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收集5篇)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篇1
关键词新闻翻译传播模式传播媒介受众与反馈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whatchanneltowhomwithwhat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传播学中，阻碍信息疏通的因素被称为噪音。任何阻碍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噪音存在于传播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对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新闻翻译的过程就是信息传输的过程，如何确保原新闻信息在译语中最大限度准确无误地得以体现，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译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化小这些噪音，尽量扩展信息渠道和信息流通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译文读者解读原文信息的难度。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篇2
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受众；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108-0013-02
1社会认知的概念以及获取的途径
关于“社会认知”的概念解析。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总会遇到形形的人和物，对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分析和见解以及思考，进而有一定知觉形成。在此基础上，就会形成一定的记忆和思维，最终形成一些列的心理反应。这样，认知就会形成。目前，关于社会认知的解读很多，可以说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进行了研究，因此各种各样的理论也形成了。笔者就对这些理论进行介绍，比如：结构主义的研究学者认为社会认知的构建过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也就是构建者会从自己的记忆的碎片以及一些数据片段来对知觉片段进行构建。而模式识别理论则认为，人们的大脑中本身存在一些知识结构，而这些知识结构会和客观的事实、人物进行联系和匹配，因此这些刺激的信息和人们大脑中的知识结构进行重叠，进而形成认识结构。而在现代的研究范畴中，社会认知是一个反应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会在现实的生活中遇到各种的人和事物，之后对这些外界的刺激进行一系列的反应，这个过程包括：感知、判断、评价以及推断和理解。
公众社会认知的主要途径。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方式很多，来源也是四面八方。但是，这些来源无外乎两种，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前者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其他人的语言、谈吐、神态以及行为和习惯。后者则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传播活动，比如：社会传播。当今，间接经验已经成为公众获取社会认知的主要的方法。
2当下电视民生新闻研究的特征
电视民生新闻最近这些年收到大家的追捧和关注，尤其是在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中引起的反响更大。《南京零距离》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该节目自2002年1月开播以来得到广大观众以及业界的一致好评，可以说是好评如潮，收视率可以说创下了新高。自此之后，许多的电视节目以《南京零距离》为榜样，纷纷学习和取经，并且在自己的节目中加以运用。因此，关于电视民生的节目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一样涌出。可见，《南京零距离》不再是一个孤例，而是一个电视代表。由此节目衍生出来一个新的名词――民生新闻。这一专业词语很快获得大家的关注，业界和学界纷纷关注。因此，关于其的研究很多，有的学术刊物专门腾出专栏来对这一新闻术语和新闻现象进行介绍，比如《现代传播》。尽管民生新闻已经风靡全国，但是关于其成熟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笔者在“民生新闻”前面加上“电视”是为了确定研究的范围，也就是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电视传播范围之内，也是一种基本的电视新闻形式。
关于电视新闻的研究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但是，通过对这些研究进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大都是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新闻价值、新闻理念、题材的意义、传播的策略、节目的特点、生存的语境以及社会关怀视角等方面。这些出发点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从电视传播者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对电视新闻现象进行提炼和总结，有的甚至是唱赞歌。而从受众角度进行的分析则少之又少，比如从受众的角度来分析电视民生新闻的社会影响以及传播的效果。要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效果以及社会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既要从商业特征来衡量，比如：收视率，又需要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评价出发。此外，还包括受众对民生电视新闻中的人物以及事件持有的观点和态度。目前，传媒的商业特征越来越明显，许多电视节目都是从收视率出发，因此有时会对传播的社会效果进行忽视。有的电视民生新闻尽管在收视率方面做得很好，因此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益和超高的收视率，但是视点下沉往往也会伴随着出现，而这一点恰恰许多的电视媒体所忽视的。下面，笔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电视民生新闻与受众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进行讨论。
3电视民生新闻与受众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认知，其是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和人物持有态度的基础，也是一定社会行为的根基。我们既可以通过客观现实的直接经验来获得社会认知，也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经验。而当下人们获得社会认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媒介。一般来说，大众传播效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情感、认知以及意愿，这是著名学者沃纳・赛弗森提出的观点。显然，传播效果的初始环节就是受众的认知，而受众的社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和传媒的影响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受众的社会认知结构和电视民生新闻的传播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直接影响后者。电视传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该过程中既有客观的现实，又有电视现实，之后还包括受众的心理现实。也就是说受众会对新闻信息进行重新的认识、接受、编码以及分析和评价，而这些活动的基础和其的社会认知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该过程可以说是受众对电视民生新闻进行重新的组建以及转化的过程。我们毫不否认，电视民生新闻的客观性很强，其是对现实生活以及民众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因此具有“原生态”性。但是，无论是在节目的播出之前，还是在节目的播出之后，都有人们的社会认知结构渗透其中，比如：编辑、采访、选题以及分析和评论。因此，电视民生新闻绝不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有选择的折射。选材是会有自己的选择，而受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会使用自己的一套密码来科学解读。
4结论
电视民生新闻是眼下的一个焦点话题，为了研究其与受众社会认知的关系，笔者从社会认知的概念以及获取的途径、当下电视民生新闻研究的特征出发，最终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探讨，希望电视民生节目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1]李彦平，白剑.和谐社会视域下大众传媒对社会偏见形成的影响――以大众传媒和受众为视角[J].文教资料，2011（8）.
[2]刘思新，邓广宇，马玉.浅析大众传媒和社会认知的互动[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
[3]荣荣，权利里.社会问题报道与受众心理引导研究[J].南开大学学报，2012（34）.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篇3
河南大学的王振铎教授在《亚洲风物》1995年第1期发表的《简谈编辑学三条原理》,提出编辑学的三条基本原理: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之后在与赵运通合著的《编辑学原理论》中,对这三条原理又作了更深入的阐述。他认为:“一切编辑活动大体上都是以这三条原理为基础的。这三条原理可以说概括了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①文化缔构原理涵盖编辑活动的性质、任务、目的和方法,总体指导编辑活动的实践,是最基本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是编辑活动运作规律的概括,是实现缔构社会文化目的的方法原则。笔者通过解读王振铎教授的编辑学三原理,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几个主要环节要完成的任务和工作目标出发,探讨学术期刊编辑新闻意识的必要性。
编辑的新闻意识对学术期刊的策划和选题组稿大有裨益
符号建模原理是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编辑活动得出的结论。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编辑活动主要是应用种种符号来建造各种文体模式与媒体模式的活动。出版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出版业信息传播的需要,使得期刊特色构建成为现代期刊世界性的竞争趋势,也迫使学术期刊编辑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媒体模式的建造上。一个学术期刊,只有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速度与精度、时间与空间等各个方面展示出独立的特色,才有可能在我国数千种学术期刊中脱颖而出,这需要在期刊策划上下工夫。学术期刊策划离不开对相关学科最新研究进展的了解,也和普通期刊一样离不开对市场、稿源和读者需求的了解。然而要做到以上的“了解”,新闻意识和信息意识是必备的先决条件。
文化缔构原理是从社会精神文化的构成方面研究编辑活动而得出的一个规律性的结论。编辑工作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缔构活动,在整个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枢纽作用。具体讲,编辑活动对文化产品的生产起着引导、设计和组织等开发性的作用。这里的“引导、设计和组织”在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中便是选题策划。学术期刊编辑只有具备敏锐的新闻意识,才能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洞悉当前热点问题、新型课题和科技动态,发现新的学科闪光点,保证学术期刊选题策划独具特色和内容新颖,进而组织到有前瞻性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保证期刊学术质量的不断提升。
新闻意识的价值也体现在编辑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引导作用
学术期刊的出版传播,不仅在展示已经产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向社会和科学研究人员介绍或提示着没有解决的或尚需进一步研究的学科信息。学术期刊的栏目和选题策划,既是为了期刊特色的塑造,也是对热点问题、新的研究领域的引导。编辑在学术期刊选题策划上对学科研究领域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科研究的方向和热情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在素材的获取和积累上就需要编辑的新闻嗅觉和信息意识。有了对新闻信息尤其是科技新闻信息的捕捉欲望,学术期刊编辑就有可能随时随地有预见性和超前性地抓住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最新动向。
编辑是作者与读者的中介,笔者认为,编辑的工作重心和难点就是“如何将作者的创造和读者的需求有机地结合”,也就是如何参与文化缔构。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编辑需要捕获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动向,并以此规划选题并推介给读者,即引导读者的阅读趋向;另一方面是编辑去捕获学科发展信息和读者的需求信息,并以此引导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创作,即引导科研和培养作者。这里用“捕获”一词,就足以体现学术期刊编辑新闻意识的意义。
讯息传播原理是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编辑活动得出的结论。传播什么讯息?怎样传播讯息?如何才能让人接受这些讯息?这一系列问题都有赖编辑去解决。
首先是采集信息,并把信息加工转变成为讯息。讯息是经过选择和整理,形成具有特定文体模式的信息。学术期刊编辑首先需要有获取学术信息的迫切愿望,和新闻记者一样要加强新闻意识,把准确感知和使用信息作为工作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有效完成讯息传播活动的信息采集任务。同时,日新月异不断出现的科研成果需要编辑敏锐的新闻嗅觉,才能缩短新知识和新成果的获取途径和时间。
其次是对讯息成品进行选择和组合。河南大学的张如法教授在其专著《编辑的选择与组构》中,也把“选择”提到了相当的理论层面,更凸显出选择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对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而言,组稿和审稿这两个重要环节的工作成效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的成效也是离不开编辑的新闻意识的。具体讲,只有编辑具备敏锐的新闻意识,才能及时了解最新的研究热点、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和最新的科技成果。并依此主动约稿,或从众多的投稿中挑选出“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和文化积累性”较好的论文。同样,编辑具备敏锐的新闻意识,就能及时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动向,掌握相关学科的专家信息资源,才能为待审论文选定最佳的审稿专家,也才有可能真正优选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对论文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修改意见。
学术期刊知识传播工作需要编辑的新闻意识
编辑活动产生于传播信息的需要,讯息传播是编辑活动价值的直接实现,这是讯息传播编辑观揭示的道理。传播的目的、效果和方式是编辑活动的多方面追求。编辑活动遵循着讯息传播原理运行,便形成这样一条规律,即采集有关讯息,选其所需要者,加以整理并且编为特定的符号模式,构成完整的传播媒体,借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承载科研成果的科技论文,若不公开发表则必然自然消亡,公开发表却不能有效传播则无法实现其自身价值。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传播的手段和方式必然会顺应需求发生改变。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像新闻记者那样,具备较强的新闻意识和信息意识,才能及时了解出版市场,正确理解读者需求、有效掌握读者资源。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好学术期刊知识传播的速度问题、广度问题和深度问题,最终实现讯息传播的活动价值,实现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LG0836;SLG0713)】
注释:
①王振铎赵运通:《编辑学原理论》[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靖鸣:《新闻意识及其对新闻实践的影响》[J],《当代传播》,2004年第6期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篇4
但也有人指出，这种融合新闻教育模式只停留在浅层次的技术或技能融合层面，与媒介融合时代传播业界的实际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①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新闻传播技能教育，着重于多媒体新闻信息产品的策划、制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它不失为媒介融合下新闻教育改革的一种可贵的探索，但能否成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值得商榷。有学者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在新的传媒业语境之下转型为“传媒教育”或“传媒业教育”，②确实有一定道理。那么，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素养与能力结构？新闻传播教育是否仅为新闻媒体培养专业人才？等等。本文拟从高校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以下统称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转型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抛砖引玉。
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化”还是“大众化”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壁垒已经模糊，新闻传播教育的定位如何转变，“专业化”还是“大众化”？建国以来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但我国高校新闻教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适应新闻宣传体制的需要，主要是为各类传统媒体培养专门化的新闻宣传人才，搞报纸的不懂电视，搞电视的不懂互联网，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过于专门与单一。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需要从面向传统媒体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向适应社会需求培养专业化复合型传播人才转变，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以社会与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要求，培养复合型的“多面手”。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使各个专业方向都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不过培养复合型人才并不是简单地培养技术复合型人才，而是知识结构的复合、能力的复合，包括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深入了解，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③
新闻传播教育在知识体系与能力的建构上应处理好“一专”与“多能”的平衡，做到突出专长，兼顾其他，不能只重视“多能”而忽视“一专”的培养。为适应媒介变化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培养专家型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级本科生专业教育采取“2+2”的模式，要求学生在大学4年中通过紧凑的学习安排，系统掌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两门学科本科专业知识。④媒介融合是“合”与“分”两种发展倾向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是“合”，即各种传播媒介多功能一体化整合趋势，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媒介产品的融合、组织结构和产权等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媒介融合带来受众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传媒市场呈现出分众化或专业化的特点，即媒体的多元化、信息的广泛性和技术的交互性导致的传播小众化、专业化趋势。所以媒介融合时代还需要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有较深造诣的专才，这样媒体才能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提供贴近性的精细化信息服务。⑤媒体竞争的日益激烈、传媒市场的日渐细分，媒介产品的生产与质量控制、市场分析、价格策略、营销策略、广告、销售渠道和终端的建立，以及媒体内部的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士来运作。
媒介融合时代人人都可能是记者，那么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丁淦林曾对新闻专业技能即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综合能力作了精辟的概括：一是沟通能力，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同各种人打交道，并获得新闻信息；二是分析判断能力，能够把纷繁复杂的情况梳理清晰，分清主次，辨明是非；三是组织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整合人力物力，开展活动；四是表达能力，能够运用文字，或语言，或图像，或其他方式，进行报道与评论。⑥这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样适用。简而言之，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就是对于信息的搜集选择、组织整理、判断分析到最后的呈现等能力。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整合资讯，生产和管理知识的能力，不管是应用型人才、经营型人才，还是基础研究人才，这种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媒介融合时代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新闻传播教育不应也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为媒体培养人才的狭窄定位。如前所述，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人才，表面上看是新闻传播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则是适应知识社会需求的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记者、编辑面临着角色的转换，即不再是单纯地生产信息，而应具备极强的信息选择与解读能力，有极强的鉴别知识的能力和合理传播知识的能力，洞察所的信息的深刻联系和意义，从而帮助受众迅速将信息转化为知识。⑦
媒介融合导致信息传播的媒介与渠道越来越多，而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则成为稀缺资源。整合资讯，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生产出知识等，越来越重要，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对于信息的分析整合能力，不仅各种新闻媒体需要，企业或组织机构同样需要，新闻传播教育就是培养能够处理信息、生产知识等的人才，所以为媒体培养人才已经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唯一目标。
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于是出现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断扩招与传媒人才需求渐趋饱和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国内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约70%以上的毕业生走到了非媒体岗位，在企业、社会、政府部门找到职业归宿。即使是到传媒单位，也未必就是在采编岗位，而是面向媒体传播业务全流程的不同环节。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基于为单一媒体培养人才的定位与就业指向过于狭隘，过分强调专业对口，束缚了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的想象力，在一定的程度上不利于业界相关需求的满足，从而阻碍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⑧
在媒介融合和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也就是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新闻传播教育也应相应地调整课程设置，一方面加强专业化教育，即传统的采写编评等专业技能，同时打通不同专业课程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培养面向传媒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信息处理能力等，以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化复合型传播人才。
从专业的新闻职业伦理教育向面向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
媒介融合改变了新闻业务操作方式，对新闻传媒业的职业要求、道德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往适用于传统媒体的新闻道德已显滞后。如网络空间的隐私权问题、著作权问题及虚假信息问题等。新闻教育者有责任在教会学生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教会他们遵守网络的道德规范，使他们肩负起网络中的社会责任，学会对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评判，并帮助其树立适用于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道德观。如对于网上五花八门的信息资源，网络记者怎样对其真实性作出正确判断，并能有效、符合道德地使用这些资源；如何避开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等等。⑨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具有比公众更高的媒介素养，因为他们不仅要尽环境守望之责，更要扮演社会领航者的角色，如何坚守伦理底线，如何在有效驾驭媒介融合技术的同时又不沦为媒介的奴隶，关系到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媒介融合进一步加速了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程度，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们通过媒介接受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普遍方式”。⑩在人人都可能是记者的时代，职业新闻传播者的地位降低了，但对新闻传播伦理的要求反而提高了，或者说对传播者的素质要求更高了。一些专业媒体从业者及媒体机构面对滔滔而至的网络舆论，放松甚至放弃对新闻伦理的坚守，新闻传播界出现低俗化、庸俗化趋势。比如网络“艾滋女”事件中，别有用心之徒利用网络诽谤中伤他人，网民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鉴别力，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泛滥，而部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未经核实就跟风传播，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都造成恶劣的影响，足以说明包括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存在严重缺失。
媒介素养教育本身就包含了对新闻传播者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从专业的新闻职业道德、伦理教育向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新闻传播专业对培养新闻记者、编辑等的职业伦理道德一直比较重视，但这种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是面向专业记者、编辑的，而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在媒介融合时代显然是不够的。
普通公众借助新媒体都有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可能，但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新闻传播方面的训练，带来了信息鱼龙混杂、真伪莫辨等一系列问题。非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需要与职业新闻工作者一样遵守新闻伦理、法规等。媒介素养教育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学会判断媒介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学会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与技巧，了解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增强对信息的鉴别和过滤能力。
美国学者瑞妮·霍布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一是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二是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⑾
当下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走入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使新闻传播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⑿加强新闻传播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是避免新闻传播教育落入纯技术教学陷阱，克服实用主义、世俗化倾向和浮躁之风，以及提升大学生专业能力、完善和提高其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高校的大学生包括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普遍不高，比如对媒介道德的认识不足，对媒介功能认知比较模糊，对媒介信息缺少正确的解读和批判能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可以通过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类的课程，系统地讲授媒体的本质，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对传媒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制作能力等，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也为新闻传播队伍职业道德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⒀
媒介素养教育还应与新闻传播专业业务技能课程的教学结合起来，比如培养学生识别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区别，辨别网络信息真伪，提高他们在纷杂环境下的信息鉴别和筛选能力，等等，因为业务技能课程的培训和学习本身就贯穿了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媒介素养教育。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在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加强新闻传播专业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并以大学生为典型示范带动全社会媒介素养的提升，成为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当务之急。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2012年度创新项目《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传播学研究》（编号：12YS190）以及上海市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学研究项目《民办高校新媒体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AAM12041）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⑤田龙过：《媒体融合趋势下的传媒教育改革谨防再陷误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4期
②杜骏飞：《新闻传播教育向何处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期
③万萍：《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探究》，《新闻知识》，2011年第11期
④《文汇报》2012年9月12日第11版
⑥丁淦林：《新闻系学生要有专业技能》，《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8期
⑦张宏树：《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知识体系重构》，《求索》，2011年第6期
⑧张昆：《媒介转型对新闻教育的挑战》，《今传媒》，2010年第9期
⑨王蕾：《网络时代的新闻教育》，《新闻传播与研究》，2002年第2期
⑩陈正良：《冲突与整合：德育环境的系统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⑾郑保卫：《事业性、产业性：转型期中国传媒业双重属性解读》，《今传媒》，2006年第8期
⑿夏颖：《媒介整合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认知误区》，《南方电视学刊》，2011年第4期
对新闻传播学的认识理解篇5
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院系究竟应该培育什么样的传媒人才，学界众说纷纭。国家重点高校的新闻院系和一般高校的新闻院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是不一样的。在实际教育过程中，目标定位是一回事，而执行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来自社会、来自业界的反馈信息表明，新闻传播专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社会评价并不高。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多眼高手低，业务能力较差。实际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不少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主要由没有业界经验的学术型老师操刀，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实验设施简陋，不能满足业务技能课程的要求，其专业实践平台也比较低，绝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的专业实习都是就地安排，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到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其二，一些学生思想太过活跃，甚至有自由化的倾向。大学是摄取知识，探求真理的地方，思想开放是前提，一切价值都要重新经过理性的审慎判断。大学生需要想象和创新的思维品质，敢于探索，敢持异见，坚持真理，毫不退让。但是学生一旦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或进入媒体，其职业身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持论不仅影响到个人，更影响到整个社会。一个过于自由的媒体或新闻工作者，可能会给社会造成困扰。其三，视野较窄，知识结构不合理。不少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开得很专、很深，而一些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却很少纳入学生的必修或选修的课程范围。即便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范围内，专业之间的界限壁垒森严，学新闻的不了解广告，学广告的可能不了解广播电视，学网络的不了解出版。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无法立体透视，更难以触类旁通。其四，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学生不了解国情、不了解省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面对社会问题、重大事件，往往从西方历史、普世价值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国际社会日益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家底不甚了了。其五，责任意识淡漠。现代大学生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理想缺乏、责任意识淡漠。上个世纪80年代莘莘学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肩负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可是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丧失了对于政治的激情，虽然也要读书，但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未来的职业，为了自己的事业成功，至于国家、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很少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富有责任感和大局观的优秀传播人才。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责任感、大局观、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
大学生或职业传媒工作者的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在2004年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信中，专门论及了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认为，责任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刻理解，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只有对国家和人民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①
大学生或传媒从业者的大局观，体现在对国情的了解、对世界大势的洞悉，以及建立在历史洞察力基础上的理性思维和政治判断。有大局观，才会知所进退，才会有轻重权衡，才会有优先次序，才会有行为底线。一个传媒人、一张报纸，如果没有大局观、大局意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失去审慎，缺乏节制，难免会给国家、社会造成困扰。
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这是新闻传播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标志。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应该具备新闻传播方面的系统知识，能够解析复杂的传播现象，理解并且善于利用传播规律；同时还要具备熟练的媒体业务能力，适应媒体运作全流程各环节的岗位需求。在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综合素质中，虽然专业技能不是最重要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传媒职业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其他行业，就在于这种专业技能的不可替代性。
总之，责任感、大局观、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是传媒工作者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责任与大局对接，决定了传媒从业者的行进方向；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则直接影响到传媒从业者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
怎样实现培养目标
怎样才能实现既定的传媒人才培养目标，笔者认为，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的系统论述，是他们对传播现象与传播规律的全面解读。它是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它不仅保证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方向，而且直接影响到新闻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必须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完整的教学过程，在学生中入脑入心。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优秀的传媒人才必须有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取决于课程体系的设计。新闻院系在设计课程体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业界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媒介传播技术发展不同的水平下，在不同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是大不一样的。当前世界传播发展的大趋势是媒体融合，所以新闻传播院系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顺应传媒业界新的人才需求，与时俱进，加大改革力度，在该做加法时做加法，该做减法时做减法，大刀阔斧，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教师是教育之本，教师的水准决定了学生的水准。没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生。教师队伍如果主要来源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系统地受过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这等于是教师品质的重要保证。但即便是重点的一流大学，教师的来源也要尽可能地多元化，来自同一个学校、学院、学科的老师的数量要有控制，出身单一学校、学科的老师比例不能过高。除了来自高校的学术型师资外，还要有来自业界的、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的师资，要确立一个原则，即没有业界经验的老师不能担任传媒业务课程的教学。除此之外，师资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等都要趋于合理。
开门办学，实现与业界的对接。新闻传播教育要开门办学，向业界开放，向社会开放，与业界接轨，与社会接轨，缩短与业界的距离。目前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离实际太远，离业界太远。学校不知业界前沿的动态，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学生毕业出来，才发现学校与业界的天壤之别。新闻教育界必须开通与业界连接的快速通道，一方面可以借助于业界的实践平台，开拓新的教学资源，补充学校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以在服务业界的过程中，提升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实力，进而将此转化为日常的教学资源。
强化第二课堂，增进学生对国情的了解。新闻教育要以第一课堂为主，但是不能忽视第二课堂。通过第二课堂，可以弥补学生知识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加强对社会的了解，增进对国情的认识，强化学生的职业精神，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适应业界规则的能力。
发展新闻教育的四点经验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开始于1983年，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传媒教育蓬勃发展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28年来，华中科技大学从刚创办时的单一本科教育，不仅发展成为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龙的全程传媒人才培养体系，而且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的重镇，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成就，得到了学界、业界的认可。总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自然地融入学生的知识体系。采取切实措施，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占领思想阵地，成为新闻传播类大学生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华中科技大学不长的办学历史上，形成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统。学校有公共基础类课程大平台，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党史、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前置课程；学院有专业基础课，其中新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导读等，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除此之外，还有新闻业务课程、新闻历史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等，其部分内容可能直接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某些具体的原理，如采访学课程中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及群众路线，写作评论课程中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新闻史课程中的对唯物史观的坚持等，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力量。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第一批教材建设中，学院就有两名教授参与。2010年，学院又有两名教授入选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建设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新闻史、新闻评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多年来，学院出版了几本专著，近百篇。
第二，以需求为导向，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教学体系。传媒教育要以传媒业界的需求为导向，业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院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输送什么样的人才。新闻教育界也要坚持三个面向，即要面向业界、面向社会、面向国际，不能自以为是，自娱自乐。要把握业界演进的脉动，瞄准行业竞争的前沿，了解媒体变化的需求，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更新教材内容，优化教学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引入传媒精英，构建“双师”队伍。师资队伍结构应该多元化，但应以学术型教师与实务型教师两种基本类型为主体。学术型师资，应该重视学历的完整、全面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实务型教师不一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但一定要有丰富的业界经历，他可以不写高深、抽象的学术论文，但一定要是传媒行业的行家里手，在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方面，要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开办以来，就一直重视从业界引进高端精英，第一任系主任汪新源就是来自湖北日报，时任湖北日报理论部主任。在世纪之交，学院又从业界引进了赵振宇教授、石长顺教授、何志武教授、孙发友教授，如今他们已是学院教学科研的顶梁柱。两种不同类型的师资应该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使用不同的指标体系，使之在大学生态环境中，彼此理解，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一起服务于传媒人才的培养。
第四，与业界结盟，建设高水平的实践平台。学生的专业技能养成，首先要依赖于学校的业务课程教学和实验教学设施，但是要提高其专业能力，缩短与业界的距离，必须要到专业的权威媒体去实践。传媒行业是以高新传播技术装备起来的信息产业，传媒的竞争不仅是报道业务的竞争，也是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的竞争。所以，绝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重视学生的专业实习及其平台建设，但是由于办学条件的差异，各个学校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千差万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把实习平台建设作为学院办学的重中之重。笔者作为学院现任院长，曾多次带队到长沙、广州、深圳，拜访当地权威媒体，商谈双方合作；今年还专门到北京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新浪、搜狐、网易等媒体的高层领导，建设专业实习基地。有高水平的实习平台，学生就可能接近行业的最前沿，其专业能力的养成就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两点具体建议
发展与改善新闻传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需要来自社会、来自业界的支持。
第一，通过制度化安排，拓展、固化媒体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大多与媒体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对新闻传播院系而言，媒体不仅是实习基地，更是就业的主要渠道；不仅是物质资源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专业师资的蓄水池。对媒体而言，新闻院系不仅是后备员工的主要来源地，而且还是员工继续教育的主要师资来源；不仅是人才培养基地，而且是媒介发展的主要智库。媒体与新闻传播院系应该是利益共同体，在产业链上也属于上下游的关系。但是客观地审视目前新闻传播院系与媒体的合作，大多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仅仅是建立实习基地，或者聘请媒体高管为院系的兼职教授(基本上是名义的)。这种合作基本上是单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领导人的友情，没有落实在制度的层面上。一旦人事变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要提高媒体与新闻院系的合作层次，必须发掘彼此对对方资源的需求。新闻传播院系需要媒体，媒体也需要新闻传播院系。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媒体员工的继续教育、媒体委托的专项研究、媒体发展的战略规划等，都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两者互利合作，诚心以待，就可达到双赢的结局。
第二，设立新闻传播教育基金，资助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与科研。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大学的事业，而且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实际上媒体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媒体每年都要从新闻院系吸纳源源不断的新闻从业者，几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是家长、纳税者的资金投入，维持着新闻传播院系的运作，媒体只是在最后的阶段摘下成熟的果子。这是不合理的。媒体应该主动介入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并且应该提供最低限度的资源支持。笔者认为，可以尝试提取媒体广告收入的一定比例，比如一个百分点，设立新闻传播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当地的传播教育事业；或者政府对媒体支持、赞助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行为，可根据媒体赞助的额度在税收方面予以减免，以鼓励媒体继续支持新闻传播教育的行为。（本文为作者在湖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注释：
①：《致〈焦点访谈〉栏目组全体同志的信》，2004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