结果,不是科学家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探索的结果。同样,智库范式的逻辑起点是“用户需求”,对于大多数经费拮据的智库来说,90%的经费支撑的项目都是有市场需求的,或者说项目启动时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受众”。

第三,智库范式体现在咨询与研究并重。哲学范式几乎不关注咨询,传统的学者除了少数人,比如马基雅维利愿意向皇帝兜售自己的统治术外,大部分学者都坚持学术至上,奉行学术与政治分野的原则,潜心学问,把奔走于豪门视作学者之耻。现代咨询业兴盛于工商管理领域,主要咨询形式包括公司的战略咨询、风险管理咨询、技术咨询、财务咨询、IT咨询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管理咨询产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面向党和政府的决策咨询工作既无亮眼的理论建树,也无大量的案例积累,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国智库建设滞后,传统的决策咨询机构,比如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室忙于繁重的日常事务根本无暇也没有专业人员从事决策咨询的案例积累和理论研究。对于大多数智库来说,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同等重要,甚至有时难以区别哪些工作是咨询,哪些工作是研究。一般而言,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处于政策过程的前端,政策议程的设置的理论基础、数据基础、可必要性分析、政策规划等是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决策咨询侧重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分析、实施路径分析、实施方案制定、政策解读等政策路演实务。

第四,智库范式还体现在智库具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哲学范式并不赞成对学术研究过程加以“经营”,学术研究的成果形式相对简单,论文和著作是主要的两种形式。学术成果的传播交给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自身并不可以去“吆喝”自己的研究成果。智库不同于学术机构,它的组织文化更类似现代咨询公司的组织文化,而非大学的组织文化。本质上,大部分智库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咨询公司,智库和咨询公司的形式区别有两条,智库是非营利的,而咨询公司是营利;智库从事的公共政策研究咨询,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而咨询公司从事的主要是营利部门的政策研究咨询,主要服务对象是公司。实际上,智库的工作,咨询公司大部分都是可以做的,甚至会做得更好。因此,许多一流的智库都学习咨询公司的营运模式,比如智库强调自己的机构治理,强调研究产品的设计,强调研究产品的传播,强调研究员的绩效考核,等等。

哲学社会科学贵在求真,贵在求用。求真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范式”(学术范式),求用体现在它的“智库范式”。如果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发展出自己的“智库范式”,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行合一”问题就没有彻底解决。强调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找到了哲学社会科学从哲学范式到智库范式的创造性转换之伟大路径,哲学范式和智库范式都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不可或缺的。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5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学;多元智能理论

一、多元智能理论的关键内容

一般来说,每一个正常的人拥有的智能最少有八种。因为环境和遗传方面存在的差异,每个人在发展各种智能上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且个体不同,也往往会利用各种不同方式对这些智能实施统合。在发展智能的过程中,文化是关键要素,每一种文化或者社会所评价的各种形式的智力,致使在发展智能方面个体出现了不同的动机,也造成在某个智能上某一社会群体的发展。

二、教育中体现的多元智能理论

教育工作体现出了极高的个别化。教育需要与每个学生的智能组型积极配合。各个学生拥有与之对应的心智组合,并且利用各种方法实行知识的回忆学习。教育需要帮助学生积极构建与自身相符的学习方案目标。教师对学生认知自己风格应当充分尊重,并且为学生制造机会使其对自己的学习实施管理。

三、高中英语教学中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

英语教师在开始制订课程教学计划时,可以借鉴多元智能理论,根据学生的需要、兴趣和潜能来进行教学设计。教学中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可以作以下简单说明:

教学素材:(1)语言智能:课本、电脑;(2)数理逻辑智能:游戏、图表;(3)感知空间智能:多媒体设备、电影电视;(4)音乐智能:录音机、多媒体等;(5)肢体运动智能:师生自身;(6)人际交往智能:角色扮演所需物品。

教学方法:(1)语言智能:听说读写;(2)数理逻辑智能:实验;(3)感知空间智能:画图、目测;(4)音乐智能:唱歌;(5)肢体运动智能:演出;(6)人际交往智能:协作。

能够应用的教学手段:(1)语言智能:记日记、头脑风暴;(2)数理逻辑智能:数字游戏、比较、逻辑顺序排列;(3)感知空间智能:联想、绘图思维;(4)音乐智能:播放音乐、学唱歌曲;(5)肢体运动智能:游戏、戏剧表演等活动;(6)人际交往智能:辩论和模拟竞赛等。

下面以Cultural Relics为例详细分析多元智能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1、写出主题。英语教师应当充分理解课本内容,在设计教学过程中,需要对一个主题进行关注,最后写出这一主题目标:言语、逻辑数学、人际、空间、音乐、肢体运动、自我认知。

2、指出问题。在设计课程时围绕一个主题或者话题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有利于建立一个中心,紧密联系一个主题。言语:使用怎样的书面或者口头语言?逻辑数学:如何在教学中更好地把数字、分类、计算进行引入?人际:如何促使学生更好地合作学习、分享或者是集体模拟?空间:如何对素材、色彩、图表艺术进行应用?音乐:如何很好地应用背景声音或者音乐,更好地在旋律框架内引入教学关键内容?肢体运动:如何很好地应用动手或者肢体练习?自我认知:如何激起个人的记忆感受,或者为学生提供选择的空间?

3、选择方法。(1)语言智能:讲解故事、分析讨论;(2)逻辑数学智能:批判性思维和分类;(3)交际智能:融入集体合作学习;(4)空间智能:电影、多媒体播放、视觉表演;(5)音乐智能:使用歌曲;(6)肢体运动智能:表演。

4、头脑风暴。头脑风暴的重要原则是举出课堂教学中所能联想到的任何事情,这样做可以对教师的思维进行刺激,积极开拓教学思路。(1)语言智能:要求学生讲解相关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传说;让学生听某些地方的简介,告诉学生联系一些关键词语猜测地名;要求学生创造一个有关世界文化遗产的海报;展开讨论。(2)逻辑数学智能:鼓励学生对某地的文化遗产的新闻报道进行阅读,让他们写出一份研究目前文化遗产的报告。同时分类全部文化遗产保护时产生的问题,以便获得解决方法。(3)交际智能:把学生划分为每组4人的小组,彼此协作,科学分工,明确任务;模拟访问相关学者专家。(4)空间智能:教师使用投影机对某些文化遗产的典型图片进行播放,要求学生制作世界文化遗产标志图并且对全部地点进行标注。(5)音乐智能:将各个主要的文化遗产名称编写成歌词,填写学生比较喜欢的歌曲。(6)肢体运动智能:要求学生对某些文化情况进行积极考察,并且利用小品的方式对社会上不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象进行体现。(7)内省智能:安排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活动,并且踊跃进行发言。

5、确定活动。通过以上操作,选择在教学中具有可行性的活动,例如,综合教学相关条件确定具体教学措施。

6、组织教学。每一种智能都紧密联系着我们的感觉器官,可以通过其与感官感受联系,激活具体化的智能进行练习。所以,综合教学重点内容,可以根据智能发挥的作用,划分教学过程为若干步骤:(1)唤醒智能:学生为全班介绍搜集的文化遗产资料,教师将一些文化遗产的图像在投影仪上进行播放,同时要求学生猜测资料信息是哪些文化遗产。(2)扩展智能:在Speaking环节要求学生分析文化舱中的物品是什么。让学生自己设计一期有关文化遗产的海报。具体内容为三个课文中听力部分的cultural sites,以及宣传圣彼得堡的旅游册,需要图文兼并。(3)迁移智能:课下划分学生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多个小组,使他们彼此协作,申报一个自己喜欢的文化遗产,并且利用模拟场景,促使学生朗诵材料并讨论。

参考文献: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6

XML技术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Web应用发展的格局: 它将Web应用从信息交互的领域扩展到了服务交互的领域,这种服务交互就是当前引起工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Web服务(Web Services)。

但随着Web服务的大量涌现,如何使机器自动、准确、高效地进行服务发现、服务匹配、服务组合、服务监控和服务调用,成为Web服务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而语义Web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语义Web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扩展当前的万维网,使得网络中的信息具有语义,能够被计算机理解,便于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交互与合作,其研究重点就是如何把信息表示为计算机能够理解和处理的形式,即带有语义。语义Web具有一套完整的架构来实现Web资源的语义标注和推理。语义Web服务是将语义Web技术和Web服务技术相结合,如附图所示。

利用语义Web丰富的语义描述能力和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来准确地描述Web服务的语义,通过这些带有语义信息的描述来实现服务的自动发现、组合、监控和调用。

服务的语义描述

服务的语义描述问题是语义Web服务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它是实现服务发现、匹配、组合、监控和调用等功能的前提。2002年BBN Technology等几家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推出的DAML-S WS本体描述语言是语义Web服务成为Web服务和语义Web研究领域中新的独立的研究方向的标志。DAML-S从三个相关的方面描述Web服务本体,它们分别是: 语义概况、语义进程和WSDL映射。

OWL-S是2003年W3C建议的Web服务本体描述语言,它由DAML-S发展而来,与DAML-S没有本质区别。WSDL-S是W3C2005年底根据IBM和Georgia大学提交的草案修改的一种语义Web描述方法。WSDL-S采用在服务的WSDL文件中添加语义描述的办法,尽量保持与现有协议与技术的兼容性。

ESSI是欧洲研究语义Web服务的组织,该组织推出了WSMO(Web Service Modeling Ontology)、WSML(Web Service Modeling Language)和WSMX(Web Service Modeling eXecution environment)三个语义Web服务标准。

语义Web服务匹配

语义Web服务匹配是语义Web服务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它的作用是从已经的服务中发现与用户需求最匹配的服务,同时也是服务需求方与服务提供方进行服务语义匹配的过程。

语义Web服务匹配主要有基于逻辑推理的和基于词汇相似度计算的匹配算法。其中基于词汇相似度的匹配方法主要用借助IR(Information Retrieval)技术中的词汇相似度的计算来判断不同的语义Web服务中各项功能及性能描述的匹配程度。因为语义Web的逻辑基础是描述逻辑(DL),逻辑推理的匹配方法主要通过DL推理机来判断不同的语义Web服务的功能描述的一致性。由于Web服务可以看做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每一个服务可以看成一个动作,它的执行会改变Web的状态空间和数据空间。

OWL-S中的Input/Output 就是描述Web 服务执行前后数据空间的改变,而Precondition/Effect就是描述Web服务执行前后状态空间的改变。由于普通的描述逻辑缺乏描述动作和状态空间改变的能力,所以中科院计算所的史忠植研究员等在DL中引入动作的表示和推理,发展成动态描述逻辑,用于进行服务匹配和组合过程中的推理。

语义Web服务组合

语义Web服务组合是语义Web服务的重要目标和研究热点之一,它使得独立的Web服务能够自动组合起来满足单独服务所不能满足的用户需求,同时它也是语义Web、Web服务、智能规划等研究领域的交叉领域。

由于研究服务组合问题的目标不同,工业界和学术界对于Web服务组合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工业界主要从应用角度来研究如何借助服务组合技术来整合服务资源,一般采用静态组合、动态绑定的方式,组合的自动化和动态适应性程度不高。学术界主要从服务理论建模的角度研究实现服务组合自动化的问题,其主要思想是在语义Web的研究成果之上,利用本体语言的丰富语义以及推理能力,实现Web服务组合的自动化。

Web服务组合的很多技术是从已有的方法中继承和发展出来的,可以按照Web服务组合方法分成三类。一类基于工作流,它对Web服务组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典型的基于工作流的方法有BPEL4WS、eFlow等。另一类基于软件工程的方法,Web服务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模块,软件工程中的一些原则、技术、思想同样可以应用于Web服务组合。典型的软件工程的方法如Web Component或者程序自动生成的方法。还有一类基于人工智能,由于传统的Web服务描述语言WSDL缺乏语义上的描述,所以学术界普遍采用OWL-S、WSDL-S、WSMO等语义Web的方式来增加Web服务的语义描述,然后使用人工智能来自动或者半自动地生成Web服务组合。

未来展望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和Web服务的各种应用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工业界和商业界和各国政府都将互联网经济作为一个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此进行大量投资。作为互联网技术支柱之一的Web服务也遇到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而因为Web服务的巨大应用前景,它也同样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Web服务的理想状况是服务的发现、选取、组合、调用及监控过程的机器全自动化实现。语义Web服务是Web服务的应用与研究发展的重要反面。结合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使互联网越来越智能化,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是互联网发展的目标和趋势。

语义Web服务就是为解决智能化Web服务而将人工智能中的语义技术和Web服务结合的尝试。由于语义研究的逻辑基础(描述逻辑、动态描述逻辑等)在过去20多年的稳固发展,它给语义Web服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保证。但是现在的语义Web服务也存在着语义描述、语义理解困难,语义推理效率较低的问题,语义Web服务要得到广泛应用,要与其他各种计算机技术,如网络技术、软件工程技术、人工智能等相结合,才能达到Web服务的理想境界。

链接

国内在语义Web服务上的进展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7

伟大的科幻作家才是真正的预言家,他们帮助人们跨过时代的门槛,提前迈进了未来世界。凡尔纳提前百年描述的登月和后世实践惊人地吻合,阿西莫夫在机器人尚未出现时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被后世视作“机器人学的金科玉律”。当人类的科技能力发展到适当阶段,先哲的预言将成为现实。

数据中心运营商的困境与挑战

超宽带网络的高速发展,SDN技术的出现,以及云计算涉及的多种技术十数年来的发展正在推动数据中心的新一轮变革。如何把握机遇、引领变革,充分利用已建成系统的优势,引入符合行业需求的全新架构,避免传统数据中心集约化建设带来的大投资、长周期、高能耗、低资源利用率、系统孤立问题以及和业务响应能力缓慢、高Opex的运营模式,是所有数据中心运营商(以下简称运营商)面对的挑战。

传统数据中心建设留下了不同阶段的技术、认知特点。例如某全球化运营商在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不同阶段的技术能力及业务需求,建设了超过85个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机房),拥有超过5000台不同规格的服务器,支持4000余种应用、,10多种异构数据库。

多元异构的IT数据中心既支持了运营商不同阶段的业务和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升级、维护、运营成本并迟滞了后续的快速发展。运营商不得不投入庞大的人力资源以维持己有的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及其业务,同时进行小心翼翼地探索新架构。

科幻大师前瞻的眼光预见了未来,技术大师的回应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未来”。

正如盖娅将是各种分散系统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统一智慧体一样,受益于新技术的支撑,我们可以将运营商多年来分布于全球的微、中、宏等不同规格、特点的数据中心用全新的技术和架构整合形成逻辑上统一的“一个”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的智能数据中心,它既能充分利用运营商沉淀的能力,同时也支持未来的长远发展,我们叫它DC2(Distributed Cloud Data Center)。

新一代数据中心——DC2

DC2架构

DC2 端到端解决方案,将传统的分散、分层、异构的传统数据中心架构,改造为全扁平式、点到点全互联、统一资源管理的分布式云数据中心架构。DC2数据中心架构,将不同地域、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看做完全对等的节点,混合虚拟化(兼容物理和虚拟资源)为一个“逻辑资源池”,统一管理、统一呈现、统一运营。

DC2基于两大核心系统构成:

基于OpenStack的华为FusionSphere云数据中心调度引擎

华为的FusionSphere在OpenStack的基础上扩展了运营商建设IT基础设施及业务平台所需要的特性,保持了OpenStack的开放与兼容性,支持第三方厂商的计算、存储、网络和安全物理硬件以及相对应的虚拟化产品;在OpenStack的基础上提供备份与容灾、热迁移、跨数据中心的资源调度、云定制化扩展、业务弹性调度、智能管道调度、分布式引擎、物理资源池等扩展服务。FusionSphere和OpenStack云总线完全兼容,解决了Vendor-Lock-In的问题,带来了数据中心建设模式大幅度的变革。

兼容异构体系的华为 ManageOne统一运营运维管理支撑平台

ManageOne的核心优势是“简化管理”、“敏捷运营”、“绿色节能”。实现对跨多个云数据中心节点的所有资源生命周期内的全方位的管理功能(包括统一管理与维护、云与非云统一管理、自动化发现与配置、资源发放与回收,业务应用软件部署、产品灵活定义、业务快速发放等)。

DC2物理设施

高效模块化数据中心技术的发展,使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的数据中心建设成为可能,新一代DC2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需要具备“集成化、高效化、灵活化”的特点。华为DC2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CloudPower)秉承高效模块化建设理念,以机柜、密闭通道、制冷、供配电等基础部件产品灵活搭配组成五大解决方案。

即可满足室外快速部署和移动应用的建设需求,又能匹配微型、小型、中大型各数据中心业务场景,五大方案互补性极强、又各具特色,完全满足DC2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应用需求。

DC2独特价值

以管理效率为核心的分布式架构、提升ROI

DC2充分兼容异构系统,支持物理和虚拟资源的统一管理,充分利用己有数据中心资源以节省当前投资;同时新架构可无缝扩展,最大支持百万物理节点;物理分散逻辑成统一的DC2,使管理效率最大化,人工干预最小化。

以用户为中心服务,保障SLA

DC2强调用户体验,通过“漫游”(智能迁移)用户直接感知的业务应用,使用户业务体验最优;通过服务自动化、智能网络管道拉通的端到端QoS保障提供稳定服务;凭借热数据与冷数据的分离部署模式和独立于业务应用的容灾体系保障系统的可靠性及可持续性。

以最优化的资源调度和部署为目标、降低TCO

DC2整合分散的计算、存储、网络等物理及相应的虚拟资源共同构筑为逻辑统一的云资源池、实现资源复用率最大化;通过业务合理部署、智能化统一资源请求、跨数据中心节点的SDN调度实现数据中心能效比最优化;同时支撑灵活高效的多种资源管理模式,包括Hosting直接业务模式和VDC、PDC等间接服务方式。

结语:分久必合

人工智能的投资逻辑篇8

2013年7月19日,上证综指以2025、32点开盘,下午开始跳水,一路跌破2000点,以1992 、65点报收。这也是近一个月内上证综指两次跌破20 0 0点。本轮行情,上证综指从2009年8月的高点3478点滑落,目前已近4年时间。

同样是7月19日,上证综指在13年后的今天再次回到2000点,是巧合?还是必然?不知不觉间,上证综指在13年间走完了一个轮回。就在上证综指跳水破位后,网友“十八号1949”微博称:“2000年7月19日上证综指突破2000点,一番惊涛骇浪,13年后又一次‘突破’2000点。不同的是,股民心底那一片绿油油的葱郁……你的股票还好吗?”

如若在2 0 0 0年7月19日,你以10万元入市,如今13年过去,你的10万元在何方?在一个新的13年路口,10万元又将投向何方?本刊记者就这13年间A股涨跌幅各前5位的股票,为读者做了一个统计,也许您会发现增值最快的,恰好是选择了未来发展的好行业,而且是行业龙头、具有不可替代性、管理层优秀的公司。跌得多的大多是现在被淘汰的产业,或者经营管理有问题的企业。一起来看看13年间股票市场10万元投资的增值和贬值,也好找到一些共同点,得到一些启迪,来应对好A股下一个13年。

第一牛股:海通证券(600837、SH)股价

区间涨幅:3839、92%(已复权)

暴涨逻辑: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不死“真理”

2000年时的海通证券还不是海通证券,那时它叫PT农商社,曾是一家连创5年亏损纪录的顶级垃圾股,当时股价为负。之后,这只股票采取了资产置换等一系列措施,改名为都市股份。2007年7月31日,正式改名为海通证券。

PT农商社的暴涨,恰好是它抓住了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不死“真理”,从连年亏损到一举绩优,完成了华丽转身。记者估算了一下,如果您当时买了10万元的P T农商社,现在持有的是超过3、8亿元市值的海通证券。不必惊讶,可以惊喜,因为不退市这种好事只有在A股市场可以有。

第二牛股:双鹭药业(002038、SZ)股价

区间涨幅:3822、64%(已复权)

暴涨逻辑:医药生物行业的高科技股

双鹭药业是一家以基因工程药物及生化、化学药物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拥有多个自主开发并投放市场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二类新药。公司2004年登陆中小板,当时每股发行价为12元,上市首日收盘价为13、 21元。2 013年7月19日,公司复权后的价格高达499、41元,较上市首日收盘价上涨了37、8倍左右。

记者估算了一下,如果您当时买了10万元的双鹭药业,现在您持有的也是超过3、8亿元市值的双鹭药业,成功挤进亿万富豪之列。可以惊讶,可以惊喜,也验证了选好好行业,选好好公司,赌一把成长的未来是何其重要。

第三牛股:云南白药(000538、SZ)

股价涨幅:3032、55%(已复权)

暴涨逻辑:“中药第一股”

云南白药被誉为“伤科圣药”,其配方是国家中药绝密配方,是医药行业的一个特殊品牌。早在2 010年时,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排序均为国内中药行业第一位,被称之为“中药第一股”。而且云南白药“大品牌下多品牌”的发展战略,也使它由一个做疗伤药的企业逐步发展为涵盖许多行业和品种的企业。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云南白药,现在持有的是近3亿元市值的云南白药。可以确定的是,在A股市场里,像云南白药这样的上市公司是典型符合巴菲特选股逻辑的上市公司,身处一个好行业,有宽阔的“护城河”,还有精英管理层。唯一不确定的是,下一个云南白药在哪儿?

第四牛股:贵州茅台(600519、SH)

股价涨幅:2583、11%(已复权)

暴涨逻辑:白酒行业龙头股

贵州茅台是国内白酒行业的龙头股,也是A股市场的一面旗帜和市场长期的最高价股。公司主营的茅台系列白酒是白酒市场独特的品牌,具有不可替代性。虽然公司股价从去年的266、08元的高价下跌至最新的176、 01元,但是公司股价复权后仍高达903、53元,比起2001年上市首日收盘价35、55元,股价涨幅2281、35%。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贵州茅台,现在持有的是近2、58亿元市值的贵州茅台。可以惊讶,但不可以复制,在A股市场里像白酒这么特殊的行业不多,而且当时是白酒行业腾飞拐点之前,如今白酒行业的现状已今非昔比,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来第二春。

第五牛股:国电南瑞(000538、SZ)

股价涨幅:2307、84%(已复权)

暴涨逻辑:“智网第一股”

国电南瑞是智能电网领域的龙头,在智能用电充电桩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达80%至90%。公司拥有出色技术研发优势及丰富的智能电网试点工程建设经验,也有望成为国网公司实现电网智能化的二次设备平台,被许多分析师称为“智网第一股”。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国电南瑞,现在持有的是近2 、3亿元市值的国电南瑞。国电南瑞的上涨与其龙头地位分不开,也与其近几年的经营业绩能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息息相关。

第一熊股:太平洋(601099、SH)

股价跌幅:87、14%(已复权)

暴跌逻辑:证券行业的另类

太平洋作为A股市场上市的一家证券公司,上市选择的时机不是太好。太平洋在2007年12月28日上市,当时上证综指还是5320、01点,太平洋上市首日以46元的高开盘价,看看现在的4、86元,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寒碜。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太平洋,现在持有的是近1、3万元市值的太平洋。

第二熊股:中海集运(601866、SH)

股价跌幅:83、62%(已复权)

暴跌逻辑:行业没落

中海集的股价运近期一直躺在地板上,身处“1元股”集中营。近几年水上运输业的没落,直接导致了公司的一蹶不振。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中海集运,现在持有的是近1、 6万元市值的中海集运。难怪有网友慨叹:“想等中海集运解套,恐怕不会比中石油的时间短。”

第三熊股:中关村(000931、SZ)

股价跌幅:83、42%(已复权)

暴跌逻辑:上市首日开盘价过高

中关村19 9 9年上市后曾红极一时,后复权后最高曾达到83、72元的高价,目前仅为5、31元,最低曾跌到0、58元。公司在随后的经营中,业绩没能持续保证,还曾一度被ST,股价一路下跌,虽然后有反复,但整体跌幅巨大。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中关村,现在持有的是近1、6万元市值的中关村。

第四熊股:中国铝业(601600、SH)

股价跌幅:82、93%(已复权)

暴跌逻辑:行业产能过剩

中国铝业作为A股铝业巨头,因近几年铝业需求疲弱,公司股价自2007年起开始大跌,从后复权后的60多元,一路跌到6元附近。公司去年曾亏损高达823375万元,今年一季度也亏损了97504万元。

如果当时买了10万元的中国铝业,现在持有的是近1、7万元市值的中国铝业。

第五熊股:*ST远洋(601919、SH)

股价跌幅:82、05%(已复权)

暴跌逻辑:没落行业的超级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