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市场要素(收集5篇)
旅游市场要素篇1
[关键词]旅游市场秩序；影响因素；发展建议
[DOI]10.13939/ki.zgsc.2017.08.100
1绪论
三亚作为知名旅游城市，近年来受困于旅游市场秩序的干扰，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旅游市场的负面感知。旅游市场秩序的问题涉及面广，受多个因素影响，为更好把握重点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主要因素，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总结出影响三亚旅游市场秩序的主要因素，并针对提出解决办法。这有利于进一步更好地完善旅游市场秩序，保证游客的权益不受侵害，保证商家合法利益，规范企业标准和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及舒适度，构建良好的旅游市场，促进三亚旅游经济增长。
2文献综述
对旅游市场治理的国外研究集中在产生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方面上，GuidoCandela与RobertoCellini（2006）认为市场秩序混乱是由于开发失衡造成的，旅游目的地供不应求引发不法商家趁乱哄抬价格，并建议增加旅游目的地数量以使市场趋于稳定化[1]。国内对旅游市场秩序的研究在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中提出了观点。第一，在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方面上，曲静（2008）发现政府监管不利、出台的条例不健全[2]；王彬（2014）提出行业协会的标准不完善，与政府接洽不当[3]；朱静、柳劲松（2006）则以为政府对市场的监督管理不善导致旅游市场混乱[4]。第二，在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表现形式上，李娅（2014）认为旅游宰客现象是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代表[5]；王德刚（2015）提出景区肆意涨价和多重收费是当前旅游市场混乱最严重的现象[6]；胡燕佼（2013）认为“零负团费”是解决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当务之急[7]。第三，在解决市场秩序混乱的对策上，胡燕佼（2012）提出政府要加强法治意识，完善监管体制整治市场秩序[8]；鲍富元（2013）建议规范旅游市场要从游客角度出发，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服务以防止游客受骗上当[9]。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多是通过罗列现象、分析产生原因、提出建议。产生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复杂，对策建议多元化。但还没有对旅游市场秩序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的定量实证分析，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归纳影响三亚旅游市场秩序的主要因素，并研究得出解决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主要思路。
3基于因子分析的三亚旅游市场秩序影响因素研究
3.1三亚旅游市场的问题
三亚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城市，主要在“零负团费”、高价海鲜宰客、水果掉包等方面存在游客反映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三亚的旅游形象，对三亚旅游市场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为加以整治，三亚已开始采取多项措施进行深度治理。同时，旅游秩序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需要企业和游客的积极参与，因此了解他们态度对于更好地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较为重要。本文基于此设计调研问卷并进行量化分析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主要因素。
3.2问卷调查与分析
3.2.1问卷发放
调查问卷主要针对三亚的游客、政府工作人员、企业代表等。在游客量集中的地方发放问卷，并对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代表采取实地访谈。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62份，有效问卷352份。
3.2.2基本人口统计信息
有效样本中，男性188人，女性164人；年龄阶段，“25岁以下”212人，占总人数的60%；108人为“26～40岁”阶段，占总人数的31%；26人为“41～60岁”阶段，占总人数的7%；6人为“60岁以上”阶段，占总人数的2%。受教育程度中，“高中及以下”的17人，“大专”的39人，“本科”的272人，“硕士及以上”24人学历。人均月收入方面，“不超过3000元/月”的100人，“3000～5000元/月”的118人，“5000～8000元/月”的62人，“8000元以上/月”的72人。
3.2.3客观题描述统计
问卷采取李克特量表的形式，1～5分依次表示最弱到最强。客观题主要测评不同指标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影响程度，共有21个基本题项，分别是a1～a21。统计分析发现他们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影响程度均值依次是：a1“旅游企业恶性竞争”的影响程度均值为3.87；a2“旅游企业虚假销售”的均值为4.11；a3“四黑现象”（黑车、黑社、黑导、黑店）的均值为4.23；a4“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的均值为4.13；a5“旅游从业人员的回扣问题”的均值为3.91；a6“导游擅自更改旅游路线”的均值为3.93；a7“企业的旅游产品/服务质量”的均值为4.03；a8“旅游产品价格虚高”的均值为4；a9“旅游企业的诚信”的均值为4.19；a10“旅游行业自律能力”的均值为3.87；a11“政府的重视程度”的均值为3.98；a12“旅游政府的监督管理体制”的均值为4.03；a13“政府对负面报道的公关能力”的均值为3.93；a14“旅游执法人员的执法手段”的均值为3.80；a15“三亚的旅游警察”的均值为3.72；a16“三亚旅游巡回法庭”的均值为3.55；a17“政府β糜纹笠档慕背痛胧”的均值为3.57；a18“政府为游客提供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均值为3.64；a19“旅游消费者不理智的消费行为”的均值为3.57；a20“收入水平较低对游客消费不理智影响程度”的均值为3.61；a21“游客肆意扩大传播自身不满旅游经历”的均值为3.84。
3.2.4因子分析
在SPSS20软件中对数据进行检验，信度分析根据纳恩诺里和伯恩定丁的研究，测量工具的Cronbacha值最好高于0.7，分析得到21个自变量的Cronbacha信度系数为0.93，说明问卷可靠性和稳定性很好，所使用的数据具有很高置信度。根据Kaiser的解释，KMO值大于0.7，巴特勒球体检验P值小于0.05，即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计算，本问卷的KMO值为0.922，接近于1；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因子，结合正交旋转中的方差极大法来进行公因子的正交旋转处理，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经过反复提取，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有3个，结果见表1。
表1显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可从21个变量提取出3个主因子，初始特征值分别为9.695、2.456以及1.096。3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082%，三个公因子各自的影响权重为73.2%、18.5%、8.3%。这3个主因子具有代表初始影响因素的优良性，同时具备线性回归所要求的独立性特征。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见表2。
在表2旋转成分矩阵中，载荷为0.5以上是统计数据较好的结果。其中，a1～a10归为A1旅游企业因素；a11～a18归为政府管理因素，a19～a21归为游客自身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是旅游企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游客自身。可见，不仅旅游企业对旅游市场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对旅游市场秩序的管理水平以及游客自身也是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主要因素。
4规范三亚旅游市场秩序的建议
4.1对三亚旅游企业的建议
首先，旅游企业加强自身管理，诚信经营，抵制虚假销售。诚信服务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最根本方法，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还可以提高三亚旅游口碑，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企业要保证销售的旅游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杜绝卖给游客假货、残次品的行为。尤其是海鲜店和水果店更要注重诚信销售，保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其次，企业要注重员工的培养，不仅要涉及专业知识的培训，更加要注重服务意识和理念的强化。加强员工的上岗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加强企业文化的培训，为员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最后，发挥旅游协会作用，做好协调企业与政府的工作，优化行业自律的效用。
4.2对旅游管理部门的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旅游市场秩序，不仅在宏观上进行有力的引导和扶持，并加大对旅游市场微观层面的规范和管理。第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平台，为游客创造便利的旅游服务。开通服务热线12345、微信平台等渠道，便于旅游信息服务的提供和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并加强与游客的沟通，把握顾客需求，为游客创造良好的旅游购物环境，同时，综合协同交通、物价、工商、卫生等与旅游产业的关系，保证三亚井然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第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诚信服务的旅游企业要给予鼓励，对于欺诈游客破坏市场秩序的企业要给予严厉的惩治，赏罚分明有利于在行业内形成良好氛围，净化旅游市场环境。第四，提升旅游监督执法人员素质。旅游监督执法人员是旅游市场管理的形象和一面旗帜，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和文明程度是旅游市场规范发展的必要要求。
4.3对三亚游客的建议
文明旅游做文明游客。游客既是旅游产品的消费体验者，更是旅游市场秩序参与的重要主体。三亚的旅游市场环境不仅要靠旅游企业和政府构建，还要依赖到三亚旅游的游客。游客在旅游时，应树立正确的文明旅游思维，做文明游客。同时，还需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对于“零负团费”的旅行报价要谨慎，不要盲目跟风贪小便宜。当自身权益受到伤害时，可采取合法的手段和形式维护个人权益，避免采取过激的形式使得问题扩大化。
参考文献：
[1]GuidoCandela，RobertoCellini.InvestmentinTourismMarket：ADynamicModelofDifferentiatedOligopoly[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2006（351）：202.
[2]曲静.我国旅游市场秩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9）：42.
[3]王彬.河南旅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郑州：郑州大学，2014：12-20.
[4]朱静，柳劲松.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的博弈分析[J].济师，2006（6）：148-149.
[5]李娅.基于游客感知的秦皇岛旅游宰客现象及其政府监管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4：5-9.
[6]王德刚.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需常态化机制[N].中国旅游报，2015-06-17（4）.
[7]胡燕佼.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旅游市场秩序探析――以海南为例[J].甘肃理论学刊，2013（2）：120-124.
旅游市场要素篇2
关键词：旅游产业素质机理
“十一五”期间，北京旅游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旅游产业经济总量扩张较为明显，累计接待入境旅游者2107.4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累计达224.7亿美元，累计接待国内旅游者7.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9712.9亿元人民币。旅游业直接与间接从业人员约占全市就业人员总量的15.9%，旅游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但是总体看来，北京旅游产业综合素质不高的局面还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诸如体制机制整合不足、产品创新不够，同质化问题严重、价格战不断升级、人才瓶颈等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北京旅游产业素质升级是培育首都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亚洲商务、会展之都，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关键环节。但是目前国内对北京旅游产业素质升级问题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很少，而且对于产业素质的研究文献也不多见。国外对产业素质概念很少提及，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产业集群及产业竞争力等相关问题。对区域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机理及相关政策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希望在这一方面进行探讨。
一、旅游产业素质的内涵
产业素质既反映微观经济的产品、服务、企业、事业单位和产业组织的质，也反映宏观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质，还反映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刘增恒，1994）而区域产业素质则是指区域产业系统的性质或质量，它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演变和发展的（黄燕，2003）。某一产业的素质可以看作是这一产业的生产能力、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制度状况、管理水平以及获利状况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能够反映产业系统整体功能的状况。
旅游产业素质则是指旅游产业的生产能力、市场需求、技术水平、制度状况、管理水平、从业人员素质以及获利能力等方面综合体现。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关键是旅游产业通过转型及结构优化，促使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由量到质的转变，促进旅游产业集群化，增强旅游产业竞争力，实现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旅游产业健康、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旅游产业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运行模式等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提升旅游产业素质是实现旅游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机理分析
旅游产业素质的高低影响和制约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会影响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功能的实现。因此，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下，探讨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机理，并以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对旅游产业素质提升的机理进行分析，可以提升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为未来北京旅游产业素质提升的政策制定奠定基础，为促进北京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有用的参考。
（一）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推动因素
旅游需求和供给是推动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直接因素，其它因素最终都将通过旅游需求与供给这两个因素作用于旅游产业素质升级过程。在其他因素的推动下，旅游需求层次不断升级，旅游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旅游产业素质不断升级。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则是推动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核心要素，而诸如利益相关者、文化等人文环境因素是辅助因素。
技术进步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旅游需求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可以改变要素投入比例，开发创新更多的旅游产品，改变旅游产品结构。最终会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旅游产业素质升级。而制度创新是通过影响旅游产业的发展环境及其组织形式等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交易费用，提供激励，最终推动旅游产业素质不断升级的。
（二）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动力机制
推动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构成了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动力机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产业素质升级的一般原理结合旅游产业的特点，归纳总结出推动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动力机制，系统描述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状况。
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动力与其他产业一样都来源于创新体系发展，其核心是制度与技术两大类型的创新，并且二者具有不同的层次结构。制度创新体系提供系统渐进式变迁的激励结构（尤其是制度安排）以及组织惯例突变的内生机制。技术创新则提供了制度创新和产业系统状态激进式变迁的根本诱因、基础平台和动力生成机制，它是最基础性的推动力。
旅游产业素质升级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体企业技术创新局部制度创新创新扩散群体技术创新产业制度变迁系统环境适应性改变产业产生、成长、成熟或衰亡旅游产业素质升级。（何维达、吴玉萍，2007）
（三）旅游产业素质升级的主要路径
旅游市场要素篇3
[关键词]制度变迁；市场化；经济增长；旅游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13-09
1、引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也是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其实质也是经济市场化，中国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以科斯（coase）和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理论清晰且合理地解释了正处于激烈体制转轨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认为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样，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旅游管理体制的产生、发展、改革、创新是伴随着市场化制度变迁而逐步演变，制度变迁释放的能量是推进中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增强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客源市场、地理区位和政府政策等视角探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机制，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制度及其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日趋扩展和深化。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并以前苏联、塞浦路斯和中国等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典型的国家为例，开展了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更关注我国宏观制度变迁与旅游发展、区域旅游管理体制变迁与地方旅游发展以及制度对旅游企业、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影响研究，分析显示，我国旅游产业属性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政策法规发生变化而诱致，并不断与市场化改革过程相适应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利下放、企业激活、市场强化”的制度演变与旅游产业成长的模式。然而，制度意义的宽泛且其作用往往交织和内化于其他增长因素中，致使制度的表征形态和衡量指标体系存在争议，因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制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成果存在多理论、少定量，多规范、少实证，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不足等问题，表现如下：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背景和外在变量进行探讨，间接探讨制度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虽然认识到制度因素是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但由于制度变量难以衡量，在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或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模型中，仍然忽略制度指标；也有部分学者用非国有经济比重等变量表征制度变迁，将其与旅游经济增长进行简单的相关或回归分析，测度制度变迁的旅游经济绩效，但这类指标无法涵盖制度变迁的全貌，且研究很少将制度因素全面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系统分析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从而难以定量揭示制度对于旅游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以下简称市场化指数），以及各省市区的旅游企业面板数据，在传统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剖析以市场化指数表征的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考量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2、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
2.1研究思路
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效率提高是生产率提高的两个最主要来源，抛开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1992年以来，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开始了系统的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旅游产业发展历程看，旅游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是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与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在旅游产业中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重视和强化，在旅游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考察体制改革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关键是如何定量测度体制改革的变迁过程，传统的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具有较好的可测性，且可以通过规范的统计资料查询，制度本身就难以衡量，而旅游产业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更使得旅游业的制度变迁内化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难以全面辨析和有效剥离。因而，基于中国仍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背景，制度变迁的实质也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市场化进程也体现了我国制度变迁的动态历程和本质内涵。虽然使用市场化进程表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部分学者也质疑其合理性，然而，考虑到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旅游产业的发展背景与旅游经济特点，在没有其他更好替代参数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将不失为全面衡量制度变迁并分析其对旅游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变量，可以较为合理剖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
樊纲课题组借鉴了国际上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我国国情构造并计算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也是目前使用较为权威且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市场化指数，反映和衡量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而不是表示体制变迁的具体数值，这个指数使用基本相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持续测度，因为其具有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可以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省际差异的影响。
2.2研究方法
本文仍然采用了在经济增长实证文献中，经典而广泛应用的C-D生产函数，即：
式（1）中，Y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产出；Ait表示TFP，它是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后的其他因素；Kit、Lit分别表示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TFP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提高，由于旅游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本文主要揭示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因而不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此外，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能有效发挥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因此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式（2）中，IN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市场化指数，TRit表示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水平，用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率来衡量。λi表示各省份的固定效应，表示不随时间变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将式（2）代入式（1），由于该模型包含参数非线性，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2.3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较性，并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中国及各省纳入全面统计报表的旅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作为产出衡量指标，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和从业人员分别作为资本与劳动投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衡量指标。由于到目前为止，市场化指数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从1997年到2009年共13年，为了匹配这个时间序列，其他变量数据也仅选择1997～2009年的数据。由于市场化指数数据的不完整，以及其旅游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对象是中国内地除之外的30个省市区。我国30个省份的旅游企业总收入从1997年的1305.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520，82亿元，年均增长10.91%；旅游企业总固定资产从2140.42亿元增加到8275.89亿元，年均增长11.93%；旅游企业总从业人员从135.54万人增加到273.83万人，年均增长6.04%；平均市场化指数从4.01提高到7.57，年均提升5.45%。此外，基础设施涉及种类较多，部分类别缺乏数据以及类别之间难以直接加总，为使其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与各省份的高等级公路里程合并为标准道路里程，然后计算了其与人口的比率，13年间全国每万人的标准道路里程平均从19.2千米增加到37.99千米，年均增长5.85%。旅游企业数据全部取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1998～2010），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和人口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0）。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根据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和旅游企业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探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图1显示，1997～2009年间，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省市区的旅游产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且旅游企业收入增长与市场化指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了市场化制度变革可能是旅游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仍然比较明显，其中，13年间平均市场化指数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浙江（8.748）和青海（2.658），市场化进程最快和最慢的分别是宁夏（11.04%）和河北（3.2%）；平均旅游企业收入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广东（517.656亿元）和青海（4.306亿元）。为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所致的伪回归现象，需进行相关检验，其实证检验主要包括3个步骤，检验均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
（1）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数据的平稳性是决定回归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而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受到有效样本的制约，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数据是旅游企业收入（Y）和市场化指数（IN），其中，收入变量取自然对数。选择增广的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法，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表1）变量1nY和IN在1%的显著水平上均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据此初步推断变量lnY和IN间可进行数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2）E-G协整检验。根据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首先建立回归方程：1nYt=β0+β1INt+μt。因为变量1nYt和INt都是同阶平稳的，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OLS）对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然后对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统计值是-3.083，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残差是平稳的，且方程拟合度较高，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的设立比较合理，旅游企业收入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不存在谬误回归，进而理论上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回归方程系数是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间的弹性，即当市场化指数（IN）每增加1%，旅游企业收入（1nY）将提高0.318%，反映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明显的。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述分析反映了市场化和旅游收入增长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验证。按照AIC和施瓦兹（Schwarzcriterion，sc）最小准则，通过计量软件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确定市场化指数与旅游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最佳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市场化指数是旅游企业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旅游收入增长不是市场化进程的Granger原因，说明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
3.2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Eviews6.0软件对式（3）进行回归检验，由于本文的面板数据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因此模型估计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表2是回归结果。由表2第1列的估计系数可知，资本、劳动和市场化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47、0.17和0.089，说明了1997～2009年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对旅游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投入次之，在保持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旅游收入将会增长8.91%。为了比较不同时期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将研究期间分为1997～2002年和2003～2009年两个较平均的时间段，第3列和第4列是两个时期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的正面效应较大幅度减弱，而劳动和市场化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其中，市场化的弹性系数由0.025提升到0.182，且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和市场化的弹性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基础设施的贡献度也较大幅度增强。通过对两个时段的市场化指数的统计分析，1997～2002年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6年间市场化指数年均提高0.23，而2003～2009年7年间，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年均提升0.32。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没有减弱，反而还在加强。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市场化指数与之后年份的市场化指数相比，缺少部分分项指标，而1999年之后的各分项指标一致，又对1999～2009年进行了回归检验，由第2列结果可知，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89，与第1列相比，变化微弱。
根据1997～2009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对省际旅游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表3分解结果显示，资本、劳动和TFP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53、1.02和3.3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达59.83%，说明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旅游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赖资产投资拉动，这与学者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析结论较为一致，相比而言，劳动投入的贡献度较小，为9.39%。在决定TFP的因素中，市场化、基础设施和不可观察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49、0.09和2.78个百分点，其中，市场化分别贡献了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14.47%和4.45%，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不可观察因素的贡献度达25.48%，说明还存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3.3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
在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关系，并将回归系数与各省年均市场化指数、年均旅游企业收入、市场化变迁强度进行比较，表4是比较结果。
从传统三大地域和省域来看，虽然4个指标之间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但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收入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表现为市场化水平与旅游企业收入之间、市场化变迁强度与回归系数之间呈现正方向变化，而市场化水平与回归系数呈现反方向变化，具体而言：市场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7.227），其旅游企业收入也最高（177.864亿元），市场化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4.398），其收入也最低（35.506亿元），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旅游经济越发达；然而，市场化的边际贡献效应却与此不一致，即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市场化变迁程度最强（6.54%），回归系数也最高（0.642），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但变迁程度最弱（5.13%），回归系数也最低（0.338），说明制度变迁程度越强，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度越高。位于三大地域的不同省份与所在地域的变化规律基本类似，浙江的市场化水平最高（8.748），旅游收入也仅次于广东、北京，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2.658），收入也最低；反之，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刺激效应越强，虽然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其市场化变迁强度（8%）在所有省份中仅次于宁夏，回归系数达到1.039，位居第一。但个别省份也呈现特殊的情况，如平均旅游收入水平不高的海南省（38.81亿元），市场化水平也不高（5.382），市场化变迁强度也处于最后（2.79%），但其弹性系数较高（0.605），这可能与海南省的地理环境、特区背景以及旅游发展政策有较大关系，相比较于其他省份，虽然市场化进程较慢，但其市场体制的每次变迁对旅游经济的刺激效应更强，旅游经济效果也更明显，这也注解了国家批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合理性。
不同地域和省份市场化水平、市场化变迁强度及其贡献度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省份的体制更处于激烈的转轨期，其体制的改进与完善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解读了中央提出的“东部转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合理性，以望通过制度变迁，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引导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但同时也说明了，虽然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初步获取并验证了改革的“红利”，但已有的体制改革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效应日趋减弱，我国目前远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然有相当多的制度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变迁的红利，这也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潜力，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4、结论与讨论
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1997年到2009年，中国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市场化是旅游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0.49个百分点，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产权的多元化，改善了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旅游企业绩效水平，这一时期TFP增长的14.47%和旅游经济增长的4.45%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市场化水平及其变迁强度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存在不同，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区域的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边际贡献度也越大。
旅游市场要素篇4
一、旅游市场机制的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市场的功能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所谓旅游市场机制，是指旅游市场中的交换各方在交换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形式，具体讲就是各旅游市场主体在旅游市场上进行经济活动而形成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因素有机结合的方式，其表现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的共同作用过程。
（一）旅游供求机制。旅游供求机制，是指旅游供给和旅游需求之间通过竞争而形成的内在联系和作用形式，也就是旅游供求关系在旅游市场中的规律性反映。旅游供求机制不仅对旅游供求的均衡起着调节作用，而且对旅游者的合理流动也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旅游供求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旅游供求机制及时、灵敏地反映旅游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反映旅游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变化及发展态势，从而为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信号和指示方向，调节旅游市场的供求平衡；二是旅游供求机制依靠其他机制的配合作用，有效实现合理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功能，从而调节旅游市场供求结构的平衡；三是国家通过旅游供求机制对旅游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旅游价格机制。旅游价格是旅游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既是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进行旅游产品交换的媒介，又是衡量旅游经营者生产和经营旅游产品的劳动耗费量的尺度。因此，旅游价格机制是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机制，是旅游供求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价格机制对旅游经济运行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旅游者而言，旅游价格机制是调节旅游需求方向和需求规模的信号，即通过旅游价格的涨落，反映旅游供求的变化，影响着旅游者的购买欲望，并调节旅游者的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对旅游经营者而言，旅游价格机制是旅游市场竞争和调节旅游产品生产的重要工具，即旅游经营者通过价格变动来占领市场，调节旅游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数量和结构。对政府宏观管理而言，通过旅游价格机制的作用，一方面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提供必需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自发地调节着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三）旅游竞争机制。竞争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哪儿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哪儿就有竞争，“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因此，旅游竞争机制就是指旅游市场中，各旅游经营者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争夺客源，从而影响旅游供求及资源配置方向的运动过程。
旅游竞争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基本要素之一，其核心内容是争夺旅游者。因为争夺到的旅游者越多，表明旅游产品的销售量越大，从而为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或旅游企业带来的收入越高，经济效益就会越好。同时，争夺旅游中间商，即对从事转销旅游产品，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和个人的争夺，也是旅游竞争机制的重要内容。因为各种各样的旅行社和旅游经纪人，是销售旅游产品的重要分销渠道，争夺到的中间商越多，得到的支持越大，旅游产品销量就越多。争夺旅游者和中间商的目标集中表现为提高旅游市场占有率，因而旅游市场占有率的高低变化对旅游供求和旅游价格产生着影响和决定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竞争机制是客观存在的，是同旅游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紧密结合并共同发生作用的。
（四）旅游风险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都面临着盈利、亏损和破产的多种可能性，都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因此，旅游风险机制就是指旅游经济活动同盈利、亏损和破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的运动形式。
旅游风险机制作为旅游市场机制的重要部分，是一种无形的市场强制力量，促使每个旅游经营者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从而自觉地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的反映，形成适应旅游市场竞争的自我平衡能力。同时，旅游风险机制也利用市场利益动力和破产压力的双重作用，促使每个旅游经营者行为的合理化，并按照旅游市场需求提供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
二、旅游市场机制的特征
旅游市场机制既有一般市场的共同特征，又有符合旅游市场特点的特殊性，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旅游市场机制的客观性。旅游市场机制的客观性，是指其发挥功能作用的条件是客观的。在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旅游市场机制会自然地发挥作用；而当条件不具备时，旅游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就不能发挥。例如，旅游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是旅游价格围绕旅游产品价值而上下波动，从而自动地调节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使之趋于平衡。但是，如果旅游价格不能自由变动，或者其变动形成刚性，即只涨不降或只降不涨，那么旅游价格机制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旅游市场要素篇5
一、农家乐旅游市场价格营销战略—（“4PS”的组合与搭配）
市场营销学的理论是农家乐旅游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受到研究农家乐旅游市场的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农家乐旅游可控制的市场营销因素很多，市场学有几种分类方法，其中E•J麦卡锡分类法是最常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把各种营销因素归纳为四大类：产品、价格、地点、促销，简称“4PS”。见下页图。
将这四个“PS”的适当组合与搭配，它体现着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指导下的整体营销策略。四个“PS”之中又包括若干小的因素，形成各个“PS”的次组合。因此，农家乐旅游市场在确定营销策略时不但应求得四个“PS”之间的最佳搭配，而且要注意安排好四个“PS”内部的搭配，使所有这些因素达到灵活运用和有效组合，这样更适合我国乡村农家乐经营者搭配使用。农家乐经营者可以根据目标市场的需要，灵活自主地决定对这些营销手段的运用和搭配。但农家乐经营者在做出决定时还要受本身资源和目标的制约以及各种微观和宏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是农家乐不可控因素，农家乐经营者的任务就是适当安排四个“PS”之间的营销组合，使之与不可控因素相适应，这是农家乐旅游市场营销能否成功的关键。农家乐经营者可以经常对照检查四个“PS”要素图，使用因素越多，搭配组合形式越多，说明你的农家乐营销就越科学，形成游客多，效益好局面。
二、农家乐旅游市场定位
（一）有效农家乐市场价格定位的三要素
1.树立农家乐旅游市场的形象要素。树立市场形象可以从旅游产品自身的有形特征与无形属性入手。如：强调农家乐的地理位置或服务水平的特征，也可以从旅游者对农家乐旅游产品的心里趋向入手。如辽宁省丹东市大梨树村的农家乐旅游促销口号就是“干”字当头，在广场上树立起一个大大的“干”字，一下子就传达和树立了大梨树精神的市场形象。
2.确定旅游者购买一定旅游产品的所获利益要素。旅游者对一定农家乐旅游产品的利益期求，是促成购买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农家乐经营者的一项重要收入因素。农家乐旅游所带来的新奇的经历、舒心的体验、绿色的农产品，都是旅游者对农家乐旅游产品的不懈追求。农家乐为旅游者提供附带服务项目，使旅游者得到附加利益，增加了旅游者自尊心的满足，构成了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的利益追求。
3.形成本农家乐旅游产品与市场上同类旅游产品的区别要素。这是形成本农家乐旅游产品特色的必备条件，否则农家乐只能树立雷同的市场形象，具体来说，可以从施行农家乐旅游产品市场定位的各方面因素入手。不论其是确有区别还是难以区别，都必须充分挖掘或创造出本农家乐与竞争对手在同类旅游产品上的区别来。
（二）农家乐旅游产品市场价格定位的具体步骤
1.发掘“新常态”，改变“老常态”。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优势与产品差别化优势上。形成农家乐旅游新产品的成本优势，要从开发新旅游产品及其营销组合设计。农家乐内部的经营管理，以及供应与服务等等方面下功夫。发掘新旅游产品差别化优势，就是要创新选出易识别的比竞争者更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服务特色，这一方面取决于农家乐市场的可细分化程度，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农家乐对一定旅游产品营销组合的创意设计能力与实施能力，即使不易进行市场细分化的某些单项旅游产品，农家乐也应尽可能创新出比竞争者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包括服务区别特征。
2.选择竞争优势。即运用一定方法对本农家乐旅游产品的若干竞争优势加以具体评估，以准确选定农家乐旅游产品的定位优势。通常采用评分法，即在本农家乐产品可能具有竞争优势的若干因素上，让有关专业人员和顾客同时给本农家乐和竞争者的产品评分，以此优选出本农家乐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因素和竞争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