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例(12篇)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

论文摘要：主体性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对它的论证和研究，构成了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主体问题产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主体性原则的内在本质和基本特点的论述，对主体性问题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给我们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西方哲学自从古希腊哲学发端以来就确立了它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学以致知，以知识作为把握其对象的主要手段。因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认识论就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观念或基本学科。与此相应，主体性问题也就成了它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主体性问题真正的脱颖而出，并为哲学家所重视，却主要是近代哲学以后的事。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们在追求知识的同时，尚未脱离朴素性和直观性，他们还没有注意到主体性问题。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人类的知识领域的迅速扩大，并且向更深层次扩展，认识论的问题成了科学和哲学的当务之急。相应于近代的启蒙主义，主体性原则终于成了哲学的基本原则。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主体性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伦理学、存在哲学、历史哲学等等学科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主要就认识论方面来探讨主体性问题。

一

什么是主体?什么是主体性问题或主体性原则?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主体性问题产生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古代哲学中虽然已经蕴藏着主体性思想的萌芽，但主体性的正式确立，主体性问题的正式提出及研究却是近代哲学的事情。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即所谓的“认识论转向”，正是这一转向才使主体性问题凸现出来。为什么?因为西方自近代以来，科学进人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并逐步走向成熟，为人们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面对这些科学知识，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哪里?获得科学知识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这类问题不是科学本身所能回答的，而只能由哲学来回答，即是说，这是哲学的任务。因此，解决认识的基础和可能性问题成了近代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认识论研究也就成为近代哲学的中心。与此相联，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就必然要区分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因为客体的性质和特点是具体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构成哲学主题的只能是主体的性质和特点，所以，近代哲学家在区分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后，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探讨主体的地位、能力、特点等问题，即主体性问题。由于近代哲学是从认识论角度来探讨主体性问题的，这样，映入近代哲学家眼帘的主体性就是意识、思维或理性的认识。因此，把意识、思维和理性设定为主体性，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近代主体性问题的肇事者。在笛卡尔看来，追求知识的可靠性关键在于我们能够为知识找到一个确定的基础或基点，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将陷入无穷的荒谬和怀疑之中而无法自拔。笛卡尔通过怀疑原则，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找到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或基点，这就是我，或主体。从此，主体这个概念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轴心。

但是，当人们把自己确立为一个知识出发点的主体时，实际上也就把世界作为在自己之外，与自己相对的客体设定了。知识的任务便是如何达到这客体，认识这客体。但是由于主体和客体根本属于不同的范畴(一个属于认识论，一个属于本体论)，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这样，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并不能由于知识起点的可靠而得到保证，即起点的可靠不等于结果的可靠。怎么办?笛卡尔通过上帝的存在来保证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的可靠性。但对于别的哲学家来说，特别是对于经验主义哲学家来说，这种解决办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在人们的感觉经验中经验不到上帝的存在。然而，经验主义哲学家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证明知识的可靠性问题，虽然诉诸经验看起来要比诉诸上帝更可靠，但实际上经验主义却导致了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因此，从踌躇满志地追求可靠的知识，到承认可靠的知识不可靠，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在英国经验主义那里拉响了第一声警报。

如果把主体的觉醒与笛卡尔联系在一起，那么，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确立和完全阐明却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康德被休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试图通过他的批判哲学将西方哲学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为此，他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在康德看来，我思即自我意识，即是作为执行认识功能的主体，又是作为主体的认识功能。他说，外在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秩序的世界，只存在着“杂多”的认识材料，只有通过感性的认识形式(时空形式)把它们整理成经验现象，然后再通过理性的认识形式(知性范畴)把经验现象整理成知识。由此可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不是来自外在世界，而是来自于“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这样，康德就把近代哲学的内在理路推到了极致。世界的秩序出于理性，主体是认知者，也是立法者，理性给了主体认知的条件和能力，理性本身的普遍性保证了主体认知知识的可靠性。

康德虽然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体在认识论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即人们认识的对象只是现象界，而对现象界后面的物自体却是无法认识的。这样，康德只是在现象界的范围内解决了主客体对立的问题，但真正的本质、绝对的本质，即世界本身，仍然在主体之外，说白了，还是没有解决。

黑格尔受斯宾诺莎“实体就是主体”思想的启发，认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在黑格尔这里，主体已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也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首先是绝对精神。人虽然也是主体，但他的主体地位是相对的。相对于表现为理性过程的历史世界即绝对精神，他又是客体，是绝对精神这个主体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且，在黑格尔那里，主客体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既是绝对精神的工具，又是它的体现；精神对人而言是主体，又是它的目标和完成。客观世界或客体本身也不是绝对的客体，劳动将它们变成人自我发展或自我表现的中介：当对象由劳动产生和形成后，它们就成了主体的一部分，主体从它们那里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主体和客体统一于自在自为的历史过程，统一于绝对精神。知识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与客体相对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绝对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自我认识。这样，黑格尔就根本取消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知识如何可能和是否可靠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突破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立场，相反，通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最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立场，因而也就将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极端化了。

当把主体性原则推到极致，也就应了“物极必反”这句老话。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揭示了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得出了同一个结果，那就是理性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相反，它是被决定的。在社会经济领域，马克思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使唯心主义风光不在；在哲学领域，尼采以酒神精神对抗日神精神，要求恢复人的内在生命力；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发现了本我，说明人不是受理}生所支配，而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奴隶。进人20世纪之后，这种反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主体性的潜流终于汇集成为滔滔洪水，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

二

尽管在2o世纪的西方哲学中，主体性原则似乎不再风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作为在较长的时间内占据西方哲学主导地位的主体性原则，必定有它自身特有的价值。因此，把握它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主体性原则的内在本质以及它的当代走向。概括起来，主体性原则有以下特征。

第一，理性原则。主体性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人高于其它动物的内在规定性。这种本质或规定性的一个显著体现就在于人具有运用理性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都可以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和谐关系，甚至于个人自身也必须遵循理性的指导，用理性来调节或克制生命内部的各种感情、欲望和意志。“做理性的人”，这就是理性时代人性的典范。

第二，目的论原则。主体性哲学不仅把人设定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而且还把人类历史也规定为一种理性主体的历史。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发展必能体现人的主体性本质，体现人类的最终目的。因此，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自私、野蛮、残暴和倒行逆施，但历史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人类的最终理想——一个文明、和谐和进步的世界终究会实现。

第三，人类中心原则。只有人才有主体性，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人，即便是在神学中心论的时代，宗教世界观在把上帝看作世界的主宰的同时，也要通过神的特别关照而使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将人理解为世界的中心，还表现为把人看作是世界万物的目的，即世界万物是为人而存在的。正如德国哲学家舍勒所说，这种万物为我而存在的目的论倾向，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狂妄自大。

第四，自我完善原则。人是能够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这是人的主体性最鲜明的体现。创造性和自由是人类完成自我完善的两大动力：人为自由而去创造，人创造就因为他是自由的。动物没有创造性，因为它们的本性是现成所予的存在，它们的生活仅仅是重复演奏物种已经谱写好了的行为乐章而已，而人的本质则是尚未成为现实的理想性的存在，因而人在创造性地实现他自己。总而言之，人是自我完善的。正是为了实现自我完善，人创造了文化和各种见证其本质力量的文明。

主体性原则的这些特征，使主体性原则被确立以后，在一段时间，为人类更进一步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保障，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由于主体性原则自身的内在矛盾，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益尖锐化，最终导致它的衰落，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当我们说主体性原则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并不是说不存在主体或主体性了，而是说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传统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了。

三

主体性原则的衰落如同主体性原则的兴盛一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虽然，主体性的觉醒是人类成熟的标志，但是，主体性原则却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相互区别的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它表现为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自我对他人的统治。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中心论”的确立和蔓延。

在高扬的理性主义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抽象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取代。特别是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在人们的观念上树立起了人是自然的主人的信念，自然变成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与此同时，从神学教义中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也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在对自然过程控制和干预中建立起探索自然奥秘的实验研究方法，从而使远离经验的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具有了强烈的工具性和可操作性特征，科学由此获得了新的力量。19世纪电力技术革命的诞生再次显示了人对自然力的支配，表明人类不仅能驾驭自然力，而且还能利用被改造了的自然力去控制其他自然物质过程。

这样，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急剧扩大，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技术的作用消除了人类对黑夜的恐惧，使人不必再为获取基本的生存物品而犯愁。人类可以任意涉足地球的一切地方，甚至可以越出地球，千里之遥的交流如同面对面的交往，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人的主人地位。在短短的几百年间，人类从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中，切身感受到科学技术赋予自己的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科学技术为现代文明所做的一切贡献，使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建立在主体性原则之上的“人类中心论”，导致了人类的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它漠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对科学技术一味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面对夸大或滥用主体性原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使人们重新来审视人的主体性原则。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不应当偏颇哪一方，而应当辩证的对待。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必须反对无条件的夸大“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同时也必须反对无原则的“非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而应当主张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即是指当代人的活动不能破坏或损害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它主张在确证人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通过人的能动活动“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种和谐方式中，和谐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合理生存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终目标和目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还要实现人类自身代际之间和代内的和谐。可见，可持续发展中既包含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含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它为正确的理解和确立人的主体性原则指明了方向。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2

一、“实在”与“反实在”的界定

实在论，这是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大家一直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此后它在两千多年哲学史中，其间虽然发生一些反复，但是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今天再次成为哲学舞台上一个争论和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实在”问题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由自己的感官所知觉到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更不能否认自身的存在，但实际上其内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之所以依然成为讨论的热点、争论的主要对象这里存在着认识和实践两方面原因。

从认识上讲，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入这样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概念化的过程。没有概念化的过程，就没有人的认识。而一切概念既是人的主观作用的结果，即意识能动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外部世界、认识对象在人的思维的大脑中的一种反应；正是概念表达了客观事物，也正是概念把人的认识的主观性深深地刻印在被认识的“自在之物”之中。这正如黑格尔曾阐述的：概念是通过分裂的方式展示它的各种规定的，而且仅仅是赋予这些规定以暂时的独立性，“所以它在这里就实现了自己，从而也就将它自身设定为理念。但概念正在于它既可以把自己的各个环节展示出来，并把自身分解为各个不同的东西，又可以使这些如此显得独立的阶段回到它们的统一性和观念性，回到概念本身，这样概念事实上才使自身成为具体概念，成为理念和真理。”[1]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创造概念和利用概念进行理论构造的过程，没有这种概念化或概念建构过程，就不会获得任何真理。

但也正是在这种概念的创设与建构过程中，人们赋予词语、概念、句子、命题等以各种不同含义，或者对于概念、陈述所描绘的事物发生歧义。因此，维特根斯坦才主张：“如果有人说‘摩西不存在’，这句话包含好几层含义，它可能是：古代以色列人在从埃及撤出时没有一个领袖，或者他们的领袖并不叫摩西，或者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圣经中所说摩西所做的一切事，或者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按照罗素的说法：‘摩西’这个名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描述加以定义。”[2]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实在”这一哲学概念的理解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指谓对象。其中有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知觉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也有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日常生活派的、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的、二元论的和折衷主义的。“实在”一词所拥有的这些不同的含义，既反映了人们在认识、理解和规定其指谓对象上的差异，也反映了随着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切词和概念的意义总是不断地得到丰富的。

认识问题，当时归根到底还是个实践问题。没有人的社会实践，就不会有人的认识，实践既是人的认识来源，也是推动人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动力；既是检验人的真理性认识的标准，也是将人的认识付诸实际的主要形式。而一切实践起初总是从个别和具体入手，总是首先获得没有经过思维理性精心加工的、琐碎的、零乱的感觉经验并观察事实，甚至还谈不上是经过概括的经验性认识。所以，单纯依靠实践经验所描绘的实在世界必然是零乱不堪的，当然也是丰富多彩、生动具体、具有常识意义上的那种感性实在性的。但是人的思维本性并不满足于实践经验对现世事物的关注和一些有益、有效的观察和描述。人类实践的结果如同单纯的认识活动，即从事单纯的概念创造的活动的结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具体和个别，对整个外部世界或整个实在世界，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和完美的认识。既然如此，人们对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的认识也必然是随着人的社会实践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各种哲学派别的发展，可以说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的描述和认识的发展。

从柏拉图的理念实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多层实体论，从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实在论到笛卡尔的二元实在论，从贝克莱的感觉实在论、休谟的知觉实在论到康德的彼岸论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实在论，从英国哲学家摩尔、罗素的新实在论到普拉特、桑塔亚的批判实在论，从W.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到普特南、夏皮尔等人的趋同实在论，从埃利斯的内在实在论到德斯帕纳特的隐实在论、哈金的实体实在论以及詹宁斯的准实在论，都是人们在承认世界实在性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实在论”派别。

那么，究竟还有没有反实在论呢？当然有，否则就不存在哲学史上长期进行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但是这里必须搞清楚“反实在论”与“反实在”的区别。一些反实在论者仅是反对一些实在论者的哲学观点，并不等于他完全否定外部世界或者思维主体本身的实在性。就象库恩、范弗拉森等反科学实在论者仅仅是反对科学实在论者的哲学观点，反对他们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只描绘为一种简单的科学图画，并不否认在他的周围存在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世界。王阳明作为我国宋、明时期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一生都在坚持“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但是正是这种哲学观点本身内在地设定了“心”的实在性。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3]这句话本身既肯定了身的实在性，也肯定了由心所意识到的物的实在性。如果王阳明否定身的存在，那么心又主宰什么呢？如果他否定物的实在性，那么意识又怎么能够指向物所存在的地方，形成对物的认识或构成有关物的意念呢？所以绝对的反实在观点，严格的说是不存在的，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在实在问题上，至少都象笛卡尔那样，持有“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倾向。

二、反实在论所赋予的哲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的反实在论，实质上大多都是针对以往的实在论的观点提出的。就象柏拉图的理念论是针对原子论提出的一样，贝克莱的“物是感觉的复合”是针对英国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实在论提出的；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是针对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知觉实在论提出的；马赫的“物是感觉要素的组合”的反实在论观点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针对已经流行几个世纪之久的纯物理主义的实在论观点提出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也是反实在论的，但是他们所反对的是一切自认为是占有绝对真理的实在论。他们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及自身存在的可靠性，他们只是认为自在之物是复杂多样、瞬息万变的，人们不可能穷尽其认识。人们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

为此，我们说，反实在论和实在论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对认识主体的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上。反实在论者为了论证和阐释其哲学观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特别突出了哲学的如下特征：

其一是主观性。在他们看来，人之所以是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是自然的主人，就在于他拥有超越自然和时空关系的理智能力，即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是迄今以来唯一能够意识到自身超越自在之物达到自在自为的存在，是唯一“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存在。”所以作为主体的人类在自我意识上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它能够实现自身的无限性的概念也是多方面的。这样就使人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人类创造的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突出表现为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贝克莱的“存在是被感知”，以及马赫的“物是感觉的组合”等，都代表了一种反实在论的哲学观点。

将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扩大为主观主义，将主观对客观的依存关系倒置过来，认为理论中不存在者，也一定不存在于感觉中，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反过来完全否定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这不仅是无知认识主体的性质，而且是完全抹煞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异。认识主体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复杂性，认识主体的现实性和认识对象的历史性等多种多样的矛盾决定着在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必然造成主观与客观的分立，没有这种分立就不会有两者的统一，没有两者的统一也就不会有真理的存在，所以主观性不仅是思维固有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表现之一。尤其在哲学中，离开哲学主体的主观构造，仅凭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的被动占有，而不包含对所有被占有对象的主观变革，是无论如何也构造不出一个最简单的哲学体系来的。所以不能无原则地责难主观性，过多地责难主观性就等于责难人的主体性本身。不过主体的主观性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与主体的其它特征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着的。

其二是能动性，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哲学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自我意识要想保持和发展其自为存在的地位，就必须积极能动地从事“自我管理”、“自我确定”、“自我调节”、“自我选择”和“自我适应”。它的存在需要依赖物质世界，但是它只有能动地去变革物质世界，才能够维持和发展自身。而要想有效地变革物质世界，必须首先认识物质世界，一切动物之所以只能够被动适应外部环境，接受自然选择，根本原因就是它们不能够认识和改造世界，为自身服务。然而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革世界都是人类主体的能动性表现。而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哲学无疑是人类最早实现的对自然界的一种最一般的整体性认识，虽然这种主要基于思辨的认识被后来的自然科学给否定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4]

尽管古代的自然哲学可以给人类的认识带来有益的启迪，然而作为科学，它毕竟不合标准，只有被淘汰。但是作为研究人类智慧活动的哲学却一直在发展着。因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5]具体地说，任何人要想获得真理都必须利用理性思维来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推理，而且还要进行猜想、假设、批判与反驳。而所有这些研究方法无不包容在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尤其是哲学在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从古代的本体论研究进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之后，为人类的认识提供立场、观点、原则和方法就成为现代哲学的任务，从而更充分地显示了哲学思维的能动性。既然如此，不论是科学描绘的世界还是哲学思辨的世界都不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相反，则可能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利用能动性的大脑主观构造出来的世界。

其三是创造性，它是认识主体最本质的特征。迄今以来人类拥有的一切精神文化——从语言、文字到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和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发明创造的一切生产工具、战争武器、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以及一切“人化的自然”，都可以说是人类思维的产品。勿容置疑在所有这些产品中，哲学是人类思维的最富有创造性的产品。常识、经验、宗教、神话和原始艺术，甚至不需要文字就足以拥有、习得和创作。科学，只要凭借知性思维也能达到真理性认识。而哲学却需要耗费人类最深遂的智慧。这是为什么西塞罗说“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一些心理学家通过智商测量，得出哲学家的智商普遍高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智商结论的原因。

以近代哲学影响为例。中世纪后，伴随文艺复兴运动的胜利，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哲学传统带来了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科学技术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法国，正是笛卡尔的理性哲学哺育了一代永载史册的著名哲学家：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同时催生了科学史上永放光彩的一代科学家，如布丰、拉马克、拉瓦锡、拉普拉斯、居维叶、圣提雷尔和卡诺等。自十八世纪之后，世界哲学开始为德国人左右，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从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学派，无论就个人，还是就个人代表的学派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正是哲学的领头作用，才使十九世纪以来的德国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超过英法而于二十世纪位居世界前列。只要看一看近两个世纪德国出现的世界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席勒、歌德、莫扎特、以及爱因斯坦、玻恩、普朗克等不下百名的科学精英，就不难结论：哲学主体的创造性如何推动人类主体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也创造了永远打上人类智慧烙印的人化自然。所以在反实在论者看来，实在论的实在世界实质上都是人类思维创造的概念化、数学化和思维化的世界。

其四是目的性。一切哲学都不是无的放矢。古代哲学是为了发现有关宇宙的真理性知识。近代以来的哲学则是为了给人类提供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和为真理进行辩护、证明的一套方法与原则。所以，哲学决不是被动地从认识对象中接受到它的思维活动的目的的指示，而是从一开始就使认识对象从属于目的，从属于自我意识的有目的的创造。这种目的一方面是人本身的合目的性的要求，因为人本身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而且他的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的，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就根本没有什么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如果全部价值都是有条件的，因而是偶然的，理性就根本不可能有最高的实践原则了。”[6]而最高的实践原则也就是人类本身固有的目的，换句话说，人类理性的最高的目的就是旨在促进人类获得更高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目的也是自我意识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本身所必然设定了的。就认识而言，它设定的目的就是要到达绝对真理的认识；就实践而言，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最大的利益，从而实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所以，哲学的目的决不是实在问题，而是如何发现真理、认识真理，促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为人类求得最大利益的问题。

其五是实用性，在反实在论者，尤其是实用主义者看来，与哲学相比，艺术的社会价值和主体性自古以来就得到人类的充分肯定，不论是过灯红酒绿的生活，还是处在悲苦凄凉之境，只要有情感就有艺术，离开艺术不仅人生将失去意义，而且将殃及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至于科学自从通过哥白尼革命以一种精致、完整和真理性的知识形态和认识形式与哲学脱离之后，迄今不仅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日常生活等诸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这也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科学家较哲学家更受人类宠爱的原因所在。至于哲学家之所以没有能够逃脱众人的唾弃，追其究竟，不是作为整个的哲学缺乏主体性和实用性，而是某些流行的哲学的主体性缺乏实用性。

古典哲学的这一缺陷，早就受到康德和黑格尔的重视，为此他们都力图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自己的哲学体系。遗憾的是康德由于站在形而上学的角度分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而黑格尔由于他一生都偏重思辨和理论，而且总是颠倒现实和理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至他的哲学特征也与以前的哲学一样是理论的、非实践性的。只是到了马克思时代，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角度在哲学中突出了实践的地位；并第一次明确宣布“重要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哲学应该首先关心如何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痛苦、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为此他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并试图要人们遵循这条规律来改造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

哲学的实践观点，在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被突出为一种实用性，换句话说，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在他们看来只有对于人类生活，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和应付自然有用，才是有意义的，才可谓之为真理。这样一来，所谓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或有关实在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居到次要地位。“有用就是真理”、“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用来应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科学无所谓真假，只有好坏之分”等工具主义和反实在论观点上升到哲学中的首要位置。

与反实在论者相比，实在论者在古代主要是强调人类认识的具体性、经验性、可见性；在近代主要是强调科学认识的实证性、精确性、逻辑性；而在当代，由于科学实在论者既吸收了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吸收了流行于当代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以至他们主要强调的是人类认识的客观性、可靠性、真实性和实在性。

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理论意义

今天，在实在论方面，已经从它的古典实在论阶段发展到科学实在论阶段；在反实在论方面，已经从它的古代的怀疑阶段发展到反科学的实在论阶段。这既说明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长期性和现实性，也说明了正是在两者的激烈争论过程中，才深化了人类对于世界的实在性的认识和理解。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学实在论对于反科学实在论的让步；反科学实在论对于经验建构性和思维主观性的强调；以及诸多折衷主义的科学哲学派别的问世，都证明：人的认识总是有分、有合的过程；通过分化，人类将认识从表面和肤浅引向深入；通过综合，人类又将认识从局部和具体引向整体和全面，也正是通过分化和综合这样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认识形式和认识过程，才将人类的认识一步一步地由相对真理推向绝对真理，由主观真理推向客观真理，由经验认识推向理论认识，由必然王国推向自由王国。所以，今天认真分析、研究、总结、概括哲学史上始终存在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历史，有着深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在本体论上，通过对“实在”的研究，使人类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究竟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不实在的；什么是精神性的东西，什么是物质性的东西；什么是思维建构物，什么是客观存在物；什么是可以直接经验到的存在物，什么是只有运用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才可以计算出或推断出的存在物。实在的东西不能只局限于人类的感觉或知觉的范围，应该允许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推理和判断，应该毫无疑义地肯定我们的能思维的大脑连同我们的血肉之躯都是属于这个真实存在着的世界的，只是我们不能轻意地相信自己在此时此地的认识就是唯一真实的。比如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就摧毁了笛卡尔—牛顿的旧世界观，建立起一种新世界观，这是对宇宙的非实在论的、现象论的解释，避免了经典科学的描述不依赖于人类测量的亚原子实在世界的试图。另外，现代物理学对量子本质的解释，对物理学中“显性”秩序和“隐性”秩序的区分，以及对事物与活动的重叠性论述，也是既克服了传统科学的机械性和实在性，又开辟了新科学的相关性和生态性。根据重叠性和相关性，后现代化科学家认为思维、记忆和想象并非只为人类或高级动物拥有，也为蝙蝠、蜜蜂的行为所必要；不仅细胞具有记忆和决策的萌芽，“DAN和RNA大分子也不是单纯被动的实在，可以主动地改变其组成部分。”每一个自然单位就象一个包含行为，把宇宙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包容其中。因此从科学的有机论观点上看，暂时性是不实在的，实在物不仅过去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所有的物理学定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科学的这个发展过程证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的确是存在于现实中，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于认识和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自在的实在的世界当然是客观的，但也是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因此，为我之实在的世界虽然也有其客观实在性，但由于思维和存在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差异性，这也就自然地导致了自在的实在的世界和为我之实在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性。反实在论者实际上是抓住了人的认识和实践、思维和存在之间的非统一性的先天缺陷和后天认识上的困难与局限性。

在认识论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长期争论固然都表现出其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但是它也同样证明了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个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和冲突的运动，而且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获得进步和发展。否则，如果矛盾的双方完全达到统一，不再存在冲突和斗争，那么人的认识过程，就会由于缺乏内部的矛盾冲动，失去认识得到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动力。事实上，自本世纪60年代，科学实在论登上科学哲学舞台，将本体论研究以一种“总体的科学”的名份恢复其应有的哲学地位之后，与反科学实在论展开激烈争论以来，之所以会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就涌现出如此多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派别，诸如什么“隐实论”、“准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弱实在论”、“关系实在论”、“测量实在论”、“现象实在论”、“日常实在论”、“建构论”、“经验建构论”和“自然本体论”等，这本身就证明了这场争论的认识论意义和价值。

“实在”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抽象的哲学问题，它涉及到何谓实，何谓在，何谓真假，何谓有无的问题。而一切所谓的“真、假、有、无”都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涉及到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界限，认识的途径、方法和手段，以及认识的真理性等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经验事实和理论概括、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认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或然性与必然性等诸多认识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所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在古代主要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而在近代则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即表现在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实在的世界，人类如何才能认识实在的世界，以及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是否就完全是主客统一的和唯一真实的世界等问题和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在认识方面恰到好处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将这个迄今还存在着无数未知领域的世界的认识极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在方法论上，实在论者通常运用的是经验的方法，把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看作是获得真实认识的源泉和手段。与此相联系，他们在方法论上，相信理性思维和理性方法的重要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相反，反实在论者则更多的是强调精神因素、主观心理因素、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情感和情趣因素等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之相关，在方法论上，他们更注重的是各种非逻辑的和非理性的因素与方法在认识过程上的决定性作用。

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导致认识上的差异，这是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长期存在的冲突与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以广泛、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研究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采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方法，包括：缜密的逻辑分析、详细的论证比较、全面地概括、综合，以及系统论、进化论、解释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将当代最新的科学成果及时运用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研究上。大胆开拓，力求创新，锐意进取。达到兼收并蓄、融合与统一，那么我们也就一定会由于视野的开阔，想象力的丰富，方法上的灵活，在认识上获得长足进展，从而对世界的实在性问题，趋向更多的真理性认识。尤其是国内，近十几年来，由于受到国际反形而上学和反本体论哲学的影响，认为哲学自近代起就进入认识论和方法论时代，本世纪又转向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反哲学倾向。岂不知，当今哲学已经完成从古代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再到当代的反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再次回到本体论哲学的研究上来。只是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所以今天分析、研究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实质上也是旨在促进哲学界有关宇宙观和本体论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注释：

[1]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页。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Oxford1963，第79页。

[3]《传习录》上，第385页。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3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4

一、掌握知识的能力

知识的增长是以能力为媒介的，而能力的发展又以知识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一定条件下，还可相互转化。由于基础知识是地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因而培养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也自然成为地理学科能力最基本的成份。按照思维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又可分为三级：

（一）识记地理知识的能力

从本质上讲，知识属于认识范畴。识记地理知识，即对要求识记的地理知识获得感性认识。具体要求是：第一，对要求识记的地理事物及其空间分布等，获得初步的认识，即能说出它的要点、大意。第二，对于大纲中列出的地名（包括山脉、河流、城市等名称）能够准确地写出，并能在地图上填注或从地图上找出。第三，写出大纲中列出的常用地理数据，并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它们。识记是理解的前提，是学习其它知识的支撑点与“迁移基地”，是发展高一级层次能力、领悟教材思想观点的必要条件。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589个知识点中，有约70％的属记忆性知识。因此，依据大纲，加强识记知识教学是中学地理教学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地理考察、模型、录像和图片是帮助学生提高识记能力的有效教学媒介。

（二）理解地理知识的能力

理解知识是在识记的基础上对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地理事象特点、成因、分布和变化规律获得理性认识，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其含义或现象。根据理解对象与要求的不同，我们将“理解”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认识（认得或看到）某种关系，即看出单个事实、概念与一般原理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次。看到某个事实、概念的工具作用。即看到（认识）一个物体、过程、思想、（包括概念）能够用来达到某种意图、目标或者用来解释某种现象。第三层次。领悟到原理及其构成过程及方法。有人把这一层次的理解，称为“流动的顿悟”。所以，理解知识的能力在地理学科能力中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搞好理解层次知识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发展。大纲中列出的属于理解层次的知识点有140多个，约占知识点总数的24％。

（三）建立地理知识结构的能力

该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运用归纳、分类办法将获得的地理知识按其内在联系，把它系统化。二是按照一定的认知规律，将获得的知识按一定的方式总结出来。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S.Bruner）早在本世纪中叶就认识到，“除非把一件事情放进结构好的框子里面，否则，很快就会忘记。”“详细的资料是靠表达它的简单方式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学科结构理论。

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

即运用已获得的地理知识分析、综合、比较地理事象、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根据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一层次的能力可分为下列两个级别：

（一）分析判断能力

指通过对复杂的地理事象的分层、分类剖析，认识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特征。例如，根据非洲大陆大河流向的分析可初步判断非洲地势的倾斜方向。

（二）综合（概括）能力

思维的一大特点是高度概括性。人通过思维，就可以认识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能够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并由一事物的发展变化经推测另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就是要在认识地理事象的基础上，善于揭示他们间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规律，扩大学生对地理事象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其认识能力和创造力。因而培养学生这一层次的能力是各级各类初级中学地理教学的重要任务。

三、形成地理观念的能力

观念，即思想。“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地理思想是人们对地理事象和地理问题的本质的认识，是对地理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也是对地理知识和地理方法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它规定和约束着人们地理思维的方向，从而保证了地理思维的有效性。帮助学生健全基本地理观念是中学地理教学在认知领域的根本目标。立足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综观社会、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当前初中地理教学要着重培养下列基本地理观念：

（一）整体观念

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最基本的地理观念。地理环境每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该系统中其它因素的相应变化。例如，在大江大河上游修建大坝，不仅会影响河流下游的水文特征，还会影响到该区及其下游地区的大气温度、温度等要素，从而影响到农业生产。

（二）生态观念

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必须将自己融于自然，而不能与自然树立，要保护野生生物，维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尊重自然规律，逐步适应自然规律；要有节制、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人类利用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不能破坏其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同样，保护其它自然资源时也要考虑不要引起其它灾害。

（三）时空观念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因此，时空观念是最基本的地理观念之一。中学地理教学中，时空观念包括变迁观念和空间观念。变迁观念是唯物辩证观在地理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地理问题时要用联系、变化及转换的方法。空间观念，即具有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观念。中学地理教学要帮助学生建立下列三个不同层次的时空概念，一是二维平面空间。在一定的范围内，地表的地理事物可以看作分布于一个平面上。二是三维立体空间。实际上地球表面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球形立体空间之中。三是存在于球形立体空间的一切事物都在沿时间维不断演变。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5

【正文】

1地学哲学建立的必要性

1.1问题的提出

哲学是一种以抽象的原理、范畴等逻辑形式来反映事物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它表现着人类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果。地学哲学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应当是地球运动的最一般规律、人类对地球运动认识的最一般规律，以及地球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最一般规律。从研究领域上说，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比哲学原理低一个层次，地学哲学又比科学技术哲学低一个层次，在学科分类中，它属于第三级学科。

自70年代末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复兴以来，它自身及其各个分支学科（包括地学哲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地学哲学的研究以队伍实力雄厚并以得到强有力的行政和社会支持而显得格外蓬勃。尽管如此，关于地学哲学的存在根据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学者认为，地学哲学实际上是哲学原理在地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为问题讨论是可以的，但作为一门学科，理由不够；另一些学者甚至就根本否认“地球科学”这一名称，他们认为，所谓“地球科学”实际上是一个模糊概念，研究地球运动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才能弄清楚其微观机理，如果笼统地谈地球运动规律研究，实际上什么也说不清。

对于上述疑问，首先应当解决“地球科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地球科学”毕竟是“皮”，而地学哲学则是“毛”，若“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

1.2地球科学存在的根据

在遥远的古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们关于地球的知识都是笼统的和直观的，

这些认识在古代希腊有《气象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博物学》（大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地理概论》（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等；在古代中国有《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准南子》、《水经注》（郦道元）、《梦溪笔谈》（沈括）等，它们的共同缺点是感性色彩强烈和猜测性明显。

近代分析科学的兴起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一般说来，为了深入了解自然界的规律，不能不从细节入手，先把事物活生生的联系割断，分门别类地对微观机理展开研究，这样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形成了僵化孤立的思想方法，限制了对自然界的系统把握。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团体“布尔巴基”在谈到数学界的这种不幸时说过：“有许多数学家置身数学的各个小角落，他们也没有尽量从那里走出来，就不仅完全忽视不涉及他们所研究的科目的东西，而且甚至无法理解远离他们专业的同行们的语言和术语”。〔1〕上述弊病不仅在数学领域，而且是在各个领域都共同存在的。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批评过：“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2〕事实上，当时在天体演化方面从而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就并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专业知识也可以取得成就，而是说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哲学素养，至少将可能在成就上受到很大限制。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出现了整体化趋势：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分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方面，学科之间又相互渗透、融合、产生了大量的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并产生了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科学界出现了针对同一对象开展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局面。

地球研究在自然科学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是一个典型。地球这个对象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有很大不同，它不仅本身就包含各种运动形式，而且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很难直接把握，因此，观察方法以及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在地球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有关地球的研究被肢解为一系列壁垒森严的学科，不少认识往往往囿于一得之思和一孔之见，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很多学术之争都是由于各执一端（例如关于地球演化的“水成说”与“火成说”，“渐进论”与“灾变论”等）引起的。尽管各种带有局限性的假说论争的结果总会导致认识的深入，但很显然，如果各个领域的科学工作者能够有意识地填平专业之间人为掘出的鸿沟，完全可以避免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无谓消耗。随着对地球认识的深化，这种迫切性已经出现。最强劲的推动来自板块学说的诞生，板块学说是关于地球图景的大革命，其意义可与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比。板块运动是地球整体运动的表现，一方面它自身提出了牵涉陆地、海洋、表层、深层，生物、非生物，区域、全球，地球、外星等的多个学科、多种手段开展综合研究的客观需要，非如此便不可能取得成效。另一方面，即使是对那些工作在具体的局部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来说，也必须以整体运动为工作背景，否则就可能陷入片面认识。加拿大地质学家j.t.威尔逊（wilson）说过：“在现代地学革命中，贡献最大的地球科学家，一般都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渊博的教育素养（包括熟练地掌握物理学知识）和对全球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而不是限于对一个小区域的研究。”〔3〕

有关地球的科学研究整体化的另一个推动来自人类生态学的诞生。“人类生态学”这个名词是美国地理学家h.巴洛斯（barrows）在1923年提出的。他认为地理学应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生态，或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地理学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课题，以便把地理学研究联成整体，人类生态学研究的就是这样的统一课题。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类生态学的论著纷纷问世，绝大多数论著认为，人类生态学是一门不仅包括多门自然科学，而且牵涉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任务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人口、食物、资源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当代人类活动程度之剧烈，已经使地表各圈层的变化大大超过了自然过程本身的变化。这种态势造成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各门与地球有关的学科都不能不研究人类活动的影响，采纳人类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人类生态学又成为与地球有关的各门学科由此达彼的桥梁。

至少从以上两个方面可见，有关地球的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分割，所谓“地球科学”实际上属于美国科学家d.普赖斯（price））在1963年提出的“大科学（bigscience）”，是一类科学的总称，这类科学是通过研究课题的协作来进行联系的。

1.3地学哲学存在的根据

科学的整体化发展呈现出一种仿佛向古代科学回归的局面。古代科学是笼统直观的，这就是许多在各专业钻研很深的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的整体化趋势难以理解的主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提倡专业人员学习哲学。辩证法认为，如同别的事物一样，科学的发展也总是经过否定之否定过程呈螺旋式上升的。科学的这种回归是自然观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归，是在对微观机理有了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事物的总体把握，而不是倒退。

在这种整体化形势下，每个科学工作者实际上都面临着适者生存的选择。适应科学的整体化发展绝不是要科学工作者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主要应当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所谓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恩格斯对此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确实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作为一种能力才具有天生就有的性质。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训练，而为了给以这种训练，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4〕如果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尚且需要运用理论思维来指导实验和提炼实证材料的话，那么对地球科学这种难以通过实验来揭示研究对象规律的科学来说，理论思维就更有特殊的意义，脱离理论思维，恐怕就只能陷于瞎子摸象的被动境地。所以，不仅地球科学的存在是有根据的，而且地学哲学的存在也是有根据的。

2地学哲学的范畴问题

2.1地学哲学应当有自己特有的范畴

地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社会需要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门学科的建立，除了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之外，还应当有它自己特有的范畴。科学的最高成果是概念。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就是它的范畴，范畴是人们用来反映、概括和把握客观世界时所使用的最普遍的本质概念。由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科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范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哲学范畴，例如物质和精神、运动和静止、时间和空间、对立性和统一性、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特殊和一般等。它们是人们对世界总过程认识之网的纽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第二个层次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范畴，它们分别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辩证思维和自然界三个领域认识之网的纽结，例如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存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科学技术哲学有结构和功能、对称和非对称、连续和间断、可逆和不可逆、简单性和复杂性、渐变和突变、精确性和模糊性等。一般的哲学范畴都适合这三个领域，但并不能代替这三个领域自己的范畴。如果缺乏第二个层次的范畴，对这些领域的认识就将显得空洞和僵硬。

在科学技术哲学层次以下的各门科学哲学，例如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地学哲学是否独立存在，这是一个目前尚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范畴较难确立。这个层次紧紧夹挤在具体科学和科学技术哲学之间，能上升到哲学的范畴几乎已被科技哲学所抽取，可提炼的“资源”已十分稀缺。有的学者采取把科技哲学中适合于地学哲学的范畴“移植”到地学哲学中的办法，以解决地学哲学的范畴问题，这样当然能说明不少地学哲学问题，但它毕竟还只是一种应用，缺乏对地学领域特殊规律的更深刻、更生动的反映。可以设想，在社会历史领域，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单凭辩证唯物主义范畴来把握，确实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社会发展规律就不会揭示得那么充分。

2.2地学哲学范畴探讨

从目前来看，地学哲学可以确立以下4对范畴：

（1）现实图景与反演图景

现实图景是人们根据所获取的关于地球的实证材料以及目前掌握的影响地球运动的作用所得到的对地球现今运动状态的反映，是与经验世界比较接近的、比较确定的理性认识；反演图景是对地球发展变化历史的考证，是人们通过逻辑推理对所掌握实证材料作出的追溯性解释，是与经验世界比较远离的、猜测性较强的理性认识。由于地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客体的运动很难通过受控性实验进行直接地把握，因而必须站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展开思维之翼自由翱翔，对现存事实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大胆推测、提出假说，对实证材料作出说明，以揭示地球运动的规律。所以，现实图景和反演图景是地学研究中带普遍性的最基本的概念。

现实图景与反演图景是与时间有关的一对范畴。这对范畴与哲学原理中的原因和结果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用原因和结果来取代。原因和结果是反映运动过程中前后相继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的一对范畴。但在地学中，由于空间广大和时间久远，现实材料永远是不完备的，用这种不完备的材料去重新塑造演化过程，永远具有以偏概全的的性质。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使用部分结果，来推测着地球变化的全部动因。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历史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现今正对地球演化发生作用的因素并不一定能产生它在远古时代所能产生的结果。“灾变论”在现代的复兴说明，即使我们能完备掌握现今所有的地质资料，也由于某种不可逆性规律，使得我们只能不断逼近而无法完全重现地球的演化。这是对以今论古的“均变论”的严重动摇。

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诞生动摇了反映单一因果关系的拉普拉斯（laplace）决定论，代之而起的是反映多因果关系的统计决定论。这既是自然图景的大革命，也是科学思想方法的大革命。目前一场类似的革命正在地学领域兴起，这场革命把“现实图景”与“反演图景”作为最基本的逻辑概念从地学中提升了出来，反映出地学认识中具有一般意义的多因果关系。现实图景是反演图景的基础。反演图景是现实图景的深化，引导现实图景向前发展。但现实图景也不是消极被动的，随着人的认识的拓展，总会有新的事实被发现，从而形成新的现实图景，并会对已有反演图景提出挑战，甚至推翻已有的反演图景，致使新的反演图景诞生。例如地质学中的“水成论”与“火成论”之争，就是这样的过程。

（2）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

“表层认识”指人们根据直接从地球表层获得的感性材料，通过抽象思维所得到的对地球表层运动规律的认识；这是与经验世界比较接近的、比较确定的理性认识。深层认识是人们根据来自地球深层的信息，通过逻辑推理所得到的对地球深层运动规律的认识，这是与经验世界比较远离的、富有推测性的理性认识。表层认识和深层认识是与空间有关的一对范畴。在地学研究中一直有着两大障碍：一是地球外部的广大，二是地球内部的深邃。现在由于航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外部的广大已越来越不是认识的障碍。但受技术手段所限制，内部的深邃仍然是探测的壁垒。

地球表层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深层运动进行的，但对深层运动的了解一般都从对表层运动的认识入手。表层认识的深化有赖于深层认识的发展，而表层认识深化之后，又会导致新事实的发现并与已有的深层认识发生矛盾，推动人们从深层上对新的事实作出解释。所以表层认识和深层认识也是地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概念。例如，根据大西洋两岸大陆海岸轮廓、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和生物群落等的相似性，南半球各大陆古生代后期冰碛层的分布和冰川擦痕走向的连续性，非洲片麻岩高原和巴西片麻岩高原古代褶皱方向的一致性，关于环太平洋山系、阿尔卑斯山系和喜马拉雅山系的成因问题，关于按现今大陆配置产生的地极和古气候带变动存在的问题等，推动了反映深层运动的板块学说的诞生。板块学说作为一种科学假说提出之后，又需要进一步从表层认识上寻找论证依据，表层证据的搜索一方面促进了板块学说的完善，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与板块学说相冲突的新事实。例如，按照板块理论，地震主要发生在海沟的消减带，但大陆板块内自80年代以来却地震频发；又如，大陆板块内部还有的推覆构造、伸展构造、走滑断裂等形式的构造形变，与板块构造学说有很大差异。这些反常事实对板块学说形成了挑战，推动地学基础理论向前发展。

（3）分布与构造

分布指物质在地球空间上的聚集情况，构造指物质的联系和组织方式。

地球是太阳系类地行星中非常特殊的一颗行星，它有复杂的圈层，各个圈层及同一圈层各个部位的物质组分不同，物质的状态不同，其联系和组织的方式也不同。事物量的积累会导致质的变化，不同的质对应着不同的运动，这是运动的特殊性在地球上的体现。地学研究中无论哪一个领域都不能不涉及这两个范畴。

物质的分布决定着构造。例如，根据板块学说，地壳岩石和上地幔岩石在最近的地质时期里，基本物理性状是相似的，都表现出脆硬特征，因此，它们可以划为地球构造的同一层次，称为“岩石圈”。地幔上层之下广泛存在着一个密度相对低的物质层，这层物质既有固体特征，又显示出流动特征，称为“软流圈”，其分布决定了岩石圈和软流圈会相对运动。岩石圈分为形状各异的各个板块，由于各个板块交界处的物质分布不同，其相对运动也就不同，按运动特征，边界可分为：分离型（大洋中脊）、海沟俯冲型、地缝合线型和转换断层型。反之，构造也可以改变物质的分布。例如，根据板块构造学说，地幔中有一个圆环对流体驱使超基性物质从大洋中脊裂缝中上升，形成新的洋壳。地幔物质牵引地壳不断向两侧扩展，老地壳遇到深海沟就下钻入地幔之中，于是出现一面生长、一面消亡的更新趋势。

分布和构造的对应关系在生物界也同样存在着，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在地球上按地理位置不同有着不同的种类分布，不同的生物与相应的非生物环境构成不同的生态系统。反之，构造也可以影响分布。如果生态系统优越，无不良因素干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发育进化，使得生态因子的多样性增加，联系趋于密切、复杂；而如果生态系统承受过重的外在因素压力，系统就会受到伤害，使得生态因子间的联系削弱，生态因子减少，甚至被毁灭。

根据分布可以推测构造，根据构造也可以推测分布。这是地球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性方法。我国地质研究中关于陆相生油的理论，就是在深入把握油气的构造条件之后，根据构造成功地把握到油气分布规律的。

（4）人与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不完全等同于人类普遍具有的生产劳动这一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人的本质是由一系列关系确定的，这些关系包括：人和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变换关系、在此基础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贯穿于这两个方面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意义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地这个范畴不等同于地学中所说的地球这部分自然界。地学中所说的“地”是一个具体科学概念，而地学哲学中所说的“地”则是一个哲学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诞生以后的自然，已不同于原生状态的自然，这种自然是渗透着社会因素的自然，其中不仅有人改造的印记，而且有完全由人工创造的物品，同时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这是一种人化的自然。

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就以创造性的劳动把地球环境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作为自己的“无机身体”。自然界的人化，归根结底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以自然界的物质和自然界的规律充实着自身，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提高，这是一个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过程。

人改造自然的行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产生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改造自然的结果反过来与人自身对立的问题。人为了在自然面前争取自由，需要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和自然条件对人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匮乏状态。但是人的生产实践是有创造与破坏二重性的，当人类不能控制自身的时候，生产的结果将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仍然不能摆脱盲目自然力的统治，在自然面前仍然是不自由的。

人获得自由的过程是一个全面解放的过程，人的解放包含3重意义：摆脱思想上的盲目性，实现意识的自由；摆脱盲目自然力量的统治，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摆脱异化劳动，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在这3者中，意识自由是后两者的前提，对自然的自由是意识自由的基础，而对社会关系的自由则是对自然自由的条件和手段，作为手段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单纯的技术经济手段可以奏效的，从根本上说，技术经济手段的运用必然会受人的价值观念支配，如果人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认识不正确，那末就不能改变难以持久的消费方式，于是，难以持久的开发方式也不能改变，这样，环境问题的解决便将永远没有希望。

在地学研究中，无论哪个领域都回避不了从高层次上讨论人与地的关系，把它们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是完全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n.布尔巴基：数学的建造，见：林夏水主编，数学哲学译文集，知识出版社，1986，第361页。

〔2〕〔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第9～10、45页。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1篇6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辨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辨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辨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辨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些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各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是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并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战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就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运动过程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任何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到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理。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7

能力是人们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是身体的生理机制与心理机制的综合体，包括体力、智力和心力（非智力因素）。其中，智力是能力的灵魂，因而成为学科能力的核心。根据现行课程方案和中学地理教学大纲对中学地理教学的要求，以及学生心智（心力和智力）发展（阶段性）特点，我们认为中学地理学科能力可分为下列三个层次。

一、掌握知识的能力

知识的增长是以能力为媒介的，而能力的发展又以知识为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一定条件下，还可相互转化。由于基础知识是地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因而培养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也自然成为地理学科能力最基本的成份。按照思维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又可分为三级：

（一）识记地理知识的能力

从本质上讲，知识属于认识范畴。识记地理知识，即对要求识记的地理知识获得感性认识。具体要求是：第一，对要求识记的地理事物及其空间分布等，获得初步的认识，即能说出它的要点、大意。第二，对于大纲中列出的地名（包括山脉、河流、城市等名称）能够准确地写出，并能在地图上填注或从地图上找出。第三，写出大纲中列出的常用地理数据，并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它们。

识记是理解的前提，是学习其它知识的支撑点与“迁移基地”，是发展高一级层次能力、领悟教材思想观点的必要条件。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589个知识点中，有约70％的属记忆性知识。因此，依据大纲，加强识记知识教学是中学地理教学最基本的任务之一。

地理考察、模型、录像和图片是帮助学生提高识记能力的有效教学媒介。

（二）理解地理知识的能力

理解知识是在识记的基础上对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地理事象特点、成因、分布和变化规律获得理性认识，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其含义或现象。

根据理解对象与要求的不同，我们将“理解”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认识（认得或看到）某种关系，即看出单个事实、概念与一般原理之间的关系。例如，“国家”、“地中海气候”等都是“名词”，它反映的是事物的属性。

第二层次。看到某个事实、概念的工具作用。即看到（认识）一个物体、过程、思想、（包括概念）能够用来达到某种意图、目标或者用来解释某种现象。例如，看到“乌云”，能意识到暴风雨的来临；知道某地位于板块边界地带，就能推测到这个地方可能多地震。显然，这种理解对人的活动有一种预见的意义。

第三层次。领悟到原理及其构成过程及方法。有人把这一层次的理解，称为“流动的顿悟”，并提出一系列关于理解原理的标准：①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陈述它；②举出关于它的例子；③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认）识（区）别它；④辨别可能代表它的行为或不能代表它的行为；⑤了解它与其它原理之间的关系；⑥明白它可能有的用途；⑦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中运用它；⑧预料应用它的结果；⑨陈述一个与它相反的原理。

只有理解了的知识，才能牢靠地记住它；同样，也只有理解了的理论，才能灵活地加以运用。所以，理解知识的能力在地理学科能力中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搞好理解层次知识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地理思维能力的发展。大纲中列出的属于理解层次的知识点有140多个，约占知识点总数的24％。

（三）建立地理知识结构的能力

该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运用归纳、分类办法将获得的地理知识按其内在联系，把它系统化（列出知识结构）。如教学“中亚概述”一节时，按教材顺序完成教学内容后，小结时可列出下列知识结构：

附图{图}

“中亚概述”知识结构

二是按照一定的认知规律，将获得的知识按一定的方式总结出来。例如：学习西亚石油资源时可以“一、二、三、四、五”为线索将有关的知识形成一条知识链。所谓“一”是指一条以波斯湾为中心南北延伸的石油带，所谓“二”是指陆上和海上石油运输线，所谓“三”是指1／2、1／4、90％三个数字，所谓“四”是指四大产油国，所谓“五”是指五大输油路线。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S.Bruner）早在本世纪中叶就认识到，“除非把一件事情放进结构好的框子里面，否则，很快就会忘记。”“详细的资料是靠表达它的简单方式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学科结构理论。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学习结构主义理论，我们深刻认识到，培养学生整理知识结构的能力，不仅能大大提高知识教学效率，而且还为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地理知识的能力

即运用已获得的地理知识分析、综合、比较地理事象、解决地理问题的能力。根据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一层次的能力可分为下列两个级别：

（一）分析判断能力

指通过对复杂的地理事象的分层、分类剖析，认识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特征。例如，根据非洲大陆大河流向的分析可初步判断非洲地势的倾斜方向。

（二）综合（概括）能力

思维的一大特点是高度概括性。人通过思维，就可以认识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能够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并由一事物的发展变化经推测另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就是要在认识地理事象的基础上，善于揭示他们间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规律，扩大学生对地理事象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其认识能力和创造力。如，通过对资源、交通、劳动力、市场、环境、技术等影响工业布局因素的分析，明白了德国的鲁尔地区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工业区，就能够对其它任何一个地区（特别是自己家乡）工业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设想。

综合（概括）的结果要用语言文字表述，加强初中学生地理表述能力的培养也不可忽视。近几年，我们发现有所50％的初三学生不能顺利地将地理思维的结果表述出来，有的错别字还很多。

第二层次的能力是初中地理思维能力的核心，它直接体现出学生地理智能的高低。因而培养学生这一层次的能力是各级各类初级中学地理教学的重要任务。

三、形成地理观念的能力

观念，即思想。“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毛泽东）。地理思想是人们对地理事象和地理问题的本质的认识，是对地理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也是对地理知识和地理方法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它规定和约束着人们地理思维的方向，从而保证了地理思维的有效性。帮助学生健全基本地理观念是中学地理教学在认知领域的根本目标。

我们认为，只有在形成和发展第一、二两个层次的地理能力的基础上，全体学生都树立与健全基本的地理观念，并养成良好的地理行为习惯，其地理教学才算是全面完成（认知领域）地理教学任务，才算是成功的地理教学。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学地理学科在培养21世纪合格公民伟大事业中的价值，才能进一步提高地理学科的社会地位。立足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综观社会、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当前初中地理教学要着重培养下列基本地理观念：

（一）整体观念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最基本的地理观念。地理环境每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该系统中其它因素的相应变化。例如，在大江大河上游修建大坝，不仅会影响河流下游的水文特征，还会影响到该区及其下游地区的大气温度、温度等要素，从而影响到农业生产。

（二）生态观念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必须将自己融于自然，而不能与自然树立，要保护野生生物，维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尊重自然规律，逐步适应自然规律；要有节制、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做好相应的保护工作；人类利用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不能破坏其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同样，保护其它自然资源时也要考虑不要引起其它灾害。

（三）人口观念正确认识“人口”与“人手”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立人均资源观念，从小养成俭朴、节约的良好习惯；正确认识与评价计划生育政策。

（四）时空观念“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9页）。因此，时空观念是最基本的地理观念之一。中学地理教学中，时空观念包括变迁观念和空间观念。变迁观念是唯物辩证观在地理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学习、研究地理问题时要用联系、变化及转换的方法。空间观念，即具有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观念。中学地理教学要帮助学生建立下列三个不同层次的时空概念，一是二维平面空间。在一定的范围内，地表的地理事物可以看作分布于一个平面上。二是三维立体空间。实际上地球表面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球形立体空间之中。三是存在于球形立体空间的一切事物都在沿时间维不断演变。

（五）评估与预测观念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一定意义上讲，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学习地理应该具有评估一个地区地理环境的初步知识与能力，并能初步预测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潜力。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8

关键词：自然科学诠释学解读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thehermeneuticalstudyingofnaturalsciencesisnotnecessarily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andisnotnecessarilyinagreementwith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but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mustbethehermeneuticalstudyingofnaturalsciences.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maybephilosophical,andmaybenotphilosophical;andthe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canbedividedintotwokinds,i.e.,theontologicalandthemethodological.

keywords:naturalsciences;hermeneuticalstudying;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

在讨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或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有时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就自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持一种肯定态度。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这两个表述都可以是多义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个表述。

1、“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三种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是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也可以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还可以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

首先，“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指“把自然科学看作是诠释学的”。

这种含义所表示的实际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诠释学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等同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

但是，在以下的另外两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都未必就肯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第二种含义：指一种方法，即，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

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科学一定就被看作是诠释学的了，正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了一样。

但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可以意味着还能够用其它非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而诠释学的解读只是其中的解读方式之一。当然，“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作为方法表述，也可以是有所偏向的，即，虽然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但诠释学的解读是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认为其本身不能是自然科学式的，而应该是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由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又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或者说，诠释学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都被看作是诠释学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虽然数学式的计算无法把握数学这门科学的本质，物理实验方法也不能把握物理学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先天地拒绝对数学的数学式研究，不能先天地拒绝对物理学的物理学式的研究，更不能先天地拒绝以所有自然科学都共用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研究自然科学是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在根本上完全排除在诠释学解读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诠释学解读”只看作是解读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一，哪怕是看作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这都可能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说来，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将是诠释学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即使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或说明方法，也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样的说法也就因此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就方法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展示着一种真理，即，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种说法的第三种重要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都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解读，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解读，都隶属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因而也注定隶属于对存在的理解和解释，隶属于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它必定是人生视域的融合，必定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必定属于诠释学的经验。它肯定也是对ereignis之“音信”的一种“引出”和“保存”。总之，它注定都是诠释学的。

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因而会随同存在的命运，随同ereignis，而经历种种变化。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就有可能变成以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来进行，以近现代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或者说以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是这样，对自然科学的“引出”（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式的解读就会变成“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ingforth）式的解读，对自然科学的“看护”式的解蔽就会变成强硬的“设置”（stellen，tosetup），对自然科学的逗留式的“保存”就会变成“常备储存”（bestand，standing-reserve）。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就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正在蜕变为这种解读。

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命运，但又无视和拒斥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哲学，从而不承认自然科学诠释学。所以，当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沦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式的时候，虽然它的解读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诠释学的，但它否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又由于这是存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禁止这种解读，也无法禁止这种解读。我们只能“虚怀若谷”、“泰然任之”，让存在的造化或ereignis自行化之。

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解读自然科学”这种事情本身的自行显现，自行解蔽，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任何科学哲学家、任何科学元勘（sciencestudies）家、任何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任何科学诠释学家，都跳不出诠释学的范围。即使对诠释学抱有敌意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科学进行着诠释学地解读。

2、为什么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看作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一直被看作是标准的解读，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在常人看来，自然科学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就连努力以诠释学来为人文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的狄尔泰，在自然科学观上也实际成了实证主义的俘虏。

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对观察材料的归纳，是能够被观察实验所检验或已经被观察实验所检验过的正确结论。即使一个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完全证实，它至少也是能够被确证或已经被确证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自伽利略以来被公认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科学。

这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客观的”科学，是与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证科学”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感情的、愿望的东西，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没有任何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存在论，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由此，实证主义者必然都象狄尔泰一样，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对自然界的“说明”，是把具体的观察事实归属到一般规律之下，用普遍必然的数理规律来说明有关自然界的具体事实，因而与诠释学的“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因而与人文科学所理解的精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实证主义把“实证的”自然科学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把人文科学连同诠释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等都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前科学的低级认识，仅仅比神话和宗教略高一筹。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实证主义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为什么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在本质上却是诠释学的呢？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现成的结果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所采用的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现成方式。自然科学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实证主义由于把这样的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形式，因而也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本身看作是现成的。当它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难以现成化的时候，它甚至就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而专注于对自然科学现成结论的辩护或逻辑分析。

那么，这种现成的解读或对象化的说明还是诠释学的吗？

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正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方式，所以，“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诠释学的，那么，我们也必定同时承认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诠释学的。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我们要说的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在本质上”的意思指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因而，我们的意思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那么，为什么“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呢？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作为现成的认识方式，都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源始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源始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诠释学的，但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作为“说明”，这种现成的认识如何还是诠释学的呢？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不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诠释学”这个概念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所要讨论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这样，无论是源始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都属于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尽管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已经蜕变了的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另外，正因为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源始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才表明它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的，它因而在本质上归属于理解和解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所有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必定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最终都是诠释学的。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那么，诠释学就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音信的引出和保存。由此，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虽然不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引出”和“看护”，但无论如何也仍然属于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保存”，尽管是非本真的、强制性的“保存”。

近现代科学的现成的认识方式又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象化的认识方式，也就是把被认识者看作是可以控、被预置、被占有的对象，让被认识者始终处于被设置的对象化状态。由此，对象化的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也就是近现代的技术方式，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一样，都是这种对象化的、近现代技术的方式。但是，这种对象化的技术方式同时也是以人——实证主义者——为唯一主体的，是作为唯一主体的人——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而这种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又必定始终是以其原有的基本方案或前结构为指导的。实证主义者就是以实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自然科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因而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超然和中立的。这种解读注定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它一方面影响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它因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一种结果，是视域融合的一种结果。当这种“视域融合”大致定型的时候，也就是当实证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它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再“阅读”就正式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观。

实证主义者解读自然科学的“先见”就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主义哲学的要害就是排斥人的其它的认识形式和理性形式，把人的认识甚至人的生存简化为“实证认识”，把“实证认识”当作人类认识的最高的、唯一合理的认识形式。实证主义者就用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来强求自然科学，并把被公认的自然科学都看作是这种“实证认识”，而不管自然科学本身究竟是不是纯粹的“实证认识”，也不管在本质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实证认识”。

3、“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

在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表明自然科学本身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鉴别出实证主义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需要生存论-存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追思，实证主义天生缺乏这种反思和追思的能力，所以它既不知道自身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它因而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除了实证主义者以外，其它科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库恩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等。但是，即使在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这些学者中，他们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理解也是极其不同的。

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不同理解与对诠释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学，所以今天在我们谈及诠释学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意义上的诠释学。大致说来，诠释学的主要类型有：古代赫尔默斯意义上的诠释学、中世纪圣经诠释学、近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和20世纪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古代的诠释学直接来自于作为诸神信使的赫尔默斯，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来传达神的消息和旨意，也包括占卜术。中世纪的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但由于自然被看作是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所以对圣经的解读也包括了对自然的解读。如果我们就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来讨论问题，那么，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诠释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在今天讨论自然科学和诠释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一般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了，我们所说的诠释学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当我们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提到诠释学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东西可能仍然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对“诠释学”这个词还会有极其不同的用法。

原因就在于，虽然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已经把诠释学推进到了生存论-存在论的层次上，但与他们二人同时代的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仍然不了解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诠释学哲学，仍然顽固地把诠释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晦涩和艰深阻碍了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传播，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工作又主要借助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史来进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狄尔泰在诠释学领域的影响太大了，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已经长久地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使得新的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在许多人的心中一时还难以赢得其地盘。

在自然科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文科学学者或主要讨论人文科学的学者在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往往沿袭狄尔泰的说法，在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自然科学看作“实证科学”，从而“先天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倒是象波普尔和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首先破解了实证主义的迷思，主张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即使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虽然否定了狄尔泰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却仍然没有能够超越狄尔泰的诠释学范畴。他们所说的诠释学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只不过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自然科学的基础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但是他们的诠释学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说，他想对诠释学做点贡献。但是他的所谓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把适应于人文科学中的诠释学，经过改造以后再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他的改造也不是把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改造成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用他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来克服狄尔泰们对“世界2”的迷恋，使主观的诠释学变成客观的诠释学。客观的诠释学以“世界3”为中心，而不是以“世界2”为中心。然而，波普尔的做法不仅仅是远离了主观心理活动，它在本质上更是远离了人的生存本身。更准确地说，波普尔甚至根本就没有达到人的生存的层次，也没有触及到物的源始存在。虽然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存在论，但由于他的朴素实在论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存在论”在20世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存在论哲学。就他的整个思想而言，他的朴素实在论只是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非批判性的前提，而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连同其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与此相应，他的客观诠释学以及他对“诠释学”这个概念的使用等也都是方法论上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应该的。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另外，这本书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但是，库恩对于欧洲大陆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或现象学的诠释学也的的确确是非常陌生的。他是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的，而且在他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以后，他也一直没有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当库恩在晚年明确地讨论诠释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诠释学概念令人遗憾地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仅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不承认常规科学研究是诠释学的原因。

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那里，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终于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们也正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自然科学诠释学概念的。由于超越了方法论的幽禁，他们不是象库恩那样保守和谨慎，而是宣称自然科学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是诠释学的。不过，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前者在分析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的时候，也经常地援引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有使科学诠释学演变成科学文化学、科学政治学或科学社会学的趋势。劳斯（josephrouse）就把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看作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总之，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这里，虽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被吸收了过来，但他们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都是纯哲学的诠释学，而是具有多种不同意义的诠释学。

4、自然科学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容易引起混乱，尤其容易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与科学方法论所讨论的自然科学的实际研究方法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家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与他们实际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使他们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完全是胡扯。所以，有必要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含义和用法加以澄清，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强调对精神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强调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前者那里，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是必须从生命和精神出发的；在后者那里，则明确展示出了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所以，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显然既超越了前者，又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前者。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来说，在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对宇宙理性、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解释和说明；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在理解、解释和说明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具有自身的前结构，存在着诠释学循环，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也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同样也既超越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包容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

但是，对于常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必然蕴涵着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自然科学研究不是对宇宙理性和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越是规范的常规科学研究越是完全缺乏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常规科学只是遵循固有的独优方法来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难题，它必须把原有的理解和解释无形化，并在方法上杜绝新的理解和解释。它更在原则上要求科学家不能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和“感彩”，要求科学家严格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常规科学研究只是在面临困境或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重新激起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个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已经不是常规科学研究了。

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来分析，常规科学研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来观察两个截然不同且与外部绝对隔绝的科学共同体，就会发现每一个共同体的人都从自己共同体的信念和先见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的所有认识无疑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从未接触过其他的共同体或其它的信念和先见，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的认识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他只是诚实地按照自己共同体的准则和方法去认识所有的事物。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都不是有意识地以诠释学的方式来认识的，相反，他们都是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主观的干扰”或“个人成见”，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对于忠诚的、优秀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他们的“有意识地避免”是诚实的，而决不是虚伪的和做作的。也就是说，以“实证的”、非诠释学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认识活动的“实事”本身。

所以，如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常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就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卡尔会戏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甚至非科学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表现出厌恶和愤怒。

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这决不意味着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也是诠释学的。相反，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诠释学的。越是标准的常规科学家，越是优秀的、杰出的常规科学家，越是在常规研究中远离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虽然在生存论-存在论上他的研究活动百分之百地是诠释学的。

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看，这种解读的多种多样性正对应着人的生存的丰富多样性。另外，只要不是纯粹的误读或过度的诠释，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解读，还是批判理性主义的解读、历史主义的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等，也不管是以自然科学本身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进行文化学的解读、政治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修辞学的解读、神学的解读等，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都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地会影响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但是，每一种解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解读，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生存解读等同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某种生存解读来强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来强制自然科学，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强制自然科学，也就是说，不能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对常规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解读等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9

1989年，随着剧变的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经历了一个重大挫折，在这一事件渐渐被人忘却了的时候，理论的反思却未见公认的成果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一下卢卡奇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其意义可能就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了。当然，卢卡奇所面对的是革命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却是具有着普遍意义的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何可能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哲学上思考总体范畴，是要探讨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也不同于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伦理思考的道路。那就是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和历史主客体关系的状况，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历史意义，揭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是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提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理论能否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卢卡奇认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为什么理论能够掌握群众、理论怎样掌握群众以及理论掌握群众对于历史的意义加以提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面。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严谨的理论探索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积极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视作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尝试。理论与实践是相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联系，都在理论和实践各自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渴求时，被必然联系的形式所取代。

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但只有当理论完全掌握了群众，使群众不再受历史中偶然因素的驱使，不再追求那些属于非历史主流的目标时，才可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1]

卢卡奇认为，理论并不神秘，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其本质而言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在这个理论中被客观地记录下来。因此，这一理论可以概括和提升出科学的结论，可以被传播和被广泛地接受，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卢卡奇说：“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2]形而上学往往把思考的对象看作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思考只不过是对这种对象的直观，因此，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实践无缘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把对象的流动性，即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客观内容；把社会的整个发展作为总体加以考察；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走向实践的冲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3]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的认识中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能为改造现实世界指明道路。

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怎样可能

卢卡奇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总体的观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前提。卢卡奇批评那些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由于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因而一旦提出行动的问题时，就必然要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伦理要求上去。破坏了对总体的考察，就必然会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所谓实践，无非是改变现实的活动，然而如果没有一种理论对现实作总体的把握，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对现实的真正改变。一切有着具体目标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由理论为它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理论愈是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过程，就愈加紧密地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践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指出实践活动努力的方向。

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无产阶级意识，指出，无产阶级意识是在资产阶级理论衰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卢卡奇说：“同一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卢卡奇高度估价了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意义，认为“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4]“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5]

在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无疑在各个方面都占居优势，但无产阶级却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不单纯受个别的历史事件所驱使，而是从总体上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决定性影响的核心。“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6]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揭示社会本质的联系，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其阶级意识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然会产生某种分离，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分离是不应该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庸俗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这种分离夸大化和作为既定的事实加以接受，因而，他们或者为了当前的直接利益而放弃最终目标；或者为了最终目标而牺牲当前的直接利益。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应是“把个别因素纳入到对过程的总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终目标联系起来，它才能具体地和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革命的”[7]。

因此，无产阶级自觉地把一切为追求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到对最终目标的追求中，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局部的否定纳入到对总体的批判中。这种阶级意识自身就是一种实践的力量，至少，使认识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

三.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根源

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的对立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所造成的。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近代哲学中，主要是以认识论的形式出现的，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多端的题目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末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8]

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近代哲学只是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诚如康德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性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它的任何原理都不可能同事实的整体相联系，至多只能与经验事实建立起偶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理性主义必然要求建立体系，而另一方面，一切体系又都会遇到尴尬的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自相矛盾，任何体系都不得不摆脱那些容易导致矛盾的问题，因而使体系变成不完全的部分性体系。

然而，任何时候，哲学都不能放弃把握总体的要求。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就只能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去寻找那个思维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用主体去融合客体，以便在理性中消除经验中存在的主体-客体的二重性，在主体的既定性中达到对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理解。在这里，客体的可理解性是由于它是被创造的。

当然，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

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

由于黑格尔哲学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因而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那就是历史。黑格尔具有以往哲学无与伦比的总体观，所以在通向历史的道路上，他抓住了逻辑必然性。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就不再是认识的障碍了，反而成了理解历史的正确途径。然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仅仅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了顶峰，实际上，黑格尔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依然站在历史的彼岸。他虽然苦苦地搜寻解决以往哲学困境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是只具有抽象特性的“世界精神”。因此，黑格尔并未在现实中解决主体-客体的对立，他的概念神话只是合理地解决了历史理解上的问题，只是在体系自身中为资产阶级哲学画上了一个园满的句号。

卢卡奇认为，综观资产阶级哲学，自始至终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9]如果说它最终达到了发现辩证方法的伟大成就的话，那么也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徒有历史性的形式，而实际上与现实的历史毫无联系。要想使辩证的方法真正成为历史的方法，就必须依靠这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

四.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路

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藉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11]只要历史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而是现实的历史过程，那么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找到统一的根据。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每一个历史因素的中介性质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真正的对象，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被迫以客体的形式出现，

劳动力与工人相分离，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由于工人出卖了他的唯一的商品，他就必须把这个与他的肉体不可分的商品放入到商品运动的客观过程中，直接地、完全地置于客体这一边。对无产阶级来说，他自身的分裂赋予了他受奴役的形式，不得不承受客体化造成的受压迫的状况，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

因此，无产阶级有能力认识自己被客体化的实质和根源。从逻辑上讲，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使物化达到了顶点，因而必须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无产阶级被历史必然性驱使着去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和克服主体-客体僵硬的对立。就现实而言，“工人变为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虽然客观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农奴制不同)而实现的，即通过工人被迫违背他的整个人格而把他的劳动力客体化，并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商品而出卖。然而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正因此，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12]这种意识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东西。

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意识觉醒了，成了社会现实和作为阶级而存在，这个阶级就是历史的主体。但是无产阶级仅仅具有这种意识还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阶级，这个层次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还没有脱离自在的统一阶段，理论(如果有理论的话)和实践至多只是在一些直接的当前利益问题上才表现出一致性。

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辩证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1篇10

一、综合理科课程目标的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特点。

（一）国际化的开放社会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的变革。通信技术和交通的发展把世界连接成一个村庄——地球村，国际化和开放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未来的社会将是由科学技术文明主导的国际化的开放社会。在这种国际化和开放化的时代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他国家的影响而像孤岛一样存在下去。因此，教育就必须培养具有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能够在与世界上其他年轻人竞争和协作中生存下去的人。

（二）信息化的社会

由于我国逐步完成工业化和注重高科技的发展，技术进步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在产业社会中占绝对比重的资源和能源的作用在未来社会中将相对减小，知识和信息的创造、收集、分析、服务能力将是创造财富、改变社会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因素。未来的社会将是信息化的社会，甚至有人用“数字地球”的概念来描述未来的世界，中科院在《关于中国“数字地球”发展战略的建议》中也提出“在中国跨世纪的发展中，无论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为了保持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乃至发展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都迫切需要一个‘中国数字地球’或‘数字中国’”。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超越国境、语言和文化而成为统一的社会和市场，头脑和信息将取代商品和劳动力服务而成为分配的主体，知识经济主导世界。未来社会竞争的焦点将不是集中于可见的商品而是集中于不可见的智力，即创造新信息的能力。为此，教育的焦点应集中在培养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上。

（三）学习化的社会

由于科学知识的更替速度迅速加快，一个人在学校习得的知识已不可能供给他终身使用了。未来社会是一种知识化的社会。个人要在这种知识化的社会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因此，终身学习将成为生存的方式，社会就成为学习化的社会。因此，基础教育不应再只注重传授知识，而应从终身教育和继续学习的视角，更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观念和学习的能力。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素质还应增加“具有个性和富有首创精神”的内容。如果只能继承已有的知识，不具有创造力和科学思考力，这样，个人很难在未来的国际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生存，更不必说发展了。同时，也要看到个性的发展与创造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创造力的基本属性是以多样性为基础的，而多样性的前提就是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做到这一点，多样性才有可能形成。同时个性发展也是国家和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国际化也并非意味着世界各国日趋相同，而是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及社会，在这一基础上各国共同为国际社会的发展作贡献。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化是以世界各国的独特性为前提的，不具有独特性发展的国家将无法在世界文化之林立足，无法保全自身，而只能沦为先进文化的附庸。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未来社会中，不能一味地模仿别人，而应当发展自己的特长和个性，只有这样才能参与激烈的竞争，积极能动地在社会中生存。因此，科学教育必须致力于充分地发展每个学习者独特的个性。国际求学网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提出终身教育的4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认为“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情感和想象方面的自由……个性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甚至爱好挑战，这一切都是进行创造和革新的保证。”[7]我国政府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提出，要全面实施“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实质上就是从发展的角度对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扩充。二、综合理科课程设计的取向

综合理科课程在课程形态上属于学科课程，但它与以往的学科中心课程或学问中心课程有明显的不同，它既要考虑学习者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又要重视基础知识和方法、技能。从课程设计角度来看，综合理科课程力图全面考虑制约课程设计的学生、社会和知识这三大基点，以形成较为均衡的课程。在设计新的综合理科课程时，也必须对制约课程设计的三大基点进行思考，选择适当的取向。

（一）对知识因素的思考

科学知识应当包括科学的概念原理知识和过程方法知识，即科学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以及基于这些知识的科学自然观。目前在我国中学理科教育中，科学主义居主导地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知识是经过实证检验过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性知识；科学认识的过程当然就是逻辑实证的过程，即事实定律理论的过程；自然图景则是一种还原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主义是学科中心课程的哲学基础。然而，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科学哲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涌现了如波普尔（K．Poper）、库恩（T．Kuhn）、邦格（Bunge，M．）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并相继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如汉森的《科学发现的模式》（1958）、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59），都对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进行了批判。只是因为科学教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互独立发展，彼此较少来往，造成科学教育不能及时吸收科学哲学的新成果。

1．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就是关于科学理论知识的认识。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的特点表现为科学理论体系可通过逻辑推理加以证实，或者得到经验或各种身体感觉的证实，这种知识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即真理。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科学教育中，无论是课程编制还是教学过程，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学生只能继承这些理论，没有任何怀疑的权利。而在教学评价中，也以客观惟一的形式进行确认和强化，这样造成学生缺乏质疑的精神，更谈不上科学精神的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

事实上，科学主义信奉的“绝对真理”的知识并不存在。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科学并不是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而是不断被学术上剧烈的革命所打断的一系列和平的间歇，旧的“范式”即一组旧的理论、准则和方法论会不断被新的“范式”所取代。那种把科学理论看成是明确的或被证明了的观点具有根本性的错误，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的过程是证伪的过程，是在寻找错误的过程中，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而不能达到真理。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猜想的知识，它是大胆的假设。库恩特别强调科学中人的因素。波普尔的论点是：当允许证伪时，一个科学假设的生命力在于它没有被证伪。

吴大猷先生在《物理学的历史和哲学》一书中写到：“科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这个问题不存在争议，争议在于物理学中‘真理’概念的含义。就拿苹果落地这个简单的、基本的现象来说吧。我不知道在牛顿之前这种现象是如何解释的，很可能其解释和‘真理’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人们普遍同意在牛顿之后的两个世纪之中，物理学家中确定无疑地认为，‘真理’是地球的重力吸引造成了物体的落地。但是，随着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提出（其预言与牛顿理论略有偏离，而实验所得的结果支持了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似乎显示出‘真理’已经改变了……由此足以说明，在物理学中和科学中，‘绝对真理’之说并不总是有意义的。”[8]

现代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绘我们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是有一定缺陷的。我们在向学生介绍科学知识时，应当阐明科学理论的这些特点，即尽管科学上的多数主要概念已经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和观察的证实，这些概念在未来似乎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所有的科学观念都不是最终的真理，原则上要接受变更和改进的。当科学家们遇到与已有的解释不一致的新的实验证据时，他们的确要改变有关自然界的概念，而事实上他们也已经是这样做的。不再将知识作为绝对真理来呈现，这将有利于学生怀疑的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2．对科学认识论的认识。然而，波普尔却主张观察来自假设。我们还是用“所有气体受热都会膨胀”作为例子，他认为，一般来讲，人们在系统地收集证据之前就构造了一个假设（H：所有的气体受热都会膨胀），然后根据假设（H）进行演绎推理（D）：假如H是该事件（所有的气体受热都会膨胀），那么在特定的条件下，R（每种观察到的气体都受热膨胀）就是该事例。下一步不是寻找这些结果（每种观察到的气体都受热膨胀），而是寻找在规定的条件下（气体受热）这些结果（气体体积就会膨胀）不会发生的事例。据此，波普尔指出没有任何一个肯定的证据能够证实某一个假设是真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未发现一个否定的事例。因此，观察和实验的目的，与其说是积累肯定证据，还不如说是找出否定的证据。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假说从哪里来呢？波普尔认为，它来自爱因斯坦所说的“自由创造”或“创造的直觉”。

科学认识的归纳过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为此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学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工作者对发现法的推崇，显然与归纳法所主张的科学认识来自无偏见的观察是一脉相承的。"于是，在科学教育中，尤其是在科学实验教学中，强调仔细、精确、彻底的观察，规范的操作，准确的报告实验结果，识别各种规则和模式，然后得出结论。认为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在将来就能顺利地从事科学发明了，创造能力也就培养出来了。事实上，这种发现法只能合理地探索已有概念之间的关系，却不一定能形成新的概念。

波普尔关于科学认识的观点是反归纳的，他告诉我们，任何意义上的发现都需先前概念的支持，离开了头脑中原有的概念，不可能指望有任何发现，同时还需“创造的直觉”。波普尔的反归纳论还提示我们，在科学的认识过程中，是不可能将主观的人排除在外的，没有无偏见的观察，人们总是带着一定的观念开始进行科学研究的，因此，人是科学认识的主体。

虽然波普尔的观点有些偏激，但确能提醒我们：科学认识的过程不是惟一的一种途径。如吴大猷先生认为“物理定律的表述基本上是一个归纳的过程，而物理理论则不是。物理理论的创立依赖物理学家的想象、直觉和创造力，尽管一些经验物理事实的知识是必要的。”[9]吴大猷先生的看法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科学认识过程应当是多元的，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科学的认识都起源于问题，不需要进行解释的新问题，也就没有科学研究和探索的目标，就不可能有假说和进一步的证明。

为此，在科学课程内容的选择中，我们应当将科学的两种知识结合起来，即概念原理性知识和过程性知识结合起来，因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我们不仅应当将科学结论告诉学生，还应当将为什么从事这些结论的研究，这些结论的获得过程及在获得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的过程，不同科学工作者、不同科学团体对某一结论所进行的种种针锋相对的争论、冲突和斗争告诉学生，要重视科学史的价值。科学的知识和探究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方法论的价值，这种知识和过程的结合，将使学生敢于对科学研究成果、实验、观察、理论模型和科学家所提出的解释进行评价和质疑，发展学生对已有理论或新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结论进行评价的能力，使学生敢于探索和创造，并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发展。

3对自然观的认识。

科学主义是与近代科学相伴产生的，它秉承的是机械自然观的二元论思想，认为万物皆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只要知道宇宙的本性就能通晓人的本性，反对把自然和人进行区别对待，反对主观意志的投入和作用。在它所构造的图景中，漠视或删去了他自己、他的人性和认识主体。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学生得到的是一个破碎的自然图景，很可能会使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游离出来，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使人丧失本应具有的人性。

现代科学自然观是整体论和有机论，它坚持人与自然的相互限定，相互依赖和相互包容，坚持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他们是内在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在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指导下，我们就有可能在综合理科课程中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行整合。使科学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不再与价值分割、与生活世界剥离，使科学不再成为“迷途的羔羊”，成为控制人类的工具，这样也能很好地进行社会价值观的调适。

（二）对社会因素的思考

在我国传统的科学教育课程中，对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持“学校教育工具论”的观点，强调学生应当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教育要为社会的某项任务服务等。这种观点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没有充分考虑教育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主体，这极易造成学校教育的波动，不利于教育的发展。同时，在课程内容选择上，被动地适应社会生活，将课程内容作为社会经验的复制，虽然解决了继承的问题，然而“个性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又从何谈起呢？而恰恰“这一切都是进行创造和革新的保证”，这样怎么能培养出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一代呢？因此，新的综合理科课程应持超越论的观点，将学校教育视为火热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应当主动选择社会生活经验，参与社会价值观的调适，并对社会生活经验不断地进行批判和超越，通过培养具有“新质”的人，丰富新的社会生活经验。

（三）对学生因素的考虑

要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就必须将学生置于主体的地位，发展学生的个性。我们认为，学生的人格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是在特定的文化知识的陶冶中、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经验的熏陶下进行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被学生所选择、所认同的时候，即它不再是外在的事物时，才能对其人格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学习者的经验即学习经验，是指学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一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也不等同于教师所从事的活动。学习是通过学生的主动行为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师呈现了什么内容。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学生而不是教材，学生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学习者是主体，学习者参与学习是因为环境中某些特征吸引他，学生是对这些特征进行反应，也就是学习者经验的选择过程在本质上是每一个学习者的自我选择的过程。由于学习者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取决于学习者的心理建构，从某种意义说，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的情感特征对课程的内容起到支配作用，因此课程是受学习者控制的，而不是受教师或学科专家控制的。新世纪的综合理科课程在设计中应当更注重学生的个人经验，应当考虑大多数学生仍处于具体运算阶段而只有少数学生处于形式运算阶段这一现实，以兼顾学生具有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的认知能力为原则，并努力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出发，选择科学基础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作为教学内容，从而真正体现学生是课程的主体。

综上所述，面向新世纪的综合理科课程应当在知识观、社会观和学生观上有所超越。在课程设计的取向上，应当将学生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整合社会的实践，同时注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合、知识与过程的统一。

三、综合理科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

课程设计的取向应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课程的组织方面得到落实和体现，图1所示的就是笔者认为能较好体现上述综合理科课程设计取向的课程结构。

（一）课程的结构当然，问题的选择应当是十分谨慎的，应当是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角度考虑，选择学生生活中的问题和他们普遍关心的科技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最好是刚处于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即处于最近发展区，这些问题对学生具有吸引力，能促使他们主动地探究和学习。

由于这些问题多数是不可能只涉及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对每个问题的研究必然要涉及科学领域中的诸多学科知识。我们可以围绕问题，同时根据学生进行探究过程所遇到的困难，从自然科学的各分支学科包括物理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生命科学和地球空间科学中选取适当概念原理知识和过程方法知识提供支持，使学生获得成功。对于概念原理知识除了分支学科的内容外，还应与一些将科学各分支学科统一起来的普适性的概念结合起来，如“系统”"“平衡”“信息”“演化和变异”“结构和功能”“能量”“自然界的随机现象”“事件出现的概率”等，因为它们为学生理解自然是统一整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对于科学的过程方法知识，即科学认识过程的知识，我们应当摒弃那种将科学知识完全由归纳得来的归纳主义的思想，而应引入科学认识过程应当是多元的思想，正如吴大猷先生所言的，有许多重要的科学原理是需要科学家的想象、直觉和创造力，而非只是根据观察直接推导得出的，尽管一些经验事实的知识是必要的。因此，学生对问题的探究过程并不全是实证的过程，还需要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科学上的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来解决或提出假设及通过实践来测试其准确性。

（二）构建阶梯状的问题系列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篇11

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epistemology)“是指从进化论的立场出发研究人类认识的起源、发展、性质、界限等的一门科学。它被认为是认识论中的真正的哥白尼革命——从哲学认识论转向认知科学。

进化认识论的大致图景是：生命体具有天生倾向(disposition)系统，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最好摹写实在的知觉和思维模式被自然选择，从而自然范畴与精神范畴部分同构；生命认知是无意识的、机会主义的过程，其基本方法是试错法，因而认知总是不完备的；生命在对环境的适应中是目标取向和成功取向的，生命进化是一个不断的认知过程；理性的基础是天生的即遗传的，基于生物学的结构与功能，生物学的进化是心理和精神进化的前提；可以用自然科学和多学科的综合方法研究和解决认识论问题。

“自然主义”一词出现很早，其意义几经变迁，但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自然化科哲学、自然主义认识论，进化的自然主义等)的讨论和研究则是最近10多年的事。自然主义力求用科学方法把认识论建成一门科学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人及其思想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行为完全是自然现象，人的认知是一种自然的能力，是由其他物种的更一般的能力渐进发展而来的；不要求还原论，但却认为要了解人的认知能力等，须从动物或其他生命开始；坚持反人类中心论和可错主义；对科学理论的统一、哲学理论的统一，科学和哲学理论的统一都作出承诺(因为整个自然秩序是统一的)；采取进化论的立场阐释认识论。由此不难看出，自然主义和进化认识论都把进化论作为主要的和重要的立足点。

马赫是自然主义和进化认识论的名副其实的和当之无愧的先驱，这一点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公开指出和明确强调。而且，我猜想，进化认识论(这方面的原始文献基本都是德文的)之所以在德、奥诞生和发展，恐怕与马赫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我迄今未看到有人提出这一猜想，而我手头缺乏确凿的证据)。在本文，我们将全力发掘和阐释马赫这一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宝贵思想。

马赫的父亲是一位热情的达尔文主义者，马赫从小就在家庭和学校受到进化论思想的熏陶。当他刚刚步人科学生涯时，达尔文的伟大著作蛤他以强烈的震憾和激励，使他终生成为进化论的坚定信奉者和杰出运用者(尽管他不满意自然选择的弱肉强食的“不道德特征)。他不仅把进化论作为他的思维经济学说的基础，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考察他所关注的认识论问题乃至整个科学哲学，从而发现了新境界和新天地。

马赫是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的真诚赞美者。他看到，达尔文的思想提出的时间不长，却激励着各个领域的研究：

自从达尔文首次提出他的进化论原理仅仅过去了30年。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观念巳牢牢地根植于人类思想的每一个分支，不管这些分支多么遥远。无论在那门学科，在历史、哲学甚至在物理学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遗传、适应、选择。我们既谈论天体之间的生存斗争，也谈论分子世界的生存斗争。

他充分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研究纲领的巨大价值。

马赫对进化论作为研究纲领的功能和价值的预见在100多年后得到强有力的回应。胡克(C.A.Hooker)在论述他的“进化的自然主义实在论”时说，进化的观点将影响全部哲学理论的解释：进化立场对于发展一般认知理论和意识理论，对于发展科学认识论(包括知觉和方法论)，对于语言理论和科学动力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位在科学前沿探索的研究者和在众多学科领域探寻的漫游者，马赫对认识论或(他所说的)认识心理学很有兴趣，甚为关注。他说：

科学家尽管丝毫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他强烈地需要揣测他借以获得或扩展他的认识过程。这样作的最明显的方式是仔细审查在一个人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接近的邻接领域里认识的成长，尤其是检测指引探索者的特殊的动机。

马赫在回答一位有着过分朴素要求的物理学家时说：“并非每一个物理学家都是认识论

者，并非每一个人必须是或能够是认识论者；但是，专门研究要求完整的人，因而也要求认识论。”在马赫看来，在工作假设指导下思考的物理学家通过把理论与观察精确加以比较，也能成功地校正他的概念，他们没有机会为认识心理学操劳。但是，“无论谁希望批判知识论或教关于它的其他理论，他就必须了解它和思考它。”

马赫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心理动机下，用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沉思他所孜孜以求的认识论问题，从而成为人类精神的又一新领域的先驱。

虽然马赫并未低估在科学发展的适当阶段，对方法论的认识工作加以系统化和秩序化的价值，但是他却没有来得及形成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完整体系或详尽纲要，他的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讲演和论著中。在这里，笔者拟把他的观点归类整理，逐一加以论述。

（1）世界或自然(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的整体

在马赫看来，万物归一，世界就是—个大写的“一”，即“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以及人的思想都是自然界进化、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260～261)马赫在回答“人为什么有两只眼”这个问题时说：

他可以正确而精确地观看自然；他可以达到这样的理解：他自己，以及他的所有正确与不正确的观点，还有他的上层政治，都只不过是自然界的短暂的片屑，用摩非斯特的话来说，他是部分之部分，而且下述诗句是毫无道理的：“人这个微观宇宙的傻子，频频把他自己视为一个整体。([5]，p.88)

类似的思想在马赫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例如，他论：“科学家和他的整个思维，如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都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科学家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不可逾越的鸿沟。”([6]，p.250)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想又是人的思想，思想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既然如此，思想也就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并无二致。马赫这样写道：

现在也许很清楚，新思想并不是突然涌现出来的。思想像每一自然产物一样，需要时间成熟、生长和发展；因为人以及他的思想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种思想缓慢地、逐渐地、费力地转变为不同的思想，很可能像一个动物物种逐渐转变为新物种。许多观念是同时出现的。它们为生存而斗争，与鱼龙、婆罗门和马所做的无异。([5]，p.63)

因此，马赫的意见很明确，既不必要人为地在自然界内设置屏障，也完全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处理它们：“自然界并不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无机界和有机界——构成的；也没有必要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对待这两个领域。不过，自然界具有许多方面。自然界像缠结在一起的乱线团，我们必须时而从这个线头、时而从那个线头追寻查找。”([5]，p.217)马赫甚至认为，像磁铁吸铁、重物下落这类自然界的目的和意图与人的行为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我们使自然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同时自然也利用我们达到她的目的。([5]，pp.63，217，13～16)

马赫的这些自然主义思想不仅具有西方的整体论、进化论的成分，而且也带有东方的或中国的有机论、“天人合一”的色彩(马赫熟悉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此外，反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也贯穿在他的自然主义中。除了上述有关言论，马赫还认为人和动物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并无本质的不同。诚然，人的心理生活丰富，且在一段时间内变化控剧烈，兴趣较广泛，善用比较间接的和微妙的手段达到目的，长于利用同胞的经验等，但是二者的差别毕竟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其显著不同之处只不过是人给自己穿上了衣服。这样一来，通过人的心理活动可以推测动物的心理，从动物的行为也可以洞察人早期原始意识的形成。因此，马赫得出结论说：“生物学和文明史同样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可靠的、互补的源泉。”([8]，p.51)洛伦茨不正是通过动物行为的研究而成为进化认识论的先行者吗?

(2)思想适应事实和思想彼此适应是生物反应现象

在马赫看来，思想或观念也是有机生命的表现，它像达尔文针对有机体的情况所设想的那样以相同的方式变化和适应，即符合自然选择和最适者生存的原则。马赫在1867年发表的“光速”讲演中首次提出这一看法，即“思想也像动物一样为生存而顽强斗争”，([5]，p.63)这一看法也贯穿在1883年出版的《力学》中。1883年10月18日，马赫在任布拉格大学校长比时，发表了题为“论科学思想的变化和适应”([5]，pp.214～235)的就职演说，详细而生动地论述了所谓的思想适应事实原理和思想相互适应原理及其生物学意义。在1986年出版的《热学》和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8]，pp.120～133)中，他又各专列一章讨论这个论题。

按照马赫的观点，如果我们生活在具有不变均一性的稳定的现象环境中，我们思想就会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并无意识地反映它们。当事实与思想发生矛盾时，问题便产生了，从而促使人们调整或改变思想以适应新的观察领域和扩大的经验范围。几乎每个新的事实本身都带来继续适应的过程，而这种继续适应的过程是在判断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马赫较为仔细地描绘了这一适应过程：

思想对于经验的适应大部分是在感性事实引导之下，不自觉地和随意地完成的。这样的适应足以应付大多数发生的事实；可是如果我们遇到一种和我们习惯的思想进程相矛盾的事实，同时又不能立即发现导致新的分化的决定性因素时，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新的、不常见的和奇异的事实是作为引人注意的刺激而起作用的。只有关于实用的考虑或单纯理智的烦恼，才能创造排除这种矛盾的意志，创造新的思想适应的意志。有意识的思想适应或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产生的。([6]，p.246)

马赫还注意到，“思想在充分适应事实时，就自然而然地摹写了事实，补充了部分给予的事实。”([6]，p.263)“那些通过长期经验已变得最为熟悉的观念，正是闯人每一个观察到的新事实的概念之中去的观念。因而在每一个事例中，它们都卷入自我保存的斗争，逃脱不了无法回避的变化过程的也恰恰是它们。([5]，p.228)

不管是大自然实际改变了她的面目并把新事实展示结我们，还是我们有意无意地改变了观点，我们智力水平的扩展都诱使我们思想变化，这些都存储在人类的记忆宝库中。当人们用这些记忆宝藏展开和阐明他们的思想时，即在思想中观察和实验时，这时即使没有感觉经验的直接参与，早期的事件也会以各种组合聚集在意识里，适应的过程仍将继续进行。这种过程仅限于理论本身，马赫称之为思想相互适应，它与思想适应事实是全然不同但又不能截然分开的，而且后者几乎总是被前者伴随着。马赫认为，在充足的思想也常常是不完全地适应事实的情况下，如果思想处于冲突之中，那就出现思想相互适应的机会。发现的过程几乎总是通过这两种适应过程的一系列变化而完成的。（[10]，pp.356～357）因为“经验是通过思想对事实的不断适应而增长的。思想的相互适应产生了我们想像是科学的理想的、简化的和一致的体系。”([8]，p.15)

马赫清醒地认识到，思想适应事实和思想相互适应相应于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和有机体的部分的相互适应([8]，p.223)这是一种“生物性反应”和“生物性过程”([6]，p.281)，其生物学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马赫看来，人受到为自我保存的斗争的支配：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用较丰富的应变能力达到较低等有机体在较简单的生活条件下完成的反射。每一个回忆，每一个观念，每一点知识，就其在所指出的方向上促进人而言，本来就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价值。两种不可分割的适应过程，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物学需要”和“生物学利益”的，那怕只是为了消除思想矛盾而减轻精神痛苦的张力(tention)。([8]，p.120)诚如马赫所说：

思想相互适应和思想适应事实对生命有用。如果思维过程变得充分强烈，思想之间的不一致正扰乱人心，以致人们将力图解决冲突，即使仅仅为了消除智力不安，即使没有包含实际利益。([8]，p.122)

这两种适应过程既无起点，亦无终点。只要经验活动没有停止，只要思维活动仍在进行，它们就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人以及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就是在这样的适应过程中进化和发展的。这也是马赫的意思。

（3）科学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

马赫认为，科学无论就其起源、目的而言还是就其行为、进化而言都是一种类似生物的、有机的现象。他说：“我们的整个科学生活在我们看来好像只不过是我们有机体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在科学领域中的行为一般而言只不过是我们在有机体生活中的行为的副本。”([10]，p.358，117)

“全部科学起源于生活的需要。”马赫从自然主义和进化论出发，把科学的起源和历史看成是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生活的实际表现形式之一。科学伊始于人类半自觉地和无意识地获得的关于自然的知识，这首先是为了生存需要和物质利益。外部世界是极其复杂的。生物如果不将来自外界的多样的刺激加以转换，使之成为具有划一形式的刺激，就不能生存下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出现了能够将多种刺激相互联系和结合起来去适应外界的动物乃至人类。人在概念思维适应外部环境方面，以及借助语言交流来弥补个人经验之狭隘方面，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种原始的获取知识的活动构成了今日科学思想的坚实基础，我们对于这种本能的知识并末自觉地、有目的地作出贡献。这种本能的知识显示出巨大的权威和逻辑力量，迫使我们从熟悉的经验中有意识地获取知识和排除错误，这是通过思想对事实的适应和思想对思想的适应过程来实现的。在人类的强大智力本能、有意识的探索和广博的概念思维能力后来逐渐建构起科学的成功表述和明晰的、抽象的、可交流的术语中，包含着人类早先本能获得的认识，它们成为人类的永恒财富。这一切仅是科学产生的土壤，科学的真正起源来自社会。由于文化的进步、生产的发达和分工的出现，使一部分人从单纯的谋生中摆脱出来，把概念思维转向特定的专门领域，从而缓慢地形成了各门科学的系统知识和体系。科学思维和科学就是这样由最初极其单纯的维持生命的活动开始，而持续不断地达到生物进化活动的顶点的。例如，数常常被称为“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数的本能的开端并考虑一下产生对数的需要的环境，那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其实，在这个领域的头一批东西是由生物的和物质的条件无意识地促动的。只有当它们存在并常常证明是有用的，它们的价值才能得以鉴赏。只是在智力用这样相当简单的形式训练后，它才能产生比较自由和有意识的发明，以适应当下的需要。几何学也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认识空间的真实性和不变性在生物学上对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马赫得出结论：科学显然是从生物的和文化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作为这种发展的最不必要的支脉。然而，今天我们毋庸置疑，它发展到在生物上和文化上最有用的要素。科学接管了用充分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较快变化代替暂时的、无意识的适应的任务。([8]，p.361)

而且，马赫也是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角度理解科学理论的进化的。思想具有进化和变异的痕迹，科学理论也遵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它们在两个适应中或被修正、或被抛弃、或被完善、或被接受。科学理论的适应领域及其法则所取的形式都是每个时代认识水平的反映，并随着认识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马赫注意到，“自然探索者的智力活动与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活动并非象通常设想的那样大相径庭”([5]，p.16)，“从最具体的日常思维的观念到最抽象的科学观念之间存在着连续的过渡”([8]，p.17)。科学思维是从日常思维中脱胎出来的。在马赫看来，日常思经的目标是概念完成和部分观察到的事实的完善。从部分的资料到对事实作一系列的完成，对于日常思维和科学思维来说是共同的。然而，二者之间也有一些相区别的显著特征：日常思维至少在其开始服务于实际目的，并且首先满足肉体需要；科学思维以比较强有力的智力运用形成它自己的目的，并力图通过消除所有的智力不安满足它自己。日常思维并不服从于纯粹的知识，因此它具有前科学思维的缺陷。科学思维只是十分缓慢地才摆脱掉这些瑕疵的，其进步在于不断地校正日常思维。然而随着文明的成长，科学思维反作用于只服务于实际目的那些思维方式，日常思维日益变得受限制，并被由科学所渗透的技术思维所取代。日常思维甚至早期的科学思维必然与思想对事实的相当粗糙的适应有关，而思想相互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思想的相互适应是进一步要解决的任务，以便获得充分的智力满足。这种最后的努力是把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它包含着思维的逻辑澄清，虽说远远超过了这一目标。([8]，p.1～2)

马赫在不同时间提出了几种不同助科学的目的，布莱克默把它分为三种：(1)科学的“内在的”目的，即寻求现象的相互关联和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这类似于贝拉明的观点，它有助于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变革。(2)科学的“中间的”目的，即尽可能获得一幅稳定的世界图象，以减少对实际生存的干扰；这显然是受到赫兹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很可能影响到普朗克的科学观。(3)科学的“外在的”目的，即科学的生物学任务是为个人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定向工具，科学家和学者也要为生存竞争而斗争；这是来自拉马克和达尔文的思想，它与现代实用主义的理论很符合。布莱克默认为，马赫倾向于把科学目的描绘为最终有肋于满足生物学需要，即科学的外在目的和最后的正当理由在于人种的幸存和幸福的达尔文功能，内在目的只有在于它对外在目的有贡献的意义上才是正当的，而且马赫的经济理论偏向于使意义从内在目的向外在目的转移。马赫不赞同斯宾塞“科学为生活，而不是生活为科学”的看法，他认为科学为生活，同时科学也为科学；前者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后者满足兴趣要求和解除无知的烦恼；二者都是人类追求科学知识的本能的活动。因此，马赫不完全是“为科学而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热爱者，也不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意义上的科学热爱者，他是达尔文意义上的科学进化论的倡导者和阐释者。

（4）人生来不是一块“白板”，而具有天生的

倾向和“观念”，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产物

在马赫的这一思想中，把当代进化认识论的先天性存在公设、先天性产生机制公设和认知[载体]公设的基本主张都囊括在内。马赫说：

不仅人类，而且每一个达到充分意识的个人，在他自身都会发现他并非深思熟虑地投入的世界观。他作为自然的和文明的赠品接受了这种世界观：每一个人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思维者只不过从这种观点出发，扩展它，校正它，尽其可能地利用他的祖先的经验并避免他们的错误，筒而言之：审慎地独自走相同的道路。([8]，p.4)

在这里，马赫所谓的“自然的赠品”显然意谓本能的或先天的东西，它是人类遗传的产物。马赫不同意洛克的“白板说”，他针锋相对地说：“要把一切心理过程都归结为个人生活时期获得的联想，也许是一个错误。无论在什么发展阶段，我们都遇不到作为一种tabularasa[白板]的心理东西。”([5]，p.185)他还这样写道：“仅仅一时追求实用目的的人(这样的人也常常包括学者、正在做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甚至还包括一时不想批判地思考的哲学家)决不会放弃他本能获得的自然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自动地指导他的活动的。”([5]，p.287)

在这方面，马赫在吸收魏斯曼(A.Weismann)关于生殖种质的偶然变异和选择学说的基础上，对拉马克获得性遗传和赫林的“无意识记忆”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他区分了哪些行为是本能的，哪些是习得的，哪些本能反应能够作为“无意识记忆”从祖辈遗传下来，哪些则不能。马赫观察到，新孵出的小鸡立刻开始很有把握地啄它看到的一切，这种空间直觉是本能的和先天的，但是它必须自个儿从经验中学习什么适宜于啄吃。小孩怕黑暗和怕鬼并非源于幼时常听的故事，而是天生的。

马赫以因果关联的必然性概念为例作了说明。他认为这一概念大概是由我们在世界上自愿的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直接产生的变化创造出来的。“因果观念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权威性，是由于它们是本能地、不自觉地发展出来的，是由于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个人对于因果观念的形成是毫无贡献的。我们的确可以说，我们对于因果性的感知不是通过个体获得的，而是在种族发展中完善起来的。”马赫由此得出结论论：“在心智中实际上存在着统摄新经验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本身是从经验中发展而来的。”([11]，p.581)“我们是带着固定在我们心智中的预先准备好的经验去认识新事件的”，“是在大脑中存在着某些特征的相互依赖”。([5]，p.199)马赫的言外之意是，对个人来说是先天的东西，对种族来说则是后天的。这里所谓的“先天的”，是独立于所有个体的经验的，而它却是种族经验在人的机体上的淀积。

马赫对康德先天知性概念和先验范畴的修正和改造——把先验论的转变为进化论的——也表现在对时空直觉的理解上，按照马赫的观点，“空间直觉是天生的”。([6]，p.99)“我们的空间概念根植于我们的生理构成”，“像空间直觉一样，时间直觉也是以我们遗传的身体组织为条件的。我们要摆脱这些直觉只能是白费气力，但是在采纳天生理论时，我们并未断言在诞生时刻己完全发展得充分清楚了；我们也没有放弃考虑它们如何与生物学需要相联系，或者后者是如何影响它们的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发展的。”马赫甚至认为，只要从生理学上考察空间，它的点能用大脑中的位置来描述，即在大脑中被定域。空间感觉对应于这些位置的感官感觉。人们当然将假定，空间观主要是由天生的有机体预先形成的，不过为个体的发展留有广阔的范围。([8]，pp.299，331，260)

马赫发现，人有一种在思想中摹写和预测事实的习惯，以及用敏捷的思想之翼补充缓慢经验的习惯，还具有天生的实验倾向和求知欲，从而使人类半自觉地和无意识地获得了关于自然界的最初知识。人们的这些冲动并不是来源于现象本身，也不属于我们的意志的范围，它似乎是作为出自外部的、同时控制思想和事实的一种能力或规律而面对我们。马赫进而揭示出：

这些原始的心理功能牢牢地根植于我们有机体的组织之中，并不亚于运动和消化能力根植的牢固程度。谁能否认我们在它们之中也感到这种基本的能力——作为我们祖先的传家宝遗传给我们的、长期惯常进行的逻辑上的和心理上的能力。([5]，p.190)

5．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

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既然知识乃至科学都源起生物对外界的反应，试错和适应，科学理论也像生物一样处于不断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态势，知识和理论表现出上述特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马赫在谈到认识和谬误时说，我们自己的或传达给我们的判断若对它所关联的物理的或心理的发现是恰当的，我们便称它是正确的，是知识；若判断不成立，我们便称其为错误。知识和错误来自同一心理来源，错误在于对观察环境注意不当，只有成功与否才能区别二者。用矫正的方式清楚辨认出错误能够有益于知识。马赫考虑的结果是：“相同的心理功能，在同样的规则下起作用，在一种情况下导致知识，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导致错误；只有反复的、详尽无遗的审查才能使我们避免错误。”([8]，p.90)关于热学这个物理学部门的建立，马赫是这样描绘“热理论的概念的进化”的：“缓慢而踌躇地，通过试错，一点一滴地进展着，我们关于这些现象的知识只是十分逐渐地达到它的现今规模和相对的稳定性的。”([10]，p.6)

正由于在漫长的认识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正由于科学处在永无休止的进化之中，“因此我们所有的思考必然被看作是暂定的(Provisional)，结果就依然是成问题的，主要要用未来的研究校正。”马赫于是断言：“自然科学的命题仅仅具有假设的意义。”([8]，pp.412，475)

马赫通过科学史研究早就注意到“科学是未完成的、可变化的”，他让人们“早早适应”这一事实。他在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试图用教科书固定美好的瞬间总是要失败的”([9]，p.17)在谈到演化的科学(becomingscience)时，马赫这样写道：

物理科学并未自命是一个完备的世界观；它只是宣称它正在为未来的这样一个完备的世界观而工作。科学研究者的最高哲学恰恰是对不完备的世界概念的这种宽容以及对它的偏爱，而不是对表现完美的但却是不适当的世界概念的偏爱。([11]，p.559)

这样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必然具有历史的偶然性。马赫在力学史的研究中就洞察到，力学科学目前的形式建立在历史的偶然性之上，偶然的环境把特定的方向给予力学发展的进程。热学中温度数系统的提出也是几个幸运的境遇的结果。马赫的观点很明确：

科学的发展大都是由前史深处中的十分原始的观念开始的，今天绝没有终止。数目更多的、通常也更困难的新间题出现了，取代了已被解决的问题或被鉴别是假问题的问题。知识是在十分曲折的道路上获得的，个别的步骤尽管以先前的步骤为条件，但它们也部分地由纯粹偶然的物理的和心理的环境来决定。([8]，p.222)

马赫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观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马赫的颇具特色和独创的进化认识论即是自然主义思想在认识论和科学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实际上也是进化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可以说是马赫对待世界(当然包括人、人所形成的社会和人为的最系统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一种平实的态度和探究方式。马赫对人、对社会则持满腔热忱的人道主义立场，人道主义不仅是马赫的社会哲学的立足点和探究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对人具有慈善的心肠、博爱的情怀和充满希望的信念。

“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的箴言。”马赫正是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箴言铭记在心，并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从而放射出理性的光华，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马赫即使不是在全部思想史上，也是在整个科学史上使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成功联姻的伟大的哲人之一。

参考文献

李醒民：马赫：维也纳学派的先师和逻辑记忆力的始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5期，第1～10页。

史然：进化认识论：科学与哲学的新综合，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7期，第9～35页。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卷，第63～78页；1991年卷，地～194页。

有人在1970年注意到马赫的生物学认识论（当时还没有“进化认识论”的说法）。参见M.Capek，ErnstMach’sBiologicalTheoryofKnowledge，ErnstMach:PhysicistandPhilosopher，EditedbyR.S.CohenandR.J.Seeger，D.ReidelPublishingCompany，/DordrechtHolland，1970，pp.4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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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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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ch，HistoryandRootofthePrincipleoftheConservationofEnergy，Chicago，TheOpenCourtPublishingCo.，191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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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T.Blackmore，ErnstMach：HisWork，Life，andInfluenc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2，pp.169～170，28.

对自然地理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实在论;常识

一、认识的常识实在论立场

戴维特（M.Devitt）的自然化认识论构造的基础是常识实在论，“有关日常可观察的物理世界的实在论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学说”。当然，这种常识实在论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心理信念而存在的，而是同样需要依靠有说服力的论证。那么，在认识的过程中，究竟是先有了一种本体论的立场或者假设，然后再展开认识的呢，还是基于一种认识论的过程去推断本体论的立场呢？在戴维特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从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后，哲学家们往往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之后才衍生出本体论的讨论。为此，戴维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中我们也可以批判性地考察与了解戴维特有关于认识的常识实在论特征：

首先，反实在论的认识怀疑论缺陷。在笛卡尔那里，认识的怀疑论被当作了我们对于世界进行客观认知的第一原则，并且也是获取真理的必要保证，因为怀疑的出发点就是认识的确定性，这样便似乎能够为知识确立起稳固的基础。对此，戴维特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质疑，他认为，尽管笛卡尔对于我们感觉经验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切的关注，并且以一种无可反驳的逻辑思路使得实在论立场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却仍然只是一种“非充分决定性论题”。也就是说，对于实在世界的认识判断，无论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真实的经验，抑或者只是一种虚幻的错觉，这种判决的依据都可以在科学的观察证据那里得到支撑。其原因在于，我们的视觉神经对于外界事物的光波感应和作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外部刺激的来源性质，而且还取决于个体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空间特征。

其次，实在论的基础主义弊端。针对怀疑主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基础主义试图从怀疑主义的理性逻辑出发去进行矛盾推导，从而得到否证性的答案。然而，问题在于，怀疑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由这种假设出发我们必然会走向一种“即刻的唯我论”或者“瞬时唯我论”，而这一点是为哲学家们所不能接受的。在基础主义的实在论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源自于洛克的“表征实在论”。然而，洛克将思维的界域限定于观念及其之间的联结之中，这导致其表征实在论的立场最终走向了破产。为此，戴维特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沿着表征实在论的路线，根据那种好似的经验事实而做出最佳说明的推理”。

再次，认识的常识实在论可靠性。对于戴维特而言，可观察的物理实体所具有的实在性本质，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与怀疑论的思维形成了对立的局面。通常，人们习惯于采用一种经验事实的语言来描述世界现象，然而这种语言并非完全是中立的，而是会渗透着人们的理论思维。在这一点上，戴维特一方面否认了那种由事物存在的方式简单地推论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种对于实在性的信念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得到辩护。

二、认识的自然化可能性

如上所述，戴维特为认识过程的实现设立了一种常识实在论的基本立场，而这一立场的确立则是通过对于历史上怀疑论所存在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而展开的，这样认识的自然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戴维特理论的必然选择。这种自然化的认识论既是应对怀疑论挑战的必要选择，同时也是哲学认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日渐占据人类认识领域的核心位置，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类希望去寻求一种知识的确定性基础，从而建立起有关于认识的统一框架，并且使得认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有力的辩护――这是一种典型的体现人类主体理性力量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立场。问题在于，在科学与哲学领域之中，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曾经一度达到令人惊叹的逻辑高度，但是最终它却因为无法应对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问题而遭到了人们的抛弃，为此戴维特希望以一种自然化的方式和路径来克服这一哲学前进的障碍。

戴维特认为，科学及其背后的假定必须被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这种假定是与心智的运作机制相独立的，并且是一种在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科学……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此，戴维特所谓的这种“理所当然”意指一种认识的自然化产生过程。在戴维特看来，人类先天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具有特定的结构，它使得人类在出生之后面对外部世界信息刺激和作用的情况下能够产生一种“有序化”的经验。这种“有序化的经验”根源就在于人类遗传的认知机制，正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关于实在世界的最初信念。可以看出，在经验与先验的认识论立场上，戴维特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验论者，他承认我们对于实在论立场的接受不能脱离人类所具有的一定天赋的认知机制和能力。然而，戴维特也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不可自拔，他的目的是要将民间心理学向前推进一步，使之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为其赋予科学的属性。这种科学性表现在：观察渗透着理论，理论即是一种信念，在信念的支撑下人类展开自己观察的具体过程。可见，在认识的自然化立场上，戴维特的观点是一种经过修正的、精致的自然化认识论。

对于自然化认识过程中所存在的人类“信念”而言，戴维特并不回避这种信念的确立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学的任务，而如何将自然化的认识论与规范的认识论协调起来则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去寻求答案。也就是说，程序的有效性问题并不能采用如基础主义所遵循的那种先验式的步骤和方法来加以解决，它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发展过程，并且我们需要以一种动态化的视角来对于科学理论的规范性在确信程度上进行推断与分析。在这里，无论是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或者是规范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体现了人与世界在接触、关联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内在关系。

三、自然化认识论的科学实在论归宿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过程中，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得到了进一步的辩护，这种立场也直接地对于戴维特的认识论思想产生了影响。在戴维特看来，常识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并不冲突与矛盾，科学实在论也没有损害常识实在论的可靠性，两者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协调的、一致的。当然，也应当指出，作为一种经过了修正和完善的实在论立场，科学实在论也对于常识实在论进行了诸多方面的超越，从而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成为了常识实在论的最终归宿。例如，在量子力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不可观察现象的理论描述与判断需要借助于科学的预测与假设，而这些假设通常是与我们日常的观察不一致的，这样我们便能够由可观察现象的规律和特征推断出不可观察现象的规律。应当承认，科学实在论并非是无原则地承诺于所有不可观察的物理事实，而是在经验的层面上将日常信念和必要的假设纳入到认识的过程之中。因此，戴维特认为我们并没有根据去拒绝对于不可观察事物的推测与假设，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过程必经的阶段。可以看出，不仅仅是常识实在论对于怀疑论的主张造成了冲击，而且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中这种观点更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在戴维特看来，要想在认识过程中获得真理，就必须承认“理论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意味着它能够导向一种理论预测为真的状态。相对于反实在论而言，科学实在论能够有效地给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原因在于：科学实在论将理论的成功看作为了是一种对于常识实在论的检验。这也就是说，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观承继了常识实在论朴素的世界观，将外部世界的存在作为我们展开认识的基础，并且由此去建构起人类知识的大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理论的成功”是一种人类对于事物状态的判断。在物理学的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通过设置某些实验条件，期望获得某种可以能够推断的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却是可以预估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所把握的。换而言之，科学的观察与实验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为了探明某些尚不为人知的物理现象特征，然而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在实验之前建立起一种信念，进而在这种信念的主导下去完成实验的整个过程。

另一方面，真理符合概念对于理论成功的说明是有必要的。理论的成功与否，其判断标准在于它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观察上的预测真实性，戴维特认为“主张S存在的理论是成功的，这意味着在观察到的世界中好像有S的存在”。这也就是说，相对于理论本身而言，科学家们更重要的是对于可观察的世界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戴维特的认识论立场是清晰的、明确的，基于对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反思和批判，戴维特力图从一种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给出科学的解释与说明――当然，这并不是认识论的最终结果，自然化的认识论最终只有牢固的将自己建立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它自身才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