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概念(6篇)
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篇1
一、区分不同类型的历史概念，有针对性地分析概括
历史概念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型：历史知识概念和历史专有概念。教学中应区分不同类型的历史概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更好地把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1.历史知识概念。如，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农耕经济的高度发展、工业革命、罗斯福新政、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一体化等；历史知识概念在结构上有单一性和复合型之分。单一性概念如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殖民扩张等，比较单纯，其内涵和外延在教材中有集中的表述或明确的定义，故在教学中及时点拨即可。复合型概念如精耕细作农业模式、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等，它们由若干单一性历史概念以各种逻辑关系组合而成的，且往往在教材中没有集中的文字表述，只是散见于各段落甚至各课中，还需分析与概括。如精耕细作农业模式，它包括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水利设施的完善、私有土地的出现、自耕农经济的形成等。学生必须在了解农业的耕作方式、水利设施概况、土地所有制、经营模式等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其内涵：在有限的土地里辛勤耕耘，努力提高耕作技术，注重灌溉施肥，改良土壤，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很多重要的历史概念，需进行挖深、拓宽，弄清其内涵与外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分析它确立的背景、条件、目的、内容，进而把握其特点：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其实质是满足了美国对外扩张的需要，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但在世界经济混乱的情况下，它也起到了稳定世界金融货币秩序的作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二战后世界经济向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世界经济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历史专有概念，如经济结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经济格局、经济体系、近代化、全球化、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这些概念在教材中很少有具体表述，必须结合知识概念加以归纳概括。如，经济结构，指社会经济中包含哪几种经济成分。鸦片战争前，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洋务企业、外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这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又如工业文明，是指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机械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状态。其主要特点大致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与民主化等。19世纪中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火车、汽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等等。
二、通过层层溯源，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有些历史概念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内在联系，启发学生探寻这些关系并加以揭示，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概念的原因，层层追溯，其逻辑关系为：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斯大林体制。它的弊端是排斥市场，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结果是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五计划、三大改造的完成，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存在的弊端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体制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于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市场经济等。21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又如，关于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在于这样的逻辑关系：14—18世纪，明朝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加上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从而使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活跃。这样，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通过层层溯源，引导学生认识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加深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的理解。
三、通过对比方法，揭示历史概念间的本质联系
比较分析法是确立事物之间同异关系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方法。就形式而言，比较法可分为共时性比较（横向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纵向比较）；在思维特点方面，又可分为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可以认清相关历史概念的普遍性（共性）和特殊性（个性），从而加深理解。
1.横向对比。例如，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的比较：﹙1）特点不同：前者集权、等级、专制；连续性、整体性。后者理性、个体、平等；没有连续性。（2）发展趋势不同：前者趋向专制，后者趋向民主；（3）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不同：前者发展和完善君主专制，法律成为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工具；后者，古希腊实行民主，并以法律做保证；古罗马先是实行共和制，法律限制专制，后实行独裁，使君主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4）文明延续与制度的关系不同：前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保障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使文明进一步延续。后者，缺乏强有力的最高权威，国家不是高度统一，经常出现小国林立的局面，面对外来入侵，不利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比较，学生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政治文明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理解，得出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都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认识。
又如，明朝内阁和西方内阁制的比较：（1）背景不同：前者是因为丞相制度废除，皇帝无力处理繁多的行政事务而设；后者始于英国。“光荣革命”后国王逐渐淡出行政事务，议会逐渐控制行政机构。（2）产生方式不同：前者，内阁成员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后者，内阁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对议会负责。（3）权力大小不同：前者，只备皇帝顾问，没有决策权；后者，内阁总揽国家行政区，负责国家的内政外交。（3）实质不同：前者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表现。通过比较，帮助学生认识内阁与内阁制两个概念本质的区别，加深对君主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理解。
2.纵向对比。例如，雅典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的比较。不同：第一，雅典民主制是城邦制，适用于人数很少的城邦国家，它近乎一种直接民主，有近乎全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没有民主政党。而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却是一种代议制，有政党，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第二，雅典民主制实际上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选举制，而近代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以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第三，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有三权分立，雅典民主制度却没有这一观念；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这一传统源于罗马，而雅典民主制度没有法治的观念，虽然它也有法律。相同：两者都有选举制，行政首脑和议员都由选举产生；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雅典民主制为近代民主制提供了借鉴。通过比较，认识雅典的民主制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又如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异同比较。不同：第一，领导阶级：分别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二，指导思想：分别是拜上帝教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第三，革命纲领：分别是《天朝田亩制度》和三民主义；第四，革命前途：分别是农民政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革命性质：旧式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同：都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性质，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失败；但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比较，认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太平天国运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农民阶级领导的，没有新的奋斗目标。
四、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1.知识迁移规律的运用。迁移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现象，即已有知识在新情景中的应用。已有的知识有助于对相关的新知识的掌握，而在揭示这种联系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旧知识的理解。不仅如此，不断运用这种方式，学生就会自觉地进行新旧知识的迁移，从而提高思维能力。
例如对“中华民国”的认识，可以运用几个旧知识加以理解：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可以联系美国1787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总统由选举产生；实行责任内阁制，可以联系英国的责任内阁制；《临时约法》规定天赋人权、在民等，可以联系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张。
例如，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可以联系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都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封建思想体系；都提倡科学、理性，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它们都是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都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生，等等。
2.讲练结合，以练促学。选择题是高考的主要题型，它也能便捷地触及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又便于操作，所以通过练习也能达到加深对历史概念理解的目的。
例1：“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要受到尊重即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下列观点与此相符的是（）
A.“人是会说话的工具”B.“存天理，灭人欲”
C.“人是万物的尺度”D.“信奉《圣经》，献身上帝
答案C。题干体现的主要是人文主义精神。解体关键在于理解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内涵，即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A、B、D三项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抹杀，不符合题干观点。
例2：“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孙中山的这番话强调了（）
A.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
B.三民主义理论中以民为本的思想
C.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天赋人权
D.三民主义的前提是实现民族独立
答案B。从“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可以看出三民主义强调人民，也就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从而加深了对三民主义的理解。
3.历史资料的引用。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资料或适当补充一些史料，能使学生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如“新文化运动”这一课。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什么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大力批判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课文有一则资料，是陈独秀的一段话。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小，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学生阅读这段话，就能理解新文化运动要反对专制，要防止君主复辟，真正走向共和，就必然要批判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孔子之道。
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篇2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掳牍Ρ兜男ЧH欢敝两袢眨孀盼夜酶母锏牟欢仙罨坏峒苹肪撤⑸颂旆馗驳谋浠?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峄峒埔夭惶富峒贫韵螅椿峒贫韵蟛幻魅罚氐纳柚镁突崾タ凸鄣囊谰荩蚰岩员Vて浜侠硇浴?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篇3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郁建兴，《哲学研究》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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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篇4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普遍规律；封建；唯物史观；比较；开创
中图分类号：K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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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47.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81―82，91.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02―205.
张云鹤.评.历史研究，1985，（6）：188.
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篇5
关键词：经济学；课程实践；模式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2.0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在实践中能对经济学原理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课程实践是培这一能力的有效手段。
1、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教学内容中有大量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图形和数学推导的公式，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比较少，对这些抽象的概念难以接受，大多数同学出现听不懂，学习吃力并失去兴趣。通过课程实践教学，可以提高一些知识点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相关概念的深刻理解，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加深对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因此，课程实践教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其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均与现实密切相关；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也与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要学生学好并熟练掌握这些理论，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可以将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机地结合，大大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3、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而且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课程实践实际上就是要强化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积极把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帮助学生养成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习惯。只有通过课程实践，才能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得以培养。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制约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其课程实践教学开展较为缓慢，许多高校依然滞留在理论教学层面上，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约。
1、观念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
长期以来，一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一种误区，一直采用纯理论教学模式，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原理可以通过图表和公式推导实现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主观认识上，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课程实践弱化现象，导致教学计划上未安排相关实践课时，即便少数学校在教学计划安排了西方经济学实践课时，实践课时也很少。这种主观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导致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环节难以开展。
2、课程实践教学实施途经难。
虽然高校面对人才培养新形势要求，不断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突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依然存在难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没有适合西方经济学的实践软件，与其他专业课程比较而言，缺乏实践的平台，无法实现实验室教学；其二，西方经济学多位合班课程，并且同一学期多个专业同时开课，人数之多给课程实践带来难度；其三，理论教学课时与课程实践课时冲突，难以合理安排课程实践。
3、缺少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目标。
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抽象概念多、公式多、理论多，综合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宽，其实践环节的设计比较复杂，而且难度也较大。目前，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中，还没有形成优化的课程实践方案，实践环节和活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落实到实处，实践教学内容还没有细化的各章节，这给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实现的模式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是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可以做实践的，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是相辅相成。有关实践的模式研究有很多，纵观以往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用三种模式实现：
1、课程的认识实践。根据教学计划要求，相关章节内容安排学生认识实践，比如，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章节中，可以安排学生到社会实践中了解一些产品价格水平，了解企业生产状况、成本状况以及销售状况，通过认识实习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学习热情。认识过程在课外进行，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总结交流在课堂进行。
2、课程的调查实践。调查实践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深度理解的过程，教师依据课程大纲要求，规定内容，学生分组开展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例如，学生可以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地方GDP的构成及增长趋势、通货膨胀效应等进行调查分析，切实做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分析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过程在课外进行，交流安排在课堂进行。
3、课程的研究性实践。研究性实践教学是将西方经济学中的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通过教师命题或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分组专题研究。例如，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的专题研究等。研究性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研讨在课堂进行。研究性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秀芳，涂宇清，华钧，秦海英：研究型大学经济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探讨，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3
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篇6
总之，“世界性”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凸现出来的问题，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性”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厘清这两个概念，只是将二者作为相同的、可以互换的概念来使用，显然是不合适的，有可能造成理论的错位和失误。
“全球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全球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问题在于，“全球性”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状态趋同性的界定；“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对于“过去—现时—将来”的时间链中“现时”这一时间段之特点的概括。那么，二者何以能够如此密切地相互交叉、彼此融通呢？二者交叉融通的关节点何在呢？
当今滚滚而来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冲决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拆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经济、生产、流通、政治、思想、文化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确认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注：鲍德里亚：《遗忘福柯》，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第1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否定和排斥，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考证，“现代”(modern)一词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出现了，而“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的使用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牛津大词典》确认，英国人首次使用“现代性”是在1627年，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法国人使用“现代性”一说与启蒙运动有关，它所张扬的是用理性来评判一切的启蒙精神。在德语世界中尤金·沃尔夫首开风气，1886年在一次讲演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一说法，后又在1888年发表的《最新的德国文流与现代性原理》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界说，使之广泛传播开来。从词源学上追溯，“现代性”这一生造的德语新词，大概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流行概念中衍生而来。总之，“现代性”一词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在以后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寄托和精神追求，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海面，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热点。
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还有“当代性”这一概念。所谓“现代”、“当代”从表面看都属于时间概念，用以表示现时、当下的时间存在。但从根本上说这二者并不仅止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它们与“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迥然不同，如果说“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是单纯的、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的话，那么对于这二者显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人们使用“现代”、“当代”这两个字眼时，分明较之上述单纯的时间概念多一层价值判断的色彩，那就是立足于当下、现时而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态度和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无所谓什么“性”，而“现代”、“当代”则合乎情理地扩展为“现代性”、“当代性”，并且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然而“现代性”与“当代性”又有所区别。“当代性”是指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体现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从而“当代性”的核心是一种当代精神，它是用当代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当代精神所照亮，便获得了“当代性”；反之，如果缺少了这种当代精神的烛照，即使对象是现在的、当代的，也谈不上什么“当代性”。因此“当代性”并不专对“传统”而言，它可以加诸任何对象之上，是对任何对象都生效的。当然“当代性”也以“传统”为对象，但它对于传统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立场，当代精神的体现有时也许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学术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弘扬，无疑都是对于“当代性”的最好诠释。
“现代性”则不同，它生来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争天拒俗、刚健不挠的叛逆精神，而它就将这种叛逆精神视为当下、现时应有的生存状态，甚至是人们所应追求的至上境界、所应恪守的唯一准绳。从而“现代性”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对此法、德、荚的当代学者所论甚夥，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它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注：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乌尔里希·贝克也说：“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注：UlrichBeck,WorldRiskSociety,Cambridge:Blackwell,1999,p.10.）。
从以上论述殆可达成这一看法，如果说“当代性”是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倡言一种当代精神，从而消除了单纯时间概念的价值零度的局限性的话，那么“现代性”则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加强烈、更加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性”与“现代性”达成了一致。因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遭遇最严峻挑战的，莫过于那些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媒体权力的全球扩张，文化资讯的异地共享，生态保护的无国界化等，每日每时都在引发观念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拆解着旧有的规范和习用的惯例。因此全球化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全球化甚至成为当今变革精神的突出表征。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一种变革已然发生，用于反映这种变革的词语就是‘全球化’，它如实地表达了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它是当今最常用的、用于反映一种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标识符号。”（注：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第133-13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关联，构成了“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概念相互交叉、彼此融通的基点。
然而“现代性”只是一种精神，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需要一种物质载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所面对的时代称为“现代”，也可以将自己对世界所持的激进态度称为“现代性”，从而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有启蒙时期的“现代性”，近代工业革命时代也有它那个时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性”也就是当今时代的“现代性”，或者说当下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性”作为一个地理性、区位性的概念又使“现代性”概念发生从时间关系到空间关系的转换，那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经济、科技、资讯、生产、贸易、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协作、彼此依存，虽然实际情况肯定要复杂得多，但不管怎样，全球化终究有利于全体人类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就在“现代性”中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它不是将人类隔绝开来而是促使人类走向会通和整合。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全球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依托和现实内涵，“全球性”乃是“现代性”的当下形态和空间形态。
“全球性”与“意识形态性”
当今全球化进程不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在政治、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辐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描述。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全球性联觉”(globallyvariablesynaesthesia)，即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主”、“法制”、“人权”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标榜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清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在推进“民主化进程”，倡导“以法治国”，改善“人权记录”方面致力，而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为世人所诟病，使自己的形象遭受损害。
然而这一趋同之势并不能说明所有民族、国家、地区已经弥合了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恰恰相反，这条鸿沟甚至愈发加深了。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对西方的政治理念、体制形式和人权标准的全球推行表示信心，“民主”、“人权”之类概念几乎成了西方政治家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成了挞伐别人的掌中利器。除了动用军事力量直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接纳西方式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另外他们也经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反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例如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另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否决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造就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