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论文范例(3篇)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篇1
本刊讯为进一步推进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经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同意,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定于7月26日至28日在山西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届时,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将出席论坛并讲话,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会长、副会长(部分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委员(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论文作者将出席论坛,参会人员约200人,将有50篇优秀文章进行论坛大会发言。
本届论坛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自去年11月5日成立后举办的一次重大活动,是该分会贯彻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法院文化分会成立时作出专门批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对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各级法院应集聚智慧,在人民法院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建设上切实迈出新步伐、走出新路子,为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他强调,要大力培养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用“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引领风尚、弘扬正气,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一项重大宣传教育任务。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就本届论坛的组织和筹备多次作出部署,他指出,本届论坛旨在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丰富法院文化内涵,充实干警思想,在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的基础上,促进审判水平和审判作风的提升,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为创建学习型机关作出积极的努力。
另据了解,本届论坛论文征集成果丰硕,全国法院系统广大干警积极参与,认真撰写文章,踊跃投稿。据初步统计,各高院组织论坛文章800余篇,向法院文化分会报送224篇。这些文章紧紧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的主题,从不同角度阐述法院文化的现状、内涵,深刻发掘人民法官的思想、行为特征,并紧密结合三项重点工作及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阐述法院文化建设的发展前景,以及如何培育和引领人民法官的职业品格和价值追求。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礼貌原则是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中西方文化价值、自我观以及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礼貌原则差异的存在，从而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c00pemtivenciple)。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都有一种默契和合作，使整个谈话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的目标和方向。其内容体现为合作原则的四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英国语言学家ijeech于l983年在gce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六条准则：得体准则(1．actma)【im)、慷慨准则(geneiosh蜘m)、赞扬准则(appmhtionma)【im)、谦虚准则(哆ma】【ill1)、一致准则(a脒intma】【iri1)和同情准则(lhymad【ilti)。尽管ij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各种文化，但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对各个准则的选取侧重会有所不同。顾日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于l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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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狄更斯；《双城记》；跨文化变异；经典重构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双城记》在国内被多种文学史当作狄更斯的代表作来讲，对其评价也主要集中在它的革命性和人民性。而英美学界对其评价并没有那么高，英美学界普遍认可的狄更斯的经典之作是《大卫・科波菲尔》。这就造成了中西方对《双城记》的不同接受，中国对《双城记》的这种经典重构就构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而这种变异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就有重社会现世人生的传统，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增加了一个革命传统；其次是中国的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过滤有意识地选了其中批判现实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方面，再加以改造，这样就造成了《双城记》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一、跨文化变异――经典重构
（一）西方――非经典之作
英美学界对《双城记》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特别是对其写作风格和其历史性方面有很多批评之词。约翰・格劳斯在其论文《双城记》中就写到了“《双城记》的写作风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饰的，因此许多读者都不情愿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给它一席之地”。相反的情况是，英美学界对《大卫・科波菲尔》普遍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狄更斯的经典之作。候维瑞、李维屏在其专著《英国小说史》中也写到“《弗雷泽杂志》1850年也刊文评论说：‘我们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最好的小说，情节巧妙，引人入胜，为作者任何作品所不及。’”英美学界对这两部小说的不同评价根本原因还是西方重个体自由的文化传统以及重视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评判标准。西方社会一直有重视个性主义的传统，并且强调个人的奋斗和自我的实现，狄更斯的小说创作就具有明显的个性主义特征，他也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大卫・科波菲尔》这部小说中有很多对个体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写的也是一个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故事，有很多细致深入的观察描写。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批评传统都是相符的，所以会被称作经典之作。而《双城记》在艺术风格方面是不那么完善的，个性主义也不突出，所以对其评价没有《大卫・科波菲尔》那么高。
（二）中国――经典
《双城记》在被中国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其中批判现实性、革命性、人民性的一面被突出出来，进而在中国被当成了狄更斯的经典之作。郑克鲁在其所编的外国文学史中把《双城记》作为一小节单独列出来进行分析了，而且重点讲的是小说反映的革命性和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张玲在其《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中也写到“不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来看，《双城记》都应说代表了狄更斯创作艺术高峰的杰作之一，不愧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与世界第一流的长篇小说相媲美。一些《双城记》的宠爱者，甚至坚持认为它是狄更斯最好的作品。”中国的接受者重点强调了《双城记》的革命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从而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而这种经典重构就构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二、跨文化变异的原因分析
这种跨文化变异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就有族群族居、重社会现世人生的传统，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又增加了一个革命传统。其次是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进行文化过滤有意识地选择了其中社会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面，再加以改造，这样就造成了《双城记》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一）、接受语境――社会性和革命性的中国
首先是社会性和现世主义的中国。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族群族居、家国同构的传统，进而形成了重实用和非个性化的文化人格。重实用就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学重视其社会批判功能，非个性化使得作家描写个人侧重于将个体群体化，将个人社会化，注重描写人的社会性和伦理性。王向远在其《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中就谈到了中国文化具有现世主义和非个性化的特点，论述了中国文化有着现世主义和社会性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社会性的接受语境，从而导致中国读者在接受《双城记》的过程中，突出强调其批判现实社会的功能，构成了其在中国的经典重构，造成了跨文化变异。
其次，是革命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文艺思想上就比较强调文学要反映革命性和阶级斗争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双城记》就因为表现了贵族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对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被经典化。中国的文艺观念同时也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苏联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狄更斯等一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社会价值。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一种革命化的语境中，中国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自然会接受革命性很强、又反映了广大人民利益的《双城记》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双城记在中国的经典重构。
（二）、主体选择――社会批判性、革命性、人民性
中国读者在接受《双城记》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有意选择了其反映社会矛盾以及下层人民苦难的一面，从而形成了对其社会批判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经典阐释。下面我就从社会批判性、革命性、人民性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双城记》的经跨文化变异接受。
首先是对其社会批判性的有意识接受。《双城记》中确实有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小说就是想借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来告诫英国统治者要关注社会问题。中国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就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一方面来接受，看到了小说的批判社会现实性的一面。这就证明了中国读者由于受到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而有意识地接受了小说中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进而完成了《双城记》经典的重构。
其次是对其革命性的有意识接受。《双城记》描写了很多法国大革命的场景，表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正义性，但是狄更斯对大革命中无限制的暴力却是反对的，所以中国的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会选择接受其革命性的一面，对其反对暴力革命则是持批判态度的。郑克鲁在其所编的《外国文学史》中就肯定小说的革命性，批判他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
最后是对其人民性的有意识接受。《双城记》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巴黎近郊农民的贫穷、饥饿、肮脏的困苦生活，并且肯定了他们在这样的处境下奋起革命的正义性，作者是非常同情这些人民的。中国读者就有意识地接受了小说中的这种人民性，并且把它凸显出来，实现了对其经典重构，造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双城记》在中国的经典重构造成了其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而这种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中西接受语境的不同以及中国读者在接受过程中进行文化过滤有意识地选择其中社会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一面。通过对其跨文化变异及其原因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中西方接受语境的不同，进而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加深双方的互相了解，达到沟通东西方文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斯蒂芬・茨威格著.三大师.姜丽，史行果译.西苑出版社.1998
[3]候维瑞，李维屏著.英国小说史.译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