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年活动(精选8篇)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1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
在学术背景上，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开端和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 浪潮的深刻影响。管理主义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强调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角色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主张公共部门仿效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如果把经济学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普遍渗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则管理由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学帝国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的以管理替代行政的趋势，各种以管理命名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还有高校里开办的数目繁多、规模庞大的管理学院，都是管理主义盛行的明证。管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的“第四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绩效 。
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主力学科，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局面，且融合交叉的范围、领域、层次都有所扩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纯粹的管理学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经济学分析最终产生的政策含义，必须通过管理付诸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公共部门，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导致官僚往往夸大公共产品提供的成本，或通过寻租以谋取部门和个人经济利益；政府经济活动的弱成本约束，造成公共部门运行成本高昂；而传统官僚体制僵化刻板，人员照章办事，又造成公共部门行动迟缓、效率低下。这些弊端都深为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们所诟病，必须用以经济、效率为核心价值的管理主义对之进行革新和重塑，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
二、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公共经济管理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领域，它既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又有社会学、组织行为学、伦理学、哲学、法学等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考察公共经济管理行为，便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论点。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对公共经济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较少，大部分论述散见于相关成果中。
斯蒂格利茨在其畅销全球的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一书中将政府活动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提供法律制度。他认为政府首要的职能就是提供涵盖所有经济交易的法律框架。第二类是直接从事生产，主要经营一部分公共企业，如自来水厂、城市环境卫生、公立学校等。斯蒂格利茨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归纳为四种，即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管制和补贴私人生产、购买产品和服务、收入再分配。对于政府经济管制的内容，他认为主要是劳动合同及职业安全监查、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垄断、环境保护和对垄断行业（如金融、航空、电信等）的监管。斯蒂格利茨关于政府经济活动类型的论述实际上界定了公共经济管理的内容与范围，为公共部门确认“合理的”经济干预对象提供了依据。
三、结语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3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 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 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 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 《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 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 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梁慧星等： 《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 ）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 ）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 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 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 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 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国家监督、管理市场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和市场客体的管理，因而市场管理法也就相应地包括了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及管理市场客体的法律三个方面。其中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中有关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管理的法律规范，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反垄断法、反对限制竞争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反价格欺诈法、反暴利法等，这部分法律是市场管理法的核心，而广告法、证券交易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则为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规范。需要提及的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双重法律性质，这种规范市场秩序法律的双重法律属性体现了国家在监管市场活动中行政法手段与民法手段的结合运用，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市场管理法指的仅是规范国家权力监管市场活动的那部分法律规范。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4
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毕业论文
公共经济管理是在公共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传统财政学研究主题而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浪潮在公共部门日益盛行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它是一个多重理念、价值、工具和方法的总和，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重叠、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公共企业等主体对自身及授权干预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应体现对公私部门互动方式和范围的合理性考量。当前公共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构成了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基本思路。公共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理论体系、主要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于充实和提高。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经济管理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完备和规范的学科体系转变。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本文由收集整理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5
关键词：财务分析 医院 运营管理 应用
一、背景情况
医疗专家治院是我国公立医院管理的基本模式。医疗专业型专家管理医院有着精通医疗、熟知医院业务等多方面的强大优势。但在财务管理乃至经济运行方面需要得到相应的支持、协助。Y市人民医院自1999年1月起，坚持开展财务分析活动至今已走过17个年头。从清仓查库、核实资产，摸清“家底”，学习政策，调查研究，建章立制，开展分析活动，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意见、措施，落实整改，促进发展，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工作；分析的形式和内容从最初简单的表格分析到综合性分析，从小范围讨论会到经济工作研讨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汇报的人员从当初的财务负责人到现在的财务科工作人员、医务科、人力资源科、院办公室、医学工程科、药学部、后勤管理科负责人等，参与分析汇报的部门、人员越来越多；阅读分析报告和听取分析汇报的人员从最早的部分院领导到后来的党政班子全体成员、工会干部、预算委员会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临床医技中层干部代表等核心管理人员80多人；17年的历练与沉淀，笔者所在医院财务分析工作走过了不断完善、自成体系、逐渐成熟、进步的过程，从单纯的财务分析发展到全院性经济分析的更高阶段。分析活动的深度、广度以及对医院发展建设的贡献等方面得到了与会专家、同事的认可和积极参与；得到了历任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得到了市卫生局、市财政局领导和国内知名医院管理专家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取到了助力医院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的积极作用，发挥了参谋助手职能。
二、基本做法
1、笔者所在医院财务分析活动起步早，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践，补充完善，把财务分析工作提升为开展经济分析工作，并形成相应的制度
笔者所在医院于1999年起坚持开展财务分析活动，从每月开展简单的财务分析、编制《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表》向院领导汇报基本情况指标情况开始，逐步增加分析内容，召开小范围财务分析会，开展财务分析活动，于2003年制定了《医院财务分析制度》；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以2006年正式召开首次经济工作会为标志，开展财务分析逐步发展到了开展经济分析。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不断完善、创新，先后于2012年、2016年再次修订完善《财务分析制度》。
2、紧跟医院改革发展及管理需要，持续完善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和内容，实现了从财务管理走向经济管理、促进业务管理的重大突破
以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医院管理年”、“等级医院评审”、“大型医院巡查”、“公立医院改革”等医院管理及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丰富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补充增加分析的重点内容，但不局限于制度规范的指标分析。目前，分析的指标及内容涵盖医院资产负债情况、业务收支情况、预算执行情况、成本管理情况、医疗服务数量与质量变动情况、医保管理情况、卫生材料使用管理、职工收入及纳税情况、“药占比”、“耗占比”、“检占比”完成情况以及患者费用水平等内容，形成了“以财务为基础、以经济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分析指标体系，实现了从财务管理走向经济管理、促进业务管理的重大突破。
3、定期开展财务分析，并持续改进完善，使财务分析形成常态化
笔者所在医院第一份财务分析表――《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表》编制于1999年1月。17年以来，共计编制月度、季度或年度分析表205份。分析的指标不断增加和细化，从最初的18个指标增加到现在的151个，分析的内容从不断拓展、丰富，针对性逐年增强，从简单的与上年同期做比较分析，增加了执行预算、同行业对比、国家相关政策等分析。通过常态化的财务分析活动及时为院领导及各科室管理者提供大量详实、可靠的财务信息，使财务部门由核算、反映、监督的职能逐步转变为主动的参与医院经济业务管理活动，发挥管理会计职能作用。
4、以科室成本核算数据为基础，深入科室调研、分析，指导科室日常经营管理，做到“算管结合、算为管用”
财务的本质是以货币作为标尺测量业务，客观反映业务事实。笔者所在医院财务科逐步转变观念，从成本核算入手、总结分析大量的财务数据，更是以财务分析指标体系为晴雨表，对业务数据突出或异常的科室追踪深入分析，走出办公室，到临床医技科室调研学习，或以医院行政查房机会，加强科室交流沟通，紧密联系临床业务，掌握科室层面的经济管理第一手资料，使财务分析与实际业务相辅相成，推动科室管理，如神内一二科、普外一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在与财务科互动交流后科室运营管理趋于良好，甚至科主任被邀请至全院做科室管理经验分享。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以临床各科室管理的进步来推动全院经济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5、充分调研、精心准备，召开高规格、高质量的经济工作研讨会，汇集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的专家、管理骨干的智慧和力量共商医院改革发展大计，把财务、经济分析活动引向深入
从2006年召开首届经济工作会至今整十年，笔者所在医院的基本做法具体如下。
（1）会前充分调研学习，精心策划准备。首先由总会计师在大约三周前根据当前的形势、医院的目标任务及中心工作、管理难点要点等拟写分析活动计划，提请院长审核同意后召开财务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组织学习相关政策文件，讨论分析议题、材料获取途径、统计口径等，安排布置任务，做到分工明确，目标任务清晰。大约一周后，召开第二次讨论会，听取所有材料准备人员的情况汇报，进一步细化要求，明确需要补充或核实的内容指标等，安排制作PPT等汇报材料。第二周后要求材料准备人员提交PPT等汇报材料，逐一进行审核、协调统一，查缺补漏，避免相互矛盾、抵触，甚至违背医院管理要求、政策法规的观点和内容出现。第三周后按计划召开经济工作研讨会。会前，由总会计师将材料准备情况、分析会上可能提出的焦点问题、敏感问题等向院长做重点汇报，确定分析的深度或策略、引导的方向、注意事项等。
（2）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和策略开好分析汇报会和讨论会。会议的前半段为分析汇报会，首先要组织学习相关政策、法规或内部规章，了解形势、统一思想认识，集中智慧和精力；从宏观分析入手，以国家、省、市的相关要求或落实情况汇报为铺垫，以财务分析为基础，再具体分析汇报本次分析会安排的重点内容、计划解决的突出问题。做到由浅入深、从面到点，客观揭示存在问题或困难，提出改进意见、措施供与会专家、骨干讨论。后半段为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讨论会，动员大家针对分析汇报中提出的问题或讨论提纲充分发言、献计献策，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贡献智慧。注重听取不同的意见建议，为达到凝集力量，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做好基础准备。
（3）由院长（主要领导）总结布置工作，安排整改落实。由记录人员把与会人员较为成熟的发言意见及院长安排布置的工作整理交总会计师审核，提出整改任务分解建议，由院长批示执行。
（4）向全院干部职工传达经济分析会的主要内容，动员大家当家理财，提高医院运营管理水平。由财务负责人及其他汇报人员把经济分析会的主要内容在中层干部会议上进行汇报，同时，公布全院各科室的成本核算、业务指标完成情况等信息，汇报材料上传OA系统，供全院干部职工查阅、学习。通过中层干部向职工传达医院的管理要求及改进举措，动员干部职工关心医院发展建设，共同当家理财，齐心协力完成改革任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主要成效及亮点
1、院领导重视程度高，中层干部参与性强
不论是常规财务分析还是综合性的经济分析活动，都得到院党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特别是每年召开两次的经济分析会，每一次分析会院长、书记及其他党政领导班子全过程认真听取汇报和与会人员的发言，特别关注不同意见建议，站在医院发展战略的高度及时总结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引导与会人员以主任翁的姿态参与医院经济管理，为提升医院运营效率做出贡献，并及时做出下一步工作安排布置；中层干部积极性也很高，主任们都很珍惜参加经济分析会的机会，并以此为荣。
2、定期财务分析报告及时高效，经济工作会规格、质量高
坚持17年的定期财务分析为院领导提供及时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为医院经济决策提供翔实的信息支撑。参加经济分析会的人员是院长书记及全体班子成员、工会干部、预算委员会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临床医技中层干部代表等核心人员，分析讨论的内容事关医院发展建设、准备的材料丰富、翔实，可见会议的规格质量之高。
3、财务经济分析不断深入人心，当家理财意识不断增强，营造了积极的财务工作氛围
17年的财务、经济分析活动，既宣传了国家有关财经方针政策，及时汇报沟通了医院的财务、经济工作状况，使院领导和干部职工了解财务工作，知晓国家财经法规，从而支持财务工作、重视经济管理，确立了财务工作在医院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共同理财当家意识，营造积极的财务工作氛围。全院职工有了诸如成本效益、资产管理、科室经营管理等意识，科主任及护士长在科室经营管理中时刻向财务科咨询，或主动邀请财务人员下科室进行调研交流，做到了以财务促进科室管理，以科室管理促进医院的共同发展。
4、财务经济分析有深度、有广度，改进措施能落实，起到了持续提升医院运营效益的助推作用
（1）不论是常规的财务分析还是综合经济分析会议都紧密结合医院业务发展、质量与安全、精细化管理发展战略、所处外部环境及政策要求进行专项专题分析汇报，横向、纵向对比分析，并结合数据深挖实际业务活动，找管理差距及优势，并提出管理建议。分析活动针对性强，重点突出，敢于揭示问题、面对困难，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对于医院运营管理中被掩盖的问题，经过分析对数据与业务的深挖，揭示出其亏损的事实，便于管理者及时调整管理措施。
（2）财务经济分析活动涉及医院的方方面面，分析内容广，参与面广。涉及临床经济业务、医保、物价、卫生材料、设备、药品管理、成本管控、绩效管理、预算、资产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随财务分析范围及内容的扩展，汇报人员不再局限于财务科，各行政职能科室主任、药学部主任、临床科室管理突出的主任均积极参与汇报，以各领域专业人员进行专题分析汇报，使财务分析活动更专业、全面，更贴合各领域的实际情况。
（3）分析活动提出的改进意见措施能落在实处。每次年度及半年度的财务分析会后提交详细的意见分解方案，从院级层面下发整改任务分解方案，指定牵头院领导及责任科室并限期整改，整改落实情况在下一次分析会上进行通报，使财务分析活动中发现的各项问题能逐一落实解决，真正起到助力医院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的作用。
5、锻炼了财务队伍，培养了年轻的经济管理人才
每一次分析活动使财务人员都有新提高、新认识，也为财务人员提供了发挥专业技能、创造管理价值的平台。如此高标准的财务经济分析活动锻炼了财会队伍，培养了一批爱学习、会思考、善分析、懂管理的年轻骨干。
四、下一步的思路及打算
从医院的实际情况出发，下一步打算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
第一，进一步加强能力培养，打造具有专业水平、胸中有大局、眼中有目标、手中有工具的复合型人才，财务人员的能力建设要从“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向医院的“风险控制”和“价值创造”转变，才能不断适应新医改的要求。
第二，借助信息系统提高财务分析效率。2016年医院引进综合运营管理信息系统（HERP），逐步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的模式，并将十多年财务分析思路植入系统，财务分析有了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支持，数据联动性更强，分析效率更高。
（李双云为本文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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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年活动篇6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人们最痛恨的就是欺诈行为，轻者违法、重者犯罪。笔者前年主办了一个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罪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浙江省多个县市注册了五家私营独资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以合同的形式多进货少付款，合同诈骗成功了之后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受害单位和个人不少，涉案金额巨大。去年下半年，笔者又经办了一起徇私枉法，造成国有公司严重亏损，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涉及到一个个体户〈另案处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在浙江杭州、丽水、云和等市县，注册了四家私营独资公司和私营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利用亏损的私营独资公司作控股的法人股，重新向外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私营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如此反复不断，一个国有公司为其经营担保数千万元，最后导致国有公司严重亏损。类似案件多的无法列举，为什么犯罪分之能屡屡得手？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没有一种评判标准，没有建立一种国家信用制度。
一切经济活动，就信用而言，需要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行为规则。
这种信用制度，就是国家对所有从事、参与经济活动的法人、所有年满18周岁的具有完全刑事、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公民〉建立信用等级的一种制度。作为公民来说，只要参与经济活动，就有出示信用等级证件、提供信用保证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种评判标准，就是国家信用制度。是评判、衡量所有从事、参与经济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信用程度的一种尺度。使那些在经济活动中不讲信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和生存的空间。
二、国家建立信用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所谓“国家信用制度”是指国家对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或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刑事、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公民〉进行信用等级鉴定，出具信用证明，规范使用方法的一种制度。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基本条件，建立这种制度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已经具备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基本条件：
〈一〉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政权的高度集中和最广泛的影响力，建立国家信用制度，可以在全国施行
经济活动就参与的对象而言具有最广泛性，间言之即任何单位、所有人都可参与。目前一些单位、部门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就建立信用制度方面作了大胆尝试，比如我国一些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建立了三“A”制信用等级制度，来证明客户信用程度，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些都是不完整、不规范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经济活动的广泛性决定了在经济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完整的国家信用制度，来保证国家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而这种制度需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具有强制性。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政权的高度集中和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保证这种制度在全国施行
〈二〉微机化管理程度较高，信息运转速度快，查询快捷，便于管理
国家信用制度的施行，单从硬件方面来说，从中央到地方需要较高程度的微机化管理，我国已具备这种条件。目前我国微机化管理已初具规模，办公自动化正在全面推进，对主管部门和使用者来说，从日常管理到使用方便、快捷。特别是使用过程中对持证人基本信用情况进行查询、验证的时间缩短了，工作效率提高了。
〈三〉公民信用意识提高，各级政府也认识到建立国家信用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健全，国民对经济建设软环境非常注重，特别是对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人，要求提供信用保障的呼声很高。各级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也发现大量的不讲信用导致案件、事件发生的情况，司法机关每年要打击、处理一大批这类违法犯罪分子。据统计某省2001年、2002年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信用方面的案件分别占16、8%和18、3%，主要表现在涉嫌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秩序、妨碍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类犯罪突出，这就要求政府拿出具体防范、控制措施，减少犯罪因素。这种措施就是建立国家信用制度，这是治本的措施。
〈四〉我国成为WTO会员国之后，国际贸易活动更需要建立一种信用制度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国家信誉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国家信誉其实就是国家信用，是建立在国家法律、信用制度、国民信用素质基础上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政府面临新的考验。世贸组织规则被称为“国际行政法典”其约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影响最大的是政府的管理体系、经济调控方式、市场运行秩序。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一部国家信用法律，政府还习惯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办事程序不简便，行业垄断，地区封锁，缺乏诚信，法制不健全，这些明显与世贸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开放原则相冲突。也就是说我国加入WTO后，我国政府目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建立国家信用制度，以此来提高国民的诚信程度和提高国家的信用程度，在国际贸易中符合世贸规则三、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和使用
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包括确立主管部门、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制定国家信用的法律制度等。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包括确认法人、自然人〈公民〉的信用等级、提供信用证明、规范使用范围和办法、进行年度审验和日常管理等。
〈一〉国家信用制度的建立
〈1〉确立主管部门。国家信用制度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一项措施，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涉及到政府、人大的多个部门，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等。为了便于工作，建议由政府专门设立管理机构为宜。
〈2〉建立相应的机构。国家设立信用管理机构〈管理机构名称待定〉，负责全国的信用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市〈州〉、县〈旗〉建立相应机构负责各级国家信用管理工作。
〈3〉制定国家信用的法律制度。
〈二〉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
〈1〉确认法人、自然人的信用等级。目前一些地方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部分主管部门在对企业法人的信用等级确认、施行方面作了一些实践，效果比较好，在为建立国家信用制度提供了借鉴。但是这些都是不完整的，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认法人、自然人〈公民〉的信用等级。这种确认行为不是对某一类别法人、自然人的确认，而是对所有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信用等级的确认。
〈2〉确认信用等级的内容。一是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都要被确认信用等级。比如使用三“A”制；或者一、二、三等；或者优、良、一般、差等；二是制定确认信用等级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在第一次确认法人、自然人〈公民〉信用等级时，被确认人要如实申报经济活动史，国家信用管理部门要予以调查、核实后再确认信用等级；三是实行一法人、一自然人〈公民〉一证件终身制。法人信用等级证件号码与工商法人登记号码相同；自然人〈公民〉证件号码与身份证号码相同；四是确定不予确认的对象。凡涉及到经济诈骗犯罪，原办的公司、企业严重亏损，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巨额贷款无法归还等没有信用的法人、自然人〈公民〉，国家信用管理部门就不予确认。
〈3〉出具信用等级证件。国家各级信用管理部门，在对法人、自然人〈公民〉确认了信用等级的基础上，发给“国家信用等级证件”。凡是国家信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确认信用等级工作中徇私枉法、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信用等级证明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规范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范围和方法。
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范围：凡是注册工商法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使用信用等级证件。
国家信用制度的使用方法：一是持证人出示信用等级证件；二是向发证单位查询、调取信用档案资料。
〈5〉年度检验。信用等级证件实行年度审验制〈具体办法可参照机动车辆。年度审验做法〉。凡是没有经过年度审验，没有注明审验信用等级的证件一律无效。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经济管理年活动篇8
一、经济学视野中的休闲研究
经济学家从效率视角考察休闲。而凡勃伦（ThorsteinVablen）、贝克尔（GaryS、Becker），林德（SteffanB、Linder）、格鲁诺（ReubenGronau）、摩利伽尼（CaseyB、Mulligan）是其中的几座丰牌。
凡勃伦（Vablen，1899）是最早致力于休闲概念研究的经济学家。在凡勃伦看来，休闲是不制造财富的时间消费，它来自那种认为生产劳动毫无价值的观念和显示提供悠闲生活的财力的需要。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的基本社会范畴是比富、引人注目的闲暇和引人注目的消费。而贝克尔则致力于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工作、休闲二分法。贝克尔（Becker，1965）指出，不应把休闲作为一个独立范畴，所有休闲都含有某种消费，所有消费活动都含有某种休闲。人们不是在工作和休闲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之间抉择。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休闲）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
林德（Linder，1970）则从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出发，使用经济数量模型得出了一个与时间密度有关的休闲悖论，即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在时间的稀缺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理性的行动者越来越不幸，因为人们将放弃耗时多而耗费商品和劳务少的沉思式的活动，而对那些耗费商品和劳务甚多但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活动则情有独钟，趋之若鹜。林德认为，自从我们把休闲看成一种商品以来，商品交换及其它经济和技术的价值就是要竭立剥夺我们的休闲，从而对我们重新思考进步的目的提出了挑战。
1937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格鲁诺（Gronau）是西方休闲经济研究集大成者。格鲁诺先后供职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多所大学，1978-1992年曾在世界银行工作。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格鲁诺就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时间的家庭分配：家庭主妇的价值》(1973)、《以色列妇女的时间分配》(1976)、《休闲、家庭生产和工作：时间分配理论回顾》(1977)、《家庭生产：一个被人遗忘的产业》(1980)及《消费技术和家庭内资源分配——成人均衡规模的重新考察》(1988)等多篇学术论文，对休闲和家庭时间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入新世纪，格鲁诺对休闲的研究更为系统，实证性更强。在其与哈默麦什合著的论文（Gronau&Hamermesh，2001）中，作者以澳大利亚、以色列、荷兰、瑞典、美国和西德1985-1994年的时间预算调查为基础，运用家庭生产模型的框架阐述了由不同活动的机会成本引致的需求差别，并发现了家庭间休闲活动差异性的规律。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摩利伽尼（Mulligan，2002）用实证性评价竞争均衡模型及把其扩展至非竞争状况的新方法，直接测度了美国经济1889-1996年期间劳动—休闲扭曲的情况。Mulligan的研究发现，1889-1996年以来，劳动—休闲扭曲呈平衡发展，但大萧条期间、二次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除外。边际税率与劳动-休闲扭曲有点相关，但不能解释大萧条、战时和20世纪80年代的扭曲。垄断工会主义可以解释大萧条扭曲的一小部分，而工会地位的下降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扭曲。总体而言，消费、工资、工作每隔10年的波动与劳动供求的简单数量模型是不一致的。
二、管理学视野中的休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休闲服务项目的增多和休闲产业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管理学视角关注休闲的营销、规划、经营和管理，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其中德莱弗（Beverly，L、Driver）、哈维茨（MarkE、Havitz）和麦克维里（RonaldE、MaCarville）等人的研究较有份量。
德莱弗(Drive)在休闲管理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基于益效的管理（Benefit-BasedManagement，简称BBM）及由BBM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ApproachtoLeisure，简称BAL）。1989年，他与席莱尔（Schreyer）合作发表的《休闲的益效》一文，首次提出休闲服务项目的管理不能只袭用其它领域的管理方法，而应从一个休闲服务项目能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处着眼，从整体上对之进行规划和管理。他将广义系统论的理论视角与现代管理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指出传统的管理是着眼于休闲活动，以管理为目的，将重点放在建立休闲设施和推销休闲服务上。如果把一个休闲项目视为一个系统的话，传统的管理基本上只看到了输入系统的投资和维护所需的资本、项目管理人员及其技能、休闲设施及推销方法等因素。德莱弗要人们先着眼于系统的输出，即项目能带来什么益处，然后去考虑如何规划和管理。这样，系统的输入与对系统的管理都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使项目给有关各方带来的益效最优化。
哈维茨（Havitz）教授是休闲管理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1987年就获博士学位的他，先后在美国伊阿华大学、俄勒冈大学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赢利与非赢利机构的营销、消费者行为、休闲与失业等方面，代表性作品有：《商业部门和公共部门对两类休闲活动抉择的偏好分析》（论文）、《公共休闲服务营销：不后悔的乐观者的一些（临时性）悲观视角》（论文）、《非在业成人的多元世界：休闲价值、生活方式和福利》（专著）。在这些论著中，哈维茨指出，劝导性信息会对人们购买选择性公共和商业娱乐服务产生影响，因此，必须树立休闲服务营销的观念，通过营销改变休闲者的偏好和活动。
麦克维里（McCarville）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娱乐与休闲学系的教授，研究重点是休闲营销、管理和消费者行为。近几年，麦克维里教授致力于服务质量对休闲者经历的影响以及参与者对服务失败反应的研究，成果卓著。通过一系列在不同价格情形下监控顾客期望的试验，他发现了参与者对不同价格模型的反应，以及服务质量对不同休闲者经历的反应。在《通过市场行为改进休闲服务》这本专著中，麦克维里对未来休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洞见。
三、简要述评
审视国外休闲经济与休闲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休闲经济管理理论仍处于一个相对活跃发展的时期，理论创新成果丰硕。但必须指出的是，休闲经济理论虽已有100余年的研究历史，但目前对休闲的研究还依附在家庭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上，没有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体系，也没有得出大量的普遍性结论。至于休闲管理理论，研究的视角较为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发展。因此，对于休闲经济学与休闲管理学而言，在理论思考、实证分析和政府研究方面，加强休闲分析方法的基础，进一步探讨现有的应用领域，以及发展全新的应用领域，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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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樱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