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追求作文(精选8篇)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1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学术本位 社会本位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价值选择。由于探讨的角度、方法以及立足点等的差异，便形成了诸多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派生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无论是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分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博弈，还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并存，高等教育质量观演变过程中的这些哲学思想，它们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可以在它们之间寻求张力与和谐；它们也并不仅仅是依次发展的单向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融存在发展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此，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也必然呈现多元格局。
一、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分歧
美国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不仅反映了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和演变进程，也是产生不同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哲学基础。
1、认识论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学术本位。在高等教育精英阶段，大学所遵循的是知识与学术本位的认识论哲学，普遍学问和高深学问是其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相对应，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诉求也就指向知识传承的广度、学问发展的强度和学术探究的深度。布鲁贝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哲学》“高深学问”的篇章中指出：“随着像德国大学一样重视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根据。”英国的红衣教主纽曼认为大学是保存和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它的目的不能是功利，而是传播永恒真理。德国的威廉·冯·洪堡把大学作为一个从事纯学术的机构，它的主旨在于探寻真理而不是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总之，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只应当确立一种理想而崇高的目标——学术。这种主张充分表达了他们以学术为本的教育质量观，以“科学而达至修养”为其质量标准。
2、政治论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社会本位。当代大学已经走入社会中心，成为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等多种职能的社会机构。显然，与此相对应，认识论哲学已不能再完全涵盖大学之所有本体职能。也就是说，知识真理、学问发展已不再是大学的唯一本体需求，这种需求已趋于多元化。这样势必出现一种局面，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受到严重冲击与挑战，新的哲学视角、新的逻辑生长点呼之欲出。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点认为，大学对高深知识的探寻并不仅仅是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是因为它对国家、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布鲁贝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当高等学府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威斯康辛思想”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校长查里斯·范海斯（Charles Richard VanHise）认为：“大学应为社会服务”“州的边界就是大学校园的边界。”也就是说，大学不再单纯是“象牙塔”，而是越来越直接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冲击了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使大学不再远离世事尘嚣，这种思想也重新拷问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学术本位并不是唯一标准，社会本位的质量标准迸力而出，日益盛行。
3、两种质量观的冲突与融合。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高深知识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这种“高深知识”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后者以寻求教育为国家服务为目的；追求“经世致用”，力求“贡献国家、服务社会、强国富民”。与此相对应，认识论与政治论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大学的独立性，认为大学应独立于社会之外，不受外界影响，所以其评价标准也就必然与高等教育内部相适应，知识性、学术性就是其评价的基本要求；后者强调大学与社会的互动性、交融性，认为大学应该置于社会之中心，以社会评判标准为其旨归，所以其评价标准也就必然与高等教育外部相适应，这样，满足多元利益主体多元需要的程度就成为大学评价的基本标准。所以，它们之间的冲突在于：一方想方设法去摆脱社会影响，意在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另一方却主动适应于社会，以社会需求为风向标。
有些学者认为追求高深学问和满足社会多元需求是水火不相容的。霍夫曼认为：对诸如什么是最好的社会目的和如何运用权力来实现它们等问题表示态度，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而霍姆斯认为经验而不是逻辑才是法律的生命。无论它的逻辑是多么无懈可击，我们也不能完全墨守在大学的逻辑范围内。其实，我们不一定非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高等教育是多元主义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也应该是多元的。
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应该关注社会的需求，却不能盲目迎合社会的需求。事实上，当代大学推崇政治论哲学，德鲁克提出“大学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这种政治论哲学盛行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把衡量大学质量标准带入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境地。这时，学者们又开始呼吁大学的本性回归，坚守学术之精神。“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对于现在的大学来说，这两种质量观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也不应有严格意义上的时空限制。他们的冲突可能可以从大学分型中找到部分答案。研究型大学追求学术本位的质量标准；教学型大学追求社会本位的质量规格。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博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价值理性是指把个体内在的价值需求满足作为个体目标的行动意向，而工具理性则是把不断获取外部的既得利益作为行动的基本指向。两者的主要差别存在于：价值理性关涉人性化，它的基本内涵是人的本真价值追求，包括人对真、善、美、公正、自由、平等等理念的追寻与坚守；工具理性关涉纯理性化，它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这种“合理性”的分歧反映到高等教育中来，就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另一个鲜明主题。
1、价值理性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追求主体价值。价值理性强调按照价值主体的内在需要来构建一个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更符合人与社会本真追求的 “应然”世界和“应然”社会。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存在多元价值主体：学生、教师、大学本身、政府等。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满足不同价值主体的内在诉求就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作为高等教育的价值主体之一，学生的基本价值诉求就是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恰如英国学者富雷哲（Malcolm Frazer）所提出的：“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其做出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高等教育质量首先是指学生发展质量……学生在认知、技能、态度等方面的收益是衡量教学质量的核心标准。”因此，关注学生发展，注重学生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应是高等教育质量观中应有之意，重中之重。教师是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作为高等教育的另一利益主体，教师的基本价值诉求就是追求事业发展，这种事业发展可以解读为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与优劣关乎高校的命运与前途，作为高等教育的又一价值主体，高校自身的内在需求就是追求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力，而政府却需要通过教育竞争力，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等等。不同的价值主体者有不同的价值需求，而不同的需求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质量标准。
2、工具理性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功利主义倾向。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人的精神与价值追求某种程度的萎缩。这种趋向反映到高等教育领域中来就出现一种局面：工具理性凸显，利益追求被过度放大化。工具理性的高效率追求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使高等教育呈现出功利主义和人力主义的病像。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那些多元价值主体，同时又是多元利益主体：学生、教师、大学本身、政府等。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他们的教育观乃至教育质量观都在发生改变。学生更多地关注是否能够就业以及就业后个人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大学的学习成为他们获取社会职业的纯粹工具，他们所感兴趣的片面地偏向于技能化的知识。学生的家长也助长了这种风气，他们质疑对后代的教育投资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评判标准大部分都指向经济投入与经济收益。教师和大学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迎合这种需求，专注服务于学生谋生或提升学历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质量观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养成、道德培养和价值塑造，使人“失去自我和生命本能，听命于知识，听命于金钱，听命于国家，而独不听命于他自己”，结果只会造成学生个性发展的异化。
3、两种质量观的冲突与融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价值理性强调本真价值的追求，工具理性注重外在高效率的实现；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之源，并主导着工具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存在提供现实条件和基础。片面追求价值理性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会使大学远离社会，也必将使大学丧失足够的生机与活力，得不到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支持和认可，大学也就无法生存与发展。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会使大学“场域”中的多元利益主体急功近利，使大学异化成社会的“服务站”，成为获取功利的纯粹工具，也必将使其丧失体现大学价值追求的大学精神和教育的本真追求。
如何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实现两种质量观的和谐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成为当今高校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调整办学定位，调整专业结构，调整服务面向，这是“适应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直接反映。“适者生存”，最大程度地满足多元利益主体的多元需求，是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的题中之意。但“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也就是说，大学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不能放弃或是淡化对高等教育价值理性的追求。价值理性是灵魂，是主线，是工具理性的主导，它必将引导工具理性，按照大学自身发展规律、人的全面发展规律，捍卫大学的本真价值追求。
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并存
1、人文主义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关注生命。人文主义思潮对传统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人文主义主张社会价值的取向应注重人的个性关怀，推崇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人文主义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把对完美人性的培养放在了首位，重视个人的道德培养、心智训练、个性修为、价值实现。19世纪“自由教育”的倡导者、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就提出：大学真正的功能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公民”。而评判这种良好的公民的标准就是要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于一身。人文主义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另一深层含义就是要以追寻个体的生命意义为最终落脚点，把追求个体的需要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其永恒的宗旨。叶澜指出：“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当代社会理应受到至高的推崇与敬重，而大学必然担当此种使命。所以，在考察高等教育质量观时也就必然注重人的主体价值和生命价值。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2
关键字：高校学生工作；生命教育理念；思考
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带来沉重的压力。曾经，大学生们头顶着“天之骄子”的光环享受了世人的赞誉，人们以为大学是人类精神的象牙塔，是人类精神的归属地，可是，事实上，大学生的现实生命状态并不尽人意。他们在巨大的就业压力、经济社会的物质追求、多元文化中的价值多元中迷失方向，作为个人，对“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怎么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等问题找不到答案，体会不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伤人、自我封锁、网络成瘾、荒废学业等问题屡见不鲜，众多鲜活的案例一方面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的迷失，同时也为高校的学生工作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在高校学生工作中运用生命教育的理念，多方位开展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积极应对生命困境的必然要求。
一、生命教育的内涵
生命教育最早在西方提出，美国的华特士1968年第一个倡导和践行生命教育的思想。国内生命教育的研究开始于近十年，学者们针对目前现实生活中青少年自杀、他杀等现象而提出要对学生进行有关生命知识、生存能力等的教育，以促使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也有学者从哲学的视角对生命、生命价值进行解读，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但是，对生命教育的内涵学者们没有形成普遍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理解方向。
1、将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生命教育理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现实教育中生命的异化，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其实有共通之处。强调教育要以受教育者的生命为原点，尊重生命，把受教育者当成是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具体到教育过程中，就是要求所有的教育行为要遵循生命的发展特征，按照生命的需要开展有力的教育，使受教育者意识到生命的价值。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不仅要求教育者要以人为本，而且要以个体的人为本。
2、将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内容
这种理解方式是将生命作为教育的内容。国外以及港台地区对生命教育的理解更侧重于这一方面。澳洲“生命教育中心”的成立就是针对社会上青少年吸毒、滥用药物等危害生命的现象，台湾地区则直接采用死亡教育的说法。通过传授有关生命孕育、发展、陨落等的知识，使受教育者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从这种理解出发，学者们对生命教育的层次进行了解读。例如，许世平提出生命教育包括生存意识教育、生存能力教育和生命价值升华教育[1]。
以上两种理解方式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教育作出解释，对比来看，无论哪种理解方式都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区别是在于第一种理解将其作为教育的前提，第二种理解将其作为对教育直接内容。本论文探讨的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的生命教育对高校学生工作的指导意义，探讨在日常的学生工作中实现学生生命价值升华的可能途径。
二、高校学生工作中应用生命教育理念的必然性
（一）高校学生面对“生命困境”的现实诉求
笔者通过日常工作的观察分析，发现目前的高校学生的生存状态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及时行乐型。这种学生做事不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个人的喜好出发，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不会将目前的所作所为与未来的生活作出联系。
第二类，无所事事型。这种学生没有奋斗的目标，对生活没有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有所期待。
第三类，忙碌奔波型。这种学生将自己置身于各种各样忙碌的事物中，无选择地参加各种活动，或者忙碌于自己不喜欢、不适合的事物中，身心俱疲仍不改变方向。这种人其实是在牺牲眼前的幸福，以期望在未来生活得安逸幸福。
第四类，享受成长型。这种学生不会将结果的成果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更多是享受成长的过程，既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能获得美好的未来。
大学生一直是世人眼中的天之骄子，是象牙塔中纯真善良的精神象征。但现实却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真正属于“享受成长型”寥寥可数，前三种人分占了多数。而在这种生命困境中，存在两种相反的情况，一种是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在纷繁的思想碰撞中无所依，感觉不到“被需要”从而找不到价值，整天无所事事；另一种情况则是，感到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有奋斗的冲动，但是忙忙碌碌却找不到价值感，徒劳的忙碌奔波。
物质享受的充盈、工具理性的横行、成功欲望的增强，使高校学子在追求理想、自由的路上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迷失在空寂漂泊的精神家园。物质私欲的追求使人们内心的价值尺度被功利追求侵染，将自我利益的满足作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所在。许多高校学子不追求大学生精神人格的构建，而追求服装的美艳奢华；不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而追求自我多元利益的最大满足。而在现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每个学生都面临很多的成功机遇和挑战，也造就了大家强烈的成功欲望，对生命本真价值的迷失，使大家在追求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却丧失了现实的幸福感。即使拿到奖学金，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也无法体会到因生命的主体性释放与张扬所带来的幸福感与意义感。面对这种种生命困境，如何使大学生的生命既充满干劲与活力，又使主体获得幸福的体验，成为一种现实的要求。
（二）高校学生工作“以人为本”的本质追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是高校开展学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这种思想主要针对物本思想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思想提出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强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既不指抽象的人，也不指某一个人，而是指人的整体。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各个领域的指导应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强调整体而泯灭个人是不合理的，而在日前发生的种种灾难的救援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人民群众的大爱，也看到了对某一生命的细致关怀。
高校学生工作几乎涉及了学生成长成才的方方面面，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就业服务、学生资助、日常行为管理等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工作，既关乎学生当前的生活状况，更关乎学生一生的幸福。
高校学生工作面对的对象也有其特殊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高校作为文化的集聚地，更是充满了开化、解放和自由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大学生尊重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在与外界的互动、合作中发现个人需要、个人能力的多样性，大学生主体性的高扬、生命尊严的彰显都赋予生命更美丽动人的活力。这就从主体性上给高校的学生工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而且，以人为本”的人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以人为本也要以个体的生命为本，高校学生工作要看到每个学生的特殊潜质和特殊需要，服务每个生命的全面发展，这就与生命教育所倡导的“从生命的个体意义上进行研究”[2]不谋而合。
三、生命教育理念对高校学生工作中的指导意义
（一）尊重学生生命的独特性
首先，学生工作者要认识到生命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差异造就了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不同个体间的碰撞交融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有自己个体需要，也都有权利去探索满足个体发展需要的途径，高校的学生工作就是要尊重每一个学生，为学生获得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可能。尊重学生的独特性，就要求学生工作者从语言到行动都要流露出对学生个体的关切，维护学生的自尊、自信，引导学生认识自己，认识到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以及独特的实现方式，不盲目攀比，不因某一方面的成功骄傲自满，也不因一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要引导学生在肯定自己的同时，肯定其它人生命的独特性，尊重别人的存在，使全体学生在和谐相处和互相帮助中共同成长。
其次，学生工作者要对“个性”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尊重学生生命的独特性，不等于对任何标榜个性的行为放任不管。个性，在心理学中的解释是：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在不同环境中显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模式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与我们平常语境中多言的“个性”有很大不同，稳定的个性特征的形成本应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但在很多高校学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所谓“个性”却恰恰是其不成熟的表现。这些人对自我没有明确的认识，对生命的本真价值缺乏追求，反而追求服饰、言论等表面上哗众取宠的不同。
（二）注重学生精神生命的提升
生命，可以从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理解。肉体生命是人生而有，死而灭的有限存在，“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可以说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然而人生命的精神性存在不仅使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更赋予生命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不仅仅要生存，还要生活！
这就要求高校的学生工作摒弃工具理性，不仅要交给学生生存的技能，更要引导学生追求人生意义的升华，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追求精神家园的建构，简言之，就是要引导学生不放弃对意义的追问。高校不是学生的职场训练场所，交给学生必要的生存技能不是教育的全部，科学技术也不是教育的唯一追求。高校学生工作者要将价值观教育应作为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学生进行生命意义、生命信仰、人生理想、人生责任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奖学金、学历、学位、金钱地位等，不仅要有所为，还要知道为了什么而奋斗，不仅要通过奋斗获得成功，更要在奋斗的过程中体验生命释放的价值感。
（三）营造充满生命气息的成长环境
营造充满生命气息的成长环境，除了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创造温馨和谐的物质环境以外，更重要的人文环境的营造，包括文化氛围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
文化是个体生命价值观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多元文化的激荡才能为学生独特生命的展现提供取向，但同时也要防止学生在多元文化中迷失方向，出现社会价值认同危机。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就要求学生工作者在工作中，尤其是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倡导主流精神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差异；建立健全畅通的文化交流渠道，给学生营造自由的话语环境。
在高校中，师生关系疏远、同学关系功利等不良倾向，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造成了人们间的孤独，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提升大学生的生命安全感和人际信任度，就需要改变大学生身边的人际关系，努力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关怀。
在高校学生工作者是教师中与学生接触最多的人，但是，学生却往往把原本应该是最亲密的人当成是管理者。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工作者要想在学生生命意义的构建中发挥引导作用，首先要通过对学生的亲切关怀，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为人师表，给学生提供积极的情感体验。同辈交往、同学交往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最常见、最重要的交往，营造良好的同辈关系，就要求引导大学生在与人交往中把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培养大家的奉献精神，在人与人的真诚交往中培养大学生的“仁爱”之心。
（四）开展体现生命活力的教育活动
生命教育的理念倡导实践性原则，生命教育理念下的学生工作也要坚持实践性原则，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现生命活力的校园文化活动、主题教育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感知生命的灵动，感悟生命的意义，追求生命的价值。
体现生命活力的教育活动可以与生命主题直接相关，如开展有关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的讲座；鼓励学生建立探讨生命价值的社团；举办生命主题的辩论赛和演讲比赛等。也可以针对学生具体的生命困境开展主题教育，诸如针对新生适应困难、人际交往障碍、贫困生自卑心理、择业困难、失恋等问题，开展主题讲座，或进行对话交流开展教育工作。另外要注意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树立崇高理想信念的校园文化氛围，从而感染学生，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众多可选择的施展才华的平台，在成功的体验中活动对生命价值感的体验。
注释
[1]许世平、生命教育及层次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02，4、
[2]刘济良、生命教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2]左玉霞、生命价值教育[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3]、生命的律动：生命教育实践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梅萍、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3
［关键词］ 丽尼 ； 鹰之歌；精神家园；追忆；追求
丽尼（1909—1968）是20世纪30年代卓有成就的散文家和翻译家。在其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为文坛奉献了《黄昏之献》、《鹰之歌》和《白夜》三个散文集及《江南的记忆》一文后为生计所累离开，留给读者和研究者一定的遗憾。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无限纯粹的文学史编纂原则一家独霸，许多作家和作品被“纯粹”掉了，在文学史上，他们无法被公正地给予一定的位置，他们的作品也得不到客观的评价。丽尼就是其中的一位。泛政治背景下多元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运用及研究视域的开拓，使得许多作家及其作品重见天日。我们在一般的文学史中还是难觅丽尼的踪影，只有在个别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朱栋霖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里，偶尔还能和他擦肩而过。但丽尼对文字之美的注重，对象征和暗示的偏爱及对感觉和意识的奇妙传达，推动了抒情散文艺术上的探索，使得他的作品在散文园地一枝独秀。
文本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语言和形象等符号的动态组合。一定序列符号的动态组合在不同接受者以不同的经验、方式或观念的烛照下，昭显出不同的思想内容、意义或境界，表层意蕴层面和深层层面。散文名篇《鹰之歌》无疑是丽尼的代表作——多种散文选本均有收录，体现了丽尼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以往文学史惯于沿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对本文进行了社会历史层面的——浅层层面的——解读。如朱栋霖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它的评价：“描写搏击长空、歌声嘹亮而清脆的雄鹰，借此讴歌了在暗夜中英勇牺牲的那位像鹰一样有着强健翅膀、会飞的少女，唱出了‘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奋兴’的歌声”［1］。这种“以急功近利的社会批评方法梳理他的文本，津津乐道于他的文本发出了劳苦大众哀怨的喉音，和他与左联的密切关系，没从文学自身的运动挖掘出其文本真正的价值” ［2］的不足。
优秀的文本才能历尽时间的磨砺，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几百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历演不衰。经受时间洗礼的文本逐渐消隐了当时当地的一些社会内容、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优秀的部分以“内核”进行本真的显现，在物化和泛商主义的现代，昭示出一种人类学意义或人类生存的价值。阿Q的“精神胜利法”无疑是当时当地“国民性弱点”的核心，从当代“存在先于本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来看，它是人“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3］ 的一种无奈的生存抉择。
科学工具理性的膨胀为现代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多样的生活方式，更加快了社会生活节奏，尤其在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地质时间浓缩为人类的种属时间尤其社会时间以后，对丰富物质的占有和享受是以身体的疲惫尤其是精神的疲惫为代价的，现代人普遍表现出精神的焦虑、苦闷、迷惘、无奈和悲凉。在“机械复制、技术专制、个性死亡和实用主义”独霸的信息时代，作为对历史承继的，对人类生活活动刺激反映而生的观念（精神）与人的肉体及周围的环境很难达到工业化文明以前的那种和谐状态，精神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论指导下，任何个体都有追求自我价值、理想的权利。为达到诗意的栖居，人类要“回到自己内心的故乡，或者说回到作为一种‘当然’而存在的故乡，通过这种精神返乡去调整、校对由现实‘恶心’或‘荒原’世界引起 的诸多不适”。［4］而通过对逝去时间的追忆以重现往日美好时光无疑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以以上现存现实、观念重读丽尼的《鹰之歌》，会发现一种人生的困惑：人生常常在追求和追忆之中徘徊。
“南方”——追忆中的精神家园
宛如洞箫在夜间横吹一般，《鹰之歌》第一段“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底黄昏。”［4］缓缓流出，有点儿忧郁——命名和期待无法实现所生发的忧郁。“我忆念”中的“南方底黄昏”如何美丽？“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岗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5］51；“有一轮红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欢笑着的海水送着夕归的渔船。”［5］51；“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地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5］51这美丽、宁静、富有诗意的“南方”意象在丽尼的作品中不是唯一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出现，而是他历尽世态炎凉、人事沧桑、生活苦难后，对个人人生经验美好部分、刻骨铭心部分的追忆及其栖息地的追寻。在他的散文《失去了的南方》中，类似的“南方”意象被同样舒缓的抒情话语生发。丽尼本名郭安仁，丽尼是他幼年时认识的一个外国女孩的名字，在她那里他获得了温暖与友谊，“然而这个女孩早早夭折了，他的感情受到极大创伤，永难忘怀”［6］，他便用这个名字作为笔名以示纪念，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取名为：燕尼和梅尼。这刻骨铭心的快乐而又痛苦的个人童年经验“成为一处远距离的审美参照，成为沉淀于他心灵深处的‘故乡情节’”［7］的最初部分和重要部分。丽尼为怀念这位“沉没而多情”的女友而作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篇。作为接受五四新思想的热血青年，在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后踏入水深火热急速转型中的社会，丽尼产生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及对实现现世中自我理想、自我价值的追求。落后民族和国家移植了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但不能全部或大部移植西方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物质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社会关系——这是历史渐进、发展、演变、累积的结果。这样，像火焰一样光明、热情的个人人生理想便遭遇铁一样的黑暗社会现实。挫折打击接踵而至，忧愁失望随之而生，才知道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变革才是首要之大任，于是许多华夏热血青年参加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革命洪流中。初入社会的一段时间，丽尼在福建晋江黎明高中教授英语，那是真正地理意义的南方，所以说“南方”意象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在那里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又一次在丽尼的感情上留下巨大的创伤，《黄昏之献》、《秋祭》就都是献给已逝爱人的诗篇”［6］。以后丽尼与冲破封建家庭和传统思想束缚的许严女士结为伉俪，在上海的亭子间里漂泊。家庭生活的困苦、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民族苦难的加重无形中给参加革命工作的丽尼的潜意识增添一定的“忧愁”。文学作品是以往人生经验的重构。社会和人生的动荡把人压向遥远、美丽而又宁静的“南方”，在那里漂泊而痛苦的内心暂时获得一点儿慰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鹰之歌》写于1934年12月——红军长征以后，在现代史上，南方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和希望，此时丽尼必定渴望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追忆“南方”革命的高潮是一种必然，对于一位真正的革命工作者来说。“南方”就是丽尼个人经验中的精神家园。丽尼在“南方”中写到了“大海”、“榕树（或者可以看作树林退化后的象征——巴金在《鸟的天堂》曾写到一棵像树林一样的榕树。）”、“铺着黄尘的地”。我们知道生命几十亿前产生于太古海洋（“大海”），人类的祖先“南方猿人”生活在非洲的森林（“榕树”）——（“森林”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是那样的遥远而陌生，它已被“树丛”这一概念代替——这是人类远离自然、社会高速发展、森林面积减小的必然结果。）——里面，工业化文明以前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铺着黄尘的地”——上。在这里，从象征的层面说：“大海”——生命的“根”，“榕树”——人类祖先的“根”的退化，“铺着黄尘的地”——人类的“根”。对现代社会的现代的人来说，海洋和森林在人类的精神层面有点儿遥远，而厚实而稳固的土地“当然或应然意义则主要指向了一种诗性的甚至有着宗教神圣的形而上存在”［4］。土地这一物质形态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4］“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4］这表明，土地早就以其阴柔、虚静、包容“万物”的至德与品格而被视为一大母题，即土地在原始意义层面上是文明的发源地，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故乡，而人类自身身世也必须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解释：“你是从土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4］每个生存个体都是大地之子，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一方乡土——它“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晖升起一股袅袅炊烟的小木屋，是冷雨飘零的午夜街头永远温馨的小酒吧”［8］，这是一种名定，一种血缘联系，是永远无法摆脱的“原型”自在和永远的精神纠缠［4］。从人类学层面的某种意义来说，《鹰之歌》中的“南方”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追忆中的精神家园。
转贴于 “鹰”——追求中的人的形象
“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5］“鹰”在革命高潮时的“南方”“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正是革命者在革命高涨时积极投入革命大潮、实现他们的人生追求的形象的写照。这里的“鹰”就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飞翔着歌唱，歌唱着飞翔”。抒情主人公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刻画：“鹰有两个强健的翅膀，会飞，飞得高，飞得远，能在黎明里飞，也能在黑暗里飞”，一个不怕艰险追求的形象跃然纸上，激励起“我”在“黑暗”中追求自我人生的勇气和意志——“我就忘却我底忧愁而感觉兴奋了”［5］52。“鹰”不但能在革命的“黎明”和“黑暗”里飞，从生存学角度来看，也能在人生的“黎明”和“黑暗”里飞。丽尼在散文集《鹰之歌》的后记里写道：“我确曾看过鹰飞，也曾听过鹰的歌唱：那声音嘹唳，清脆，那姿态也雄健，矫捷；我确曾希望我能学习那样的歌唱和飞翔，然而我不能肯定我自己。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人，结果往往会嘲笑自己的——因此，我疑惑我变成了一只乌鸦。”［5］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生活中要做一个一往无前的追求者的愿望，并在散文《鹰之歌》中赋予“鹰”一种超越狭隘社会历史层面的意义——人生的积极的追求者。
人类童年时代语言的缺乏产生的不明确，使得以心理主体为基础的原始思维缺乏逻辑具有跳跃性且凸现信仰，有神秘性、创造性、幻想性和实用性的特征［9］。由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或事物无法解释而充满了恐惧感，尤其对具有人类所达到的某种能力的动物凸现了某种信仰力——作为崇拜的对象——自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保护神。原始思维通过对其保护神能力的模拟和演绎来达到对自然某种程度的征服以消释内心的恐惧。世界各地几乎都有猛禽的存在，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把某一具体猛禽——如鹰 ，当作图腾崇拜的对象，但至少是人类早期对空中向度施加其作用和想像力时的重要崇拜对象，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原始意象”，沉淀在人类深层的集体无意识。随着文化形态的演变，逐渐成为“追求”者的象征，如“鹏程万里”所显现的那样。另在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也有表露。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鹰”——人生中勇敢的追求者。
在追求和追忆之间徘徊
《鹰之歌》的抒情话语打破了惯常的情感逻辑，把情感过程的最后部分前置，凸现出了对以往情感经验的重构——文学毕竟是对以往人生经验的重构。丽尼用印象派的笔法描绘出了“南方”的沉静柔和的美，一种淡淡的惆怅消融在“南方底黄昏”中，那是抒情主体四处漂泊重返精神家园时的忧伤。以往所有的人生经历熔铸为三幅美好的经验图画，体现一种静态美。接着，“鹰”“盘旋”而出，“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从一种静态滑向一种动态，一个刚健、积极进取的人生强者形象喷薄而出。紧接着抒情主人公追忆了一个忧愁的故事。他多次运用“热情”和“火焰”两词，隐喻了对人生、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希望，但“只须一刹那，一整个世界就会从光明变成了黑暗”［5］182，更为严重的是“身体”还会“被六个枪弹贯穿”。人们在自我的人生旅途上跋涉时，人们总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一个新的命名，然后实施一系列的行动以使自己名实相符，也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去实现自我定位。可是在观念上进行施为性行动时，采用的是理想化的方式。在理想方式实施时，不同利益、不同理想化方式的不兼容，使得矛盾凸现，而旧的经验无法解决大部分新的矛盾，使得相当一部分的追求以失败告终。命名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在实现的过程中，实现的部分过程又作为新的人生经验参加新的命名，当旧的命名实现时，我们却用新的命名来观照它，成功感有时便荡然无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的追求永远无法实现，人永远是个失败者。
人永远存在于时空的某一点——“今天”。无数行动过的“今天”流逝为“昨天”，无数行动着的“今天”开创了“明天”。由于时间的遮蔽，只有很少一部分对人有着很强很美好印记的“昨天”被思维记忆并重组为静态的美画。当人们在现实的追求中碰壁，“人穷则返本”，无助的人们往往追忆逝去的家园，以寻求心灵的暂时的慰安，以便重新燃起追求的希望。世界有两种存在形式：静止和运动。静止是一种停顿，运动才是发展。张炜在《九月寓言》中用“奔跑”和“停吧”隐喻了小村的全部历史，历史在“奔跑”和“停吧”的转换中发展。人生也在动和静的相互切换中，在对精神家园的追忆（主要表现为空间向度的延展）和对人生的展望和追求（主要表现为时间向度的开拓）双向互动中前进。任何一种向度的极致都会影响生命的质量。我们总是在追求和追忆之间徘徊，不过有时偏重追忆，有时偏重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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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追求作文篇4
[关键词] 人格教育 情感教育 真善美
“人格教育”就是教育者主动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用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语文教育区别其他学科之处就在于它的情感性,那么,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在文学作品世界中体验人生、感悟生命,通过文学教育,实施对情感教育中真善美的追求?
一、真为其本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叫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所谓求真,主要指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有较强的是非感和正义感。
语文学科是最富有人文精神的学科,但它从来都不否认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的力量。语文学科张扬的就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科学精神。语文教材中,有不少文章是介绍一些寻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人物,但在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这些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人物。因此,学生很难体会到这种具有人文底蕴的科学精神,这就需要教师针对教材主动地利用心理学来培养学生求真的人格。如教学《跨越百年的美丽》一课,在讲解课文之前,先让学生轻松地说说自己会怎样去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学生的答案不尽相同,可能已经有学生感到困惑。在学生不理解的基础上,再来学习课文中有关居里夫人的事迹的描写,让学生思考并深刻体会居里夫人对科学执著的追求。通过一些具体人物的言行举止,可以点燃学生寻求真理、执著信念的火炬。当学生树立起这种求真的信念时,在困难的面前就不会轻易放弃,并引导他们前进。
另外,求真的内容还包括了对科学精神的体认,即对所学东西敢于质疑、批评,同时又能够不断地否认、修正,进行不懈的思考与探索,最后能灵活运用,而不是为知识所奴役。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就应该培养学生这种科学精神,语文课本已不乏有这方面的好教材,如伽利略敢于否定老师的理论,敢于人们认定的事实来证明不同铁球在同一高处会同时着地。学完这篇课文引导学生谈谈感受,在学生言谈内容上引导学生平常的学习生活中可以对所学的课本、老师的教育、长辈的理论提出怀疑,经过自己不懈的思考与探索,这样就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了。
二、善为其道
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文学作品都是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心,这就以学生本身所具有的“善”的素质――道德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条件,从而对学生在个体逐渐社会化的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困惑给予正确及时的引导。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文章都是作家对人生、社会、道德、价值等问题的形象化的思考,它吸引着学生进入特定的矛盾情景,同人物一起悲欢,从而经历形象在道德选择上的困惑、在情感上取舍的痛苦,学生在理解人物形象时,自觉完成道德规范的认知和理解,在与形象达到情感共鸣的同时,完成自身道德素质的提升,从而强化学生本身所具有的生命中对善性的追求。语文课本中,许多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如《穷人》、《别饿坏了那匹马》等篇目,都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意识,《穷人》一课中描写了桑娜出于善良的本性收养了邻居西蒙的两个孩子,但同时又害怕丈夫不同意的那种犹豫矛盾的心理,只要我们在教学中正确引导学生体验人物情感,理解人物所处境况,就能使学生提高自我道德判断能力,体验人生的多种况味。
提升道德素养是“善”的一面,另一方面,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学生关心社会、人生,对生命个体充满着关怀。语文教材中,大多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生命状态的关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心态的揭露来思考社会、人生、生命,我们要教会学生在这体悟的过程中学会关心他人的生活,真诚地面对生活。如在十一册第五单元学习有关鲁迅作品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有关鲁迅的作品:《祝福》、《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作品不但包含了鲁迅对社会的批判和思考(这是传统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我们更应该看到,鲁迅在批判的同时,亦包含着对生命状态的关怀,对个体生命命运的关注,由此获得生命感悟。《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作者通过描写祥林嫂眼神的变化,表现了人物的命运,细致地刻画了人物性格特征,阅读时要把握好这个“文眼”,通过这个“文眼”看到这样一个被践踏、被愚弄、被鄙视、被摧残、被吞噬的生命个体,激起学生对这样一个生命个体的同情和关怀。
三、最终显美
美是人自由本性的显现,对美追求是人对自由人格建构的渴望。语文既有其基础性、工具性的特征,更具有人文性特质。语文教育正要利用它所拥有的人文特质,对学生的感知、想象、直觉等审美的感情质素进行开发和提升,从而使它具有健全人格,活泼的生命力。
首先,是对美的感受力的培养。语文教材中有不少佳作名篇是作者对人生、生活敏锐感受的诗意描绘。如教学朱自清的《春》,教师不必较多讲解,主要是让学生在读中感悟。教师可先范读,让后让学生反复诵读,接着放着舒缓的音乐进行小组朗读比赛,最后再让学生朗读自己喜欢的一段文字。这样的朗读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让学生在语言的节奏中体会作者的情感,在清丽、活泼的语言文字洋溢中感受作者对春的喜爱与热切盼望。课后,还可以让学生到郊外去,把看到的春天用文字描绘出来。
在教学中,教师善于抓住课文的“传情点”,去架设学生与作者、作品进行情感交流的桥梁。如《山中访友》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脚下长出的根须,深深扎进泥土和岩层;头发长成树冠,胳膊变成树枝,血液变成汁液,在年轮里旋转、流淌。”这是作者走进树林,靠在一棵树上产生的联想。树为人友,人为树友,人和树已融为一体。这是多么奇妙的一种境界!从这些联想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和树之间的那种“知己”情谊,那种走进大自然物我相融的境界。教师从这句入手,就能使学生深入文章,用心去感受情感。
另外,还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力。许多佳作都是舍弃了日常生活的逻辑,这是我们要从作家的情感逻辑去把握。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启发、引导学生想象和联想,将语言符号具体还原为带有感彩的画面,进行感知、理解,这样学生才能获得美感的享受。如教学《听潮》一课,在课前先带领学生观看钱塘江的录像,从视觉的角度想像海潮的气势,然后让学生把看到的景象用文字说出来,接着关闭录像,让学生把听到的声音也用文字表达出来,最后打开课本学习。这样的教学过程,充分引导学生从视觉、听觉、嗅觉等角度感受海潮的气势、声音、气味等,想像海潮人喊马嘶、刀枪相鸣的场面,感受大海的伟大,品味那种吞没一切的壮美。
在阅读教学中,教者要结合具体的实际实施人格教育。人格的培养亦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它是个“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教师要充分利用课文教材,结合课文的学习训练,熏陶渲染,潜移默化,循环往复,逐步加深,同时亦要补充课外内容,细致入微,使学生在和风细雨中得到教益,从而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
参考文献: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5
关键词：干宝；生命；玄奇；永恒
魏晋四百年间，战争频仍，社会纷乱，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广大民众的生命难有保障，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满现实的残酷，思绪愤懑却又难以改变，感情变的更加脆弱细腻，并多对人生发出无常苦短的感慨，《搜神记》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1］，“书中所记，上自黄帝，下迄曹魏，时间较为漫长。其内容也非常丰富，大凡鬼怪神仙奇人异术精怪传说等，皆有涉猎。其故事来源，或采自前人书籍，或系据民间传说整理而成。”［2］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虚幻的神鬼故事，来探索当时真正的现实处境，和当事人的生命追求，本篇文章既是以此作为出来点，在对《搜神记》解读中，来剖析魏晋风流这一影响中国千年的精神文明。
一、魏晋士人不拘礼俗，渴望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无拘无碍的生活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人们在现实的悲哀和无助中，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儒家礼教思想的束缚，进而追求老庄逍遥自适的生活方式，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魏晋士人以老庄的无为，逍遥作为自己的个人理想，一方面他们开始悲观厌世，纵情享乐，表现得极为消极颓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魏晋名士又以外貌的俊美飘逸，内在的高雅气量，优游玄谈和无所事事的所谓的风流文明于世。魏晋士人的精神状态回归到最原始最纯粹最安宁的犹如孩童一般的生命状态，他们不在乎所谓礼法所谓廉耻，只求自己的快乐和痛苦，以满足人格中本我的需要。《搜神记》中的《汉谈生》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人鬼冥婚故事。睢阳玉女可以毫不顾忌封建观念和门阀等级，并化为鬼的形式，与自己的意中人结合。而令睢阳玉女畏惧的“火”，则成了等级制度和封建束缚的缩形，鲜明的映照出男女爱情不能自主的种种凄惨，以及他们渴望摆脱这种壁垒而能够达到自身愿望的美好理想。在《崔文子学仙》《陶安公通天》《葛玄使法术》，作者干宝再次通过对一些奇异的事件的描写来表达对现实的摆脱，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能为他们所描写的动人而奇异的故事所打动，更为魏晋这一份执着的渴望所感染，在体会和沉思这些真挚的故事中，我们也能够懂得魏晋之士的那一份未解的情怀。
二、在玄奇志怪中表达魏晋名士寄情世外，崇尚神仙超脱的生活。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魏晋文人生活在其间，不经难以保留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而且还不得不与现实社会妥协，在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描写中，为了能塑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精神世界，于是时常躲避现实中诸多的假丑恶现象，又由于受到魏晋风度的时代影响，文人的精神深处依旧保留着清高的气质和清醒的思辨，并且在个性解放的同时依旧追求人最本质的精神，所以轻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时常是作品中精神本质和内在追求的最终指向，潇洒自然和风流蕴藉又是文学作品的风格表现，这种文学中的追求，不仅是魏晋文人内心所保持的一种自尊和骄傲，更是他们不满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反抗意识，是与统治阶级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意在遗世独立，保存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干宝在撰写《搜神记》之时，首先在历史的追书中，载记了古先人成仙的经过以及他们所做的不凡的事迹，神农“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3］278，却仍不辞劳苦的尝遍百草。彭祖“常食桂芝”而“号七百岁”［3］279，《葛由》中“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3］279，这些奇异的事情反映了魏晋世人在动乱的年代里，将精神寄托到古人身上，也渴望能出现一个能人异士，能够改变这个混乱不堪的现实社会，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战争频仍，人心不古，在《樊英灭火》这篇文章中，干宝有描写了樊英这样的奇人，能“含水嗽之，乃命计其时日。”［3］289而这一举动，竟然扑灭了蜀中的一次大伙，“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邃灭。”［3］289这些奇人异事是干宝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在《扶南王》中干宝又描写了一个养猛虎，养巨鳄并且能“以手探汤”［3］291的扶南王，这些奇异的事件不仅能带领读者进入一片幻境，而且透过这些奇妙的描述，我们也可以领略到魏晋士人烂漫的精神指向。
三、魏晋世人企慕隐逸，追求生命的永恒
动乱的社会年代，残酷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状态下，人们的衣食温饱难以有一个合理的保障，人们的生命也犹如苇草，时时面临着消逝的危险，现实的社会已经将人们的生命状态逼退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在灵魂稍微安定的时刻，人们只能将生命希望寄托于长生。《搜神记》中的《淮南八公》、《王道平》、《嫦娥奔月》、《偓佺采药》、《彭祖七百岁》等都是其典型的代表。《淮南八公》中的淮南王因为喜好道术而受到八位仙人的召唤。《蓟子训长寿》描写了一个奇异的年华不逝的逍遥之人的形象，《雨师赤松子》又是在一片神奇而曼妙的世界里，描写了一个能够升天长生而最终周游天地人间的故事，《宁封子》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相传他是黄帝时期拄杖陶器的陶正，他从一个神异之人那里学会了在五色烟火中出入，最后宁封子尽然高高堆积柴火，自己焚烧自己，并且它还能够随着烟气而随意的出入天地之间。这些故事是人们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对生命能够得以长生的心里愿望，它们有效地调和了关于长生与必死之间的矛盾，实现了生命的延续，从而实现长生不老。但是，在正常的生命进化中，长生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搜神记》中，有的是靠自身修阴阳世界的相通来希冀生死相同，死去的人以鬼魂的形式活着，并能与活人交流，甚至能完成生前的意愿，如《蒋济儿阴府任职》、《文颖移棺》、《温序之死》、《产亡点面》等篇目，还有的是讲鬼魂显灵，梦的形式直接与凡人交流，如《紫玉》、《驸马都尉》、《谈生妻鬼》、《卢充幽婚》等故事，从表面上看，这些以张皇灵异，称道鬼神著称的志怪小说，细细品味，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生命体验，然而，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对自身拥有无限生命力的幻想与希冀。
“贫瘠的自然条件，非正常的天灾人祸，平常时候地方政权对他们的盘剥和控制，其结果使这里的民间只能处于一种极端艰难的生存处境中。”［4］在魏晋这个动乱的社会，无论是平民，还是社会其他士人，都对生命的现状抱有深沉的感慨，他们在对现实的无奈徘徊中，只能在精神领域借助幻想来觅求自己的精神安慰，本文即通过对《搜神记》所载录的神怪故事的剖析，来揭露魏晋人对生命理想的种种追求和期盼。（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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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世民、魏晋南北朝小说史（下）［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6、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6
关键词：无名氏；天命；神圣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04 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26-03
一般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的论述是：西方浪漫主义是肇端于18世纪中叶的一股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运动。浪漫主义总的特征“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标准”[1]，或者说，它的特点是强调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激烈反对启蒙运动宣扬的普遍理性和任何一种普遍性。我们的文学史和哲学史家大都把卢梭视为浪漫主义的先驱。然而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论述，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派哲学的出现，才真正把浪漫精神作为一种哲学形态确定下来。德国浪漫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和禀赋。他们的旨趣始终在于：个体生命如何获得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超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去把握超时间的永恒。德国浪漫派的诗人和哲人们大都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激动过，但随之而来的雅各宾又把他们推入失望、苦闷的深渊。从此，德国浪漫派将目光转向柏拉图的理想世界，转向基督教的上帝之邦。在德国浪漫派看来，真正的浪漫主义所论述的不是日常的平凡琐事，甚至不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问题，“而是永恒的、根本的、普遍的问题和人类存在的‘价值’”[2]，换言之，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天命”问题。
何谓“天命”？“天命”在本源意义上不是所谓命中注定的“命运”（destiny），而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人之所以能生而融合万物的原则，是生化不息、开物成务的义理之源。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曰命运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日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则，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孔子云：“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在这里，天就是人道的范本，是至善至美至神之德的根源。命的原始意义，诚如段玉裁云：“命者，天之令也。”命是天的显明、显发，亦即天之义理的显明、显豁。天命的本意，相当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的内涵。
激情是一种浪漫精神，但它还是太“人性”了，还需要被超越，因为它不是浪漫精神的最内在的本质。浪漫主义的精神核心是对“有限”的超越、对“天命”的追求。为了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我把这种别样型质的浪漫文学称为:神圣浪漫主义，①以区别强调主观崇尚激情的“激情浪漫主义”。
《无名书》的主题可以解读为一个寻求“天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交织着互为表里的两条线索：一方面是主人公印蒂历尽艰险，寻求生命的“圆全”，即以生命来印证天命；另一方面，在印蒂精神探险的过程中，灵魂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召唤”他从宇宙生命境界（界外视点）返观人类生存现实，审视自己的“当下”存在的“虚妄”，即以“天命”审视生命。以天命审视生命，以生命印证天命，这样的双向互动，使印蒂一步步突破“色相”的诱惑，突入那“较深沉、较不变、较永恒的存在精素”，走向“天人合一”的“道”,进入“永生”的生命最高境界。
《无名书》前五卷，作者让主人公印蒂经历了“革命”、“爱情”、“罪孽”、“宗教”和“宇宙”生命的五相，每一卷作品印证一“相”，由低到高，由外到内，由浅到深，最终通过一连串的体验与扬弃、肯定与否定，不断破除 “虚妄”表象，解悟“天命”真义而达于“实在”之境。
作者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将人类历史置于整个宇宙风景之中，置于时间大海之上，采用广阔的宇宙视角来透视当下，从宇宙永恒的角度来思考生命，这就给了人类生命一个“天命”的参照系，给了人类行为一个最高的尺度。这个“天命”参照系也可以看做是作者给主人公暗中安排的一个行为坐标。
还是一个师范学校学生的印蒂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当他感觉自己在家里、在学校只能像在齿轮和链条下机械式的活着时，他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 从此他踏上探索“天命”的漫漫长路。“我整个灵魂目前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找，找，找……找一个东西……”，“我所追求的只是生命！生命！生命！最高度的生命！最绝对的生命！”[3]
“北伐”时期印蒂对生命真谛的理解是：“生命只是一种改造，改造这个人类。改造这个世界。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社会。改造。不断的改造。永久的改造。世界需要改造。中国需要改造，时代需要改造。”[3]这种现代启蒙和社会改造的革命理论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是对于“正义”“平等”“民主”的狂恋、对“神圣暴力”的崇拜。此时印蒂的生命信仰还只是一种“激情浪漫”，他还没能“突入那较深沉、较不变、较永恒的存在精素”[3]。他纵身跳入革命的洪流。但是在血的恐怖面前,他看到了人性的扭曲：暴力的运用，像所有的行动一样，能改变世界，但是最可能的改变是成为一个更暴力的世界。他开始反思以前所从事暴力的本真意义和原初目的，认识到暴力本身永远是否定的，是自由的异化物。印蒂对于这个他曾经沉溺了十年的“生命真理”产生了绝望，他选择了“背叛”，不再纠缠于时代的是非，而去追求“最高度、最绝对的生命。”
无名氏的 “天命”追求是由“时代”触发的，这“天命”的缺席在无名氏看来正是时代致病的本源，对于“天命”的遗忘致使兽行泛滥，人性扭曲。
勘破了暴力革命的虚妄，印蒂开始向生命的内在追求。在月光下的大海上，印蒂开始感悟：“我不再需要粗砺的事物，我只需要一点和平、精致、梦幻。这几天，大海教育我，宇宙间尽有比革命和正义更动人的景物，更绝对的绝对，更完整的完整。只有在这种绝对的完整中，我们方能呼吸到永恒美丽的谐和。”[4]印蒂到了杭洲，徜徉于湖水山色之中，深深地为大自然的美所陶醉。他渴望沉溺于美的河流中，把性格中的最后一点污秽洗涤得干干净净。
当他自认情绪最美时，他隐隐渴念一个异性的耳朵来听他，“一个男人，只有在女人世界里，他才能散溢最后一片香味。”[4]从南洋归来的印蒂在月夜下的海轮上与表妹瞿萦不期而遇，瞿萦是一个“菩提树型的透明女人”，她和印蒂在轮船上共度七夜，欣赏月光下的大海的美丽，她给予印蒂光风霁月的欢乐、沉醉、诗与透明。自他认识瞿萦那一夜起,爱情为他展开一个新异世界：“除了在少女气味中找美，生命哪里还有美：除了在少女洁白胸腔中找静，世界哪里还有静? 除了少女头发, 哪里还有迷景？除了少女的含羞眼睛，哪里还有光？……一个少女胴体才是一切宗教中的核心宗教!”[4]令人颤栗的海滨之夜，他们找到了灵肉的最高和谐，他们享受到最高峰的生命。
但印蒂是一位自觉的“天命”追求者，所以当“爱到极致”“情到极致”“美到极致”的时候，他很觉到了这种情爱和美的虚幻：“形相幻美的火，只有依赖官能的煤块做燃料，它才能放光。我们所谓沉醉，不外欺骗性形相与愚蠢官能的结合。……这里面没有美，更没有永恒的美……”[4]海边结合归来，印蒂感到了一种致命的疲倦，他直觉地断定：爱情不是生命的终极价值！不仅如此，印蒂还感到有可能在爱情中失去“自我”。与瞿萦的“海滨结合”是生命的最高欢乐, 然而这一切却成为“天命”追求的最大障碍。为了寻求真理,印蒂不能不离开瞿萦，“一个人必须离开天堂，正如必须离开地狱一样。”[4]
勘破爱和美的刹那主义神话，印蒂将目光向下凝视，《金色的蛇夜》中，印蒂沦为一个走私客，一个吸鸦片和姘女人的堕落者。他的哲学是：生命本来是场，哪里都行，只要有金子和女人。这时的印蒂进入最形而下的生存，他开始追逐交际花莎卡罗。如果说瞿萦代表人性，那么莎卡罗就代表魔性，印蒂遇上她, 追逐她, 与他追求瞿萦一样, 也是他“精神旅程中的一片定数风景”，是他勘破生命表象的一个必须阶段。而且，他的堕落也是一种具有高度自觉的“堕落”，这与他对“最高实在”的追寻并不矛盾。正如一个美女作家为自己的放纵辩解时说的那样：堕落是为了更好的飞翔！要使人的生命境界达到最高点就要知道作为人的最低点的下限。魔性构成了生命超越的阶梯和基础，没有人性堕落的深刻体验，不了解生命中的魔性，印蒂的生命追求就是不完整的，他后来的超越和拯救就是虚假的，没有说服力的。但印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命”追求者，不论对于革命，对于恋爱，对于沉沦，他都要求一种至高至善的意义和结局，他自然不会长久地拜倒在地狱之花“莎卡罗”的裙下。也就是说,“他找极度形而下, 是为了极度形而上。”[5]结识莎卡罗，深刻体验到堕落的“恶行”，反而推动印蒂走出生命的“黑色季节”, 加速他的“天命”探索。
勘破了世纪末堕落与“魔鬼主义”的“虚妄”，印蒂的“天命”追寻进入更深的文化层面。《死的岩层》一卷，印蒂以正面求道者形象，穿越时代的诡谲与生命的虚幻表象，皈依宗教，成为天主教修士。他之所以要皈依宗教，一是因为他“总觉得那个永恒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现在的出血，将来就可能要重复”[6]；二是源于死亡这种“宇宙压”的巨大威胁，他必须突破这种“宇宙压”，否则，生命就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轻”。“死亡”是对生命追求的巨大冲击，是对“天命”信仰的彻底否定：死亡的压力之巨大，不仅因为在空间上其与个体生命的渺小相比显得远为广泛普遍，更因为在时间上死亡更是恒久的。“一想到死，你眼前就出现一座可怕的黑色深渊，它吞噬你一切尘世幸福。你将像一片落叶，无休无止的往这深渊内飘飘。”[7]
投入天主怀抱的印蒂是幸福的，因为宇宙那个“最伟大的生命”与他同在，他自己也变成这“伟大生命”的一部分了。但印蒂信仰宗教，并不是对上帝的盲目迷信，而毋宁说是对最高生命的执著追求使然。他认为人们崇拜神，是一大美学，一大诗情，是人类对生命的最高形式――“天命”的憧憬。在他的心中，神只是人类生命的一种伟大理想，它里面包含一切文化的最高特点：真理、美丽、智慧、善良、勇敢、道德。崇拜上帝不仅象征神本身的高洁，也象征人性本身的高洁。在这里，印蒂是把上帝当做了“天命”的一种人格体现；换句话说，他是以自己追求的“最高生命”来“审视”神，“规范”神的。在他看来，上帝这一西方的最高权柄，应该转化为东方式的空灵而让人翱翔其中的美。所以印蒂后来转向佛教，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印蒂超越天主教，表面看来是由于梅神父违背教规，欲修女玛丽，但这只是外因而非根由。根本原因是印蒂体会到：“天主的优点，是他无上的美；他的弱点，则是无上的压力，让人丧失自我。”[7]在这样的意义上，尼采甚至偏激的喊道：“‘上帝’概念迄今是对生存的最大异议……”[8]
天主教的十字架不能给印蒂一个生命的“圆全”，印蒂的寻找目光又转向了东方的佛教。佛教、特别是禅宗给印蒂提供了一种“打通生死关”的最佳方式。第四卷后部，印蒂先后到妙智禅寺和宝光寺出家修行，但他在佛教的寺庙也没有找到他所追求的生命“圆全”。他感到佛寺过度严肃戒律的压抑，致使灵感泉源受阻，无法阐释智慧和禅机、禅玄。无名氏是从“确证生命”的角度来认识佛教的，佛教要个体生命毁灭自己来成全万物，每一个“自我”既已全被毁灭，世界又焉能有存在？所以他必须走出去，重新寻找生命的绝对与圆全。
到《开花在星云外》一卷，印蒂来到中国的道教圣地――华山，居住于华山顶峰“五千仞”。隐居华山的印蒂，所过的是一种“绝对宇宙的生活，在这片伟大空间，自我稍稍向外扩大一寸，便变为宇宙，宇宙略略向他扩大一寸，便形成自我。”[7]印蒂此时漫步于精神的高空，与天地宇宙同呼吸，天道人道相因相成，进入一种主客互渗、天人合一的境界，心灵中从此一片永恒的空灵、透明。印蒂感觉中再没有死的压力，他变成一个超越一切黑色压力的人，一个永远没有灵魂黑暗感的生命体。至此，印蒂经历并超越了西方式的哲思，到达东方式的了悟，印证了永生：“无限永生不是任何神像，不是上帝，不是佛，不是玉皇大帝，或西天王母，它只是一个无限光明洁的灵魂宇宙……”[7]
印蒂在华山顶巅悟道，创立“星球哲学”。在星球哲学中，他将人放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下来思考。整个宇宙既是一切生命的最后源泉，而任何个体生命又是全部宇宙生命的一个分子，那么，宇宙整体生命对个体生命的规范和影响关系，不只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真实，更是合乎逻辑的。可见，印蒂所领悟的这个灵魂宇宙就是我国古代哲学的“天命”。
聆听“天命”、追求 “天命”、参透“天命”、印证“天命”的过程还只是“独善其身”；印蒂还要“兼济天下”，身体力行去实践“天命”。出世之后再入世才合乎“天命”的真精神。《创世纪大菩提》写悟道后的印蒂回到人间，再走一条由道入儒的途径，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以求拯救整个人类。
主人公名为印蒂，意思就是“印证生命的真谛”，从“天命”的角度解决现代人关于生命永恒的“天问”，重新打通现代人的精神与“绝对生命”的联系。“以天命审视生命，以生命印证天命”，其目的正如刘志荣所言：不论是寻求光明还是摆脱黑暗，它都是从生命和世界的根本一面来说的，不但所追求的光明是内在而永恒的光明，所欲摆脱的黑暗，也是生命存在的普遍性的黑暗。这正是神圣浪漫主义的意义所在。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理性认识论的突飞猛进，世界“天翻地覆”，神话破灭了，宗教脱魅了，西方浪漫哲人和文学家对此深怀忧虑，号召以审美为中介，重新达成有限与无限的和解；但让19世纪初浪漫主义大师们始料不及的是，坚持审美批判精神的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人们却有意无意忽略了神性追求，浪漫主义只剩下崇尚激情、表现主观和对异域神秘色彩的追求，失去了原来的“超验”追求，最终由形而上的审美追求变为形而下的本能放纵。正是在感性、本能和“酒神精神”淹没一切之时，《无名书》重提理性和神性，“以一种新宗教来抵抗无边的审美主义，拯救现代文化。”[9]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无名书》提升和拯救了浪漫主义。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16、
[2][美]安・兰德、源泉[M]、再版前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7、
[3]无名氏、野兽・野兽・野兽[M]、广东：花城出版社，1995：24-347、
[4]无名氏、海艳[M]、广东:花城出版社，1995：39-510、
[5]无名氏、金色的蛇夜: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50、
[6]无名氏、死的岩层[M]、香港:新闻天地社，1981：208-209、
[7]无名氏、开花在星云以外[M]、香港：新闻天地社，1981：146-435、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7
[论文摘要]在许多人看来,“大众文化”是与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联系在一起的。但如果我们以哲学反思的视界和文化视野的身份观照大众文化,便会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阐释。为世人所熟悉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除了具备熟知的“大众”功能外,还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体现了永恒与短暂的二律悖反,对生命本体意义作出了整体观照。
一
提起“大众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它的大众性、娱乐性、商品性、消费性等特征:对于大众文化对意义的消解、价值的削平、深度的瓦解、本质的颠覆等,人们虽不乏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却也能够站在“反精英”的立场上给予足够的理解。的确,对于大众文化的许多作品,我们无法甚至也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精英文化阐释模式加以学院化的解读。人们欣赏和接受大众文化作品,期望和实际得到的也许更多的还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身体放松、精神愉悦和思想休闲。
美国电影大片《泰坦尼克号》为许多人所熟稔。将其归为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电影界、文化界的共识。人们之所以将其划归“大众文化”,可能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影片以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容易引起轰动效应:二是电影从构想、制作到发行、宣传、播映的全过程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从演员选取到镜头安排,从画面创意到技术投入,都显示出了导演的良苦用心:三是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大都带着一颗平常心,以一种消遣、放松的心态对待,大可不必费尽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它有什么审美功能和政治功能:四是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后,又相继带来了歌曲热(一曲《我心永恒》唱遍全球)、演员热(主要演员一炮走红)等“效应链”。
但是否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便代表了《泰坦尼克号》的全部?对于《泰坦尼克号》,我们是否有且只能有这唯一的解读方式?当然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对于一部大众文化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传统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等角度加以习惯性地解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或以精英化立场进行阐释。比如,对于穿牛仔裤这一大众行为,在美国着名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费斯克看来,却成了一种文化表征:“牛仔裤被视为非正式的、无阶级的、不分男女的、且对城市与乡村都适用的:穿牛仔裤是一种自由的记号,即从社会范畴所强加的行为限制与身份认同的约束中解放出来。”[1]法国学者德塞图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和阐释大众文化,提出了着名的“抵制”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在抵制和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他指出:“大众文化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这创造性具有颠覆意味,代表弱者对强者的胜利。”[2]而事实上,当前一些大众文化产品如通俗电视剧亦非纯一色的庸俗、纯粹为了娱乐、专门投观众所好,而具备一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琼瑶、金庸的许多影视作品虽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十分强调作品的娱乐、休闲功能,注重收视率和经济效益,但如果我们能够从情节的复杂曲折引人、人物性格的矛盾多元丰富、人情世态的展示体验思考、人的价值尊严的重视揭示等方面加以解读,便会觉得这类大众文化作品并非如常人想像的那样俗不可耐。在这种意义上,“大众文化”便不仅仅狭义的“大众的”(与文化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相对,相当于英文中的mass)文化,还属于广义的“大众性”(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r)。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以外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的身份,以“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大众文化视界,更冷静、更深入地给予大众文化产品以全新的文化解读。这也正是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文化研究者,虽然并不看重一些通俗电视剧(如美国的《豪门恩怨》、中国的《还珠格格》等)的质量和品位但仍很有耐心地观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电影《泰坦尼克号》便有这方面的哲学文化命意。
二
许多人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后,都不知不觉地为其场面的宏大而惊叹。其间男女主人公缠绵而曲折的爱情故事又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一曲《我心永恒》更是使许多青春少男少女如醉如痴。然而,惊叹、震撼、痴迷之余,我们不禁要说:“泰坦尼克号”绝不是一只普通的船,而是一只生命之舟、哲理之舟。
1、追求与幻灭的交响
追求——幻灭——追求,是人类生存境遇的生动写照。人类正是在追求与幻灭的不断交替中实现自身的终极超越和永恒发展。追求与幻灭也因此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常性话题。正是因为不断追求,保尔才在困境中实现生命意义的升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因为追求生存的权利,“老井”村民才世世代代不忘找水,尽管是历经磨难(《老井》):正是因为追求人性自由和做人的尊严。“我奶奶”才不顾世俗的反对和道德的谴责,果敢地与“我爷爷”野合于那片高梁地: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毅然地冲向日本军车(《红高梁》)……然而,有追求就有幻灭。人类正是在一次次的幻灭中走向理性和成熟(当然也不排除“幻灭中的绝望者”)。人类无法回避幻灭,所幸的是人类并没有为幻灭所羁绊,而是在幻灭中不断地追求。老渔民圣地亚哥外出捕鱼,尽管遇到了鲨鱼群的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主动放弃,而表现出了不畏艰险的“硬汉精神”,与鲨鱼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虽说那条特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下了空空的骨架。谁又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海明威《老人与海》)“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俨然,这正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超越自身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向度和思想支撑。
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一部追求与幻灭的交响曲。在人类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伟大进程中,“设计周密,永不沉没”、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终于诞生于世:船上的乘客,正是出于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追求,才在众人充满艳羡的目光中离开了爱尔兰西海岸,出于人性的张扬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求,女主人公露西置母亲的苦口婆心于不顾,自愿放弃有钱有势的富家生活,甘心爱上偏爱绘画的“穷小子”积奇,并许下终身誓言:若不是为了某种“追求”。人们又何必花上十年功夫去挖掘“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呢?无疑,《泰坦尼克号》意在歌咏人类的不懈追求。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主旨思想。都因为有了“追求”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突出、强化和升华。
然而,《泰坦尼克号》并不只单纯是追求的颂歌,同是也是一曲幻灭的挽歌。“连上帝也难叫它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竟在处女航中意外地撞上了冰山,给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当头一棒,似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断井残垣”:男女主人公之间一见钟情式的美好情缘,在突如其来的海难面前也只能长久封存于幸存者的记忆中:船毁人亡的那一刻,老船长的经验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乘客们起初的激情降到了冰点……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昭示:人类的追求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船撞冰山的确是个悲剧。但是老船长那刚毅的眼神、露西对真爱的执着、乐队的临阵不乱和对岗位的坚守、落水者的苦苦挣扎、发掘队十年的艰辛努力等,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人类不会在幻灭面前低头、人类绝不会放弃追求。只要信念执着,不断追求,继续奋斗,人类就会铸造真正“永不沉没”的“生命之舟”。
2、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
“永恒”与“短暂”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立统一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有时可以在短暂而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对生命的永恒超越,有时却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巨大困惑。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为其作品寻求哲学命意。我们可以在悠美的《蓝色的多瑙河》中尽情领略自然界的伟大胸怀,在凡高的《向日葵》中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和对生活的执着: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的审美空间时,定会引发人生的短促和对生命的焦灼。影片《泰坦尼克号》正是在“永恒”与“短暂”的二律背反中,传达出了导演的时空观和哲学观。
人类的追求是永恒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不会丧失人们对追求的信念:自然规律是永恒的,人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实践不能肆意而行:美好的爱情是永恒的,尽管仅发生在刹那间:真挚的感情是永恒的,哪怕是深埋心灵深处,历经百年也会历历在目: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虽然经过海水的长年侵蚀,但风采依旧。影片中老船长和乐队在关键时刻的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更说明了生命虽然短暂却可以实现永恒。可以说,回荡影片始终的一曲《我心永恒》,歌咏的绝不仅仅是爱情的永恒。
人生又是短暂而不可测的。谁也没有预料到“泰坦尼克号”会意外地撞上冰山:积奇能够去成美国,似乎得归功于他在财博中的好运:露西与积奇的相识、相知、相爱,没有经历太长的时间考验,而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一见钟情的一对年轻人,认识不多久便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有的人在海难中即便是寻回了一条生路,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片刻的“逍遥”和生命短暂的“永恒”。导演意在歌咏“永恒”,但潜意识中又无法回避其对立面。
世界既是永恒的,也是短暂的: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有的人能在短暂中实现永恒:有的人虽然达到了肉体上的相对永恒,但得到的却只能是精神之域的短暂和贫乏。笔者认为,这正是影片《泰坦尼克号》哲学命意的关键所在。
3、生命本体意义的整体观照
生命的追求作文篇8
论文摘要：共和国60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新时期文学创作追求的是审美理想；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文化理想。促进人类共同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和谐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创作面向未来的重要理想追求。
共和国60年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但始终有一定的理想追求贯穿其中，并由此而展现出文学创作丰富而又复杂的宏观画面。概而言之，共和国60年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新时期文学创作追求的是审美理想;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文化理想。
一
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让古老的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内心情结。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所采取的新社会制度，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历史夙愿。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历史转型时期频繁的社会活动，就激发了作家们高度的政治热情，他们关注政治运动，对新政权寄予热切的期望，投身并直接表现社会政治重大变革。作家们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创作上服从政治路线，服务于政治需要，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后又代之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文学创作普遍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以表现“重大主题”、表现现实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对英雄人物壮美性格的崇尚为基本内容。
因此，十七年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追求，在作品中赞美新中国，并由赞美和憧憬而构筑新社会绚丽的理想生活画面。在小说创作方面，文学作品叙写与社会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题材，具体表现为:在历史领域，描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创作的主导性题材;在现实领域，具体到每一个时期，从建国初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到随后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都有相应的文学作品及时出现。十七年小说创作普遍追求史诗性效果，表现工农兵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强调文学作品对光明面的直接歌颂，反映的生活要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典型、更理想，注重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因为英雄人物是革命理想最集中的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从建国初期起，与作家对新政权的希冀和期待相联系，政治抒情诗的写作初见端倪，尤其是1955年郭小川的长诗《致青年公民》及1956年贺敬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而作的长诗《放声歌唱》的出场，在当时影响甚大，为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之后，革命理想主义极端盛行，使这种诗体大行其道，登峰造极，成为当时诗歌的主流。政治抒情诗直接表现诗人对时代、对社会斗争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评价，在艺术形式上讲究政论性和激情的结合，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寻找形象、诗意的外衣，为激越的政治豪情寻找一种与之相适宜的节奏，追求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感染力。
这样十七年文学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缺乏文学应有的独立品格，有些作品甚至对现实进行歪曲和粉饰。但是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和人民愿望、知识分子理想在一定情况下互相吻合的可能性。例如建国之初歌颂新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五六十年代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红岩》、《红旗谱》等，尽管是吻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但也和一个久受压抑、久历动乱的民族发自内心渴望新生、向往英雄的心理是一致的。对于一个饱经沧桑和蹂箱的民族来说，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人们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显示的朝气，人们有目共睹，所以这样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特质上仍不失真诚。
然而，单一的政治视角，片面追求文学的政治理想，使文学观念越来越被政治观念所代替。文学创作主题往往是单一、集中、明晰的重大社会政治主题，文学创作题材愈益狭窄，主要是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生活这两大题材比较繁荣，平凡的日常生活、个人的欲望、情感、精神状态等在文学创作中遭到了蔑视和压制。文学日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文学创作必须为现实辩护，而质疑与抗议现实的功能被取消。“文革”之中，文学创作否定了写真实，更强调了理想性;否定了写普通人的形象，把英雄人物的塑造推到了极端远离现实的地步，由此出现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以及《金光大道》之类的追求“高、大、全”却背离真实、人物公式化的作品，这是文学创作追求政治理想极端化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由此，文学形象演化为抽象的、象征化的符号，成为与个人生命体验无关的政治象征，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演绎和工具，文学创作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政治行动。
可以说，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创作的得失给了人们这样的启示:建国以来很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创作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过于急切的政治功利欲遮蔽和妨碍了作家的审美眼光，忽视和缺乏艺术转化的功夫。所以作家在追求政治理想时，应该超越现实政治的阶层性、临时性、政策性，让文学创作作用于根本的政治理念而不是简单地图解现实政治的方针政策，支持政治理念所怀抱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对现实政治进行有效监督与批判，并使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成为经过充分艺术化的、完全消融在艺术中的政治，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学的政治价值。
二
新时期以来，面对“文革”浩劫留下的恶果，文艺界在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进行“诗意启蒙”，认为凭借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才能使蒙昧的心灵获得解放;凭借文学作品的审美魅力，才能使中国人迅速抹平政治伤痕，看到崭新的美丽远景。由此产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对于审美理想的追求。文学创作企望摆脱现实政治、商业和实际生活的缠绕而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的、圣洁的和高雅的人类生活，强调文学艺术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产品，它是崇高的、充满诗意的，应该引导人们向往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由此构建了审美乌托邦，代表了新时期人们的个性解放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倡导人们发扬主体性和人的自由解放，为中国当代社会摆脱精神禁锢注人强大的思想力量，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动力。
文艺界在此基础上更新文学观念，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摆布的简单工具，文学的特性是审美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文学创作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法的约束，为艺术思维敞开了广阔的大门，作家追求审美效果，追求表现方法的变化、新颖。首先是新时期作家的语言意识强化，对语言的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是凭借语言而得以实现的，谋求富有个性的语言系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文体。同时心理小说崛起，客观现实生活心灵化，圆形人物形象大量出现，性格因素的单一结构向着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演变，传统的线性叙事向复线、多头、放射、网状、块状、立体交叉的现代叙事转变。这一切与作家审美意识的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作家改变图解政治概念的创作方式而转向文学创作活动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强烈诉求。
因此，新时期文学创作对审美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使文学由长期存在的单一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视角，使文学重新回到对人的精神苦难以及生存境域的关怀之中，对人之为人的尊严、道义、世俗情感以及自然欲求给予了积极主动的吁请;另一方面则推动了文学创作从注重“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剥离了以往的阶级性、革命性、模式化等表达传统，完全打破了文学载道与教化的单一逻辑，使文学转向多样的审美功能，通过虚构、想象而创造一个艺术的真实世界。例如“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中国诗人强调诗的艺术本体，第一次以个人声音表达思想与情感;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一直对美好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张承志的一系列小说则以昂扬的激情倾诉新时期青年人不可遏止的历史愿望，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新潮小说作家马原、洪峰等特别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和他们创造文本、支配文本的绝对自由，以丰富的想象和出神人化的语言改写了现实生活的本真形态，并很好地制造和保持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文学的愉悦性、审美性、个体性、主体性、创造性都得以在一种洒脱的境界中自由地呈现。
但是如果全面审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追求，把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的矫枉过正的极端化倾向又造成了形式游戏的泛滥。许多作家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淖，过于强调文本形式的修筑意味和叙事技术的自娱倾向，沉溺于语词的游戏和文本的狂欢，在超越世俗、远离现实的同时彻底丧失了人文精神的追求，越来越无法对现实“发言”，使文学成为一种多余的点缀甚至成为对现实的蒙蔽。例如新潮小说作家往往沉醉于文本游戏之中，在语言方面既高度自律化又高度能指化，给人带来很美的语感，但语言的狂欢既淹没了文本的意义、故事、人物，也淹没了文本和小说自身。这一切启示我们，审美理想只有建立在维护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和承担的前提上，才有切实意义。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在加速进行。主流文化、大众消费型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分离状态开始取代过去的一体化文化结构。文学已不再被视为可以超越于其他文化形态之上、并回过头来引导它们的纯审美模式，而是与它们交互渗透在一起，成为普通文化的一部分。由此文学创作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种类: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
主旋律文学具有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教化公众，追求社会整合、秩序安定的政治文化理想。精英文学追求精神家园，强调文学的重要职责是维护人类生存的丰富向度，因而精英文学比较富于批判精神，比较关注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困境，关注人性的美好、丑陋和复杂;大众文学则是迎合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注重满足日常生活的娱乐趣味。大众文学在赢得文艺商业价值的同时，往往以其市场本性和效益原则驱使整个文化趋向世俗，成为一种贬低或放弃人的精神向度而以盈利和消费为目的的消遣文化、商业文化。这种大众文学无情地解构着一元文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心，冲毁着精英文学的文化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