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6篇)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篇1
关键词：汉简；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66-01
汉简，是我国书法遗产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东汉碑刻书法占据了中国书法领域中的重要位置，而大量西汉竹木简书的出土更呈现奇观，填补了由秦至东汉这一历史阶段的空白。使汉代书法有了全貌。简牍中的真、草、隶、篆洋洋大观，笔姿精妙，质朴古雅，自然茂美，在中国书坛独树一帜，光彩夺目。
由于汉简出土的时间较近，人们还来不及充分认识到简书的艺术价值，有些人还怀疑简书的艺术性。而怀疑的缘由，是汉简大多出自社会下层的职业抄书人之手或为下层士吏、士卒所书；结体不如东汉书法严谨，用笔不如东汉书法规范。于是，认为在两汉只有东汉成熟，规范化时期的隶书名碑《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等，这才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书法碑刻。
需知历代的书法艺术珍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匠和无名书家留下来的。如秦汉的砖文和瓦当文字，商周的彝器中的铭文、镜文、印玺文等。即使是东汉或魏晋时期的不少碑刻文字也是一些无名书家的手迹。那些来自民间和下层的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昕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确实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广阔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文字书体的演进几乎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即任何高明的书体往往都是先由社会下层士吏率先创造。开始总不免带有不规则和稚拙的形态；但被统治者利用以后，在御用书法家或当时书坛的佼佼者加工整理之后，逐渐被规则、工整的形式所代替，进而加工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字体。现存世的名碑、名碣、墓志多属于后者。这是中国文字的演进规律，也是中国书法演进的规律。从一般人角度只重视后者，只承认后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从书法艺术家的角度也是只看重后者，那就不免偏颇了。我认为有许多书体就其实用性和流通性这个角度看，标准化、规范化是有益的、必须的，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就书法艺术而言，情况却又不同了。因越是标准化和规范化，“馆阁体”气息就越浓，也就越呈机械死板，而缺乏生气。
汉简书法都是汉人的墨迹，无可争议从墨迹更能领略到汉代书法家的书法气息。墨迹在书法中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较之于刻石，墨迹更能真实反映原作者的书法意趣。而刻石即使是新刻也是经过加工走样以后的了。我们在读古碑帖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碑由于刻工文化低，有的则由于粗心把字刻错、刻掉笔画、或任意增加笔画，造成了古碑中的错别字。何况有的刻工技术粗劣，效果更加可想而知。何况汉碑经上千年风蚀和人为磨损（指搬动、抚摩、锤拓等），字迹已模糊不清，离原作者书法意趣已相距千里。就是有保护措施的孔庙和岱庙里的汉碑刻石绝大多数都已残破，有许多字迹都已脱落。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最为明显。有些碑刻就有已被过之嫌。今人要想领略汉人笔法，多以传世的东汉碑刻现在呈现的笔形为据，其实相距原汉人笔意已远矣！依我之见，现在书家推崇的汉碑如《张迁碑》、《乙瑛碑》、《礼器碑》等，如不经过近两千年大自然的再创造，而是如新刻之时，笔画清清楚楚、光光生生、整整齐齐，那今人恐怕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的。泰山金刚经、云峰山刻石更是如此。试想此经石峪金刚经和郑文公碑不是露天摩崖，让大自然进行两千年的加工，那神乎其神的自然残缺、那玄妙得令人难以捉摸的笔法从何说起。即使西安碑林的《曹全碑》出土晚，保护好也有破损，碑腰断裂，有十四字被损坏，未破损的字，字画也多少发生了风蚀变形。何况拓工技艺高低又左右了作品的质量。我在市面上看到不少书店发行的《曹全碑》版本，因锤拓、制版、印刷的原因，已离原碑风貌甚远。有的偏肥，更多的偏瘦，有的因笔画已被墨蚀而面目全非。但初学隶书的人仍把它作为范本。这叫初学者怎样去领略汉人的笔法呢？
而汉简就不大同了，我们可以直接欣赏到两千年左右的汉人手书墨迹。普通条件的人也可看到影印的汉简墨迹，结体之天成，笔法之执着，墨色之燥润，行笔的疾涩，乃至气度和神韵皆跃然简上。在用墨上，汉时的墨是当时通行的丸墨，那种墨是天然原料制成的漆烟。色泽乌黑而带紫光，而且墨色经久不衰，所以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看到的几处出土的简牍书法的墨色仍然乌黑而有光泽。汉简大多是用于函札记事，多非经意之作，又是笔墨真迹，因而可以明显地看到用笔迅疾酣畅，流利奔放而又古朴。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对文字――人们社会交流的工具，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这也是汉简书写中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反而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一种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拙实，使转用笔较速而不拘谨做作的古拙风格。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篇2
《元景造像记》书法艺术探源
【摘要】：《元景造像记》是一方艺术价值很高的北魏（499年）时期的刻石，如此精美的造像记能够出现在当时荒远的辽西地区，实属罕见。本文抓住了万佛堂石窟功德主元景是北魏元氏皇族成员这一关键点，通过与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元氏墓志和《龙门二十品》等不同类型魏碑书法风格的比较研究，合理地解释了《元景造像记》之所以有别于其他造像记的原因。同时，本文还从书体、书丹和刻工等几方面对该碑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元景造像记》、《龙门二十品》、元氏墓志、洛阳体《元景造像记》又名《太和碑》，是北魏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皇帝造像之题记，1921年出土于辽宁省义县（北魏时期称昌黎）万佛堂石窟。梁启超在题跋中说，“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天骨开张，光芒闪溢。”①梁为首推此碑者。虽然同样是造像记，但在书法和刻工等方面《元景造像记》显然优于《龙门二十品》中的大部分作品，这是该造像记一个较为特殊的地方，考其事由，当与功德主元景的皇族身份有着直接关系。“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北魏是魏碑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太和以后，诸家角出”②，其风格具有多样性特征。据审美取向和书刻情况，可将魏碑书法大致分成两类，其中，字体新妍、刻制精美者为一类，以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元氏墓志为代表。其字的特征为横划竖起，竖划横起，斜顿收笔，撇捺收笔平挑，竖钩上挑，结体间架“斜划紧结”③，这是当时最新式的楷书特征，由于兴起于洛阳，所以，有人称之为“洛阳体”，被认为是当时的“官样字”。与“洛阳体”相比，《龙门二十品》呈“一派稚拙模样”，从中“可以感到一种初兴的、激越的宗教热忱和一种真率的艺术风格的结合。”④这种字的结体间架“平划宽结”⑤，是明显的隶书旧体特征。在造像记中，《元景造像记》应是一个特例，“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这是梁启超在题跋中对它的新式楷书特征的充分肯定。细观其字：1）横的起笔处竖锋斜按、收笔下顿（少数上挑，略带隶意），撇捺的收笔平挑，竖钩多上挑，点呈三角状；2）提按、俯仰、向背等楷书技法很丰富；3）具备呼应、连带，顾盼等一些行书特征；4）结构紧凑，笔画开张，体势右上倾斜，为标准的“斜划紧结”式楷书结构特征。因此，康殷先生认为，“（在《元景造像记》面前），《龙门二十品》应俯首称臣”。这是《元景造像记》作为造像记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它的特殊之处。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元景的皇族身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如果说《元景造像记》是受了“洛阳体”的影响，恐怕有失公允，也不尽符史实。该碑刻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仅晚于《元桢墓志》（496年），与《元简墓志》（499年）同年，放在《龙门二十品》中，年代排在第六位，《元景造像记》出现在“洛阳体”的开创时期，应该把它与洛阳元氏墓志一起都划归于“洛阳体”之内。另外，元景曾任负责图书典籍和起草诏书的集书省长官，孝文帝是位手不释卷、出口成章的皇帝，以此推测，元景能伴其左右，绝非等闲之辈，该题记文辞之雅驯、书法之隽美、刻字之精致，或与元景其人有着直接关系。《元景造像记》所使用的书体“洛阳体”，是北魏时期的“铭石之书”。“铭石之书”是东汉以来专门用来书写碑版的正式书体，它的选择一般都要遵循社会共同认可的规范，必须符合即定文化背景下的合乎礼仪的要求。“洛阳体”是一种成熟的魏碑形成，它之所以出现的内因主要来自于铭石书自身发展的巨大力量，公元四世纪“南碑”和“北碑”之间的相通现象，也是强大的铭石书“传统”在南北两地各自延续的结果，与魏孝文帝改制及南北书法交流没有直接关系。依“洛阳体”的字法及其熟练程度推测，书丹者一定是当时的书法胜手。《魏书》记载，“魏初重崔、卢之书”，但两家的书迹早已不传，清河崔氏世传卫派书法，尤其擅长古文、篆书和草书等书体，北魏平城及洛阳时期的重要书迹即便不是出自崔、卢等名家之手，也很可能受到崔、卢两家书风的影响。崔浩作为汉人门阀贵族的代表在北魏时期的地位最为显赫，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被太武帝所杀。清河崔氏及与之有姻缘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随之被灭族。由此可知，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后的洛阳新式魏碑体应该是与崔、卢两家没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洛阳体”的书丹者是谁呢？文献显示，汉朝时期设有专职的文职书写属隶，名为“书掾”，专门负责文秘书写工作。北魏多承汉制，“书掾”之遗风应是有的，“书掾”应是魏碑的主要书丹者。《始平公》署“朱义章书”、《孙秋生》署“萧显庆书”等。这些留下名字的书丹者多是近似于汉制“书掾”的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既非出自书法名门，更无元姓皇族。魏碑书法受工匠的刻风影响较大。北魏时期，工匠多被编入“匠籍”，世传祖业，且不得改业，地位低下，如同官奴。但工匠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为皇家服务者多能工巧匠，技术精湛，有的还具备艺术创造能力；而普通工匠则缺乏这种能力，其技艺主要来自继承。通过查看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魏碑作品，我们发现，魏碑的刻制方法有其一致性，说明其方法传承有序，且自成一脉。魏碑刻字多是“凿刃斜入斜削，自然多棱角”⑥。魏碑的刻与写之间的风格存在差异，这是事实，“只有好手才能刻成圆势”⑦，魏碑中刻工精致如《张玄墓志》者是很少见的，洛阳皇室鲜卑贵族墓志的刻工稍逊之，《元景造像记》亦属于此类，虽是精刻，仍可见明显的刀刻痕迹，这是时代风尚使然，此魏碑之大特征也。
注：①梁启超，《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荣宝斋出版社，1995。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古代书法论文选》，上海出版社，1981。③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④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美术出版社，2002。⑤⑥⑦同③
【参考文献】1）曹汛，《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年6期。2）《魏书》，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3）丛文俊，《书法史鉴》，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4）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__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篇3
碑林里，我印象最深的是《石台孝经碑》，这块碑是由唐玄宗亲笔书写并注释的。它形式独特，四面都刻字，碑冠刻的是青龙腾空，它还有三层碑座，每一层都都刻有精美的图案。那石碑上都画上了一个个格子，格子里是用楷书工工整整的刻上了每一个字，格子旁边的小字是对该字的注释。可以看出，唐玄宗对这种所谓的小事都这么认真，真是一位真正的好皇帝。
接下来我们去的是7个大型石碑展室，展室里的石碑不仅造型百出，碑上记录的事也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李斯、王羲之、颜真卿等书法家的杰作，还有文字游戏《画里藏字》碑，乍一看，是一幅漂亮的竹子，可走近仔细看，却是一个个字，还是一首诗呢！画即是字，字即是画，字画合一。更有的碑刻的是地图，图上“每六寸折地一里”标注得清清楚楚。当时没有测量仪器，地图还能画的如此精准，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最后去的一个展室里的碑全是原来放在国子监给学生作范本，用处类似于现在字典一样的碑。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碑，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术，学生们的课本都是他们自己用手抄出来的，你抄，我抄，他抄，难免会有些笔误。有了这样一个范本，学生们有了一个校对的地方。这块碑上，用正楷端端正正地刻上每一个字，字字都工整准确，让人肃然起敬。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篇4
[关键词]录；纪录片；涉藏碑刻；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J323+G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171—04
一、涉藏碑刻及其特点和史料价值
（一）涉藏碑刻的界定
碑刻是历史遗存和文化载体，从中可以反映或折射出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与历史文化发展的运行轨迹。碑刻不仅具有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碑刻文化作为我国金石文化石刻的一个分支，在我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涉藏碑刻是指那些记载内容与我国藏区和藏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艺术、民生等相关的碑刻，是我国碑刻文化的一部分，拥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涉藏碑刻的特点及史料价值
藏族大多生活繁衍在青藏高原，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所限，先民们常把各种社会信息和文化资料记录在石质载体上，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石刻。吐蕃兴起以后，与唐朝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此后经唐、宋、元、明、清各代，特别是元朝以来把纳入中央政权直接管理之后，和其他藏区与祖国其他地方的联系更加全面和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双向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和紧密，涉藏碑刻除了在和其他藏区时有产生以外，也在祖国其他地方历史地自然出现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目前保存下来的涉藏碑刻有数百件之多，“其中已知北京29处，44处，甘肃136处，青海50处，四川38处，云南及其他省市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涉藏文碑刻”。
涉藏碑刻的种类较多，从使用的文字来分，有藏文碑刻，也有藏汉文对照碑刻和采用藏、汉、蒙、满四种文字雕刻的石碑、石刻。按照用途及其形式的不同又可划分为墓碑、寺祠碑、纪功碑、会盟碑、圣旨碑、造像记、匾额、刻帖等。
涉藏碑刻是我国历史上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长期密切交往、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公元823年，用藏汉两种文字对照的形式，将盟文刻石立碑，矗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甥舅和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它反映了1300年前藏汉人民和平共处、永结友谊的共同心愿，也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位于日喀则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刻，是迄今为止在地区已发现的藏汉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处。它比“唐蕃会盟碑”还要早165年。该碑题铭文字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有许多字迹已模糊不清。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考证，“大唐天竺使出铭”系唐代显庆三年（658），著名外交探险家王玄策、刘仁楷一行出使印度次大陆时途经此地留下的实物，记载了唐代使节历经艰难险阻出使天竺，于此勒石记功的情形。意为：“今有唐朝官员率官家子弟一行奉令出使印度，途经千辛万苦，方从长安到达此地；吉隆山水之美让人赞叹，留下数行石刻以为纪云云。”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对于认识唐代中原与地区乃至天竺之间的交通、政治、经济往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碑刻遗存，如山南扎囊县桑耶寺有建于公元779年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林芝县米瑞区有广久赤德松赞赞普继位后所建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阿里普兰有建于吐蕃时期的《普兰观音碑》。
除之外，云南省迪庆德钦县有立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法王皇帝圣旨碑》。“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和日寺中遗存有许多刻满藏文的石经墙、石经片和石经墩，其中有两处石经墙分别刻有近3966万余字的大藏经《甘珠尔》和3870余万字的《丹珠尔》；甘德县东吉多卡寺亦有石刻藏文《大藏经》，据统计，此石经的内容远远超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内容，所刻经片约有十万多块。”它们的数量之多，雕刻之精美极为罕见，令世人叹为观止。作为元明清几代都城的北京现在保存下来的刻有汉、满、蒙、藏四体文字的石碑，其特别出名的有西黄寺的乾隆御制《清净化城塔记》石碑、雍和宫的乾隆《御制喇嘛说》石碑等。
总之，涉藏碑刻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留存，是我国藏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活化石，同时也见证着藏汉以及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关系发展的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我国多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程，是研究我国历史上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史的有力佐证。它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记录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乃至今后永远无法复制的历史。
二、涉藏碑刻的保存现状堪忧，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篇5
【关键词】拓印；方法；碑拓；技法
中图分类号：J2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126-01
一、拓印的来源
在印刷术没有诞生之前，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字有不少是在石头上记下来的。据记载，大约在春秋的时候，就有33人想出来把文字刻在石头上了。战国初年的古书《墨子》中讲怎样保存文字记录的时候，就提到要刻在金石上面。“金”指的是青铜器，“石”指的就是石头。唐朝贞观初，人们在陕西宝鸡附近的陈仓发现了10个石鼓，上面的刻字记载着公元前8世纪时秦文公的事情。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久的“石头记”了。石鼓较小，刻不了多少字，看起来也比较麻烦，后来人们就把字刻到大石碑上去了。
东汉末年，虽然已经发明了纸，但印刷术还没发明。为了避免手抄书错误频发，汉灵帝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蔡邕向汉灵帝建议：把一些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作为校正经书文字的标准本。灵帝同意后，蔡邕亲自书写，刻好后的石碑一块块立在首都洛阳的太学门外。这些石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现在还有一些残块保存在西安的碑林里。
而所谓的碑帖，即对着石碑上拓印的方法。就是用事先浸湿了的坚韧薄纸铺在石碑上面，然后用丝棉包扎成拳头大小的软槌在纸上轻轻拍打，使纸透入石碑上刻字处凹下的地方。待纸干后，再用软槌在纸上拍上墨汁。然后揭下来，就成了黑地白字的拓本。这是一种从阴文正字取得正文字的复制方法，与以后的雕版印刷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并对近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古法借鉴和革新提高。
二、拓印方法的变化
拓碑是一门高级技术，也是一件体力活。首先把石刻上的灰尘泥土洗干净。其次铺上拓碑专用的宣纸，用适合面积的纸张（纸和纸之间有5厘米的搭接）。因为有时有风，所以用干净的小石头把四边压住。第三，用喷壶把纸均匀湿润，用滚子把纸与石面密贴。为了加快进度，用报纸把宣纸上的多余的水分吸干。等到纸面干湿适中时（这是关键，纸干了会脱离石面，不易操作，纸湿了会湮墨），开始用扑子拓字。
拓碑这门技术，在秦始皇泰山勒石、蔡伦造纸后就诞生了。在没有照相、影印技术的一百多年前，拓碑技术一直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都是通过拓碑保存下来的。两千多年来，拓碑技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是把拓碑的材料换成现代化的材料了，如古代用棕刷，现在用合成纤维刷；古代用棉花扑子，现在用泡沫塑料扑子；古代要现场磨墨，现在用一得阁墨汁等等。
1.拓印与雕版印刷
拓印这种方法，与雕版印刷相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需要原版、纸、墨等条件，其目的也是大批量复制文字和图像。
就印刷复制术而论，它的出现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在纸上刷印的复制方法，已经具备了印刷术定义中的基本要素，是有一套完整的、有刷有印的工艺技术，把它视作雕版印刷的雏形，是比较适宜的。
2.拓碑必备工具
必备一：白芨水：中药店有售，其性黏若胶水，使用开水泡白及半小时以上，增加其粘度。（也可使用白芨粉但效果不佳）；必备二：刷子：打刷（棕刷）：敲打宣纸，使文字凹入用（软毛刷：上白芨水及裱宣纸用）；必备三、拓包：用棉布包海绵或者锯末，沾墨汁，拓印碑面用（拓包必须绷紧）；必备四：墨汁：着色用，可使用一得阁墨汁或研磨之墨汁；必备五：宣纸、清洁用之刷子、装墨汁及白芨水之盆子，喷枪、卫生纸、抹布等。
3.拓碑的方法
第一阶段：准备工具。拓碑前必须先清洁碑上的灰尘；纸的准备必须比碑大，上下左右稍大约2～3公分。白芨水必须于当天或前一天准备，切勿提早储存，以免失去黏性。拓包二个，一个沾墨汁，一个均匀墨色。（可交替使用）；刷子、盆子、墨汁、喷枪。
第二阶段：上纸。先在碑上刷一层白芨水，必须涂均匀；上纸由上而下对其四角之后用软毛刷由上而下由中而左右由内而外刷平，同时赶走空气使纸与碑面密合。
第三阶段：敲打。用棕刷敲打，使文字凹入均匀，但不能太大力敲打，以免拓纸破裂；敲打时力量需均匀，不轻不重，每个字凹入约0.5公分左右即可，由上而下先纵或先横敲打皆可，俟字全部均匀凹入籍告完成。
第四阶段：上墨色。上墨时左右手各执一拓包，左手沾墨汁，右手柔搓，左手拓包引色至右手拓包，使之平面均匀，并先行试打在预备纸，查看色泽是否均匀；使用拓包必须上下正打，不可左右斜打或过分用力，亦不可专打一处，也不可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必须由上而下或由左而右，渐次密集相连，连续地不轻不重地先纵后横或先横后纵地上色，直至全碑皆上色完毕即可。
第五阶段：取下。取下拓本的最好时机是拓本八至九分干时最为恰当，因此时拓本较不易破损且易于取下，若尚湿即急于取下，则易破裂；大型碑文取下前必须二至三人协助，由上而下与碑面成垂直，平均提起拉开，并事先预备好报纸，平面放置报纸上面，让它自然干，若让拓本晒太阳则拓本将形成凹凸不平及僵硬的现象。
三、碑拓的保存与运用
辛苦拓印而得的碑拓，如果没有妥善保存、运用，殊为可惜，建议如下：
一是编号与纪录：碑拓需详加纪录，编号、地点、时间、文字或图样、样式、内容、字数、大小等均需详细纪录，不但便于整理、寻找，亦可整理出版后学。
二是装裱：可将碑拓请良善之裱功师父，加以精裱。再好的碑拓如无经装裱，则不显其价值，因此精选良善之师父是很重要的。
三是作为展示或为欣赏或临摹学习、教学均可，例如乡土教学课程野外参观时，如能将该处之碑拓图案拓印，彼此交流或作研究社会历史，欣赏其书法之美均是很好的运用。
参考文献：
石碑刻字工艺的方法篇6
从载体上来看，隶书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秦汉简牍和帛书以及汉代碑刻上。上一期我们认识了秦汉时期的简帛书，在简帛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从大篆向古隶再向汉隶的发展脉络，文字学和书法学都把这个演变过程叫做“隶变”。隶变是汉文字一次伟大革命，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的概括非常精当：“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也就是说，隶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文字时代的完结，而形体更加简约，书写更加简易，艺术性更强的“隶书时代”登上历史舞台。
汉代因为隶书的发展和繁荣而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个高峰，特别在东汉时期，隶书字形更趋成熟稳定，尤其是东汉数量众多的碑刻隶书，具有明显的规范性，而且这些汉碑隶书风格迥异，精彩纷呈，清人王澎说：“隶书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我们会在以后的时间对汉碑隶书进行详细的介绍和赏析。
其实我们统通的“汉碑”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个叫“碑”，另一个叫“摩崖”。所谓“碑”很容易理解，东汉时期，为亡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风气非常盛行。而为了表达对亡者的恭敬，碑上所刻的字迹大都工整、精细、优美、清晰。
“摩崖”书法的存在也是为颂功记事。地方官吏做了如架桥开路、凿山治水等造福人民的好事，一方百姓为了纪念或赞美他们，将颂辞刻在高耸陡峭的山崖之上，即“摩崖”书。可以想见，山崖表面一般都粗糙不平，因此所刻字迹无法细腻精巧，而自然形成了古朴宏大、奔放开张的艺术风格。
《开通褒斜道刻石》是东汉摩崖书法的代表作之一，俗称《大开通》(本文附图均为该碑拓片)，刻于汉永平九年(公元前66年)。原在陕西褒城县(今勉县)北石门溪谷道中，现移至汉物馆，是现存最早的东汉摩崖刻石。纵观整个汉代刻石，此刻石以其宏伟的气魂，饱满的布局，高古的艺术气息，加上崖面上天然石纹背景所增添的奇趣，倾倒了无数后世书家。杨守敬评日：“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以下，无从摹拟，此谓之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