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6篇)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1
2022年9月30日，人民大会堂河北厅《金山岭晨光》巨幅壁画前，向世界发出重要倡议。
万里之外，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生物多样性峰会现场，与会代表们凝神倾听；视频信号，把中国倡议传遍全球，在世界各地引发积极反响。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四季交错，日月升替。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在观察自然时思考天地运行的规律，体悟其中蕴含的哲理。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蕴含对生态治理需求的深刻观照，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深邃思考，生态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升华，为东方大地带来一场变革性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就。中国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源动力”。
时代先声激荡世界回响
2015年12月，非洲东南部，津巴布韦野生动物救助基地的树荫下，和夫人彭丽媛亲切地摸着小象的鼻子，给它们递喂食物。
这些画面令救助基地创始人罗克茜·丹克沃茨记忆犹新。她说，充满智慧、有领袖气质”。当丹克沃茨表达对中国国宝”大熊猫的兴趣后，特意向她介绍了中国正在开展的大熊猫繁育计划，并提到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正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动物得到有效保护。如今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保护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成为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物种保护不断升级”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中国守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暖心故事不断：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在沿途居民一路呵护下北移又南归、极度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喜添新丁”……
全球荒野基金会主席万斯·马丁说：（中国）领导层支持地方社区，地方社区有意愿付诸行动，通过这些努力，物种从灭绝边缘被拯救回来。”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生态保护的高度重视，对人民福祉的深切挂念，一以贯之。
中国长三角腹地，竹乡安吉，依山连绵的大竹海”。2005年，大竹海”附近的余村毅然关停了每年能带来300万元效益的3个石灰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来考察时，在简陋的村委会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高度评价这一做法，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金秋，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来到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这是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两山论”。
洱海湖畔、黄河岸边、秦岭深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所到之处始终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在建设生态文明领域，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世界读懂美丽中国的绿色密码”。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环境治理。
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看来，谋发展，需要长远地考虑全体人民的未来与福祉，而非一时之利，而这正是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主任德钦次仁说，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融入国家发展政策中。这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作为指导全球战略方向的典范。
矢志不渝、踏石留印。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成绩，获得越来越多的世界赞誉：
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先后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生态文明思想，激荡越来越广的理念共鸣：
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座右铭……
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埃里克·索尔海姆说，中国环境治理经验可帮助其他国家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高层领导对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和整体规划”。
大国担当汇聚全球合力
在遥远的大洋洲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种神草”已经家喻户晓：它既能固碳，也可以绿化地面、改善水土流失，还可以代替树木栽培菌类，解决以往发展菌业的菌林矛盾”难题——这就是中国传来的菌草。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吃到菌草菇时的感受，和野外采到的普通蘑菇相比，味道更加鲜美。我们都很惊讶，觉得这种草太神奇了！”东高地省鲁法地区居民普里西利娅说。
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推动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地，掀开菌草技术国际合作的序幕。
光阴荏苒，距首次落地巴布亚新几内亚整整20年，这种神草”正给世界更多地方带去绿意和生机。在斐济，菌草技术被誉为岛国农业的新希望”；在莱索托，因短时间就有收获，农民称菌草栽培菌菇为快钱”；在卢旺达，有3500多户贫困农户参与菌草生产，现在每户每年收入增加了1到3倍。
今年9月，特意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称赞菌草合作紧扣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再生资源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目标。
中国菌草技术传播到中非共和国、斐济、老挝、莱索托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有中国的技术支持；中国科技助力中亚国家点荒变绿”；中东多国专家来中国学习在沙漠中筑起绿洲的固沙法……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的中国生态治理经验，在全球播下绿色种子。
埃及开罗大学经济与金融法教授瓦利德·贾巴拉说，的绿色发展理念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国努力帮助这些国家一起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津巴布韦、肯尼亚、赞比亚等国的野生动物保护物资，到蒙古国国熊”的相关保护设备，从缅甸的太阳能户用发电系统和清洁炉灶到埃塞俄比亚的微小卫星……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引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从海拔1900米月亮山上的望海楼望出去，满眼是塞罕坝绿意盎然的无边林海。半个世纪前塞罕坝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茫茫荒原，如今这里已是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塞罕坝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今年8月，在这里考察时说，我国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
这是太空中都能见到的绿色奇迹。美国航天局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居世界首位。而中国贡献”中，42%归功于规模浩大的人工造林工程。
近年来，中国在高标准履行国际义务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目标，越来越多的中国绿”给世界增添生态红利、发展红利。
今年9月，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宣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中方的庄严承诺极大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一步，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魄力和担当。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言出必践”。
2019年的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是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建美好未来的一份绿色邀请”。
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在北京世园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获得全场一次次热烈掌声。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全球受到热烈关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说，世界需要更广泛的多边主义，而中国在推动多边主义方面正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和各国共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无论是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还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非洲环境合作，生态文明建设合作都是重要内容。
率先《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承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东方智慧启迪文明未来
2017年新年伊始，阿尔卑斯山冰封雪飘。日内瓦汇聚了几百个国际组织，是除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外全球最重要的多边外交中心。在万国宫，发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很多人至今都记忆犹新。
演讲中，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番话如同一股暖流，在冬日的阿尔卑斯山掀起热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评论说，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舞台勾勒出中国对世界的愿景”，展现了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中负责任角色的形象。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自然生态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出发，阐述二者间共存共荣的辩证关系，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核心理念指引。
人类的未来正面临艰难的调试关口：地球的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工业文明面临困境、文明形态面临转型，挑战前所未有严峻，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要素需要全系统的根本性重组。
国际社会的应对却明显碎片化：一些有能力推动变革的发达国家，无意放弃工业文明阶段长期积累的优势地位，试图坐享超额红利”；多数没有赶上工业化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如何统筹发展与保护的难题，导致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缺乏总体战略和统一架构。
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已经走不通。的话语清晰明确：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2022年的这一天，以视频方式在领导人气候峰会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存续绘出清晰的绿色底色。
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022年9月23日，通过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尼格尔·托平这样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用诗歌般的语言描述经济和科学，这是一份独特的中国礼物”。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2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影响;昌吉市
中图分类号：X820.3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12.007
AnalysisofImpactofLandUseChangeonEcologicalEnvironmentinChangjiCity
MAWen-juan，PUChun-ling，SULi-li，JIANGLing
（SchoolofManagement，XinjiangAgriculturalUniversity，Urumqi，Xinjiang830052，China）
Abstract：Landusedynamicdegreewasusedtoanalyzethecharacteristicsoflandusechangeanditseffect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Changjicityduringthelast10yearsduring2003-2013.Theresultsshowedthat（1）Duringthe10years，Changjicitylandusestructurechangewasmoreintense，grasslandsharpdeclinedsharply，trafficandurbanvillageandindustriallandincreasedsignificantly，arableland，orchardlandandwoodlandwereincreasingamplitudeofslow.（2）Thegrowthofconstructionlandhadgreaternegativeimpactontheenvironment;Increasingecologicallandhadgreaterpositiveimpactontheenvironment;Theeffectofthegrowthofagriculturallandontheecologicalenvironmentwastwofold，ecologicalagriculturallandwillhaveapositiveimpactontheenvironment，chemicalagriculturallandwillhaveanegativeimpactontheenvironment.Inthefuture，theeffectiveuseofland，optimizingthestructureofland，andconcernecologicalenvironmentwillrealiz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landuseandtheenvironment.
Keywords：landusechange;ecologicalenvironmentalimpact;Changjicity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环境条件，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1]，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能够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并能促进各种环境条件的协调发展。相反，盲目随意地开发和利用土地，甚至人为地破坏土地，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后又会反过来制约土地的持续利用[2-4]。近些年来，昌吉市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对不可协调的矛盾[5]，所以深入地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通过研究昌吉市土地利用详细变更调查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为昌吉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生态环境提出建议。
1昌吉市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1.1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昌吉市国土资源局2013年更新数据（表1）所示，昌吉市土地总面积797103.33hm2，农用地523590.38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5.69%;建设用地22804.13hm2，占2.86%;未利用地250708.82hm2，占31.45%。
1.2土地利用现状特点
1.2.1土地利用类型较为齐全昌吉市土地利用类型较为齐全，这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复杂地形、气候特征以及长期以来人们有效地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结果，在12个一级类57个二级类的土地利用类型中，除没有旱地、茶园、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湖泊水面、沿海滩涂和沼泽地外，其余地类均有分布[7]。
1.2.2各类型用地面积差异大昌吉市地貌类型可大致分成山地、平原和沙漠。由于沙漠的大面积分布，所以裸地、沙地等其他土地面积也相对较多。加之昌吉市地处天山北麓，其草地面积的分布也比较广泛，而其余地类占比较小，各类型用地面积差别较大，见图1。
1.2.3土地总量较大，人均相对较少昌吉市土地总面积为797103.33hm2，耕地面积为98388.51hm2，人均土地面积为2.15hm2，远低于新疆人均土地面积水平，而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27hm2。
2昌吉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2.1土地利用变化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昌吉市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昌吉市2003―2013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见表2。
2.2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可以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来表示。单一的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表达的是某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1）
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长，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的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8]。利用公式（1）计算出昌吉市土地利用动态度，结果见表3。
2.3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2.3.1耕地、林地、园地面积均增加10年间，耕地、林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于昌吉市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过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较多，因此导致耕地面积增长的幅度较为缓慢。园地面积增长幅度大是由于受前些年市场经济与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全疆各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比重不断增长，而昌吉市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农业资源对种植果园十分有益，而且经济效益较好，因此加大了林果业的种植，致使园地面积增加较多。
2.3.2草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昌吉市草地面积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减少趋势，原因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牧草地地类的含义变化以及农业结构内部调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抛荒等，而利用开发未利用地等方式来增加草地面积又十分有限。
2.3.3建设用地利用动态度大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的利用动态度较大。由表2可看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增长迅速，接近于增大1倍（图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建设用地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2.3.4未利用地有所开发其他土地利用动态度为8.62%，这也从某个方面说明，10年间昌吉市对未利用土地的开发、改造和利用的幅度加大了。
3昌吉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地利用是社会经济系统与土地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和价值的交流与转换过程，其结果往往导致土地生态系统组成的变化。无论生态环境是恶化还是改善，都与导致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可大致分为：土地利用规模和布局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两大类[9]。10年间昌吉市土地利用结构和规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致使昌吉市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使用功能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3.1农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昌吉市农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最大，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农用地的生态影响与效应也相对明显，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区域小气候，增加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农用地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由于农业结构内部调整、非农建设占用和抛荒等原因，造成昌吉市草地面积的大幅剧减，这又会带来草场退化，土地植被覆盖度减少，部分土地沙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耕地、林地和园地面积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但并不是每年都有所增长。其中耕地减少是由于建设用地占用和农业结构调整;园地和林地减少是因为建设用地占用果园和土地开发。而增加的耕地、林地和园地多是由未利用地开发和草地转化而来。未利用土地在开发过程中容易形成外部不经济性，土地被开垦利用后，造成土壤质量指数降低。农业结构内部调整，耕地、园地的增加导致土地的综合利用指数增大，用水量较大的土地增加，水资源大量减少，土地干旱，植被稀少;新增的果园多是由原本植被较好的草地或者疏林坡地开发得来，果园生态系统结构和植被层次较为单一，涵养水土的能力远不如植被密集的草地，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农业排灌设施的增建，致使大部分有机质和微量元素流失，在造成土壤质量下降的同时，还会减弱土壤的生产能力;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的大量使用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10-13]。
3.2建设用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近些年来，昌吉市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旧城改造，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益。然而建设用地的增加，在提高昌吉市经济水平、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3.2.1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随着昌吉市城镇村建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对居民点用地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增加的同时，占用了大量的农用地资源，将处于自然、半自然状态的林地、草地、园地以及耕地的生态系统转换为人工生态系统，原来比较复杂多样的自然植被大部分被建筑物快速取代，降低了植物的多样性，改变了土壤的物理形状，造成土壤生产能力、透水排水和吸热散热功能下降;城镇居民点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垃圾、污水的排放又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3.2.2交通用地昌吉市交通用地的面积在10年间增长了近一倍，其主要原因是公路和农村道路的修建。新增的农村道路和公路占用了较多的农用土地，对土壤结构和地表植被造成破坏，导致土层结构破坏、土壤的通透水能力下降、植被减少、路面硬化等;施工过程中的废弃物、废水及机械碾压和人员践踏对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会造成影响，水土流失和风沙活动加剧。
3.2.3水利设施用地随着用水需求的增大和农业灌溉设施的建设，水利设施用地不断增加。水利设施在产生巨大正面效益的同时，也给其周边及其下游区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各种明显或潜在的问题。水利设施的增建，改变了生物生存的环境，可能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和物种的迁移，进而造成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改变;水库的建设损坏了水域的自然流态，对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消极影响。
3.3土地开发、复垦整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也会改善生态环境。昌吉市近些年不断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全面推进耕地及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度开发难度大的未利用土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改良中低产田，治理盐碱化、沙化耕地，解决污染农田和水土流失等问题，集约利用土地，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和作物的生长环境，优化农业生态系统，促进了农业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建设生态农业用地，既能涵养水源、增加土壤水分和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的通透性，又能提高农作物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林地面积增加，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逐步提高，改善区域的气候条件;增加坑塘水面，扩大水域面积，形成人工生态系统，增加空气湿度。同时生态工程的建设，如修建滨湖河中央公园、高压走廊改迁、街景美化改造，开放6个街头游园，新增城市绿地等，既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又促进了昌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4结论与讨论
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不同的生态环境又会反过来促进或制约土地的持续利用。通过对昌吉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建设用地的数量越多，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生态用地的数量越多，对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就会越大;农用地数量的增长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般来讲，生态农业用地对环境会产生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弱，而化学农业用地对环境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比建设用地负面影响程度要小得多。
随着乌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昌吉市作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中心之一，该地区城市化程度将会不断提高。而由于城镇化过快带来的新增人口的需求，城镇原有居民的改善型需求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旧城改造、市政建设的拆迁带来的刚性需求等，极易导致不合理用地现象的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对昌吉市土地利用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以下建议：健全土地综合管理系统，加强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完善规章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监管体系;加强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严控非农建设用地规模，综合整治城镇环境;提高人口素质，科技保护生态。上述研究可为该市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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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3
摘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海洋环境灾害、陆源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种威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基本形成，但仍不够完善，立法内容应当充实和调整，效力等级有待提高，行政执法体制有改革之必要，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亟需创新，南海生态安全保障专门立法属于空白；因此应当完善南海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健全海洋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生态修复制度，完善南海生态灾害应急处理制度，修改生态安全保障的刑事法律，改革南海执法体制。
关键词：南海；生态安全；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5010609
海洋生态安全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关系到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总体目标能否实现，也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域，北临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西南及南边毗邻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等东盟国家，面积大约356平方公里，主要由海南省管辖。南海在我国海洋经济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通往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的主要海上运输通道，因此，必须保证南海的生态安全。但生态安全的保障本质上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本文拟对南海生态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尽绵薄之力。
一、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2010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洋公报》）指出，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总体维持在较好水平，主要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基本满足海域使用要求，赤潮和绿潮灾害有所减轻，但江河污染物入海量增加，溢油等突发环境事故灾害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严重。近岸局部海域富营养化、海洋环境灾害频发和海岸带生境破坏是影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1]《2009年南海区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下简称《南海公报》）披露：“南海区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30750平方公里，比2008年增加21.3%”；南海区海域近岸水体营养盐污染严重。2005年至2009年，南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从11200平方公里增加到3075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则从1420平方公里增加到5220平方公里，污染海域面积明显增加，水体中的主要污染物为营养盐。可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
（一）海洋环境灾害
海洋环境灾害主要包括溢油事故、赤潮、绿潮、海水入侵、风暴潮、土壤盐渍化等。《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海洋报告》）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人类开发活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灾害呈逐渐增加趋势。但影响较大的海洋环境灾害主要是溢油事故和赤潮。
油类污染是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通常包括油船泄漏、油罐破裂、海上油井井喷或泄漏、炼油厂排放油污、拆船排放油污等，其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十分严重，尤其是对海洋水质和海洋生物，甚至数十年内都难以恢复。近40年来，全世界每年因人为因素而流入海洋的石油及石油产品至少有1000万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2]南海海域曾经发生多起漏油事故，虽未酿成重大灾害，但也足以让人警醒。如：2004年12月珠江口曾经发生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溢油污染事故。[3]据《南海公报》，2009年9月一艘巴拿马籍集装箱货船在珠海高栏岛东南长咀附近海域触礁搁浅，造成燃油泄漏入海。2011年2月三亚海域发生一起邮轮油污染事故，三亚海事局配合随船监督的海南局船舶处工作人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免了较大范围的海域污染。[4]目前，南海海域可能引发石油污染的隐患较多，主要包括：作为我国海上石油开采的主要地区，海上油井存在井喷或泄漏的危险；作为世界主要航运通道之一，货运船舶甚至油船发生漏油或因海难事故导致大规模油污染的可能性始终没有消失；此外，在沿海各地的拆船作业和炼油厂也都可能排放油污。油类是目前三种主要的海洋污染物之一。
赤潮也是南海时有发生的环境灾害。《南海公报》陈述，2009年南海区共发现赤潮8次，都在广东省近岸海域，累计面积约391.3平方公里，与上年相比，虽然次数相同，但累计面积有了显著扩大，2009年10月至11月在广东珠海市淇澳岛至香炉湾附近海域的赤潮面积一次即达到大约280平方公里。虽然目前南海赤潮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未发现人类中毒、死鱼事件，但是对南海赤潮的危害性切不可小觑，须极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二）生态恶化
《南海公报》披露，200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与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省三省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对南海区7个生态监控区的10个近岸生态系统进行了监测，其中4个属于亚健康状态，1个处于不健康状态。南海区近岸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问题是水质污染以及天然岸线和栖息地减少，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受人类直接干扰破坏、生态灾害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构和功能退化。《2009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南公报）和《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0海南公报》）也通报了类似情况。
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4
近海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也最受关注的区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随着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近期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胁迫下近海生态系统的显著变化，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高度关注。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为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近海，生态安全，海洋生态系统评估，管理
海洋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资源支撑和空间环境保障。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近海资源、环境和空间已成为支撑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近海又是地球表面不同圈层的交汇区，具有生产力高、生物和生境多样性丰富等特征，但也承受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相对脆弱，是全球海洋中最为敏感、最受关注的区域[1]。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出现显著变化，造成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和功能退化，危及近海生态安全，也损害了近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及其对人类的福祉。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有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宽阔陆架海区和具有巨大输水输沙量的大河河口海域。中国政府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大力开发海岸线资源、海岛资源、港口资源、滨海湿地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浅海油气资源等，在沿海一线和近海海域建设了核电站，港口、人工岛、海上石油平台、海上风力发电站等大型海洋工程项目以及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等各类渔业工程项目。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海岸带有限的空间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也给近海生态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出现了近海环境恶化、生态灾害多发、渔业资源衰退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堪忧，需要采取适宜的管理对策[2]。
1近海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近期形成的新认识，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广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在保障人类生活、健康、福祉、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狭义上的生态安全则是指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性和健康状况[3]。在我国，近20年来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受到密切关注，许多学者对生态安全概念进行了解析和发展[4,5]，并围绕生态安全理论、生态安全评估和预警方法，以及区域生态安全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近海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近海生态安全的关注首先源于对近海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和价值的深入认识[6]。近海海域拥有多样化的生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通过不同生物种类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近海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功能（如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物质循环、有机质合成和能量传递等），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Liquete等人[7]将近海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梳理为三大类14种，涵盖了食物生产、水体调控、生物材料、水质净化、大气质量调控、海岸带保护、气候与天气调节、营养物质循环、生物调控、旅游景观等诸多方面，这些服务高度依赖近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然而，近海生态系统面临陆源污染、气候变化、富营养化、过度捕捞、生境丧失、无序养殖和物种入侵等多重胁迫，而且许多影响因素的作用仍在不断加强。过去100年里，全球人口数量、工农业生产和渔业捕捞活动的快速增长对近海生态系统稳定性造成了巨大压力，其影响前所未有。以碳、氮、磷等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的改变为例，大量化石燃料燃烧造成了大气CO2浓度的快速上升，不仅导致海水温度上升，还加剧了海洋酸化问题，并引起了海平面上升、海流改变、水体层化加强和溶解氧浓度下降等间接效应。1980—2011年，大气中CO2含量平均每年上升1.7ppm，从2001年开始，这一速率开始上升到每年2.0ppm[8]。可以预期，大气CO2含量上升对海水温度和海洋酸化的影响短期内仍会持续加剧。出于化肥生产需求，从19世纪末至今，进入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活性氮增加了约20倍。20世纪90年代，通过化肥施用和化石燃料燃烧等过程进入环境中的氮达到1.6亿吨，远远超过陆地生物固氮量（1.1亿吨）和海洋生物固氮量（1.4亿吨）[9]。据估算，从19世纪末至今，全球活性氮入海通量增幅接近80%；到2030年，全球近海生态系统的氮通量还会再增加10%—20%。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也受到化肥施用、污水排放等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影响，每年经由河流从陆地输入海洋中的溶解态磷约有400万—600万吨，是自然状态下的2倍[10]。过量输入的氮、磷营养物质加剧了近海富营养化问题，也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近百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许多重要生境丧失，海水温度上升，缺氧、酸化等问题开始显现。目前，全球50%的盐沼湿地、35%的红树林、30%的珊瑚礁和29%的海草床因破坏而丧失。受全球变暖影响，海水表层水温持续上升，加剧了水体层化现象，这会减弱营养物质交换，又可能导致中、低纬度海域初级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在近海许多海域，因富营养化导致的底层水体缺氧现象已非常普遍，对许多海洋生物，尤其是底栖经济动物造成巨大的胁迫，甚至影响到渔业资源。海洋酸化问题则会影响到颗石藻等初级生产者以及珊瑚礁和牡蛎礁等重要生境，甚至导致食物网结构的改变。除上述变化外，更令人关注的是近海生态系统发生突发性生态灾害事件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通常情况下，生态系统是逐渐变化的，但一旦环境因素的影响超越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生态系统可能会突发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生态格局的更替现象（regimeshift），危及生态安全。在近海，与富营养化密切相关的有害藻华问题、缺氧问题，以及渔业资源的崩溃，都是生态系统的异常变化。这种大幅度、非线性的生态系统变化，一方面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得生态恢复的难度增加，甚至无法恢复。在我国，近海生态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11]。大部分近海河口和海湾区域面临着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在渤海、南黄海、长江口邻近海域、东南沿海、北部湾等海域，不同类型的有害藻华问题突出；长江口邻近海域和黄、渤海部分近岸海区底层水体缺氧问题逐渐显现；近海亚健康和不健康海域面积不断增加，天然岸线不断缩减，珊瑚礁、红树林以及河口区等重要资源生物的生存生境丧失。这些问题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目前对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认识仍不够充分，也缺少系统的评估工作，需要着手发展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变化预测，推进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
2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管理
2.1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
对近海生态系统的长期观测和信息获取是开展近海生态系统管理的基石。当前，我国在近海生态系统的观测与能力建设方面已初具规模，海洋信息化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要加强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与信息获取能力，需要系统部署，提升对重点海域的长期观测、原位观测和实时观测能力，同时在机制与体制上解决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的问题。近海生态安全及生态灾害问题的出现是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动的体现。生态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常具有滞后效应，短期研究难以揭示数年或几十年的变化趋势，也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的因果关系[12]。因此，获得近海生态系统长期变化的信息对于揭示近海生态灾害成因、解决近海生态安全问题极为重要。其中，甄别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甄别长期压力与短期波动、甄别可调控因素与不可调控因素非常关键，这也属于长期生态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国际上知名的长期观测网络，如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美国长期生态研究网络（US-LTER）、英国环境变化监测网络（ECN）、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等，在生态系统长期变化与示范服务方面取得很多重要成果[13-15]。但是，长期生态研究网络中与海洋相关的部分难以满足国家解决海洋问题的需求，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国家长期观测断面，并开展相应的长期研究工作，这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断面、欧洲的大西洋观测断面、英国哈迪基金会的浮游生物连续记录仪长期观测等都提供了很好的先例。我国在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只设有胶州湾、大亚湾、三亚湾3个海洋长期观测站。虽然不同的部门与项目也设立有近海观测系统，但远不能满足近海生态系统长期观测和研究的需求。随着近海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需要基于已有观测系统，针对近海生态安全、生态灾害、近海生态系统评估等问题设立我国的部级长期科学观测断面与观测网，优选观测指标和分析方法，并进行数据质控标准化。通过长期观测揭示影响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变动的关键过程，构建近海生态系统评估方法体系，提出近海生态灾害防控、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措施与对策。近海生态安全问题的预警、预报具有时效性，需要在部署长期科学观测网的基础上，从科学和技术2个方面着力提升针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实时、原位观测能力，包括针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同要素进行原位传感器的研发，提升观测精度和实时数据传输能力，以及对实时观测数据的分析能力。目前针对物理海洋学要素的传感器技术相对来说较为成熟，但是化学海洋学，特别是生物海洋学传感器仍然存在技术瓶颈，无法满足对海洋生态安全预警预报的需求。如何突破这些技术瓶颈，构建和完善多学科耦合的近海观测网，对于我国近海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的管理至关重要。数据获取和数据共享是所有学科领域共同面临和关心的问题。由于海洋观测的特殊性，数据的共享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长期生态研究网络采取开放的数据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如何、获取和使用长期观测数据,以及对数据用户和数据提供者的要求。对于我国的海洋观测，如何进一步优化数据管理，并提供体制与机制上的保障，确保海洋观测数据共享共用，是需要从国家和各部门层面重点考虑的问题。综上所述，在我国近海信息获取方面，需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顶层设计，统一海洋数据标准，建立有效的海洋数据共享机制；加强立体观测手段，开展重点区域加密观测，传感器网格化系统集成；建立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体系，实施典型生态系统的实时监测与灾害预警。
2.2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预测研究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是海洋管理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它以生态系统途径”为指导原则，通过科学认知，了解和掌握海洋环境的健康状况，分析人类活动等压力给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为海洋管理和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为平衡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量化的科学标准。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在河口、海湾等近海生态系统的评估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围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核心问题，如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定义、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以及标准等[16,17]，各国政府和学者进行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相比其他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边界具有开放性，结构功能也更为复杂，不同海域的生态系统又具有特异性，加之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认知差异，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定义以及评估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近年来，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已从单一的生态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特征[18]，逐步发展成为涵盖生态、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等诸多方面，以及强调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多学科综合研究[19,20]。目前，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估研究和应用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有2种：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指示物种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中一个或多个指示物种及其生理生态指标和结构功能指标的监测，对物种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21]。指示物种法相对简单，对数据量需求较低，因此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较早得到应用。常用指标有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ofBiologicalIntegrity,IBI）、Shannon-Wean-er多样性指数、海洋生物性指数（AMarineBioticIndex,AMBI）和底栖生物指数等。但是，指示物种法也存在指示物种筛选标准不统一、对生态系统变化的指示作用不明确等问题，难以对复杂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通过对海洋生态系统不同组织水平、层面、尺度的指标进行筛选和提取，建立评估指标体系，能够综合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况。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人类活动、人类健康等指标也被纳入指标体系，结合海洋生态系统自身的指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服务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演变趋势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法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毒理学等方法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数学模拟等新技术，已成为目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工作中最常用的评估方法。目前，广泛应用于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模型方法有海洋健康指数（OceanHealthIndex,OHI），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框架及其改进框架，以及赫尔辛基委员会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方法（HELCOMEco-systemHealthAssessmentTool,HOLAS）等[22-25]。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在国外已有一系列成功的项目和计划，特别是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有许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加拿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五大湖区生态系统健康开展了系列评估研究[26]；美国环境保护署《全国近岸状况报告》[27]，对其近岸水体状况进行评估；澳大利亚自建立河口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系统后，又开展了生态健康监测计划”[28]，并对大堡礁海域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进行了评估研究。欧盟的《水框架指令》提出了较完整的海洋环境评估技术指标[29]，并进一步制定了《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将定期海洋环境监测及评估纳入动态管理进程。国内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相继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并在近海多个河口、海湾等开展了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工作。然而国内目前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研究中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大多是对国外已有指标体系的借鉴和引用，以及针对应用对象的适应性改造。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系统特征的本土化指标体系的建设仍在探索阶段，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理论、方法和验证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人类压力、全球变化与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之间的关系，建立更综合、全面的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制，利用更有效的生态系统评估、预测模型来支持更有效的管理决策，了解恢复生态结构功能的重建机制和方法，并通过有效的保护政策来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2.3推行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BM）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其基本理念是从生态、系统和平衡的角度思考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这一理念的提出是科学家对全球规模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的一种响应，作为生态学、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的复合领域，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型交叉学科，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2]。20世纪80年代，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一定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方法-模式体系[30,31]。在此基础上，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提出要从整个生态系统来管理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促进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理及持续利用，形成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念。Long等人[32]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发展简史予以了概括，并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15个原则。综合上述理念，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基本内涵是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内在关联性，在科学认知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对海洋开发活动、海域使用进行全面管理，以保护海洋健康和维持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余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逐渐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得以迅速发展。国际上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可以借鉴。澳大利亚于1998年出台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成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典范[33]。美国的一系列国家海洋政策报告都高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如《21世纪海洋蓝图》《美国海洋行动计划》等[34]。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研究得以开展，这些研究涵盖了不同的国家、海域、学科领域，在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估、模式的研发、政策的制定方面给予了重要支撑。其中，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35-38]、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管理[39,40]、海洋空间规划[41-43]等方面研究进展尤为突出，为我国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任何特定生态系统的管理都要与特定的生态系统特点相一致，全球性的评估并不能满足国家和亚区域尺度决策者的需要[12]，一个国家的评估结果也无法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决策。因此，要综合管控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必须发展基于我国近海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我国已经高度认识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对于维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在国务院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针对我国海域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五大问题，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树立敬畏海洋、保护海洋的理念，把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确保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得到增强，沿海岸线受损生态得到修复与整治[44]。与此相适应，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也开展了理念的推广与科学研究。研究海域涉及到天津近海、胶州湾、莱州湾、江苏近海、黄海、东海等区域[45-48]，主要侧重于围垦和渔业的影响以及基于上述问题的海洋生态系统管理。这表明我国对于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开始得到重视，但总体上看，我国尚未建立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体系。
鉴于此，针对当前我国近海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安全与生态灾害问题，需要在观测、研究、评估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海域，构建近海生物（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示范工程，沿岸重大工程设施的海洋安全示范工程，近海生态灾害预测、预报与防控示范工程，提高重大海洋事务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在示范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整个近海生态系统风险评估智能专家系统的构建与应用，基于海洋大数据服务基础平台的建设，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模式，针对生物资源以及有害藻华、低氧、水母暴发等生态灾害，形成高效、智能的观测、预警系统，与沿海地区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密切合作，推进观测资料和模拟结果的实时共享，支撑高效、智能的海洋生态安全管理系统，提升我国近海资源开发利用、近海生态环境保护、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综合能力。
作者：孙晓霞于仁成胡仔园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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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5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熵值法；TOPSIS法
[中图分类号]F205；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5）03-0017-04
一、引言
能源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以能源为发展基础的资源型城市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以油气资源为主的东营市、大庆市，以煤炭为主的大同市、鹤岗市等。能源的富集为这些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基础，但它们也极易陷入“资源诅咒”（ResourceCurse）。这些城市伴随资源的不断勘探开发，经济发展的能源依赖效应、社会就业的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问题开始制约其经济-环境-社会（E-E-S）复合系统的正常演化，复合系统的脆弱性逐步加剧。因此，有效评估监控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演化规律，对于实现资源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已有研究中，诸多学者对脆弱性的内涵、评价方法及其防控措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脆弱性内涵方面，通常认为脆弱性是E-E-S复合系统的固有属性[1]，外部扰动因素是诱发复合系统脆弱性激发的关键因素[2]，脆弱性是系统质量重建发生的过程，包括结构变化、行为变化（对外界的回应）以及自身发展的变化，脆弱性可分为突变型、渐变型、可逆型、单向可逆型、强加型和自然型等几种脆弱转变类型[3]；基于上述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脆弱性评价先后出现了现状评价、预测性评价两类评价方法，并涉及关联度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多种具体的分析方法[4-7]。针对一些特殊的区域，如重大水系、山体、地震多发地带等，应用各方法提出了脆弱性防控措施等[8-11]。例如，Timmerman认为，脆弱性是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而系统不利响应的质和量均受控于系统的弹性，该弹性标志能承受灾害事件并从中恢复的能力[12]；王经民等运用关联度分析方法进行评价因子选择，对黄土高原105个水土流失重点县展开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并按脆弱性程度的大小对脆弱区进行相应的划分[13]；Kleinosky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社会脆弱性时，基于指标简化下，利用Pareto排序计算社会脆弱性，总体脆弱性为暴露于社会脆弱性相乘[14]；邓文武等在对南方丘陵生态脆弱区的土地利用适应性开展研究后，提出了加强耕地和建设用地不适宜区域还林、合理规划耕地和建设用地等衡阳盆地土地利用对策[15]；徐小玲在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研究后，提出了完善生态保障体制、特色生态经济体系、产业生态化改造等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互动对策[16]。
已有研究对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本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敏感性指数和应对能力指数两个方面构建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性函数，更符合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激发的过程；第二，应用TOPSIS方法构建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整体脆弱性函数，更能有效地表征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演化规律。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东营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评估东营市近10年来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发展情况和变化规律，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主要措施。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研究方法
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表现为内外部敏感性及应对能力的共同影响，高脆弱性代表该复合系统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应对能力，据此，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子系统脆弱性函数为：
式中，i为时期数，V为E-E-S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程度；S表征子系统对内外部扰动的敏感程度；R表征系统对扰动的应对能力，包括事前的应对能力和事后的修复能力两个方面；K表征资源型城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程度，依据资源型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取相应的值（本文2001―2008年取06，2009―2010年取09）。
式（1）体现E-E-S复合系统子系统的脆弱性程度，而子系统敏感程度、应对能力用熵值法及理想解（TOPSIS）法获得。
熵值法是一种从一组不确定事物中提取信息量，按照信息熵的大小来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TOPSIS（理想解）法，通过测度各评价目标与最优、最劣目标的距离（最优、最劣目标分别以理想解与负理想解表示），计算各目标与理想解的贴近度，并按理想解贴近度的大小进行排序，以此作为评价目标优劣的依据。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年份；j为复合系统中子系统数；C为理想解的贴近度，S+、S-为各评价目标与最优目标的接近程度；A为各目标到最优或最劣目标的距离。C取值为0～1，C值愈接近1，表示相应的评价目标越接近最优水平；反之，C值愈接近0，表示评价目标越接近最劣水平。
（二）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可比性、科学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系统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应从各子系统脆弱性分析入手，在对各子系统脆弱性分析时应从其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两个维度着手，由此，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由目标层、系统层、维度层和指标层四个层级构成，如表1所示。
三、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东营这一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搜集了其2003―2012年脆弱性相关指标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信息网、东营市统计年鉴等。
（二）实证分析
依据熵值法，计算得到东营市2003―2012年E-E-S复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敏感性指标及应对能力指标权重，进而获得东营市10年来各子系统的敏感程度及应对能力，见表2。不难发现，各个子系统的敏感性、应对能力指标在不同年份的变化较大，东营市经济子系统敏感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而应对能力基本呈现波浪形变动，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在油气资源的支持下，东营市经济脆弱性日趋可控；东营市社会子系统敏感性基本呈现剧烈的波动态势，而其应对能力呈现逐年提升的特征，这说明东营市在经济发展支持下，社会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统筹效果显著，东营市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日趋可控；东营市环境子系统敏感性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近10年来，敏感性指数近乎翻倍，其应对能力也呈现显著提升趋势，这充分表征了东营市油气资源生产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营市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较大的投入。
结合表2、式（1）～（4），本文测算了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复合系统脆弱性，见表3。显然，各个子系统的脆弱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8年脆弱性最高；社会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波动下降态势，2003年脆弱性最为显著，这与上文分析结论一致；而环境系统脆弱性则是经历了高-低-高-低不断变化的过程，存在较大不稳定性，而从复合系统脆弱性演化规律来看，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当前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重点应为环境子系统。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构建资源型城市复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应用熵值法和TOPSIS方法，评估东营市E-E-S复合系统各子系统及复合系统的脆弱性，分析各子系统及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变化规律。主要结论包括：（1）近10年来，东营市E-E-S复合系统的脆弱性整体上呈波动下降态势，而复合系统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的大幅下降，但是近4年来，东营市复合系统脆弱性下降趋势并不明显，需要引起关注；（2）东营市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的重点应为环境子系统脆弱性的激发，虽然其环境子系统应对能力持续提升，但环境子系统敏感性近年来上升更为显著；（3）东营市环境子系统脆弱性呈现高低反复，充分说明东营市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政策存在不连贯性，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治理思路，因此，转变环境治理的思路和模式是当前东营市防控E-E-S复合系统脆弱性的关键所在。
基于此，本文建议东营市从以下三个方面同步采取E-E-S复合系统脆弱性防控措施：（1）加强东营市生态环境监管，从源头上控制环境的破坏与环境污染，严格审核上马项目，有计划地减少、拒绝高污染项目在区内上马，合理布局项目地理区位。（2）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企业、个人循环经济意识，推进科技创新，制定稳定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树立典型企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3）优化修复，着力提升东营市生态环境质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导致城市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强的主体――资源型企业，应优化资源配置，并建立油田企业、政府、城市资源使用者等多方面参与的生态环境优化修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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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篇6
[关键词]若尔盖高原湿地湿地退化
[中图分类号]S717.19+5[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4）-3-250-1
若尔盖高原是位于我国青藏高原的东缘，海拔在3400-4000m之间，平均海拔3500m，因地质为若尔盖地块而闻名，地貌类型主要以丘陵、山地、河谷及低山为主。若尔盖高原属大陆性高原气候，年平均降水量在700mm左右，这些特点都为若尔盖地区形成湿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
1若尔盖湿地现状的透视
湿地是指水生与陆生生态系统的中间过渡地带，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及涵养水源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维持生物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湿地也被称为“地球之肾”，与海洋、森林组成了地球三大生态系统[2]。
我国湿地面积占全球湿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中，若尔盖湿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原始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由于若尔盖湿地位于黄河、长江的上游源区，若尔盖湿地每年可以为黄河提供约30%左右的水量，因此，若尔盖湿地对黄河及长江的生态和环境都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随着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作用，若尔盖湿地正面临着沙化、湿地萎缩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截止到2000年，若尔盖湿地17个大型湖泊中已有6个干涸，湖泊总面积萎缩近850hm2，濒危物种已超过50种，还有很多物种数量在不断减少。因此，分析影响若尔盖湿地退化的原因，对该地区实现生态恢复及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气候变化对若尔盖湿地的影响尤为重要。
2若尔盖气候变化对湿地退化的影响推断
若尔盖湿地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共同作用引起的。其中，人为原因是加速若尔盖湿地退化的因素，人为的扩大牧场面积，使得牲畜对草地过度践踏，造成草层低矮，土壤板结。此外，过度放牧也使得鼠害横行，大量窃食牧草、打洞，这些都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沙源，从而加剧湿地和草场的退化。
若尔盖地质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是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若尔盖湿地在喜马拉雅山的作用下，中间地块正出现隆起的趋势，使得地下水量减少；气候对若尔盖湿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降水及蒸发量对湖泊、沼泽的影响和对植被的影响[3]。
2.1气候变化的趋势判断
经过近几年的观察，若尔盖地区的气候变化主要表现在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及蒸发量增加。
通过分析过去30年的气候数据可以看出，若尔盖地区年平均温度比以往增加0.226℃，春季温度升高0.165℃，夏季升高0.268℃，秋季升高0.378℃，冬季升高温度为0.249℃；年平均降水量比往年减少11.56mm，其中，春季降水减少0.175mm，夏季有所增加，增加了4.439mm，秋季减少17mm，冬季减少1.17mm；年均蒸发量增加7.621mm，春季增加1.265mm，夏季3.165mm，秋季2.348mm，冬季为0.844mm。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温度比以往呈升高趋势，秋季增温最为显著；降水除夏季外都呈减少趋势，秋季最为突出；而蒸发量与温度呈相同趋势，一直在增加，且增加幅度很大。
2.2气候变化对若尔盖湿地的影响判断
2.2.1气候对湖泊、沼泽的影响解析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近50年来，该地区气温升高近1℃，尤其是夏、秋两季，增温最为显著，且升高速度越来越快，温度升高使蒸发量增加，地表水严重流失；而降水量却有所减少，这就造成若尔盖湿地的水量不足，加快了湿地湖泊及沼泽的退化。截止到2000年，湖泊较1975年萎缩近35%，沼泽萎缩20%左右，河流更是萎缩48%左右，对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的远期影响不可估量。
2.2.2气候对草地沙化的影响解析
气候条件中的水分及热量对植物的生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草地的影响。近几年，气候的变化也加快了草地的沙化。此外，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冻土融化，土壤水分流失，不利于植被的生长，使沼泽变成草甸；温度升高也使得若尔盖地区的积雪量减少，从而减少了地表水的供给，造成土壤变干结板，随着地表颗粒的不断堆积，草地的沙化也越来越严重。据统计，2004年草地沙化面积比1999年增加了4300hm2，也减少了湿地的面积，造成湿地退化严重，进而给自然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3对若尔盖湿地的整治措施选项
3.1建立健全气候检测系统
在对若尔盖湿地进行整治时，首先要建立健全气候检测系统，实时了解湿地的气候变化情况，并进行统计分析。对于降水较少的春季和冬季，可以适当的进行人工补给，确保湿地的水量需求。
3.2大力恢复生态系统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湿地环境越来越恶化，而湿地环境的恶化，也使气候条件不断恶化，久而久之，就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已经退化的湿地积极进行恢复，可以通过排水沟渠改造、植被恢复及实行放牧管制等措施，来实现生态系统的恢复。恢复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实践和试验，才能真正的保护好湿地生态系统。
4结束语
随着国家政策及宣传工作的不断推广，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湿地的保护与研究。但是，目前我国的湿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人为破坏导致湿地沙化严重，湿地面积不断萎缩。其中，气候变化是湿地不断退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温度不断升高、降水量不断减少，以及蒸发量的增加，使得若尔盖湿地的状况不容乐观。国家及政府应采用相关措施，加大对湿地的保护力度，建立健全检测系统，并积极恢复生态系统，切实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确保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赵建，朱建清，张杰，王建东，王松涛，罗浔，杨志荣.若尔盖退化、沙化草地的治理[J].四川草原.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