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精选8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1
关键词 工程哲学；现状；问题；前景
毛泽东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那么什么是工程哲学?工程哲学是对工程的认识，对工程造物的思辩。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工程哲学是研究人的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的哲学，它是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生产和生活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造物活动对社会、自然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已成为工程界和哲学界迫切的要求。
一、国外工程哲学的研究
1898年俄国工程师p·k·恩格迈尔(peter·k·engelmeier)在《论技术的一般问题》一文中指出：“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不只是在工厂里才能找到，高速公路和水路运输、市区经济管理等已经处于工程师的指导之下，要求把工程学对待世界的态度从哲学上加以详细阐述。”thomas·c·clarke在《科学与工程》指出：“工程就是伟大的创造性科学。当科学、经验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技艺到职业的工程演化过程。”farley·osgood在《工程师与文明》中强调工程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工程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罗杰斯出版了《工程的本性——种技术哲学》，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孔德(auguste te)提出“社会工程”的概念，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这被认为是社会工程思想的前期萌芽。权威的工程教育家ralphj·smith认为：“工程的本质就是在观念中设计装置、程序、系统，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
20世纪90年代，卡特克里夫和哥德曼出版《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观察》，他们说：“这本书中的文章总合起来，确定了一个实际上还不存在的学科——即工程哲学——的一些参数，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将促进一种能够使工程哲学成为正在发展中的技术论研究的一个部分的持续的对话。”“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历史背景(讨论工程方法和工程定义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问题、政策问题和工程教育研究。”“可以把这本书看做是代表20世纪90年代欧美学者研究工程哲学的视野、观点和水平的著作。”
北美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d mitcham)把工程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核心，是研究工程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工程师是后现代世界的未被承认的哲学家。”“哲学一直没有足够地重视工程，但工程不应该以此为借口轻视哲学。”“哲学对工程的重要性：(1)因为有许多人从哲学上批判工程，工程师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应该了解哲学以对付那些人的批判；(2)哲学，特别是伦理学可以帮助处理职业伦理问题；(3)由于工程有内在的哲学特性，哲学可以作为意义更加重大的工程自我理解的工具而发挥作用。”“为什么说哲学对工程是重要的?最终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工程就是哲学，通过哲学工程将更加成为工程自身。”“全世界的工程师，用哲学武装起来，除了你们的沉默不语，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他在多篇论著如《engineer-ing as productive activity：philosophical remarks》(1991)、《thinking through engineering》(1994)、《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1997)、《the thies 0fengineers：from occupa-tional role pesponsibility to public co-responsibili-ty》(2000)等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几个角度出发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工程哲学思想。“把工程界定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制造，并以此为前提分析了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异同，进而探讨了工程知识、工程设计、工程伦理等问题。”
约瑟夫·c·皮特(j·c·pete)在《技术思考》《工程师知道什么》《设计中的失误：哈勃太空望远镜案例》《工程与建筑中的成功设计：一种对于标准的呼求》等多篇论著中从技术行动论出发阐述了自己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工程哲学思想。他认为应把工程理解为通过组织设计、操作人造物、按照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界和社会，工程是有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而工程知识是以关注人类环境为目的的人造物的设计、构建、操作的全过程。皮特对于工程设计的分析是以面向实证经验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的，他建构了以技术模型mt为基础的设计过程模型。
沃尔特·文森蒂(w·c·vincenfi)在《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怎么知道的》一文中指出“设计过程可以在上下和水平层次上交互作用，工程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布西阿勒里(louis buc-ciarelli)在《设计工程师》一书中把设计看作工程的核心，并且认为工程设计不是一个机械或计算的过程，而是强调设计过程中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并认为工程设计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即工程是一个动态的设计过程。凯恩在《工程方法的定义》一书中认为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启发法。layton指出工程是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工具。
哥德曼在《工程的社会俘获》和《哲学、工程与西方文化》中指出：“工程合理性不同于科学合理性，科学无论在编年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并不早于工程，工程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工程和工程哲学表现出了一系列与科学和科学哲学迥然不同的本性和特点，工程提出了深刻的不同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工程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的范式而不是相反。”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斯柯庞德提出社会工程学是研究社会秩序，是一种社会工程活动，庞德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控制论主张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建筑社会结构，以有效地实现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
2003年，美国学者布西阿勒里(l、l、bucciarel-li)在欧湘出版了《工程哲学》，提出研究工程哲学的新范式——社会建构论。2004年，美国工程院工程教育委员会把《工程哲学》列为当年的六个研究项目之一，认为工程哲学是一门新的学科，还专门成立了工程哲学指导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以建立工程哲学的思想基础和扩大并培育围绕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的学者共同体。重点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工程教育。这项研究希望能够推动对工程的统一的职业主题的阐明，帮助培养出把所有工程学科连接起来的职业自我认同。当代西方工程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涉及工程本体论、工程知识、工程伦理、工程设计、工程教育等范畴。
二、国内工程哲学的研究
在中国，“工程”范畴出现很早，早在《新唐书·魏知古传》中就有，“会造金仙，玉真观，虽盛夏，工程严促”的记载，《元史·韩性传》中，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在《红楼梦》中有“园内工程，俱以告竣”等。“工程”在中国传统生产发展史上主要系指土木设计、建筑、施工等。也出现了显示中国古老文明的大型工程，如“万里长城”、“京杭运河”、“紫禁城”、“都江堰”等大型工程，这些工程体现了我国古代建设者朴素的系统哲学观和“天人合一”的工程理念。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工程问题的思考。钱学森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工程特别是系统工程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包括许多富于哲理的内容和具有启发性的哲学观点，他指出：“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李伯聪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人工论提纲》，该书阐述了人工论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并按人工过程的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人工论的一些主要概念：实践理性计划、决策等。1992年，他向北京国际科学哲学会议提交论文《简论工程实在论》；次年，正式发表《我造物故我在——简论工程实在论》，该文说工程实在论力求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1995年，又《努力向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领域开拓——兼论21世纪的哲学转向》，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王宏波教授认为应认真研究由李伯聪首先提出，但还很少有人研究的工程哲学。1999年，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一书中以单独的一节讨论技术和工程的一些问题。2001年，李伯聪在《哲学研究》发表了《我思故我在与我造物故我在——认识论与工程哲学刍议》，从对象、过程、研究的范畴等方面对比了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不同，指出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是当前迫切的时代要求。2002年初，陈昌曙发表《重视工程、工程技术和工程家》一文，论述了工程与技术的差异，简要地阐明了工程活动的10个特点，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工程家这个新概念。他还指出我们不仅需要有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而且需要有工程哲学。
2002年，凝结了李伯聪先生大约20年心血的著作《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正式出版，书中以过程分析和范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哲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给出了50多个应该研究的范畴，从科学一技术一工程三元论角度界定了工程：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给出了两个研究视野：理论视野——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中把握工程；实践视野——从工程与生产的关系中把握工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序言中称赞“这本书是现代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是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为哲学研究开创了新的边疆”。同年，徐长福出版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在序言中说，该书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有世界性、历史性意义的。
随后，殷瑞钰院士探讨了第三个视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视野：“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生产—社会的知识链和价值链的网络中来认识工程的本质和把握工程的定位。工程是将相关知识集成起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枢纽和集成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2005年，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l卷出版。2006年4月，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2卷出版。书中总结了近年来众多中国学者开展工程哲学研究的进展。
关于工程的本质，王洪波教授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三类规律，即人的活动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这表明，工程不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也渗透着美学、伦理等文化因素；在工程活动中，需要科学地处理三大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丘亮辉先生认为：“工程活动是从虚拟实在转变为工程实在的过程，据此可以理解古代造物和现代造物的根本区别。”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则提出：“工程的本质是一种人的集体性物质存在方式；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关系，要倒过来思考，从工程的视角看技术、看科学，同时需要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展开关于工程的社会学研究。”殷瑞钰院士概括了五点：“①工程是有原理的。②工程是有特定目标、注重过程、注重效益的。③工程是通过建造实现的。④工程是要与环境协调一致的。⑤工程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集成和优化。”
关于工程哲学的研究领域，杜祥琬院士认为工程哲学研究涉及工程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工程的调研、论证，工程所用技术、工艺，工程决策、质量评价等。傅志寰院士认为工程哲学应着重研究工程与环境、工程与人、工程与文化、工程的进度与质量及成本等。汪应洛院士提出了开展工程观研究的五个方面：①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工程观研究；②工程辩证观研究；工程系统观研究；③工程生态观研究；④工程价值观的研究。殷瑞钰院士概括了工程哲学研究的六个方面：①工程的定义、范畴、层次、尺度问题；②工程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的位置和工程发展规律的问题；③关于工程理念、决策和实施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哲学研究；④工程伦理、工程美学问题的研究；⑤重大工程案例分析和工程史研究；⑥工程教育和公众理解方面的问题。张寿荣院士认为工程哲学就是面向工程实践的哲学。
2006年西安交大王宏波教授出版《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一书，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出版《社会工程哲学引论》一书，成为专门研究和分析社会工程问题的著作。明确了社会工程学的对象和内容，特别是社会工程学的方法论，包括社会分析方法、社会模式的设计方法、社会模式的模型分析方法和社会选择理论，提出了协调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正如李伯聪教授在《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中所说：“本书以对工程化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物质生产类型的工程活动进行哲学分析为基本内容，希望在今后有可能再写一本专门分析和研究社会工程的著作。”这两本书的出现使工程哲学的研究涵盖了“物质工程活动和社会工程活动”，使工程哲学的研究系统化。
三、工程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工程哲学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呈现不同观点争鸣的局面，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界面研究尚未展开；仅限于对工程师所掌握的和应该掌握的知识的分析，偏重实用主义，忽视了工程主体的多层次性，对工程客体的认识论分析不足，缺少有效的工程事前评估、事中影响和事后反馈机制的理论研究；关于工程价值的研究偏重工程伦理，且只注重于工程师主体责任的研究，较少涉及对工程本身的价值讨论(工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价值的)，对工程事后评估规范、标准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
现阶段的工程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工程哲学已经建立了物质工程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两大基本体系和研究框架，作为理论的工程哲学研究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是，作为实践的工程哲学还没有得到足够发展，作为现代工程活动主体——企业家、工程师的工程哲学研究还很欠缺，我们觉得应该将工程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具体工程科学结合，如建筑工程、水利工程、矿山工程、电气工程等，使工程哲学的研究向更低的分支延伸，成为企业家、工程师的哲学，这也是工程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使工程哲学的研究网络化、系统化、层次化。
总之，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专著还不多见，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建立，也没有形成被认同的共同研究纲领。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2
关 键 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 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 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 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 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 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 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 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 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 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 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 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 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 、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 )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 “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 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 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 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 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 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 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 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 ,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 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 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 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 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 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 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 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 ……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 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 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 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 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 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 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 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 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 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 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 生有 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 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 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 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 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 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 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 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 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 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 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 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 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 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 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 。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 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 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 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 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 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 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 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 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 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 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 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 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 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 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 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 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 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 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 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 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 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 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 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 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 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 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 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 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 ［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 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 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 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 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 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 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 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 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 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 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 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 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 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 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 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 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 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 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 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 。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 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 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 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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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技术创新论》；技术创新哲学；哲学视野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开创了国内技术创新哲学系统研究的先例，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从话语、范围到方法在内的一整套研究范式。笔者确信，在李教授及其著作的引导下，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全面把握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也定将取得应有的发展。
技术创新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肇始于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该书中，熊彼特论证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还根据创新对利息、利润、经济周期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现象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由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发展无法用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人们开始相信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加上研究开发方面公共投资的意义相继得到证明，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的经济意义的共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今，技术创新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愈来愈强，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它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
一、技术创新研究的几个主要视角
我国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在1973-1974年间，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上，有专文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一书，再次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熊彼特以后创新理论的发展。在此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介绍国外创新研究的成果，如翻译出版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国外技术创新研究系列报告》(《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年第1期)等。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技术创新就是在企业“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的技术条件或水平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结果将带来经济效益，因而技术创新的结果，首先将直接影响成本、价格与利润。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开始逐渐地从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所以各位经济学家在对于技术创新这个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这其中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结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重新组合生产条件、要素和组织，从而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生产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的活动过程。目前技术创新管理学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类别：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政策研究、过程研究、环境研究等等；二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依据，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模型。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即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人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目的的社会行动。
二、《技术创新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有益尝试
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一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以下简称《技术创新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该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对技术创新哲学进行思考的一个归纳，共分五章来展开叙述。第一章是绪论，作者总结了技术创新研究的多重视角，说明了技术创新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以及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且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较少的社会学层面展开的，哲学层面的研究目前则是处于技术创新研究的边缘。不过，他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的兴起持乐观态度，因为，技术创新中确实包含令人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第二章是技术创新本质论，作者从熊彼特、马克思、江泽民对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出发，阐明了技术创新的特点，揭示了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并给出了技术创新的哲学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作者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点加以总结为：(1)历史性(2)不确定性(3)创造性(4)过程性(5)协同性。对于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区别，作者提出，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分，借用日本学者森谷正规的话就是，技术创新不是技术发明，确切地说，它是通过技术进行的革新(即创新)，技术本身无须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总结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各种研究之后，作者从哲学的角度把握了技术创新的本质：(1)技术创新是主体参与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2)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认知与创新实践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3)技术创新是创新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过程。
第三章是技术创新活动论，作者探讨了技术创新从创新决策，到创新研究开发、生产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的活动特点，说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和技术创新各阶段协同作用的必要性。现实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作为行为者的创新主体依一定的中介作用于作为行为对象的创新客体而使创新主体与创新客体同时发生改变的过程：创新主体把创新客体的特征、本质和规律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技能等本质力量，完成“人的自然化”，而创新客体则按照人的目的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被改造为适合主体需要的创新结果，变成“自然的人化”。作者指出，技术创新决策就是作为决策主体的企业家面对实然创新客体作出选择，从而形成技术创新活动方案的过程；创新R&D是从无形技术到实体产品的过程，是创新决策方案的第一个物化环节；生产技术创新则是从一品技术到多品技术的过程，标志着技术创新从技术的认知与实践过程，进入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认知与实践过程；市场创新则是从创新产品到创新商品的过程，即把创新产品变成消费者满意的创新商品；管理创新则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过程。作者在分析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后，指出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是一个完全线性的过程，相反，创新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馈回路在起作用。
第四章是技术创新能力论，作者从剖析技术创新的能力系统结构人手，提出提高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设计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创新管理能力的具体措施。第五章是技术创新条件论，探讨推动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或条件，如制度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和设计制度以及文化创新。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一一加以详细介绍。
总的说来，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全新视角解读技术创新活动，在论述时旁征博引，与主题相关的学术成果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引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所覆盖，对于受众而言，《技术创新论》提供了一个了解技术创新学术界信息的好机会。阅读本书，读者会感受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庞大的信息量，引人深思的见解，尽管对于从哲学的视角来解读技术创新活动，读者可能见地各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创新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技术创新活动的全新视界，毫无疑问将对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技术创新论》与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兴起
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是其中之一)本来就是一个较新的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很晚才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究其根源，这与西方哲学的“理论”取向有关。“哲学一科学”史从苏格拉底一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实践活动则不予重视。技术创新活动一向被看成知识贫乏的实践活动，因而被认为不值得哲学研究。到了今天，即使有人考虑到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但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现代科学的运用，现代技术工程被看作“应用科学”，对技术及技术创新的哲学反思通常是科学哲学的附属产品。因此，尽管技术(及技术创新)与人类同时产生，甚至人类漫长的历史是由它来标识的(石器、铁器等)，技术及技术创新对历史发展也有巨大影响，但技术及技术创新向来没有进入哲学思考的核心。不过，夏保华教授认为，在技术创新中，大量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虽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创新中，也包含了靠穷根究底的思考来解决的哲理性问题。他列举了八组技术创新的哲理性问题，包括：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客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主体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动机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条件的问题，关于技术创新方法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用哲学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而且不是短期能彻底解决的。为此，他呼吁科技哲学界应着力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以“面向文本”、“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的“三个面向”为基础，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我们不能指望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的发展中派生出技术创新哲学，而是要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引导出技术创新哲学；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这样才能显示出哲学关注时代变迁，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征。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4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基本关系
一、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一致性
在开展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就科学技术哲学的概念做出解释，不然肯定对后文的研究带来阻碍。众所周知，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换言之，解释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解释自然辩证法。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辩证法最早起源于恩格斯的手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界的辩证法。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辩证法应该是哲学的核心部门，但是它和哲学不是完全对等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自然辩证法也可被称为自然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古往今来，很多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它的时候前提是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的。在研究它的时候，完全可以将这一个大前提忽略，主要是这个问题目前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太深奥。那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呢？在对于恩格斯理论的全面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对于研究自然辩证法提出：我们在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媒介，不然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不严谨的研究。
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阔研究视野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技术哲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另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哲学。不可否认，西方对于科技的研究比我们多得多。现在我就这两个研究理论提出我的看法，首先，就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哲学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主要研究重点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前提。同时，西方哲学主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将这两种研究思路结合来看，两者都缺少对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说，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的问题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有着开阔视野的作用。如果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能够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科技哲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科技社会学的层面上。
（二）提供研究素材
科学社会学对于科学哲学的第二个益处就是科学社会学能够为科学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科学社会学更贴近现实生活，在研究科学社会学中大多会采取实例分析来研究。而科学社会学中的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哲学也同样适用。首先，科技社会学能够为科技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基础。其次，也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能够起到启发作用。很多时候，经验之谈对于科学研究是很重要的。最后，两个学科相互联系，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三）深化理论观点
在当前我国的研究形势下，我们不可否认，我国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来源于欧美国家，很少有我国的研究者能够真正地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反观欧美国家的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学术知识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尤其是每个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渊源。能够形成多种社会学流派。正是因为这些社会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代表思想。所以，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新的冲击。科学社会学能够给科技哲学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科学社会学对于科技哲学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有挑战就有进步，科技哲学的研究者通过对科学社会学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能够使得科技哲学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深入研究问题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的自身水平，对于科技哲学的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科技哲学研究者通过对科技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中考虑的社会问题也会更多，偶然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也会纳入研究的范围。从更深的层面上说，通过研究科技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深化科技哲学的观点。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5
国外于20世纪末提出了philosophyof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概念，与此相关的提法还有“信息科学与技术哲学”、“信息和通信技术哲学”等，拜纳姆等认为这一哲学如同一只凤凰正在起飞，哲学随之转型，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出现。进入21世纪后，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他参撰的由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一书中，专门介绍了“信息技术哲学”，认为它可视为技术哲学的一个“特例”;他从“信息”和“技术”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含义，组合出四种意义上的“信息技术”:拼音书写、书籍和相关文本、电子和源代码信号的传输、高表征电子通信的媒体，这样才可囊括它的全部含义;他认为信息技术中包含四个层次的哲学问题: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心理学－人类学，而最终都导向本体论层次。米切姆还认为在技术哲学中存在的工程传统和人文传统同样存在于信息技术哲学中。一些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将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会议的议题，如2005年6月2—4日在瑞典马拉达伦大学召开的欧洲计算与哲学年会的议题三就是“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2009年荷兰特文特大学的技术哲学家布莱(Brey)和索拉克(Sraker)发表的长文《计算和信息技术哲学》对信息技术哲学的纲领和研究框架加以了初步的描述，认为该研究的纲领应该是宽广的和多样化的，涉及的问题有计算系统的性质、虚拟世界的本体论地位、人工智能的限度、数据模式的哲学方面、赛博空间的政治规则、因特网信息的认识论、信息隐私和安全的伦理方面等等;他们将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个:计算哲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新媒介和因特网哲学、计算机和信息伦理。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将新的光亮投射到传统哲学问题之上，提出了一些在传统哲学框架内不易触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技术哲学新型分支的信息技术哲学，其内部还有更加微观的分支，形成“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分支”，一是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二是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即是从哲学的不同侧面(如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哲学或人本学等)对信息技术加以的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卡斯特的“信息主义”可以说构成了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历史哲学研究”，所形成的“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哲学观念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关于信息技术的道德哲学研究;关于信息技术的美学研究和关于信息技术的人本学研究(例如关于cy-borg①的超人主义研究)等都是目前的热点问题，呈现出这一领域的不断成长和走向兴旺的局面。
可以说对信息技术的人本哲学研究是信息哲学的这一分支研究中最为兴盛的领域，其中赛博人与虚拟主体所引发的哲学问题最为引人关注。在研究者看来，信息技术正在开始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假肢技术所发挥的功能一样，后者取代或增加了人的生物功能，将人类变成赛博人，从而改变人的性质。那么这种变化是好事从而是值得的吗?来自于认知哲学家的看法以安迪•克拉克为代表，他认为信息技术已经延伸和协同建构了人性，特别是人的认知。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是自然出生的赛博人。西蒙•杨的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也对赛博人理论持正面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技术的目的是通过人的增强来增加人的自治和幸福，消除人的苦难和疼痛(可能的话也包括死亡)。于是达到一种超人类或后人类的状态，其中身体的和认知的能力靠现代技术而增强。生命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则反对上述看法，认为人性不应该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的增强是非自然的，会损害人的尊严和平等，并且是身体上和物理上有害的。而谢莉•托克认为虚拟身份的变化证实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的理论，表明自我是被建造的、多重的、境遇性的和动态变化的;这些不同的虚拟身份背后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这些身份连同在真实生活中投射出来的其他身份一起，集合地建造了主体。马修斯看到电子人和虚拟身份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都为相似的原因受到支持或谴责，也就是它们都颠覆了传统的固定身份的概念，甚至还掩盖了人的真实性，使人缺乏责任感。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对因特网的意义加以了理论性的探讨，认为21世纪出身的人可能是能将下线和在线清楚区分开来的最后一代人，并认为信息社会正在变成“信息器官的链接”或“信息人”(Inforgs)，抑或说我们正在成为“唯一的能够创造并适应一种综合环境的生物物种”。而一种更包容的看法，是认为人的身体与数字技术存在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就是对信息技术的不同领域或侧面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目前较为流行的有计算和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通讯技术哲学、赛博哲学、数字哲学、媒介哲学、虚拟实在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等，例如阿伯丁大学哲学教授戈登•格雷厄姆的《网络:哲学的探索》是网络哲学的早期代表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有:网络是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份概念、道德观念、审查制度、虚拟现实和社区、民主、想象力的?他还调查了如下问题:网络的新意、网络中新的政治方式和形成社区的可能性、还有个人隐私问题等。也有将哲学分论与信息技术分支结合起来形成的研究领域，如“数字形而上学”(DigitalMetaphys-ics)、“互联网认识论”(“Internetepistemology)等。
互联网认识论最初是由保罗•萨嘎达(PaulThagard)用来称呼互联网上的科学信息活动中的认识论的，而今它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互联网认识论所探讨的问题包括:互联网信息的认识论特征，互联网信息生产和消费的规范内涵，互联网相关活动(包括信息利用、管理和生产)的认识论，阿尔文•古德曼(AlvinGoldman)把互联网的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如果相关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就导致信息过载的问题;信息过载导致受众的信息疲劳，甚至变得在决策能力上的瘫痪，或使他们对关心的问题停留于不知情。可靠性问题主要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网站缺乏选择信息和提供参考文献的标准，这被安通•韦德(AntonVedder)称为内容标准和系谱标准(contentcriteriaandpedigreecriteria)，后者是信息背后的人或组织是否具有权威、守信、信誉的认识论标准。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信息技术提出的哲学问题很多，但在目前的哲学研究视野中并未形成总体性的提升，从而使得信息技术哲学处于“分支研究繁荣，总体层面不足”的状况，尤其是作为一般信息技术哲学的框架并不系统和完善。有的研究者虽然深入到了其中的具体问题和内容，但又基本仅限于对局部信息技术的哲学探讨，尤其主要是对“网络”、“计算机”、“赛博人”等对象的探讨。这些分支性和局部性研究虽然是对信息技术总体研究的必要前提，并为总体性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智力基础，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它们的繁荣无疑还不能取代后者的兴旺。由于对总体性的信息技术的总体性哲学分析不够，使得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中还没有关于信息技术的一般哲学问题(例如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和哲学特征是什么、信息技术“进化”的普遍法则、当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的揭示，信息技术的哲学分析框架或哲学问题系统还未建立，因此对于信息技术的深刻哲学意义远未充分把握。有鉴于此，目前急需用更开阔的哲学视野来分析整体性的信息技术，形成一种对信息技术的总体性的哲学研究。这种“总体性”一是包括时间上的总体性———不仅指当代信息技术，而且指历史上的信息技术;二是包括类别上的总体性———不仅指计算机、网络等，而且指观察仪器、显示手段、输入装置等等。这种总体性这就是将信息技术扩展为一个一般的技术范式，从而使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从信息技术特殊上升到信息技术一般，并进一步把信息技术哲学扩展为一种一般的技术哲学范式，使信息技术与哲学形成更为内在的关联。在这种扩展中，信息技术哲学或许要重点探究新的本体论问题，包括:信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信息技术对世界的本源论、存在论和实在论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历史上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哪些本体论观念的变迁?在米切姆看来体现这种本体论追问的具体问题还有:软件控制硬件的本体论问题、“程序”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它们和“意图”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涉及“实在”时，“信息技术可能会以远比简单的信息过载更为基本的方式隐匿实在，使我们不能得见。这可能在较心理更深刻的层面扭曲我们的存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虚拟实在”，它使得真实与虚拟、数字与模拟混合在一起，原型将越来越难以辨认，人们将无法弄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于是，客观世界本身是否如同虚拟世界一样不过是对我们的一种刺激?下线的世界与在线的世界在我们的感知活动中有何实质的区别?从本质上虚拟技术是否增加了对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新方案?它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它对我们理解“终极性问题”提供了什么新的启示或方向?凡此种种，均是虚拟实在与现实实在的本体论关系问题。由于这些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是当代信息技术造就的，无疑也成为信息技术哲学兴起的深厚土壤乃至整个哲学探新的“富矿”。
二、技术哲学走向新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为我们开启了更大的哲学探新的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技术哲学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如果说信息革命使得信息哲学正在成为科学哲学的新形态，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同时正在成为技术哲学的新形态，其具体表现是:它正在使技术哲学走向“当代形态”、“分支形态”、“微观形态”和“会聚形态”。
(一)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虽然是信息技术一般，但其重点是当代信息技术。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的特征主要是由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当技术哲学从技术上把握时代的哲学特征时，无疑需要把握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特征，这就需要技术哲学将自己的重点对象从一般技术或传统技术推进到当代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步入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主要是关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这一侧重点使得信息技术哲学的“本义”就具有当代性。如果信息技术是当代技术的主导形式，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应该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式或主导形式，或者说是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就是说，由技术转型必然导致技术哲学的转型，唯有进行了技术转型的这一哲学提升，才能回应数字时代对技术哲学的新挑战，使技术哲学的探索更富时代气息，并通过探讨当代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问题，为更好地解决技术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上、智力上的支持。目前，在技术哲学界谈论着各种当代“转向”，如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实践转向”、“认识论转向”、“信息转向”、“后现代转向”……，而信息技术哲学可以说集合了这些转向，体现了所有这些当代特征。这是因为，信息技术中有着比一般技术更具体的内容，所以它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生活”的元素，从而成为一种更加趋向参与现实、进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实践哲学”;同时，信息技术从直接性上就是充当人的认识手段，延长人的感官和大脑，帮助人处理和传播信息，因此信息技术本身就是“认识论”转向和“信息转向”的技术载体;此外，由信息技术导致的“信息社会”是与“工业社会”相对照的，常常也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语，因此谈论技术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就是指谓技术层面上的由现代性的工业技术向后现代性的信息技术的转向。这些集合性的当代特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之无愧”的主导性的新形态。在上述的意义上，当我们说要“走向当代技术哲学”时，也就是说要将技术哲学从经典范式转变为当代技术范式，即信息技术哲学。技术转型的时代潮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代表了技术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技术哲学关注信息技术并倡导对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既顺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也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样看来，如果技术哲学给科技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那么信息技术哲学无疑给技术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
(二)技术哲学的分支形态目前技术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多种进路，较为有影响的有:人物进路:主要研究技术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技术哲学思想或专著，从卡普到拉普，从基默尔到德韶尔，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从芬博格到伯格曼，从伊德到米切姆，目前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人物”，当然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展。由人物进路必然衍生出“流派”或“理论”进路，较著名的技术哲学流派通常直接以人物命名，如杜威学派(实用主义技术论)、埃吕尔学派(技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存在主义技术论)等;在重要性上稍逊于“流派”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技术哲学理论有德韶尔的第四王国理论、芒福德的技术文明论、伯格曼的装置范式论、伊德的后现象学技术论、平奇的社会建构主义技术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等。与流派或理论相关、但视野更高的一种进路是哲学范式进路，目前主要有“分析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技术哲学”两大进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哲学进路也是一种更早就形成的研究范式;如果“哲学范式”还可以被界定得更为广义，则在这一进路中还存在与解释学相结合的“技术解释学”、与人本哲学结合的“技术人学”或“技术人本学”、与政治哲学结合的“技术政治哲学”等等。此外，还有基于哲学体系内部分工的“分论进路”，形成了诸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等等的研究;基于技术哲学在“工程性”与“人文性”之间的不同偏重而形成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基于国别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国的技术哲学”、“德国的技术哲学”、“美国的技术哲学”、“日本的技术哲学”等研究;基于历史分期而形成了“古代技术哲学”、“近代技术哲学”、“现代技术哲学”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进路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进路是目前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分支进路”。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分支或部门研究(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学哲学研究)而走向繁荣的，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的出路和前景仍然在于部门科学哲学的进展，因此科学哲学的纲领必须建立在更加重视部门科学的哲学研究上，即将重点放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上。由此推知，技术哲学的繁荣也必然不能离开分支或部门技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离不开当代新兴技术中所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的研究。例如，如果说“四大会聚技术”代表了当代最前沿的技术领域，那么技术哲学就需要大力开展相应的“信息技术哲学”、“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和“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分支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使技术哲学的对象从“技术一般”过渡到“技术特殊”，使得技术哲学不再停留于对“技术一般”的“宏大叙事”上，而是向“打开技术黑箱”的目标更为迈进，从而使技术哲学的内容更实在、更充实。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技术领域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水平，对其加以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也就同时获得了上面所说的“当代性”或“前沿性”，这也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发展趋势:趋向在会聚技术统领下的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目前走向这样的分支技术哲学的条件已经具备，因为技术哲学的“总论”已经形成，其他进路的开展已卓有成效，部门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的作用显现出来，甚至对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部门技术哲学的兴盛将是21世纪科技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也反映了技术领域上的细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抑或说走向分支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这样，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不仅“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研究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前途”，而且没有分支研究就没有繁荣。
(三)技术哲学的微观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作为技术哲学的分支，使技术哲学不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研究水平上，虽然它还称不上是对技术的“微观”研究，但却成为走向微观的“中介”或“桥梁”，通过它，我们的视野可以通向更加微观的领域，如前述的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数字哲学、赛博哲学、逻辑机器哲学、媒介哲学等等，它们也构成信息技术哲学的下一级分支，即前面所说的“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说，信息技术下设多少个领域，就可以形成多少个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从而形成对信息技术所有领域的“全覆盖”的哲学研究。在走向微观形态的技术哲学研究中，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对上述微观形态研究的概括和提升，并与这些微观形态形成动态性的互补。一方面，对这些微观分支性的领域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的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并使其从这些“第一线”的信息技术发展中获取新的问题和实证材料。这些微观领域的兴盛虽然不能替代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但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智力基础，并形成推动信息技术哲学发展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普遍适用于各分支领域的一般原理，又可以为上述的微观形态的研究提供方法指导和形式指引，使其形成智力探究上的合力与理论创新的突破。
(四)技术哲学的会聚形态“会聚”是当代前沿技术发展的特点，目前“四大会聚技术”的形成就是这一特点的突出体现，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信息技术与其他三大前沿技术的会聚，体现在哲学形态上，就是信息技术哲学与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会聚。会聚是交叉、整合、融合从而协同发挥集群效应，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和效用，形成单项或单类技术难以具备的影响和功能。不仅技术本身可以会聚，技术的哲学问题也同样可以会聚，如“接口问题”、“界面问题”、“网络问题”就是在上述技术在交叉和会聚中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使得质料论、形式论、系统论、动力论、基因论、微象论、信息论等哲学视角和方法交织在一起被我们探讨。这些技术哲学问题通常贯穿于所有会聚技术之中，并且有赖于其协同发展和解决，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由于信息技术在会聚技术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当代技术哲学的主干部分，甚至核心部分。因此从信息技术哲学也必将走向“会聚技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研究对象信息技术就是“一种新的人工制品，是一种杂合物”，从而具有十分强大的会聚功能。可以说，由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会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例如在学科上，信息技术哲学是信息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交集，承载着哲学的信息转向与技术转向的双重使命;在技术领域上，信息技术哲学与认知哲学、心智哲学具有自然的会聚，像脑机接口、人工神经网络、人机界面等等，就同属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的研究范围，其中的哲学问题也同属于信息技术哲学问题和认知技术哲学问题。借助技术性的会聚，信息技术哲学可以从哲学层次上消弭一些传统的二元分离现象和观念。如物联网正在融合处理信息的技术与控制物质的技术之间的鸿沟，知行接口正在融合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之间的鸿沟，这两大技术所行使的会聚功能，使得我们可以从哲学上将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绝对界限加以“软化”、模糊甚至打破，由此也使传统的身心二元分离、知行二元分离等等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消弭;还有，由信息技术造就的“信息型实践”或“虚拟实践”由于并没有对实在世界形成真实的改变，因此也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从而同时具备了实践和认识的双重特征，使得实践和认识趋于融为一体，其直接意义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以致消失。虚拟技术使得虚实两界不再是截然分割的两个世界，虚界可以取得实的效果，实在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虚化，并且被无限地复制。总之，当代信息技术使得一个消弭主客二分的无缝之网的世界正在形成，使得技术的会聚也延展到我们的整个世界观。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6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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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7
比照科学哲学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和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我认为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史的研究；其二，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第三，研究技术哲学应重视技术实践。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 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 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 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 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 C、 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 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 C、 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 C、 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 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 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 G、 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 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 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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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Kroes(ed)，2001，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London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篇8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