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回归现象(6篇)
遗传学回归现象篇1
关键词：高中生物；基因；染色体；教学实践
一、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课堂教学实践
1.新课导入
新课导入主要包括教师创设主题问题情境。（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复习、归纳旧知识而带出问题情境）。一是根据孟德尔的分离定律、自由组合定律，回答以下问题：基因型为Aa的个体能产生的哪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A与a两种，比例为1∶1）基因型为AaBb的个体能产生的哪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AB、Ab、aB与ab四种，比例为1∶1∶1∶1）。
二是根据减数分裂，回答以下问题：具有一对同源染色体的个体，经减数分裂，能产生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具有两对同源染色体的个体，经减数分裂，又能产生几种配子？比例是多少？（两种，1∶1；四种，1∶1∶1∶1）。请同学们分析这种个体的等位基因、同源染色体对数相等，配子的种类相等的情况是偶然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基因和染色体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呢？
2.萨顿的假说
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萨顿的假说”。需要学生思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萨顿认为基因和染色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吗？你同意他的观点吗？第二，你认为怎样才能证明“萨顿假说”或你的观点是否正确？
3.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
教师继续引导：萨顿的假说并没有立即得到另一位生物学家摩尔根的认同，他还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证明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教师一边指导学生阅读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一边引导学生思考一系列的问题：①为什么用眼色性状做实验观察的对象？②白眼性状是如何遗传的，与性别有什么关系？③你能尝试解释此实验现象吗？
教师引导学生解释实验现象：红眼、白眼基因在X染色体上，可以用遗传图解把实验过程表达出来。总结：细心地观察果蝇的白眼，实验的巧妙，红眼与白眼性状与性别的联系，使实验分析的目标锁定在性染色体上，从而建立了红眼基因、白眼基因与染色体的桥梁。
4.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解释
回顾刚上课时我们提出的问题：基因和染色体的行为之间存在平行关系吗？把这种基因与染色体在减数分裂中的平行行为用图解归纳可怎样表示，并得出孟德尔遗传规律的现代解释，即基因的分离定律的实质和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的实质。
5.课后作业与深化提高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断基因与DNA的关系。根据所学知识，尝试总结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在遗传中遵循的规律并查阅资料了解“基因连锁与互换规律”。
二、教学反思
第一，直观教学有助于加深知识理解，降低知识难度，增强学生自信。以往的课堂教学，教师大多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教学过程，带着学生按照课程教学计划循序渐进。学生则基本处于被动的地位，有较少自主的学习活动。第二，要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及时调整问题的难度和教学策略，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教师的教学方法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课程学习。教师应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和状况来设计生物学课堂教学，而不是请学生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教学过程参加学习。第三，要放手让学生开放式思考，不能局限学生思维范围。这就必须改变教师课前准备的关注点和备课的方式，设计弹性化的课堂教学方案，教师不能完全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环节进行，要富有弹性，以便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灵活调整。
三、结语
遗传学回归现象篇2
1机械文明中的科技力量
电影《遗落战境》的整个叙事背景设置是以在高度发展的地外机械文明支配下的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息息相关。电影伊始，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的荒芜被归因于外星人入侵。将地球的沦落设置为是外星人入侵之后，人类为了抵御外星人而使用核技术的结果。由于核技术的使用，地球变得不再适于人类居住。核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是人类为了种族生存的无奈选择;但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人类所掌握的以核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文明对地球产生毁灭式影响的可能。关于以核技术为代表的人类科技对地球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叙述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人类社会各种生态学的文本。埃德加莫兰在《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就将人类现代科技文明称为新的撒旦。从本质上来看，《遗落战境》中地球的荒芜田园状态是人类自身的科技力量所造成的。核弹在这一叙述层面成了机械文明中科技力量的象征物，它帮助人类赶走了所谓的外星人，但同时也使得原本宜居的地球田园沦落为彻底荒废的被遗弃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中所展示的人类科技文明已经完全超脱了人类力量的控制范畴。电影中，地球田园的彻底毁灭的现实最大化了人类科技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是对人类千百年来对自然征服企图的一种戏谑。人类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在地球上建立了秩序，妄图凭借自身掌握的科技力量来征服自然，最终的结果却是将自己放逐于原本和谐的生态环境之外。
虽然电影将地球环境的恶化归因于外星人入侵，但始终都没有外星人的出现。在电影中，起初被观众认为是外星人的镜头，最后也被证实为幸存的在地外机械文明控制之外的地球人所装扮。电影中唯一代表外星人出现的是泰坦。泰坦在电影的叙述初期被地外机械文明伪装为地球核爆之后人类移居之所的田园。但在电影的后期，观众和主人公才一起发现，所谓泰坦，只是一个外形成三角锥状的由非人类的机械智能操纵的机械金属模块。就泰坦的存在形式来看，以其说它是外星人，更像人类社会当中能自我操控的巨型智能电脑系统，与《机械公敌》等科幻电影中出现的超脱人类控制的超级智能计算机主机如出一辙。因此，若是，从原型上来分析，在《遗落战境》中入侵地球的外星人机械文明，其实也就是一种超越了现代社会人类控制的科技力量而已，其所掌握的各种技术，如无人机和克隆技术，在现当代的人类社会早已存在。因此，电影中的地外机械文明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人类社会机械文明之下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可能的影射。
在赋予了科技至高无上地位的地外机械文明的统治之下，自然失去了其主体性地位，变得脆弱无力，沦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存在。科学的口头禅是支配、征服，让自然像战败国一样屈从或干脆被消灭。在电影中，导演将自然刻画成一片看似干净简单的荒野，没有任何的生命活动的痕迹，原本地球自然生态存在几乎被彻底地摧毁，整个自然的能量流动停滞。电影中关于地球的场景极具万物俱灭的战后末世气息。随着电影中广角取景和拉伸的应用，导演完整地将这一萧条荒野的地球末世气息传达给了观众，对观众的心理进行了震撼。虽然自然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动的活力，处于一种全然被抛弃的状态。但是，在电影中，自然依然地外机械文明的掠夺对象，是超越了一切自然伦理的科技主体力量的客体对象。以泰坦为核心的地外机械文明，依然在从地球的海洋攫取资源，以维持其自身的运作。而地球上所谓的人类存在与荒芜的自然一样，也沦为了超越人类伦理的地外机械文明的奴役对象。
2机械文明中的人类存在
在《遗落战境》中，超脱了人类控制范畴的机械文明占据了整个自然生态的主体性地位，主宰和掠夺着地球的自然生态，控制、奴役并屠杀着地球上残存着的人类。人类曾经作为地球生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由机械文明主宰的自然生态中，失去了主体性，与自然一起，沦落为被机械文明机械化的机械人。在电影中，被机械文明机械化的机械人可以分为两类:克隆人与虚拟人。
在《遗落战境》构造的整个与机械文明为主宰的自然生态中，不论是克隆人还是虚拟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包括繁衍都是由机械文明中超越人类控制的科技力量来决定的，他们只是作为这个机械文明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俨然一台巨型机械装置的零部件。就克隆人而言，首先，从繁衍延续种族的方式来看，处于机械文明中的克隆人只是机械文明的机械化的产品之一，依靠的是由机械文明控制的克隆技术在进行着种族的繁衍。这种将人类种族繁衍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使得人类远离了原本在自然生态中种族繁衍的自然伦理法则，其繁衍的自然伦理已经不再由自然控制，而是由机械文明的法则进行控制。沦为机械文明机械化产品的人类，也失去了在自然状态的个性与多样化的存在方式，其存在的形式，就其本身而言，不需要经历人类千百年来的自然长成过程，摆脱了自然规律，本质上是没有任何个性的同一化机械产品。电影中这些克隆人都是和机械产品一样有编号的。其次，在机械文明中，机械文明控制下的克隆人人类，担任地球资源的收集者角色，其存在价值是维护泰坦星收集地球上的资源的巨型机械设备。在电影伊始，观众所接触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机械文明田园。在这样的田园理想中，克隆人人类带着回归地外田园的泰坦星的希望，表面上维持着男耕女织的平衡生态的生活状态，为了人类的延续而在努力工作中。作为克隆人的杰克和维多利亚的任务也维护收集地球资源为泰坦星的正常运行提供支持的装置而尽心工作着。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男耕女织的平衡生态生活状态从本质上来看只是一种科技文明虚设的假象。机械化的克隆人人类对机械文明主体而言，只是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客体，其行动受到主体的牵制并且为其服务，其进行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为主体提供服务，维持这种田园理想状态的意义在于用虚假来维持整个机械文明的正常运作。
除了克隆人，在《遗落战境》中，还有由机械文明虚拟出来的虚拟人类:萨拉。虚拟人萨拉的存在意义在于对机械文明生产出来的克隆人人类进行监控与控制，为科技文明操控在地球上为其工作的克隆人，并且为克隆人构建并且提供泰坦星上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前景臆想，以维护整个科技文明的机械工作的正常运作。在电影中，虚拟人萨拉不断地通过带有强烈的心理暗示的问题来确认克隆人的存在价值:Areyouaneffectiveteam(你们是不是一个有默契的团队?)。当电影中的机械文明通过虚拟人萨拉获知克隆人人类的工具性价值存在消失之后，作为主体的机械文明就会消灭失去价值的客体。在电影中，当克隆人失去了其价值运用的可能，即完成了任务，等待他们的并非是回归，而是被机械文明所消灭。而机械文明会使用新的克隆人来取代他们的原先位置。电影中，与杰克哈伯搭档的维多利亚始终梦想着能回到泰坦星上田园诗的生活，但最后的结局也无非是事情结束后被无人机所杀害。
3机械时代的田园理想
在《遗落战境》中，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构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田园理想，一种是机械人所处的荒芜的地球田园理想，另一种则是电影中自然人试图要重新夺回被并建构的田园诗般的地球生态田园理想。
《遗落战境》是以地球的荒芜为叙述背景的。在电影中，导演通过高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为观众构建的是一种基于地球荒芜的人类存在的田园理想。对地球的荒芜田园状态一直是科幻电影一个特别重要的建构，特别是末日类型电影。虽然与其他的科幻电影中地球荒芜田园状态的产生起因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看，如前所述，《遗落战境》中地球的荒芜田园状态也是超越人类控制的机械文明所造成的。虽然电影最后叙述了地球荒芜的真正原因，是外星机械文明对地球的侵略与掠夺导致了人类失去家园，但这并没有改变超越人类控制的机械文明导致地球的荒芜这一事实。
《遗落战境》中，导演采用了多种手段来构建地球的荒芜田园状态。首先，在男主人公的旁白画面中，电影采用广角拉近的方式，展示了叙述现实时间当中破碎的月球、没有人烟的荒漠化的宽旷城市废墟、以及各种倒塌被遗弃的标志性建筑，如电视塔、游乐场、美国五角大楼等等，而又从航拍的广角取景角度将原本人类生活的地球绿色家园的寸草不生的从整体上进行了展示。其次，电影这一段旁白叙述中，男主人公的整个叙述语调平白简洁，语气带有无奈的。这样的叙述方式，配以节奏急促的音乐，以及对地球荒芜田园从天空到大地到海洋的一种全景式镜头的展示，再加上镜头中整体较为灰暗单调的色调，造成了听觉与视觉紧张的气氛，从而迅速地赋予了观众对电影中地球的荒芜田园的立体式的体验，造成心理上的震撼，实现对地球荒芜状态的认同。最后，除了电影对现实叙述时间里的荒芜的画面展示，电影还剪辑了男主人公记忆中过去时间的画面穿插到在现实时间里进行的叙述中。在男主人公的记忆里，在地球荒芜之前的人类都市里满是人潮如流的那种生机盎然的生活画面片段。记忆里的生机盎然与现实当下的人烟荒芜的镜头切换对比，进一步冲击了观众的心理，加深了观众对电影叙述现实时间里地球荒芜的体验与认同。
与导演构建地球的荒芜田园现实状态不同，在电影《遗落战境》中，以马尔科姆比奇为代表的处于自然生存状态的人类，要夺回的是失去的地球田园家园，重构地球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处于自然生存状态的人类，因为地球生态环境的陨落而失去了家园，但并不归属于电影当中将地球陷人荒芜并且对其进行掠夺的地外机械文明的田园系统。在地外机械文明统治的荒芜星球之上，他们没有生存的空间，被迫转移到地下。失去了家园，他们被边缘化，受到了机械文明主体的排挤，甚至发生了角色身份都被进行了转化，他们被命名为外星人在地球上的余孽。这一类自然人原本在地球的生态系统当中是拥有一定的主体地位，但当科技文明摧毁了整个地球原本人类生活的田园生态，他们的主体地位也就随着整个地球田园生态的覆灭而消失。当然，失去了主体地位的自然人不甘于被消灭，或是沦为篡夺了地球生态主体地位的地外机械文明的客体性价值工具。在与控制地球的地外机械文明进行着秘密抵抗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将机械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其目的并非为了恢复高度机械化的机械文明，而是在于恢复适合人类生存的田园诗般的生态田园。
《遗落战境》中自然人企图重建的这种田园理想，从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自然生态和谐的田园理想的叙事传统的一种继承。从古希腊的提奥克里特斯的抒情诗《田园》开始，自然生态和谐的田园理想被各种叙事媒介广泛地叙述建构，从而也作为一种原型记忆存在于人类的记忆之中。《遗落战境》中，存在着很多对这种田园理想的眷恋与记忆的特写。克隆人汤姆所残存的记忆就是这一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残存记忆的驱使下，在这个荒芜的地球之外，汤姆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环境。那里的自然环境与地球的荒芜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绿树成荫，流水潺潺，依靠风能等清洁能源提供动力。同时，汤姆还将自己搜索到的与地球过去相关的物品，如书籍，带回这个小小的世外桃源。汤姆在这里的短暂宁静与地球整体的荒芜紧张状态形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实质上是对传统田园理想的回归渴望的一种表现。这种对传统田园理想的渴望也在自然人的地下藏身所有所体现，在那里，自然人收集保存了大量人类社会文明的文献与艺术品。电影里，在汤姆去摧毁泰坦之前的场景中，出现了安德鲁怀思所画的油画《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的特写。油画《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的整个画面是一个山坡，在顶上有一向阳的农舍，充满祥和的气氛，仿佛世外桃源。这幅画作的特写的出现，表现了电影中人类对过往生态和谐的田园生活的回归的向往以及对实现这种田园理想的坚强决心。
4结语
电影以杰克哈伯摧毁了代表机械文明的泰坦，并且回归之前他所建构的小小的世外理想田园为结局。泰坦的终结意味着人类从地外机械文明的手上重新夺回了其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人类也获得一次重新建构自然和谐生态田园的机会。
遗传学回归现象篇3
关键词：假说—演绎法；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科学方法
假说—演绎法是形成和构造科学理论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的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首先提出某种作为理论基本前提的假说来，然后以假说作为出发点，逻辑地演绎出可由经验检验的结论，构成一个理论系统。用这个理论系统解释和预见所研究的对象系统的各种现象，并用实验来进行检验和修正。图1为假说—演绎推理的逻辑关系。
图1假说—演绎推理的逻辑关系
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以“观察（实验）—归纳”为主的方法逐渐让位给以假说—演绎为主的方法。假说—演绎法不仅仅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学生认识客观事物，形成客观规律的重要的科学探究方法。假说—演绎法相对于观察—归纳法对于培养学生大胆想象的创新能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都有很好的作用。
一、假说—演绎法在高中生物新课程中的要求及体现
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阐述“遗传与进化”模块的教学价值时指出，该模块有助于学生领悟“假说演绎、建立模型等科学方法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在新课标中分为了解、理解、应用三个水平要求，其中属于应用水平的仅有两项，一项是“总结人类对遗传物质的探索过程”，另一项是“分析孟德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在课程标准必修二模块的前言部分，还特别指出要让学生“体验科学家探索生物生殖、遗传和进化奥秘的过程”，可见引导学生体验科学的过程和方法，是必修二模块的重要任务之一。
必修二教材中涉及假说—演绎方法的内容还有：dna分子半保留复制方式的提出与证实（第52页，沃森和克里克提出遗传物质自我复制的假说，1958年科学家以大肠杆菌为实验材料，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证实了dna是以半保留的方式复制的），整个中心法则的提出与证实（第68—第69页）以及遗传密码的破译（第73—第75页）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体会，领悟其中蕴含的方法。同时在教材中，编者也设计了类似的练习题对学生进行训练。如教材第38页拓展题“……你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如何验证你的解释”，及第71页的技能训练——提出假说，得出结论“请针对出现残翅果蝇的原因提出假说，进行解释”，必修三教材第69页进一步探究“根据你对影响酵母菌种群数量增长的因素作出的推测，设计实验进行验证”等。
二、假说—演绎法的典型课例分析
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是高中生物学教学的经典内容。遗传因子分离导致性状分离这一命题，是孟德尔通过豌豆的一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运用假说—演绎法，历经“提出问题—构建假说—验证假说—获得结论”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内容非常适合作为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素材。构建假说需要大胆设想，演绎推理需要缜密思维,验证假设则需要设计实验，寻求证据,进行论证。这一系列过程非常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下面以一对相对性状的分离实验为例（如图2），看看孟德尔在进行豌豆杂交实验过程中，以及提出基因的分离定律的过程中，是怎样体现假说—演绎法的。
本案例教学的难点，在于让学生理解孟德尔研究过程中的哪个步骤是演绎。学生看到的是，孟德尔提出假说后，就设计测交实验进行检验了，那么哪一步是演绎呢?事实上，测交实验所检验的不是假说本身，而是假说的推论。如果孟德尔要直接验证他的假说，只能用显微观察的方法，确定遗传因子的真实存在和遗传因子的传递方式，显然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只能由假设演绎出一个必然的可证明的待检验陈述,即子一代如果是杂合体，则必然会产生两种数量相等的配子。那么如何最直观、最简单地证明这个推论呢？孟德尔非常巧妙地设计了测交方法，即将子一代与隐性亲本类型回交，这是因为隐性亲本性状不能遮盖显性性状，并能显出纯隐性性状，这样测交结果就能直接反映出子一代所产生的配子的类型和数目。如果测交结果能得到后代的性状分离比例是1：1的话，就证明了推论的正确性。这应该是孟德尔之所以采用测交试验的真正目的。孟德尔所做的测交实验结果与预期的结果完全相符，证明了推论的正确性，由此就得出被确证的结论，即分离定律。
三、在应用假说—演绎法时需注意的问题
（一）给学生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活跃的思维是课堂教学成功的保证，在再现孟德尔实验和思维的过程中，不仅有分析、推理、归纳、演绎，还有设计和想象等思维活动，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提出问题或由学生提出问题后，再引导学生分析，因此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非常重要。
（二）引导学生进行合理推理而非主观臆断
在演绎推理这一环节中最好以问题“为什么孟德尔不是用f1代自交或用f1代与纯种高茎豌豆杂交来证明其假说，而是将f1代与矮茎豌豆进行测交呢”来引导学生思考，而非主观臆断地告诉学生，孟德尔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将f1代与纯隐性类型杂交，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却没有进行分析。这种教学的结果是使学生失去了思考的动力，不进行分析和思考就被动接受，其后果是学生遇到检验某一生物个体是否是杂种的实际问题时，只会想到测交而不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这是一种失败的教学。
四、假说—演绎法在科学发现中的应用与限制
回顾经典遗传学的历史就会发现，人们对基因和性状关系的认识，首先是从性状传递的规律变化提出合理的假说，然后再分析、演绎推理、实验验证，在“合理”和“不合理”的冲突中发现正确的结论。如孟德尔在不知道遗传因子为何物、在细胞何处的情况下，选取豌豆若干对相对性状进行杂交实验，对呈现的现象提出假说，合理演绎，实验验证，从而归纳得出两个遗传的基本规律。基于当时的情况，孟德尔的假说是合理的，可以演绎地说明其他类似的现象。如果联系到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就可以看出孟德尔假说的局限性，譬如孟德尔讲的颗粒式遗传、基因的独立自由问题。如摩尔根和他的合作者就是在觉得孟德尔遗传理论“不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果蝇杂交实验，发现连锁和交换定律。
遗传学回归现象篇4
关键词：清遗民;民初上海;山林;城市
本文探讨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陈三立、郑孝胥等清遗民对自身心态与民国上海的文学书写。此辈旧式文人与上海这个洋场，原本不无隔膜，故观遗老诗文中，每有“夷场”、“番市”的称谓，如陈三立《〈清道人遗集〉序》言：“当是时，四方士大夫识与不识类聚保夷市。”{1}毋庸置疑，遗老与上海这个城市，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的层面，摩擦并不在小。但既然举世皆乱，所谓“四海为家莫更论，江湖满地一销魂”{2}，何者为家乡，何者为异乡，本质上已无区别――狄葆贤《平等阁诗话》记范肯堂客死于沪，其“病亟时，有劝其归者，先生曰：归死、客死等耳。奚为故乡，奚为道路乎”？③此外，既然愈穷饿愈愁苦便愈能凸显守志之坚，商业都市之芜杂，某种程度上，亦更能呈现遗老之“苦心孤诣”。既然“上海”作为现代隐逸地，已改写了传统文人的“乡土想象”以及由此催生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士大夫而言，在此浊世中倘仍想“洁己身”更“洁己心”，唯一的途径似乎只剩下一条，那便是“独上高楼”。
事实上，自王粲《登楼赋》以还，“登楼”这一意象就带上了浓郁的象征意味，“登楼”这一动作背后更包含着两个心理原型，一是“非吾土”，一是“独”。而自晚清以降，不管是作为实际隐居地的“楼”还是“楼”的意象，在文人的世界中几乎数不胜数。易顺鼎有琴志楼，吴保初有北山楼，陈三立记刘锦藻“逮丁国变，辟居青岛，犹据一楼孜孜网罗放失，发挥坠绪，以寄其孤尚”{4}。在兵火冲天的乱世，与文人之“侠客想象”相伴随的，乃是其对“楼”与“登楼”情境的迷恋。曾广钧《辛亥九月十一日登天心阁》有云：“海鹤存亡六十秋，西风独上驿南楼。”又其为廖笙陔建仙云楼作诗，虽是出于“西人于名人大事，往往有建筑物以为纪念”的念头，落笔却犹是传统的“楼台”意象――“当日楼台无地起，谁知今日有高楼。”{5}
“楼”之于士夫的吸引力，不在别的，乃在其为乱离中无地彷徨的文人，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栖居地。郑孝胥1912年6月18日之日记（壬子，五月初四）记：“集《出师表》、杜诗句云：‘苟全性命于乱世，独立缥缈之飞楼。”{1}徐一士《谈陈三立》曾状陈三立之飘零江湖：“壬子间杨昀谷赠诗：‘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足为诗人写照。曩者春明胜流云集，则苏赣间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则旧皇城为江湖。”{2}阅其时笔记记陈之生平，亦多描述其“国变后”“往来于淞沪间”，与之相同的还有一代词人朱疆村。但作为“乡土”之念时时萦怀的传统文人，不管怎样浪迹游走，仍需辟得一池半亩，以赋“归园田居”。昔日“仗剑”是“与世对决”，一旦世事亟变，“心中剑”、“手中剑”皆不得不默然回鞘，任通天剑术也无从施展，便只能归而“与楼徘徊”。唐人传奇中言某侠一击不中，即飘然远遁，对于此辈满腔经世意、救世心的遗老而言，心境当然没有这般潇洒。于是，遗老无论写“楼”，抑或写“楼”中之“吾辈”，或血脉偾张或气息幽咽，却多发之于孤绝幽深之境，黯然销魂之情，几乎语语凄厉。如陈衍《题海藏楼》有云：“海藏不可藏，筑楼立人表。楼成天生黑，此黔邑中佼。登楼俯平楚，意义过飞鸟。问君独居意，魂魄析缴绕。有魄楼矗矗，有魂诗袅袅。身处魂魄间，暂与周旋了。嗟我乏灵药，奔月妻忽杳。百尺弃不居，碧海沈沈晓。羡君学刘兀脱屣志何G（君眷属不住楼中）。”③又郑孝胥《吴淞望海》云：“郁郁楼居动累年，胸中正欠海吞天，潮回淞市成高垒，帆落崇沙见葑田。伤逝招魂须一放，行歌散发入无边。人间善败犹难死，却为童鸟废太元。”其《答梅泉风雨见过》云：“地旷风号势始张，触楼益怒转成狂。垂杨万缕柔将绝，黄雀一群轻自翔。挥扇暂停迎晚雨，披襟对坐爱虚廊。灌坛神女应相避，可怪封姨戏海藏。”其《消寒会示座中》又云：“云霾雾塞不成春，密雨旋风暗海滨。酹酒可无回日意，闻鸡犹有戴天人。未应豺虎穷吾道，小集衣冠慰众宾。只待少康收旧物，期君共踏软红尘。”{4}
“乱世”使得“楼居”与“登楼”不仅成为士夫生存的方式，亦成为独具象征性的“表达”。而对于这一批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中的遗老来说，“独上高楼”所带有的“非吾土”之慨，更具有双重的意味：一是与“民国”这一政权的抵牾，一是与“现代都市”的隔阂。固然在历史上，文人与文学想象早已与“城市”结缘，但与“现代”都市的相遇，无疑还是头一遭。在前现代中国，对于“学而优则仕”的文人而言，更鲜明的并非“城市”与“乡村”的对峙，而是“在朝”“在野”、在“庙堂”或在“山林”的分别。“在朝者”进入城市，毋宁说是进入朝堂。对在野者而言，不论是南宋词人流连青楼，还是明末文士齐聚声场，“都市”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江湖”的意味。文人游走于瓦肆、酒楼，“小红低唱我吹箫”，眼中心中所及，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自然性景观。可以说，对于整个前现代的乡土中国而言，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在近现代中国，现代都市的崛起则带来此中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同时伴随着“士，农，工，商”层级的崩解。上海作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大都市，这一点尤为明显。余英时先生曾将“士”视作传统社会结构中的“未定项”，也就是说，“士”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是游移的，从未真正属于城市。而晚清以降，上海越来越发展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都市，与此相伴随，则是“士”这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不断边缘化，这无疑给传统文人带来极大的刺激，而清廷覆亡亦完全切断了遗老们的仕途。当遗老由传统的四民社会被抛入一个完全异质的物质性存在――带有极强人为性、强制性的现代城市，周遭环境与自身境遇的变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况且，这一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者，不像新一代的职业文人，从一“诞生”就是属于城市，也不像后来的学者，不论是进入大学，还是依仗报刊转战，与城市的亲合度同样在不断增加。由漂游悬浮的“未定项”被塞入城市，不得已要成为城市结构中相对固定的成分（如王国维依赖为哈同编刊物领取薪金），对文人精神世界的冲击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而“洋场”本身亦成为展现此种“遗”之“表达”的绝佳背景。
于是，在遗老笔下，热热闹闹的“海上景象”每每被推至远景，甚或“恍若烟海”，而遗老们”茕茕孑立”的身影则被一再描重。不能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便只能“R番市楼壁之下”{1}。但只要“孤心”仍在，故国故家便犹可追问。在这里，海滨之“逼仄”与“吾庐”之“适心”每每被放置在一起。陈三立记粤商甘翰臣的非园为同人相乐处，内中知己盘桓，一派怡然：
或日斜客至，甘翁则围席露坐，杂进酒茗肴果，语笑指画尝，仰瞥天墟流云映余日，状如绮锦，如龙鳞凰羽，下烛栏J衣裾须发皆绛驳色，往往相与低徊不忍去。客之以时至者，有邻居王息存、朱疆村、王病山、曾农髯诸叟及余。余与疆村、病山至尤数，皆逼处海隅之流人也。自积祸乱十岁余，万方沸扰，喋血遍禹甸，即夷市哄斗劫杀无宁日，吾曹茧足无所之，幸遭贤主人据为写忧行吟之地，遗万变，娱余齿，自诡幼安之辽东，渊明之桃源，表圣之王屋，庶几轻世肆志同所托焉。然则甘翁之有是园也，为适人之适者欤？{2}
陈氏为避地上海的庞则銮作传，亦首先铺出一幅流气十足的洋场图景：
当国变，上海号外裔所庇地，健儿游士群聚耦语，睥睨，指画，造端流毒以为渊薮，而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或稍缘以为名，市矜宠。
与此相对的则是：
君则卧起一楼，谢朋徒，遏绝声气，不少形语言文字，日摩娑驾匣瑰秘，魂神凝聚，若忘变乱，且忘疴疾之在其体。③
陈氏亦尝记流寓海上时与陈仁先同与清道人李瑞清为邻，每于“每乘月夕相携立桥畔，观流水，话兴亡之陈迹，抚丧乱之靡届，悼人际之环散，落落吊影，仰天欷[，死生离合几何时，魂魄所依不能忘也。”{4}陈氏亦状吴仓硕：“先生卒之岁，逢重九，尚集群流为登高之会，酒罢揖别，先生层楼上，对之竦然，若古木，若瘦藤寒石，缥缈出霄光霞气中也。”{5}更令人惊叹的乃是连同人聚会也一并弃绝者。陈三立记夏敬敏于辛亥后“踵从弟夏敬观”，“避兵上海，同赁园屋，临溪流，有水石古木怪藤之胜”。“敬观或聚徒侣设酌联吟，徘徊其下，君则坚不一出视列坐共酒食，宾客至者但仰见夕阳楼壁间颀颀人影，摩挲图画金石器玩之属而已，其幽躅高致类如此”。⑥正如易顺鼎一联戏谑的妙语――“四马路连三马路，初禅天入二禅天”，通常被视作摩登洋场的上海，除却红男绿女接踵而行，原来还有如此清癯人物“独上层楼”。
是时，于一众老辈的“空中楼阁”之中，最著名的还数沈曾植的海日楼与郑孝胥的海藏楼。二者俱有实址，亦俱为其时同人的聚会地点。夏敬观《学山诗话》云：“苏堪自龙州还，终慈禧垂帘之日，遂不复出。于海上筑海藏楼，有终焉之志。前此虽有海藏之名，而未尝有楼也。”{7}但光有实体的“楼”，显然并不足以成为修身养性的“吾庐”。关键还在“楼”后的“寄托”。于尘世则凭虚御风，独随“楼”而凌空高蹈――遗老们的形象经由“楼”而得到了凝聚和升华。无疑，此种“脱离人世”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仍属“叙述”，但不可否认的是，“生存”往往就经由此种“叙述”，或为成全此种“叙述”而自然成为“现实”。换句话说，“遗民”之“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被遗民的“表达”所写就的。此种表达既滋生、承袭于传统，亦不乏别出心裁的自家声口。“南社四剑”之一的潘飞声（兰史）避地海上，为租来的寓庐取名“翦松阁”。{1}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记其“晚岁鬻文海上，颜所赁庑曰翦松阁。有三子食力于粤，惟一妾从。虽贫甚，未尝贷粟于人。有馈之者，非其人，拒不纳。饮酒辄尽数小觥，貌益温克。然当宾客前，或臧否人物，所许可不与苟同”。{2}王莼晨《云外朱楼集》亦记：
（兰史）诗情酒胆，豪兴无匹，海上诸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之与俱，有座无车公四坐不乐之概。寓居三楹，纤尘不染，姬人月子，为掌书画。丈故有洁癖，洗梧熳，差与云林相同。俗客戾止，辄屏不登楼。有吸淡巴菰者，必婉谢其置于楼下，始得登宏景三层阁也。阁中杂贮图史，四壁悬名人书画，可作卧游。③
如潘兰史以“洁癖”养护己楼，不消说乃是簪花子弟的海派风流，而沈曾植走的是“扪虱而谈”的老路。钱仲联《梦苕Q诗话》记蒋志范言：“平生所接海内名流，健谈者四人：一为沈乙Q……乙Q不修边幅，衣服垢腻满积，对客且谈且涕唾……终日不倦，真名士风流也。”{4}杨钟羲也有诗句状沈曾植“移家穷巷颇回车，椎髫蓬头总晏如”，并记：“翰怡与周湘z主淞社，集者艺风、子颂、鞠裳、息存、梅庵、叔问、橘农、元素、聚卿、积馀、金粟香、钱听、吴仓硕、刘谦甫、王旭庄、刘语石、汪渊若、戴子开、金甸丞、恽盂乐、季申、瑾叔、崔磐石、宗子戴、潘兰史、王静安、洪鹭汀、陶拙存、朱念陶、褚礼堂、夏剑丞、张孟劬、姚东木，迭为主客，与乙庵论文。”{5}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亦记：“戈百洪有《慎国诗钞》一册，尚有《哭沈子培》句云：‘扪虱谈天下，参禅坐夜中。书淫黄甫谧，巾垫郭林宗。’二十字可作子培象赞。”⑥又郑孝胥于民国元年7月27日（壬子，六月十四）日记中写道：“晨，过旭庄，同视子培，其所居极不洁净，谈久之，以《山居图》属余题之。”{7}
身披肮脏敝袍而自矜自足于“不染尘埃”的“山居”，除却自我塑造的因素，仍需足够的魄力与定力。而“不染尘埃”则很大程度上有赖自家与同人的叙述与制作。沈曾植这样描述自己的园地：
题目寓楼曰海日楼，终日盘桓，不出一室，每诵陶公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之句，千载同情，有如接席，意之所会，即事为诗。{8}
事实上，其时遗老们的“不出”，很大程度上是现实情势使然（出则剪辫）。但既要将自家区别于混浊之洋场，“终年高卧”与“常不下楼”便成为遗老自述中富有典型意味的意象。王蕖常《沈寐叟年谱》记：“公辛亥以后，避地海滨，终岁楼居，作《山居图》以示意。”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云：“曾植在戊戌前亦赞助维新者，其门人王蘧常甚至称为‘觥觥维新之魁’。硕儒大师，出其绪馀……晚岁高卧申江，常不下楼。”{9}孙德谦《跋陈柱所藏沈子培与康长素手札》言：“嘉兴沈子培先生自辛亥后，高栖楼上，终岁楼居。”{10}郑孝胥《沈子培属题山居图》亦言：“贤者当辟世，其次乃辟地。故山虽见招，居之殊不易。看君展此图，中有经天泪。终年不下榻，神往属天际。”{11}而“楼”与“人”亦同时被象征化。汪鸥客为沈氏作《山居图》，同人多有题咏。陈三立诗云：“衰龄遘崩离，荒却溪上宅。将家悬海市，揩眼乱朱碧。此厄古未有，万劫互参觅……人海谁与语？呵气润暗壁。岿然沈夫子，层楼许接膝。道论演物变，蓄涕抚今昔。”{1}被象征和寓言化的不只是“楼”，还有“楼”中的“人”。沈曾植自诩“土室中间守神我”{2}，吴士鉴也状其“镇日望云独危坐”③。郑孝胥亦频繁地强调自己的“幽独”，如《十月二十六日夜作》云：“晓色微芒雾未收，夜珠郁郁对银钩。残宵谁待东方白，只有幽人独倚楼。”{4}沈曾植和樊增祥：“吹起东风剑首尘，白头海上两畸人。”郑孝胥《答沈子培》亦叹：“老向途穷道更穷，膝痕穿榻槁书丛。堂堂白日人谁在？杳杳高楼世岂通……行逢宿草何妨哭，留阅兴亡只两翁。”{5}
于是，至少在表述中，“楼内”与“楼外”便作为两个迥异的空间，在遗老的世界中截然而分。以号称“世乱遂无山水乐，十年面壁海藏楼”⑥的郑孝胥为例，于“楼外”是穿梭于先施公司、自家开办的养鸡厂、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于“楼内”则是“镇日”、“杜门长啸”、“中夜旁皇”{7}。
当“楼”与“人”都被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味，以“高卧”与“楼居”为其典型意象的整个群体的“生存”也被“仪式化”了。杨钟羲《六叠前韵和身云》写道：“坐雨闲观屋漏痕，焚香小阁净诗魂……报国无成身已赘，贵柔有道舌常存。非车门外尘如海，谢客频烦戒守阍。”{8}王国维为况周颐题诗：
湖海声名四十年，词人老去例逃禅。凭君持此归何处，石榻茶烟一惘然。{9}
类似的表述还有陈夔龙作《梦蕉亭杂记》，其《自序》一派迷惘，恍入时间的尽头：
虫声四壁，皓月在天。庸庵居士与儿辈纳凉于梦蕉亭花阴深处。默数年华，忽忽已六十八甲子矣。后此之岁月如何，天公主之，诚不敢自料……时宣统三年后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10}
“海日楼”及“海藏楼”的存在提醒我们，在通常被视作摩登“洋场”的租界，还有这样一个刻意营造出的另类生活与想象空间。正如前文所述，此时遗民情境的一大变化即“隐逸地”由“山林”而入“城市”。不再是王夫之、方以智的“荒山野岭”，也不再是傅山、黄宗羲的“蹇足途中”，“洋场”不仅改变“士”作为“遗民”的生存情状，更冲击着漫长的“士文化”与“隐逸传统”所写就的文人心理与想象图式。更关键的是“士”之于“士”的自我想象。本来，传统文人物质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的重合以及丰厚的文学积淀，使得传统士夫的生存方式与文本表达基本已经一一对应，比如，“剑”对应“侠客情怀”，“山林”对应“隐逸”。某种程度上说，是文学传统及其基本的对象、意象与符号系统，塑造着文人的心理与想象图式。这样，当“隐逸传统”早已形成一整套自足的“表达”：衣冠、葬制、日常生活方式，甚至连“市井人物”所带有的沧桑意味也几乎已成为感伤的符码（从李龟年到柳敬亭），当这种“表达”与实际“生存”已相互衍生、互为表里（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达”“塑造”着士人的行为及士人本身，同时，新的“行为”又不断“延展”为新的“表达”），即某种程度上，是“遗逸传统”本身写就了一代代遗民的“记忆”与“日常生活”，后者又反过来进入前者。这样，一旦士人的“生存”环境本身发生变化，新“环境”与旧“传统”之间的新一轮“对话”，必然不只影响士人的日常生活，更难免引起士人之“表达”及其对自身的想象与界定的震动。这样，当文人试图进入传统诗文早已结构好的心理图式，便不能不感到诗境的急剧变化。邱炜k《五百石洞天挥麈》由潘飞声所作《香海集》转念香港这一都市的环境――“夫香江一隅，非有名山大川足以扩廓申明，前贤往哲之足以激昂志气，前之苍茫狄苇，群过若忘，今之扰攘市尘，卑无高论。”{1}此种感慨正与王国维之于上海的抱怨同。当实际的“生存”以及周遭的整个思想文化背景与“表达”所需的“底色”不再匹配，如何获得新的“表达”便成为一个问题。
面对生存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表达”困境，“遗老”之“应对”多为回转传统――也就是前所述的于“十里洋场”中独辟“百尺高楼”，以“楼居”为“山居”，这样，“表达”便每每脱离“生存”而自行敷衍。邱炜k《五百石洞天挥麈》言：“足下久客是邦，日操不律，以达当途，忧思之深，夫谁能喻？……香草美人，无非寄慨。知是编之作，将无有王粲高楼、杜陵空谷之思耶？”当发完了“境”非前“境”的感慨之后，邱炜k依然标出潘兰史诗中“酒杯块垒”、“香草美人”之寄慨，仍将其上接“王粲高楼”“杜陵空谷”之思{2}。此中正足窥见此批现代遗民回归昔日文化世界并由此寻求某种身份确证与文化归属的执着与努力。然而另一方面，任“遗老”怎样一力撇却“洋场”，执着的回归“遗逸传统”早已写就的惯性“表达”（如“山林”、“云海”），还是回避不掉“洋场”作为新的因子，参与到“遗民情境”的全新书写中。当“洋场”伴随着遗老的不断“改写”被“吸纳”进遗逸传统，如在文本中转化为“山林”，或由芜杂“夷场”顽强回溯“王粲高楼”、“杜陵空谷”之思――即由原本全新的“都市”体验依旧回转、“嫁接”到士人的传统象征世界，“洋场”本身亦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对后者的“渗透”与“改写”。前所述沈曾植以楼居为山居，“以途人为鱼鸟，■■为峰崎，广衢为大川，而高囱为@堵波”，这里的烟云正是现代都市中的烟云。此外，以乱世之“荆天棘地”与一己之“独抱遗经”相映照，本是遗民表达的惯性，而上海之“如异域”，则不仅为这一惯性对比添上了全新的时代背景，更调出了独具风味的全新意境。自叹“杜门卧江上，岁阅祸乱死亡，益老且惫”的散原老人③，其状同辈的“海上徘徊”，每近凄风苦雨，如记沈瑜庆“流寓上海”，则“居数岁，集故老纵饮联吟，荡激哀愤”。{4}记自号“逸叟”的左孝同，则“形神囚瘁”，“居十余岁崩坼之天地，羁孤之岁月，但日以纵酒写篆籀自遣而已”{5};最形象的还是其记李翊煌：
当是时，避乱居上海，杂故旧文儒足士大夫遨游……每会集，酒酣辄愤慨世难反复，奸盗横恣，纲纪廉隅，道德陵夷且绝，目张颜赤，高睨大谈……退而为歌诗，亢厉激昂不可逼视，亦颇与醉时纵语相表里。⑥
其《祭于晦若侍郎文》亦是一派“噍杀之音”：
遗传学回归现象篇5
【摘要】目的：探讨存在过度离散现象时离散数据的回归分析方法。方法：比较负二项回归和Poisson回归在改水降氟效果评价资料的分析结果和拟合优度。结果：Poisson回归低估参数估计的方差，负二项回归拟合优度较高。结论：负二项回归可用于分析存在过度离散现象的离散数据。
【关键词】负二项回归；Poisson回归；过度离散；地方性氟斑牙
Poisson回归常用于研究一个或多个自变量对事件发生强度的影响，这时模型要求结局变量服从Poisson分布，即事件的发生是独立的，且具有总体均数和总体方差相等的特征。但在医学研究中，很多事件的发生是非独立的，如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地方性疾病等等。这种资料的特点是观察到的变异（方差）往往大于Poisson分布的变异，即出现过度离散现象（over-dispersion）。一般来说，对此类资料可基于负二项分布，用负二项回归的方法来分析各种因素对事件发生强度的影响。本研究对广东省潮阳市的改水降氟资料，用负二项回归方法评价改水措施对降低小学生氟斑牙患病率的效果，并与Poisson回归进行比较。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和内容
调查对象为广东省潮阳市13个镇67个村共27840名小学1～6年级在校学生。检查在校学生氟斑牙情况（诊断方法采用三型九度法［1］），并调查各村改水年限，测定各村自来水和手压井水氟含量（水氟测定方法采用氟离子电极法）。
1.2模型理论
负二项分布［2］是当Poisson分布中强度参数λ服从Γ分布时得到的复合分布。在Poisson分布中，λ是一常数；在负二项分布中，λ是一服从Γ分布的随机变量。因此负二项分布又称为Γ-Poisson分布。在Poisson分布中，事件数的方差等于λ；但在负二项分布中，事件数的方差等于λ（1+kλ)，其中k称为负二项离散参数［3］。当k＝0时，说明事件发生是随机的，此时负二项分布退化为Poisson分布；当k≠0时，说明事件的发生不独立因而存在着聚集性。当研究多个自变量对结局变量的影响时，可利用回归分析的思想。负二项回归模型与Poisson回归模型类似，也是对事件发生强度λ建模：
log(λ)=β0+β1x1+β2x2+…+βmxm
式中，回归系数βi表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xi对事件发生强度的影响大小。回归系数和离散参数可通过最大似然估计得到。模型的拟合优度可采用Pearsonχ2检验和Deviance残差图来评价。
1.3统计分析
利用SAS/STAT8.1中的PROCGENMOD模块拟合Poisson回归和负二项回归，误差分布分别指定为Poisson分布和负二项分布(NB)，连接函数用对数连接。
2结果与分析
以小学生的氟斑牙患病人数作为结局变量，调查人数作为偏移变量（offsetvariable）。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各村改水年限（年）、学生年级（1～6年级）、性别、各村自来水中氟含量（mg/L）和手压井水氟含量(mg/L)。改水年限不足1年者以0.5年估计。表1列出拟合负二项回归和Poisson回归的参数估计结果。
转贴于
改水年限对小学生氟斑牙患病强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改水时间越长，氟斑牙患病强度越低。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相比，氟斑牙患病强度较高，有统计学意义。但性别因素对氟斑牙患病没有影响。此外，在居民饮水中，自来水中氟含量对氟斑牙患病强度没有影响，但手压井水中氟含量越高，小学生氟斑牙患病强度也越高，有统计学意义。负二项回归模型中离散参数k的估计值为0.2663(95%CI:0.2216，0.3199)，与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氟斑牙的发生是不独立的，存在地方性聚集现象。表1改水降氟效果评价的负二项回归和Poisson回归模型注：*为离散参数k的95％可信区间。
比较负二项回归和Poisson回归参数估计结果，改水年限、学生年级和手压井水氟含量的回归系数在两种模型中估计比较近似，但Poisson回归估计中相应的参数方差（或标准误）较负二项回归估计偏低，因此假设检验χ2值偏大。对自来水氟含量的回归系数，Poisson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值为-0.3405，尽管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但参数的方向背离了专业解释。从Pearsonχ2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到，Poisson回归有较大的Pearsonχ2统计量，p
3讨论
医学研究中，许多疾病由于遗传性、传染性、地方性或其它不明原因而导致不独立，如具有家庭聚集性的乙型肝炎，本研究中的地方性氟斑牙资料等。此类资料中，常常出现经验方差大于假定模型（如二项分布或Poisson分布）下的方差，即表现为过度离散现象。从统计学角度上说，过度离散表明所假定分布的均数和方差的关系不正确。这时直接拟合二项分布或Poisson分布并不恰当，其后果取决于过度离散程度的轻重。一般来说，过度离散现象并不影响回归参数的估计，但会低估参数的方差（协方差），如表1所示，从而导致统计推断时第一类错误增加，因此需要对参数的方差（协方差）予以校正。另外，表1显示自来水中氟含量的回归系数Poisson回归估计反向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尽管过度离散现象也会出现在连续性比例数据［4］，但更常见的还是在离散数据。在离散数据模型中，负二项分布常用于拟合非独立资料，通过估计离散参数来考察事件的聚集程度。而基于负二项分布的负二项回归更可以同时估计自变量对事件发生强度的影响和离散参数，因此可作为存在过度离散现象数据的常规分析手段之一。目前，调用SAS/STAT软件中的PROCGENMOD过程可用于检验过度离散现象，并实现各种广义线性模型（包括Logistic回归，Poisson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等）的参数估计和拟合优度检验，以判断模型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1戴国钧，主编.地方性氟中毒.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19～121.
2陈峰，编.医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31～95.
遗传学回归现象篇6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众；认知；态度；数据分析
一、背景与方法
公众考古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遗产领域热点课题。具体而言，公众考古涉及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公众与考古的关联。在实践层面，公众参观、参与考古的活动逐步开展，各类微信平台纷纷建立，甚至诞生了不少以通俗甚至娱乐化的语言介绍考古知识的媒介。这类实践遵循一个基本预设：公众对考古的认知程度并不高，但有足够的兴趣，需要创造通俗易懂的信息，通过各类媒介――如新媒体平台、参与考古活动、讲座等，满足其兴趣，提升其对考古的关注度与认知水平。
不过，这条预设并没有对一个核心概念――“公众”进行详细辨析。公众，并非泛指“所有人”，而应认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不同的背景，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他们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群体对考古的兴趣程度、兴趣点、认知程度、展示阐释方式的需求等等，都可能不尽相同。“娱乐化”、“萌化”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引起人的足够兴趣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在现有状态下，是不能指望某些群体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并对影响其考古兴趣、认知以及需求的要素进行考察，才能更有效的制定公众考古的具体策略，避免想当然的“专家视角”。
本项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所发放的公众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考察公众对“大遗址”概念的认知与态度，其中多组变量可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公众的具体细分群体，及其对考古和考古遗址认知与兴趣的关系。
问卷于2013年6月至9月通过网络和实地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其中网络调查所占比例为44.7%，实地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东城区和丰台区）、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和山东东营。问卷发放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和街头访问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通过统计软件SPSS19进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
二、公众的考古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针对公众的考古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项分析中，笔者将从事“文博行业”的受访者暂时筛除，以确定分析对象为纯粹意义的“公众”，之后会将文博行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进行对比分析。
1.考古遗址认知程度
为测量受访者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问卷设计若干问题，包括对“考古”、“遗址”等几个概念是否听说过，是否能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考古遗址。问卷同时设计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其他概念，作为参考对比选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94.4%）听说过“考古”的概念，并能够准确说出考古工作的内容――通过研究古代社会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
在18个相关概念中，大多数概念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但“考古遗址公园”的认知率（73%）比“自然保护区”（96.4%）和“国家森林公园”（94.9%）的认知率低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文化遗产日的认知水平也一般（68.5%），认知率最低的则是“大遗址”，只有34.7%的人听说过这个概念。
对遗址的判断，问卷选择了10个遗产地，要求受访者判断其“是否属于遗址”。这些遗产地中，属于遗址的包括北京圆明园、西安兵马俑、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北京周口店，不属于遗址的包括西安大雁塔、北京故宫、龙门石窟、平遥古城、拉萨布达拉官。错误答案中选择是考古遗址比例最高的是龙门石窟（66.9%的人将其认为是遗址），略高于正确答案中选择率最低的大明宫（65.6%的人认为其是遗址）。我们可以推测，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在其拿不准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是遗址”，这也是造成将非遗址选为遗址的比率高于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问卷还提供了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选项，结果表明，殷墟、大明宫是“名气”最小的两个遗址，分别有12%和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而圆明园和故宫则几乎是满分。这与我们平日中的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一道题的回答赋值的方式，计算每个个案在考古遗址认知程度上的得分。这个得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A：考古概念（听说过1分/没听说过0分）；
B：正确认知考古内容（选择正确选项一选择的错误选项数量），即最高分1分，最低分为一3；
C：大遗址、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4个概念（每听说过1个得1分）
D：遗址判断（判断正确1分/错误0分），即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
最终，考古遗址认知程度总分=A+B+C+D，最高分为16，最低分为-3，
下面两张图表，上图是普通公众的考古认知得分，下图是作为对比的文博行业从业者认知得分。对比而言，文博行业的平均分（11.59）比普通公众（9.71）高约两分，文博行业有效的151个案例中，有13人完全回答对了所有问题，比例大大高于普通公众（1352个案中有10人）。这也能够表明，本调查对考古认知程度的测算符合客观情况。
具体看普通公众的得分情况，有10位受访者完全答对了关于考古遗址知识认知的所有问题，最差的受访者得了2分。大多数受访者的得分集中在9分到11分之间，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测量结果是可靠有效。
总体而言，如果将遗址认知总分的满分设为100分的话，那么众多受访者对于考古遗址的认识程度处于及格分数线周围，他们大都属于听说过考古，能够正确认识考古，听说过部分与考古相关的概念，不太了解大遗址，而且对考古遗址的判断能力一般。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普通公众对于和考古遗址相关的概念，至少从“听说”的角度而言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通过广播电视还是其他渠道，说明这些词汇在信息传播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传递。但是，对一个概念是否认知其内涵和意义则是另一个情况。许多公众仅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对考古和遗址有偏见和误解。比如有些人可能通过电影、电视的渠道听说过“大明宫”这个词，但完全不了解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内容。同时，尽管“听说”率较高，但相对其他一些概念而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文化遗产日等近年来新出现的概念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其他相似的概念，说明公众接受新知识新概念尚需要一个过程。
2.影响考古认知的因素
测量哪些因素对受访者的遗址认知水平构成影响，需要运用相关分析的手段。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现象之中，相关关系不一定等于因果关系，A与B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不意味着A是B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第一，可能B是A的原因；第二，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元素C对A和B同时构成影响，造成了A变化B也同时发生变化，后一种情况我们称为“虚假关系”。所以，在进行相关分析时，不仅要分辨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还要判断是否其关系是一种虚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引入越多的控制变量，会让其关系越发清晰。如果A和B在第一层分析中呈显著相关，但在引入变量C之后，其相关关系消失了，便可推断其为虚假关系。
比如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单独计算个人收入和“考古认知程度”的关系，会发现其结果为显著相关（0.221）。但是，如果引入“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前面的相关关系便消失了（0.048），而学历成为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0.79）。如下表显示，可以看出，学历比收入对个人考古认知程度更具决定性。
假设有若干种个人的背景因素对其考古认知程度会造成影响，这些因素包括：
1.生理因素（性别、年龄）
2.经济社会因素（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
3.生活兴趣因素（业余时间的活动）
我们预设一个人的经济、社会背景对其考古认知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所以，首先引入学历、收入、是否为文博行业三个变量（模型1）；其次，个人在业余时间的兴趣也与其考古认知程度相关，增加7个兴趣变量（模型2）；最后，增加性别和年龄两个生理变量（模型3），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整个回归分析为三个层次。
分析结果如下：对“遗址认知程度”构成主要影响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因素中的学历、文博行业，兴趣因素中的读书、旅游，以及生理因素中的性别。
1.学历越高，认知程度越高。学历每增加一个层次，认知程度增加0.6分；
2.文博行业认知程度高于非文博行业，控制住其他相关变量后，文博行业比非文博行业的认知度得分高1.3分；
3.热爱读书、旅游的受访者比不热爱这两项的受访者，认知程度高0.92分和0.58分；
4.男性认知程度高于女性，平均高出0.42分。
除此之外，无论是个人收入、年龄，还是其他业余时间的兴趣，均对其遗址认知程度不构成显著影响。
由此可见，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受访者是否是文博行业从业者，对其的遗址认知程度具有最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相关性，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遗址的认知程度也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半旱正相关趋势，但收入水平对一个人的遗址认知程度不构成影响。即：同样收入水平下的两个人，学历高者，考古认知水平高于学历低者；同样学历水平的两个人，收入高者，考古认知水平与收入低者没有差异。对于读书和旅游对遗址认知具有正面显著影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一个人的个人知识素养的塑造是正面的，因此对其认识历史遗产也具有正面效果。
如何解读上述影响因素？每个个体具有三种主要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为其带来的资源；文化资本是其获得的文化知识和资源。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化资本是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的获得首先是通过教育，其次是通过各种文化活动的参与得以提升。可以认为，一个人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是其个人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决定其认知程度的，则是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根据上述统计分析，很明显，教育水平、读书、旅游三个变量构成了获得文化资本的主要内容。而其所处的行业，是否是文博行业，从某种程度起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而经济资本不具备任何相关性。
但是，当我们把文博行业、学历作为影响因素，把收入水平作为受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尽管总体上文博行业与其收入没有显著相关，但在控制了学历变量后，文博行业的收入显著低于同学历的其他行业。具体回归表格如下，当不考虑学历时，文博行业人员比非文博行业工作人员收入水平低0.19个单位（1个单位=一个学历层次）（见模型1）；而当引入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后，在同一学历水平上，文博行业的收入比非文博行业收入低0.44个单位（见模型2）。
另外，通过检验，文博行业变量与学历、读书、旅游均成正相关关系，即文博行业的人具有更高学历（0.27），更喜欢读书（0.14）和旅游（0.07）。
因此，通过对上述关系的判断，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一个人对遗址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化约为如下的关系图：
三、公众对展示阐释方式的兴趣与态度
1.对展示手段的兴趣
公众在参观文物景点时，对哪些项目感兴趣，不仅涉及考古遗址的展示与阐释，同时也关系到文物利用的相关事项。首先看受访者对展示手段的兴趣度。问卷在列出项目后，给受访者3个选择：“感兴趣”，“无所谓”，“不感兴趣”，分别赋值为2、1、0。下表列出的是全体受访者在各个项目上的兴趣得分：
得分最高的是“真文物”，其次依次是“参观/参与考古活动”、“说明牌”和“导游员解说”。这四项名列前茅，说明大部分公众参观文物景点时的主要兴趣点还是在本身与考古和文物密切相关的项目上。微缩模型、宣传片、文史讲座、数字模拟、宣传册等项目得分接近一半，而最不受欢迎的则是“身着古装拍照”和“购买纪念品”。
如果做些简单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文物景点的兴趣以文物本身为核心，形成一个从文物到展示阐释再到附带项目的层次格局。其兴趣随着项目距离文物实际的距离拉大而减小。即使近年来新技术和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承载一个考古遗址对于公众的吸引力的，还是具有足够价值的“干货”。
2.因子分析――公众兴趣的细分
对公众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不同人的类型和需求。上文呈现的公众兴趣的程度，只是从宏观角度列出了不同项目受总体游客青睐的程度。而具体的公众类别分析，则要借助于统计学的因子分析。简而言之，因子分析是将若干变量经过计算，化约为少数几个具有相同特质变量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上述14类项目视为14个产品的话，某类公众对其中几项产品的兴趣度，可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某类人喜欢A产品，其同时喜欢C、D、G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公众根据其对不同产品的青睐度做出区分。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表格，兴趣选项被依次归为4类，并且得出各自的因子数值。然而，因子分析只是我们化约变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得出的类别，归为一类的具体项目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是对新产生的类别命名的关键。根据仔细比对，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
组1：新兴技术类：包括互动触摸屏、微缩模型、历史场景数字模拟、自助导游器；
组2：感触互动类：包括真文物、文史讲座、参观/参与考古文物；
组3：宣传解说类：包括导游员解说、经典宣传册、宣传片；
组4：娱乐消费类：包括身着古装拍照、购买纪念品、文化演出。
这四个类别分别对应着游客的四种倾向，由于其分值之间不具相关性，所以以其分值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游客的背景与其兴趣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说明牌”在统计分析后，并没有被划分为任何一个类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一类。
3.兴趣影响因素
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四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我们以这四个类别分别获得的公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体现受访者个人背景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下：
对四类兴趣因子产生显著影响的要素包括（如无具体标注，则为正相关）：
组1：新兴技术――学历、年龄（负相关）、舞台演出、遗址认知；
组2：感触互动――行业、读书、音乐、旅游、遗址认知；
组3：宣传解说――收入、年龄、运动、志愿、游戏（负）；
组4：娱乐消费――学历（负）、收入（负）、年龄（负）、读书（负）、舞台演出、遗址认知（负）。
将以上结果汇总在下表中，能够清晰看出各因素和兴趣因子的关系，红色表示正相关，绿色表示负相关。
有几点需要进行分析。一是各类兴趣因子所受影响的因素并不一致，比如学历高低只对新兴技术兴趣具有正面影响，收入高低只对宣传解说兴趣有正面影响，而遗址认知程度高低则与是否喜欢宣传解说类项目无关。
第二是除了喜欢观看舞台演出的受访者更可能喜欢娱乐消费类项目之外，娱乐消费类项目与学历、收入、年龄、读书、遗址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读书越多、遗址认知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不会喜欢娱乐消费类的项目。或换言之，这类人参观考古遗址的目的和需求并非娱乐消费，而是其他项目。
第三是我们可通过这个表格对具体的展示、阐释方式提供建议。比如，新兴技术类的展示、阐释项目的吸引力针对的是学历高、遗址认知度高而年龄相对年轻的游客，那么其设计便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提升内容的知识性，针对年轻人的心理进行文本的撰写，避免过度说教。另外如宣传解说类项目对收入高、年龄高且更愿意参加运动和志愿活动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类人应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在设计这类项目时，便可以考虑在解说词中加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以鼓励其积极参加，并通过自身的资源带动周围人参加这类活动。
4.对遗址展示设施的态度
最后，问卷针对遗址的展示设施外观设置了一个问题：“设想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您可以去参观，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大部分作答者没有考‘占学专业背景，其态度可反映普通公众在参观考古遗址时的喜好和倾向。结果显示，公众对考古遗址修建任何形式的保护棚都比较不认可，获得支持最多的选项是“挖掘出来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另外“用图片或文字等说明牌在遗址旁介绍它的情况”和“通过推测，把遗址的大小、范围、形状、空间、结构、材质等用其他方法模拟出来”也获得了一半左右的支持。与之相反，修建简易棚、古代样式或现代样式的房屋作为保护棚的方式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支持，甚至不如完全复原获得的支持率高。
这个结果说明公众对遗址的态度是，对遗址本身，倾向于让其保持一种遗址的“残缺状态”，通过模拟等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并最大程度希望获得能够激发其“想象力”的遗址外观。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拒绝“新建筑”，哪怕是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简单的保护棚，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将这个结果与上面所述的参观者对不同项目兴趣的结果可以对照着分析。我们可以将游客的兴趣和其对考古遗址外观的倾向分别分为三个层次：
因此，数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公众对遗址的看重程度存在着一个直观接触一精神感悟一休闲娱乐三个层次的差别。这也提醒着遗址展示和阐释的工作者，在关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应该先对遗址本体的价值及其展示阐释的方法进行仔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遗址本身可看的、可触摸和理解感悟的信息非常有限，即使娱乐设施和方案做的再精彩，对于潜在游客来说，也是不具备任何吸引力的。
四、结论
1.公众对考古、遗址、大遗址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及格。其中，对除大遗址外大部分概念的听说程度较高，但对遗址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大遗址作为一个概念，知晓率偏低。
2.对文物景点的项目兴趣从文物到周边产品依次降低。去文物景点，公众主要还是对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内容最感兴趣，对与文物本身的互动和知识兴趣浓厚，对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方式接受度一般，对导游、宣传册等讲解宣传方式兴趣度一般，对最的娱乐休闲要素兴趣度最低。文博行业与非文博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认知度更高，对新兴技术和感触互动类项目兴趣度更高。
3.公众对遗址外观的倾向性明显，基本上呈现对简单的外观倾向性高于复杂的外观。在公众意识中，遗址本体动的越少越好，模拟展示和说明牌属于简单的阐释方式，能够激发一定想象力；而大部分公众对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任何类型的建筑均不太能够接受。
这对遗址的展示和阐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对遗址进行简单的展示和阐释，而不是进行大规模保护建筑的建设，那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建设是否对促进遗址的展示有实质意义？诚然，公众对遗址保护中保护棚的重要功能可能理解不够，仅从视觉观感的角度去进行判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保护棚，加上有效的模拟展示以及说明牌的引导，是否足够达到对遗址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