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政策范例(3篇)

经济发展的政策范文篇1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

表1“三大地带”人均GDP及差距变动情况年份东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地区人均GDP／元西部地区人均GDP／元中部同东部相对差距％西部同东部相对差距％1978

1980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463.7

1145.6

1683.1

1864.3

1963.9

2259.1

3032.6

4081.6

5420.8

6777.4

6777.4310.1

386.2

771.2

1074.7

1263.8

1178.6

1358.2

1712.1

2206.8

2891.4

3690.7250.8

313.9

616.8

881.1

967.2

1078.1

1202.9

1518.4

1886.9

2391.6

2945.333.1

32.2

32.7

36.1

36.7

35.6

39.9

43.5

45.9

46.7

45.745.9

44.9

46.2

47.7

48.1

45.1

46.8

49.9

53.8

55.9

56.5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资料计算。本表的价格均为当年价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为慎重起见，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各地全面实行的，而是采取了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战略。首先实行的是沿海特区，然后是沿海开发城市，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现在正在向内地推进，与开放相伴随，沿海地区的对内改革也较中西部等内陆地区起步早、步伐快。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国家还对东部地区实行了政策倾斜，东部地区借助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在政策倾斜的条件下，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拉开了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将对各地的GDP作多视角的分析和考察，并由此判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及走势。

1．“三大地带”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

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们如果用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相对差距＝（1－小值大值）×100％）作为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变动方向和强度的依据，则可以从表1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三大地带各自的人均GDP都成倍迅速增长，但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之差距却在急剧扩大。

从表1不难看出，三大地带的人均GDP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十分明显，而且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1978－1995年的18年中，中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153元扩大到1995年的3987元，扩幅达20倍，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33.1％扩大到1995年的45.5％，扩幅达12.4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由1978年的213元扩大到1995年的3832元，扩幅达18倍，相对差距则由1978年的45.9％扩大到1995年的56.5％，扩幅达11.6个百分点。特别是1991年以后，差距扩大的态势又有所强化，仅5年内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9.9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

2．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远高于国际水平。

为了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是否过大或过小，除了进行纵向历史比较与发展分析之外，还需作国际范围的比较。在进行比较时，我们虽然会遇到统计口径及总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差异较大的困难，也许存在一些误差和遗漏，但这种国际比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表2人均GDP（或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国际比较国别年份最大值／最小值（倍）相对差异系数（％）中国

前南斯拉夫

希腊

德国

韩国

意大利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1993

1988

1988

1988

1985

1988

1988

1983

1978

19839.5

7.8

1.69

1.93

1.53

2.34

1.63

1.43

1.13

5.3070.9

53.6

10.0

13.0

14.8

26.0

15.0

11.1

4.7

45.8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的地区差距不仅远高于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还要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体制变革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说，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3．中西部的地均GDP水平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差别甚大，所以用区域人均GDP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地域GDP时，我国区域差距的图象就更加清楚。地均GDP是一个反映产值密度及经济发达水平的极好指标，它比人均GDP更能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和经济集中程度。表3反映了1995年以来中国地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

表3中国地均GDP的差距及变动情况（1984－1994）地均GDP（万元／平方公里）地均增长率1984199410年（倍）年均％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29.7

8.1

2.0204.9

43.5

12.05.90

4.37

5.0021.3

18.3

19.6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5）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我们从表3不难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我国地带和地域间的经济集中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东部地区的地均GDP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4.71倍和17.1倍，差距之大远远超过了人均GDP；二是地带和区域间的经济集中程度明显扩大，1984年东部地区每平方公里GDP分别为中部地区的3.67倍和西部地区的14.85倍，1994年就分别扩大到了4.71倍和17.1倍。

4．中西部地区GDP份额在不断下降。

在全国经济都有较大增长的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较好的投资环境和有利的经济政策，致使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更快，从而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典型必须就是沿海地区在GDP中的份额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下降（见表4）。

表4中国地区间GDP份额的变化（1984－1994）GDP（亿元）年均增长率％占GDP份额增减百分比％1984199419841994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3851

2301

109126608

12415

656321.3

18.4

19.753.1

31.8

15.158.4

27.2

14.4+5.3

-4.6

-0.7资料来源：同表3。

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我国三大地带经济10多年来都在快速增长，但各个地带在GDP的份额发生了不小变化，东部地区上升了5.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分别下降了4.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确实扩大了。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因素

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国内外许多学者有诸多不同的解释，如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Williamson）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方面提出了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之间呈“倒U型”曲线，国内学者胡鞍钢认为是国家的宏观政策向某些地区倾斜导致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仍在起着一定作用。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经济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而国家财政又是履行政府政策和职能的重要手段，因此，从财政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呢？

1．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

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人均投资水平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比较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由此决定了国家投资的地区布局必然向东部地区倾斜。国家虽然在“八五”期间有意识地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重点投资项目，如京九铁路、南昆铁路和三峡工程等，但是，从国家所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国家预算内和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来看，1981－1995年，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由45.9％上升到54.27％，中部地区由27.8％下降到24.54％，西部地区由17.49％下降到14.27％。在这期间，东部地区的投资上升了8.3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3.44和3.22个百分点。1995年中央在北京的人均投资达844元，而在贵州只有48元，两者相差17.6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投资和国家预算内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单位的份额，由1978年的86.4％下降到1995年的54.4％，下降了32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投资的比重更是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95年的3.2％，下降了近60个百分点。显然，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市场化趋势有利于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东部地区而不利于国有经济份额较大的中西部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势必对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大又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并将拉大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2．“两个比重”的下降直接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里讲的“两个比重”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GDP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国民收入由集资于国转向藏富于民，资金配置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相对贫困化”，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小，已从1978年为31.2％下降到1996年的10.9％，17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滑，1990年我国扣除债务收入后的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仅为7.2％，1993年下降到3.1％，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稍有回升，也仅为4％左右。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些国家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情况是：印度为15.4％，印度尼西亚为8.4％，美国为20.1％，法国为40.9％，德国为29％。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是中央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财政收入的匮乏致使中央政府在调控地区发展差距上缺少必要的财力基础。由于中央财政的困难，中央政府已很难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在一国范围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抑制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方面的巨大差距所起的作用已相当有限。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所来反复强调要逐渐缩小地区差距而实践的结果又是地区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3．不平等、不规范的财税政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以前，我国财税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统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赋税反而高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优惠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在1980年设立了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在沿海地区开发了14个城市，给了这些地区较大的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和利用外资审批权等。如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到“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即使征所得税，税率也仅为15％。另外，特区内外资企业还不受进口许可证管制，机器设备、其他原料的进口及产品的出口均免征关税。显然，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使得沿海地区具有了更强的比较优势，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许在经济特区开发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特区已经启动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继续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和经济贫困地区来说就很不公平了。而且，由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本来要扩散的工业反而继续留在特区和沿海城市，这无疑延缓了经济扩散过程和弱化了经济扩散效应，也就是延缓了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转机。（2）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是我国1994年财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中又偏离了这一原则。比如，分税制改革就因为保留了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既得利益，没有对地区横向分配作出合理的调整而未能达到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在参与地方收入分成上采取一切切的做法，以1993年为基数，每年维持1:0.3的增量返还，税收增量返还的比例没有地区差距。东部沿海地区扩张基数的能力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各省财政收入基数低、增长慢，获得的税收返还量也就小。1992－1994年，广东等三个发达地区财力年均增长33％，比增长最低的贵州等三个不发达地区高出18个百分点，比安徽等三个农业大省高出11个百分点，比全国地方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返还政策对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4．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悬殊。

这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表现，又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极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即明显的贫富不均。财力状况决定了公共服务水平，贫富不均的财力必然使得各地对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及其他相关的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致使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较过去又有了进一步拉大，地区社会成员间机会不均等、公共服务水平大相径庭的现象亦有了新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是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政府提供了良的公共服务（如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发的医疗条件等）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如通信、道路等），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东部地区越拉越大，也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5．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太多、负担过重也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本地经济发展。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机构重叠，“吃皇粮”者众多，增长过猛，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增长过快。这是地方财政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机构臃肿、负担繁重问题在全国都存在，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一是改革以来虽一直强调机构精简，但措施不力，中央政府机构异常庞大，且要求地方与中国部门一一对应，省区政府无权增减或者合并有关对口机构，再加上大中专学生分配及军转业安置的压力，由财政负担的机构和人员数量急剧增加；二是中西部不少地区非国有经济不太发达或国有企业效益欠佳，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就业渠道过于单一，因此，大家拼命往行政事业单位挤，人员分流难度甚大，越穷的地方人们越不愿意离开机关；三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和人口稠密等原因，完成同等社会服务的单位成本较小，或已超过单位成本的边际递增阶段，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为提供大致相等的社会绝对服务水平，要占用更大的财力支出份额，并且由于自然环境、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原因，其单位成本正处在边际递增阶段，这无疑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由此不难理解中西部地区行政带来单位就业比重为什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背的包袱为什么越来越重。

三、运用财政手段缩小地区差距的外国经验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财政手段的运用。

1．运用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所有国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基本手段。例如，美国财政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独立财政组成。1992年，美国三级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25.9％和17.1％。由于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联邦，而许多公共服务项目如教育、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又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因此，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州和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以增强州和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各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德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转移支付手段的运用，把财政支出的20％用于补助低于各州平均水平的穷州以支持其发展。

2．各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都对落后地区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为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特制定了到南方新办工厂给予10年免征利润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家向南方投资。美国政府为了鼓励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联邦政府扩大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豁免权，州政府也运用减免税政策，如康涅狄州对到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减免所得税5年，再投资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法国则在洛林、诺尔－加莱两个重点地区实行“无税特区”，即到这个两上地区投资设厂创造就业机会者，3年内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外，还免征劳工税、各种社会杂税和分摊。1967年，巴西为鼓励社会各方投资开发落后地区，曾在北部亚马逊地区的玛锱斯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在特区内设厂的私人企业10年内免交所得税，扩大再生产的进口商品免交进口税，从国内其他地区购入的消费品和材料免交商品流通税。

3．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补贴制度。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企业的援助大多采取补贴的形式。包括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税收支出和直接拨款生产公共产品等。例如，意大利在1956－1965的期间，为促进南方地区的工业化，规定对南方新办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由政府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并且为新建企业提供70％以上的优惠贷款。此外，意大利政府还直接拨款在南方欠发达地区兴建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创办国立大学并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和提供食宿方便。英国政府自1984年起对受援地区内的公司，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补贴3000英镑，并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40％的投资补助。

4．重视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为其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经济发展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发达国家；低碳经济；财政政策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意义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不断降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尽可能的达到排放与生态环境转化平衡，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最早是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作为第一期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英国首先认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且随着发展的逐步加快，对矿产资源的消耗也在快速增加，致使目前英国消耗的能源，大部分都要依靠进口，而且，温室效应的变化，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增大。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性的、关乎全人类的经济理念，在不同的区域和领域内理解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低碳经济的本质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开发更多的清洁能源，在生产和发展中，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频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促进生态环境系统平衡。低碳经济的发展核心，是通过相关研究部门，开发更优质的技术，降低矿物资源和高碳资源的使用量，尽可能的维持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吸收平，保持平衡。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持，通过减少矿物资源的使用量，能够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清洁能源的可再生和温室气体的含量，对于低碳经济的推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低碳经济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消耗速度快速提升，各类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而且，我国本身的矿产资源状态，呈现明显的“富煤、少气、缺油”的状态，大量的矿产资源消耗，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近年来，世界各国对于矿产资源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地提升，“碳关税”不断地提高，已经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对传统优势产品贸易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因此，为了巩固我国的经济地位，必须强化低碳经济的深化，提高我国的发展潜力。

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支出政策

2007年，加拿大政府提出了“让科技成为加拿大优势”，在2008年，政府对此发展政策进行了细化。加拿大政府每年在环境科技上，拨款6600万支持，在低碳技术上，加大开发研究力度，并且，不断极大技术研究的投入。加拿大政府计划在2022年，将电力需求转变为零排放。而且，加拿大政府还拨款3亿支持核能发展，包括有先进重水反应堆和更新实验室的技术设备。

（二）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收入政策

1990年，芬兰在全球首先实施了碳税，然后其他多个国家也开始征收了碳税。碳税，是根据化石燃料排放的碳量的多少，进行征收的。这种碳税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行，通过征收碳税，来提升一些矿物资源和高碳能源的应用成本，逐步提高低碳经济的发展，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征收碳税。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我国为了推动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的经常性预算，安排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通过强化低碳经济的发展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政策导向，促进低碳技术的提高与进步。开征碳税，对碳排放量较多的单位，征收适当的碳税，采用量计征方式，采用定额税率形式，引动企业技术改造，提高我国工业的能效和竞争力。结束语：综上所述，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对于低碳经济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地提升，相关的财政政策应用不断加深。建立完善的低碳采购制度，加强对低碳科技研究的相关投入，开征碳税，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梅.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启示分析[J].管理观察，2016，(04):64-66.

经济发展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公共经济；政策；探析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47-02

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切从无到有的过程，然后在实践工作中总结出适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经济稳定发展的形势下，值得注意的是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例如全球的气候变暖问题、雾霾问题等。由英国率先提出的低碳概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因此，在现代化发展中，我国也积极地结合实际情况走低碳发展的路线，一方面能够继续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加强对环境保护，这成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继工业文明后促进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成就。低碳经济主要是通过减少污染、降低能耗以及低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其核心理念是结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使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重大突破。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含义

世界各国于2009年12月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协商并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以及一系列相关要求，目的在于促进全球经济的长远发展。低碳经济在此次大会中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具体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方面，低碳经济属于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与高碳经济相比较，要求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要注重资源节约以及尽可能地降低碳排放量，从而有效地避免出现高碳高排的情况，导致生态环境受到危害。第二个方面，对于新能源发展而言，低碳经济基本的要求就是在发展中减少对各种化石能源的消耗，同时又能够使经济获得良好发展的，其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与能源消耗“脱钩”，使得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间达到“错位”的目的[1]，同时也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第三个方面，由于人为的高碳消费导致碳的排放量出现上升的情况，从而破坏人们生存的环境。因此，低碳发展属于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的“自救行为”，需要不断改变之前高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有效地在人们生活和生产中降低碳量排放，进而促进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在现阶段发展中的实际情况

（一）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分析

第一，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发展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双重任务。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一般是贸易中较为低端的产业，其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低、附加值低，但是能源消耗比较高，在高能耗以及高污染中换取发展的速度，是当前所不能避免的历程，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第二，我国当前正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升级消费结构、建设基础设施等，从而使得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能源也是与日俱增[2]。此外，人口激增问题和工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汽车尾气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

（二）从资源结构方面分析

经过地质勘探已经得知，我国的煤炭资源储备量较大，石油、天然气等的资源储量相对较少，正是多煤而缺油少气这一现状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对一次性的资源消耗方面主要是以煤为主，其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在工业方面、取暖方面所使用的燃料主要是煤炭、电资源等，从而造成了空气中二氧化碳以及二氧化硫等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得到有效改变的。因此，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中，需要加快调整煤消耗情况，从而有效地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量，这是资源结构问题而导致低碳发展在我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之一。

（三）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

在当前的发展中，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地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这也是解决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环境问题的重要武器。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二者的平衡度，需要依赖于各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能源利用率、回收、利用甲烷、收集和存储二氧化碳、对工业中的废气进行二次利用、分解工业废水等[3]。然而现阶段，这些技术都比较落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我国推行低碳发展的步伐，因此，技术创新也是制约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四）公共政策的缺失

虽然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已经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同时也制定出低碳发展一系列的措施。但我国的低碳发展依然没有看到显著的效果，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当前在协调经济和生态环境中出现了政策缺乏以及不严谨的情况，有的政策可操作性不强；第二，执行公共政策环境复杂，尤其是有些政策会损害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利益，这严重地影响了执行中的效率，甚至采取不主动与不积极的态度；第三，缺乏监督力度，通常是突击检查或者行政管制，而且没有做好事前管理工作，一般采用的是“事后监督”[4]，亩导致了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成效甚微的局面。

三、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