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培训心得范例(3篇)
法治教育培训心得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工作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深入开展教育培训，提高教育培训实效，造就一支“为民，务实，清廉”的财政干部队伍，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建设，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培训内容
（一）学习掌握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财政工作要严格履行职责，依法工作，助推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为此，要把学习掌握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教育培训的重点，一是组织全省财政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等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掌握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明确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二是通过教育培训使全省财政干部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做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努力建设法治国家。
（二）全面提高财政干部的综合素质。把全面提高财政干部的综合素质作为教育培训的着力点和根本目的，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按照“岗位急需、素质必备”的基本要求，分级分类开展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培训模式，举办不同类型、不同专题的知识讲座和教育培训，对财政干部实行全员培训，着重提高财政干部的综合素质。三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业务培训与能力培训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提高财政干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上述教育培训，全面提高财政干部的思想政治、科学文化、专业业务素质，为做好财政工作，促进财政工作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三）努力办好5个专业特色培训班。在全面抓好2015年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同时，突出教育培训重点，努力办好5个专业、特色培训班，促进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迈上新台阶。5个专业特色培训班：一“业务骨干上海培训班”，二“市、州财政局长台湾培训班”，三“处级领导日本培训班”，四“辽宁挂职培训班”，五“业务骨干香港培训班”。
三、培训要求
（一）明确教育培训重点。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加强“三基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和不同级别财政干部的岗位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一是县市区财政局长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教育培训，以拓宽视野、更新理念和重大改革措施解读为主要培训内容。二是一般科级干部的教育培训，以提升理财能力和工作水平为核心，注重宏观政策、综合业务工作的分析和把握。三是一般干部则突出财政基础知识、实际操作、公文写作、职业道德等应知应会内容的培训。
（二）提高财政干部能力。在教育培训中，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财政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切实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要不断提高财政干部“四个能力”：一是提高依法行政，科学理财能力。二是提高把握全局，协调各方能力。三是提高开拓创新，真抓实干能力。四是提高廉洁自律，拒腐防变能力。
（三）严格教育培训工作。教育培训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任务，加强需求调查，精心设计教学方案，优化培训内容，聘请高水平的教授、专家、学者授课，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二要加强教学管理，做好考试考核、质量评估、跟踪问效等工作，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三要创新教育培训工作，确保重点突出、内容合理、日程紧凑、设计科学；实行2+X教育培训法，对财政干部进行党性教育、廉政教育和业务教育，全面提高财政干部的党性意识、廉政意识和业务技能，为做好财政工作夯实根基；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促进理论与实际结合，不断增强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以取得教育培训的实效。
（三）厉行勤俭节约精神。要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厉行勤俭节约精神。在培训时间安排上要合理高效；在培训人员选择上要科学务实；在培训地点确定上要遵循就近原则；全面做到坚持节俭办班，降低培训成本。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强化落实。全体财政干部要认真学习本工作思路，提高对教育培训工作的认识，强化落实意识，制订工作计划，全面完成2015年财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任务。
法治教育培训心得范文
详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一日前，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接受采访，就《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的修订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最近，中央修订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请您介绍一下有关背景和主要考虑。
答：20xx年，中央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经过近十年的贯彻实施，为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学习型政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提出的工作原则和主要规定是行之有效的，由试行到正式颁布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必须与时俱进，加以修订完善。一是党的以来，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必须通过修订条例明确为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贯彻落实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各个方面。二是近年来中央深入实施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战略，并且提出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在实践中创造了不少新做法新经验，需要总结吸收、上升为制度规范。三是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理想信念教育重视不够，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各方面优质培训资源整合不足等，需要从制度机制层面提出解决办法。四是需要与《党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衔接配套。总体来看，新颁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贯彻了中央最新精神，吸收了改革创新成果，体现了问题导向，完善了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是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的最新制度成果，是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根本遵循。它的颁布实施，对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相比，新颁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有哪些重要的修订?
答：新颁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保持原有框架基本不变的基础上，章节上有所调整，内容上有所增减。概括讲，主要的修订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更加凸显干部教育培训的地位和作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是更加突出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更加鲜明地强调了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的重要性，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课程教材、学习考核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从制度上切切实实保证了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始终是干部教育培训第一位的任务。三是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着眼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实际，突出强调要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对按需施教、搞好需求调研，改进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完善考核评估体系、严格质量评估等作出具体规定，从干部教育培训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了保证质量、提高效益的办法措施。四是更加注重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师资、课程教材等基础建设。没有高水平的办学机构，没有优秀的师资队伍，没有好的课程教材，搞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就是一句空话。《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着力加强干部教育培训能力建设，在打造一流培训机构、一流师资队伍、一流课程教材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措施和办法。五是更加强调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提出把三严三实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进一步细化了对培训机构、师资、学员的纪律规定，明确了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教师的责任义务，强化了依法治教、从严管理的导向。
问：中央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作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服务于这个大局，《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有什么要求和规定?
答：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的。可以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永恒主题、根本要求和价值所在。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中心任务，我们党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骨干，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的历史性转变，党中央专门作出决议，大规模培训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内行。改革开放之后，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央向全党发出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的号召，在全国广泛兴起了学习现代化建设专门知识的培训热潮，进入新世纪又及时提出并实施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战略，从干部培养和人才输送方面，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今天，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理所当然地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谋划、来部署、来推进。为此，《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教育培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原则中把服务大局作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原则的第一条，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开展教育培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还在培训内容方面规定，要紧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部署开展培训，全面提高干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详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二问：提出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请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落实举措?
答：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并强调了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四有等要求。这些标准和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干部标准，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按照的指示要求，从干部教育培训的角度，围绕培养造就好干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把好干部的20字标准直接列为工作目标;在基本原则上，突出强调以德为先、注重能力，把育德放在第一位;在培训内容上，突出理想信念和党性党规党纪，教育干部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在学风建设上，贯彻三严三实要求，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强调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促进干部养成良好学风、作风，等等。可以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通篇都贯穿了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这条主线。
问：接受教育培训是干部的权利和义务，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做出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干部有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我理解，干部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干部在享有教育培训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干部在履行教育培训义务时，应当获得相应的权利保障。《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对干部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以下主要规定：一是提出了全员培训原则。强调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是全体干部，要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教育培训，实现全覆盖。二是明确了量化要求。规定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每5年应当参加累计3个月或者550学时以上的培训，其他干部每年累计不少于12天或者90学时。干部因故未按规定参加教育培训或者未达到教育培训要求，应当及时补训。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教育培训要求，应当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任务。三是强化了保障措施。要求干部所在单位按照计划完成调训任务，组织实施好本单位的干部教育培训，支持鼓励干部在职自学，并提供必要的条件。规定干部在参加组织选派的脱产教育培训期间，一般应享受在岗同等待遇，一般不承担所在单位的日常工作、出国(境)考察等任务。同时规定，干部参加脱产培训的情况要记入干部年度考核表和任免审批表。四是健全了约束机制。规定干部必须服从组织调训，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教育培训的，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组织处理。规定将干部的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干部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中央对干部的关心，顺应了广大干部对培训工作的期望，将有力激发干部参训的内生动力和学习潜力。
问：当前正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是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的重大举措，请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是如何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
答：落实从严治党方针，贯彻三严三实精神，体现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上，就是要把从严的要求贯穿到干部教育培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鲜明提出了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的具体措施和规定。在从严治校方面，规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依法办学，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干部教育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在从严治教方面，把政治合格作为建设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的第一位要求，强调教师必须对党忠诚、政治坚定，严守纪律、严谨治学;必须联系实际开展教学，有的放矢、力戒空谈，严守讲坛纪律，不得传播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中央决定的错误观点，对违反讲坛纪律的要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在从严治学方面，强调干部必须遵守教育培训的规章制度，遵守学习培训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要求建立健全跟班管理制度，加强对干部学习培训的考核与监督，对干部学习态度和表现，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情况等都要进行考核，并提出要建立干部教育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干部参加教育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作出这些规定，目的就是要通过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培育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教师、学员成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和反对四风的表率。
问：请您谈一谈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上有哪些新举措?
答：质量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生命线。《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围绕全面提高培训质量提出系列新举措。一是坚持按需施教。强调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以组织需求、岗位需求为主导，兼顾干部个人需求，把教育培训的普遍性要求与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干部的需要结合起来，分类分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二是创新方式方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单设一章，就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作出规定，并明确提出引导和支持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强调要根据内容要求和干部特点，综合应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教学方法，切实增强教育培训效果。三是加强能力建设。在培训机构建设上，强调要以教学为中心，深化教学改革，坚持开放办学，完善培训内容，科学设置培训班次和学制，提高教学水平。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明确提出要建立专兼职结合的高素质干部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立专职教师知识更新机制和实践锻炼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在课程教材建设上，要求建立完善干部教育培训课程开发和更新机制，建立开放的、形式多样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干部教育培训教材体系等。四是严格考核评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构建了系统完备的评估体系，从考核评估的主体、内容、方法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对培训机构、项目、课程和学员学习情况的考核评估分别提出明确要求。这些规定，覆盖了干部教育培训各个主体、各个环节、各个要素，把这些举措落实好，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干部教育培训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相统一。
详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三问：互联网+正在逐步融入各行各业，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请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在这方面有什么举措?
答：近年来，网络培训已逐步成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央组织部于20xx年开通了中国干部网络学院，绝大部分省区市都已经开通了干部网络培训平台，大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和中管高校也广泛开展了干部网络培训。适应网络培训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把网络培训明确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之一，提出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网络培训制度，建立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网络培训体系;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教学和管理信息化水平，用好大数据、互联网+等理念和技术手段。这些举措将有利于引导和规范网络培训健康发展，更好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法治教育培训心得范文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
作者简介：张胜军（1965-），男，湖北黄梅人，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李翠珍（1965-），女，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YJA880097），主持人：张胜军；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2014年招标课题“江西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编号：JD1492），主持人：肖称萍。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9-0057-0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是中心环节。自2012年中央1号文《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试点工作。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尚处起步阶段，迫切需要构建一种适切的发展模式。对于如何立足国情构建这种适切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概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浪潮，出现了众多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以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具影响力。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治理”被“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观念相区别，甚至对立起来。”[1]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又将“多中心”概念引入其中，用来阐述其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并做出了实证贡献，最终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企业、社会组织以及遵循市场法则运行的私人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而且，相关决策也是在资源交换、信任和协商的基础上，由各主体共同行使决策权力。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提倡政府的权利下放和权利收缩，通过自主治理和协同治理，克服公共事务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弊端，减少“搭便车”、规避责任等行为的出现，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机制，以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化。
依据对中心治理理论内涵的解析，本文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界定为：政府部门、教育与培训机构（包括各类学校、培训机构、成人教育组织等）、社会公益组织、企业、农村社区、农村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决策、平等竞争、互动合作，共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效供给的一种方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成果即公共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属于公共事务[3]，理应实现多中心治理。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价值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对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有效供给，具有多方面价值。
（一）有利于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虽然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但公共经济学认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经济人”特征，决定了政府容易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独断专行，造成诸多的决策失误和无效决策。掌握大量、全面、真实的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而政府拥有的决策知识和信息总是有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强调决策中心下移和多层次展开，要求政府之外的主体，如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培训对象等都能参与决策，依靠集体智慧，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有利于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资源瓶颈
现代政府应是“善治”理念下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理论告诉我们，尽管政府理应对属于公共事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承担巨大责任，但这种责任必然有其边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要多种资源，如合格的师资队伍、充足的经费投入、务实的培训课程、良好的培训场所和物质设备等。其中许多资源为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或私营业主所占有，而政府或不占有或占有不充分。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无疑可以极大地丰富培训资源。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不少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对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公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这就更需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打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府单中心治理必然会遭遇到的资源瓶颈。
（三）有利于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
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影响或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所有主体，如政府、涉农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培训教师和培训对象，等等。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利益冲突。如果这些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长远发展的桎梏。
博弈论也认为，当博弈各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这就意味着各利益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将会逐步放弃自我“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互惠的合作策略，以创造“多赢”的博弈机会[4]。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有助于解决多元培训主体的利益冲突，强化彼此的合作行为，为培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四）有利于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大体分为如下几种类型：1.现代农业生产型人才，如种粮大户、农场工人、养殖专业户等；2.现代农业经营型人才，如运用市场法则从事农产品加工、仓贮、运输、销售的从业人员；3.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型人才，如植保员、信息员、防疫员、水利员、农机修理工等；4.现代农业管理型人才，如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等；5.现代农业发展带头人，如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户、家庭农场主等。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之间，还有行业之别和层次高低之分。
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对象，主要包括：有一定文化和技术基础的青壮年农民、农村干部、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家庭农场主、种粮大户、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大学生等。这些培训对象成分复杂、个体差异显著。
培训对象的复杂性、差异性，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类型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出了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提供的农民培训是唯一的卖方市场，培训对象只能被动地消费，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企业、私人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团体等非政府主体供给。有了丰富的培训产品供给，培训对象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偏好，选择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个性化的培训产品。
（五）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质量
在单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通常以两种方式为农民提供教育与培训产品：一是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教育行政机构、农业部门、妇联等，直接开展相关的农民教育和培训活动；二是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威，通过行政命令直接指派一些学校、企业、社会培训机构、农业科研院所等，开展农民教育与培训。无论是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是由政府单中心决策和分配资源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培训。由于缺乏合理的竞争机制，其培训的质量往往难以得到保证。
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机制通常比政府控制更具效率。如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就都可以提供培训产品和服务，培训资源也将通过市场法则配置，这就势必导致公共机构之间、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以及私人机构之间的竞争行为。为占有培训市场份额、取得竞争优势，所有参与竞争的培训机构和组织，就要通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培训投入、改革培训教学方式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培训产品。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发展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形成有活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竞争格局。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也应循此逻辑。
（一）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应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农村社区、农村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结构中，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例如，政府应扮演好“掌舵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信息收集与、政策供给、制度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扮演好“培训教学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师资供给、课程开发、理论教学等方面，发挥其智力优势；企业有场地、原料、设备等实训资源，应扮演好“培训责任共担者”的角色，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实用技能培训的主力；农村社区则应扮演好“组织者”角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环境建设、组织动员等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只有形成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才有可能满足不同培训对象的个性化培训需求。因此，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形成一个基于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定位的多元化主体结构，是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必要前提。
（二）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
在农民教育与培训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是权力中心，是政策决策的最后“拍板人”。政府通过行政权威和行政命令，建立以控制为特征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结构，开展“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农民教育与培训，通常存在缺乏针对性、实效性，不但造成了宝贵培训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也常常导致了培训政策目标的实际漂移。
要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就必须构建一种基于主体地位平等、权力向度多中心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尽管各主体的角色、职责和权利内容不尽相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控制和支配关系。政府和其他主体一样，都是这个扁平化的互动治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各主体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各主体，在真诚对话、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做出的培训决策，不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也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容易得到各主体的心理认同和实际执行。
（三）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
不同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多中心治理需要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例如，政策工具具有引导、监督、激励、评价功能；制度工具对主体行为具有规范功能；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拨款等经济工具，具有激励功能；网络、媒体等信息工具，具有信息、信息传播功能；社会公益性组织、大学生自愿者等志愿性工具，因其公益性和专业性，具有较强的专业支持功能。因此，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须选择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工具结构。
（四）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要保障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际运用，还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主要应包括：1.政府要转变职能，在政府、社会、市场三种关系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合作机制；2.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3.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4.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农村社区、社会公益性组织、教育与培训机构、家庭农场主、城乡居民等，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5.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资源的使用效益；6.建立多中心的监督机制，强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程和质量的全方位督查和评估。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动正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借政策东风和思维创新，立足国情，构建一个结构合理、运行有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多中心治理模式，必将有力推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