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历史(收集5篇)

汉字的历史篇1

一个古汉字的启示

“弓鱼”字并不常见，是个会意字，也就是说，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在当时，这无疑是他们熟知的事件。然而，由于时间相隔太久，“弓鱼”字隐藏的信息以及古人为何要造出这个字，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奇怪的是，翻阅《汉语大字典》《辞海》，都查不到这个“弓鱼”字，“弓鱼”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而历史上，“弓鱼”字并未在其他器物上出现，是个“单纯”的汉字，后人可以不费力气地追查它背后的故事。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弓鱼”字，是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古蜀历史。

三星堆金杖上雕刻着一张弓箭，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金沙金带上。金是古代重器，古人将图案刻在金器上，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对一个西南民族而言，在文字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族人或许会用一些符号来记录部落的大事，那么，一张弓箭与一个鱼会蕴藏着什么密码？其实，如果用汉字表示，“弓”和“鱼”组成的恰好就是“弓鱼”字。汉字与成都平原史前金杖、金带上的图画联系在了一起，为何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一对奇特的青铜立人

疑问从弓鱼国遗址开始。自上世纪70年代始，考古学家在渭水南北两岸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陆续发现了一批西周时期的墓葬，这里埋藏着一个早已消失的国度――弓鱼国。历史上的弓鱼国是个短暂却充满传说的国度，其首领弓鱼伯一度受周王朝礼遇，史载周武王还曾将族中女子井姬嫁于弓鱼伯为妻。然而，这个国度又是神秘的，没有人知道弓鱼国人来自何方，更无人知晓它为何散发着如此强烈的古蜀气息。

考古学家试图通过出土文物解密弓鱼国古人的身份，在考古发掘中，一种钵形尖底陶器在弓鱼国遗址中屡有出现，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数千年前，弓鱼国人必定对其有着独特的爱好。历史上，钵形尖底陶器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陶器，它的出现往往与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联系在一起。从古人普遍使用的陶器中，往往更容易窥探其爱好与所思所想，一个民族绝不会无缘无故使用其他民族的陶器，除非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甚至是一脉相传。

陶器令陕西弓鱼国遗址与成都平原走在了一起，不过，更大的发现却是在1986年。这一年，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在二号祭祀坑出土，他的双手伸在胸前，似乎握着某件物品，看来正陶醉于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中。考古学家发现，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青铜人，双手也是极不成比例地握成一圈。青铜大立人与弓鱼国青铜人似乎拥有着相同的身份。

而令后人费解的是，迄今为止，弓鱼国遗址出土的类似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并不止一个，并且有男女之分。茹家庄一、二墓分别为弓鱼伯与夫人井姬之墓，弓鱼伯墓出土了一个男青铜人，井姬墓中则发现了一个女青铜人。女青铜人头带饰品，双手虽也握成一个夸张的圈，却是左右分开的。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青铜大立人是古蜀王化身的话，他的身份极为尊贵，号令的手势应该也是惟一的，那么，在千里之外的弓鱼国，为何会有两个持相同手势的模仿者，甚至还有一个女人？

弓鱼国青铜人并未像青铜大立人一样经历了残暴的焚烧与击打，考古学家打开墓门时，他们正安然端坐在墓室一角，身边为礼乐器环绕。与墓中尊贵的弓鱼伯、井姬相比，著名学者孙华认为，作为巫师的象征，青铜人只是弓鱼伯、井姬的随葬品，他们的任务是为已经死去的王族服务。如果这个推论不假，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应该也只是为蜀王服务的巫师。然而，这个结论无疑是颠覆性的，后人眼中尊贵的青铜大立人，原来只是一个服务者？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弓鱼国遗址如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影子，不过，并不是所有疑问都能在弓鱼国找到答案：弓鱼国晚在西周，比三星堆古国晚了数百年，它们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弓鱼国青铜人端坐在墓室中，为何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或许，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

3000多年前的一个深夜，熟睡的三星堆人在一片火光与剧烈的浓烟中惊醒。他们发现，国家宗庙已为熊熊大火吞没。三星堆人纷纷赶往宗庙，然而，由于大火过于凶猛，他们根本无法接近宗庙，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

高大巍峨的宗庙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昔日悬挂在宗庙之中的纵目面具轰然坠落，青铜大立人或许也难逃劫难，被一根房梁砸成了两半。

当三星堆人再次步入宗庙时，这里已为瓦砾、断壁残垣所掩埋，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废墟。祖先流传下来的青铜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宗庙曾经是三星堆古国最为神圣的地方，而现在，尊贵已经属于过去，三星堆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历史学家之所以猜测三星堆宗庙毁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是由于古时两国交战，虽有焚烧宗庙的习惯，宗庙中的宝物却不在毁弃之列，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墨子》记载，两国交战，“攘杀其牲，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焚烧宗庙往往是家常便饭。不过，昔日齐国伐燕，齐宣王“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将燕国宝物运回齐国；中山国也参加了伐燕之战，并且用从燕国掠夺的上等铜，铸造了著名的中山王铜方壶。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敌人是不会如此好心的。

奉献给神灵的神物已被烧毁，在三星堆人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古代历史上，不少史前部落对于自己认为不灵验的祭祀品，常常会丢弃，澳斯弟亚人在出猎不获时，就会去责打神像。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三星堆人已不打算继续使用，他们在马牧河畔挖了两个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入地下。三星堆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当变形的青铜器、玉器、金器被尘土湮没的刹那，三星堆人积聚了几个世纪的财富也在那一刻化为乌有，迁徙的号角由此吹响。

一群分裂的古蜀人

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三星堆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他们的土地在大火过后也变得不祥，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要迁徙到何方，三星堆古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

商代晚年的三星堆古国走到了尽头，而在周代，成都的金沙古国与陕西弓鱼国孕育了古蜀文明新的希望。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推断：宗庙焚毁之后，三星堆人欲寻找新的乐土，不过，对于迁徙方向，三星堆人并未取得一致，或许，他们一部分向往成都平原，另一部分则执意往北迁徙。两群三星堆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却凄凉的告别仪式后，分别踏上了征途。孙华认为，他们中的一支，来到成都平原，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国度；而远上陕南的三星堆人则命运多坷，在异国他乡，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甚至是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三星堆人建立了“弓鱼国”。而在后人眼中，“弓鱼国”是一个对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是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

初来乍到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一说为井叔)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历史上的弓鱼国为了在夹缝中生存，不得不靠婚姻维持它与周王朝以及临近的如矢国等国的关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邻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婚姻最终也挡不住弓鱼国走向衰落的脚步。

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茹家庄一带，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周旋。从弓鱼国遗址透露的信息中，后人已不难发现弓鱼人的举步维艰。茹家庄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多，体形却非常小，制作草率、简陋，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气息；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茹家庄、清姜、竹园沟一带的活动踪迹已经模糊不清，此时的弓鱼国已经国破，或者不知迁徙到了何方。

汉字的历史篇2

书于竹帛》是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代表作品，倾注了钱存训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演变历程的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钱存训先生一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历史研究学的工作，钱存训先生还献身美国图书馆事业50多年，建立了美国第一流的芝加哥远东图书馆。而对整个美国远东图书馆界作出了贡献。

《书于竹帛》一书并不像一般的专业历史读物一样艰涩难懂，平淡无味，让普通不研究历史学的学者望而却步，钱存训先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娓娓道来的语气向读者完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和书写工具的演变历程。所以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古籍史的娱乐性书籍，也能作为一般学者学习图书目录和图书史的参考文献。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确保了书中结论的正确性。书中的一些论断，例如文字书写的传统顺序，甲骨文字汇等，都体现了作者不同的新鲜的观念。加之作者不断在增补新的考古资料，使这本书一直处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同时这本书还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方面的知识，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十分推崇《书于竹帛》这本书，他说：中国的文化，就是汉字的文化。他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在最广大地狱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3000多年）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一个日本人都能如此重视汉字的意义，而作为中国人，有太多的人忘记了我们应重视和引以为傲的汉字文化，《书于竹帛》这本书对汉字的研究可以重新燃起我们心中对汉字的热爱之火，而不是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忘记了提笔书写的快感。

墨子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我们应该心存敬畏。对《书于竹帛》这本书。对钱存训先生。对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明心存敬畏。

汉字的历史篇3

关键词：向熹；汉语史；诗经研究；辞书编纂

向熹，1928年生，祖籍湖南省双峰县，中国当代语言学家、汉语史学家，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向熹先生毕业于湖南春元中学高中，担任过半年小学教师，l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l954年本科毕业，留校继续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受业于王力、魏建功、高名凯、袁家骅、吕叔湘、陆志韦、周祖谟诸先生，其中导师王力先生对其学术影响最大。1958年秋，向熹先生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工作。向先生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现代汉语语法”“语文和写作”“汉语史”“古代汉语”“《诗经》语言问题”“《马氏文通》导读”等10多门课程。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孜孜不倦，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出许多语言学教学和研究人才。他善于从教学中发现问题展开研究，又利用研究成果促进教学，教学相长，学以致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向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简明汉语史》的编写，二是关于《诗经》的研究，三是辞书的编纂。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向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

一、汉语史研究及汉语史划分的理论框架

20世纪50年代，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这是汉语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向熹先生求学期间受教于王力先生，专攻汉语史，确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向先生任职四川大学以后，从1961年秋起，给本科生讲授“汉语史”课程，在师承王力先生汉语史研究思想的同时，并未简单照搬老师的汉语史系统授课，而是尝试自己编写讲义，安排教学内容。他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讲义多次改写补充，于1991年完成了以分段研究为特点的《简明汉语史》的书稿，199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之后的第二部研究汉语史的力作。2002年到2006年期间，向熹先生又对全书进行了修改补充，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范教材。

《简明汉语史》全书分上、下两册，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三编，各编又按上古、中古、近代三大时期对汉语发展的历史进行整体描述，另有“绪论”五节、“结论”二节与主体三编互相呼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时段的汉语史体系。

汉语文献记录了汉族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对于汉语这样的世界上可溯历史最久、保存文献最丰、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描述它的历史，不仅对于了解汉语本身和汉族的文明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了解人类的语言、人类语言发展的规则都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从“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到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词汇、语法，历代学者一直在汉语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汉语通史就是要把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丰富的语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作系统的描述、综合的印证，说清汉语发展的历史。《简明汉语史》就是这样一部勾勒汉语3000多年发展演变脉络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向熹先生的汉语史学思想。他在《简明汉语史・绪论》中说：“研究汉语史，就要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也概括了本书的中心思想和内容。全书三编的描写、论述都是为了解决以上关于汉语史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围绕“史”的观点，向熹先生提出：l.必须充分反映汉语的时代特点；2.区分语言事实现象的通例和特例；3.揭示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汉语史的研究，应立足于客观的语料分析，综合全面地看问题，进行科学的汉语史分期，才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系统的汉语史体系。历史是“根”，做好汉语史的研究，对我们进行现代汉语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等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就汉语史的描述与揭示，向先生提出了三纵三横的理论框架，将语言的共时体系和历时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汉语史的描述理念，充分体现在《简明汉语史》之中。所^三纵，就是从历时的角度，把汉语史视为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三位一体的综合系统，再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共时层面，分别做历史断代考察，总结各时期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概貌和特点，叙述其从上一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对汉语发展史中纷繁复杂的现象作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形成汉语史的总体描写，勾勒出一个汉语史的框架体系。

向先生认为，揭示汉语史重在语言实证，要有大量的语言事实；但对历史文献中的语言事实，并不是越多越好，应从浩如烟海的语言材料中，去伪存真。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分常例和特例”，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不能因为一些特例而怀疑语言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也不能因为常例而忽视语言发展变化普遍性中蕴含的特殊性变异。向熹先生本人就汉语史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做了大量前期的专题研究，从各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充分注意学界前贤时哲的研究，必要时兼及不同意见，根据历史的语言事实取舍折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论断。他认为，汉语有大量的古老的文献，可以提供许多直接的实证材料；但汉语史的描述，还应吸收充分的旁证材料进行说明和印证，二者有机结合，体现证据材料的全面性和充分性。向先生描述“上古汉语语音系统”，讨论上古汉语的声韵调，每个声母、韵部和声调都举出了大量的例字，更举出每个韵部所属的谐声偏旁，并用大量《诗经》原文押韵例句作进一步说明。他在描述汉语语法史时，为了讲清楚汉语各个语法成分、语法结构、句法等的发展情况，用了近万个例句；词汇部分的用例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来自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避免用少数似是而非的材料作论证的依据。

对于汉语史的描述，向先生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说史务必通俗浅出，重在叙史而不做过多议论和不必要的修饰；对语言现象和规律的揭示，应实事求是，用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的分析阐明观点，也不故作高深；遇有不常用的术语应随浅出的解释，方便读者理解。先生的《简明汉语史》确实名副其实，体现他对叙史的“简明”观点。朴实的风格、简明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勾勒出汉语3000年发展的清晰轮廓。

从宏观上全面地研究汉语的发展史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它需要研究者全面掌握汉语史的各个分支和各时期的材料。在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过程中，要耗费研究者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踏实稳重的学术作风是无法完成的。在几十年治学生涯中，向熹先生坚持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相结合，长期开设汉语史课程。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编写讲义，开展课堂教学，又在教学中寻找不足、发现问题，再通过研究加以弥补，提高水准，不断地丰富其中的内容，使之日臻完善。《简明汉语史》是向熹先生“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的最好体现，代表向熹先生的最高学术水平。

二、诗经研究

把《诗经》作为汉语研究的素材，起始于汉语通史研究的前期准备。向熹先生说：“最初只是为了编写《简明汉语史》须要掌握上古汉语第一手资料，才去研究《诗经》。接触多一些，产生了兴趣，于是下决心写《诗经》语言研究方面的书。”他通过对《诗经》多年的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五种关于《诗经》语言研究方面的论著。

l.《诗经词典》（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次年修订再版，1998年再次修订重版）。这是向熹先生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音义兼备的专书词典。该书“收录《诗经》里出现的单音词2826个作为字头，同时收录复音词近1000条、305篇的题解和有关《诗经》研究的术语300余条，总计1318条”（《诗经词典》后记）。修订本又把异体字独立列出，字头增加为3336个；另外，合并义项近500处，增补材料3000余条，还审订了每个字头的字音。书中义项解释准确、精炼、通俗，除名物解释外，一般采用古今对译的方式，注音则兼用汉语拼音和反切两种方式。在释义内容的选择上，向熹先生的原则是“首出己见，择要兼收”，每个字头下先列自己的解释，然后择要收录众说，用“一说”“又一说”的方式表明，意在把古今学者《诗经》训诂研究的精华都汇集在《诗经词典》里，以便读者参考。该书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成为阅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荣获1988年第二届王力语言学奖。近10多年来，向熹先生又对《诗经词典》再作修订，补充了材料1000余条。新版的《诗经词典》已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诗经语言研究》（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本书是向熹先生在“《诗经》语言研究”选修课v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为《诗经词典》的姊妹篇，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专书语言的著述。全书共六章，分别介绍了前人研究《诗经》的概况，讨论了《诗经》的文字、音韵、词汇、句法、修辞和章法，对《诗经》中的语言现象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夏传才先生在《二十世纪诗经学》中评论说：“该书是80年代《诗经》语言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经著者归纳分析、覃思精研，不但条理分明，而且理论上又有精进，可以说该书代表了《诗经》语言研究的时代水平。”[1]

3.《诗经古今音手册》（198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该书收集并注明了《诗经》所有单字的今音（汉语拼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把每个字的字音从古到今贯穿起来，供读者阅读《诗经》和研究上古汉语音韵时参考使用。全书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不收录《诗经》里未出现的字音，书末附有《诗经》上古音分部和入韵字表。《诗经古今音手册》是一部研究《诗经》时期语音的专著，其中古今音的对照又为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诗经语文论集》（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该书收录了向熹先生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15篇。这些论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诗经》语言研究的论文，分专题研讨了《诗经》语言的性质、歧义的分析、异文、通假、注音以及词汇、通韵和合韵等重要课题；其中有的是《诗经语言研究》没有涉及的问题，如“歧义的分析”，有的问题在《诗经语言研究》中讨论过，《论集》又进行更深入、详细的论述。另一类是关于前人研究《诗经》成果的研究论文，包括从汉代到清朝研究《诗经》的几个重要成果的研究述评。与《诗经词典》和《诗经语言研究》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同，《论集》主要阐述了向熹先生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5.《诗经译注》（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本书原为1995年许嘉璐、梅季先生主编的《文白对照十三经》丛书中的一种，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单行本经刘晓翔先生设计封面，典雅质朴而富有创意，被选为“2009年中国最美的书”。2010年在德国莱比锡世界图书评比中，从634种参选图书中脱颖而出，获得“2010年世界最美图书”荣誉。《译注》每篇诗包括原诗、题解、今译、注释、韵读五部分。题解介绍诗的主题，力求简洁，主要立足文本自身内容。今译以直译为主，紧扣原文，化繁难为平易，采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七言句式，并押大体相同的韵。注释简明扼要，择善而从，表明今译的依据，解释不易理解的古代名物词语，标明异文，为难字注音。韵读按照《诗经》时代的韵部标示该诗的韵脚和韵部。《诗经译注》是向熹先生多年研究《诗经》成果的集中体现，原文、题解、注释、韵读都是作者采集各版本和各家之长精校而成。

《诗经》是中国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源头性文献，其中保存了大量治学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自古研究《诗经》的学者众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从语言方面切入，充分继承前辈在音韵、文字、训诂各个方面的成果，博览众说，综贯各家，择善而从，保留异见，并以词语为纲，编成《诗经词典》，为学界在《诗经》的深入研究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中，《诗经古今音手册》是这项研究的字音部分。因为技术原因，其出版稍后，但却是《诗经词典》的前期成果。整体来看，《诗经词典》是从语言的角度对《诗经》的微观研究，而《诗经语言研究》则是在微观调查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诗经》的语言特点，依托对《诗经》语料的穷尽性的考察，通过文字、音韵、词汇、句法、修辞和章法等多个方面展开专章分析，总结归纳《诗经》语言的主要特点，描写它的整体面貌。研究一种古代文献的用语，微观的观察与宏观的分析虽然角度不同，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应该说，弄懂字词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献中的句子的篇章，了解句子和篇章内部的结构和逻辑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求得字词的确诂。

借助古代文献研究古代语言，包括编写古代的专书词典，在取材的时候，往往采取抽样的方式，即获得适当数量的语料之后就戛然而止了。这样做，可能忽略了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语言现象，但是，也可以借此回避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采用穷尽描写的方式编写词典和考察各类语言的现象，使一种文献中所有的问题都突显出来，必须直接面对，无所逃遁。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迎难而上，才更能推进研究的不断深入。

古代文I由于距离现代时间久远，古今汉语的差异，导致今人在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可以意会却不能言传或似懂非懂的感觉。很多时候，读者大体看懂了文献中文句的意思，但是，未必理解文句中的每一个字，或未必理解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词语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文献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猜”的成分，所谓的理解，最多是“八九不离十”，大概知道而已。向熹先生的功劳，正是将这“八九不离十”，转化成句句坐实，引导读者从“不求甚解”进入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地。《诗经》是万古流传的文学经典，爱好者众多，历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诗经》、解读《诗经》的人也很多。向熹先生运用自己对《诗经》语言的深度了解和掌握，译注《诗经》，深入浅出，要言不繁，字字落实，为《诗经》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古代文献解读作出了表率。

三、辞书编纂及词汇学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向熹先生与张永言、杜仲陵、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等教研室同仁共同编纂了《简明古汉语词典》。这是一部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籍参考的中型语文工具书。其从通行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搜集现代人不易理解的词8537条加以解释，从选词到释义，都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目的对象明确，针对性强，适用度高。这之中向熹先生撰写了大约五分之二的初稿。该词典于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十余次，畅销不衰，深受语文工作者欢迎，还于1999年出版修订本。1988年，本书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向熹先生还主编了《古汉语知识辞典》。这是一部全面介绍古代汉语相关知识点的辞书，包括总论、词汇、语法、音韵、文字、训诂、诗词曲律、修辞、文体、重要的语文著作、重要的语文学家等11大类，共收条目1619条。向熹先生撰写了其中语音、词汇部分的一些条目。本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但它注重实用，系统介绍古代汉语研究的基础知识，方便备查，对于推广学术、引导后学，有很积极的意义。本书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度出版修订本。

另外，从1987年开始，向熹先生倡导组织了几位青年后学展开《汉语称谓词典》的编写工作。该词典定位为历史词典，即为读者提供各个汉语称谓词比较完备的历史资料。词典从历史词汇研究的角度，广泛搜集汉语历代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称谓词，搜集各称谓词的来源和历史变化等有关材料，为读者展示这些称谓词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这项工作从汉语称谓词的历史调查入手，通过对历史文献中称谓词的广泛深入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10来年的努力，写成初稿。嗣后又几经修改删订，现在已经初步定稿，即将出版。

辞书编纂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在辞书编写中体现研究性和学术性，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若没有足够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握有丰富的各类语料，辞书编写将寸步难行。向熹先生参与多部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编写辞典的难度是深有体会。他在许威汉主编《古汉语词诠》序中谈道：“要求词书编写者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要有非常严肃的治学态度”[2]。这也是向熹先生编写辞书的原则。

在从事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写和编纂了不少著作和辞书的同时，向熹先生还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方言等方面写有大量论文，包括关于文字方面的如《〈古代汉语〉文字上的几个问题》《简化汉字大有必要》等；关于音韵方面的如《〈广韵〉入声韵同非入声韵中的重出字》等；关于词汇方面的如《阴阳五行观念和汉语词汇》《王力先生对汉语词汇研究的贡献》等；关于语法方面的如《〈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略论训诂和语法的关系》《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研究》《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刍议》等；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如《避讳与汉语》（一、二、三）等；关于方言的如《湖南双峰县方言》等。

结语

据向熹先生回忆，1957年末反右运动行将结束的时候，北大研究生举行了一次“交心运动”。当时年轻的他在会上坦陈了自己人生的目标，那就是“当教师，写10本书，发50篇论文”。毕业后50多年来，尽管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坎坷，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目标，勤勤恳恳地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这条道路上默默前行。作为导师，先生以身作则，对学生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慈心相向，宽大包容，呵护有加；而在学术上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放手支持学生科学探索，大胆开创，热情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进取；同时严格要求，强调重事实、重材料，不轻率结论，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述。

先生说，人要有自我定位，我的定位有两点，一、我是中国人，是农民出身，因此要做到三点：一要对得起祖宗，二要对得起祖国，三要对得起子孙；二、我是教师，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一要好好教书育人，二要做科研，我算不上是聪明人，也不会广泛交际，但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在专业上争取做到更好，就满足了。先生常常说：“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到‘立言’，就算得上是做了有意义的事了。”他也希望他的学生后辈们能真正沉下心来，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踏踏实实，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述。

如果从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算起，向熹先生在语言学领域已经耕耘了60多个年头。这60多年的时间里，基于现代语言学思想和理论的汉语史研究，从当年的萌芽状态逐渐发展，形成了现在枝繁叶茂的繁荣局面。先生置身其中，力图创新，致力于汉语史的研究工作，并以梳理汉语通史、撰写全面系统的汉语史为己任。在汉语史研究这条主线指引下，先生首先把《诗经》作为上古汉语源头性的语料，展开全面的研究；进而将《诗经》的研究从上古汉语的语料的角度，扩展到全面研究《诗经》，编写《诗经词典》和《诗经译注》，以及组织和参与一系列词典的编写。先生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面向社会，把精微深奥的专门研究与面向公众的社会需求相呼应；又在从事深入的专业研究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先生是农民子弟，出身贫困，秉承前辈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在王力先师的指引下进入学术研究。他深受先师宏大学术视野的感染，在研究中不畏大、不惧全、不怕难，量力定制，认定目标，则心无旁顾，孜孜以求，终至于斯。

注释：

[1]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2]许威汉：《古汉语词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汉字的历史篇4

许慎的《说文》中讲：“，相纠缭也。一曰瓜瓠结起。象形。”“”与“纠”其实为古今字之区别，字的本义都是“纠缠”，如《诗经》中：“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意思是说：用麻绳缠绕制成的鞋子，怎么能穿着它踏冰踩霜？

“纠”字的词义还包括：①结集：纠合。②督察、矫正。如纠察、纠正。

当今还有“纠纷”一词，多指“争执”、“纷扰”。

“乱”字原为会意字。①是金文的字形，上部为“爪（手）”，下部为“又（手）”，中间是（hù，古时的一种绞绳器）上的一团零乱细丝，这个字表示用手整理乱丝。②是战国时楚文的写法，右边增加了“乙”，字义未变。③是小篆的字形。④是楷书繁体字形。⑤是简化字

“乱”字的本义为“治理乱丝”，后引申为“无秩序”。“乱”字的词义还包括：①反叛：战乱。②混杂、混淆。如以假乱真。③迷惑。如“酒乱其神也”。④。⑤治理。如《尚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

“经”字是原来个象形字。①是金文的字形。上部的三条曲线就是织布的“经线”。同学们在学习地理时就学到，地球仪上南北方向的线为经线，东西方向的线为纬线。②是小篆的字形。右边没变，为了使“经线”的词义更加明确，又在左边增加了表义的“纟”，这样一来，“经”字就变成了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了。③是楷书繁体字形。④是简化字。

“经”字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与“纬”相对。《文心雕龙》中有：“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舒畅。”意思是：经线与纬线相交才能成，文章的内容定好后，文辞才能顺畅。后来“经纬”引申为南北、东西之义，如：“国中九经九纬。”“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很多的意思，如记载一定思想标准的书籍为“经典”，人体气血脉络的支干称为“经”，如“经脉”、“经络”。“经”还有治理国家之意，如：“以经治邦国。”“经”字的词义还包括：①常道、规范。②指古代图书目录中儒家经典部分。③测量、计度。④经过、经历。如久经考验、身经百战。⑤数目。如：“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经，十经谓之垓。”⑥姓。现代汉语中“经济”一词，是指国民经济的总称。或指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不能理解为“钱财”。

“幽”字本是个会意字。①是甲骨文的字形。在下面点燃的是火，上边有两缕细丝，表示以微火烧细丝，发出幽暗的微光。②是金文的字形。与甲骨文相似。③是小篆的字形，其下部渐变为“山”形了。④是楷书的字形。

“幽”字的本义为“昏暗”，如屈原《离骚》：“路幽昧以险隘。”这是说道路昏暗不清而又十分险恶。由此引申为“隐晦深奥”，又可引申为“幽静”、“幽情”。如大家都熟悉的王羲之《兰亭序》中的“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幽”字词义还包括：①深。如：“宅幽而势阻。”②隐秘、隐微。③僻静。如：“幽栖地僻经过少。”④阴间。如幽冥、幽界。⑤关闭、困禁。如：“后宫多幽女者。”⑥通“黝”。黑色。

现代汉语中的“幽默”，是英语humour的译音，意思是说某人的行为或语言生动有趣，并且有较深刻的含义，而非古语中的“幽默”。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幽默”意指“寂静无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绝”字是个会意字。①是金文的字形。表示用一把刀切断“丝”，意思为断绝。②是小篆的字形。左边为“丝”，右边为“色”，且“色”的字义也是“断绝”。③是楷书繁体字形。④为简化字。

汉字的历史篇5

关键词：汉字传播模式;韩国;中国文化

汉字是表意体系自源文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具有表音文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以说汉字的最大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和传播的信息载体。汉字在韩国的传播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因为韩国不仅是汉字最早传入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正式使用汉字的4个国家之一。汉字在韩国传播的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其成功模式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汉字传播与汉文化

汉字传播是以汉语为先导、以汉文化为基础、以汉籍为传承媒介的，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这是汉字传播的地理优势，但是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并不只汉字文化圈国家，因而地理因素只是初级有利条件。历史上，中韩两国之间的交往一直非常密切，汉字在韩国有着绵长的传播史。汉文化对韩国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是古代很多汉字类文献的灵魂。韩国现代仍尊崇儒学，保留大量儒学文献，这对汉字传播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佛道文化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对朝鲜半岛影响颇深。宗教类经典也是用汉字记录的，现在韩国人诵读的佛经有汉字记录和颜文翻译，人们在接受宗教教义的同时也自觉接触、接受汉字。随着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不断加强，韩国现在对汉文化的需求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学习汉字的人不断增多。

文字是语言文化的记录，韩国之所以对汉字的接受度这么高，首先是其对汉文化的认可。文化是先导，因而汉字向世界传播不能仅局限在汉字形音义的本体，一定要融合进汉文化的整体领域中。这是重要的指导思想，不可以本末倒置。中国有着绵长的边界线，与东亚、中亚各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密切的往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上丝绸之路都曾是汉字、汉语、汉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各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各国要与中国在许多领域广泛合作、共同发展，汉字无疑是重要沟通的桥梁。汉字与汉语、汉文化捆绑传播模式为汉字传播带来巨大机遇。

二、汉字传播与本土文化

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朝鲜王朝后期诞生的汉字类文献都是中韩文化融合的典范，汉字传播也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发生着变异，原有的形音义以及文化内涵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更适应当地民族的审美取向，反映其文化内涵。

韩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为整理文字。有了汉字，韩国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典籍，历史文献《三国遗史》《三国史记》《朝鲜王朝实录》等都是用汉字写成的。汉字的借入和长期的使用，对韩国语言文字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它的存在是以中国的语言为背景的”。汉字是适应于孤立语――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韩语属于粘着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独特的语音规则的符号系统。因此，借用汉字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民族不断探索各种文字本土化的方法。韩国俗字就是汉字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变异形体之一。

三、汉字传播与汉字教育

如果说过去汉字传播是一种自发的状态，现在汉字传播已进入主动模式。这就需要加强汉字教育，制定标准化的条例，确保汉字传播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汉字传播有赖于教育的实施。韩国历代统治者重视汉语、汉字人才的培养。三国时期，高丽王朝最早建立太学，设置平民学校――扃堂，所用教材为中国的《史记》《汉书》《玉篇》《字林》等。现在传播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将汉文化传承开来，汉字传播速度也更为迅猛。

为了更顺利地推行汉字教育，也要制定统一标准。汉字在传播过程中，适应本土化，产生变异，形成不同的形态。在信息化的时代，这种差异给交流带来不便，这就有必要走汉字共通化道路，字形必须标准化。字形标准化对汉字教育、信息处理系统、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有重大作用。计算机系统中的中日韩超大字符集的运用也更好地推动汉字传播，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汉字传播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汉字的传播，实际上是汉文化传播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的汉字传播都有赖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和中外文化交往，同时需要重视文化载体和教育渠道。如何充分考虑汉字本土化过程，使汉字得到有效的传播，值得我们深思、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陆锡兴.汉字传播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