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技术研究(精选8篇)
创新技术研究篇1
1、1“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投入有限近年来，“中三角”湘鄂赣皖四省加大了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投入，在细分行业上也体现了一定的侧重，但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2012年，在医药制造业，湖北省R＆D内部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在四省中最高，R＆D内部经费达到12亿元，但也仅有浙江、广东的一半，江苏、山东的1／4。在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江西R＆D内部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是四省中最多的，R＆D内部经费超过7亿，但也仅有上海的1／3，陕西的1／6，不到北京的1／2。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湖北R＆D内部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是四省中投入最大的，R＆D内部经费达到40亿元，但不到广东的1／10，江苏的1／3。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药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安徽和湖南R＆D内部经费和R＆D人员分别投入最多，但都远低于北京、江苏和浙江。
1、2“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创新效率不高依据DEA－Malmquist指数，本文对四省份2008～2012各年度各子行业创新效率进行了分析。根据知识生产函数，创新过程产出是R＆D投入的函数，R＆D投入包括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因此本文选择了专利申请数作为产出指标、R＆D内部经费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投入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年鉴》（2008－2012）（1）。依据Fareetal（1994）〔7〕，Malmquist指数可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综合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化指数。Malmquist指数运用Deap2、1软件计算而得。整体上看，2008～2012年间，四省平均创新效率处于较高增长水平，平均增长27、3％，主要是综合技术效率提供了支持，平均提供了35、4％，综合技术效率中又是规模效率起了主要作用，提供了25、3％的增长；技术进步平均只有0、94，各年份来看，2009年、2011年体现了技术进步，2010和2012体现了技术倒退。从高技术产业各子行业看，医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湖北投入最多，但投入产出效率均低于安徽和湖南两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江西投入最多，但投入产出效率低于湖北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安徽投入最大，但投入产出效率低于江西和湖北省；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湖南省投入最多，但投入产出效率低于其他三省。就全要素生产率构成来看，除安徽和湖南两省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规模效率低于1外，其他省份各高技术子行业都体现了一定的规模效率；技术进步方面，仅安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和医药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体现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其他各省份子行业技术进步还有待加强。
1、3“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协同创新的优越性上述分析发现，湘鄂赣皖四省在高技术产业的投入有限，且投入产出效率不高，创新效率的增长也主要是规模效率的推动，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少。而协同创新是创新能力和效率提升的最佳形式和途径〔8〕。因此，“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协同创新。首先，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日益复杂，如果仅仅依靠某一主体，科技资源分散，容易造成创新效率低下、周期长、技术重复开发等问题。而通过多部门、多专业的不同主体合作，能够实现各种学科、各种领域的知识融合，从而提升创新成果模仿的难度和速度，增强其独特性。其次，协同创新中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降低各组织的研发成本，各主体的有效协调、交流与合作能够降低各组织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促进市场需求的及时满足。最后，协同创新打破了学科阻隔、体系壁垒，实现了科技资源的全面共享，提高了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
2“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协同创新的机制
目前，四省也开始了科技资源合作的探索。如在人才合作方面，四省会城市实行了专家共享、科技成果互评机制，实行了社保互认机制；在资金投入方面，四省跨区域投资活跃，联合发展具备一定的雏形。四省也加大了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合作，积极共建经济实体、研发机构，组建创新合作平台和联盟。但总体而言，湘鄂赣皖四省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协同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此，需构建相应的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和共享机制，引导、支持形成区域创新体系。
2、1动力机制“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协同创新既具有内部动力也具有外部动力。从内部动力看，“中三角”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等地高校、科研机构云集，科教人力资源丰富，但各地的科技资源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企业技术的突破得不到快速满足，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也未能有效利用。从外部动力看，四省地理毗邻、交通便捷、人缘相亲、经济联系密切，具备天然的合作优势和意愿；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也具备趋同的经济利益诉求和政策扶持方向。此外，外部市场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内外需求的增长乏力、资源及产业的激烈竞争、产能过剩和成本上升的压力，都需要各地充分优势互补，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流动，确保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宏观政策层面需进一步给予支持和引导，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构建有效发挥内部利益驱动与外部政策推动作用的动力机制，激发各方的合作意愿和积极性。
2、2协调机制“中三角”湘鄂赣皖四省因存在行政区划不同、市场政策条件各异、经济互补性弱等原因，导致区域协调难度较大〔9〕。就高技术产业而言，四省虽在各子行业投入稍有所侧重，但存在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缺乏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和相应的关联带动。因此，需建立沟通有效、决策迅速的区域协调机制，充分协调创新主体各方的关系。首先是各地政府充分沟通协调，建立跨区域的、统一的协调机构，发展和完善区域协调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各区域行政部门、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对接。其次，要确定各方成本分担、利益分配的规则和方法，确保成本分担、创新成果利益分配的公平有效，从而既降低各方风险也激发各方协同创新的积极性。最后，需建立信息充分沟通的渠道，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及时沟通处理，避免恶性竞争，损害区域共同利益。
2、3共享机制湘鄂赣皖四省的科技资源优势不同，通过共享机制的建立，实现不同主体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合作，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及创新的效率，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采取以下措施：①充分利用各地的科技资源优势，如集合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南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园区的优势，共同争取国家相关部门的科研攻关项目及相应的财政支持；②开放各省的国家和省重点实验室，共享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株潭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合肥电子信息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南昌航空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的科技资源，节约研发成本；③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设备、科技文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资源向企业开放，对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给予相应的补贴和优惠；④共建共享平台，共享技术文献服务平台、企业技术需求项目库、各类专家库等，形成区域科技共同市场。
3“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协同创新的框架
在上述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共享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协调创新的框架，从3个层面的协同提升“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
3、1行政主体间协同“中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协同创新首先需要区域内各行政主体的协同。各行政主体以协调机制为导向，以促进高技术产业领域沟通、合作为目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各行政主体的协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各行政主体要务实合作、加强沟通，扩大和发展现有四省会城市会商会的规模，建立更广泛的四省沟通协调平台；建立一个无体制障碍、无行政壁垒的共同市场，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二是各行政主体不仅要对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资本支持，也要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加强对创新投入的支持、对创新成果的保护，通过政策规划和宏观激励，促进高技术产业协同创新的有序开展。三是构建区域人才战略，建立四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互认制度，共建高层次人才统一信息平台，加大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四是各行政主体整合构建各类公共服务平台，轮流举办“中三角”高技术成果交易会。
3、2政、产、学、研协同以动力机制、共享机制为基础，构建区域内高技术产业政产学研协同系统。政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为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提供动力基础和沟通渠道；高校通过与高技术产业企业、科研机构的协同合作，让学科的科学研究更具前沿性，人才的培养更贴近市场和企业需求，从而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科研机构通过与企业、高校的合作，科研实力增强，促进在高技术领域更多科研成果的产生和转化；企业通过协同创新，提升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为推动高技术产业领域政、产、学、研的进一步合作，应鼓励区域内高技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共建研发组织，包括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等机构，对产业内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形成区域技术创新平台；采取项目支持、资源配置、科研奖励等方式推动合作的进行，建立利益合理分配的机制和人才自由流动的措施，促进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全面共享，提高区域协调创新水平。
创新技术研究篇2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循环改进机制;创新要素;组合模型
高新技术企业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我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扩大市场就业以及对市场增强活力具有重大作用[1]。在发展迅速的经济时代，高新技术是核心生产的资料，知识创新能力是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2]。培养知识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知识企业管理水平，形成良好的循环改进机制，是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3]。但由于理念的落后以及渠道限制与方法较为落后、资金投入不足等一些原因，大多数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新管理的实效较低，不能形成有效稳定发展的机制[4]。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管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建立相对应循环的改进机制，为提高知识创新实效提供有效的参考。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的体制进行深入研究[5]。对当前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弊端进行分析，从改善的循环机制提高企业创新管理的积极性，使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面向全部高新技术企业，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制定企业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的机制，建立创新要素的组合新模型，并进行完善，对不同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协同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企业创新管理绩效的测度，建立反馈的机制，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进行研究。调动了企业创新管理的积极性，对当前的创新管理的方式进行改进。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中存在的弊端
1、创新管理存在误区
知识的经济时代是以创新为主，一些企业面临较大的挑战，而高新技术企业更是如此。此类的企业规模一般不大，但对创新的要求却极高，在进行创新管理时，经常忽视将创新管理的不同要素进行协同与整合，只是关注有限的一些因素，致使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形成片面化，影响了企业生存与发展，束缚了企业创新的绩效。需要注重对创新管理的各要素之间进行协调，建立有效的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组织，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实现企业可持续的发展。
2、领导者创新的管理能力较低
企业的创新管理是将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以及跳跃性思维进行结合运用，对综合素质的要求比较高。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导者大多是技术型的人才，技术能力较强，但管理能力比较弱，缺乏相关管理知识与经验，虽然拥有创业的热情与原动力，渴望企业成功，但因企业规模比较小，人员配备比较不足，导致忙于工作，疏于学习。此类领导者的市场意识比较薄弱，战略意识比较差，欠缺思考，不能充分利用信息进行企业的创新管理。
3、企业职能欠缺
创新管理为系统工程，主要包含创新战略管理以及创新资源配置与创新制度建设等，企业的各部门需要进行相互配合以及协同工作，需要有力的管理机构对全局进行统控，要对创新活动进行协同与整合，对企业各部门的绩效潜能进行充分发掘。
4、企业的资金匮乏、融资较为困难
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费用比较高，技术人员薪资水平也相对比较高，易导致企业资金较为紧张，创新经费的不足。因技术与市场产生双重不确定性，致使企业的创新存在高风险性，该类的企业经营体制大多不健全，对风险防御能力较差，使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行融资较为困难。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存在着问题和不足，致使高新技术企业产生创新管理产生障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由此需要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循环改进机制。
二、企业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研究
1、建立创新要素的组合模型
想要建立完善创新管理模型，需要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系统中要素进行分析与总结，还要对不同要素间的关系进行协同，使得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让创新管理要素进行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创新管理过程中，会涉及到不同的活动，比如技术创新管理以及文化创新管理以及组织创新管理。为使企业进行创新管理过程中的要素进行优化，对管理指导进行改进创新，由此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力。企业的权重配置通过综合策略进行实现，确保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要素组合模型配置优化，为提高企业创新管理埋下基础。
2、创新管理绩效的测度，建立反馈的机制
依据企业创新管理不同要素与创新活动特征，对绩效评价体系进行设计，建立出权重配置策略以及绩效测度算法，完成企业对创新管理绩效的量化进行求值。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测定，采用定性分析以及定量分析相结合，对企业能力现状与可提高空间进行判断，利用分层次的分析法对融资渠道绩效进行评价，利用赋权法对企业不同指标进行分配。
3、建立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
在高新技术企业建立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中，不同的阶段具有着不同的目标，同时也存在相应实现的方案。相应创新管理的模型中，可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目标完成的情况进行测定和评价，对评价的结果进行有效反馈，依据反馈信息，对企业创新管理要素进行调节，使管理要素能进行不断优化，使创新管理的循环改进机制得到不断完善。
三、结束语
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管理中，如果忽略循环改进机制，采用统一创新管理机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进行限制，将具有不同性质的企业，塑造成同一类型的企业，使企业不具有核心竞争力，不能进行可持续发展。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如果想进行不断地发展，需进行科学有效的企业创新管理，由此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效提高。为了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不断对企业创新管理要素进行绩效评估，以及进行反馈的调节，完成对企业各要素在进行创新管理绩效的测度和改进，对建立相应机制策略与方法进行探讨，建立稳健的企业创新管理和循环改进机制，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莉,孟庆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的制度创新机制研究——以江苏太仓东林农场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36(1):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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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玉厂,傅首清、中关村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循环机制建设路径研究——基于与硅谷的比较[J]、管理评论,2015,27(7):87-93、
[4]胡荟、论美国国家情报法制管理的循环演进机制[J]、情报杂志,2017,36(4):1-5、
创新技术研究篇3
【关键词】：技术引进 技术创新 技术学习
一、引言
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引进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吸纳别国长处以补己短，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林毅夫指出技术引进的成本低于研发成本，只要欠发达国家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并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升级，就可以使欠发达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最终实现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收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引进的力度和广度都将大大超越以前。但是，光依靠引进而不进行自主创新，国家就会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在中国与发达国家技差距缩小以及技术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要更加注重技创新，在技术引进的同时进行技术学习，将引进的技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某些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逐渐将自主创新作为我国技进步的重要来源。处理好技术引进、技术学习、自主创新和技创新的关系是值得广大学者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文献研究
王伟强、吴晓波和许庆瑞（1993）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型进行研究并提出四种模式，包括直接采用引进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引进和R&D相结合以及自主创新。缪仁炳（2007）认为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具有不同的技术学习模型，在创业阶段的技术学习包括模仿学习、师徒学习、拷贝式学习和从失败中学习；在成长阶段的技术学习模式包括干中学、雇用学习、通过搜索学习、通过交互作用学习；在规范化发展阶段则通过购并学习、通过研究开发学习、基于联盟学习。
企业在由技引进向技术创新的转化过程中，技学习是最显著的特征。Amsden （1989）从宏观角度研究了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和大企业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假如英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发明，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是基于创新，那么正发生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则是基于学习”。技术学习是企业在外部市场、技术和制度的制约下，在内部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的支撑下，通过整合相关学习要素以获取各类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核心能力的过程0P、N、Figueiredo （2002a）研究巴西两个钢厂技术学习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学习是影响企业技术能力累积的重要因素。Hobday （1995）在研究后发国家例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技发展模式时，即OEM-ODM-OBM，认为后发者通常都要经历从模仿到创新的发展过程，技术学习方式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许多学者对于企业研发活动和技引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Mytelka（1987）认为由于技术引进，后发企业将更加依赖于技术引进，进而降低企业R&D投入的意愿。而Desai （1989）和Lall （1987）认为，为了适应本土的经济，企业需要将引进的技加以调整，这迫使企业开展R&D活动，从而促进后发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基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研究都发现技术引进和企业R&D支出之间呈正相关，但是这种关系比较弱。Cohen andLevinthal （1989），Rosenberg （1990）认为，企业内部R&D投入有助于企业外部技术信息的理解和消化。Katrak （1997）认为企业初始技术能力和R&D投入有助于企业对引进技的消化和吸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针对技术学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引进的技术通过技术学习进而成为技术创新的深入研究较少，本文主要研究技术学习对引进技在创新中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中国现阶段的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自主研发和对引进的技再改进两方面。对引进技进行改进过程就是技术学习过程，也是研发的一种形式。因此研发过程可以分为两种方式推动技创新，一种是自主创新过程，另一种是技学习即对引进技进行消化、吸收、改进过程。因此建立如下方程：
其中patent代表技术创新，用专利申请数表示；tim代表技术引进，用技术引进费用代表；RD表示研发，用研发费用表示；Tim*RD：代表学习对技术引进的作用。引入控制变量：地区经济水平eco，采用地区人均GDP：政府影响力gov，用财政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制度变量System，用国有工业占总工业产值比例表示；产业结构Industry、用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表示。-表示变量前面的系数，表示截距项，代表随机扰动项，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为了降低异方差，也为了消除量纲影响，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数据采用除、香港、台湾和澳门外的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GDP、财政支出、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研发经费投入、专利申请数、技术引进费用来源于各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四、实证结果
由于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需要确定回归方程形式。使用eviews7、0软件，通过Hausman检验和F检验发现面板回归模型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因此在回归时采用三种形式，即技术引进、研发与技术学习分别在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发现，技术引进变量无论在当期还是滞后期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但是我们发现系数都为负，说明技术引进对于本土的技创新具有一定阻碍作用，但是阻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小，产生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技引进费用挤出了研发经费，从而阻碍技创新的发展；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实证结果显示，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前面的系数都为正，但是当期在95%的置信水平下并没有通过T检验，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在95%的置信水平下则均通过了检验，由于研发活动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短期内可能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交叉项，代表技术学习，对引进技的吸收作用，从实证结果发现，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且系数都为正，说明在统计意义上引进的技术可以通过技术学习来促进技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促进作用会越来越小，可能是因为技术学习过程相对于自主研发会简单许多，学习过程时间较短，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取得一定成果。
地区经济水平在当期和滞后期都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并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通过T检验，说明经济发达地区能更好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显然是成立的，经济越发达就越有人力、财力和物力去投入发展技术；政府影响力越高技术创新发展越好，说明当今技术创新的发展更多的是政府推动型；制度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当期和滞后期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国有企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对于技术创新在统计意义上没有影响。
五、小结和建议
技术引进对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阻碍力度逐年递减；研发投入在滞后一年和两年都促进技术创新，在当期则没有显著影响；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从而促进技术创新，且促进作用日益降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影响力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制度变量和产业结构则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依然坚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发展依然比较落后，虽然技术引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本土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引进的成本远小于自主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技仍然是中国的重要选择。我们要进行技术引进，但不能单纯依靠技术引进；
创新技术研究篇4
[关键词] 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
一、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障碍
提高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目前还面临着多方面的障碍，如市场融资严重不足以及政府资助乏力而导致的技术创新资金匮乏、技术创新的内动力严重不足、技术人员缺乏、技术创新风险大、专利法的不完善等这些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善的客观原因。
1、支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不足
大量的调研资料显示，资金不足是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这即包括通过市场融资非常困难，也包括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缺乏资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我国存在广泛的市场机会，资金又都是流向高收益率的领域。然而，由于存在创新风险高和回收期长的特点，资金在流向创新活动时受到限制。
2、技术创新的内动力严重不足
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水平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领导缺乏科技创新意识和专业技术背景，经营思想急功近利，风险规避意识过强，使其对技术创新顾虑重重，畏缩不前。这主要表现在其管理的企业依赖特定的产品和技术，一个创新产品或者创新技术造就一个企业，以后一直靠这招“绝活”打天下。而有的企业家虽然颇具冒险精神，在技术创新的战略上却又容易犯错误。最常见的现象就是“重首创，轻仿创、改创”，而恰恰“首创”这种技术创新形式并不适合资源捉襟见肘的民营企业，他们只看到技术创新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润，却忽视了其背后暗藏的风险；其次是创新和企业的分离―――我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方法主要还是直接引进技术，购买大学、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然后商业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技术创新的人员是不会被转移走的，而企业本身又难以消化吸收掉其中的技术，结果造成企业无法持续创新。转贴于
3、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技人员
要积累人才资源，一个好的人才引进机制、使用机制和成长机制是不可或缺的。造成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人才严重不足的原因从宏观上来说，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人才分布不合理，科技人员过多地集中在科研所和大企业，并且人事制度又很落后，人才流动困难，许多人为因素阻碍创新人才流向民营企业，而如今加上跨国公司大肆地人才掠夺，使得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人才更显凋零；从微观上来讲，民营企业本身也难以吸引到和留住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科技人员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感到不满。本来很多科技人员来到民营企业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当他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是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这时如果其他企业用更优厚的薪酬来挖角，他们往往会就此离职。除此以外，造成科技人员离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感到不满意，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才华或者技术没有得到重视或者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就会产生失落感，进而离职。
4、技术创新风险大
民营企业面临着较多的技术创新风险，这些风险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方面的原因。在技术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只能进行单一方面的技术开发活动，很难同时从事多种途径的替代研究以便相互补充，一旦一种技术开发失败，则意味着整个技术开发的失败。其次，由于民营企业将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能力有限，即使民营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已经成功，在商业化过程中也会遇到资金短缺和缺乏开发市场的经验等困难，很难将技术成果大规模推向市场，实现技术开发的投资回报。
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途径
1、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许多企业为什么只能“昙花一现”？改革开放之初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到现在存活下来的为数不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自主创新，缺乏技术创新。其次，技术创新是参与国际竞争必然选择。随着市场竞争全球化和国内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外企业在同一舞台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谁能在技术创新上领先一步，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谁就能不断发展壮大。第三，技术创新是打造百年企业的重要法宝。
2、要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技术创新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这是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国际有关机构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低于1％的企业，通常难以生存；低于3％的企业，就逐渐失去竞争力；达到5%以上的企业，才能具备领先的优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用于技术研发的费用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只有0、31%,用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费用只及日本、韩国的0、7％，这一非常低下的比率，是导致一大批民营企业“养不活、长不大”的重要原因。
3、从企业内部选拔和培养人才
对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科技人员障碍，主要还是要从企业内部选拔和培养人才。虽然从企业外部招聘人才有很多优点，比如新人员会给企业带来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新观点、新思想和新方法，给原有员工带来压力，造成危机感，可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潜能；另外，通过相互学习有利于共同进步等，而且外部招聘的人才来源广，挑选余地大，但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外聘的人员能力越强，越难以留住；其次外聘的人员特别是技术人才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工作环境和企业的产品，这样导致技术创新的成本很高。实际上，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还是有的，不少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投资者本身就是搞技术出身的，对于本企业的产品生产开发具有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理论功底也很扎实，极少数的技术创新人才还是属于行业内非常优秀的一类，若是他们的创造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其所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必能上一个台阶。
4、建立对企业内部创新人员的有效激励制度
首先根据技术创新特征及人们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确定不同岗位的支付报酬标准，劳动报酬是最基本的激励制度。改革民营企业中原有的不符合当前市场经济特征的工资制度，根据竞争技术创新特征和人们对企业的贡献制订新的报酬制度，是调动企业职工创新积极性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其次对特殊贡献给予正常工作报酬之外的奖励是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的积极性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再次重视企业员工的培训和开发。接受培训开发的员工得到专业提高。最后塑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企业文化，使全体员工都为企业的目标努力工作，从而使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5、要选择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策略可以有多种选择，可选择自主研究、合作研究、委托研究以及技术引进等策略。采用自主研究的技术路线，形成原创型的自主知识产权，当然是最理想的技术创新方式。但从竞争的战术和企业的发展速度来看，自主创新就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创新的资金、能力制约条件严格，而且时间要比非自主创新过程长。实际上，民营企业由于其自身的规模、创新能力、所处市场等的不同，企业技术创新方式不能固守某一种，不同性质与特点的企业，应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创新方式。民营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目前已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研发中心和技术攻关小组。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时则往往采取合作创新的模式，一些民营企业出资在中国科大、北大、清华、浙大等设立奖学金，并逐步从助学兴教发展到企业与高校联姻，在重点大学创办科研所。苏泊尔集团成立了国内惟一的饮具研究所，一百多名教授、高级工程师进所技术攻关，共开发出十大类 180多个高新技术产品，许多产品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企业拥有自己的科研基地，在激烈的竞争中就能争取主动。而另一些企业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或在发展中需要较快提升技术水平和发展速度，就采用技术引进的创新模式。技术引进时间短、见效快，但缺乏长期稳定的企业创新基础。在技术起步阶段，为了能更经济、更快、更有效地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企业技术间的差距，技术引进是理想的模式。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并积累自己的技术力量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技术进行二次创新以寻求更大的市场空间。
6、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过去，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健全，加上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企业从事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这只能获取一时的不义之财，但决不会做长久。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这种侵权行为越来越没有市场。因此，我们广大民营企业家既要注意保护自身的创新成果不受它人侵犯，也要坚决与假冒伪劣行为做斗争，靠创新赢得竞争力，靠创新赢得市场，靠创新赢得成长。
今天，一个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创造神话，但企业持续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有内在动力支撑、持续不断而非偶发的技术创新，这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国内许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其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增强市场竞争力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蔡翔: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经济界，2002、6
创新技术研究篇5
关键词：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 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加速科技进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真正使科学技术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跨世纪持续高速发展的战略性共识。但要把上述战略认识切实变为可操作的步骤、可实施的进程和可期待的效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其中，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1、理论、现实与问题
1、1 技术创新研究的情况
国内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兴起于八十年代中期。创新问题的提出并得到广泛关注，是基于下述几点认识：［（1）］［（2）］
（1）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科技进步的贡献甚微。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形成鲜明的差距。
（2）在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反差。换句话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较之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要显得相对滞后。
（3）“滞后”的原因在于科技和经济的相互分离，以及科技系统内部、经济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
（4）根据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必须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形成“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从而使科技真正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5）技术创新是连结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而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是去寻找“架桥”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桥梁”的设计和建造。
（6）技术创新将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它是产、学、研协同的结果。
据此，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已成“常规科学”，文献浩繁。［（3）］［（4）］［（5）］研究者对技术创新的运行机制、动力与激励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管理及相关政策环境等问题都进行过富有价值的探讨。与此同时，在中国兴起了一股组织创新热潮，一大批科技园区、开发区、中试基地、创业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r＆d机构等应运而生。于是，有关这些新机构的“机制”、“风险”、“能力”、“管理”和“政策”的研究，又得以进一步展开。［（6）］这些实证的与规范的研究已为各级决策部门提供了诸多有用的政策依据。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创新研究热潮冷静地作一点反思，就会发现，上述几点认识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假设，还远不够完善。
首先，经济增长依靠科技进步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在一定发展阶段，不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是坏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如乡镇企业的成长曾主要依赖于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最终却成了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其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实力要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从局部看，却是个结构失调问题：科技在“先进性”的旗帜下勇往直前，而经济领域所需要的科技却存在“短缺”现象，生产技术尤为落后。
第三，在创新主体普遍“缺席”的情况下，许多政策选择难奏成效。因此，技术创新研究如果仅仅去研究“架桥”方式的话，是很不够的，还需研究原有科技、经济系统的“搭桥”需求，研究促使其自觉“架桥”的机制，以及如何去降低“架桥”的风险和成本。由此，才能找到从制度上确保创新主体到位的途径。
第四，创新研究中的某些目标和政策选择间的逻辑链条并非总能成立。比如，缺乏创新激励，就诉诸产权明晰；创新有风险，就搞风险投资公司；强化中间实验，得建中试基地；企业技术能力弱，须组建r＆d机构；要使高技术产业化，可以搞园区……最后免不了优惠政策。事实上，产权明晰并非激励机制形成的唯一条件，模糊产权亦能带来动力；风险投资公司只能解决有限的“激进创新”的风险分担问题，而大量的渐进创新和工艺创新（这些对中国尤为重要）却不一定要风险投资公司的介入。弗里德曼曾说，美国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几乎一成不变地是由为数很少的几个人来提供资金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的资金来冒险”。（［（7）］，p、37）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那才是件冒风险的事、至于中间实验，它确是创新的必经环节，但把它“实体化”为一个基地，是否就是一种优化的选择？现实中的不少中试基地，往往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结构，其结果甚至与初衷相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何在呢？企业建立r＆d机构当然不失为必要的选择，但问题在于不少企业的科技人才却处在闲置状态。在某些高科技园区，真正的高技术也并不一定“热门”，这又是为什么？
第五，我们提出过不少“一体化”命题，如产学研一体化。技工贸一体化等，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并使它也能体现出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效益？
第六，一些创新研究往往具有“科技推动型”色彩：给定一项技术，然后去研究小试、中试、批量生产乃至市场销售等各环节面临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是另一种型式：从企业出发、面向需求的创新研究。
以上考虑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技术创新开展不力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二是，现存经济体制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尚不能带来强大的创新激励。因此，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课题。
1、2 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技术创新问题决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发现的新问题。实际上，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早在建国之初就已提出的科技工作基本方针；各地还开展过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强调对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展过设计革命，并总结出了“研究、试验、设计、制造、检验、安装、使用”七事一贯制的设计方针，也很注意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重视生产现场，实行过“现场中心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还曾提倡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的结合等等。［（5）］可以说，几乎所有关于技术创新的重大问题都在改革开放前就曾有所涉及。但由于政治导向、行政干预以及自相矛盾的技术观，使科技—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了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3％。这里面固然包含着像资源配置的优化、闲置设备的利用和管理的增进等因素，但也表明了技术创新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资本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953—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75、67％是靠资本投入取得的；1978—1990年间，这一数值仍高达50、9％（［（8）］，p、52）。问题倒不在于资本高投入本身，而在于对资本的粗放使用和浪费，在于劳动对极为稀缺的资本的“剥削”。［（9）］
这种对“资本”的不负责任，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误配、闲置和流失，使如此巨大的“直接生产力”难以形成相称的有效供给，结果，国有企业在各省区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竟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10）］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有效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第一生产力。
我们曾对东北地区四十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中试基地进行过调查。其中虽不能说没有较为出色的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创新不力的长期性、普遍性和系统性，使我们有理由对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表示怀疑。我们的看法是：
（1）技术创新只是次生的（secondary）的问题。对资本的低效使用才是原生的（primary）问题。它又导源于低效的企业制度。
（2）在经营者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以后，重建经营者选择和监督机制已变得极为迫切。
（3）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体，是相当困难的。
（4）没有一套万能的不随时间和产业技术特性变动的企业制度。正是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促进下，经济才得以快速发展。
2、关于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只能被囚禁在“超稳态”陷阱之中。创新包括两方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历史进程中，哪种创新更为基本？对此曾有两种观点的对立，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技术决定论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11）］它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其强有力的辩护者。比如，以凡勃伦（t、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ellu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怀特等等。技术决定论有两个核心命题，一是说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是技术内在逻辑的产物；二是说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对于凡勃伦、奥格本和等人来说，这种状况就代表了历史的逻辑进程；而对于埃吕尔和海德格尔来说，这只是近代以来由诸多因素汇合形成的特有景观。我们把前者称为强技术决定论者；把后者称为弱技术决定论者。强技术决定论者的证据大致有四个：一是“独立多重发现和发明”现象；二是发明的渐进性和累积性；三是发明的可预见性；四是技术—社会的整体关联性。前三个证据确证了技术发明的必然性，第四个证据则表明了社会变迁的被动性。正因为打破均衡的发明因素，才引致了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甚至社会哲学的接续变革。对于弱技术决定论者来说，技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只是现代的事情。正是由于人们对超越性存在的忘却、人类思维方式的技术化、人们对技术优越性的信服，才使得技术进步和人类的共同努力变成了同一件事。从而，技术最终摆脱了任何力量的控制，获得了自主性。这样，不适应技术的制度必遭淘汰，只是那些事奉技术的制度才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些制度实际上也就成了技术本身。而这正是时代悲剧之根源。无论技术在前现代是否同样重要，也无论当代的技术化是否是人类悲剧，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已为技术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论据。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主张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k、polanyi）曾强调［（12）］，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循着这一思路，诺思（d、north）等人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13）］。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人类组织的成败决定着社会的进退。技术存量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但其本身决定不了人类何以成功。反之，正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诺思甚至表明，即便没有技术创新，单是制度创新亦能实现经济增长。诺思对英国产业革命的再认识，似乎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他看来，对产业革命的技术解释是无效的。产业革命中的创新要追溯到产权制度。正是较为有效的产权界定，带来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改善与扩张，进而导致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增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随之上升，这刺激了组织创新和市场的再度扩展。正是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钱德勒（a、chandler jr、）对美国工业企业史的研究似乎也为制度决定论提供了论据。［（14）］国内亦有学者支持制度决定论。比如有人认为，“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15）］，p、17）
如何评价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明显冲突呢？
在我们看来，两者并没有不可通约式的对立：（1）他们都承认技术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强调的主次有别；（2）技术决定论强调制度滞后，正因为如此，制度“瓶颈”的打破将为技术发展提供机会；制度决定论强调制度前提，而制度分析表明，制度创新是对获利机会的应答，而获利机会却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
正如诺思所言，知识和技术确立了制度创新的上限，而进一步的制度创新确乎需要知识、技术的增长；反之，似乎可以说，制度则确立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创新总有一天要被遏止、正是制度变迁在此时成为技术进步的前提。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期，制度创新比起技术创新来就是决定性因素；反之，在社会的相对稳定期，技术创新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矛盾主要方面。
更一般地说，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关系，其实质是人—人关系与人—自然关系这两种关系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自我控制系统的控制规则，那么这个系统只能在更大的系统即人类—自然系统中存在，并以后者为其实现进化的必备条件之一；技术虽然是人类—自然系统的控制规则，但人类需要和应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社会系统存在和进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供给，所以它对社会系统而言的本质作用，与其说是实施控制，不如说是取得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和技术分属人类行动的两个层面，只是通过人类需要这一中介，两者才发生密切的关联。打个比方，任何一个具有确定功能的运动系统（如汽车或导弹），都有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还是动力系统决定了运动系统”的争论呢？我们又如何看待“是控制系统的改善决定了动力系统的改善，还是动力系统的改善决定了控制系统的改善”这一争论呢？或许可以说，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对于整个运动系统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在特定时期，某一系统的问题则可能变得尤为突出。
在此需指明的是，上述比喻并不一定是恰如其分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能够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随便操纵的可准确预见的有特定目的的系统。我们只是想在制度和技术之外，突出人的主体性。正是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人类通过对制度—技术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的失灵的认识和应战，最终带来了社会的进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和技术仅仅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尽管其中可以置入特定个人或阶层的目的），我们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摆脱当下的制度和技术基础）。
3、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互动研究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最终判定两种决定论谁是谁非，而是期望从中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理论要素，拓展一下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视野，并借此强调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3、1 互动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如何对这一进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是一项颇令人着迷的智力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确立，对“转轨”问题进行实证的和规范的研究已成为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重大课题，已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焦点。［（16）］［（17）］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制度分析，尽管看到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但并没有试图着力分析其间的作用机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人尝试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比较研究，对制度创新在技术创新扩散中的重要性进行计量分析。［（18）］
我们的选择是：研究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国业已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框架，而且前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可以带动技术创新的灵活的企业制度？这绝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变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创新过程；二是企业制度安排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必经环节和基本单元，搞清楚这一环节和市场及政府的关系，找到使这一环节充满活力的途径，对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形成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宏观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3、2 方法的考虑
马克思的方法是我们思考的起点。事实上，马克思早就洞见了技术和制度变迁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恰在于它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抽象掉的所有要素：制度、技术、国家和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诸如交易成本、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搭便车（free rider）等问题的重要性，受经济本身发展的时代局限，不能不造成其分析上的某些缺欠。［（13）］
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社会学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提供了较为锐利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使我们有可能对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同一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竟拥有同一个核心假定，即“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有目的的行动者”。［（19）］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假定，就可以对制度和技术，也就是对两种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加以分析。正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无论是发明活动、创新活动、市场活动，还是改革活动、寻租活动，最终都引起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并将带来其间相互关系的变革。
这样，创新就是社会中自然人、法人为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重新塑造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过程；只有当创新主体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零的情况下，创新才会发生。这既是支配创新的动机，也是一切创新主体决定其是否采取创新行为的最后判据。
以上述考虑作为创新研究的一个基点，必然导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研究以个人行动和交互行动（transaction）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力求找到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也许，由此会引发学科性的纷争：这到底是创新的社会学？还是创新的经济学？它也曾使我们疑虑许久。但是，当我们看到社会学家科尔曼（j、coleman）冒社会学传统之大不韪，果敢地以“理性行动”重构社会理论的基础时；当我们得知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森（o、e、williamson）号召人们关注组织社会学成果时；［（20）］当我们从创新社会学家凯龙（m、callon）等人那里读到他的名言——创新者是不管学科界限的异质工程师（heterogeneous engineer）时［（21）］，我们感到学科界限毕竟是次一级的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的探索，有可能为我们对技术创新问题乃至那些已经很长时期烦扰着我们的现实存在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认识，找到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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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创新技术研究篇6
传质与分离工程领域的这些技术，往往是相关工业生产中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所在。可是，在聚氯乙烯工业，太阳能、医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领域，其分离核心技术却往往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传质与分离工程领域的这种“瓶颈“现象有了明显突破，精馏等技术更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其工业应用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也为其他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
这一影响深远的突破，北京化工大学传质与分离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群生教授功不可没。从1987年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化工大学工作，到如今成为传质与分离工程领域的权威专家，默默耕耘二十载，荣誉和掌声没有改变他脚踏实地，深入实践的一贯作风。当记者联系李教授时，他正远在千里之外的徐州，为新的太阳能发电项目采集数据、总结经验。新能源的时代，他又一次站在了科技潮头。没有对于荣誉或成就的刻意追求，在看似枯燥而艰辛的科研工作中，李群生教授体验到的是发自内心的纯粹快乐。正如他的科研方向一一分离精馏技术所追求的，亦是纯而又纯的目标。
“点”的深入：精馏技术的创新
在化工、石化，轻工、医药等领域的生产中，精馏是极其重要的分离操作。而高粘度、易自聚和含固体颗粒等特殊物系的精馏，一直是困扰生产的关键难题。这些特殊物系在精馏时，由于物料在塔板上流动困难，极易发生堵塔、液泛现象，不仅导致精馏塔的分离效率低下，常常伴随着物料损耗和环境污染，严重的甚至造成爆聚、爆炸事故，对安全生产构成了极大威胁。长期在工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最担心的就是精馏塔的操作。而对于这一难题，国内外均未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精馏不仅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还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所在。产品纯度的提高――往往是细微的小数点后的突破，就会成为克敌制胜，攻占市场的法宝。李群生教授，就是解决这世界性工业难题，追求更高精纯境界的人。
李教授瞄准高粘度物科精馏这一世界性难题，从最初的设想，到理论推导、实验研究，再到工业开发和应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艰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从进入科研领域开始，李群生教授就一直注重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再从理论到实践解决问题。这形成了他独特的科研风格和理念。在研究精馏过程时，李群生发现，液体在传统的精馏塔板上流动时，在液流的上、下游之间存在着较大液面梯度，这是推动液体在塔板上流动的动力，但也容易造成堵塔，液泛等现象。在深入进行塔板上流体力学研究的基础上，他首先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使液体在精馏塔板上进行“零梯度流动”的构思，建立了塔板上液体“零梯度流动”的数学模型。
这一理论构想的现实化，就是他自行设计的高效导向筛板――通过导向孔密度与方向的变化，将一定上升气体的动量分配给塔板上不同区域内流动的液体，以获得较均匀的速度分布。液体流速分布的数学模型，就是解决最为关键的导向孔的设计问题。通过求解这一模型，对塔板上每一个指定区域，都得到一个与该区域导向孔密度与转角相对应的液体速度场。适当调整导向孔的排布，就可以控制塔板上液体的流场，进一步对导向孔相关的参数进行优化，可以使液体在塔板上均匀一致地向前流动，甚至接近于”活塞流”，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塔板效率，增加通量、减少压降。
科研成果不是李群生教授的最终目标。实验室成功的下一步，是工业开发应用。通过对高粘度等特殊物系共性问题的基础研究，李群生博士建立了一整套导向孔开设的设计方法和计算软件，发明了高效导向筛板塔，可适用于高粘度、易自聚、含固体颗粒等特殊物系的精馏，解决了这一世界性的工业生产难题。
高效导向筛板塔应用于工业生产，其效果可谓之“奇迹”。
1998年7月，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聚醋酸乙烯脱醋酸乙烯单体的高粘度物料精馏塔率先采用高效导向筛板塔，不仅彻底解决了堵塔、液泛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塔分离效率和公司经济效益。使用前，精馏塔安全运行周期为4～6个月；使用后，迄今已正常稳定运行9年(未进行大修检修)，仅此一项每年为该公司带来5D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本技术与国际先进的日本可乐丽公司相比，生产能力提高50％，分离效率提高20％，而该公司的塔运转周期仅为1年。
2000年，高效导向筛板塔在与国际著名的分离过程开发商格里希(Glitch)公司和苏尔寿(sulzer)公司的竞争中取胜，成功地在上海石化5万吨/a碳五分离装置上进行了应用，使该装置的生产周期由原来的15～25天，提高到360天以上。不仅实现了全周期安全生产不停机，还扭转了运行长期亏损的局面，利润几乎是逐年翻番，仅2005年就盈利8000多万元，彻底解决了该装置自1992年投产以来8年间因严重自聚而不能正常生产的难题。碳五馏分作为乙烯生产的副产品，可用于制造高级轮胎、香料、高品质光盘等，应用前景广阔。但在生产过程中难以精馏提纯，只能作为废弃物排放，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严重污染环境。上海石化应用精馏新技术后变废为宝，同时实现了节水、节能、节支、减排、减耗、扩产、环保的目标。
在含固体颗粒物料精馏方面，高效导向筛板塔已在我国食用酒精生产行业大面积推广应用。发酵醪精馏塔的生产周期从4～6个月延长至18个月以上，同时，生产能力提高约60％，分离效率提高约20％。世界著名的纤维素酒精研究者，美国密歇根帅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Bruce E、Dale教授已和李群生教授达成了理论与技术的合作意向。
春华秋实。李群生教授脚踏实地的耕耘换来了应得的荣誉。精馏新技术被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协会组织的专家委员会鉴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2项，以及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1次，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其中60多篇被SCl、EI收录；申请国家专利7项，已获授权4项。
精馏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不仅保障了安全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节能减排效果显著，其环境效益难以估算。我国目前正致力于建设节约型、环保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李群生教授精馏新技术的贡献在科研领域可谓是一面旗帜。如今，这一技术已在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1000多座塔上进行了成功的推广应用，均一次开车成功。据其中10家企业的统计，仅2003年至2006年累计取得直接经济效益24、3亿元推广后节省12万多吨标煤和近7000万
吨冷却水；减少化学物料排放21、6万吨。
精馏新技术的科研过程体现出一系列的创新闪光点塔板流体力学研究――零梯度流动数学模型――高效导向筛板塔一技术集成软件包――大规模工业应用，李群生教授不仅创造性地解决了精馏这一世界性的工业生产难题，也为科研其他领域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李群生教授说“主要是在一个点上深入研究做下去，默默积累，自然就成功了。”朴实的话语，却道出了他成功的秘诀。潜入深山，自有宝玉，难得的是默默积累的过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2007年～2008年，李群生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华盛顿州立大学(WSU)做访问学者，他关于高效分离精馏技术和新能源的报告在美国科学界引起了轰动。访问结束时，美国以高薪高职挽留他，甚至已经下了聘书，他还是回国了。李群生所看重的，是我国工业领域中分离技术发展的广阔空间和需求，这也是他一向的科研理念：不仅要出成果，更要将成果引向应用领域，真正惠民利国。
“面”的拓展：应用领域的变革
传质与分离工程属于化工领域，但在实践应用中，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这一领域的支持。李群生教授在分离技术上的突破性贡献，就在整体上引领了聚氯乙烯、化工、轻工，医药。石油，酒精、化肥、生物、环保等领域的变革。
聚氯乙烯是我国重要的工业领域之一。随着李群生教授发明的高效分离技术―一适用于氯乙烯单体精馏的抗自聚新型高效导向筛板精馏塔，复合孔径高效导向筛板及相应的操作方法――的引入，电石法聚氯乙烯工艺逐渐摆脱了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缺点，显示出相对的成本优势。同时，一直困扰聚氯乙烯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氯乙烯单体纯度，也从99、8％提高到99、99％以上，大大提高了聚氯乙烯工业产品的价值。在当前我国电石法聚氯乙烯占到全国产量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项高效分离新技术更具推广价值。它大大提高了氯乙烯产品的质量，降低了杂质含量，提高了整个氯乙烯的技术水平，实现了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目标。
在服装领域，高档服装面料的浆料采用聚乙烯醇制造。这项技术过去一直为国外企业所垄断，我国只能高价进口。同样是采用了高效分离新技术后，我国不仅生产出品种多样化的浆料，还以更优异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出口国外，为我国高档服装的生产销售开创了新的局面。
而在聚乙烯醇的其他生产领域，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就足以说明问题。聚乙烯醇作为高粘度物料，在精馏过程中，每次发生堵塔现象都要清除物料，全面停车检修。每次开停车损耗为三，四百万元，同时极易引起前序聚合釜的爆聚、爆炸等事故，全国五，六十套聚乙烯醇生产线，每条线、每个月都要停车一、两次。经济损失，物料损耗，环境污染、严重爆炸事故……所有这些现象，在采用李群生教授研发的高粘度物料精馏技术及高效导向筛板塔后几乎全部消失了。如今，该技术在我国聚乙烯醇行业的应用几乎达到100％。迄今为止所有应用装置均未发现堵塔，液泛现象，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塔运行周期大为延长，扩产达到50％～100％。其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堪称我国聚乙烯醇工业领域的划时代变革。
在医药领域，山东德州天宇化工公司更是一个知名的范例。天字公司的主导产品是丙炔醇(生产医药的中间体)，纯度为98、5％，价格3、5万/吨，利润微薄，依然打不开销路。而国际著名的联邦德国巴斯夫公司生产的丙炔醇纯度达99％，价格为6、5万/吨，却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国内市场。0、5％的纯度差距，让天宇化工公司走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走投无路之际，公司负责人找到了李群生教授，进行丙炔醇生产精馏塔的技术改造。一年以后，天宇公司的丙炔醇纯度上升到99、8％，价格为6万元/吨，不仅重新夺回国内市场，还进一步进军国外市场。而全部投资改造的费用仅为十几万元。
科研领域，李群生教授在分离精馏技术的“点”上深入研究j工业应用中，他以“点”带“面”，使分离新技术在相关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不仅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得到了更高的技术指标，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在他带领下的传质与分离工程研究中心，在精馏塔、吸收塔技术改造、丝网除雾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晶技术、换热技术、膜分离技术等方面形成了强力优势，成为众多企业发展的有力技术后盾和依托。他不满足于将实验成果束之高阁，而是进一步致力于科研成果的开发应用和产业化，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科研工作的理念――学以致用，惠民利国。
学以致用：脚踏实地的理念
谈到对科研工作的认识时，李群生反复强调，要搞清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他认为，无论理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基础研究，都应该以发挥作用为目标。理论基础研究解决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可以为科技发展、人类进步打下基础，在宏观上指导应用基础研究。而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在于“应用”，也就是说，科研成果最终要产业化，要体现在工业生产中实现效益。
从李群生自身的科研来看，可以说他将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走出了一条基础理论一一实践应用――大规模工业应用的产业化道路。李教授课题组的同事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科研模式，从最初的理论设想到求证，从设计图纸上的每一道线条、每一个数据，到企业应用时的现场指导、数据采集，每一个环节，李群生都是亲历亲为，严谨求实。经过理论――实践――理论――应用的循环，力求尽善尽美地完善科研成果和配套技术。
这种脚踏实地的风格，李群生归功于导师张泽廷教授的影响。张泽廷教授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化工领域的博士后，在教导学生时兼重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李群生将二者融会贯通，在理论创新与工业应用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可是，李群生说，他在产业化方面有所成就很幸运，因为背后有一批信任他，支持他的人。北京化工大学一向注重科研成果产业化，致力于企业和科研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交流。相关合作企业和课题组同事也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有感于自身经历，李教授认为，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科研创新主力，产业化至关重要。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虽然教师推行产业化有诸多现实困难，但是，只要把握最关键的两点――一是与企业的沟通交流，二是持之以恒的毅力，“学以致用，惠民利国”达到最终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为了践行这一科研理念，李群生强调科研选题要准确，要有实际意义，并且在结题时尽量体现出这种意义。近年来，有鉴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新能源的浪潮正在兴起。而李群生教授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太阳能发电和生物柴油中关键的分离技术，也正和新能源密切相关，对我国未来的能源产业和环境工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光伏产业链中，高纯度硅料是光伏企业生产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核心原料。因此，高纯度硅料的合成、精
制、提纯，生产也就成为光伏产业集群中最上游的产业。超纯多晶硅的提纯、规模生产及副产品回收则是关键的技术难题，也是我国最为欠缺的。我国硅资源丰富，具备先天优势，但长期以来，我国生产的硅粉以1万元/吨的价格出口日欧，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国外企业则以350万元/吨的价格将成品多晶硅卖给我国。留给我们的只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有鉴于此，李群生提出，致力于多晶硅生产过程中多级精馏技术及设备的研究与开发，将已经应用成功的化工精馏技术移植到多晶硅生产中来，对我国多晶硅生产降低能耗，提高质量、进一步提高我国多晶硅生产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他带领的课题组研制出了先进的多级精馏技术和设备，对传统工艺进行了11项革新，在包括中国最大的多晶硅厂――徐州中能在内的8家企业进行了示范性应用。不仅能够提炼出纯度高达99、9999％～99、9999999％的超纯多晶硅，而且实现了生产过程中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贯穿生产线的节能和清洁生产。一位企业领导激动地说：”只要李教授能给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我就敢保证能够打败国外企业，让中国的硅片进军世界市场。”
从2007年开始探索研究，到2008年设计投入使用，多晶硅生产应用时间还不足两年，但已经开始出口目欧，显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太阳能作为可再生新能源，其绿色环保的特色正预示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曾经有国外科学家论证指出，一块260英里见方的太阳能发电板，就足够供应全球电量需求。而精馏新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将使我国生产的多晶硅质量符合目前和未来太阳能电池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要求，成为解决电力和能源紧缺问题不可或缺的要素。李教授说，大约用2～3年时间，中国的多晶硅生产将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而太阳能发电也可以进入千百万户百姓家。
同样基于能源危机，生物柴油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最新技术是利用海藻来制造柴油。一般海藻的生长周期为半年，而李群生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海藻助长营养物，将培养周期缩短为一个星期。海藻一方面可以高效生产新型生物柴油，一方面吸收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效应。在能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甚至有可能演变为政治危机的今天，这一技术无疑意义重大，影响深广。
之所以选择多晶硅与生物柴油作为科研课题，基于李群生教授对于新能源的独特认识。他说：“新能源和节能减排问题，既是经济效益问题，也是政治任务。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不尽如人意。一般来说，应用精馏新技术可以节能30％～70％，应该进一步加大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的力度。”
基础理论研究――实践应用改进――大规模工业产业化，是李群生始终坚持的道路。多年来，他先后完成了横向、纵向科研项目100余项，研究成果曾在全国几十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进行了1000多项成功工业应用，取得了重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如今，“学以致用”的科研理念也继续指导着他未来的科研方向。李教授说，未来的研究重点有二一方面继续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继续研究传质分离的机理、测定相平衡数据和预测模型同时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在基础理论指导下对设备、技术进行改进和提高，力图将产业化做得更好、更深入。
创新技术研究篇7
关键词：研发外包；技术创新；双赢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公司认为所有重要的研发工作都应由公司自行完成，绝不能交给外人。这种观点如今已过时了。研发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难题，迫使企业家不得不对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如今，戴尔和飞利浦等公司正从亚洲开发商手中全盘收购部分数码设备的设计方案，经过适当调整，把这些设计用在自有品牌产品上。这样的经营模式从手机、笔记本电脑、高清晰电视、MP3音乐播放器到数码照相机无所不包。正当电子产品行业在创新外包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时，向海外市场寻求创新援助的趋势也正在席卷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角落。
可以预见，全球外包行业正逐渐转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研发的外包阶段。“研发外包”也称“研究开发协议”，指企业寻求外部力量进行创新，以合同的形式把价值链上研究开发这一个环节外包给其他组织，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企业在研发外包时，通常的合作模式是较小组织承担一个具体研究项目，其合作对象主要有两类:同行业的企业或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与同行业的国内外企业合作，即将企业的研发项目外包给其他企业。这样的合作企业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与主盟企业是竞争对手的企业，他们为了达到共赢的目的彼此走在一起；另一个是专门承担研发外包项目的企业，如赛龙公司(华人孙景春在美创办的独立手机研发公司)就为手机厂商完成了700万部手机的研发，他的客户除了飞利浦、西门子外，还有康佳、海尔等国内厂商。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即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的，协同各自拥有的资源(资本、人力、技术)通过团体合作，对科学技术以及相应产品(或服务)的共同开发。一般采取以下的方式:项目委托、联合研究开发、建立培训中心、建立联合研究中心。目前中国政府在积极提倡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地促进了科技力量向经济主战场的转移，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企业进行研发外包，主要是出于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考虑。研发外包既可节省成本，又可获取新技术，降低风险。
（1）节省研发成本：随着对新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企业研发成本大幅度上升。更多的创新对公司发展固然至关重要，但是与公司目前的研发开支相比，研发成果却微不足道。多年来，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直想方设法在工厂车间、后勤部门及仓储领域节约开支，如今他们又对一度与世隔绝的研发部门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从实验室转入市场的畅销产品如此稀少？这些高薪聘请来的工程师们究竟创造了多少能够改变行业发展格局或者具有突破性技术的产品？艾森哲公司高科技咨询业务负责人埃伦·德拉特说：“在可控制的开支中，研发经费是目前仅存的、数目最庞大的一个项目。未来，公司要么削减研发部门的预算开支，要么提高它的生产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力成本十分低廉，将研发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利用承包商当地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更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智力资本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通迅网络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合作方之间信息沟通的成本，有力地促进了R&D全球化趋势。大部分著名的西方公司已经在朝新的创新模式转变，公司转型后将借助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来谋求发展。这些合作伙伴包括美国的芯片制造商、中国台湾的工程师、印度的软件开发商和中国内地的工厂。
（2）获取新技术：大公司虽然在其已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但是在诸如信息、医药等知识密集行业，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公司需要持续地改进技术。但是大公司也存在许多影响创新，尤其是影响突破性创新的障碍，比如呆板僵化的管理制度。因此，获取创新所需的基础研究成果、新技术、新思路就成了企业研发外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外包企业与市场当地的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合作，可以了解该市场的技术动态，了解他们在当地的对手，使得本公司的研发项目具有准确的定位、反应快的特点，也使得其研制的产品能很好的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大大增强了公司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虽然更为灵活更有利于创新，但是由于研发力量薄弱，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研发外包也是中小企业的选项之一。
（3）节省资源、降低风险：研发外包可以将庞大的研究项目化整为零，让众多的专业研发机构“承包”，从而降低研发风险。首先，创新使得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财务风险，例如对汽车行业来说一款适合大众市场的普通新车型的开发成本已经攀升到十亿美元以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推出未经证明的品牌，而把有利可图的合同制造业务拱手让给本地竞争对手，对这样的冒险之举多数制造商是会三思而后行的。其次，对一个企业来说，要对该企业中所有热门的项目都进行创新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一项新技术的开发过程中，基础技术研究很重要，而企业往往经不起这种耗时耗力的基础性研究，一旦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基础性研究不能投入市场，企业将会承担巨大的沉没成本。而将基础性研究外包给专业的研究机构可以给企业节省资源，转嫁研发投资的风险。最后，企业将研发部分外包给外包供应商可以集中力量管理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整合企业有限的优秀的资源以达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产品的上市速度以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
研发外包不仅仅是委托方解决自己创新问题的途径，其对于承接外包业务的供应商同样有很多好处：首先，承包外来的研发项目为供应商带来可观的利润；其次，弥补了该供应商研发资金投入的不足；再次，承包大企业的研发项目，与大企业的研发机构合作可以学习研发管理的宝贵经验，使得自己的研究内容面向市场，减少重复研究，以期达到了较好的投人产出效应；第四，对高校和研发机构来说，承包企业的研发项目可以使他们的成果直接面向市场，由企业为其提供试验的场所，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综上所述，研发外包对于委托方和供应商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研发外包不但能提高双方的经营效率，改善经营环境，还能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技术创新步伐；而反过来，技术创新的不断进步，更加能促进研发外包业务的蓬勃发展。当然，正如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研发外包也会带来巨大风险。例如，摩托罗拉公司雇用中国台湾的明基公司来设计并制造手机，结果现在明基公司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以自己的品牌销售手机。ibm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把操作系统和处理器芯片的研发业务外包给microsoft公司和intel公司，结果造就了这两大it巨头的诞生。关于风险防范方面，此处不赘述。正如瑕不掩瑜，风险的存在并不能阻止研发外包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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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研究篇8
主题词科学技术创新复杂性系统整体思维
科学技术创新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而复杂性来自混沌与秩序的边缘。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原来“混沌理论”一词已被宏大的“复杂性理论”所取代了。混沌理论对其范围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对自然界系统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的数学研究。相反，复杂性理论则被认为可以用于复杂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层面。社会系统并不仅仅是由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固定规律所限定的“复杂适应性系统”（plexadaptivesystems）。相反，它们是可能随时间演化而改变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复杂演化系统”（plexevolvingsystems）。
科学技术系统创新运动是一个貌似无规则运动的有序性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第一，多因素性。技术本身是各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不等于各因素简单相加。各技术要素在技术系统中也不再是原来的因素，因素自身在技术系统动力下也发生了相变，或者说，技术性因素、实体性因素与知识性因素都具有了技术所拥有的整体性。技术因素的作用方式要受技术系统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的制约。第二，多层次性。尽管技术的各因素受技术系统动力的作用发生了相变，但技术本身却生成了一种稳定模式。技术的稳定模式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是由科学的技术应用与技术理论的层次性决定的。科学技术系统内有稳定的周期解，周期解内还有混沌区，这种结构无穷次重复着，具有各态历程和层次分明的特征，即存在有界性。第三，多变性。复杂非线性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本质就是经历混沌走向有序，因此具有混沌伸长和折叠的特性，这是形成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主要机制。伸长是指系统内部局部不稳定所引起的点之间距离的扩大；折叠是指系统整体稳定所形成的点之间距离的限制。经过多次的伸长和折叠，轨道被搅乱了，形成了新对称结构或混沌。
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因此，可对其运用复杂性理论进行管理。
1转变思考方式
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科学建立的基础，牛顿力学是典型的决定性理论，是可测量和可预测的。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次重大变革所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分别排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测量过程的完全可控性。混沌理论的诞生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被视为20世纪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论认为，非线性系统运动具有无穷大周期且始终限于有限区域、轨道永不重复的、性态复杂的运动，不可能无限精确和无限长时间地测量和计算连续变量。混沌理论解决了困扰牛顿（Newton）力学的三体问题，创立了研究n维相空间的不确定解的理论，混沌理论使人们认识到非线性系统演化既是决定论的又是随机论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只适用于那些宏观的缓慢的周期或准周期的稳定运动，然而，这样的运动实在是太少了。
科学技术创新复杂系统倡导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放弃机械论和宿命论，学会欣赏并应付联系、物力论（Dynamism）和不可预测性。因为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多因素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确实存在的运行模式（即现实存在）进行领会，即正视多元化存在，并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进行反应。为了使科学技术创新过程自我发展为“复杂演化系统”，有必要对学习、多样性和影子系统（Shadowsystem）观点的多元化进行鼓励。
2并不是对每件事都需要进行控制
科学技术对客观事物既进行决定论描述又进行概率统计论描述，这两种描述方法已经共存了几百年。决定论认为，任何一个力学系统只要知道现在的行为就可预测系统的未来行为。概率统计论认为，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系统的未来状态并不完全确定，需要用概率统计方法来描述。
KAM定理很好地解决了决定论和概率论这对貌似矛盾的问题。KAM定理指出，保守系统有可积和不可积之分，可积系统的运动是规则的，遵循决定性规律，不可积系统表现出随机性，成为统计物理学的基础。对不可积系统，KAM环面包围着随机层，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少和扰动不大时，KAM环面包围的随机层测度极小而可忽略不计，统计物理学就不适用了，而应该应用牛顿定律。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和扰动很大时，根据“阿诺德扩散”，KAM环面逐渐减少而随机层迅速扩大，系统只具有极少数的规则运动，规则运动变为次要的，系统出现了大量的混沌运动，这时才能用统计物理学来研究该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近可积哈密顿系统，随机成分有限，导致不可积性的扰动项很小。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系统处于混沌性态时，确定论和概率论随机交替作用，但确定论占据主流位置，基本能朝向希望的途径发展。随机成分确实存在但有限，因此，在复杂的非线性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进行控制。应该相信混沌性态是貌似不规则的有序，科学技术复杂演化系统不仅反作用于环境，还会反作用于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科学技术总会不断出现新的有序状态。
3与环境共同演化
复杂性理论借鉴湍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认为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同时存在混沌子空间和对称子空间，两种性态此消彼长，不断和外界环境互动而发生转换。在湍流中规则运动包含有小尺度的混沌运动，在混沌运动中又包含着更小尺度的规则运动。这说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是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并不断互动发展的耗散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系统与环境相互影响、共同演化，这就需要时刻准备好对环境进行反应，凭直觉领会那些驱动科学技术创新变迁的环境模式，根据需要进行适应，而且随时准备抓住各种出现的机遇。科学技术创新系统的三种性态，稳定区域（墨守陈规）、不稳定区域（瓦解崩溃）和混沌边缘（变革栖息地）中，混沌边缘最适宜与环境共同演化。
在混沌边缘，在一种“有限不稳定状态”下，正统系统（主流文化、结构权力等级体制）和影子系统（蕴藏矛盾、变化潜力的非正式组织）能维持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正统系统可以提供清楚的指导，对适当的结构和程序进行授权，以及抑制人员中的不安情绪。同时，影子系统可以激发观点的多样性，并且削弱正统系统的力量迫使它进行不断变革。这样，组织行为表征为耗散结构，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能以新的方式执行基本任务或者追求崭新的基本任务，组织的创造性和创新方面的潜能都展现了出来。
4整体思考
技术创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要求寻找整体模式来思考问题，并用整体的方式来控制创新过程，而不是试图控制每一个细节。整体思考是探索那些在不利的模式下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微小变化，并施加微扰改变系统运行轨道，避免蝴蝶效应。
4、1建立连接
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是可逆的，事物的发展不存在演化；空间是平滑的、线性的；时间和空间不相关联，各自独立存在。复杂性理论认为，由于非线性的作用，时间的变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既可以实现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自组织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空间也不是平滑的，不仅存在整数维也存在分数维，整数维是分数维的近似和抽象。此外，通过考察系统中某一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序列，可以重构相空间，得出奇怪吸引子的维数。这表明复杂性空间的形成也反映了事物发展在时间上的积累。因此，在复杂非线性系统运动中，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应该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一个统一体，系统地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时空整体性的，任何因素在时间维度或者空间维度的变异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因素的正常功能，进而影响整个进程。而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下，似乎只能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联来得到了解。因此，科学技术创新过程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各种因素的时空关联，正是时空关联的模式决定了一个系统的表现。整个系统处于密切关联之中，并与他们的环境不断进行交换，与之共同演化。
4、2适应复杂性
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的科学，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经典物理学的线性观，导致了事物发展的简单性、确定性和还原性。复杂理论的非线性观，是线性与非线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对立而统一的，前者是事物发展的暂态，后者是事物发展的更基本的更普遍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问题时应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复杂性现象时，用复杂性方法来处理将会显得简洁而有效，反之，采用简单性的方法来研究将会显得繁杂而无效并且得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例如，奇怪吸引子是很复杂的，它可以采用自相似和分数维来简单表示，但如果采用探究轨道的简单方法来研究将是得不到一条确定轨迹的。同样，在研究简单性事物时，如果采用复杂性的方法来研究也将是无效的。
将多元高阶方程化简以便求解，即将复杂现象简单化是我们的思维定势。然而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过于关注细节往往不能产生创新成果，在创造性思考时，复杂性思维是必要的。虽然复杂性思维可能不符合常规，甚至会引来混乱和困惑，那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很多创新团队刻意追求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不可思议，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性，而不是被惯常的生活习惯所泯灭。最好的想法不总是来自高层，而且组织内的人都想事业有成，控制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给予适当的扶持，每个人都有可能做作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4、3让过程成为进行时
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所揭示的是关于简单性事物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可逆的，必然也是前因后果的。而关于非线性现象的复杂理论，由于存在奇怪吸引子，事物的发展结果必然会导入吸引子，呈现出目的性。由于生物学、社会学等是关于复杂性现象的科学，因而也就是目的性的科学。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是基本的、暂态的，而事物发展的目的性是事物的最终结果，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事物发展的目的性要通过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来保证，而事物的因果发展必将会导致一定的目的性。
物理系统，如天气预报是由有限的确定性定律来支配的，有可能观察到奇怪吸引子是怎样产生的。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是人类一项复杂的创造过程，受到无穷多个因素及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奇怪吸引子似乎说明不了什么。由于人类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科学技术创新的行为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人类可以思考和学习，根据自身目的进行行动，而且能够反对及驳斥假定适用于他们行为的任何规则。因此，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时必须要制定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步则要实事求是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4、4复杂演化管理
逻辑思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强大思维武器，科学研究中所揭示的规律性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保证其正确性的。当然，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它往往能导致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混沌迷蒙的境地。根据混沌现象的长期不可预测性和遍历性，我们将无法通过逻辑思维一步步地走出混沌。因此，这时就应该不拘泥于传统理论，而要大胆地猜测、冒险和创新，进行直接的下意识思维，然后再把中间过程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思维来判断这种猜测的正确与否。所以说，逻辑思维是很重要的，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不可缺少的。
复杂性理论不是系统的，而是整体观的方法，它所强调的不是稳定性而是重视创造性与变革，追求的是“成为学习型组织”。当创新思维被非逻辑思维推向远离平衡态的时候，自组织过程会自然而然发生，它们可以产生更多的变异体并且对周围环境进行更加灵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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