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精选8篇)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1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我们研习政治学理论的必读之作。对理想城邦的探究与追求，是亚里士多德的终极政治理想，也是《政治学》一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政治学》一开篇，亚里士多德即将追求“最高而最广的”善业(即“至善”)的目的赋予城邦，这固然与当时政治学研究的重伦理的风气有关，但也凸显了城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理论中无可争议的核心地位，更为亚里士多德对理想城邦的希冀埋下了伏笔。在随后的篇幅中，亚里士多德虽然将行文内容扩散至对家庭、城邦理论、现世城邦、公民及各种政体的考察，但在全书即将落幕时，却又及时回归了对理想城邦的构建。在对柏拉图、法勒亚和希朴达摩三位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考察之后，亚里士多德开始了对自己理想城邦的构建。他认为，城邦是若干公民的组合，如果我们要阐明城邦是什么，就得先行研究“公民”的本质。而一个公民之所以成为“公民”，并不是因为他住所的位置，或是他仅仅有诉讼和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或是他是某些公民的后裔，政治权利才是公民资格的真正条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公民资格的获得有多种方式，如父母双方都是公民，其后裔就可以成为公民;在一度革命后，有许多人就能够入籍为新公民，等等。而城邦作为由若干公民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政治团体，其不同则以政治制度为区分。

如果一个城邦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转变为另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城邦就不再是原先的那个城邦了。在对公民进行了讨论之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认为，人们要想明白理想政体的性质，就必须首先论定什么是人类最崇高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将世间的善分为三类:身外诸善、身体诸善、灵魂诸善。一切应用的事务(包括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都一定有所限制，过量及不足都对物主不利，但灵魂的各种善德却是愈多而愈显见其效益。有德的生活才是最值得人们选取的生活，而最优秀的政体，则应该使遵从它的人们能够有最善良的行为和最快乐的生活。个人与城邦的幸福是相同的。最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对于理想城邦的构划，即构成理想城邦的诸条件:人口方面，城邦人数太少则不能自给，太多则又难于维持秩序，适中的人口限度应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疆域方面，国境不可太小也不可太大，也当以观察所能周遍又足保证公民们宽裕而不失节制的闲暇生活为度，并应考虑地形与交通因素;海上交通方面，海上往来可以大大地有利于物资供应，在军事上便于攻防，建立适当的海军是必要的，城邦应该坐收海上贸易的好处，而以法律防止其弊端;民族秉性方面，北方各族精神健旺而缺乏理解，亚洲各族多擅长机巧而精神卑弱，惟有希腊各种姓兼备两者的品质，符合理想城邦的公民品质;社会结构方面，理想城邦须有某些“条件”作为经济配备，又有若干组成“部分”，凭以建立军政体系，这些“条件”和“部分”应有六种业务:农业、工艺、防卫、田产管理、祭祀和议事及审判的政治业务，其中农业和工艺由非公民来担负，而防卫、祭祀和政务则分别由公民中的青年、老年和中年负责，田产管理应当是每一位公民的分内业务;会餐及土地分配方面，理想的城邦中应该存在会餐制度，全国的土地分配应以一部分为公田，供给会餐与祭祀之用，其余分归私有，使每一公民各得近城和边远地区两份田亩;城市规划方面，首先应该注重居民的健康，其次则应考虑防御工程、设计碉堡城垣，再次需要考虑政治活动的便利，布置庙宇、商市、住宅，最后则应讲求美观;公民教育方面，公民应该兼受统率与服从两个方面的训练，又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人类生活又分为勤劳和闲暇，以及相应的战争与和平两个方面，教育的正道应遍及灵魂的各个部分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以理性为主，谋求闲暇与和平，依照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应当先重体育，培养灵魂所寓的身体，使之既健且美，其次则训练灵魂的本能部分，使人人都具有良好的习惯;儿童及青少年教育方面，首先立法家应制定男女的婚嫁年龄，适当锻炼并卫护夫妇的体格，保证国内有健康的婴儿，育婴当注意食料，保护其肢体的发育，并使之习惯于寒暖气候变化，五岁以前不能使儿童有任何学习任务或强制性的劳动，以避免阻碍其身体发育，应使之保持一定的运动，以免其肢体僵滞，对于七岁以下的儿童，应使之远离种种低劣的事务，以正其视听。青少年教育的科目大致可以分为读写、体育、音乐和绘画四种，其中读写和绘画两门都为人生实用之学，体育则可以养成勇德，音乐的作用则在于操持闲暇。对儿童的教育，应从体育开始，对于青春期以前的儿童，只应从事轻微的锻炼，并要避免严格的饮食限制和强制性的劳累，青春期到来之后的三年里，应该学习一些其他课程，随后的年龄才适于从事剧烈的运动和接受严格的饮食限制。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2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3

为什么要存在政治？什么是好的政治？如果人不用理性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是将这一切称为天命所归、必然阶段，那么现存的政治便是最圆满的政治，政治不需要再有任何自我批判与改进。事实是，政治的演进的自在，离不开政治的自为，政治的自为就是政治的自在状态。因此，政治发展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政治理想的构建和追求，并为这看似空中楼阁的理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让那些曾经是理想的政治的实在真切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的内涵。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将按照这个脉络，将内容分为政治哲学、政治体制以及政治实践，来分析它是如何看待设想彼岸的政治和人间的政治，又是如何将这二者联系到一起的。

政治哲学

首先，在讨论政治之前，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如何以为人？人是本质的还是塑造的？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古典哲学的时代，有一层底色，那就是本质主义，他们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绝对物，它是自足的，是完美无瑕的，而理性的目的，就是穷尽一切事物和概念，直至触及到这种绝对物。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像柏拉图那样的理念者，企图仅靠理性去获得理念，并且对他的老师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不得不说，这种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于是在思考时喜欢将事物所谓本质从现象中抽象出来。

按照他的思路，人究竟何以称为人呢？人与野兽最根源的区别，在于人拥有“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是可以克服被先天决定了的动物本能、自然本性，让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去进行思维活动。那么人是如何从普罗米修斯那里获取了火种呢？亚里士多德、乃至德意志哲学家们（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大都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在社会中获得的，一方面，人需要通过社会来树立感性确定性，以证明自身存在，另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群体生活和集体的存在，其实是先于自由意志而存在的。以下是我对这些观点的推理。首先，自由意志并不是先验的，人没有办法天然获得自由意志，它是人的智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所拥有的一种潜质，这智力是自由意志的必要条件，而这潜质如何被激发出来的呢？是人在野兽状态时所过的群体生活和实践活动所发展而来的，这包括了群体的狩猎、采集、制作工具以及情感意义的传达和交流，而当这种群体的实践活动到某一时刻，便发生质变，于是人便拥有了自由意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而群体便成了社会。为什么说人的自由意志不是先天所赋予的，这个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充足的证明，例如智力水平正常的婴孩被抛到野外被狼养大，等他成人后回到人类社会，他早已丧失了自由的思维能力。因此，没有在人类社会、群体中进行实践活动，就一定不会获得自由意志，因此，社会和群体，是人成为人的必要条件，而人的很大一部分的本质，就蕴含在群体之中。智力、社会生活是构成人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离开城邦，不是神明，就是野兽。

人天生是不自足的，人首先是野兽，然后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了人，但最终的目标是达到善，这个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但是却是能让其成为绝对物，绝对的完满之物。我们业已说明，社会生活是人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的社会性便深嵌于人的类本质当中，一个社会人如果除了思维活动存在，而被抽离成一个自然人，他是没有办法达到自足的，而人成为人是人达到善的必要条件，因此社会生活也是人达到善的必要条件，而对于人来说，这种可以达到本质的善，在现实生活中，他将这称为幸福，被分为了三部分，分别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精神世界的丰盈并充满德性，这与柏拉图追求的个人的正义又是遥相呼应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深知绝对物的善也许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正是因为有对它的追求，才能使得人不断地回归自己的类本质。而这实现人的幸福和类本质的必要条件，群体，则必须兼任起这样的任务，这种群体，在微观上是以家庭方式而存在，在宏观上，则是以国家和政治的方式而存在。群体先于人的性质而存在，而整体先于拥有自主性的个体而存在，但是整体又离不开个体，整体与个体是密不可分的，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的理论论证过程。

而整体存在后，社会就带有了抽象属性，这个抽象出来的，这个抽象物最终也是要为人来服务，启发人的善，实现人的幸福，这个抽象物便是政治，具体体现在公共领域的人的活动和事物，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最大的善业，城邦的正义就是实现全部人的正义，所以必须要构建有利于人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政治制度。

对于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具有差异，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而每个人的特长不同，擅长从事的职业不同，那么拥有的财富和地位也自然不同，他不认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公有制”，因为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也是反映人的类本质的一部分，所以一个整体内部存在等级秩序和不同阶级则是符合整体的正义的，各阶级只要能够各司其职、稳定地进行着他们各自的分工和生活就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幸福，所以他在家庭管理中认可奴隶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支持维护贵族财物和身份。

基于上述的理论框架，亚里士多德才开始探讨了如何构建现实中可行的理想政治，这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实践。

政治制度

亚里士多德将政治体制划分为三类六种，包括有君主掌权的君主制、僭主制；贵族掌权的贵族制、寡头制；平民掌权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三类政体的前一种是优良的政体，而后一种则是堕落的政体，此间区别在于，优良政体，能够成全城邦各个阶级的利益，甚至这些优良政体，应当秉持统治阶级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这亦和《理想国》的观点“骑术本身也不是为了骑术的利益，而是为了马的利益”相似。而堕落政体，其一切行为只为本阶级谋取利益，因此，当政体的公共性大与其阶级性时，就是一个偏向好的政体，而其阶级性大与公共性时，则偏向坏的政体。他认为，君主掌权，要靠君主的德行实现公共性；贵族掌权，需要选贤举能实现公共性；平民掌权，则要靠宪政和法治实现公共性。这里其实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其实贵族制、共和制与寡头制、民主制仍然不再同一个位面。贵族制是城邦内最为优秀的精英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政治体制，并且无私的为城邦全体成员服务，这个政体投射到现实中，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而共和制则是民主制与寡头制结合的产物，它本质上并不完全是平民阶级掌权的产物，是数量众多的平民阶级与少数的贵族在力量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但它的理念则是偏向平民的，因为平民政体的基本要求在于平等和自由，贵族政治则恰恰相反，而这种共和制便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之上的。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虽然承认了寡头制和民主制是堕落政体，但也列举了这两种政体内部的优秀的组建方式。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在现实中都是极难实现的。

有关政体公共性与阶级性的讨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政体具有公共性时，在变革不存在时，则狭隘的阶级性就不复存在，实际上这个推论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当他在讨论不同政体时，实际上就是按照某一阶级的掌权状况和其群体的“自说自话”的政治哲学立场所划分的，即使是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抑或是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各自的第一种政体，其存在已经天然拥有了一种阶级性。一种事物，其本质通常情况下是在其逐渐走向崩溃以及整个系统各个部分被解构剥离开时，才能够展现，而政体亦如是，它在国家稳定繁荣时，可以通过政令与法条努力维护每一个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当危机出现，平衡被种种变化因素所打破时，它的本质便露出獠牙来，这时政体通常被掌权者紧紧掌握并排除异己，打破之前那些政令与法条，或者钻营取巧，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时政体的便有公共性转为阶级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政体堕落，然而这实际上才是该政体的本质。这本质的显露，不能仅仅被归结于某一阶级的堕落或者阴谋家的煽动与篡权，而是一个社会经济与全部公共领域的参与的结构性的积重难返，于是会有政体的阶级性显现以维护自身利益，用非常手段，重新分配各阶级利益，这就是改革，或者是一个阶级干脆推翻另一个阶级，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变革或者政体变更。

虽然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的因果关系有所倒置，但他的结论和目标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事实上，公民大概是不想生活在一个不稳定、不和谐的政治环境之中，而在政体有条件建设它的公共性，调和各阶级矛盾，并使得在各个群体的公民的幸福大体可以实现时，它依然采用统治阶级倾轧被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政策时，那么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他在论述这些现象时，或许缺乏充足的论证过程，但现实的调查材料应当是充足的，用一种经验的方式，得出了许多极具预见性的结论，比如他认为，当民主政体中，平民以农民为主体时，则会产生第一类，较为温和的民主制，而在以工匠与劳工为主体的民主政治中，则会出现最后一种最为极端的民主制度，也就是平民专政。这种制度是否真的极端和是否真的就是暴民政治这种价值判断可以另行讨论，但在十九世纪以后，这种制度的色彩和阶级基础则的确是极为显著的。

亚里士多德大体上不认同政体的变革与变更，于是未雨绸缪，寻找导致政体变更的矛盾及其原因，并提出保全优良政治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局限于第五卷，其实对全篇的零零散散的叙述中都有所讨论，这一部分是现实的，是在企图保全优良政体，实际上这几种政体的设计方法就体现在这些保全的做法之中，而这些做法，便是政治实践。

政治实践

关于政治实践，内容较为零散，且观点比较简单，但最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在政治构建中，我们有时的确善谈主义，却容易在具体问题处理上栽跟头，以至于那些美好的制度设计走向自身的反面。关于这一部分，我也仅仅简单做一个归类和总结。

在所有的政治的具体设计之中，都反映出一个最大的共同特点——中庸的理念。

议事会、议政会这些决策场所，不同阶级的参与要求不同，会导致某一个阶级掌握议事的主动权，而丧失政体的公共性，于是他反对强制要求平民参会并发放参会津贴的同时，却对贵族的不做要求，或者限制贵族参会，这会造成平民的声音过大；也反对强制贵族参会却限制平民，这会造成贵族的声音过大……在各官职的选拔上，则要求选贤举能，这体现出贵族制的特点，而又赞成平民参与其中，并积极影响决策或者具体事物的执行，因为他认可集体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个人智慧，这又体现出了民主制的特点……

不过在这些十分具体的设计，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粗糙和朴素的，毕竟这些结论仍然是面向城邦的，绝无法适应如今立法决策机关和官僚系统极其复杂严密的运行模式，我们能从其中借鉴的，仍然是一些理念主张。

关于城邦公民的阶级构成，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据城邦主体时，最有可能实现优良政体，而亚里士多德对中产本身具有好感，对于个人的幸福实现，他不认可他过于贫穷或者过于富有，因为这都会减损他的德性，反过来说，他认为中产是最具有德性的群体，并且现实中中产的确是十分稳定并不易被煽动的。对于这一点展开讨论，如果说中产为主体的社会是美好的社会，其实应该是努力设计一种政体，来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本身便成为了目的。亚里士多德说靠增加中产阶级，来预防变革，实际上仍然是出现了因果倒置。当然，他的客观目的也确实是十分可靠地达到了。还有一点，这个城邦依靠本身较为稳定的政体来增加中产数量，说明当下的中产数量并不壮大，实际上在这种状况下想通过优良政体的温和手段来实现并不容易，优良政体的自身稳定性并努力成全所有的理念更加适合中产强大的城邦，因为维护这个政体本身需要巨大的成本，在物质条件本身较为匮乏的匀速平稳的城邦财富增长过程中，这种成本是城邦的负担，而重新分配财富以增加中产数量又会损害某些群体的利益，因此依靠优良政体增加中产数量这个设想是具有很多矛盾的。因此想要增加中产数量，势必要做出牺牲，便难以维护优良政体，反而是在拥有了强大的中产阶级以后，才会产生适合它的优良政体。关于优良政体和增加中产数量乃至发展国家经济的矛盾，在现实的政治中多得数不胜数。

关于法治，书中支持法治，提倡宪政，其实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无特别新颖之处，西方对于法治的信念推崇以及其哲学理念，其实也不必多谈。

关于教育，其实包含在伦理范围之中，不过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教育的确具有强烈的公共性，仍然是个人与集体的高度统一，他的教育理念回归到了他对人的论述之中，其实城邦政治一方面是在物质上引人向善，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精神上让人逐渐实现个体心中的善，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展开讨论，因此，城邦生养了人，也必须要教育人，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城邦的目的，如果将教育仅仅作为强国富民、人才培养的手段，那么教育本身极易变成对人的异化，对类本质的损害，教育的确拥有它的工具性，为整体谋利，也是为每一人谋利，但是教育更多的是教育本身，是为了人类启蒙与解放的教育。

总结

让我比较惊奇之处在于，这本书的论述是非常简单的、日常的，况且亚里士多德的田野调查未必就具有极强的说理性，但这书中的结论至今却仍然拥有极强的解释力。亚里士多德从现实主义出发，秉持着比较客观的立场，的确做到了十分全面地填充了政治学的内容，十分具有意义的一点是他给了人们十分丰富的思考角度，而不必沉溺于局限的政治哲学的局限的某一两个理论，而难以解决现实事务以及加深人对政治的思考。当然没必要神化这本书的内容，因为毕竟最细微具体的那些制度政策设计放到今天确实是难以适用了，它更多的还是给人以一些启发感悟，然后推动他继续学习，正如现在的我一样。

以上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合集的全部范文了，心得体会总结报告对于个人和组织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认真对待和编写。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来此进行参考与借鉴。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4

从古至今，政治问题纷繁复杂，充满斗争与神秘。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哲学家，思想家，其著作对西欧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政治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通过对雅典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对当时出现的政治问题有所关注，有所研究。今天，通过阅读前人的著作，了解和学习几千年前这位大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论述和解决方案，从而有利于我们揭开政治表象背后的面纱，深刻的认识当今政治问题。

亚里士多德通过长期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深入的剖析。在第一卷主要论家庭和城邦，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是关于人类团体的绪论，提到家庭，村坊的依次发展为城邦；在第三至十三章，论述家庭及其组成，家庭的组成于主奴，夫妇，父子三伦，家务的管理在于治产，还提到了主奴关系的发展。在第二卷，论理想的城邦和优良的城邦，其中谈到老师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柏拉图主张废弃家庭和私产，是一切财产包括妻子都归公。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政治思想持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第二卷的九至十二章，论崇尚武力的斯巴达政体，论克里特式政体，论梭罗改革。在第三卷中，论公民和政体理论，在一至五章，论述公民的组成，善恶观，在六至八章，论述政体，讲述政体设立的宗旨，形态，九至十三章，论述公民的资格和政治权利的分配，谈及寡头政治，政治道德。在十四至十八章，论述当时的君主政体，探究人治与法治的利弊。在第四卷中，论述现实政体的类别，谈论优良的政体，贫民，寡头，共和政体的区别和利弊。在第五卷中，论述政变与革命，详细地论述了政变的一般原因，发生政变的特殊原因及其补救方法。而在第六章，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建立比较稳定的贫民和寡头政体的方法。通过对二者宗旨的具体阐释，提出了现实可行的方法。在第七卷中，论述政治理想和教育原则。政治理想是追求至善和幸福生活，强调人心至善，其中论述了他心中理想的城邦政体，在十三至十五章，论述公民教育的一般原则，谈论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教育的作用。在第八卷中，亚里士多德谈及了青年的训练。提出的具体的儿童教育和青年训练的规划，强调通过体操，音乐的方法，培养当时的青年和儿童。

这便是亚里士多德，一个睿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无法容忍日益下滑的城邦体制，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要改变城邦的现状，想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从今天的视角，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是爱国的，他深深地热爱自己的故乡，当他的学生亚历山大侵略雅典时，他是无比的自责与愧疚。而在晚年时，怀着对故乡的愧疚与自责，他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去异乡漂泊。

从书中的序言中，告诉我们，这本书是一本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和原理的著作，他通过对雅典城邦体制的叙述，表达的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本书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学著作，雅典的城邦体制是建立在奴隶制经济之上，其阶级属性是剥削阶级，对后世的剥削阶级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这本书是反映雅典政治生活的著作，通过对雅典社会的观察，反映了当时雅典的政治现状，政治弊端，对后世研究政治难题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本书是反映雅典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对社会面貌的描述，反映了雅典的城邦生活。这本政治学著作，通过对政治理论的讨论和现实政治的讨论，对后世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的基本的遵循。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通过自己观察和思考，在深入分析雅典的社会矛盾后，提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在当时雅典，自由贫民与富有奴隶主矛盾尖锐，他从中等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用加强中等阶级力量的方法，来平衡贫民和富有者之间的矛盾的斗争，通过扩大中等阶层，抑制上层，帮助下层的主张，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在今天依旧适用。在书中，他多次提到法治，，他认为法律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强调法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共性质，通过法治能够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城邦的稳定，其崇尚法治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世界的政治制度。在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温和的民主制，主张通过改革的方法，实现社会的民主，解决社会问题，减少暴力冲突。在书中，他提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主张通过建立国家，实现人间的至善，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其主张丰富的现代的国家学说。与此同时，在书中，他谈到培养青年的重要性，主张重视社会的教育，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并提出通过音乐和体操的方式，提升青年的综合素质。这本书，在一定的程度上，其提出的主张和措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后世政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消极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这本书，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剥削的奴隶主经济，维护其残忍的剥削统治。他所提倡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而奴隶，外邦人，妇女不享有民主权利。他所提倡的温和民主制，是在坚持奴隶主经济的前提下发展，其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并未付诸实践。他本人，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阐释其维护奴隶统治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站在一定的角度，为剥削的奴隶主经济盖上了虚伪的面纱，站在一定的高度，蒙蔽了贫民的双眼，为后世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辩解理论，所以说他是极其肮脏和虚伪的奴隶主。

结论与认识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不可否认其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对近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的理论指导；但也不可忽略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程度。所以，对于历史著作的评价与分析，应不可忽略当时时空带来的局限性，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看待和分析。坚持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前人著作。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5

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20xx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最先向美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第10章即第四篇“概论”是全书的总结。拉斯韦尔在概括和重申第二、第三篇中的重要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对权势人物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就不能使用某个单一的标准，不同的政治分析方法采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把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分别当作一个参照系统，认为强调和偏爱某个参照系统，常常会得到不同的见解。除了前三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20xx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读完了整本书后，我大致了解了拉斯韦尔在书名中提出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一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政治学初学者来说，拉斯韦尔简明但不失严谨，且富有逻辑的论述方式，在阅读中给了我很大帮助。这本书虽然内容不多，纸张也不厚，但拉斯韦尔所要阐述的问题，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他在论述了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告诉世人，政治学也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它不仅仅可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探究，还可以从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权势和权势人物。我在对这本书的理解上可能还不是很透彻。但从总体感觉来看，拉斯韦尔的这本《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

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6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从第二卷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了。政体的研究也是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我们准备考察，对于那些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说，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亚氏认为政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所以要研究所谓的理想政体，更要考察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政体。理想政体应当是能够实际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最能实现其生活理想的人来实现的。这种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庸主义式的思想贯穿着全书的始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第二卷中亚氏开始了对其师柏拉图及其理想政体的强烈批判。他认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反对柏拉图整齐划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组合形式。他还反对妻子财产共有等等柏拉图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来，亚氏批判了柏拉图《法律篇》中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两种最坏政体形式的结合体—共和政体。在最后，亚氏还比较分析了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体形式，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7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心得体会篇8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