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论文(收集5篇)

民族文学论文篇1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民族文学论文篇2

近几年，随着新课改的实施，语文教学水平总体有了很大提高。但少数民族乡镇中学由于受办学规模、教学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语文教材设置不够合理。文体混杂，没有侧重，教材选文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不符合地区学生特点，能力要求脱离少数民族学生实际。教材编写要力求做到社会需求、学科体系和学生发展水平这三者的统一。而少数民族地区现行的教材，在编写上却是以翻译汉文教材为主，能力要求脱离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以汉族学生为对象编写的，不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心理规律。其次，学校基础设施落后。乡镇中学办学规模小，水平差，效益低，设施简陋，手段落后，教学课件和教学资源严重匮乏。少数民族多聚居在偏远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学校分布集中、数量少。学校硬件建设落后，缺乏信息化教学手段，教学方式落后，多数民族中小学的实验室、微机室、语音室建设条件差，图书资料短缺。再次，教师队伍差异大、能力素养和综合素质不高。民族地区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往往学历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并且主要以中师学历为主，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不高，自主学习的条件也不具备，尤其在复式教学模式下，农村教师繁重的工作量致使其无法有时间更新观念。基层教师队伍不稳，由于条件相对较差，许多教师不安心在基层中小学任教，师资远不能满足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最后，学生的辍学现象严重。部分乡镇学生辍学率甚至达到64%，出现了班级由低年级向高年级逐年递减的趋势，大大超过了“普九”关于把农村中学生辍学率控制在3%以内的要求。

二、少数民族乡镇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产生原因

首先，语文教材建设滞后于新课改要求，缺乏民族语文教学大纲。少数民族地区的教材长期与汉族地区教材一致，没有专门适合于当地学生的语文教学大纲，教材没有侧重点，缺乏对城乡差别的认识。自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教材、民族教材教辅用书和参考用书、课外读物。其次，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缺乏教育经费。经济落后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学生只能到较远地方入学。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西部三个省、自治区的调研表明，有近1/3的学生每天单程超过3公里，近1/8的学生单程在5～10公里之间。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2008年对全国8个县77个乡镇的调查也表明，经历了学校布局调整的小学生平均家校距离变远4．05公里，其中有10%的学生家校距离变近，有31．14%的学生家校距离没有发生变化，在58．86%的家校距离变远的小学生中，平均变远了9．19公里。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学点相对普通中学数量要少，往往几个乡镇共用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因此对于很多家远学生需要寄宿，而寄宿制学校要比非寄宿制学校支出费用高出很多，又因资金支持少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学校运转经费困难，给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再次，忽视对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的“继续教育”，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乡镇学校引进人才力度不够，很多接受过正规现代高等教育的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很难入岗，不仅仅是待遇问题，往往还涉及编制等问题。同时部分代课教师以及在岗教师缺少培训，无法更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技巧，新的知识与观点无法传授等。对于少数民族乡镇中学里少量的优质师资来说，乡镇中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较艰苦与城市教师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优质教师产生强烈的流动意愿。另外，风俗习惯及人情风物，观念意识的差异。少数民族的风俗对学生的受教育水平也有很大影响，由于早婚习惯家长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教育要求不高，女孩往往17、18岁就被家里要求结婚、生子，从此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少数民族地区家长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家长中流传，认为让孩子接受教育是“赔钱的买卖”。由于教育投资的风险大，收益时间长，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早早辍学，到大城市里打工挣钱养家，而不愿让孩子继续读书，有的孩子甚至小学毕业就外出打工。

三、解决少数民族乡镇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对策

首先，政府要发展经济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增加教育投入。改变观念意识，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意识，变革保守狭隘的方面。中央民族学院和国家民委有关专家对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的衔接问题做了研究，指出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与教育的衔接关系上的两种不同循环的趋向。“一是良性循环:经济发达高教育投资高素质的人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发达;二是恶性循环:经济不发达低教育投资低素质的人低劳动生产率经济不发达。”在地区经济发展自力更生的同时，倡导社会关注民族地区中学生学习状况，提高少数民族的认知水平，提高他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度，从而最终达到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次，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语文课本，创造性使用教材。“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由于中学语文教材具有宏观性特征，需要考虑到全国中学生整体情况，且中国民族众多，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在文章与知识点的选择上无法做到满足每一个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这就需要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能够合理应运用地方性知识创造性使用教材，根据本民族、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材，结合地方性知识与民族特色讲解课文。再次，学校要注意发掘、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乡镇地区现有语文资源，开发乡镇高中语文校本课程。要增强语文学习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意识，可开发的语文教学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将知识与生活相结合，能够自己主动寻找、发现、利用身边的各类学习资源。另外，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应加快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实施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全面提高少数民族乡镇中学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水平，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少数民族乡镇中学应结合本校的教学实践，对教师进行有关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方面的培训，从而提高乡镇中学教师分析、反思和研究教学行为的意识和能力，促使教师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理论，以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民族文学论文篇3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民族文学论文篇4

（一）教学方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底蕴丰富，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的沉淀文化，是当前音乐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表现形式，从山歌到小调，从民族情感到民族色彩，民族音乐以独特的魅力带给人们听觉上的盛宴。互联网时代下媒体在高校民族音乐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你讲我听”的教学方式，实现了教学方式上的转变。首先，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体，课堂内容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讲解，而是利用媒体为学生展现出民族音乐的学习技巧，让学生能够模仿音乐大师进行自我练习；其次，媒体的运用营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无论是对视频的播放还是对音频的点击，都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自身对民族音乐课堂的喜爱。另外，媒体改变了传统教学方式所出现的局限性，学生与教师可以在课下利用网络进行交流、沟通与学习。

（二）教学内容的转变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育内容无非是音乐理论、音乐知识、演唱演奏技巧、情感表达，由于民族音乐的乐理知识比较复杂与抽象，很多学生在理解与掌握中比较困难，对其本质含义无法理解。并且，在民族音乐教学中，视唱练耳是培养学生音乐能力的基础，但是，由于课程时间短，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视唱练耳中缺乏时间因素，会导致部分学生视唱练耳成绩过低，进而影响后期的演唱与演奏技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有关民族音乐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高校音乐教师利用音乐网站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将其中所包含的教学知识、教学重点以及教学技巧进行掌握，实现教学内容的转变，从根本上实现了以演唱与演奏基础为主体，演唱与演奏技巧为重点的教学内容。

（三）教学过程的转变

在传统的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形式，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不感兴趣，认为民族音乐过于乏味、枯燥，甚至部分学生在音乐理论课程中出现“呼呼大睡”的现象，这种情况很难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无法提升民族音乐的教学质量。但是，互联网时代，音乐教师对媒体的运用，能够改变这一现状，比如，音乐教师在乐理讲解中播放音乐大师的访谈内容，并及时将乐理知识与访谈内容进行联系，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演唱与演奏练习中，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媒体，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表演进行下载，方便学生观看，特别是一些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反复观看，仔细聆听，掌握其中的诀窍，使其能够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

二、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带来的影响

媒体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作用与日俱增，其中，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媒体以新的手段与方式，对高校民族音乐教学的思想、观念、模式、方法进行改善，使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分离。从本质上而言，媒体对高校民族音乐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媒体为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中，由于受到资金、传统观念的影响，高校民族音乐教学资源严重匮乏，教学资料基本上以书籍、录音带、VCD为主，且内容陈旧，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该类教学资源的影响下，会导致学生与教学内容产生隔世之感，从根本上影响教学效果。互联网兴起后，媒体以独特的形式出现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之中，并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改变了传统资源现状，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将媒体中所上传的音频、视频、曲谱等资源进行下载，利用网页查找相关音乐信息，欣赏到各个地区的优秀音乐表演，了解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学动态以及音乐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网站有中国古曲网、华音网站、绿洲音乐网、洪恩在线等，在这些网站中可以查阅民族音乐乐理知识、音乐录音技术、音乐表演技巧等。此外，网络中所存在的各类媒体访谈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资源。由于互联网具备及时性、信息性、全球性，所以在信息更新中速度非常快，无论是音乐教师还是学生，均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应的音乐知识，提高音乐成绩，增强自身的音乐素养。

（二）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更新教学观念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书育人的重要条件，传统教学模式中师生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关系：传统模式中，教师是严肃的，高高在上的，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学生需听从教师的意见，服从教师的命令，不与教师发生学术上的争执，虽然说这种模式强调了教师的重要地位，但是却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开发，对学生的发展而言有着阻碍作用。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的运用将这一局面改善，并且改变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比如，学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音乐创作、演唱、演奏作品传递给教师，让教师给予指导与帮助；如果在课堂中学生对部分内容难以理解，但是却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法在课堂中进行询问，则可以利用互联网媒介，像QQ、微信等通信软件，实现与教师的课下交流、互动。此外，教师可以设置官方微博，邀请同学对某类民族音乐节目进行评点，使学生能够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但是，从整体而言，音乐教师要想真正与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形成新的教学观念，就需要将传统的主体角色进行改变，为学生提供互联网的使用方法，媒介产品的使用技巧，帮助学生利用媒体观看民族音乐表演，使学生在民族音乐道路上越走越好。

（三）提高音乐教师的音乐素养，提高教学质量

如上文所言，在互联网时代，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由于时代进步过快，社会发展迅速，部分民族音乐教师所具备的音乐素养呈现出落后、老旧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音乐教师需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积极因素，利用媒体的发展特点，及时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保障。

1.媒体的运用能够提升音乐教师的媒介素养

在社会的发展中，媒体的出现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并且也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在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利用媒体的基本特点，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其中，教师要加强对媒介的认识与理解，对媒体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将自身的基本素养与媒体进行结合，在媒体信息化、媒介化的特点下，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比如，教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观看音乐节目表演、欣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聆听专家的音乐讲座，从而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与媒介素养，为民族音乐的媒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2.媒体的运用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修养

民族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晚清;“五四”新文学;中国形象;重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危机时代。曾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古老中国,无论是从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在所展示的形象上,几乎是一落千丈。如,刘铁云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就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曾朴的《孽海花》也以“沉陆”的意象,寓意晚清中国的衰败。这种由衰退而带来的“古老而又落后”的形象,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头,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晚清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问题。可以说,自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以来,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就一直在为新的国家形象定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唤起国人,兴利除弊、师夷制夷、增强国力、重塑形象。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以歌咏工业文明象征——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方式,展开了对新民族国家的大胆想象。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可以说,晚清以降,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第一代“先进中国人”对建构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以来的这种重塑新民族国家形象的企盼和想象,在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对重塑新“中国形象”的现代忧思,凸显出如何以反叛、批判的现代思想,建构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新“中国形象”的思想和文化诉求。

一

晚清之后,分别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出现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从文学表意上来说,“先进的中国人”企盼在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自由表达中,试图谋求对“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以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自觉。假如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定义及其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还不是那么明晰,那么,自16世纪以后,在西方观念中所形成的“国家”定义及其形象,在晚清便与中国传统的“国家”(National)观念和形象融为一体。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提出了“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主张。尔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倡导国家的变革,以求古老中国的新生。以进化论所引发的近代“革命论”的思想,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式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定位。梁启超则更是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1](P7)。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家未来的执著,梁启超大力阐扬西式的“革命”(Revolution),即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获得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定位。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主张,在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中,则把“小说”(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新国”、“新民”、“新风尚”的层面,也即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以展示被现代文明逐渐唤醒的族走向主体自觉的态势。

晚清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诉求,在文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未完成)。这篇被称为“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以“世博”①为代表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小说描述道:“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为此,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设想也由此展开:“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中,“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而此时,“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则在博览会上“开设了《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讲述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事迹②,并向世人描述未来中国新的形象和美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上海博览会”,想象出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的场景,所展示的也使他通过小说的虚构方式,实现融入世界的强国之梦。这种以“世博”为实指的想象方式,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③

1905年,以创作谴责小说而闻名的吴沃尧(吴?人)发表了小说《新石头记》,虚构了贾宝玉参观世博、坐潜水艇的诸多情节。小说写贾宝玉再度入世,巡遍中国,努力寻求民族救亡图存和新生之道。第四十回以《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为题,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且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在1910年,陆士谔创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小说,继续了梁启超、吴?人的中国举办“世博”的想象:

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哪里是浦东!40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只恨车行的太快,来不及玩赏市景。

小说的结尾,陆士谔记下了他和妻子这样的一段对话:

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

丈夫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妻子又说:“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

丈夫说:“我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

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定位和重塑,大都是围绕“新”(“未来”)的轴心来展开的,不仅在宏大层面上构筑“新中国”的形象之美,同时也开始强调要落实在“新民”——对民族个体形象塑造之上,如同蔡元培1904年创作的《新年梦》中所写的“中国一民”那样:“那个将偷东家东西,盗卖给外人的‘冒牌的管帐人’最终被驱逐,国家也实行了新政,击败列强,走向富裕、文明,百姓生活安康、美满”。尔后,陈天华的《狮子吼》(未完成)、颐琐的《黄绣球》、静观子的《六月霜》、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新中国”形象而展开想象,以重塑未来中国新的形象。

美国学者维尔•杜伦在《东方的文明》一书中,曾以“私塾”为对象描绘古老中国的这样一副形象:“教师的主要教具为《四书五经》、《唐诗》和一根教鞭。”显然,尽管这种静穆而缺乏动感的“中国形象”还带有某种朴素之美,但其农耕性质的文明形象,与工业文明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是不相符合的。晚清文学在受到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击,力图改变这种古老、朴素、呆板、单一的“中国形象”,努力使之与世界潮流接轨。可以说,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想象与重塑是在西方“他者”(theOther)的冲击、压迫和激发中萌生的,“他者”的直接参照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将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所作的努力,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来审视,仍然不难看出其自身严重的思想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以西方“他者”为蓝本描绘新的“中国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学创新的思想维度和动力,但仍然没有跳出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与用”、“道与器”和“师夷与制夷”思想藩篱的束缚,被动性的“模仿”式学习的痕迹也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晚清文学大都还是停留在试图以现代的方式,重新使中国恢复到以往鼎盛强大的国力时代的心态,而不是真正地迈向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标准和思想理念。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启蒙的“民主”、“科学”、“平等”等现代文明因子,还未能整体植入晚清思想界和文学界。无论是对新中国未来和形象的美好企盼,还是对中国融入世界的高度关注,晚清文学都未能获得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的现代性转变,未能完成从文学思想、理念到内容、形式的现代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

当然,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预示了未来新中国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形象”的美好勾画,开始体现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和形象的雏形,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面对工业文明时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冲击时的骚动不安和急功近利的心态。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解体,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种源自西方观念以政体为特点的国家(State)形象,摆脱了晚清的虚构和想象,已变成现实间的真实存在。这种情景反映在民国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其特点一方面仍然是继续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努力重塑一种与西方以现代性为内核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则由于共和制政体国家建立初期的不确定性,使之在重塑“中国形象”当中,更多掺和着一种彷徨、迟疑、忧思等无序性、非理性的复杂与多元的心理体验。如同章培恒等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2](P648)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模糊性。同时,其审视和认知的视角更多带有“自者”性质,其重塑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形象”重塑的视角,开始从“外部视角”转变为“内部视角”。

据记载,1909—1913年间,法国人阿尔伯肯恩(AlbertKahn,1860～1940)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拍摄了两千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内容以北京的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居多,镜头聚焦也多是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如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的妇女、少年老成的孩子,等等。其中,他还拍摄了近1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涉及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记录清末民初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和风土人情[3]。可以说,由西方“他者”留下的民初“中国形象”影像,乃多是中国人的麻木、痛弱、愚昧……然而,这实际上也是民国初期文学“中国形象”的具体表情,是民国初期作家以“自者”视角,重塑“中国形象”的取材内容。

如果说晚清自“小说界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小说,在一片对未来中国热烈企盼的同时,也开启了展现中国长期积弱积贫现实的“另一只眼睛”的透视,展现出“中国形象”的另一种现实状况,那么,到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文学表现则更多元化、多样性。如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④,就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色彩。范伯群指出:“《过渡镜》的历史背景是从英人犯我广东写起,历经上书变法、百日维新、武昌起义、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五四’前夕的抵制日货、国民演讲大会为结束。”[4](P120)作者试图在一幅广袤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展现“中国形象”的真实境况。小说写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动荡的年代,已获得“国民”身份的每一个中国人,仍然逃脱不了神秘命运的主宰,但实际上,所有人的命运虽不可捉摸,甚至烙上神秘的因果报应色彩,最终都仍然是与这个新生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脱不了干系,如第八十七回云麟所说的那样:“其实国亡了,他的身子还能保得住么?”不过,李涵秋后来的小说创作,一改他早先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路径,而以日常生活细节的来进行描述与展示。在始作于1917,标称为“爱国小说”的《战地莺花录》小说创作中,作者就描述了林、赵、方、刘、陶、缪等几个家庭的生活,展现出由家庭儿女之情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宏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也显得更为真实和贴切。

对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展示,引发了诸多作家的创作认同。朱瘦菊(海说梦人)创作的小说《歇浦潮》,以在近代“异军突起”的上海都市为场景,展现这个“十里洋场”中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平襟亚(网蛀生)创作的《人海潮》,轰动一时。小说以江南大水灾为叙事线索,描述苏州灾民到上海的民不聊生的场景和境遇,前十回写苏州农村的场景,后四十回写苏州灾民到上海去后那种“哭的、笑的、叹的、忧的”的人生场面。包天笑的小说《甲子絮谭》,也是写苏州人来上海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当时民国虽然建立,但整个国家还是处在军阀混战地步,江浙一带军阀混战,导致了江南“难民流”、“灾民流”。难民(灾民)们大量地涌入当时“繁华一极”的大都市——上海,满以为上海是“黄金遍地”,到处可拾金,但到了上海之后则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一座单开间两层的石库门房子要住十多户人家,常常要为生活琐事爆发相互之间的“战争”——抢劫、偷盗、绑票等凶杀案频频发生,军阀的荒淫、战争的残酷,等等都得到了展现。

不言而喻,无论是从外国人“他者”摄制影像中所展现的一个贫弱不堪的“中国形象”,还是到民国初期作家从“自者”的视阈对“新生的国家”的形象展示,人们看到的乃是文明的衰落、社会的混乱、人性的扭曲、国民的堕落、精神的萎靡……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和展示,置于近现代中国处于社会、文化、文明等综合转型的时代语境来审视,也就不难看出“中国形象”长期以来的积弱积贫镜像。正是这种“中国形象”的刺激,引发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忧思,突出表现在南社的诗词及李叔同的诗文、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中。

南社在反清、反袁(袁世凯)的斗争中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其诗词创作对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也是宏大层面完成,所唤起的自然也是民族的主体觉醒,如同柳亚子在纪念南社成立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叙述的那样:“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然而,进入民国之初的南社诗词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凉、歌哭无端的风格,看似豪放之中则又透露出一种隐约忧思的“幽婉”之气,传达出对民国前景的担忧。陈去病在《哭钝初》中所表露的,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民国前景的幻灭、悲愤、忧思和痛苦之情。早期也是南社成员的李叔同,其多才多艺的天赋曾经给他带来“盛极一时”的辉煌,但民国的建立,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新的精神振奋,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送别》曲,以“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等婉约、纤细的意象,传达出离别之苦的忧伤,唱出对人生有限的无奈,那“酒尽梦寒”的无言结局,的确是揪人心肠,其中深藏着的乃是一种企求彻底解脱的“出家”意味。

苏曼殊创作的六部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成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几乎都带有一种浓郁的个人对民族国家的伤感之情。这位被称为“情僧”的民国初作家,在“情”字上做足了文章,其特点是以个人主体失落的方式,展现出民族国家意义层面的深度忧伤,使他的小说所展示出来的“中国形象”蒙上了一种浓浓的忧思色彩。他从“入世”到“出世”,从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转向个人内心的深刻体验,他实际上是用“浪漫的个性超越了他腐朽的思想,表现出个体生命于此中发出的绝叫,促成了中国的苏醒”[5](P271),也如同杨义所指出的那样:“曼殊小说将个人情感悲哀上升为宗国之忧,落笔别有诗人风致,‘明洁隽逸’,在凄婉哀切之处透露出一种青春气息,迥异于林纾的‘沉沉暮气’和鸳鸯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气’,具有反对封建名教、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之色彩。”[6](P55)

由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式的形象重塑,到对“个人”主体失落的形象重塑,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展示,实际上也是对晚清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反拨,一方面成为促发国猛醒的催化剂,开启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另一方面也承上启下,沟通中外,为“五四”新文学在“民主”、“科学”的现代性维度上,重塑“中国形象”作了一种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变迁,“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创新塑造,也正是源于民国初这种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的心理刺激。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尽管有着中国文化,特别是晚清以来文化变革的理路,但它的主要驱动力还是来自西方文化。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们只有认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在民国初所出现的不确定的模糊性以及以个人主体对应国家主体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在“民主”和“科学”尺度中进行重塑的理路,以便使“中国形象”更具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能够真正地展现出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召唤而被激活的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理路,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意义的建构。在这当中,既有企盼旧中国像“凤凰涅?”一样浴火重生,以获“永远不死”之新生形象的讴歌,也有对“老中国”、“弱中国”等历史前行中背面形象的勾画。这种多元维度的形象重塑,不仅增添了“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的丰富性,也使“五四”新文学更具现代性思想的深度。

具体地说,“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主要分为三种路径而展开:一是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新风貌,如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太阳社”的创作;二是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如鲁迅及其“文学研究会”等写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三是以叩问忧思的自省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背面特征,如郁达夫及其自叙传作家的创作。

郭沫若在《女神》中,以鲜明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重塑了“凤凰涅?”后的“像爱人一般”的“青春中国”形象:“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种更生了的“中国形象”是“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小我”(个人主体)和“大我”(民族国家主体)的融合。显然,这仍然是唤起民族主体觉醒的现代性理路,宏大、开阔、豪迈,富有进取心、充满激情、感召力强,其“强者”姿态的重塑和展示,使“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富有一种青春气息。

鲁迅对“老中国儿女”的那种心理感知,表现在“中国形象”的重塑上,则是一种深邃的理性思索。他以“特立独行”的思想深刻性,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古老中国”最为深刻的形象展示。鲁迅把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境况,并由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鲁迅给自己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化”,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鲁迅揭示出了“老中国儿女”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阔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农耕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而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与文化根源。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国民更加显得无奈、惶惑,显然,鲁迅的“中国形象”聚焦,不是有关贫苦国民在物质层面,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与心理变异。不论是《祝福》、《故乡》、《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鲁迅描绘的都不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之“阳光灿烂”,也不是民国诞生之后的“欢心鼓舞”,而是“内骨子里依是旧的”老中国儿女们劣根性的本质写真。

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形象”与鲁迅、郭沫若的路径大不相同,尽管也是以自我浪漫抒情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但却是以一种历史行进的背面形象,“弱者”(“零余者”)形象,传达出获得新生之后的中国在迈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种种艰难性和曲折性。以《沉沦》为例,小说重点是写主人公——“我”——“留日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压迫、社会迫害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理苦楚。“我”的最后沉沦,虽然有自身的心理和性格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弱中国”所带来的无法排斥的精神压迫感。

郁达夫的“中国形象”重塑,充满了一种时代的感伤之美,并夹杂着一种时代性的颓废、忧郁和消沉的情绪。不过,这种以时代“弱者”形象来揭示整个民族在“新”、“旧”转换时期的心理郁结,从中也表达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并昭示人们在现代化一路高歌的行进中,如何面对行进中的“弱者”生存境况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前进中的艰难性与曲折性问题。应该说,郁达夫的创作主旨同样也是意在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不是像晚清那样注重显性层面的宏大形象重塑,也不是民国初期那种处于过渡转换时期的模糊、伤感与不确定,而是注重在深层次的意识层面,唤起整个国民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心理认同,以构建新的“中国形象”的心灵大厦,并向人们昭示:现代中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还应高度注重现代文明的重建,即建立与“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为核心价值相吻合的“文明中国”形象。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重塑之演化,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形象”充满一种复杂性的演化,个中的原因也尽管一言难以穷尽,但有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晚清以来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点,一直都是在“师夷制夷”和“民主、科学”之间徘徊。如果说,“师夷制夷”的工具理性色彩十分明显,那么,如何在“民主”、“科学”等多少还带有一部分价值理性的指向中,重塑带有终极意义色彩的“中国形象”,以唤起整个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真正突破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定位的旧思维藩篱,这也将是中国新文学面对现代中国迈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即“世界博览会”(WorldExhibitionorExposition,简称WorldExpo),又称“万国博览会”(UniversalExposi-tion,简称UniversalExpo)。

②小说中所写的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据考证,也即辛亥革命功臣黄兴。

③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标志着人类大规模的文明交流新形式的出现。此时,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得以充分彰显,英国形象也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这种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也大大激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和重塑的热情与想象。

④《广陵潮》原名《过渡镜》,从光绪戊申(1908)开始写作,宣统己酉(1909)起至宣统辛亥(1911)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止,发表在汉口《公论新报》上,仅载到五十二回。民国三年(1914)春,钱芥尘建议更名为《广陵潮》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连载,后再转到《神州日报》连载,直至民国八年(1919)共发了八十回,后来出单行本时才补齐。这部小说共一百回,近百万字,白话章回体,但不再夹入诗词,小说叙事格局也吸收了诸多新小说的元素。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肖同庆.影像史记[EB/0L]./books/2125.htm.

[4]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5]卢文芸.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