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前景范例(12篇)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1
关键词：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对策
畜牧业为我国传统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肉制品供应方面影响重大。因此关于影响畜牧业发展的兽医技术管理体制，也成为政府部门以及研究人员长期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笔者针对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与对策，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为我国畜牧业的兽医技术管理工作发展提供参考。
1当前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发展现状
畜牧业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发展意义重大，我国政府针对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也投入了较多的资源。当前我国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发展较为良好，但在细节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例如：机构分配问题、资源利用问题、人员分配问题等等。此类问题的出现对我国基层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2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管理体制不完善
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侧重点的不同，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发展的区域，其兽医技术管理体制较为完善，能够较好地发挥体制设立的目的；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区域，畜牧业为次要发展项目，关于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机构设置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例如机构设置不完善，管理人员多技术人员少的现状还较为突出。
2.2部分区域基层管理落实度不够
当前随着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提出，各行各业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去产能及产能优化问题，其中畜牧业的发展也进行了一定的产能优化。随着畜牧产能优化，畜牧区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和合理分配。此类现状下大型畜牧区域，兽医技术管理整体质量较为良好，各项防疫工作都能有序地发展落实，存在问题的主要为畜牧面积较小、畜牧养殖数量较少的地区，整体的发展还存在放养式管理，最终使得基层的兽医技术管理落实不到位，出现了较多的问题。
2.3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
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属于第一线岗位，对于疫情的防控意义重大。当前在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为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具体体现为：管理人员在应对突发疫情时，应变能力不足，无法有效地控制疫情，最终造成疫情的扩散等现状。
2.4基层体系贪腐现象严重
当前在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发展的过程中，贪腐现象也大量存在。此类贪腐现象造成国家补助不能正常的发放至养殖户手中，或在发放的过程中出现克扣、挪用等现象。此类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工作的开展，并对基层体系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影响。
2.5主管部门对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重视度不够
畜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动物的防疫以及病害治疗工作，对于养殖户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稳定影响重大。但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宏观分析畜牧业在经济占比中，整体占比小。区域政府部门为了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将较大的精力以及资源，投入到了经济潜力较好的行业，对于畜牧方面的关注度则较低。由于主管部门对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的重视度不够，最终无法有效地促进基层管理体制的发展。
3针对当前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发展现状的改革创新对策
当前我国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整体的发展态势较为良好，但在部分地区的发展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分析案例提出了以下的改善对策：设立专职管理部门，定期巡检基层管理工作；改革创新体制，吸纳新人从业；加强主管部门对疫情危害的学习，提升技术管理意识。
3.1设立专职管理部门，定期巡检基层管理工作
当前在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中，单一独立的管理体系还未成型。因此在其落实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人员重合以及落实不到位的现状。针对此类现状，上级主管部门应进行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体的改革手段为：简化行政机构，缩减行政管理人员。区域间进行行政管理人员的调派流动，以此达到行政程序缩减，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并且定期针对基层工作的落实发展进行巡检，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管理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和纠正。
3.2改革创新体制，吸纳新人从业
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现实现状等原因，整体的技术从业人员较少。绝大部分机构在运行的过程中，从业人员以及管理人员整体的年龄较大。体现为：从业管理人员实践经验较为丰富，但技术实施较为落后，对于新型技术学习和实践较少，工作的效率性较低[1]。为了改善当前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发展现状，上级主管部门应积极吸收新生代人员，以市场化的运营方式进行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以此促进团队工作效率的提升。
3.3加强主管部门对疫情危害的学习，提升技术管理意识
当前时代背景下，发展经济提升区域经济实力，成为各级政府管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行业关注度较低，对于其潜在的威胁重视度也较低，导致在疫情等事件发生时，管理体制运行不畅，造成了较多的问题。针对此类现状，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疫情危害事项的学习和关注，以此提升其针对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发展的意识，促进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发展。
作者:梁瑜单位: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农业学校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
论文回顾和梳理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中的经验是了解其历史的需要也是为今天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文献对建国前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并对其兴衰之原因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建国前;巴林畜牧业;历史总结
巴林蒙古地处西拉沐沦河北岸，大兴安岭南段山地，是连接东北、华北、内蒙古北部和环渤海地区的交通枢纽。其所处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使巴林地区经济尤其是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长期保持着牧业经济为主的状态，为漠南蒙古地区少有的保持传统经济的地区。
一、早期的畜牧业
巴林地区远在六七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距今五千三百多年前的“富河文化”是以渔猎为主，兼营农业和过着定居生活的先民①。巴林右旗敖包恩格日青铜器时代遗址②，属于为青铜器时代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类型表明，经济生产发生了转型，畜牧业在本区第一次盛行，出现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技术为辅。因此，“这是一种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又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③。唐朝时本地属于奚地，《五代会要》说，“地宜羊马，羊则纯黑，马越前，蹄坚善走”④。到了辽代“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⑤。还设群牧机构进行管理⑥。且辽代已熟知合理选择牧场，利于畜牧发展的生产技术，⑦辽代宗以后，因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畜牧业逐渐衰微。金至明永乐年间，畜牧业占据整个西辽河流域，一直延续到清初。⑧金世宗充分利用这里有适宜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在辽代的基础上设置七个牧群，中耶卢枷群牧就包括临演府(路)。因自然的优越与政策上的得力，使临演府(路)地区的经济，超过了金代前期，这也是金代时临演府(路)人口的高峰期。元代的巴林地区属中书省全宁路，为弘吉刺部鲁王分地。弘吉刺部属民以游牧畜牧业为主，王府牧场“畜马牛羊累巨万”⑨，由此推断弘吉刺部所豢养的马牛羊应该不少。而元代的巴林部众隶属于岭北行省，虽蒙古地区也曾垦种过屯田，但蒙古居民的基本生业，仍是游牧业，直至元末蒙古仍以粗放的游牧经济为生产的主要形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并诏令三卫“各领所部，以安畜牧⑩。当内喀尔喀南下时，明廷对其入侵泰宁卫地域时，其经济方方式依然是游牧生活。至明永乐年间，畜牧业文化景观占据整个西辽河流域，一直延续到清初。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牧业
蒙古高原属温带草原，如上所述，其特定的地形、气候、植被分布状况决定了在该地区传统农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多“以牧养为生”。巴林部也不例外，以畜牧业为其生产方式，并且常年“随水草畜牧”。清以降，在清廷采取扶持甚至保护畜牧业政策，并辅以大灾赈济及赡养等措施，使畜牧业有了较好的发展。19世纪末，俄罗斯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受沙皇俄国外交部派遣赴中国蒙古地区考察，他们……“在抵达噶勒达苏台河右岸后，我们已进入巴林右旗扎萨克王(小巴林扎萨克王)旗境内。景色一下子就变了:耕地像是被切掉一样，现在我们周围已不是连绵不断的耕地，而是青草茂密的草原了。”在这丰美的草原上，巴林人孳养着五畜，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许多牧主原来有十头牛”，据当时每户5口计，十头牛正好能养活一户，说明到19世纪末，巴林地区的经济中畜牧业仍占有主导地位，是人们养家糊口的重要形式。为了发展传统畜牧业，巴林人“为牲畜盖了专门的棚子”，而且扩大了家畜种类，不仅有牛马羊驼，而且“这里的驴子多的惊人:驴子好几百头一群一群地走着，驴叫声充斥草原”。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原始游牧业抗击灾害能力低，因整个巴林地区连续四年牛大批倒毙，牛疫造成了许多牧户仅剩下两头牛，甚至一头牛，生活无保障，导致越来越多的巴林人从事农业。巴林地区的畜牧业在困境中继续发展，至民国四年(1915)时，巴林两翼旗居民仍以牧业为主，农业为副，且左翼旗的畜牧业与阿鲁科尔沁旗齐眉久负盛名到民国初期。巴林两翼旗畜牧业状况是:“右旗马约8000头、山羊约1万头、骆驼约200头、牛约15000头、绵羊约1500头;左旗马约2500头、山羊约1万头、骆驼约200头、牛约8000头、绵羊约1000头”。民国二十四年(1935)，因社会动荡等因畜牧业发展收到一定的影响，牲畜发展情况不均衡与民国初年比，巴林左旗牲畜增长率马增19．6%、牛增28．9%、羊增63%;巴林右旗牲畜增长率牛增34．2%、羊增23．3%、骆驼增36．5%、马降53．5%。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巴林右旗各努土克、各区牲畜总头(只)数，与民国二十四年(1935)相比马增68%、牛增15%、羊增47%;巴林左旗牲畜总头(只)数38，865头(只)，比民国二十四年(1935)增加了10．1%。到了1949年本地区畜牧业发展情况与1948年比，巴林右旗马降1．34%、牛增19．8%、羊增13%、驼增1．3%;巴林左旗马增0．73%、牛增0．78%、羊增0．67%、驼增0．77%。虽然两翼牲畜总头(只)数在增加，但增长幅度逐年下降，仅巴林右旗的情况看，自民国四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15－1935)的65%下降到民国三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8－1949)的11．7%，畜牧业生产的萎缩可见一斑。
三、巴林畜牧业发展的历史思考
巴林地区畜牧业有其长期传续的历史，巴林两翼旗畜牧业未能快速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畜牧业生产经营的粗放式无法保持持续发展。散养这一传统方式在巴林地区仍然存在，“当时蓄群牧放情况看，牛组织群放者305群，轮放279群;马组织群放者52群，轮放者59群;羊组织群放者220群，轮放246群;散放者牛21头、马247匹、羊3大群。组织放牧者达47%以上，轮放者达51%，散放者2%，但是到了秋季基本都散放了”。因为散放等原因，畜群受到狼害较常见，1948年巴林右旗因狼害损失1937头只，1949年4804头只;1948年巴林左旗因狼害损失共计342头只。除了狼害以外，匪患也是民国时期影响巴林地区畜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二年(1913)，赤峰州知事申报巴林匪扰年歉情形“昭乌达盟旗及巴林洵旗等均受匪扰”;春季牧场的防火措施不到位，冬季储蓄草历史较短，之前本地区历史上未见有此类记载，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见有巴林右旗“规定大小牲畜每头平均三车草”，共打7294车，26072130斤的记载。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冬季多是有圈无棚，即使有棚子，但多数为秋搭春拆夏没有。遇到晚秋冷雨，早春风雪，牲畜损失相当严重。如民国三年(1914)冬，本旗降大雪深达三尺，夭气极寒，许多牲畜饥冻而死。应对灾害如果有足够的冬草储备也能安全过冬，但是未能重视打羊草，所以春天瘦死牲畜情况常发生，1949年巴林右旗全旗瘦死羊就501只。其次，畜群结构不尽合理，繁殖率较低。所谓畜群结构，从广义上说，一是群体结构，即一个地区或单位，因地制宜保持的牛、马、羊等各类牲畜的比重;二是畜种结构，即各类牲畜中不同品种的构成，主要是良种畜和改良畜的比重;三是畜群结构，就是畜群中，种公畜、基础母畜、育成畜等所占的比重。在数量畜牧业为主的年代，本地区传统畜牧业畜群结构来看，仅以巴林右旗为例，民国四年大(含马、牛、驴、驼、骡)小畜(含绵羊、山羊)比例为66．8%和33．2%;民国二十四年为50．2%比49．8%;民国三十七年(1948)为51．6%和48．4%;1949年为50．9%和49．1%。长期以来本地区种畜缺少，仅以1949年为例，巴林右旗所缺种畜中牤牛缺121头、駬马10匹、羊耙40只，这些是按照平均每20－25头乳牛一头牤牛来计算的，如果按畜群来计算相差更多。加上种畜分布不匀，各地对种畜调剂不均衡不及时，“部分地区五六十头乳牛一头牝牛也没有，十余头乳牛有二十三头牝牛的现象”;畜群繁殖也未能把握好时机，“如白音汗村有6个牝牛，时期套5各牝牛到坝后拉盐去了”，延误了配种以及繁殖，使牲畜繁殖受到影响。近半数的母畜未繁殖，其中牛因为出售、丢失、宰杀而损失牛占4．8%，损失率高于繁殖率3．3%;马繁殖占全部马数的7．8%，损失率达到马15．0%，加上“因为群众随便骑骒马的关系，特别降低了繁殖”。而羊的发展速度一直处于较稳定状态，但增速不高，山羊繁殖占全部山羊数的5．9%、绵羊繁殖占全部绵羊数的15%。牲畜的繁殖上一般情况下，牛马的繁殖率应该在70%以上，羊的繁殖率应该在80%以上。由于经营管理的粗放式，牲畜死亡率较高，以1949年为例，牛的死亡率20．6%、马的死亡率55．9%、山羊的死亡率18%、绵羊的死亡率45．1%，这不仅影响畜群数量的增长，也会影响续重的平衡以及出栏率。第三，畜群防病防疫措施不到位，成为发展畜牧业的大敌。在解放前，本地区各种疫病流行，如马牛传染病如马鼻疽、腺疫、牛痘、口蹄疫等，马牛寄生虫病如马胃蝇、马蛔虫、牛皮蝇、牛肝片吸虫等，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羊痘、布氏杆菌病、炭疽、羊鼻蝇、羊疥癣等，猪传染病和猪寄生虫病如猪瘟、猪肺疫、猪丹毒、猪囊虫、猪蛔虫，鸡传染病如鸡瘟、雏鸡白痢等。在病疫面前无适当的预防与治疗措施，畜牧业毫无保证。“防治牛疽1938年、1942年右旗曾两次发生过较严重的牛瘟，1943年虽在全旗范围内进行牛瘟血清注射，但效果不大。”民国三十二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3－1944)，在巴林左旗查干哈达、哈达英格一带流行牛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民国三十八年(1949)旗内牲畜发生炭疽病863头(匹、只)，全部死亡。民国三十八年(1949)巴林右旗发生一般疾病牛879头、马71匹、羊1813只、驴169头;牛疫814头、疥病牛7头、马406匹、羊527只、驴1头、驼100峰，占当年马的总数的6．75%、牛的2．86%、羊的3．25%、驴的2．25%、驼的38．6%。民国三十八年(1949)以后，东北人民政府和热河省人民政府派防疫技术干部会同旗和努图克、嘎查家畜管理委员会共同防治，情况很快发生重大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各级政府决策及政策也对畜牧业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牲畜出栏率是反映一个地区畜群周转速度、牲畜饲养经济效益和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历史资料的奇缺，无法分析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仅民国三十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7－1949)，巴林右旗牲畜出栏情况看，牛3．7%、11．9%、2．76%，马18．6%、12．9%、8．6%，羊5．25%、4．29%、6．78%，羊的出栏率稍有提高外，牛和马的出栏率在明显下降。而巴林左旗的情况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牲畜出栏率牛1．48%，马5．01%，驴1．64%，骡8．10%，羊1．52。这里畜牧业生产的真正目的是生计需要，能否满足当地5530户，占总户数的46．5%、23080口占总人口的40．9%。牲畜出栏率直接影响经济效益。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巴林右旗旗牲畜出栏情况，当年牲畜出栏率仅13．6%。因为经济效益低，无法保证牧民生存需求，加上游牧经济本身的脆弱性以及清廷的政策导向，使牧地开星成为必然。但是，“巴林左、右旗至大兴安岭未放垦地带，一直到清末民国初仍以畜牧业为主。
新中国建立后，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有了新景象。从牲畜饲养、畜种结构、繁殖出栏、饲养方法、牲畜改良、优良种畜管理、疫病防治、牧业现代化项目试点建设、牲畜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初，巴林地区响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的“增加牲畜数量，提高牲畜质量”的发展畜牧业总方针，1952年比1949年增长52．8%;1957年比1953年增长74．3%;1983年牲畜总数达到1001292头(只)，首次超过百万。巴林左旗2013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204．6万头只。纵观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历程，尊重自然环境禀赋以及传统行业优势，长期稳定的发展经济类型是区域经济稳固发展的基础，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有利于又是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科学经营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巴林左旗志编辑委员会．巴林左旗志［M］．巴林左旗林东印刷厂，1985．
［2］巴林右旗志编纂委员会．巴林右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3
我国畜牧业机械化发展现状
我国畜牧机械化建设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首先是从牧草收割机械化作业开始，逐步扩大到草原保护建设机械化、饲料加工机械化、畜禽饲养管理机械化、疾病防治机械化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根据畜牧生产的需要，曾引进了国外较为先进的畜牧机械产品及生产技术。在试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研制和生产了一大批具有国外20世纪70年代技术水平的畜牧机械产品，不仅在品种、机型方面填补了国内许多空白，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目前，我国畜牧机械已基本形成了草原建设及改良、饲草料收获与贮存、牧草种子加工、饲草饲料加工、畜产品采集与加工、畜禽饲养机具与装备等基本完整的畜牧机械结构体系。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饲料加工机械发展相对较快，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从单机向规模成套化和新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二是饲养机械向适度规模化、自动化、安全卫生化方向发展，引导饲养模式从传统散养向规模效益型发展。三是畜牧机械的各种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大部分畜牧机械列入国家农机补贴项目。四是注重畜牧环保机械的研制与开发，完善养殖场粪污处理技术与设备，力求畜牧业实现可生态化、持续化发展。
浙江省畜牧机械化发展建议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1篇4
关键词西方学者游牧文化欧亚草原起源评述
畜牧业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游牧经济则是畜牧业的发达形态。从世界范围观察，即便是今天，游牧仍然是许多族群的主要生业形式，游牧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按照《TheNomadicAlternative(游牧选择)》①(1993)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也是运输工具。2．南美安弟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主要文明类型之一，但是现代学者对于游牧文明的关注和了解可能与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应该占有的位置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体系包括14个独立文明、6个失落文明和16个卫星文明，“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只是以整体被列为卫星文明中的一个②，似乎不足以反映诸游牧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不同特质。原因或许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绝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工业社会的现代视角下来审视游牧文化的，在认识角度上存在对游牧社会的隔膜和误读；其次，历史文献中关于游牧族群的记述绝大多数出自农业社会，偏见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由于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的变革，游牧社会在发生变迁，游牧文化日渐式微，民族志材料的重要性在降低。游牧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西方学术界研究游牧文化的一个热点，也是难点。汤因比认为游牧文明的发生是某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脱离标准发展道路的选择结果，“我们甚至不能大概地给出假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渐变时间，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隐含未露的谜，那么游牧生活的起源则是这个谜中最隐秘的部分”③。现代学者将游牧文化起源视为研究难点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一一游牧生活的流动性、质朴性和分散性决定了相关考古学材料的相对匮乏。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在游牧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长期以来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占主导地位，他们都坚持前亚是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摩尔根认为：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④。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这样表述：“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仁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是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已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⑤。
“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石似乎不能单纯地归结为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认为游牧文明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区，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这种认为某种特定文化现象出自一个共同起源的观念通称为传播主义，自英国人类学家E．B．Tylor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以来广为流行。传播主义者未能解释文化特质的最初起源，并且将文化现象与人及其社会的作用相割裂，其明显的理论缺陷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诟病。就游牧文明的起源研究而言，20世纪，和后期以来的西方学者其实已经超越“前亚地区游牧文明一元起源论”的束缚；其二则是认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出现早于农耕。
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普遍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从简单到复杂通过共同途径进化的思想虽然被批评为“单线进化论”，但是将游牧视为从狩猎进化至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或者是将游牧视为狩猎向农耕进化过程中的某种变异性选择，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来研究游牧文明起源问题确实是早期西方学者的思维取向。以EmileDurkheim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亦深受影响。Durkheim根据社会组合的程度(复杂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认为游牧群体是最简单的社会，所有社会类型都是这一类型的复杂形式；游牧群体集聚为氏族，进而演化为部落，氏族联盟固定下来成为村落，村落社会之上是由各种氏族部落形成的简单多形式社会，然后逐渐融合为高级多形式社会⑥。汤因比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经济生活方式是假定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几个彼此衔接的阶段一一狩猎采集、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相接合的定居一一构成的。根据这个模式，游牧生7舌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的有选择的体系，因为游牧生活基本上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畜养牲畜的形式”⑦。
因此早期西方学者对于游牧文化起源的解释通常是围绕将游牧作为渐进式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展开，代表性观点包括：1．游猎人群在追逐兽群的过程中收容受伤和弱小动物(如驯鹿)加以驯养，从而形成游牧人群(Khazanov1983)⑧。2．移动的狩猎者从邻近的农业聚落中取得牲畜形成游牧。Bacon(1954)和Vainshtein(1978)均以为那些从邻近的农民手中借来一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的第一批游牧民⑨。3．气候干旱化导致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群消失，狩猎者只有通过从事原始农业和饲养那些无处觅食的野生动物来获取生活资料；随着干旱的加剧，这些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被迫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形成四处游牧的生活方式(R．潘派里1908)⑩。4．早期人群需要应付人口增加的压力，却无力改进现有的生产技术，不得不谋求生存手段的多样化，例如他们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其后部分人群逐渐走向游牧生活(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1967)⑾。
王明珂先生介绍，“对于这样一个人类生态上的重大变迁，学者们一直有相当的兴趣，但在七十年代之前，学者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后来由于社会人类学在游牧社会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成绩，加上在考古上微骨质标本的采集分析受到重视，自七十年代始在这方面有了些很好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东，后来又及于东非、中亚、北非及阿拉伯世界(Lees&Bates1974、Hesse1982、Lynch1983，Robertshaw&CoHea1983、Sherratt1983、Gilbert1983、Levy1983、Greenfield1988、Marshall1990)”⑿。
实际上，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一些研究已然逐渐丰富和改变了对于游牧社会的传统认识。以对东非游牧族群的研究为例，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入、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一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的考察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⒀。东非游牧民主要放牧牛群，牛是东非牧民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牲畜，他们通常兼营农业，但是固守“畜牧至上”的观念。例如卡里莫炯人在农田附近建造棚屋和畜栏，定居点设置供老幼妇孺全年居住；成年男子旱季在牧场上游牧，雨季亦住在定居点；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作物种植上，而且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首先将自已视为牧民⒁。努尔人定期在雨季村落和旱季牧牛营地间迁移，旱季早期青年牧民还有小营地间的迁移；家庭可能从村落的一个地方迁至另一个地方，也可能从一个村落迁到另一个村落；当牧场和农园资源衰竭时便会放弃村落(村落一般十年以后便会出现衰竭迹象)；他们雨季兼营农业，居住棚屋，棚屋和牛棚大约五年以后便需要重新建筑；旱季居住简易棚屋(风屏)，这时捕鱼业非常重要⒂。
对欧亚草原游牧族群的研究同样如此。通常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草原经历了一个干旱化过程。虽然草原地区土壤肥沃，水资源亦称丰富，但是缺乏足够的湿度和较短的生长期限制了农业发展，农耕并不能成为稳定可靠的生计方式(Taaffe1990)。不过民族志材料说明游牧民存在少量农耕以满足季节性迁移的需要(Rona—Tas1959)。在喀尔喀人(Khalkha)中，部族中的贫苦人家为富裕牧户帮耕，并在他们山外游牧时照料庄稼，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原始粗简。这种互助式农耕只是蒙古游牧社会的多种农业形式之一(Vreeland1957)。嫩江(NonniRiver)流域达斡尔人(Daghur)、的农业生产更为普遍和专业化。塞伦卡(Selenga)谷地的情况与纳罗奔琴地区(Narobanchin)的喀尔喀人相似(Rona—Tas1959)。而且草原地区可以种植春小麦、燕麦、黍子等耐旱作物(Moyer1937)。因此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最普遍的游牧经济形式是农业作为辅助手段与放牧牲畜相依随，实际上是半游牧的特征(1978)⒃。
通过这些研究，西方学者认识到“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大多数牧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年份不同，流动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取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条件。同样，这些条件也决定着专业化的范围，即一个民族依靠畜牧业的程度。只有很少的群体单纯依靠牧群来维持生计。……一旦环境充许，牧人总是要推行一条更广泛的生计策略，在饲养动物的同时，至少种植一些庄稼……实际上，绝大多数牧人，不管他们多么专业化，都主要靠粮食而不是动物产品过活”，“如果牧民自己不种植物食物，他们就会通过交易得到农产品”⒄。
社会人类学关于游牧民与定居农耕居民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游牧社会的经济实质，游牧民通常并非处在与农业社会相隔绝的状态，游牧经济也不能满足一切基本需求，定居农业人群与游牧民存在各种联系。这是认识论上的提升，Lattimore曾经认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完全自给自足(1940、1962)，后来他修正了认识，承认草原游牧民需要来自中原的产品，特别是谷物、纺织品和铁器(1979)⒅。
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绝非单一，其维系并不能够完全脱离农业或者农产品，那么其发生自然亦有可能与混合经济有关。随着对游牧社会经济本质更加深刻的把握，近来西方学者倾向于游牧出于混合经济的观点。这里结合王明珂先生和Khazanov的总结介绍一些关于游牧起源的代表性观点，西方学者列举的动因大致有自然条件变化、人口压力(以及相应的农业扩张、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环境、迁徙等⒆。
许多学者将游牧专业化的发生归结于气候条件的变化。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游牧类型和近东游牧类型的形成均与气候干燥化有关，干旱的气候使得部分牧业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游牧民(1983)。Mmrshall将东非专化游牧业起源的部分原因归于3000年前雨型的转变(1990)。Jacobs亦认为在讨论东非游牧类型的最终形成?加Ω每悸翘囟ㄊ逼诘母珊灯??1975)。有些学者则认为亚洲北部苔原地带驯鹿游牧业的发生与气温下降有关(Willet1953、Brooks1954、Lamb1966、Cermak1971)。
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亦催化游牧业的发生。MarvinHarris在讨论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养猪业的衰落时认为，由于人口密度增加和农庄领地的扩展，造成森林被毁，森林边际的农耕地和放牧地也随之遭到破坏；其一般的连续效应是从林地到耕地，再到放牧地，乃至沙漠；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有利于牛、绵羊、山羊等反刍动物的发展，而不利于饲养诸(1985)⒇。
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迫使畜牧者迁移终于形成游牧。Khazanov认为早期畜牧人群的迁移有助于欧亚草原游牧业的形成，而草场资源枯竭是迁移原因之一(1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和草场资源枯竭是游牧族群常见的迁移原因(1961)。
人口压力是被经常提及的动因，有些学者认为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导致人口增加的原因。“Smith和Young认为专化牧业产生于早期短期休耕农业，受人口压力的影响，部分人口放弃农业而成为专业牧人(1972)。Lees和Bates推测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认为“雨量分布不稳定的区域需要实行灌溉农业。灌溉农业造成人口增加，人口增加使得农业延伸到边缘地区，因此畜牲需移到更远处以取得草场。如此，动物的移牧及保护所需人力增加；另一方面，灌溉农业的人力支出增加，收获减少，与大规模的畜类牧养不能相容，因此造成专化牧业”(1974)。与Lees和Bates相似的是F．普洛格和D．G．贝茨的解释一一沟渠灌溉系统或许提高了产量，使得人口增长和居住区域扩大成为可能。随之耕地增多，牧地相应减少，牧区被推移至距定居点较远且牧草不甚茂盛的地区，牧人被迫长途跋涉以寻找牧草和水源；同时牲畜更易遭到掳掠，这样照料牲畜便占用了原本从事农业的精力，而且疏通、修筑和护理沟渠河道亦占用农时；因此可能会导致策略上的分化，即某些家户逐渐专门从事精耕农业，而其他人则集中发展畜牧业。此外，沟渠灌溉的局限性(如粗陋的灌溉系统有时可能失效；水位下降造成水井和沟渠干涸；土壤的盐碱化等)有可能刺激农民把注意力转向畜牧业。最终，农业群体和畜牧群体的策略不同导致彼此在空间和文化上的差异，从而产生截然有别的牧人和农民群体[21]。
有些学者将人口压力与相应的都市发展和聚落扩展以及工艺专业化结合起来。Rosen指出“都市不但提供游牧人群货物交换中心，而且都市的专业化工艺更提供他们无法制造及取得的物品”(1988)。“Gilbert认为游牧出于混合农业带；由于人口压力、都市成长带来农业扩张，畜养业专化。专业化的畜牧业需要长距离移动，因此脱离农业；并且为了抵抗政治控制，使得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分离(1983)。”Levy认为人口增加使得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增加，定居聚落扩张，使得畜牧必需移至远离定居聚落的地区，以保护密集耕作的土地。同时他也强调专业化牧业的出现与工艺的专业化发展、贸易网的出现有关(1983)。
游牧民可以通过贸易得到农产品和其他无法制造的产品，籍此得以专注于发展畜牧业，因此有些学者强调贸易在游牧起源中的作用。Robertshaw和Collett认为随着农民在邻近地区出现，原来兼营农耕和狩猎的畜牧者便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农产品，而不必亲自耕作；当他们一旦从农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便可以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同时全体成员都可以随牲畜自由移动，为游牧奠定基础(1983)[22]。Caskel认为阿拉伯的游牧化与阿拉伯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有关，这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1954)。
政治压力和社会环境亦对游牧业的发生产生影响。Khazanov认为欧亚草原西部的畜牧者成为真正游牧民的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与农业国家的各种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1983)．Lattimore认为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最初活动在中国边疆，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业扩张而被驱逐至草原，最终放弃农业成为游牧民(1940)。
西方学者列举的这些观点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其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口压力可以视为游牧业起源的内在动因，其他因素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催化剂、助燃剂的作用。其二，这里面有的是在讲游牧文化的最初发生，有的则是在讲某种游牧特征的最终形成。其三，从地域角度可以将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在某一区域独立起源，似可称为原生型，一类强凋在其他区域起源，传播至另外地区，对于这一另外地区而言似可称为次生型。
Khazanov全面总结了各地游牧业的起源起源情况(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1983)[23]，反映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比较新近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下面仅以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为例重点加以介绍。
欧亚草原及沙漠、半沙漠地区食物生产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转化历时数千年，其过程亦比较复杂，认为从邻近农民手中借来牲畜的猎人是欧亚草原第一批游牧民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时至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存在几种变体的食物生产经济最终成为遍布欧亚草原的主导产业。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第四至第三千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动物骨骼分析，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畜种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未见明显变化，而以长期定居的遗址最为常见。虽然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不会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很难设想当时人们徒步畜牧这些刚被驯化的马匹，因此没有证据说明公元前第三甚至前第二千纪的畜牧者是真正的游牧民。一般认为马匹最初是作为挽畜而被捕获的，其后才成为骑乘动物。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但是骑乘术即使在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乃至更晚出现也并未得到发展，因为根本没有发现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马具，这时的骑马是偶而为之。第一位真正意义上骑马者的出现应该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公元前第二千纪的“草原青铜文化”均属于畜牧一农业甚至农业一畜牧混合经济，绝非游牧经济。青铜时代甚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草原居民已经开发了河谷，并且扩散至草原深处(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距离河谷15—90公里远的墓地，墓主包括妇女和儿童)。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气候较后来更为湿润，有可能一些家庭甚至群体已经脱离定居相当一段时间。鉴于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不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从西亚传人东欧，因此畜牧者开发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草原畜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设想为一一流动性的放牧羊群，有可能徒步或者在牛马牵引的车辆上，甚至骑马放牧少量大牲畜．不同地区的畜牧经营方式不同，其中最具流动性的人群显然属于牧人畜牧业，有些地区则是半游牧畜牧业，更甚至存在完全脱离农业的人群。不过他们后世的游牧人有所不同，属于复杂的畜牧一农耕经济社会的组成部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畜牧者的相对流动性促进了迁移，有证据说明在公元前第四、第三、第二千纪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公元前第二千纪出现在西亚、伊朗、印度的印欧语族居民可以确定为源出南俄草原的畜牧者。人口压力、草场耗竭、农耕文化或文明中心的吸引力则是迁移的动因。但是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这些仍然从事农耕的畜牧者的迁移与后世山地游牧者不同，其迁移速度缓慢而渐次，新土地适于农业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新兴的畜牧业。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这些因素不晚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但是在草原青铜文化中观察不到转化迹象。公元前第二千纪和前第一千纪之际(特别是前第一千纪开始阶段)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间断，其前阶段的定居生活停止了，出现了明确存在骑乘术和游牧迹象的考古学文化，古代文献开始将草原居民称为“牛奶的饮用者”或“母马的挤奶者”，稍后出现了“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塞种”(Sakas)等专称。这一复合系统约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出现，至少有500年的模糊期。其动因与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和当地政治形势变化有关。公元前第二千纪的最干旱气候是畜牧者放弃农业成为真正游牧民的最终刺激因素。而且这一转化与在黑海北岸、中亚及这两个地区边缘地带定居国家的出现同时，游牧民与农业国家存在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农业国家提供的各种便利有助于他们完成游牧专业化。这种转化在欧亚草原东部和内陆的发生不会晚许久。Lattimore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戎狄是兼营农业的畜牧者(1967)，马匹作为骑乘动物和真正游牧民在中国边境的出现晚至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Lattimorel967、Watsson1972)，这些亚洲内陆的游牧民的先祖在中国边疆最初从事混合经济，随着中原居民的农耕扩张，他们被驱逐至草原成为游牧民(Lattimore1967)。但是许多苏联汉学家认为公元前七世纪的狄人部落属于斯基泰人，是伊朗语族的游牧民。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材料证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来自哈萨克斯坦、中亚、可能还有阿尔泰地区的畜牧者扩散至蒙古。
当前西方学者在游牧起源问题研究上的几个取向值得重视。
第一，对于现代游牧社会的研究与游牧业起源研究密切相关。西方学者对现代游牧社会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研究深刻地把握了游牧业的实质，对研究游牧业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关于游牧起源研究的进展亦得益于197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各地现代游牧社会研究的深入。
第二，认为各地游牧业的起源存在不同背景。Thom-asJ．Barfield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类型将现今世界上的游牧区域划分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亚洲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等几块，不同地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均有差异，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亦有不同，现今差异暗示着游牧业发生背景的复杂。Khazanov结合起源背景，将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各类型的发生均有自的具体背景，包括等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场枯竭、迁徙等方面。
第三，Khazanov将游牧业的发生归纳为两种途径。他认为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就整体而言，在向游牧的转化方面基本是独立形成的，但是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而中东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游牧业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的另一条道路。由若干相互衔接的阶段组成：游牧民先是出现在另外地域的某处地域中心，然后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环境带传播，并且逐渐适应新环境，最终占据新环境带。但是这两种游牧业起源的道路有相通之处，前者亦是首先发生于某个畜牧中心，然后在当地环境带传播，后者适应新环境带的进程也可能同时是游牧专门化的适应过程。东非游牧类型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属于后者。
第四，认为游牧业的起源是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Lattimore在讨论中国北方游牧族群的起源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Khazanov则以为游牧业的发生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同时承认适宜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游牧业的发生。
第五，认为游牧业的发生需要根据相关的经济技术前题、特定动因刺激和社会政治背景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农耕和定居生活的不适应、适应新环境的畜种及其比例关系、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的普遍化、乳制品业、牲畜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是游牧业出现的必须技术前题。而游牧业的最终形成则需要特定动因刺激，在大多数事例中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同时需要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部农业社会对游牧社会的压力、影响以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
第六，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出自混合经济，绝大多数地区是出自农业一畜牧或畜牧一农业经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则是源自渔猎一畜牧经济。他们认为一切含有相当畜牧成分的混合经济均存在向游牧转化的潜能和趋向，在特定环境下匣有可能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大多数畜牧社会都是游牧生活，当然流动程度因群体、年份和游牧专业化程度的差别而有异。
第七，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地游牧业的起源普遍较传统观点为晚，甚至晚得多。例如近东游牧类型的发生最初有早至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新石器时代的意见，后来始自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千纪元)的观点比较流行，新近的研究则晚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甚至公元以后；欧亚北部游牧类型的形成更是18、19世纪之交的事情。除去新材料的增加和对原有材料的不同阐释等原因以外，造成这种情况还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有关，例如，对某种牲畜的驯化和专业化饲养的不同理解，对某一游牧类型发生和基本特征最终形成的不同理解。更关键的是对“真正的游牧民”、“纯粹游牧”、“半游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族志材料表明“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概念上的歧义直接影响到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游牧业的发生或游牧类型的形成问题，造成年代学上的巨大差异。更极端的例子是，F．Plog和D．G．Bates甚至将北美密西西比河以西大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以狩猎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的经济生活称为畜牧业[24]。
第八，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对游牧族群的畜种构成情况的分析。ThomasJ．Barfield指出各个游牧区域均有自己的主导性牲畜，成为主导性牲畜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该种牲畜必须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以便于大量畜牧；必须是基层游牧组织畜群中的组成部分；其饲养必须优先于其他牲畜；该种牲畜必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游牧民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至东非热带草原的主导性牲畜是牛，撒哈拉沙漠北部和阿拉伯沙漠是骆驼，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山区一线是羊，欧亚大陆草原是马，高原是牦牛，亚洲北部高纬地区是驯鹿，南美安弟斯高地是美洲骆驼。他将游牧族群的牲畜依用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以消费或贸易的生产性牲畜，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第二类是运输性牲畜，包括马、驴、牦牛和骆驼；第三类是警戒性动物犬[25]。Khazanov认为复合畜种(牲畜饲养种类多样化)的游牧社会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转化力和扩展力，单一畜种(驯鹿、牦牛和美洲骆驼)的游牧社会则具有地域限制。另外西方学者还对各种牲畜的习性、生理结构、畜产品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MarvinHarris指出牛、绵羊、山羊的野生种曾经生活在阳光充沛的半干旱草原，适应炎热气候；而且牛、绵羊、山羊是反刍动物，可以消化含有高纤维素的植物，喜食草、麦秸、干草、灌木、树叶等，因此适宜游牧饲养。而猪则是杂食动物，没有反刍结构，虽然在哺乳动物中将植物转化为肉类的效率最高，但是与人类争食；并且猪的身体调温系统极不适应炎热、日晒环境，因此早期猪种更喜爱有着充足阴凉和水淖的森林环境，绝不适于游牧饲养[26]。基于对游牧社会畜种构成情况的这种深刻理解，在根据骨骼材料对游牧业起源进行解释时便可以切中关键点，如特别注意对马匹、骆驼骑乘技术出现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理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新近认识中可以看出“新进化沦”的启发。“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A·White提出“能量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而需要采用的适应机制，即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能源，一方面利用能源有助于社会集团的继续存在和向前发展；他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其中技术系统起到主导和制约作用。J·H·Steward始创“文化生态学”，提出“文化一适应机制”，着重考察分析三个内容：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利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确定此种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27]。西方学者关于游牧业起源的新近认识实际上基本是围绕“文化整体观点”、“适应理沦”和“技术分析”而展开，简单地说，就是从技术分析的角度考察游牧社会内部诸子系统之间、游牧社会与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以及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适应情况。
西方学者对于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取向对于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颇具启示意义。曾经一段时期中国学者的视野局限在境内，希望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中国境内解决中国游牧业的发生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西羌传》的影响，中国学者往往将先秦时期的戎狄视为游牧族群，以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很早以来便为游牧族群所占据。在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游牧经济的出现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28]。长期以来中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表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但是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新石器遗址中似乎观察不到游牧部落从农业部落中分离的显著迹象[29]，而认为先秦戎狄从事畜牧一农业混合经济的意见[30]亦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王明柯和大陆学者杨建华、林?V、乌恩等先生的相关文章[31]应该说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与西方学者近年来将欧亚草原游牧业的起源向后推移许多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游牧业的起源年代较之既有认识要晚近些，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因素的出现或者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王明柯先生认为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部分从事混合经济的人群完成向游牧专业化的转向，其前有可能向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学习了游牧观念和技术，至战国时期形成游牧洪流。乌恩先生认为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形成是在春秋中期偏早，而且有可能是在中国境内独立产生的，甚至在整个欧亚草原也是游牧业发生的最早中心之一。林?V先生认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是在战国中期，与游牧的北亚蒙古人种的大批南下有关。较早时期Lattimore的意见也较有影响，他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叶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戎狄兼营农业；中国北部边界马匹作为骑乘动物的出现和游牧民的出现是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事情；中国北方边疆的游牧民是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被驱逐到草原地区的戎狄的后代，他们在草原上由狩猎一农业混合经济转向为游牧经济。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将中国游牧业起源的问题放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并且注意借鉴西方学者在游牧业起源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方法。通观西方学者对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以为在探讨中国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时需要注意几点：1．考虑各种发生途径。作为欧亚草原、沙漠半沙漠的组成部分，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的起源存在受到境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包括技术因素传播和移民。同时，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甘青为主的西段、以河套陕北晋北化为主的中段和以燕山南北为主的东段，各自又可以划分山若干小区；各区块的考古学文化、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亦存在各区块的游牧业起源各有不同背景的可能性。2．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不可忽略对农业因素、定居社区和中原文化在北方长城地带进退消长及其影响的分析。3．注意游牧业起源技术前题的：号古学分析，着重分析遗存中有关畜种构成、长期游动实践、畜牧业普遍化、乳制品及其他畜产品、动物牵引的轮制车辆、骑乘技术等方面的信息。4．明确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可参阅[32]。5．北方地区的早期岩画对分析畜种构成很有帮助，在研究游牧业起源问题上是很有意义的线索。6．加强对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研究。7．提倡考古学者参与对中国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北方游牧社会的特质。8．借鉴西方社会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把握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以新视角对历史文献再阅读，当有新理解和新启示。
说明：诸如“(Khazanovl983)”、“Oliver认为牲畜增加……(1961)”这样的行文仅是为了方便阅读者了解相关研究者及其观点的发表时间，目的在于以简洁方式提供较多信息量，不表示注释，特别说明。
注释：
①ThomasJ.Barfield,TheNomadicAlternative,1993byPrentice-Hall,Inc.ASimon&SchusterCompany.
②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九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⑤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23、24页。
⑥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四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⑦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⑧A.M.Khasanov,NomadsandtheOutsideWor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⑨Elizabeth.Bacon,TypesofPastoralnomadisminCentralandSouthwestAsia,southwesternJournalofAnthropology10.1:44-68.1954.
⑩R．潘派里：《在士耳其斯坦的探险：1904年的探险活动，阿诺的史前文明》(ExplorationsinTurkestan：Ex-peditionof1904：P：ehistoficCivilizationsofAnau)，第2卷，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08年。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⑾P．J尤科和G．W．丁波尔贝，仨编：《动植物的驯化》(TheDomesticationofPlantsandAnimals)，伦敦，达克沃特出版公司，1967年版。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八章注释部分。
⑿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西方学者1970年代以来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请参阅王文注释部分。
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
⒁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⒂埃文思一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⒃NicolaDiCosmo,AncientInnerAsianNomads:TheirEco-nomicBasisandItsSignificanceinChineseHistory,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3.No.4.Nov.1944。
⒄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⒅Lattimore关于中国游牧业起源的论文请参阅：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Repr.1962.Boston:BeaconPress.1940.“TheSocialHistoryofMongolNomadism.”InW.G.BeasleyandE.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ofChinaandJapan,pp.328-43.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1.“TheGeographicalFactorinMongolHistory”Repr.inO.Lattimore,StudiesinFron-tierHistory,CollectedPapers1928-1958,pp.241-58.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2.“Herders,Farmers,UrbanCulture”.InLEquipeecologicetanthropologiedessocietespastorales,ed.PastoralProductionandSociety.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MeetingonNomdeicPastoralism,Paris1—3.Dec.1976,pp.479-9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⒆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A．M．Khazanov：NomadsandtheOut-sideWorl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⒇[26]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21][24]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P.T.RobertshawandD.P.Collett,"Theidentificationofpastoralpeoplesinthearchaeologicalrecord:anexamplefromEastAfrica",WorldArchaeology15.1:67-78.1983.
[23]A.M.Khazanov,NomadsandtheOutsideWorl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25]ThomasJ.Barfield,TheNomadicAlternative,1993byPrentice-Hall,Inc.ASimon&SchusterCompany.
[27]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九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黄崇岳：《我国的原始畜牧业及其与农业的关系窥探》，《中原文物》1983年6期。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1篇5
【关键词】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哈勒景村；建设
1.哈勒景村示范点基本情况哈勒景村是全州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示范村、全州高效畜牧业示范基地、毛肉兼用半细毛羊重点育种区。全村总面积28.76万亩，可利用草场23万亩，平均海拔3200米。共有农牧户163户667人，其中：农户15户54人，牧户148户613人，劳动力392人。存栏各类牲畜35531头只，其中：马170匹，牛2725头，羊32636只。全村母畜比例达到60.26%，繁活率、出栏率、商品率分别达到79.83%，41.57%和39.33%。2010年全村农牧业总收入达到791.57万元，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7489.8元。
2.哈勒景村示范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根据《海北州建设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示范区示范点2011年度总体方案》要求，哈勒景村示范点建设项目共确定27项，计划总资金1237.19万元，其中：山东援建资金13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130万元，整合资金774.78万元，群众自筹202.41万元。截止目前，已完成投资1256.85万元，为总投资的101.59%。其中山东援建资金13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130万元，整合资金794.54万元，群众自筹202.41万元。切实做到了专项资金的规范、合理使用和整合资金的全部到位，为示范点各项建设项目的完成和各项生产指标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草原生态治理项目。计划投资191万元，其中山东援建资金3万元，整合资金188万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00%。共完成5项建设内容，其中完成大土堆地区退化草地补播0.2万亩；鼠虫害防治完成23万亩；岳托滩毒杂草防治完成5万亩；建设草地生态监测点3个，并配备监测GPS、照相机、电子秤等监测设备；完成草原节水灌溉示范项目，新建引水口1座，衬砌干渠2.3公里，支渠6.8公里，修建各类建筑物29座，完成建设任务的100%。
（2）饲草饲料基地建设。计划投资284万元，其中山东援建资金42万元，省级专项资金51万元，整合资金68万元，群众自筹资金123万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00%。共完成5项建设内容，完成8000亩饲草料基地建设，购置多功能大型农机具1台、饲草料加工设备1套，建成青贮窖4处、饲草料储备库200平房米，完成建设任务的100%。
（3）良种繁育项目。计划投资69万元，其中山东省援建资金69万元，整合项目资金4.76万元，超额完成计划投资4.76万元。引进和置换藏系种公羊178只，完成计划任务的161%，引进藏羊生产母羊2000只，优质半细毛羊种公羊10只，半细毛羊生产母羊1000只，完成良种繁育计划任务的100%。
（4）新技术推广项目。计划投资10万元，全部为省级专项资金，实际完成投资10万元。该项目在青海大学的技术支持下，已在哈勒景村完成10000只羔羊育肥任务，完成计划任务的100%。
（5）生产设施建设。计划投资610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62万元、山东援建资金16万元、整合各类资金501万元、群众自筹62万元，实际完成投资625万元，完成计划投资的102.45%。修建牲畜暖棚40幢4800平方米，贮草棚20幢800平方米，药浴池和注射栏各5处，配种点2处，购置牛奶分离器等牧业机械100套；建设通村油路16公里、储备砂石料2000立方；马背民族旅游餐饮娱乐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已完成，已完成建设任务的100%。
（6）生活设施建设。计划投资50.19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21万元，整合资金11.78万元，群众自筹17.41万元，实际完成投资50.19万元。新建标准化卫生厕所投资163座，达到户均一处；砂石坑恢复治理2000平方米；土筏墙整治6000平方米，完成建设任务的100%。
（7）服务体系建设。计划投资23万元，实际完成投资23万元。组建综合服务站1处，并对服务站院落进行维修，并统一购置了办公设备；农牧民科技培训150人次，组建了示范点经济合作组织，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3.示范点生产指标完成情况特色产业方面：已建立羔羊发展基地1处、引进优质半细毛羊种公羊10只、半细毛羊生产母羊1500只，“毛肉兼用半细毛羊繁育基地”于近日获得省农牧厅颁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并对外提供优良种畜。充分发挥“哈勒景生态园”和“蒙古人家”等旅游餐饮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周边牧户12户36人从事第三产业。
3.1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人畜饮水安全，示范点通电率达100%，主要道路全部完成通油路或硬化，建设完成了牲畜暖棚40幢4800平方米、贮草棚20幢800平方米，利用率达100%。
3.2良种繁育方面：通过良种繁育项目的实施，哈勒景村已组建半细毛羊核心群6群1500只，培育优质半细毛羊种公羊115只，优质生产母羊420只，均完成或超额完成各项生产指标。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6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60～377.
[2]［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
[3]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tety,
[4]CarlSauer.AgriculturalOriginsandDispersals.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5]［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8.
[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95.
[7]史培军，王静爱，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8]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18～123.
[9]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4～27.
[1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7
关键词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畜牧学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畜牧学是研究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知识理论和技术的科学。主要包括各种畜禽及经济动物的遗传育种、饲料营养、繁殖、饲养管理、草地与饲料生产、环境卫生、畜产品加工等学科内容。本课程主要针对草业科学专业草业经营方向的大三学生设置，作为草业科学学生大学期间仅有的两门与动物相关的课程之一，畜牧学在整个草业科学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通过本课程学习，对于草业科学专业本科生了解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国内外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畜牧生产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以及草业学生扩宽知识面，促进专业学习等具有重要作用。该课程是从事畜牧业的基础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畜牧业特点，通晓畜牧业基本理论和知识，为学生从事畜牧业和草业相关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畜牧学课程涉及内容较多，但学时较少，仅有34学时，要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学科知识的讲授并使学生理解接受并在以后工作中灵活运用，挑战性较大。本课题组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更新整合课程教学内容，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并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本课题组近几年的授课经验，全面阐述了教学内容和设计思路，并分析该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提高畜牧学教学质量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为该课程的进一步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教学内容及教学思路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岳文斌主编的畜牧学，课本中相关知识有十章，且第七章牧草生产与草地管理和第十章动物生产技术与其他专业课程有一定的重复，根据教学实际，在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教具等进行科学的设计，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畜牧学课程作为草业科学草业经营方向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在制定大纲时，要根据专业需求，合理安排课时，要做到重点突出和避免重复，本限选课程因为课时较少，且家畜饲养学和饲草加工与贮藏两门相关课程与畜牧课程部分内容重叠，故把畜牧学授课内容综合成以下几个章节：绪论、饲料营养物质及其营养价值评定、饲养标准与动物营养需要、家畜育种、家畜繁殖、家畜环境控制与防疫卫生、畜产品加工七个章节。
1.1绪论的设计与主要内容
2学时，主要使学生了解当前国内外畜牧业发展的现状，了解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本章节是课程的第一次课，课堂设计30min做课程说明。首先向学生详细说明学习畜牧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所用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学生必须完成的作业、考试的方法、评分的标准等。其次阐明畜牧业在国民经济和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畜牧业与草业专业的关系及对草业专业发展的影响，并结合近年来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状况让学生明白学好畜牧学课程对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本次课程结束前，安插一个15min左右的关于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视频，用于激发学生学习畜牧学的兴趣，课后布置小作业：“了解新疆畜牧业发展现状”。
1.2第一章：饲料营养物质及其营养价值评定
4学时，主要使学生掌握动物消化道的结构及特点、动物对饲料的消化方式以及饲料中主要营养物质成分及其营养功能。这部分内容是进行畜牧学学习的基础，后面的许多知识点都与此章节相关，因此要使学生扎实此部分内容。授课过程穿插大量视频和图片，使学生更好理解和掌握重点知识。课后布置专题任务“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消化道结构的异同”。
1.3第二章：饲养标准与动物营养需要
6学时，主要讲解饲养标准、营养需要的概念和衡量指标，使学生灵活掌握不同状态（包括：维持状态、生长育肥状态、繁殖状态、泌乳状态、产毛状态、产蛋状态等）下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让学生学习并理解营养需要在实际生产中的意义和作用。本章节在授课过程中安排一次学生总结授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学习印象，加强学习效果。
1.4第三章：家畜育种
6学时，通过图片、影音资料加以讲解，主要内容包括家畜的品种、畜禽生长发育的测定和计算、家畜的选种与选配、品种选育与品系繁育、生物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等内容。本章需要学生熟练掌握家畜的品种，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选种原理和选配原则，掌握杂种优势利用，了解育种工作的组织与措施。本章主要结合国内外最近的研究进展，介绍最新的科学技术，使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家畜育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奠定基础。课后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华中农业大学国家精品课程“家畜育种学”。
1.5第四章：家畜繁殖
6学时，主要讲解家畜生殖器官及其功能、家畜的生殖生理特点、家畜的繁殖技术、胚胎工程技术等内容。通过本章学习，让学生掌握家畜生殖器官及功能、母畜、排卵、妊娠及分娩的机理；掌握生殖激素、生理、人工受精技术及主要环节。通过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繁殖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让学生掌握繁殖学的主要内容，了解繁殖学近年的发展状况，同时提供一些国内外畜牧业权威网站列表，方便学生课后查阅相关信息。在本章的授课过程中穿插大量的视频演示，方便学生理解。课后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国家精品课程“家畜繁殖学”。
1.6家畜环境控制与防疫卫生
6学时，主要讲解畜舍内环境的改善与控制、畜牧场的设置与场内布局，畜牧场环境保护和卫生防疫。畜舍采光的测定，计算与评价，畜舍通风的设计与通风效果评价，畜舍消毒技术等，使学生能够按照家畜生理和行为的需要，并考虑社会和经济条件，为家畜创造良好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充分发挥家畜的生产力，预防疾病，将一些基本技能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于实践和工作。课后布置专题作业，“设计一个畜牧场”。
1.7畜产品加工
4学时，主要讲解内容包括乳、肉、蛋和皮及其制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熟悉各类乳制品、肉制品加工技术，了解乳品、肉品和蛋品科技与加工行业的国内外最新动态及进展，通过后续安排的室内实习，培养学生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扩宽学生知识面。课后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南京农业大学精品课程“畜产品加工学”。以上四次课后作业、三次自学作为课程成绩评定的一部分。本课程结束后安排一天的实习，主要参观乌鲁木齐周边的奶牛场、养殖场、乳制品厂等，让学生亲身体验教学内容，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理论知识。
2教学资源建设
2.1教学资源建设
经过5轮授课，本课程小组已经建设了较完整的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案以及一个与章节配套的视频包；本校于去年建成网络课程平台，利用此平台，建设了畜牧学的网络课堂。网络课堂的内容涵盖较多，如课程简介、课程公告、课程特色、教学大纲、教学录像、授课教案、电子讲义、多媒体课件、教材教参、教学队伍、教学日历、课外知识汇集、互动栏目等多项内容。
2.2教材选用与建设
从当前来看，立体化教学资源中较欠缺的是配套教材。已出版的《畜牧学》（岳文斌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畜牧学通论》（第2版）（王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畜牧学概论》（第2版）（李建国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等各有侧重，并不完全适合本课程的讲授。本课程的特点是对畜牧业进行了解性介绍，对畜牧生产等内容进行深入介绍，特别关注草业科学和畜牧业结合紧密的内容。根据课程要求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岳文斌主编的《畜牧学》，同时选用李建国主编的《畜牧学概论》（第2版）为主要参考书目。根据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材的更新，下一轮授课可能采用王恬主编的《畜牧学通论》（第2版）作为本课程教材，目前正在论证中。另外利用学校网络课堂平台，将课程的详细教案公布在网络中，供学生参阅；并列出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借阅。
3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1丰富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选修课程的教学存在一些通病，比如选修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以考查为主，或是开卷考试，学生们会“选择性”听课，不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因此，课堂上应采用变化的教学方法，这样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例如，第一轮授课调查时，学生普遍表示希望现场参观养殖场或畜牧场，增加感性认识，但考虑学时、经费以及与后续其他实习课程的重复，不适宜安排现场参观。在第二轮授课时，通过增加相关视频的方法，如CCTV-7的“农广天地”节目，通过对国内大型养殖场的介绍，可满足学生对畜牧场的直观认识，所花时间少，效果好。
3.2多渠道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本课程是畜牧业入门学习课程，知识点多，涵盖畜牧业的各个方面，学时仅有34，故应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自学积极性，开展课后学习。比如，可以根据课后“你的生活是否与畜牧业相关”调查，为学生设计自学的模式，如对畜牧深加工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应鼓励其通过选修学校相关专业的课程或自学的形式，增加食品等专业方面的知识。
3.3正确引导，促进就业
课堂的正确引导对促进学生在畜牧行业就业有很大帮助。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和我区畜牧业的高速发展，亟需具有相关学历背景的畜牧业人才，这对于拓宽草业科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也具有很大帮助。课堂中正确的引导，不仅有助于学生建立客观的就业观，提高就业率，而且有益于我区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能在相关行业就业，就会使得多数学生不会转行，不会觉得学无所用。本校自1964年起就有草业科学（草原）专业毕业生，基本每年都有学生进入畜牧行业，目前来看在畜牧行业工作2年以上的学生基本可以获得较好的劳动报酬。因此，课堂中可以引用毕业学长或业内人士的成功经验，激励学生热爱专业，投身专业。
4当前教学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8
根据现行的体制设置，畜牧兽医两大业务主要是发展畜牧业。畜牧业，主要任务是引进优良的品种进行品种改良，通过对先进的管理技术进行深度推广，来获得养殖效益的提高。上述工作内容需要较大的投入，但是获益的确是广大农民。兽医工作，主要是掌握疫苗接种，检疫监督和动物疫病监测和诊断。这部分工作需要大量投入，但在检疫环节可以收回投资。乡镇畜牧兽医站大部分收入就是这部分的防检查费收入。因此，乡镇畜牧兽医站非常重视，组织人力从事防疫检疫工作。因而畜牧工作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收入，往往被忽略，导致家畜改良，畜牧良种的推广，和畜牧业有关的技术培训等服务裹足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趋势。
2.专业人才紧缺队伍素质普遍较低
乡畜牧兽医站目前的经济模式，自收自支是其重要来源，它的基础设施较差，所以专业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在这里工作，造成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出现断档状态。
3.加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对策
3.1理顺乡镇畜牧兽医站管理体制
目前整个乡镇畜牧兽医站管理系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地方的乡镇站，人事、财务、资产归乡镇政府领导，这个系统是不利于发展乡镇畜牧兽医服务的。因此，理顺乡镇畜牧兽医站管理系统，就是要优先做好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乡镇站在畜牧业和兽医专业方面，技术力量雄厚，其建站早和有历史沿革和背景，有和其他农业，林业，水利等资金拨付单位的不同特点，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应当采取条块结合、双重领导，以县畜牧主管部门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县畜牧部门集中管理人员，业务，财务，乡镇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和党的组织建设。县畜牧部门和乡镇既分工，又合作，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以促进畜牧业和兽医服务事业的发展。
3.2加强投入，促进畜牧兽医推广体系的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畜牧业的发展。反过来畜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和不断进步。而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的生存和发展，又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各级的投入多寡密不可分。根据经济的规则，没有有产出，就无需投入。因此，对畜牧业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工作中要在资金投入方面加大力度，使之成为发展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重要保证。应当制定和完善政策，对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进行政策方面的倾斜；应当加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投资部分。国内的畜牧兽医专家，长期从事畜牧兽医工作的老同志都是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专家，我们应当创造条件，不拘一格，选拔和聘请他们组成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顾问组，对本地区，本乡镇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开展重点和难点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强与畜牧兽医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中的畜牧兽医专业实验室，已经被公认的畜牧兽医科技新成果的广泛引进，加大力度推广使用各类畜牧兽医技术组装设施，努力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生产水平；还要加大资金投入。要加大资金投入，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投融资机制。应建立金融投资导向的投资或所有者，以农民为主体，吸收社会信用资金，外国资本，民营资本，企业和其他投入补充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促进乡镇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
3.3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9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
年代
环境
生产工具
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
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
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
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
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
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
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
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
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
1:1:1
粉的93%。
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60～377.
[2]［日］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6.
[3]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tety，
[4]CarlSauer.AgriculturalOriginsandDispersals.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
[5]［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48.
[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所.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95.
[7]史培军，王静爱，等.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68～171.
[8]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18～123.
[9]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4～27.
[1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15]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4):437～470.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10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全面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更是提高地方经济实力的迫切要求。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出路在于发展畜牧经济,因为畜牧业不仅生产周期短,易于形成规模,而且最适于产业化经营,一旦做大、做强,其辐射力和带动力都是十分巨大的。如正大集团的肉鸡生产、河南双汇火腿肠加工集团,不仅从走畜牧产业化的路子名扬天下,而且也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社会越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越高,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越大,其农业生产水平也就越高。发达国家的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畜牧业已经成为农业的主导产业。江西省2004年畜牧业产值虽然突破300亿大关,但只占到农业总产值比重的33%,差距还是存在的,那么,如何抓住契机,把江西畜牧经济做强、做大,是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1把握发展畜牧经济的方向
1.1畜牧业作为“中轴产业”,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畜牧经济必须发挥当地优势,顺应市场需求,围绕市场作文章。市场是畜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盘和指南针,必须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调整畜牧经济发展结构,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生产什么。要努力加强市场引导,让农民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搞好畜产品结构调整,实现畜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畜牧业既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又是一个与其它产业关联度十分紧密的“中轴产业”,对种植业、加工业和其它产业有着承上启下的、强大的、特殊的拉动作用。在种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力发展产业关联度更高、比较效益更大的畜牧业,并以此促进农业产业结构提档升级,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走过的成功之路。目前,欧美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都超过65%,荷兰、丹麦则高达80%,这些国家以畜牧业为支撑,牵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此,必须重新审视畜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地位,以这个“中轴产业”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1.2畜牧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明显因为农民每年种植粮食、蔬菜只有2季,况且产量也有限,那么农民的收入也有限,而发展畜牧产业就不同了。从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构成看,畜牧收入呈现增长趋势。江西省2004年传统的养猪业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农民补栏积极性高涨,如农民养1头猪获毛利200~300元。
1.3实现传统养殖方式向现代养殖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发展以生态畜牧小区为载体的规模养殖业,江西省2004年有46个县(市、区)的主导畜产品产值超过了当地粮食作物产值,显示全省优势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见成效。
2发展特色畜牧经济
2.1以绿色为根本抓畜牧“绿色壁垒”已成为制约畜牧产品出口的瓶颈。作为政府要强化绿色理念,以绿色为根本,积极推进绿色生产进程。一方面,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尽快选择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畜产品加工项目,抓紧调研论证、包装,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要坚持能引进则引进,能联合则联合,能“借船出海”就“借船出海”,能“借鸡生蛋”就“借鸡生蛋”,千方百计把国内外一些知名的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来,把一些大企业、大财团的资金引进来,利用现成的绿色生产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同时,在资金、土地、产品宣传及服务环境等方面予以优先扶持,尽可能地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基地提升畜产品内在素质,大力开展绿色饲养、绿色生产。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
围绕以草定畜，保障畜牧业持续发展。自20__年实施以草定畜核定载畜量放牧后，__市畜牧兽医局完善了草场看护员管理制度，同时还与牧民签订治理超载过牧合同书，要求牧民统一转场、限量放牧，并在主要道路设卡，全面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了全市810万亩可利用天然草地基本实现核定载畜量放牧。项目实施以来，载畜量同期比下降30%，植被覆盖率已从20__年的35%提高到现在的45%。尤其是部级旅游风景区天池景区草场载畜量由20__年的12万头只降至现在的5万头只，草场生态和旅游景观得到明显改善,草原畜牧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围绕国家项目，保障农业基础设施。从20__年起，__市结合国家国家土地整理和退牧还草项目，全面推进牧民定居点饲草料地建设。4年来，先后争取国家项目资金6千多万元，对包括三工河乡拜斯胡木牧民定居点、上户沟乡阿克木那拉牧民定居点、水磨沟乡柳城子西村牧民定居点内的6万多亩人工饲草料基地进行开发建设，基本实现了定居牧民人均10亩饲草料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牧民定居“人定畜不定”的问题。通过测算表明实施人工饲草料地建设后，每亩草地生产力是建设前的36.5倍以上，生产产值是建设前的67.63倍。如今虽然牧区的牲畜总量减少了，但通过走农牧结合和大力发展品种奶牛、绒山羊、骆驼等养殖及牛羊育肥等现代畜牧业，反而使牧民的人均收入实现了每年8.8%的增长。
围绕景区保护，保障牧民搬迁无忧。牧民搬迁定居工程实施以来，__市财政和天池管委会相继投入补助资金4500万元，搬迁定居牧民367户、1678人，农牧民人均收入由20__年的5396元提高到现在的6320元，增长近20%。特别是在近两年天池景区牧民定居中，市财政给搬迁定居牧民每户2万元的住房补助。在此基础上，__市天池管委会从20__年开始，对三工河乡和水磨沟乡从事种养结合和旅游的牧民进行生产资料补助，每亩地每年补助200元，连续补助五年，扶持其加快发展。
畜牧业发展前景范文篇12
关键词：同德县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
1、立足县情、依靠科技、加大投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同德县畜牧业生产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农牧区经济中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显著的产业。畜牧业已成同德县经济发展的支柱，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农牧区就业、增加农牧民收入、振兴农村牧区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高新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技术在畜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形成了一些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技术与动物育种、动物分子营养、动物繁殖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与分子诊断等，高新生物技术将在动物遗传改良、品种培育、提高动物繁殖力、疫苗的研发和应用、动物性产品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十二五”时期要发挥科技创新在畜牧业中的比重，要加大畜牧业科技投入，大力推进畜牧业科技自主创新，培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对畜牧业的贡献率。目前，畜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传统的放牧散养向集约化、规模化、高新化发展，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才能为畜牧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促进先进技术集成和应用技术推广
2.1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促进先进技术集成、示范和推广
要加强畜牧业技术研发和集成，加强优良品种培育，加大先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大部分科研人员坐在办公室和实验室搞科研，而这部分人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但缺乏生产一线的经验，缺乏发现问题的机会，而从事畜牧生产的人大多文化知识偏低，多数是农牧民，而从事技术的人员也多数是农牧民，最近几年有大量专业的毕业生走向社会，但这些高校毕业生大多从事一些市场工作，如兽药和饲料的销售工作，而真正从事畜牧生产一线的科技人员素质较低，将科研部门的优势与生产单位的优势有效结合是解决科研成果转化，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2.2加大应用技术推广力度，提高畜牧生产科技含量
目前，畜牧生产实践中技术含量仍有待提高，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和技术应用仍存在不科学的方面，因此建议以开发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为重点增强畜牧业科技支撑能力，着力抓好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关键环节。
3、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构建同德县现代畜牧产业技术体系
以推进畜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着力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当前同德县畜牧业产业体系还不健全，畜产品优质品率有待提高。“十二五”时期，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
4、建立促进专业人才向基层流动机制，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
4.1制定专业人才基层就业激励政策
由于行业特点，很多年轻的从业人员不愿意在基层从事技术工作，宁愿改行也要留在城市，目前，很多中小型的养殖场缺乏技术人才，有很多养殖场无法招聘到能够拿得起来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是解决畜牧生产单位缺乏人才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有大批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而这些专业人才大部分没有从事畜牧生产，多数在做流转、市场营销工作，因此建议在“十二五”时期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财政、人事部门出台一些激励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的政策，比如与“大学生村官”类似的政策，让他们能够在基层一线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发挥专业特长。
4.2培养本土化实用人才
目前很多养殖场的技术人员学历较低，只具有中专或大专学历，甚至没有学历，这些人一般具备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理论知识薄弱，“拔高能力”有限，因此建议开展非脱产学习来提升本土化技术人员的素质，比如行政主管部门从财政补贴选派一部分在岗技术人员到高校进行培训，进而达到提升养殖行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5、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高畜产品安全管理
生产要素向优势产区集中，加快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依据我县的地理资源建立优质绿色畜产品产业带。要突出产业发展重点，继续推进牛羊等稳定生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和供给保障水平，推进牛、羊等反刍动物集约化、设施化生产，提高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继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从实际来看，安全、健康的畜产品仍有很长的路，建议建立市场监管、流通检查队伍，形成一套针对各类肉食品安全的快速检测技术体系，支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展，加快良种开发和推广应用，提高肉、奶等畜产品优质品率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积极饲养食草动物促进畜牧业的迅速发展》[J];湖北农业科学;1980年01期.
[2]蔡德梁;畜牧业领域内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远景[J];草食家畜;1980年02期.
[3]杨效章;我省畜牧业如何实现现代化[J];新农业;1980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