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研究范例(3篇)

城市治理研究范文篇1

“很多东西我们拿不准，吃不透。前段时间看到报纸说，政府可以购买社工服务，究竟怎么购买，没得下文啊。

“人家大陆（海南人把一水之隔的内地称之为大陆）做得好，我们现在都是参照深圳的做法。呵呵，电脑里存了不少深圳社工方面的资料呢。我们海口就只有一个什么规划哦[指《海南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2年）》]，其他就没啥文件规定了，最多就是政协的什么领导说几句话，要加大投入啊，继续研究社工和设计机构啊，但现在都还是没有出台文件嘛。

“这是我们社工网的主页，你看，里面列出来的文件，要么是中央的，要么是大陆的，海口没得。”

4.社工机构数量短缺，难以吸引社工参与城市治理工作。政府职能转变将归还社会职能，这些职能无疑将由民间组织来承担，特别需要大量的社工中介机构。如上所述，社工机构是政府与社工之间的纽带，是社工服务的载体。海口目前仅有1家独立的社工机构。社工机构的数量非常短缺，难以承接从政府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搭建良好的平台。

五、小结与讨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制度设计与社工机构是影响深圳、海口社工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因素。鉴于深圳、海口两座城市的高度相似性，我们建议，海口市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改善人口素质结构，强化社工制度设计，培育公民社会和社会机构，充分借鉴深圳经验，探索海口社工参与城市治理模式。但也要看到，深圳和海口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地理和文化上，还需要深入探讨，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是无可比拟的。此外，虽然同为特区城市，深圳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海口。因此，必须立足海口，打造具有海口特色的社工参与城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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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投入产出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

中图分类号：X2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17

由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城市长期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发展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等[1]，随着经济和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鉴于此，我国及各级城市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城市环境治理与保护也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尤其是近年来迫于国内外的环保压力，更使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2]。近年来我国城市环保投入增长显著，但其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在城市环境治理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决定性作用，把环境治理的投入和产出结合起来研究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对于改进环境治理措施和提高治理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分析发现现有成果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对象上，偏重于省域[3-6]或全国[7-9]分析，鲜见以城市为评价单元的文献[10，11]，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环境数据难以获得，但城市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也是环境污染的大户和环境治理的核心责任单元，对其在现有投资模式下的环境治理效率考察对指导当前城市环境治理具有更为切实的现实意义；2）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人员采用环境治理投资直接产生的污染物削减量以及对污染物的综合利用产值来衡量治理效益的传统方法[12-13]，部分人则采用了更为缜密的数学方法，如AHP[14]、DEA[15-16]等，此类研究多以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年份前后的投入量和产出量数据之间的对比来衡量治理效果[17]，虽能说明一定问题，但并不能很好的把投入和产出有机关联起来，即使采用能将二者关联起来的DEA等方法的文献，由于评价单元过于宏观（全国、省等）或微观（企业或单个城市等）或过于地域化（针对某省城市或特殊地区等），致使对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参考价值有限；3）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效率状态的测度和特征[1-3-5-7]总结上，仅少部分研究据评估结果给出了优化建议[18]或效率影响因素[19]。总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研究仍不够系统，采用什么标准、方法、程序等仍不能给出较为完善的答案，甚至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还模模糊糊。综上所述，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是解决严峻的环境状况与财政资金压力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系统化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框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遵循系统化和“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原则，本文认为对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应该着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量化评价方法或模型及指标，2）根据方法指标判断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状态及其时空变异特征，3）明确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4）预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变化，探究提升效率的优化方案。本文在此逻辑主线引导下，以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09年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环境治理高效发展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评价方法和数据处理

1.1评价方法

DEA方法是运用数学规划模型对若干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UM）进行相对效益比较的有效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和旅游效率等[20-22]研究中，其对于处理多输入和多输出问题具有绝对优势[23]。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包含多元输入和输出的复杂过程，故本文选取DEA模型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且文中DMU为270个样本城市，鉴于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性和规模相应，研究采用投入导向和BC2模型。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类，当其值为1时表示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已处于最优状态，反之，则说明当前城市环境治理要素投入存在冗余或产出不足，且其值越小越表明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越严重。

1.2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过程中假定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遵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24]生产函数，同时参考罗默（Romer）[25]和卢卡斯（Lucas）[26]等主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资源、资本、技术和劳动视为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推进力量，从而将其作为本文4大投入要素；产出上，环境和社会效益应成为核心目标，经济效益为关键产出。同时，鉴于DEA方法使用要求投入和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投入和产出指标之和小于等于DMU总数的一半[11]（部分研究认为是三分之一[27]）的原则，共选取12个投入和产出指标，形成“三层七维多指标”评价体系（表1）。另外，选择人均GDP、工业企业数、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反映）、财政分权等指标以考察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异和变化原因。

1.3数据收集与数据处理

数据主要源自所涉及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大部分从相应城市或省《统计年鉴》获取，极少部分采用相关模型处理或赋值，以消除原始数据中受0值影响造成运算失败。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但固原、中卫、拉萨等17个城市指标缺失严重（缺少三年及其以上数据），不适于DEA运算，予以剔除。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指数运用Deap2.1软件运算，采用Arcgis和Excel对运算结果进一步分析。

2评价结果分析

2.1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现状特征

（1）总体效率特征：效率普遍偏低，综合效率明显低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偏低，要素资源浪费和产出不足现象十分严重。效率分解上，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三者均值分别仅为0.476、0.713、0.707（图1）；效率类型划分上，高效城市（>0.9）、中效城市（065-0.9）和无效城市（

（2）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和规模效率三地带分异性相似，八地区分布“大集中-小分散”

以三大经济地带[28]划分为前提，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异性相似。表现为：1）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个数东部和中部均等，西部略高；低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基本呈梯度递减分布，中效城市个数中部>东部>西部。2）从技术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呈梯度递减分布，而低效城市则是中部>东部>西部。3）从规模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中部>西部>东部，低效城市呈东中西递减（表2）。

以经济区[29]为前提，270个区位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各异的城市总体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表现为：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主要分布于大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部分；中效城市数量较少，分布分散；低效城市数量最多，且密集分布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和湖北省、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陕西以及内蒙一带。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八地区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二者与综合效率呈现相似的集中规律，且高效城市个数均明显增多，集中地域更为广阔（图2、3、4）。

（3）规模收益特征：普遍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发展态势不理想

规模收益发展态势不理想，超过78%的城市处于规模递减状态，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的城市占12.6%，而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状态的城市尚不足10%（表2）。因此，未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不能依靠继续增加要素资源投入以进一步壮大规模的途径来实现，应适度消减冗余投入。规模收益空间分异，总体上离散分布，但局部地段显著集中，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如以经济区划分为前提，小集中表现为规模递增城市集中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规模不变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沿黄接壤地带、长江中游的江西和安徽等，递减城市相对集中于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湖北等、黄河中游的山西和内蒙等、东北的辽宁、大西南的四川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图5）。

2.2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2003-2009年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持续处于不理想状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长期徘徊于低值阶段，期间虽略有上升但总体上呈微弱下降趋势；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虽高于综合效率，但数值仍然偏低（图1）。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处于高效和中效城市数均有所减少，而低效城市个数增加；规模收益不变城市明显减少，而规模收益递增和递减城市数均略有增加（表3）。

2003-2009年多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变化显著。若以研究期效率变化值占基期效率值的5%、30%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下降超过30%的显著下降城市、下降值在5%-30%的缓慢下降城市、下降5%或上升5%的基本不变城市、提升5%-30%的缓慢上升城市、提高值大于30%的显著上升城市。则多数城市处于显著上升或显著下降的状态，保持不变的城市数量次之，缓慢上升或缓慢下降的城市数量最少，且变化显著的城市集中于大西南的四川和广西、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河南（图6）。

2.3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3-2009年样本城市投入指标和综合效率指数值为考察对象，利用Excel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其中，Y为城市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X1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X2为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本年完成投资额，X3为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X4环境和水利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统计回归分析检验参数显示R2=0.929，所得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可信度较高。

Y=0.007X1-0.058X2+0.016X3-0.002X4+0.805（1）

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呈正相关，而从业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呈负相关，且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中科教事业支出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更为深刻。科技投入和资本投入成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且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其可能的原因对于前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提出后，我国加大了对科教事业及其研发的支持，对于后者是为应对上级检查和环评压力等导致城市政府重视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立项和项目建设，但对设施应用则不够重视，导致不少设施在建成后就处于闲置状态。另外，劳动和资金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劳动力投入为负相关，我国人口众多的背景和多数城市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尽力提升就业率的政策可以作为解释。由此可见，对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不理想的城市，未来应该在提高设施利用率和进一步增加科技要素投入上下功夫。

将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城市规模（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巨型城市>1000万、特大城市300-1000万、大城市100-300万、中等城市50-100万、小城市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数>财政分权>人均GDP，说明在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以扩大城市规模（土地和人口）、提高市民福利为使命，以加速引入工业企业为手段的发展方式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优化产生了阻碍作用。偏相关分析显示：与相关系数相比，偏相关系数普遍减小，且基本保持负相关性，但相关程度排序变化为年末人口>人均GDP>城市规模类型>财政分权>工业企业数，人均GDP和工业企业数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权从负相关变成了正相关，这一现象或可解释为：如果固化城市政府的“GDP政绩导向”，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利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提高，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3中国城市环境效率优化建议

综上所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要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减少人力投入和提高资本利用率，尤其要关注技术投入和资本利用率提升。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将270个样本城市进行分为4类，即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41个、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HT-LS型84个、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68个、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77个。

投入冗余度是指保持现有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某城市可减少的投入量与原投入量的百分比。本文结合效率优化方向并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但部分城市不应也难以靠采取单一模式使得环境治理效率最大化，不少城市需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因此，进一步将优化模式整合为维持现状型、资金节约型、双管齐下型、三管齐下型和四管齐下型（资金、资本、技术和劳动节约型发展模式同时使用）发展模式五类。其中，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其余模式仅占2.2%；且采取维持现状发展模式的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河南和内蒙）和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江西和湖南）。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DEA方法对我国2003-2009年270个样本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时空变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较低，2003年以来长期稳定于低值，且在波动变化过程中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效率分解规为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

（2）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间序列变化和空间分异显著，但空间变异并不明显，长期保持了“大分散-小集中”的总体特征。

（3）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且资本投入已呈负相关，城市年末总人口、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个数、财政分权和人均GDP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产生负面影响。

（4）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可将270个样本城市分为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HT-LS型、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4类，且各类城市数量HT-LS型>LT-LS型>LT-HS型>HT-HS型。

（5）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且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采取其余模式的城市仅占2.2%。

4.2讨论

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但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从本文的研究和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实际考虑，可得到以下启示：

（1）在现有的投入模式和水平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着投入要素资源冗余的现象，因此适当的减少投入量和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这对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建设不无益处，未来应重点关注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资本要素和从业人员等人力劳动要素的浪费。

（2）技术创新和教育投入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加大治理技术、管理技术等技术创新力度是未来大势所趋。

（3）改革开放以来，权力逐步下放，分析显示权利下放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负相关，这与城市政府的“政绩GDP导向”不无关联，因此为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改革政府“GDP导向”政绩考核方式应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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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aluationofUrbanEnvironmentalGovernanceEfficiencyofChinaandItsTemporal-SpatialChangesStudy

WANGQin1，GUOFeng1，XUXin-yu2，LIWei-wei2

（1.LanzhouUniversityKeyLaboratoryofWesternChina’sEnvironmental，MinistryofEducation，Lanzhou730000，China）

2.CollegeofEarthandEnvironmentalSciences，Lanzhou730000，China）

城市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核心功能；非核心功能；城市治理；人口规模

中图分类号：F299

城市治理是每个城市都要面临的问题。首都北京目前面临着越发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公共服务不足、治安维稳艰巨等突出问题，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病”。首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倒逼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创新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是落实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城市治理，促进城市及周边地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首都城市治理现状及问题

本部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

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沧桑巨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总量、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走在了全国前列。

（二）城市功能不断增强与完善

首都城市功能得到增强和完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是首都北京的各种基础设施、服务配套得到发展和提升。二是企业对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在这里得到满足，纷纷入驻北京。三是人才在这里实现了个人才能的展示和职业的发展，提升了自身经济实力、科研实力和竞争力。

（三）城市功能聚变叠加带来的影响

首都北京以主城区为中心，形成了“单中心+环线”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功能的聚变叠加，要求有更大的空间，其影响如下：一是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出行越来越不便，车辆大量增加，不合理的城市结构和交通布局使首都变成了“首堵”。二是土地城镇化的表面繁荣，掩盖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人们从小城市、农村来到北京，却在教育、医疗等各方面享受不到同当地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三是人口规模的不断膨胀与各种资源的矛盾。例如北京水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过大以及人口过多给城市治安带来了难度，增加了城市管理成本；空气雾霾严重，地价奇高，影响着首都北京的和谐宜居。

首都城市功能的聚变叠加，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各种问题，也对周边县市的城镇化发展，也起到了负面作用。例如北京周围县市没有享受到与北京相近的位置优势，反而出现了本地人才资源流向北京，自身发展缓慢，在北京周围形成“凹地”的问题。

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意义

2014年2月，视察北京时明确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并提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总目标。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对于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首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北京患上的“大城市病”的深层原因是北京承载的城市功能太过集聚，吸引了过多的人口。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虽然会损失一些利益，但从中国城镇化这盘棋通盘考虑，从北京首都城市的战略地位来看，是有长远眼光的选择。首都的核心功能会因为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淡化而得到强调，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首都功能的发挥也将更加淋漓尽致。

（二）实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目标的重要措施

将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到其他地区，相关产业人员也会随之转移至其他地区，这是实现北京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目标的重要措施。北京的人口规模得到控制，甚至缩小，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资源使用过度的情况就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城市管理、协调更加容易，城市功能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也更加和谐。北京也可以节省更多以往维持庞大人口的资金和人力成本，将更多的资源、资金用于城镇化质量的改善，尤其是在提高非北京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方面，使其共享北京城镇化的成果，在人口城镇化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三）促进承接地经济发展，拓展首都北京发展空间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产业，不仅会对承接地的经济带来刺激作用，吸引更多劳动力入驻，还会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承接地城镇化的建设。进而拓展首都北京的发展空间。

三、日本东京的经验

经过近百年的城市化，日本形成了以首都东京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扩大城市地域的极化布局。北京与东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很接近，也面临着人口高度密集、城市功能过度集中的现状，日本建立首都圈、“副都心”和新城等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做法，对北京的城市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一）建设“副都心”

东京很早就采取了分散多核的城市布局，即以东京为城市中心，新宿、上野、涩谷、池袋、大崎、锦丝町和临海作为“副都心”，形成一个中心加七个副中心的地域空间结构。其中，池袋、新宿和涩谷3个地区是早在1958年就设立的，其余几个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追加的，有效疏解了首都东京的部分产业和城市功能。

（二）兴建新城

新城由政府、国家机关企业或轨道交通、房地产公司等投资兴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住宅，多为居住目的，也有大学城或科技城。围绕东京有千叶新城、多摩新城、筑波新城等九大新城，新城承担城市重要功能，且与中心城市分工协作，有良好的交通网络。需要吸取日本新城建设教训的是，伴随新城的兴建，应配套产业的转移，早期的多摩新城就是东京的“卧城”，直到政府引导电子、生物、医药等产业入驻，才改变了多摩新城的功能，实现职住平衡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规划首都圈

在1998年日本国土厅发表的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国土审议会首都圈整备特别委员会提出了新首都圈的概念。新首都圈包括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茨城县、枥木县、群马县、山梨县等7县的部分地区，半径超过100公里，人口有4000多万。具体做法：一是以此疏解首都东京的城市功能，减弱东京对人口和企业的吸引力。二是改变单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形成多层次均衡的城市化体系。三是转移国家政治和管理功能，促使国家的政治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四是投资建设新城市，鼓励内需和技术创新。五是改善东京过密的城市现状，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

1999年底，日本国会众议院提案迁都，提议将政府机关和政治职能迁往其他城市。2001年，为避免迁都，东京都市政厅了《首都圈规划构想》，以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东京都、琦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横滨市、川崎市、千叶市等7都县市联合健全交通网络，运用人口聚集优势，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首都圈规划构想》在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基础上，强调对首都进行综合规划，使东京与周边地区均衡发展。强调7个都县市作为一体共同解决解决首都圈内长期存在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例如缓解交通拥堵、治理大气污染等。

（四）完善法律体系

日本十分重视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为确保东京城市治理和城镇化建设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日本建立了完备的城镇化建设法律体系，既有针对东京城市治理的《首都圈整备法》、《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首都圈建成区限制工业法》、《首都圈近郊绿地保护法》等法律，又有《国土开发规划法》、《土地区划整理法》、《城市规划法》等针对全国城镇化建设的国家法律，相关法律每十年修订一次，满足东京城市治理和城镇化建设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四、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分析，提出以下四个政策建议。

（一）加强城市治理顶层设计

疏解菲首都核心功能首先要加强城市治理的顶层设计。一是完善首都的战略布局，适时调整战略重点。始终首都核心功能发展，制定出符合北京战略目标和定位的城市规划。二是建立统筹规划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建议成立“首都城市治理委员会”，建立相应的统筹规划机制和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与周边县市区域协同发展。三是从制度和体制上彻底改革。淡化城市等级观念，实现福利制度和城市发展均等化，逐渐减少与大城市户籍挂钩的福利，提高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降低大城市对外地人员的吸引力。

（二）疏解部分产业功能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首先将从产业入手。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来重新认识首都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问题，积极稳妥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一是为保障居民生活质量，关、停、转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产业项目。二是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逐步疏解到首都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其他地方。三是在中心城区严格控制大型建设项目，在城六区留出更多的空间建绿地、河流、园林、健身活动场所，保护具有文化纪念和传承价值的建筑。四是迁移大型批发企业和市场。五是促进培训机构外迁。六是建设和发展通州、新机场医疗园区，减轻外地患者在城市中心区就诊的压力。七是发展高效现代都市型农业，适当减少农业种植、养殖面积，减少水资源消耗和土地占用，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湖。

（三）加强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建设首都经济圈，实现京津冀各方面、全方位发展的一体化。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四是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五是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六是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七是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四）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城市治理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完善法制环境，健全市场体制，调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城市治理，一方面要明确城市治理规划方案，城市规划具体内容以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执行，保质保量分阶段地进行城市治理，并根据具体情况和进度，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另一方要明确规定各机构、各利益团体的职责和权限，使城市治理的各项工作公开透明化，操作执行规范化，鼓励和支持创新，善于听取民意，提高市民的参与度，生动活泼有序高效地开展城市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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