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6篇)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1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法，即后世所称的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定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交易空间、交易时间、交易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民法，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即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比如，在商事行为的形式上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商事中，进一步简化交易程序；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定而非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商法不作调整，这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第二，从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维护。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不仅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而且也调整人身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理职能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特性；而民法是纯粹的私法，完全采用私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两者法律规范各有特点，商法规范的内容具有纯粹性，都是纯粹的财产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既有财产关系，又有人身关系；商法规范具有技术性，为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大多数商事法律规范是技术性规范，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伦理性规范占很大的比例；商法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有机融合，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强制性规范很少；商法规范具有易变性。商法规范的制订和修改较民事法律规范更为频繁；商法规范具有国际性。商事交往没有民族、地区的限制，现代社会通讯先进，交通发达，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需要大量的国际间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商事法律规范，因而，在商事领域制定统一规范，要比民事领域更有必要，也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商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传统民法分离开来，实行民商分立。这也是实行民商合一仅起到形式上的机械合并而不能使二者有机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从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政企分开是我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导致公法私法不分，过分强调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则取代私法原则。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完全适应计划经济，但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协调。当今，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必须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确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以便在经济关系中充分发挥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作用。
经济法是以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具有突出经济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之一，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体现公法原则，其调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而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主要采用意思自治私法调整手段，所以，经济法和商法两者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调整手段也不相同。
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引起我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缩小和商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在微观经济关系方面，国家对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由原来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向单一角色转换，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赋予市场主体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维护其经营自，规范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了商法的地位，扩大了商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我们不能随之产生轻视或否认经济法作用的思想倾向，因为商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地位加强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转变为指导性的间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因此，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存在，决定着调整这种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经济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商法属于私法，它只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属于公法，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但对微观经济也有所调整，所以会出现法律调整对象的重合。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2
[关键词]森林分类经营实施
中图分类号：S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5-0160-01
1.森林分类经营的涵义
森林分类经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社会对生态和经济的需求，按照对森林多种功能主导利用的方向的不同，将森林五大林种相应地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运营的一种新型的森林经营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森林分类经营，是在我国林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对林业生态功能的要求不断强化的情况下提出的全新的现代林业经营方式。
2.森林分类经营划分类别
2.1商品林
主要培育原材料林、纤维林、短轮伐期林。用高科技手段，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以追求高产出、高经济效益。商品林是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按市场需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依法承包、转让、抵押。商品林建设应以向社会提供木材及林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标，要广泛运用新的经营技术、培育措施和经营模式，实行高投入、高产出、高科技、高效益，定向培育、基地化生产、集约化规模经营。以商品林生产为第一基地，延长林产工业和林副产品加工业产业链，构建贸工林一体化商品林业。
2.2重点生态公益林
这部分森林主要发挥生态和社会效益，以追求最大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公益林实行“谁受益，谁负责”，服务对象明确的，由服务对象对公益林经营者实行补偿。服务对象不明确的，由政府补偿。公益林建设应以生态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经营目的，以最大限度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遵循森林自然演替规律，及其自然群落层结构多样性的特性，采取针阔混交，多树种、多层次与合理密度的林分结构。
2.3一般生态公益林
这部分森林主要在充分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可通过适当的森林经营活动来提高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封山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补植、管护并举，封育结合，乔、灌、草结合，以封山育林、天然更新为主，辅之以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3.实施森林分类经营中遇到的困境
3.1经营体制有待完善
多年来，我国林业经营一直担负着两大基本任务：一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提供木质产品及其它林产品；二是改善国民生存环境。但事实上，我国林业几十年来受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林业经营模式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等影响，一直奉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伐轻养护、集中过伐的林业经营模式。几十年来，整个林业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森林采伐工业上，大规模开采国有林区与天然林区，造成天然林面积的剧减。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就必须要进行森林的分类管理。
3.2供需矛盾较为严重
分类经营实施之初，将现有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公益林的主要功能是发挥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商品林则要承担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需求的重任。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森林资源现状分布、结构不均衡性及对天然林过量采伐，在分类经营实施之初所区划的商品林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供给；同时，对森林分布较多，并以木材生产为财政和林农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林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较大的冲击，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已成为制约重点林区尤其是生态地位特别重要的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3.3税费比例相对过高
林产品税费征收比例占销售价的比例偏大，尤其在商品材上表现较突出。商品材平均税费比例占商品材销售的40%～50%，特别是农业特产税在商品材生产和销售环节双重征收8%，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农对商品材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商品林的发展。
3.4政策法规需要健全
目前的《森林法》已经不适应现代林业发展的需要。《森林法》缺少对森林分类经营环节的规定，虽然有森林分类经营方案编制方面的条款，但没有真正体现森林分类经营方案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现行森林分类经营技术规程规定过死，除了对抚育的适宜保留株数和采伐强度做出规定外，还对抚育开始期、间隔期、终止期等做了严格规定，不利于森林经营单位根据市场需求、季节条件以及森林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灵活地经营林分。
4.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有效途径
4.1资源划类经营
对各林场划类经营后，还应对各林场的资源划类经营。生态公益型林场其经营投入主要通过经营管理投入预算由国家投资解决。商品经营型林场由于存在两类资源，还必须对森林资源划类经营。对于商品林完全由林场自主经营，国家或主管部门少干预；对于生态公益林应实行森林效益补偿制，解决其经营投入。实施时，可由主管部门向受益部门征收，林场则通过税费减免或先征后返方式按其拥有生态公益林数量多少，根据经营管理投入大小确定林场的补偿额。
4.2构建管理制度
必须按照分类经营的要求，重新制定和调整各类森林的经营方案，实行不同的森林采伐利用政策和管理制度，按照资源管理与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进一步实现对森林资源的分类管理，管住管好公益林，放开搞活商品林。
4.3完善组织形式
对商品林业建设，采取和探索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多种实现形式，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租赁、拍卖等多种经营形式，促进商品林走市场化、集约化、基地化、林工贸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道路，真正达到“搞活商品林”的目的。对公益林建设，强化政府的组织管理，对具有一定规模集中营造的生态林，应主要采取工程项目建设和林场管理的组织形式。此外，还应当在实行预算管理基础上，积极引入造林承包、管护承包以及招投标等管理方式，以提高公益林建设和管理效率。
4.4改进经营方式
根据公益林和商品林各自经营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经营方式。公益林建设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工程造林以及卫生伐、景观性质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有利于生态公益林保护的经营措施，以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功能。根据立地条件和林分特点采用不同的作业法，以天然林（以自然演替为主）作业为主，其次是人工复层林作业和培育天然林（择伐或渐伐）作业，不采用人工单层林（皆伐）作业。商品林要定向培育，实行产业化经营，实行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经营，在利用较少林地提高木材和各类林产品供给能力基础上，进一步把更多的天然林资源保护下来，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结束语
综上所述，森林分类经营工作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的一项共同任务。因此，我们要适应林业分类经营的需要，研究林业分类经营管理的技术措施，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为推动林业分类经营工作提供科技服务。
参考文献
[1]谢守鑫.森林分类经营概念及成因浅析[J].华东森林经理，2005（3）：1-7.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报酬递增；区域经济；路径依赖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们长期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传统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以刘易斯(Lewis)和费・拉尼斯(Fei&Ranis)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以纳克斯(Nurkse)和罗森斯坦一罗丹(Rosenstein－Rodin)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主义均衡发展理论以及以缪尔达尔(Myrdal)、佩鲁(Perroux)和赫西曼(Hirshman)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产业集聚和外部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然而，由于上述理论都以完全竞争和微观层次的报酬不变作为其基本理论假设，它们都无法揭示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建立新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为开端，经济学界掀起一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经济学家们开始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贸易和增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阿罗(Arrow)、萨金特(Sargent)、钱纳里(Chenery)和萨默斯(Su－mas)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下，以亚瑟(Arthur，1994)和戴维(David，1985)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刘安国等，2004)。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藤田(Fujita，1998)、克鲁格曼(Krugrnan，199)和维纳布斯(Venables，1996)等人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增、产业联系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建立一系列被称作“D－S模型空间版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解释经济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的缺陷
以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Chenery&Strout，1996)的两缺口模型、刘易斯(Lewis，1954)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还是以纳克斯(Nurkse，1961)和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in，1943)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新古典均衡发展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方面表现出固有的缺陷。从完全竞争和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出发推理，一个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将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负相关，而劳动的回报率与该区域的资本一劳动比率正相关。因此，在资本回报率高的区域，劳动回报率显然要低，反之亦然，这就决定了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流动必然是反向的。在报酬递减的条件下，经济运行受制于负反馈作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外生地取决于向该地区流入的资本量以及资本流动的速度。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区域间的反向流动，劳动与资本回报率的区际差异在长期内趋于收敛而非发散。换言之，由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减作用的缘故，经济活动将沿空间均匀地展开。按照这一原理，新古典学派主张无所作为和自由贸易的区域经济政策。然而，早期的新古典发展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趋异(刘安国等，2005)。
为解释经济趋异，缪尔达尔(Myrdal，1957)、佩鲁(Per-YOHX，1955)和赫西曼(Hirshman，1958)等人建立起各自的非均衡增长模型来描述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即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长期共存的现象。他们的模型虽然名称各不相同(缪尔达尔模型称为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佩鲁模型称为增长极模型，赫西曼模型称为中心一模型)，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承认新古典理论的报酬不变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宏观层次上的外部经济存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意味着经济活动集聚的地区能够向当地厂商提供较强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因此，企业和劳动力将总是受经济活动集聚地区的吸引。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又使该地区能够提供更强的产业联系或外部经济，由此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正反馈机制导致资本和劳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其结果是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非均衡增长。由于非均衡增长的结果，地区差异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扩大后缩小。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5)用倒“U”形模型形象地表征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化趋势。区域增长差异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也得到卡尔多(Kaldor，1970)的支持。
非均衡发展理论在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假设基础上引入“外部经济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经济趋异，但是，由于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的来源和集聚动力，它们所力图阐明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说”到头来却陷入“集聚导致外部经济，外部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的逻辑，资本和劳动都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如果进一步考察空间距离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积聚必然导致地租的上升或厂商的工厂成本与工人居住成本的上升。即使考虑劳动者对居住区位的调整行为，往返居住地与工作地所发生的不断攀升的通勤成本亦会对工资水平构成不断上升的压力。要保持厂商和工人在一个地区的积聚态势，厂商必须能够在不会导致亏损的情况下提供较高的工资。这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运输成本亦对生产活动形成一种发散作用：没有平均生产成本的递减(或报酬递增)，产品的FOB价格无法下降，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积聚的厂商无法向远端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其实不可持续。由此看来，在完全竞争与报酬不变的基础上，即使再引入“外部经济”假设，仍然无法解释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内在动因。
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与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
传统区域增长理论由于采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无法解释区域增长差异形成的深层机理。虽然新古典理论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根本假设，但是，早在1891年，马歇尔(Marshall，1920)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报酬递增律的正反馈效应也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由于高额的初始投入的存在，厂商的生产成本随其市场份额增加而下降，一个碰巧取得较高市场份额的厂商可以始终领先于对手，在市场上独占鳌头。然而，在一开始有多家相类似的厂商竞争的市场中，具体由哪家(或哪
几家)厂商取得领先地位，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它有可能取决于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如不期而至的定单，与一些买家的巧遇或管理上的异想天开等等。马歇尔那时就认识到，经济中既存在报酬递减律，也存在报酬递增律，它包含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自然混合，并因此产生非常多的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然而，多重均衡对于当时的马歇尔来说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结果。为避免多重均衡解的出现，马歇尔在建立新古典框架的时候，规定只使用全局性规模报酬不变、单个要素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他还假设，经济中报酬不变是通例，报酬递增只是个案。在需要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正反馈现象的时候，马歇尔使用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解释。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但是，仅用报酬不变和外部经济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中行业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经济差异日益扩大的现实。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浪潮。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从一个封闭经济人手，在厂商和消费者层次通过对差别化产品的消费和生产进行剖析来研究垄断竞争问题，在解释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D－S垄断竞争模型假设：(1)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每一类产品就其单一种类而言并非必需品，消费者效用水平将随着经济中能够提供的商品品种的扩大而增加，这一点由CES(不变替代弹性)子效用函数的特性所决定；(2)所有差别化产品都只用一种投入(劳动)来生产，生产过程的报酬递增通过线性生产函数Ii，=a+cxi来描述(其中，Ii为生产第i类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a为一固定劳动费用，c为边际劳动投入)。单位生产成本Iixi=axi+c总是随产出xi的上升而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增(或无止境的规模经济)的来源。
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形成两难冲突。要充分挖掘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的潜力，每一种差别化产品就必须实行规模生产。在经济中的总劳动人口(或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规模生产的差别化产品的种类将会很有限。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其效用亦随之上升。差别化产品生产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垄断因此而形成。在自由进入或退出的条件下，厂商在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之后的纯利润趋近于0通过对对称消费情况下的一般均衡求解，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得出这样结论。
特殊的CES子效用函数的应用使得D－S模型能够避免多重均衡的出现，D－S模型从而被作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平台在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广为应用。
三、路径依赖效应和报酬递增条件下微观行为的宏观效果
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微观基础的形式化为主流经济学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和增长理论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直接引发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革命。就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D－S模型也为揭示缪尔达尔、卡尔多、佩鲁和赫西曼所谓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正反馈机制奠定了微观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亚瑟(Arthur)、厄尔莫利耶夫(Ermoliev)、康尼奥夫斯基(Kaniovsky，1983)和戴维(David)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展开了对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理论的一系列研究，从演进的复杂系统的视角研究由报酬递增律支配的微观经济行为导致的宏观格局，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亚瑟等人的贡献在于将报酬递增的路径依赖效应形式化。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对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形式化之后，亚瑟等人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是，如果处于微观层次的厂商受报酬递增律的支配，那么，经济空间的宏观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亚瑟等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再不能仅仅局限于作为个体的厂商的行为，而应进一步研究厂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存在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的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任何微小差异都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经济微观分子互动的结果将导致经济在宏观层次形成多种自然状态或多种平衡状态。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演化路径，这一选择可能被锁定。然而，经济活动的轨迹具体选择朝哪个方向运行，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左右这一选择的可能会是在经济运行轨迹上发生的任何小的历史事件。小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将因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效应而放大，从而将经济锁定在一个特定的路径。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在《产业区位格局和历史的重要性》一文中，亚瑟发展了一个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受历史事件影响的产业空间集聚随机演化模型。模型表明，在存在报酬递增和产业联系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如果不同产业区位的地理条件完全相同，或者说，如果经济状态始于一个完全均匀、对称的空间结构，即使厂商对不同区位并不表现出任何偏好上的差别，最初的厂商的随机区位选择亦会对后续厂商的区位抉择行为产生类似的影响：如果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由完全均匀、对称的结构将演化出一个不对称的空间结构。换言之，由产业空间分布导致的区域增长差异亦遵从路径依赖的原理：路径依赖作用可将区域之间最初的小的不对称放大，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
四、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产业联系相互作用下的区域发展格局
D－S模型和亚瑟的产业空间集聚模型中的报酬递增经济是抽象掉了空间距离与贸易成本的经济。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不仅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同时存在，而且空间距离导致的贸易成本及其变化会对厂商与劳力的区位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那么，在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共存且要素流动、产业联系与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条件下，贸易和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规律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从1980年末开始，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等(1999)人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建立D－S模型的多个空间版本以解释区域增长差异的内生机制，从而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进一步推进到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
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规律，必须考察位于不同空间区位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这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大致可以通过前向联系(本地市场以竞争
性价格向潜在进入者(指潜在厂商或工人)提品或劳动供给)和后向联系(本地市场对潜在进人者的产品需求或劳动需求)来描述。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中，生产函数表现为报酬不变。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言，由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对不同厂商或工人所产生的影响是静态的、线性的或程度相同的。因此，生产的报酬不变性、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运输成本对供需关系影响的线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活动将沿地理空间均匀地展开(刘安国等，2005)。
新经济地理学则通过建立两类D－S模型的空间版本对区域增长差异进行内生解释：一类是以劳动市场上由劳动的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人口流动模型，一类是以产品市场上由中间产品供需所驱动的前、后向联系为基础的投资流动模型。在这两类模型中，报酬递增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的农业并存。制造业生产活动受空间距离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及其变化的影响而产生非线性的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源于多样化的消费偏好，指的是生产更多种制成品的区域其制成品价格指数会更低。本地市场效应系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本地市场的区位将具有更大的制造业部门，并因此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地；本地市场对制成品需求的上升将导致本地区制造业就业、产出和工资水平的上升。
建立在区际人口流动假设基础上的核心一周边模型(Krugman，1991)表明，在运输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尽管由于价格指数效应的缘故，制造业工人会表现出向制造业集聚地流动的倾向(制造业集聚地相对低的制成品价格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前向联系)，同时，又由于本地市场效应有进一步强化对制造业工人吸引的作用(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提供更高的制造业工资，这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后向联系)。但由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向心作用不敌高额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高额运输成本一方面阻碍了大的本地市场的厂商向外部市场输出制成品；另一方面阻碍了本地制造业工人从外部市场取得农产品供给)本地市场效应无法充分发挥，制造业工人的区际流动方向是从大市场流向小市场，而非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本地市场或产业集聚难以形成。
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对制造业工人的向心作用压倒运输成本的离心作用，价格指数效应导致的前向联系首先对制造业工人构成吸引，本地市场效应所产生的后向联系将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对制造业工人的吸引力，本地市场效应的充分发挥及其与价格指数效应的联动导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或具有路径依赖特点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制造业工人源源不断地由小市场流向大市场，产业集聚或区域增长的“核心－周边”格局因此而发端。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制造业工人规避高额的居住成本以及恶化的交通环境(或通勤成本)。此时，离心力再次压倒向心力，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与人口流动模型同等重要的是投资(或资本)流动模型，后者可以以国际专业化模型作为代表。在国际专业化模型中，诱发产业集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不是源于人口流动，而是源于制成品具有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殊假设。制造业集聚地可以通过价格指数效应以低价格的制成品(中间产品)供应来吸引新的厂商投资，这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新厂商的加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对制成品／中间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强化对其他潜在厂商的吸引，这构成一种后向联系。与人口流动模型所揭示的产业集聚规律相似，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集聚演化动态相对于运输成本的变化亦表现出非线性与非单调的特征：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集聚；在极高与极低的运输成本之下，制造业倾向于发散。因此，无论是通过区际人口流动还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条件下的区际投资或资本流动，都可以有效地内生区域发展格局长期演化的“倒U形”过程(刘安国、杨开忠，2001)。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4
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
从贸易发展规模层面分析，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1.6亿美元，而到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7867.8亿美元，增长了85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9.5%，高于同期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16.6%的增长速度。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1%上升到了2003年的89.4%。其中，出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8.5%增加到2003年的45.8%，进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0.6%增加到2003年的43.6%。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状况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理论界也常常以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低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劣程度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按照商品附加值的高低，通常可以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构成统计也将进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两大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4）。
海关统计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并呈现以下趋势特征：第一，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分别为83.9亿美元和166.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2.5%和77.5%。到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到2662.7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的93.0%，而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到7.0%。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出口则保持稳定增长，相对比重有所下降。第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升。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又一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地区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向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明显上升。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3090.7亿美元（不含河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633.8亿美元，占该地区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57.6%（不含河北省）和29.8%，占我国当年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5.6%和98.7%。第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东部沿海地区出口总额的90%以上，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近50%，但是，如果从制成品内部构成比例分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产品仍以中低技术水平的劳动紧密型制成品为主。2002年，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商品中，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仍是东部地区重要的出口主导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同期主要出口商品（前10位）总额的比重达到3/4。
2．进口商品结构出现了逐步优化的趋势
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为21.4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9.2%，到2002年，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上升为275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下降为11.7%。与此相反，工业制成品进口却呈上升趋势，199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为90.2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0.8%，到2002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上升为2075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上升至88.3%。
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原材料进口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中，机电产品和高速技术产品成为该地区最大宗的进口商品，而且比重的增加幅度最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大幅度增长既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进口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一般加工业的国产化能力正在逐渐提升，因而减少了对国外低技术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显示随着区内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对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日益增加。
3.加工贸易成为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
在我国的海关统计中，对外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三种。1990年，我国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方式结构仍然以一般贸易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加工贸易得到很大发展。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超过一般贸易出口，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自此以后，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带动，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到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达3204.6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58.6%，一般贸易出口总额为2099.9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38.4%。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91、1997、2003），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7、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1990年进出口数据不包括北京市和辽宁省。
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扩大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技术进步。更值得一提的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培养外向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4.非公经济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力量
在我国的海关统计中，将对外贸易的参与者即贸易主体或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三类。其中，其它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
由于我国倾斜性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加之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亲缘关系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使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代国有企业成为该地区对外贸易的市场主体，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3311.4亿美元、1294亿美元和656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60.6%、23.7%和15.7%。特别是在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绝对主体。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之比达到103.3%。
二、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该地区的经济也持续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那么，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与对外贸易增长有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率究竟如何？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1.净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净出口常常用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该指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两项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净出口增量/GDP增量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1979～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简均值为3.75%，同期GDP增长率的简均值为17.04%,净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年平均值为0.18，说明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呈正向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净出口对GDP有显著的影响，彼此关联度很高且呈正向相关关系，净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15.65346524个单位（15.65元）。
2.出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总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出口总额的变动对GDP总量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出口与GDP关联度很高且彼此呈正向相关关系，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2.422568728个单位（2.42元）；出口增长与GDP增长有较好的关联度，出口每增加1%，将导致GDP增长0.2%。
3.进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总量回归分析表明：进口对GDP有显著的影响，彼此关联度很高且呈正向相关关系，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2.565881949个单位（2.57元）。
另外，从进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进口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分析，从1979～2003年的25年中，东部沿海地区有16个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大于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进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4.外资企业外贸进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边际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外资企业出口扩张对东部沿海地区GDP总量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且呈正向变动关系，外资企业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东部沿海地区GDP增加3.747919728个单位（3.75元）。同时，外资企业进口扩张对东部沿海地区GDP总量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且呈正向变动关系，外资企业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东部沿海地区GDP增加4.496487237个单位（4.50元）。
三、结论及启示
第一，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很明显，进出口贸易保持一个较大的发展规模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虽然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推动作用，但不同的时期，其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进口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因为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还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不足，要素供给的稳定性就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进口增加要素供给则成为保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方式；之后，出口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扩张与国内、区内市场相比，市场就显得相对狭小，需要通过扩张外部市场来容纳更多的产出，借助出口贸易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就成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第三，对外贸易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高度正向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对外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在对外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结构上，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加工贸易又主要集中于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视。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既是东部沿海地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也是扩大出口市场、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和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5
自Young认为改革开放加剧了中国区域市场分割，国内外学者由此展开了针对中国及其部分区域的市场一体化测度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测度方法，比如技术效率、经济周期和贸易流量等；第二，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皮建才和陈敏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造成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第三，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徐现祥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陆铭和陈钊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非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
已有研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现有的方法忽略了经济区域内不同观测点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只得到一个平均结果；其二，忽视了观测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等导致观测点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将无法满足一致性和无偏性。因此，本文以珠三角9个城市为例，研究最近十年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珠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概述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融合，是指一国内部区际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无歧视，市场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统一。过程是指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的运动，状态是指区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深化同时推动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中，区际市场化是推动区际资源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区际合作的深化，即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则消除产品和要素在区际间的歧视。商品市场一体化是区域市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此外还有要素市场一体化等。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已有研究分别从状态和过程进行测度。对市场一体化状态测度的方法主要有：生产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对过程的测度方法有：贸易流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有两个作用：研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现状，量化它对经济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市场一体化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地区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获益增加，需求增加又导致投资进一步的增加，投资增加又促使价格的下降，实现良性的经济循环。因此，市场一体化意味着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率。
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不完全支持理论分析，实证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增长；第二种，市场非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种，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概述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和时期的差异性会影响结果，但是并未得出统一性的结论。文献阅读发现，已有研究至少忽略了区域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的不足。为弥补已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内部9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已有文献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采用传统的不变系数模型，即假定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观测点之间保持一致性，变量系数不随观测点位置的移动而改变。传统方法既存在忽略样本差异性，从而可能得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又存在应用对象的局限性。
为了解决传统方法对异质性的忽视，Brunsdon等提出了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GWR方法能够有效处理空间参数的非均衡，而且其处理异质性的模型更为灵活，其参数随空间变动而不再依赖于具体的函数形式。本文将GWR方法扩展至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空间相关性，最后应用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1.GWR模型介绍
GWR模型的设定形式：
Yi=Xiβ（ui，vi）+εii=1，2，...，N（1）
其中，Yi表示被解释变量，Xi是1×K的解释变量，β（ui，vi）表示参数，ui、vi表示回归点i的空间属性变量，如经度和纬度，εi～N（0，δ2）。该模型将样本点的空间位置引入到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方法分别对每个样本点进行估计，获得各样本点参数的不同估计值。若i为回归点，j点的权重是其与i点空间距离的函数，如wij=exp，其中，h为带宽。从wij的表达式可以看出，h直接决定了在对i点进行回归时j点的权重。
2.空间面板数据GWR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Y=ρoWY+Xβo+u，u=v+ε（2）
其中，Y=（Y1，Y2，...YN）T表示因变量向量，Yi=（Yi1，...，YiT）T。ρo为空间自相关系数矩阵，矩阵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通常对其进行行和等于1的标准化，WY表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Kronecker积。X为NT×NK的外生变量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T×K矩阵，βo为NK×1维参数矩阵。u为NT×1维干扰项向量，v为个体效应向量，ε～N（0，δ2εINT）是随机扰动项。
根据空间面板数据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设定方式，采用ML估计方法可得到模型（2）中个体效应v为随机效应时的参数估计值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未列出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过程，实证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未详细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i=（X′Ω-1iX）-1X′Ω-1iAY（3）
2ε=F（Ψ2，hi，ρi）=（u′（（TΨ2IN+Gi）-2GiT+G-1i（IT-T））u）∑j=1，...NgijTΨ2+gij+N（T-1）（4）
其中，Ωi表示估计i点时干扰项的方差协方差阵，ET=IT-T，T=JT/T，JT表示元素全为1的T阶方阵，Ωi=（Tδ2vINT+δ2εGiIT）（INT）+（δ2εGiIT）（INET），2ε表示回归时得到的δ2ε的估计值。Ψ2=δ2v/δ2ε，δ2v表示个体效应v的方差。
然后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集中化对数似然函数CLNFC（Ψ2，hi，ρi）：
CLNFC（Ψ2，hi，ρi）=c-12∑j=1，...，NΨ1-NT2lnF（Ψ2，hi）-12u′^Ψ21F（Ψ2，hi）+lnabs∏q=1，...，NT（1-ρiwq）（5）
其中，P=INT，Q=INT-P，Ψ1=ln（TΨ2+goi）+（T-1）ln（gij），Ψ2=（（TΨ2IN+Gi）-1IT）P+（G-1iIT）Q，表示干扰项的估计值。模型（5）需要估计3个参数，Ψ2、hi和ρi，将其估计值代入式（3）和式（4），即可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
四、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Parsley和Wei提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该方法的研究思路从冰川成本模型出发：假设商品k在i地价格为pi，在j地的价格为pj，在i和j之间销售商品k的交易成本为商品价格的一个比例C，0pkj或者pkj（1-C）>pki时，存在套利活动，即会有人进行跨区域的贸易活动获取利润，直至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得到相对价格pki/pkj的无套利区间。由于众多商品的绝对价格很难获得，而且现实的统计数据通常采用相对价格形式，Parsley和Wei等提出利用区际间相对CPI或相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方差Var（qkijt）来测度区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Var（qkijt）越大则说明区域间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越严重，反之则反是。
本文以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珠三角各城市的9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包括服务项目、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用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为基础，根据相对价格法测度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桂琦寒等（2006）的定义，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越大，对应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深，反之则反是。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的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普遍出现了提高，很可能是次贷危机”导致地方保护加剧。此外，珠三角各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广州最高，深圳和东莞最低。
（二）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研究模型
本研究基于陆铭和陈钊（2009）的研究文献，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
growthit=ci+βi1MIit+βi2MI2it+ρi∑j=1，...，i-1，i+1，..Nwijgrowthjt+γiXit+uit，uit=vi+εit（6）
其中，growth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真实人均GDP增长率（%），ci表示常数项，MIit是地区i在t时期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MI2it表示MIit的平方项，ρi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wij是空间权重系数。系数下标i表示该系数与回归点i的地理位置有关。在模型中分别用滞后一至三期的MI_LAG代替MI，以研究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即表2中的模型Ⅱ～模型Ⅳ。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资本k的对数lnk，通货膨胀率CPI，对外开放OPEN，实际利用外资（AFC）占GDP比重，人口增长率PG（‰）。uit表示扰动项，包含个体效应vi和独立同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εit。
lnk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
Kit=Kit-1（1-δit）+IitKit（7）
其中，Kit和Ki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物质资本总量，δit表示资本重置率，Iit表示当年的投资总量。令δit=9.6%，并用各城市198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10%作为该市的初始资本存量，得到人均资本存量kit=Kitpopit，popit表示年初和年末人口总数的算术平均。
（三）数据来源和回归结果
模型（6）和模型（7）的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回归分析包含模型的估计和检验两部分：首先，采用ML方法对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模型（6）进行估计；其次，采用基于拟合优度的拟合χ2分布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以及渐进χ2分布的随机效应模型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的LM检验。两个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为F（1.01，54.9）=0.00015和LM=8.00。因此，本研究认为随机效应模型适合所使用数据。
在包含MI的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且在不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自相关Moran’sI检验也表明自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Pmoran’sI=0.53）。该统计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在研究期内并无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无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分别包含MI_LAG1、MI_LAG2和MI_LAG3的模型Ⅱ～Ⅳ中未再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2为包含不同时期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指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总的来看，研究期内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性。其中，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提高广州、深圳、惠州和江门的经济增长水平，但会降低肇庆和东莞的经济增长水平。此外，珠海的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滞后期变动：
模型Ⅰ，模型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只包含当期MI，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不受珠三角商品市场一体化当期值的影响。但是，东莞和中山的MI显著为正，即说明采取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方式将更有利于同期的经济增长；江门的MI显著为负，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
模型Ⅱ～模型Ⅳ的回归结果显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的滞后期对地方经济增长效应更显著，与MI相比，MI_LAG1、MI_LAG2和MI_LAG3在9个地区中分别有7个、4个和5个地区显著。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和江门的MI_LAG系数总体为负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滞后的积极影响；东莞和肇庆的MI_LAG1和MI_LAG3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的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对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当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至一定水平时，商品市场一体化将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见表3）。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商品市场一体化对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但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获得相对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或者采用赶超战略等方式使其拥有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其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中所享受的利益份额，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再受益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本文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或国内部分区域的一体化组织不断扩大的原因，只有通过不断添加相对落后的个体，才能够保持较发达地区获取区际贸易的正面影响。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只有肇庆市和东莞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受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的有利影响，江门和惠州的经济增长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有利影响，两种不同的影响同样会随着商品市场（非）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出现拐点（见表3）。虽然商品市场分割能够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外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结果。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市场一体化通过区际贸易同时直接或间接影响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商品非市场一体化则只能影响供给因素①。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只有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这样能够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外地企业的竞争（肇庆和东莞）。但是随着商品非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过于封闭的商品市场会给技术创新等供给因素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对地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如果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包含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则商品市场一体化更有利当地经济增长（江门和惠州）。
表3的结果可检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拐点，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趋势。回归结果表明，除了模型Ⅰ的东莞和模型Ⅱ的江门以外，β1显著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存在拐点，即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拐点，该结论与陆铭和陈钊（2009）的结论相似。根据拐点公式-β12β2计算得出，大部分观测点仍处于拐点的左侧，即说明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在大部分地区未发生方向性的变动。
从β2的总体分布情况来看，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几乎所有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商品市场一体化会不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样地，当商品市场非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商品市场非一体化也会阻碍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其他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地区的lnK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的增加对dylw.net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4个模型的CPI系数都显著为负，陆铭和陈钊（2009）认为当期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可能伴随着未来更低的经济增长。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对外开放OPE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加剧了地区的竞争，但并非一定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本身的特征差异影响区域对外来竞争的消化能力，因此表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地，实际利用外资AFC变量也出现了区域间方向性的差异性，其中，东莞和肇庆的AFC系数显著为负，珠海和江门的AFC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综合OPEN和AFC两个变量来看，虽然东莞和肇庆在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外来资本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正面影响，而珠海和江门则出现与它们相反的结论。为了有效地吸收贸易及外资的有利方面，去除其不利影响，这两组城市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增进交流，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对称性：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对称，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内部之间的不对称。商品市场一体化有利于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有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由于构成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差异，有些相对落后地区无法消化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商品市场非一体化对当地经济增长更有利（如东莞和肇庆）。相反地，如果相对落后地区的产品结构和当地企业竞争力可享受到区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则商品市场一体化同样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如江门和惠州）。
商品市场一体化对研究对象的经济增长影响都存在拐点（模型Ⅱ的中山市除外），当商品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相对发达地区或者相对落后地区不会一直收益或受损，这可能是影响区际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品市场一体化降低了区际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区际间的产业分工，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系统的构
成存在空间非均衡，导致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不同。提高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完善区际经贸关系需要重（上接第4页）
点解决落后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因此，相对发达地区需要在发展本地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味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会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而且会促使落后地区选择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同样地，相对落后地区在商品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获利有赖于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当地政府和企业应该更多地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选择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的产品。最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在实现区际合作时，应该形成互惠互利的政策，从而减少区际贸易中的摩擦，降低区际贸易的风险，以提高区际合作为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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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中央苏区；经济思想
1933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的前期，由于他刚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不深刻，加上受其他领导人的思想的影响，犯了严重的“左”倾的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在中央苏区的实际斗争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残酷地打击了大批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党政军干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中涉及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在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冲突中逐渐觉察了错误，对“左”倾的具体表现加以反对，有所纠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许多卓越、独到的见解和主张，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在经济领域尤为如此。这一时期，苏维埃的经济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处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形之下，另一方面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我们党的任务是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
一、对中央苏区的经济成分界定
他指出，在中央苏区，地主经济在土地革命后已经“完全消灭”；农民的小生产的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小手工业“占主要地位”，它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不太重要”，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的”；小生产者的集体合作经济“正在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它“目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带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国营企业“主要限定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工业、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方面”，当然“带有社会主义成分”，其中有重大意义的是“国家银行和各种营业的组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说还没有”。i所以，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
二、在中央苏区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提出必须尽量扩大中央苏区的生产
1、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是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战斗的源泉
他认为，“我们不但要使农民分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利用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获得更多的生产品，在这里，苏维埃政权应该致力于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ii要通过“种子、肥料、耕牛、耕具的解决，荒田荒地的开辟，生产队的组织，生产水平高的农民的奖励”，通过有计划地组织“春耕、夏耕以及秋收等运动”，来提高农村及土地的生产力。
2、提倡与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
由于当时工业品特别缺乏，立足于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特别鼓励“那些对于军事，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例如：煤铁，石灰，农具，布匹，竹木，油，纸，烟等）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应该帮助那些失业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来发展各项重要的生产。苏维埃政府可以把没收上来的企业，交给企业自己去管理经营。在可能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本身可以计划一些生产的作坊，来适应目前民众的特别需要。苏维埃政府也奖励小手工业者生产的扩大。”iii
（二）鼓励商品的流通
1、苏区商品流通的现状
随着发展生产而来的是商品的流通问题。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与竹木，如若不能很好的流通，那结果必然会发生某种生产品的过剩与跌价。“如像江西产米的赣县、万泰、公略等县，因为生产品的过剩，每担谷子往往跌价到一块钱都不到，这样，农民不但赚不到钱，而且每担谷子要赔五六毛钱。”iv这样就会导致农民对于提高土地生产力失去兴趣，荒田荒地因此有时会增加起来。
在中央苏区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苏区许多生产品，如像竹木，油纸等，因为的经济封锁不能出口，而白区的日常必须品像洋油盐布等的输入也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因此，生产竹木、油纸等的农民工人，陷于贫困与失业，而苏区一般民众则因输入的日常必须品的昂贵，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苏维埃政府因输出输入的不平衡，以及现金的大批出口，而感觉到现金的减少。
2、主张鼓励商品的流通
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力量组织工人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扩大合作社的组织到每个乡村与圩场，成立总的县的、省的以致中央的合作社组织，加强党与政府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粮食的流通，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有计划的经过国家的粮食调剂局，来调节市价，供给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本身的需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组织粮食合作社的网，作为国家粮食调剂局的基础。苏维埃政府还设立各地的运输站，来便利商品的流通。
（三）提出要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
1、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苏维埃政府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好处，让他们愿意输出苏区的生产品，并输入白区的日常必需品。
2、建立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
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的建立，完全不是为了垄断赤区与白区的对外贸易，而正是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