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6篇)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特征实践当代意义

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和当代意义进行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对于我们更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本质属性。任何一种理论只有与时俱进，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和主题，认清时代条件并提出正确的时代任务才能真正地做到立足于实践，才是科学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思考，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认识便达到什么水平。”[1]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展的产物，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综合反映。任何思想和理论要想做到长盛不衰，必须与时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形态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理论相继提出，这些新的理论都是适应时展要求的结果。因此，时展到什么程度，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才能推进到什么程度。

（二）立足实践

立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基本的特征。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正如斯大林所说的：“理论只有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才不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只有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才不会变成盲目的实践，”[2]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在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创立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惟一评判标准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真理性，也要立足实践加以检验。

（三）敢于批判

敢于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突出特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现有的理论。马克思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批判继承，创造性的提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列宁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反映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和陆续取得胜利的理论，而是创造性的运用了反映帝国主义时代特征、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突破的新理论，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没有固守“左”的教条主义者所照抄照般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富有批判性，敢于舍弃那些被实践证明了的不正确的个别论断。

（四）联系群众

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我们党确立的基本工作方针，他反复强调革命的主角是人民群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进行战争，必须动员群众”[3]。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不能单纯地用教条来套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理论也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去发展，群众路线不仅是思想活的灵魂，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果是取之于群众，用之于群众。

（五）兼容并包

兼容并包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也是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首次全面突破了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加快发展和进步。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不仅立足于中国国情，而且顺应时代历史潮流，其中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不仅仅是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还是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发展智慧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有坚持立足国情，放眼全球，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更好的促进美丽中国的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才会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4]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是超越国家和地域的，体现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特征。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利于我们准确的把握世界新形势

时代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声音，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和影响，来阐释当今世界的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各种思想文化也在相互碰撞。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可以保障我们在新世纪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最广泛地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时展的新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研究，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不被时代所抛弃。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自己，与时展相同步，积极响应时代挑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应该同当今时代主题相联系，具体和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充分最广泛的借鉴和吸收一切人类智慧，以便更好的把握世界新形势、解决时代新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利于推进美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推进美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造成剧变的重要原因在于漠视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时代条件的转换，固守条条框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环境下，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努力抓住机遇发展自身，但是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呈现在当代人面前。同样，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仍然处在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生态环境也面临着危机，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准确把握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它在解决当前我国的问题时，创造性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建设美丽中国是民心所向，这是顺应了时展趋势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利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首先条件。无产阶级政党生命力之所在就是保持其先进性。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党自身能否保持其先进性，是判断一个政党对社会历史作用大小的主要因素。时代和人民会淘汰那些缺乏先进性的政党，世界上一些政党的，大多是因为没有坚持与时俱进。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关系到党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使命，就是始终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在“七一”讲话中，同志强调指出，“看一个政党先进与否，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是看它的纲领和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范畴，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纲领和理论必须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党自身的先进性才得以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恪守的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7.

[2]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9.

[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篇2

【1】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发言稿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将士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长河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对于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具有重大意义。

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是科学把握红色文化体系的需要，有助于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

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并延续至今，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条件、性质和任务不同，红色文化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在本质精髓上一脉相承，在表现形式和载体上丰富多样。革命战争年代孕育而生的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体系中的光辉坐标之一。

长征精神一方面继承了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中诸如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清廉为民、艰苦奋斗、敢为人先、敢闯新路等优秀品质;一方面又启迪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对形成内容完整、逻辑缜密的红色文化体系产生了特殊作用。从途径14个省，翻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与围追堵截的军队殊死搏斗，到啃树皮、吃野菜，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伤病，长征将红色文化中坚定信念的精髓予以发扬光大;从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到与和红军的活动作坚决斗争，长征将红色文化中听党指挥的信条予以发扬光大;从长征伊始就明令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到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提出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我们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将红色文化中清廉为民的宗旨予以发扬光大可见，长征精神为建立健全红色文化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长征精神既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是深刻理解红色文化价值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增添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因为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有血与火铸成的红色文化，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指出，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由长征铸成的长征精神，是探究文化自信缘由的一个窗口、洞悉文化自信精髓的重要管道、彰显红色文化价值的一面旗帜。

长征精神是一代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不畏和不怕牺牲的写照。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受伤被俘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扯断自己的肠子后壮烈牺牲;在法国传教士薄复礼的笔下有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但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还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的场景。长征精神是一代共产党人爱国爱民、勇于担当和顾全大局胸怀的展示。长征期间，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交织缠绕，我们党却在最艰难的时候，以民族利益为重，高扬北上抗日的大旗。长征精神是一代共产党人知耻后勇、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等优秀品质的再现。在长征路上，我们党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长征精神是一代共产党人牢记党的宗旨、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长征既是一场与军队真枪实弹的较量，又是一次与政府争取民心的博弈。长征中，红军每到一地，都深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废苛捐，严守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和白军则军纪涣散、盘剥百姓，失道寡助。长征精神是一代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将反法西斯的中国力量壮大为一支争取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升华。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长征中，我们党始终以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为己任，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的先进文化，遵循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有助于增添文化自信的底气，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集中国力量的迫切需要，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

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是激活红色文化基因的体现，有助于我们在增强文化自信中走好新的长征路

在宁夏考察时要求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长征精神，并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是激活红色文化基因的体现，对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长征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长征呈现了一幅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有平均每三百米就倒下一名战士的纪录;有冻死的红军战士仍紧握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费的场面;有泸定桥上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链冲锋的身影;还有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这一发自肺腑的话语;等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增强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长征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将促使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保持旺盛的革命激情和力量。

要弘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期间，武器简陋的红军将士始终处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四百场以上的战斗，平均每三天就要发生一次激烈的战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长征是震惊世界的行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定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是长征取得胜利的保障，也是增强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长征路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品质能够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在曲折的局面里得到勇气、在失败的逆境中振奋前行。

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长征途中，红军没有飞机和足够的枪支弹药，缺医少药，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却在极其艰难的自然和战争环境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红军中传唱的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的《牛皮腰带歌》，恰好证明了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的评论，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证明了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征》中的赞叹，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增强文化自信、走好新的长征路不可或缺的品德。这种品德能够使我们不忘根本站得牢、不移壮志立得住、不忘初心行得远。

【2】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发言稿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是改革的责任主体，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基本取向，强化责任担当，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推进改革，坚决端正思想认识，坚持从改革大局出发，坚定抓好改革落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面对世界复杂、多元的文化体系，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实现对文化的理性自觉与自信。当前，长治市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决战决胜期，要贯彻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的重大思路和要求，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推动经济稳步向好，打造全省重要增长极，任务异常艰巨，迫切需要我们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养分，把革命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责任和激情，大干苦干实干，打开思想和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凝聚起方方面面干事创业的合力。

弘扬革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骆惠宁在长治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点，深入开展学习研讨，不断铸造理想品格，把红色基因激活，浸入灵魂深处，在党性锻炼和品格塑造上来一次新的提升。要做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表率，不忘初心，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做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的表率，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当前，尤其要抓好脱贫攻坚，做好向下服务，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把政府的温暖送到需要帮助的群众手中。要做敢于担当实干的表率，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抓发展上，把工作的发力点打到企业和项目上，努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由煤促兴的新路，把长治打造成为全省重要增长极。要做艰苦奋斗作风硬的表率。要敢于吃苦，甘愿吃苦，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成为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可以信赖的人、同事和朋友值得敬重的人、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

全体党员应该珍惜机遇，遵守纪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更好地指导实践，干好工作。

【3】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发言稿

井冈山精神是、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所概括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人民日报》，2001年6月4日]这24个字的表述，已为大家普遍认同。井冈山精神的鲜明特色是：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延续和展开。井冈山精神和其他革命精神，是源和流的关系，井冈山革命精神同其他革命精神具有同一性，基本内容和方向是一致的，但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不同，又表现出差异性，各有自己的特色。井冈山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共性存在于个性中，个性之中有共性。井冈山精神源远流长，它同其他革命精神一脉相承，构成中国近现代史上雄伟壮丽的精神长河，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之中。

井冈山精神与井冈山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井冈山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没有井冈山精神，就没有井冈山道路，反之，没有井冈山道路，也没有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在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中产生，井冈山道路在井冈山精神的光照下形成，两者同时孕育产生，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井冈山道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独辟蹊径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和核心，是它最鲜明的特色和亮点。

井冈山精神与思想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井冈山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思想的发端。井冈山精神与思想是不同领域的意识形式，但本质上是相通的。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井冈山精神是契合的，也是在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初步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是思想在思想道德领域，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集中反映。井冈山精神永远同思想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井冈山精神体现了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这在中国革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博大精神的民族精神，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总结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条精神血脉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屡经劫难而不衰，并创造过历史的辉煌，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入侵，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精神，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民族良知、历史任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源头的依据：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有的同志对源头的说法存疑，认为源头应追溯到五四精神，或者1921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精神，对此，本文稍作分析。

第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旗帜，一部分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与工农大众的结合，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但主要表现为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第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立即投入革命实践，进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并在后来以马日事变和四一二事变中表现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但大革命时期是国共合作时期，革命是以的旗帜为旗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思想，共产党人则加入。直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仍然打的是左派的旗帜。1927年8月1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才提出这块招牌已经无用，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10月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就不是用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的是镰刀斧头的军旗，这就是后来邓小平说的井冈山打旗帜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

第三，大革命时期，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卷第610页]刘少奇在1941年曾指出：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些表现，是除联共党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党所不及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他还分析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客观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要求党立即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党在幼年时期的理论准备不足，给了教条主义以可乘之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从井冈山斗争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才有了革命精神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篇3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始基：“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结合

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一般而言，当我们在名词或形容词X之后缀“化”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某种手段或过程使某物具有X的性质和特征，如：“美化”就是使对象具有“美”的性质和特征，同理，“时代化”就是指使某个对象具备时代性质和特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的性质和特征，具体说来就是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体现时代特征，解决时代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命题似乎隐含着一个悖论：强调其时代化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具有时代特征，不适应时展、无法解释时代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一个假命题，一种强行的嫁接，没有任何意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还具有时代特征，那么，也就根本无需谈时代化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需要时代化吗？”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在于对“时代”概念的认识不清。什么是“时代”呢？在《辞海》中，“时代”有以下四种含义。其一是“按照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某个阶级在政治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依据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如封建时代；社会主义时代”。其二是“依据某种特征划分的社会、国家或个人的发展阶段，如：新石器时代；五四时代；青年时代”。其三是“犹言时世。《宋书?礼志一》：‘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时立。’”其四指美国的时代（Time）周刊。显然，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时代”主要指第二种含义，即具备某些明显特征的时间段。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时代特征主要由人类生存状况、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等体现出来。一个社会理论的产生也必然是对这些特征的反应，并试图对这些特征所表达的深层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可以根据深层问题和作为深层问题外体现的社会特征将时代分为大时代与小时代，小时代仅仅是大时展的一个阶段，并处于大时代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即一个时代的内容是由这个时代的需要所决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社会处于“人类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解决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遗留下来而自身又无法解决的两大难题：其一是人的贫富分化问题；其二是人为物役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问题。这两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因此，人类社会依旧处于“人类解放”的大时代之中。正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所谓“情势”就是大时代，忽视了这一大时代概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会变成某些人借以指责、甚至诬蔑马克思主义的借口。然而，“人类解放”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过程需要经历很多阶段，而这一个个阶段就是“小时代”。正如恩格斯指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情况在不断变化，每隔十年，社会改革的目标就会发生变化。当前，从表现时代深层问题的具体特征而言，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相比，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充满活力。在生产力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增强，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出现了以工人持股为特征的资本社会化趋势，在再分配方面则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上层建筑方面，国家调节功能增强，意识形态的显性冲突减弱。这些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亡迹象，反而表现出了很高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第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义主义并存，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进而社会主义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却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并且社会主义也未能全面取代资本主义，反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在“一球两制”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危害？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有效地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突出的问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第三，工人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第三产业工人比例上升，“中间阶层”不断扩大，阶级矛盾逐渐淡化并与民族、宗教、地域等冲突相互纠缠，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期相比，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所淡化。以上种种鲜明的时代特征，无不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提出了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些新特征、新阶段的存在，构成与资本主义初期不同的小时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区分大时代与小时代，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在正确认识“人类解放”这个大时代的前提下，使马克思主义与当前时代的具体特征相结合，使之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需要，更好地促进时展。离开了“人类解放”这一长期存在的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离开对当前时代特征的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路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建立新中国，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历史发展到今天，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时代的状况相结合，发展新理论、解决新问题。那么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呢？第一，研习经典著作，掌握基础理论。经典能给人以长久的思索和启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已经不适应当今的中国社会，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原理仍然能够指导现实的社会实践。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对我们现实社会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既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就必须面对当下的时代特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名行马克思主义实用化、庸俗化、教条化之实的倾向。这种所谓的“时代化”不仅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且还对现实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究其原因，这一倾向的出现是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并没有真正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深入研究，未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因而导致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随心所欲、断章取义，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内质。

鉴于此，若想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必须深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而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我们应当长期坚持的正确的基本原理、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判断以及那些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进行区分。具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真理、破除迷信，自觉剔除不符合时代特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判断。此外，还需要始终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言，是指坚持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旨归；就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言，是指在坚持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旨归的前提下，对其理论作符合其自身内在逻辑规律又适应时代需要的发展。没有坚持，我们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没有创新，马克思主义也必然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只有做到坚持与创新相统一，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表层话语之下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涵，才能构造出具有时代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第二，直面现实问题，促进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学问，离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哲学对于对象、现实、感性的理解都是抽象的直观，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忽视了人的实践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要做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人的活动即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哲学）走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自然观来看，自然不再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而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的人化的自然；从认识论来看，知识不再是天赋的，实践才是知识产生的前提、基础、动力和检验标准；从世界运行方式看，实践是世界以自我否定方式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从价值观上看，实践是价值产生的基础。总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也就是说，理论本身并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其存在的基础是来源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它本身必须直面现实的时代问题。“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由此可见，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人类无法逃避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和研究时代问题，提出对策并形成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存在的必然选择。现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如恐怖主义、政治腐败、环境污染、文化冲突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但是我们却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获取方法论的指导和价值的指向，据此形成科学的理论对问题予以解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意义所归。第三，扩大理论视野，吸收世界文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19世纪的欧洲哲学、科学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相联系。今天，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进程绝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价值观、政治、宗教、环境等全面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模式之下，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问题都会以蝴蝶效应的方式被无限扩大从而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曾提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五个特点：第一，全球生产方式以知识资本为主导；第二，全球统治结构为“知识资本———工业文明”二元模式；第三，全球内在张力结构为“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第四，全球控制方式偏重对知识、文化、技术和人才的控制；第五，全球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在五个特点中有四个涉及知识或者文化，可见知识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知识反映的是时代文明，甚至是时代文明的精华。然而，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文明的表现并非是同质的，完全一致的，而是异质的，各种文明各具特点，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面对文明形态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办？排斥抑或接受？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理论被后来人丢进了垃圾堆，不是因为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作用不大，而在于未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也不在于它曾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过巨大作用，而只能是对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课题作出回答。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吸收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因此，面对种种的文明形态，我们不能一概的贬低和否定，而应当尊重和借鉴。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性也是反宗派主义的。列宁对此有明确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自己。总之，批判、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既是时展的需求，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而对多种世界文明的吸收和借鉴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同时又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程度，学习和借鉴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不固步自封，不囿于门户之见，以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意蕴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剧变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由此，人们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还能继续存在并指导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吗？我们还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其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印迹。诚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己的理论具有当时的历史痕迹，但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绝对真理，相反，他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学说，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其理论。马克思曾对《共产党宣言》有这样一个评述：“《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对其实际运用需要融入时代的新元素，这也是其内在逻辑要求。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正确的途径绝不是将其僵化、教条化，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新情况，与时俱进，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经得起时代的检验，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内在需求。马克思在谈论理论与阶级的关系时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个阶级要想在革命与建设中取得成功，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科学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训证明了，理论停滞、思想僵化，就会导致政策出错、行动失败，党的生命力受到重创，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更是无从谈起；如果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保证理论与时代同步，就能不断地推进实践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的形势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党更应该保持理论创造的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之更好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第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如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解决他去世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马克思列宁的某些结论，而要促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在理论上探讨过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不知变通，就会给我们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灾难。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具有灵活性和独创性。从本质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但又不失原则的运用，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世界各国展开综合国力的较量；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改革攻坚还面临许多体制性问题，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是继续深化改革产生的新矛盾新课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理论、高超的智慧来化解，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机统一。总之，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篇4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探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上第三面理论旗帜的依据，以此突出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历史，是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O年艰辛岁月中，其理论思维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在中国创造性地构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阶段。如果说，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富有理论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过程中实现的两次伟大历史性飞跃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的话，那么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涵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三个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第三面理论旗帜。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上的第三面理论旗帜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她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作为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具体依据是：

一、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本身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她既是对实践深刻成熟的理论反映，又是随着新的实践不断发展的新的理论形态。实践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科学理论的社会历史性，即任何科学理论都要受到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都是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科学理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历史在理论上的再现，是由历史的东西派生出来的。任何科学理论的逻辑顺序都是客观历史发展顺序和认识发展顺序的反映。正是由于客观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党的理论思维也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科学的进步，在同各种形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斗争中而不断地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完善。

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奋勇开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三次伟大历史性飞跃中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的就是这种继承与变革相统一，批判和创新相结合的这种开放性，从而同那种以凝固、僵化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科学理论与时俱进，新陈代谢，自我扬弃，自我超越，是党的理论思维成熟的根本标志，也是科学理论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科学理论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性和开放性，反映了事物发展趋势的前进上升性。而只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理论才能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题，才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理论，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作为时代的理论旗帜。

二、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以实践为基础的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践性就在于她始终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其全部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始终以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作为全部认识的来源、动力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她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全部理论源于实践，另一方面又要以改造世界的实践为目的。强调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并将其理论付诸于21世纪的现实，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化为改变现存世界的物质力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科学性就在于她的全部理论最讲究实际，最尊重事实。她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存在，其理论是在反复探索、深人调研、深思熟虑的前提条件下形成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奋斗业绩和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的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晶，是被80年建党经验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的真理体系。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坚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坚决排斥附加和主观臆测。其基本观点、方法、结论奠定在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革命性集中体现在她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上，即她坚持用唯物辨证法观察事物，反对把客观事物和人的认识绝对化、凝固化的观点，反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认识视为最终的、不可改变的、僵化的教条的主义观点。她以革命的批判的态度正确对待自己的理论和现存事物，以改造世界为宗旨，把变革旧世界和改变现存事物作为自身的任务和目的。她不但在理论上提出“三个代表”，同时还要全方位去实践“三个代表”。她从肯定中看到否定，从静止中看到运动，从稳定中看到变化，尽全力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恰恰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的客观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化了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严格科学性和彻底革命性高度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经过实践反复证明是真理的理论才具有科学性，也只有把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作为变革现存世界的思想武器才又具有革命性。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才有资格成为先进政党的理论指南、行动纲领和精神支柱，才能作为时代的理论旗帜。

三、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突破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连续性决定的

“七·一”讲话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它的先前理论的关系是前后相继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既在继承中有创造性发展，又在运用中有突破性创新。如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直接继承、邓小平理论是对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开拓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突破性就在于它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社会标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有机统一起来，顺应历史潮流，把“三个代表”看成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整体。并将其作为加强和巩固党的建设的一个完整目标，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的理论内涵，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科学概念和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她站在时代前沿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精辟论述，把“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建党实践的核心，提出“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新论断；为健全民主制度，提出通过发扬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新观点：为从严治党，对新时期党的干部提出了“四自”即自重、自醒、自警、自励，“三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新标准；对如何处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的新概括；并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思路。从而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得到充分扩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集中概括，是党永保先进性并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波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到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系统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又不拘泥于个别过时的结论；既珍惜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又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连续性，又有其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增添了新的理论亮点，使中国共产党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提炼、升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新境界。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篇5

（一）方向性特征与引导功能。“文化是有阶级性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著名论断，这些年虽然不再常提，但这一论断本身是科学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高校的校园文化，其性质应是社会主义文化，任何校园文化活动不能偏离这一方向。他不是资本主义的，更不是封建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也不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者什么别的主义。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目标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可设想，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最后成为主义的“精英”，或者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御用人才，如果这样，这是教育的失败。高校的一切教育活动和各项工作，都是为了培养“四有”人才，校园文化要屈从于这个政治方向，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积极正确的引导学生向这个目标发展自我，使思想和行为呈现出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因此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二）科学性与指导功能。校园文化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其指导思想是科学的，它的建设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其次它本身内容是科学的，不迷信，不愚昧，不盲从。求真，求实，求是，另外校园文化反映了我国的国情，揭示了社会主义高校人的蓬勃活力和人的发展、教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它的先进性对整个社会文化有促进作用。

（三）高层次特征与创造功能。高校的知识密集和思想密集，决定了高校的师生知识水平、思想水平、认识水平较高，决定了高校校园文化的高层次性。具体体现为理性认识上的一定高度、思想方法的高级、思想行为的高雅、道德情感的高尚、活动内容的较高水平。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师生员工）对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思想方式积极实践，努力创造出全新的去文化财富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他们求新求美的天性，紧跟时代的发展，追赶未来的需要，超越当前的局限。在高校校园文化主题强烈的创造欲望下，高校校园文化的更新创造呈现为日新月异，其创造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和文化信息的作用下，他们兴奋、理智地思考人生，探索社会，关注未来。在高校，思想容易产生，观念容易更新，刺激着师生的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创造渴望。如此可见，校园文化活动中的每个人既是校园文化的创造者，又是被陶冶者，创造性活动又更加强化了其高层次性。校园文化活动在创造精神产品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创造者的本身，形成良心循环，使创造主体师生员工在思想、道德、精神、意志、觉悟诸方面达到个体和群体的发展与完善。

（四）广泛性与潜化功能。高校校园文化，以真、善、美为取向，兼收并蓄各种文化，包括古代文化、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外来文化、自然科学文化、社会科学文化等，它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高校校园文化又是一种“人类文化”（或称“世界文化”），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总和，这使他没有丝毫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这是高校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区别之一。创造主体不断的吸收着这种文化，经咀嚼后不断释放出这种文化的精华，这种“复合型”文化，又影响着创造主体，日复一日的长期潜移默化，使他们具有广泛的见闻、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较为全面的思想文化素质。

（五）（有限制的）开放型特征与教育功能。高校校园文化的开放性分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两个方面。教育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世界是开放的，社会是开放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高校也应是开放的，封闭的校园不可能造就出开放型人才，校园文化不可能隔断同社会文化的联系，否则没有生命力。高校校园文化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师生参加社会实践，如参观、联谊、社会服务等，这种开放性是实现教育功能的特殊形式，对师生的专业技能和思想水平都是一种促进，具有不可替代性。

目前，国内外仍有许多落后腐朽的“文化”，时而冲击我们的校园，如西方一些消极反动的文化思潮，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存在的社会道德文化的种种阴暗面，因此，高校校园文化的开放应该是有限度、有限制的，应该分层次、有选择的实行开放。

（六）辐射性特征与带动功能。高校校园文化以及丰富多彩高雅深刻深深吸引着社会，同时向社会辐射，一是校园文化向周边静态辐射。优美的环境、高雅的气氛、优雅的举止、这些文化信息时时向校园周边辐射，给人以强烈的情绪影响和精神启迪，熏陶着社会人和社会文化。二是师生的动态辐射，校园文化对师生的积极影响所产生的新观念、新思想、科学的方法定式、积极地进取精神、文明的精神情操，通过师生的交际、旅游，娱乐等社会活动，就向社会辐射，带动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建设，推动社会文明。

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篇6

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政治象征策略

从思想与观念史上看，“社会主义”表达了人类对理想社会不断探索的思考历史。这类思想的原生态可上溯到柏拉图，在十五、十六世纪乃至十八、十九世纪都有思想家们对其不断的继承和阐发[1]。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社会主义”逐步成为一些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与反资本主义方式、社会及观念紧密相连。当“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创立其极具影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且也在很多国家获得了广泛传播与支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中也被本国政治精英们所丰富、发展或者修正、甚至也被曲解。比如在西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持久性的激烈辩论，俄国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这场理论争辩并使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二战以后，很多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精英们也纷纷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虽然其内容已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此外，随着苏联模式神圣性的理论消解，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则开始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寻求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这些变化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中已不再仅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它实际上代表着多种反社会现状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几乎成为所有反社会现状的代名词。在那些社会主义尚未取得成功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者对于“非社会主义的”现存秩序来说，其基本的政治身份就被标识为“政治反对派”。他们须将思想化为行动、将理论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政治过程就是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运动”。

已有的政治研究指出，政治精英及群体在驾驭环境、达成其目标的政治过程中，主要可运用象征、暴力、物质和实际措施等方法。作为现存社会的反对派，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集团相比通常更缺乏物质的、制度性暴力和相应的实际措施。因而，他们一般地更依赖于象征策略的运用15，56。象征策略的政治功能在于，借助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向世界传播社会理想、进行社会动员和采取社会行动，并使政治诉求和行为合理化。法国大革命是此种象征策略运用的古典范式，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则使这类政治传播策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很多社会主义者都对大革命称赞备至，实际上也运用了许多大革命时期的象征资源。

政治象征策略通常包括了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行为和话语等等，它们既被用于实践层面，也被用于理论建构中，因而各种各样的象征都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基本性质由这种社会运动的“反现状”特性所决定。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所选择的象征，通常是那些预计可以使大众感情背离现存权力象征、可以使大众的喜爱之情转移到挑战性象征上去、并且可以把大众的敌对情绪引向现存权力象征的那些象征。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同现存的陈腐观念和道德决裂，并使这种行动在新的道德基础上得到解释29。本文的分析试图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其实包含着大量对象征资源的创造、争夺、控制和运用；在权力斗争的行为表象之后同时也隐含着特定意义和价值间的斗争，可以说，正是“意义”居于现代政治冲突的中心性解释地位。

二、旗帜、绘画、标语、歌曲：象征物与社会主义运动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中广泛使用了种类繁多的政治象征物。与其它象征表现形式相比，象征物最为直观、具体，因而最易于用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情感。它们通常以一种“图示化”的方式而被使用。例如，“红旗”就一直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用来表达社会主义者的鲜血流淌在成员血脉之中的意义以及表达一种兄弟般的普遍人类情感。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后，与红色有关的东西几乎都成为社会革命者的象征。当然，很多社会主义者也将某些独创符号与红旗结合在一起作为其运动的大旗。比如，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红旗上一般写有如“自由”、“平等”和“博爱”这类富含魔力的词汇，用来象征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美国社会主义旗帜上的符号则是步枪和火炬，表达着美国工人阶级用暴力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心以及在黑暗世界传播光明与真理的愿望，而各国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的标志则是镰刀和斧头交叉的红旗，代表着列宁所阐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地讲，没加区分的红旗主要表达了工人阶级国际间的普遍团结，而有独创符号的红旗则用来表达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所有这些旗帜都被视为劳苦大众社会团结最具鼓舞性的象征而被崇扬和使用。“红旗如林”、“红色海洋”典型反映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浩大声势的政治真实性。

更多的“图示化”象征和符号也包括了由艺术家们创作的多种绘画。绘画是一种高度象征化的表达性艺术，因为同样的一幅画可以在不同的观者中引出类似的或者相反的意义阐释。在社会主义绘画中，一类主题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种种社会罪恶，比如童工、贫穷、剥削、战争等。另一类则以亮丽的色调或配上易于联想的词汇来象征自由、平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比如，人们熟悉的卡通漫画的主要表现手法就是将特定的政治个体或群体予以“象征化”抽出实在性、赋予预定特质而成为“象征人”。多年来，卡通画中的“资本家”、“地主”和其它剥削者总是被打扮成肥肥胖胖、不讲情理的样子，他们由一大堆过分奢侈的东西包围着。为了强调其贪婪的特性，他们的手有时被画得格外肥大。在损害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剥削者们总是咧着大嘴露出喜笑颜开的模样，或者穷凶极恶的样子，而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则被画成瘦骨伶仃、衣衫褴褛的样子。不过，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家里，或在社会主义运动已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劳苦大众已被画得比过去更富力量，目的是要表明被剥削阶级已有充足的能力与一切剥削势力展开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在中国革命后冲时期，政治宣传画或漫画中的工人通常是一位目光坚毅、肌肉发达的炼钢工人，农民由一位温顺、健康的妇女扮演，在表达社会主义的相关主题时，通常的空间安排是工人突前居中、农民紧随正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的雄性气质、工农一家和暴力革命等信念和意义的浓缩象征。而在表达斗争主题时，“阶级敌人”总是会被画成不成比例地瘦小和丑陋在充满自信和强大的“人民”面前，一切“敌人”都总是不堪一击的。

各国社会主义者使用象征策略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运用领袖人物的“肖像画”确切地说是其“理想化”文本来象征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理想。心理学研究已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的肖像对于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这两位杰出领导人的堂堂仪表、渊博学识以及对事业的信心姑且不谈他们那印象深刻的胡须就足以在其大批追随者或劳苦大众中建立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尊严和权威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当然，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努力造就本国的精神领袖。比如，英国的凯尔?哈定、法国的尼恩?伯纳姆、美国的恩吉?德比斯、南斯拉夫的铁托、古巴的卡斯特罗、中国的毛泽东等等。这些本国领袖代表着各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质，也被用来激发成员对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激情和献身精神。

运用简练、鲜明、生动的“标语”(口号)也是各国社会主义者重要的宣传策略。标语是政治语言的“物化”表现，是文字的“放大”形态，在实践上具有强有力的心理暗示作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标语一部分用来控诉现存社会的罪恶、揭露当权者的****与无能，另一部分也用来展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描绘未来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乐园。例如，英国工党就特别擅长将标语、口号张贴在建筑物、广告栏和会议大厅墙上，也经常分发印有鲜艳彩图的小册子来宣传它的社会合作目标。奥地利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同样很喜欢用一种鲜明生动的图画式形式来展现有关社会需求的数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414。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广泛运用这类象征性的宣传策略，如在中国的“文革”时期，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所形成的那种铺天盖地之势就令人难以忘怀。

同样，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回响着由不同语言写成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因为音乐、歌曲本身就富含象征特质。一些歌曲充满了爱国主义气息，或者国际团结精神，另一些则主要用来表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斗争力量、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等等。多年来，“国际歌”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传唱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歌曲。在社会主义者的各类集会中，这首歌对于激发兄弟般的团结情感特别有效。“歌声如潮”、“歌的海洋”形象地表达出社会主义集会时那种被充分释放的高涨情绪所营造出的空前盛况。总体而言，渗透着社会主义情感的象征主义歌曲在二战以前比在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者更加强调表现本国运动特质的歌曲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也创造出某些特有的象征姿势、仪式以加强信念和鼓舞士气。比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举起握紧的拳头为增加政治权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象征姿势在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一代中已经很流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或工人党的新成员在入党宣誓仪式中也是相同的姿势。当然，更多富于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可以在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文革”中看到。因为这些威权政治时代也正是政治仪式的各种形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象征策略的核心语言

然而，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并不是上述这些象征物、绘画、歌曲或者政治仪式，而是社会主义者一贯使用的语言词汇和短语。在理论言说中，关键概念和术语构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特定的政治语言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和理解，而且具有很大的情感影响力。因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文字可以成为高效的政治炸药，它可以被用来摧毁它所要攻击的任何目标。在雅各宾派的文告中、在列宁的革命宣传册子中、在领袖的最高指示中或在红卫兵的口号中都可窥见一斑。

从理论层面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中多数的语言象征策略选择和意义争论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关键术语展开的，因而“社会主义”也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其最宽泛的、或愿意认可的意义上得到阐释和发展。它们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前添加各种各样的限定词或修饰词。目的一要使自己的理论保持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传统之中，二则是要表达自身理论的某些特质并试图与其它的或想要攻击的理论敌人划清界限。因而，“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成为含义众多、最富争议的政治词汇，成为历史解释、经济学说和社会理论中多样概念的浓缩象征。下面的例子将说明，位于社会主义象征体系核心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保持其语言形式上的高度稳定的同时，它的意义又是如何出奇地富于变化。

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经济和社会信念的复杂体系。它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生产方式及其交换决定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普遍特征。它也代表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信念，前者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的相关必要的社会劳动量，后者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理论的基础。同样，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观察和预言资本的不断集中、工人生活的不断恶化、资产阶级数量的日益下降、中产阶级的迅速消失、工人数量的大幅上升、劳工组织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持续性的工人与资本家间的“阶级斗争”将最终导致工人掌握政权591-610。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现存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信念。

然而，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一系列科学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曾经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着名的卡尔?考茨基开始转向社会“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列宁、斯大林和其它共产主义者坚信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扞卫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很多人眼中就成为共产主义者所持信念的象征。

“社会主义”的思想也通过其它一些概念而得到表达和传播。在英语国家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费边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运动，致力于渐进、民主的社会变化。费边主义者认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变化中的重要角色，通过有效的、民主的政治行动而不是阶级斗争才是社会革新的最佳途径。他们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租金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其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费边社会主义是犬儒主义，因为它鼓吹“社会渐进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在德国，“修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一种多少与费边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意识形态，但伯恩斯坦旗下的“修正主义者”则把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职业工作。他们的批评与修正指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剩余价值论、资本集中的概念、中产阶级消失、阶级斗争、劳工不断贫困化等方面[10]。这种修正不仅在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界产生了持久争论，也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衰落。当然，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都彻底背叛了马克思。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共产主义”成为最具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共产主义”代表了非西方国家中理论上坚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实践中已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用暴力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以及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共产主义者通常互换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词表达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同但必然相联的两个阶段639-642。他们倡导和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为二十世纪最为显着的时代特征。

然而，在一些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精英们也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甚至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也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由此，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已被用来表达从民主到独裁、具有广泛差异的不同概念和思想。由于意义的过分泛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迷茫。

这种复杂情形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中的很多社会主义者用“民主社会主义者”来称呼自己。“民主社会主义”是多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综合，到今天也代表了一大堆有关理想社会的观念和主张。比如认为，民主、合作的秩序是消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手段，也是提升经济安全、增进工业民主、大众物质、心理和精神发展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民主政治模式会不断加强，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合作的社会主义秩序将是动态的发展，通过不断的合作试验，它将进化到更高级的形态；最后，民主社会主义保证主要的生产资料将由民主、自治的社区所有，但仍有许多行业留给合作组织和私人，这样，就可以平衡地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公共利益420-421。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相互间的论争表明，“社会主义”的现代含义从一开始就处于不断争议和多样性阐释过程之中。它促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也同时导致了意义混乱，它使更多工人阶级觉悟和行动起来，但也使早期较为完整统一的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变成后来的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激烈辩论也揭示出这样的重要事实，即在人们极为关注的利益政治、权力政治的表象之后隐含着政治过程的另一个侧面：语言政治。语言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有关话语权的斗争[11]。即究竟谁有权力决定谁能创造语言、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谁编创了“我们的”故事？故事应如何发展？谁有权力在语言的概念与其所指的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协商？一句话，谁对事物的理解才算数？语言一直是人们用以构筑和评价所谓“社会现实”的重要方法。就此而论，严肃的理论争辩也好、运动中出现的鼓舞性或者攻击性的语言象征策略也罢，无不关乎“定义能力”的话语权力斗争。由此，在严酷的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同时，话语权的争夺其实更为激烈。

四、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功能阐释

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象征策略是所有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它们旨在激发情感、形成态度并导致一致行动。因而，象征策略构成了政治过程一个重要的、持久性动力因素。从“类型学”研究角度看，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和复合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被区分为工具性功能与文化性功能，前者作为一套技术策略，主要用于解决运动中的许多基本运作问题，后者则表达一套价值和意义，主要用于对政治行为、权力诉求作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与辩护。

象征策略的工具性功能[12]首先表现为它们是政治识别与区分的标准。政治运动是社会行为，个人一旦参与政治生活，就不再是其自然之身，而是被赋予了政治特性的政治之身。因而，使用特定的象征物、举行某些仪式、采行某套话语以及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态度，就成为区分敌我的基本方法。透过这些象征策略，成员与外界之间以及成员之间的政治区分和沟通得以达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才得以出现。比如，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冲突各方正是以明晰的符号被区分为两个仪式化阵营：法国国旗与红旗、马赛曲与国际歌、爱丽舍宫与巴士底狱，或者更一般的讲，右岸与左岸。另一方面，象征策略也是用于建构权力结构和权威序列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种象征物、仪式行为和政治话语的不断重复使用、演练和言说，权力和权威秩序就被不断明确、显示和强化，人们也能在具象的感观世界中意识和明晰到权力所在、权威所属，谁更有权力、谁应服从谁等等。如此，象征策略进而也成为促成关键性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的合法化和权威化的有力工具。

从文化性功能[13]的角度上看，政治象征是意义浓缩、情感表达和价值展现的重要形式。各种象征策略首要的文化功能在于为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记忆”。在政治场域，这类记忆的实质就是政治记忆，其主要内容在于“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由支配性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14]。”也就是说，把群体的过去和现在理解为一种具有某些明显认知因素的集体自传或集体象征文本。这同时也要求集体或国家对于各种各样用于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码”作井然有序的排列组合，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和强化，避免相互间的冲突。这类意义整合主要表现为建构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都以特殊化的政治话语作为其主要内容，而其他象征策略的运用则使意识形态得以不断重现和再生。

象征策略的复合性功能将在“政治社会化”中得到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政治社会化”被作为政治先知先觉者向其所信赖的大众反复不断传输其思想、观念、规则和技能并要求大众按其指引开展政治活动而获得特殊定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运动、通过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才能唤醒及强化正确的“阶级意识”，否则，社会主义运动就难以取得成功。简言之，“政治社会化”就是要灌输一套意识形态、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政治话语、造就一代社会新人，最终实现一种新型社会。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对促进其事业发展的象征策略的运用在激发社会情感、表达核心观念以及促成政治行动等诸多方面已发挥出显着的功效作用，象征策略本身与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了共生共存的关系，对其的运用已成为一类普遍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代，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将过去卓有成效的象征策略置于新的研究性分析视野中，并在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中予以重新审视。换句话讲，所有的象征策略应坚持能够为读者、听者或观者传达其所代表的真实的社会主题，以及它们可能实现的范围与程度，能够给人们带来对以事实陈述和逻辑论证所阐明的主题的全面性理解。如此，“社会主义”的精神与内涵才可以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质。我们相信，在一个充满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新时代里，基于对社会运动、时代特征和政治变化的全面、准确理解而采取的理性行为愈多，那么，国家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能力就会愈强，而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美好明天的希望也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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