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论文(精选8篇)
人际关系论文篇1
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时下以微博、SNS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媒介技术的演变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我们关于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识，“媒介环境”成为一个指涉清晰的生存景观，甚至上升为一种比现实生活还要逼真的拟态交往语境。尤其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虚拟世界的经验与感受。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而且以一种匿名的、复式的方式重建了人们的认知与经验，甚至直接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媒介依赖与日常生活媒介化
从一种媒介产品到另一种媒介产品，从一种媒介化交往方式到另一种媒介化交往方式，每个人都在跟自己曾习以为常的东西说再见，这成为当前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人们在惊慌失措中遭遇新的媒介产品，又因为好奇而跃跃欲试，人与媒介的关系不断被重构。当一种媒介熟练而华丽地游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危机已经在同步逼近，因为等待它的将是新产品的追逐与驱赶。如同一场精心布局的寓言，不断刻写的“轮回”背后，言说的是当下人们的一种公共社会心理。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媒介化公共情绪。
美国马里兰大学“无设备世界”(world unplugged)的研究项目显示，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逼真的一种生存方式，个体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介化的交往。人们对媒介依赖成瘾，一旦离开常用媒体就会出现焦躁、困惑、易怒、抑郁、孤独等情绪。当一切通讯信号被屏蔽之后，每个调查对象都不无痛苦地喊道：“过了一阵我就开始强烈想念我的手机。我会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握住它。仅仅是这样就能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有3/4的人使用手机，预计到2015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75亿左右，而手机总量将达到90亿左右，超过人口总数。如今，手机深刻地改写了人们的生活行为和价值维度。作为一种个人信息服务终端，手机打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存在开发潜力的角落和空隙，并在那里倔强地成长。手机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而成为手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身体器官”。
可见，媒介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织媒介”。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度越高，个人的生活也就越媒介化。“日常生活媒介化”成为一个基本的生存事实，其结果是，媒介建构了一个个完全媒介化的接受情境或消费情境。梅洛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中指出，情境就是信息系统，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框架，使人们能够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媒介产品的更替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在媒介精心制造的特定情境中完成的。电子媒介不仅创设了一个个独特的接受情境，而且能够促成不同情境的合并与变换，原来的私人情境毫无阻挡地并入了公共情境，接受公众趣味的审查。当人们乐此不疲地微博、更改状态、暴露踪迹之际，正如霍尔·尼兹维奇所指出的，窥探文化(peep culture)逐渐取代了流行文化(pop culture)而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新的文化样式。这是一种与虚拟化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其本质上所诠释的是现代媒介浸淫下的“喧嚣的孤独”。
社会资本与人脉圈子的重构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如何进一步解读媒介化环境中的人脉关系和社会生态？约斯·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提出了“虚拟人类学”这一话语范畴，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引入公众视线，这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开展虚拟世界的受众行为研究。在这里，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公共“表演”舞台，人们的社会阶层与主体属性被重新标识，新的交往关系按照权力与资本所铺设的逻辑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某种象征利润的无形资产。诸如关系、圈子、面子、声誉等都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资本。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由于时空被高度压缩，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区域进一步模糊，每一个人都被置于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大网中，各种微文本形态(如微博、微小说、微电影、微摄影)行走其中，灵动又不失深刻，精练又不失智慧，召唤着人脉、圈子等看不见的社会资本。人们关注、或者转发一条微博，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传播行为，而是一个指向人脉圈子构建的社会学行为。在商家那里，圈子同样显得格外重要，资本在开发产品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发着产品得以持续再生产的各种圈子资源。诸如微信、陌陌、KK、图钉、啪啪、密友、维达等应用服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强调社交功能，强调通过游戏的方式完成对人脉圈子的激活与聚合。
圈子就是关系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一层套着一层。日常生活中的圈子是一个相对模糊而且难以量化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交往情境中才能隐约感受到圈子的存在。然而在媒介化环境中，资本要对一切模糊的、隐晦的内容进行量化处理，使其成为一个指标化的、参数化的、透明化的存在物，如此才符合流水线化的资本生产逻辑。在圈子这里，资本同样露出了狰狞的笑容，虚拟世界的人际关系同样接受资本话语的隐性改造——对圈子及其质量进行数字化的界定与表征。具体来说，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圈子是由关注数、转发数、粉丝数等数字内容共同搭建的一种象征关系，个体的话语影响力实际上还原为这些数字关系的较量。
具体来说，在稍纵即逝的信息洪流中，个体的“在场”往往是借助某种替代性的符号形式来传递的，人们随时都面临着被圈子遗忘、抛弃的命运。为了不被遗忘，人们只有不断地刷微博，小心翼翼地撰写、评论或转发微博，以此传递一种强大的“在场”，媒介化“在场”因此成为比现实存在更逼真的一种主观感受。比如，腾讯精确地用数字给每个用户描绘出自己的交往圈子，当用户添加“QQ圈子”功能后，系统会自动对用户的关系网重新分类，其强大的智能化处理结果令人惊叹。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创造性地划拨着个人的朋友圈子，还毫无保留地售卖着个人的隐私。那些个体努力要忘记的恋人、朋友，那些强行决裂的群体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是一个超越个体掌控范畴的系统化处理结果。
人际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顺应论；得体性；人际交往；语用距离
interpersonal munication, discourse appropriateness, pragmatic distance
liu helin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 china)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onveying meanings as well as regula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use of language will make a great influenc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on interpersonal 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e use of language is a dynamic adaptive process; i、e、, language adapts context and vice verse; or they adapt each other、 this paper, based on this theory,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ppropriateness in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distance、 accordingly,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offered、
key words：theory of adaptation; appropriateness; interpersonal munications; pragmatic distance
1 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际交往中语言正确而语用不得体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影响到交际的有效进行（thomas 1983，leech 1983，yule 1996，王希杰 1996，钱冠连1997/2005，王得杏 1998，何兆熊 2000，林大津谢朝群 2005）。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有多方面，误读语用距离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描述”（王建华 2001：25-31）。它对人际交往具有规约作用：要求对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等特征的交际对象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或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以便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相对于其他语用理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顺应论引起的“关注都相对不足”（何自然 2007：65-80）。于是，本文力图以顺应论为基础，以语用距离为切入点，探讨交际、话语和语用距离间相互顺应的重要性，提出相应语用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交往。
2 顺应论的理论框架
j、 verschueren创立的顺应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做出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而顺应性则指“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 2000：59-63）。这三个特点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其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特征和目的。
verschueren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度。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即语言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甚至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147-172）。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
总之，顺应论是把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语用学理论。顺应论属于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范畴。动态语用学关注内在动机，即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些语言形式而不选择另一些语言形式，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们以言行事，有其内在原因。（thomas 1991) 语言由静止描写到动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既是语言发展又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3 话语得体与顺应
verschueren最新理论认为，语用学可以对公共领域的生态建设作出贡献（verschueren 2008）。此公共领域指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潜在）共享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由话语组成，而话语并非发生在事先确定的语境或外部现实，话语能够创造自己的语境。公共领域（本文所讨论的人际交往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复杂，就是一个话语世界。然而，在日常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话语不得体现象仍十分突出，这严重影响交际效果。因此，研究话语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国内语用学界有人认为应将得体性视为语用的最高原则。
语言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研究话语得体性也就成为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得体性”进行了一系的研究。如海姆斯（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由4个方面组成，得体性就是其中之一（王得杏 1998：105）；campel & wales 提出，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出并能理解那些完全合乎语法，但尤其重要的是，在它所出现的语境中得体的话语(campel & wales 1970：247)。王希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得体性原则，宣称“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 （王希杰 1996：343）。钱冠连也强调，“语言得体是一个全局性的策略”，得体的交际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 2002：164）。就语言交际来说，“得体”即指说话内容表达准确、清楚，语言表达流畅、优美，表达效果恰到好处地适应对象和场合（李瑞华 1996：550-554）。 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条总原则，得体原则本质上是社会对具体话语或语篇的认可度。社会是一个宽泛语境，要做到交际得体，必须考虑言语内容、言语形式、交际效果和社会语境等众多因素。显然，社会认可度所认可的不仅是话语的信息义, 还有语体意义和风格意义等内容，因此对特定话语得体与否的评定仅凭信息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交际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失误或语用的不得体性问题。下面是一个交际失误的例子：一名黑人研究生被派出，采访家住内城的黑人家庭主妇。事前，有关负责人已经用电话与被采访人联系好了。男主人开门接待，微笑着面对来访者说话：
①husband: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hah?
interviewer: ah, no, i only came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hey called from the office、（甘柏兹 2001：173）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语言，是因为它具有变异性特征。变异性加到一定阶段，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就产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或者语用失误。此例交际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忽略男主人言语风格的意义。那句开场白是黑人英语中常用的套话，用它来检验陌生人，看他们能否做出类似的程序化的回答。但研究生使用的是训练时学来的正规采访语言，因此导致交际的失败。要顺应他们之间交际距离的需要，他应该用典型的黑人英语回答：yea, i’m agit some info、 以此证明他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goffman称这种顺应语境的话语为“回答反应”（replies and responses），即当发话人说出类似的固定性话语时，回答者将采取何种形式回答以及怎样回答才算圆满，发话人已有预设（goffman 1981）。上例交际失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男主人的会话预设。这种程序化表达法是一种间接性的交际策略，用来建立有利于交谈和理解的条件，以方便进一步的交际和发展人际关系。
4 交往、话语与语用距离间的顺应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语）“后－分析的语言哲学”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钱冠连 2009：8，王寅 2008：6）在人类生活的世界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恢恢的人文网络。网络里的各种体系、各种制度和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时刻都在限制我们的话语。人生活在言语编织的社会人文网络中。如何得体地处理人际关系、话语与语用距离3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际关系要顺应语用距离，语用距离也要顺应人际关系，或者它们相互顺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须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4、1 人际关系顺应语用距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人们通过交际活动产生的结果或心理接触，即心理距离。体现人际关系的是“人际间心理距离的疏密程度”（贾玉新1997: 156），通常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wilmot 1987: 5）。研究表明，在特定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立的。对此，scollon进行过如下研究（scollon2000）。
② 即使在小企业内部，人事部门的主管与他/她的下属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工作/同事关系，作者注）由于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亲密语用距离；而同一企业那些比方说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与人事部门的员工和主管间就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语用距离——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沟通要少得多。 (scollon2000: 43)
显然，上例反映出的是，在人际关系（工作或同事关系）一致的前提下，语用距离或语用亲密度不完全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就必须顺应个人或部门间存在着的语用距离。质检部与人事部员工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但无论是两部门间还是部门内部成员间都存在着语用距离：部门间人际距离、同事间人际距离、上下级间人际距离等。如果疏忽彼此间的语用距离，将会产生超越权利、规程等语用失误，从而将影响交际效果。与企业内部那些来自不同文化（如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或不同言语社团的人员交往更要高度重视。
此外，人际关系受文化、社会、心理、自然和空间等众多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中必须考虑以上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际，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贾玉新 1997：16）ellingsworth认为，一切交际都与文化变量有关，理解跨文化交际应从人际交往入手，文化因素应考虑在内。（胡超 2005：87）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
可见，发话人在交际中出于社会、情感、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话语的几个甚至全部层次上作出非常规选择，从而传达特定意义。可见，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它与人的关系被更紧迫、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掩盖，就进入隐蔽状态，而人际关系凸显出来。此时的语用得体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做人得体，而并非真正为了语言本身得体。由此采取的语用策略也就是为了顺应人际关系的需要——维护人际间诸如面子、礼貌等因素的需要；或使用语言来建立、维护或威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超越“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新的“关系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spenceroatey 2007：11-46）。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4、3 语言使用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顺应论认为语境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指与话语相互顺应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环境和语言环境。（verschueren 2000：76）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因素，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语境关系的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顺应，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与“特定社区”（verschueren 2000：92）中对话语作出恰当选择。维氏语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动态生存性，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存的”（verschueren 2000：109），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产生和构建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verschuren和sperber & wilson都认为，语境不是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而是随着交际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verschuren 2000，sperber&wilson 1995)。人际交往中，信息处理时语言语境的延伸或扩大可能影响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寻找。交际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该假设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产生语境顺应。例如：
④ a: 大家都吃饱了吗？
人际关系论文篇3
>> 欧洲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 浅谈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国际关系上的作用与重要性 浅谈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 国际关系理论中“变迁”的物质主义范式转向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与中国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的网络分析研究简评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事实与观察 西南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 国际关系还可以这样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年度关注 中国国际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波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中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联谊会筹备会暨“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君子式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的人质”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0121016。。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论争内容的变迁和论争历程本身记录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成长，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则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上逐渐走向自信与成熟。由于起步晚，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译介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西方的步伐走，所研究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往往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导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虽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并不能完全解释和应用到许多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来，甚至完全的西方视角或西方中心论也容易引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误解甚至偏见，并出现类似郑永年所谓的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方法论困境[8]111。例如：从理论和概念上看，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间关系？如果以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定义国家间关系，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间关系显然将使此理论面临困境，那么，它们又该怎样界定和描述呢？从现实政策上看，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当下国际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世界各类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都缺乏能为“中国和平发展”、“中国模式”、“中国外交”、“中国参与世界”、“和谐世界”等有关中国的问题和概念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因此，就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说，向传统思想挖掘资源、向古典文化寻求支撑的研究转向，既是理论研究阶段性发展的自然演进，也是当下中国崛起、世界关注重心东移的现实需要。
另外，国际关系研究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倾向使中国学界长期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国际关系思想。事实上，有许多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大量的中国传统典籍之中，如《道德经》、《论语》、《孟子》、《荀子》、《孙子》、《墨子》等等。阿查亚和布赞曾指出，这些非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因为语言等诸多障碍不为世界所知，而令人汗颜的是中国的这些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也不为当下中国学者所知。所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视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思想，这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工作相类似，即从修昔底德、霍布斯、康德、洛克、格劳修斯、卢梭、马克思等思想家的学说和典籍中寻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回归历史的转向是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也让中国学人看到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学派的希望和方向。因此，本文将围绕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的向中国传统思想寻找理论资源的走向进行研究和分析。除了导论和结论，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了国际上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这方面研究迟缓，除了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还受到缺乏必要的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以及陷于西方中心论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二部分讨论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四种类型：以赵汀阳、秦亚青为代表的理论创新性研究，以阎学通、徐进为代表的挖掘阐释性研究，以及中西比较研究和问题应用性研究。第三部分分析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认为在研究者自身素质、语言和方法论等分析工具上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同时也应注意研究方向上的偏差。在结论中，作者指出国际关系学界向中国传统思想寻求理论资源的历史转向体现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即一方面注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强调将理论研究特别是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基在自身思想传统和文化特色上。这种向度选择在实践上也是对悬置中国思想界百年来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的又一次尝试性回答。
二、 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国际上的研究和中国的缺失
近代以来，西方一直都有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910年出版的三卷本《对外关系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文献[9]。 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朝贡制度研究影响更为广泛，他认为朝贡制度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依据
费正清这方面的论著可参见：J、K、Fairbank &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 No、2（1941）， pp、135246； J、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J、K、Fairbank（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两者的结论成为西方学界看待中国的主流观点，即在近代以前，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外交关系或国际关系，用“国际”或“邦际”这些名词来描述中国近代之前的对外关系似乎都是不恰当的，不如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序[10]6[11]4。 英国学派比较注重历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并没有以1648年为界，认为中国古代早期就存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马丁・怀特（Martin White）认为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国际体系、古希腊―罗马国家体系和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或西方国际体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出现的仅有的三种国际体系[12]16。巴里・布赞与理查德・里特尔（Richard Little）指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大量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还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国际体系[13]16。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甚至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形成了国际体系，还生成了成熟的国际社会[14]12，亚当・沃尔森（Adam Watson）的观点与布尔相似[15]8593。格瑞特・宫（Gerrit Gong）也认为古代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所谓的中国世界秩序就是在中国强大时呈现出的由中国主导的朝贡国家体系和在中国较弱时出现的地区性国际社会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所以本文将格瑞特・宫、冯慧云、许田波、张勇进等海外华裔学者也归为西方研究之列。[16]132。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在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述评时指出，古代中国提出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涉及国家本质、和平理论、战争理论等，散见于孔子、孟子、墨子、商鞅等先贤的著述中[17]9，207。赵鼎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与现代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存在西方语境中的国家、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等概念及其实践，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分裂和统一，即使在今天也对以西方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见赵鼎新《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研究报告》，No、200804，总第14号。。
也有学者就中国古代某一时期进行具体研究，例如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专门研究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国家间关系[18]2536；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则以建构主义视角和实证主义方法，研究了明代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奏折，结合《武经七书》的观点，总结出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导特征是所谓“进攻性”的，即他所说的“文化现实主义”[19]。同样是做战略文化研究的冯慧云（Huiyun Feng）却从中国历史的解读中得出中国从古代到现在都是一个防御性的和平国家[20]。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则通过对中国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比较分析，认为这两个类似的国际体系在起点相同的情况下却走上两条结果迥异的道路，其原因在于，秦国实行了自强型改革，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实行的是自弱型权宜之计[21]。比较研究较为多见，许田波的比较研究得到西方学界的较高评价，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质疑。威廉・卡拉汉（Willian A、Callahan）和张勇进（Yongjin Zhang）都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与英国学派相比较，前者甚至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都是相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他族”[2223]。
此外，拉娜・米特（Rana Mitter）和卢克・格兰维尔（Luke Glanville）等学者则从秩序、正义、、责任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问题出发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解读当下中国[2425]。近年来，一些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新概念被提出，“儒教下的和平”（Confucian Long Peace）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提出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诸多假定，包括无政府和军备竞赛的危险、安全困境的错误认知以及权力平衡的规律等[26]。
在亚洲，日、韩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许多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特别是朝贡体系和东亚秩序进行了大量研究。相较而言，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显得明显滞后和不足，但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却是个例外，在该问题上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显然受益于国际上对朝贡体系研究一直以来的热潮。
国内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有大量关于古代中国的概念、疆域、王朝体系、统一与分裂、战争与融合的具体研究，很多都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相似或交叉。例如在古代中国的概念及其历史状态问题上，葛剑雄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观念，王朝国家是数千年来的传承习惯，只是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中国”的简称才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27]39，79。姚大力进一步指出，古代中国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在传统“观念层面”，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28]266267。国内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以及思想史等相关研究成果值得当下国际关系学界学习和借鉴。而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走向，也让人们注意到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即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支撑。正如王缉思所批评的那样，在中国，政治学、历史学没有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是分家的，“于是我们的研究便缺少了一个方面――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29]。因此，除了起步晚的客观事实和现实政治的导向问题之外，缺少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必要支撑、在研究偏好上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缺乏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三、 中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四种类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和近十几年的回归历史、探寻经典的转向，是中国学界对中国从过去的孤立逐步回到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这一巨大转变的现实回应，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从以全球化或西化为主导向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的转向，体现了学界的学术自觉和成长变化，也再次表明国际关系学科与现实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密的交互关系。很难确切地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具体何时开始关注和挖掘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本文暂以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来称谓这项工作，以俞正梁发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 1996年为该项研究的起点[30]。根据现状，可以把当下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
（一） 理论创新性研究
这类研究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理论和范畴（如天下观）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根本特点（如关系本位）推演出区别于西方主流理论、独具中国视角的世界政治认知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延伸解读和再创造。最具代表性的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说（Allunderheaven theory）和秦亚青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说。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赵汀阳，从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下”概念出发，系统探讨了国际关系的一些核心问题，如社会的初始状态、世界政治的分析单位、世界制度、冲突与合作、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形成了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反响的“天下体系”理论
阎学通及其团队的工作相对比较基础和庞大，也较有系统性。2011年在一份征召论文的通知中，他们认为该项研究即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介绍和解释两个阶段，将转入借鉴创新阶段，并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设想，目的在于以古代思想或行为为启示创建新理论或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
参见徐进《利用中国古代国家间政治思想和行为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设想》，2011年11月29日，，2012年5月12日。。就目前看来，该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路处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霸权、国际体系等概念和范式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植入和套用，多少引起了学界的争议[6]2530。
北大学者叶自成是较早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展开研究的国际关系学人。在阎学通及其团队之前，叶自成就呼吁国内学界应就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并在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被誉为“中国传统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36]。他强调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37]。叶自成在该研究领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而且其研究可以涵盖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和问题应用性研究三种类型。比如挖掘性研究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等；中西比较研究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等；问题应用性研究有：《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等
详见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第4856页；《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第922页；《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6471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29页；《从贾谊的民众主义看国际关系主体的重新定位》，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4049页；《从华夏体系历史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西方特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421页；《商鞅的创新精神与秦国对大国的超越》，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9期，第3489页；叶自成、庞《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叶自成、陆昕《叶自成――中国传统与现实外交思想的发掘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6570页；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叶自成、潘丽君、李珉窥等《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第130136页；叶自成、蒋立群《从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看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中的基本人权问题》，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3期，第1421页。。作为一位外交研究专家，叶自成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在于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中为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寻求基本原则依据和策略思路，因此笔者更愿意将他的研究归入应用型。
这类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学术意义：一是为当下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学术兴趣和进一步的关注，并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二是帮助培养和训练有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国际关系后人。后文将讨论当前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中的问题和困难，缺乏具有良好中国传统文化学养的国际关系学人就是其中之一。目前的挖掘阐释性研究已经带动了一批年轻学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不仅关注先秦思想，而且持之以恒地挖掘和阐释，使这项基础工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将整个中国思想史中有关国际关系的内容有脉络地逐一呈现出来。
（三） 中西比较研究
顾名思义，这类研究重在从中西方比较中展开国际关系研究。比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都注重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方的差异或共同点，以期丰富和补充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同时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做出尝试性努力。目前涉及该类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且研究范围非常宽泛，涉及以下方面：（1）讨论理论发展本身的问题。通过比较西方理论及其发展来检省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理论建构上的缺失，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既要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又要学习西方既有理论和方法
近期涉及这类研究的文章如：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7页；李滨《国际关系理论与本土化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6971页；庞中英《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第2025页；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223页；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载《欧洲》2000年第4期，第1925页；任晓《关键在于中国特性――也谈英国学派及其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6972页；任晓《向英国学派学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第7071页；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王存刚《可借鉴的和应批判的：关于研究和学习英国学派的思考》，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52页；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6113页；赵鼎新《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研究报告》，No、200804，总第14号；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4页；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7479页；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916页；许田波、徐进《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24138页；王卓宇《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2期，第5983页。。（2）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某种范式或概念来比较和审视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和历史。例如叶自成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38]，王正毅援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阐述了古代中国与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39]，王日华从“国际体系”概念切入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40]，胡波则以此讨论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起源[41]，尚会鹏用“天下”和“伦人”概念解读古代东亚国际秩序[42]，陈琪和黄宇兴从“干涉”概念和理论出发探讨了春秋时期国家间的干涉问题[43]，孙力舟以“格局”概念尝试考察西汉与匈奴两大政治行为体[44]，等等。（3）对某一具体时期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和历史特别是外交策略与实践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叶自成关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与西方的比较研究可归为此类。其他还有许多，例如何芳川对古代“华夷秩序”两千多年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以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45]30；张法通过对中国、西方、印度古代思想的比较分析，解释了西方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的原因[46]；张小明基于实力与朝贡体系的关系探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和过程[47]；陈伟芳、陈尚胜、高伟浓、万明等学者对明清对外关系进行了个案分析
除了对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忽略，国内学人习惯以1949年为起点来看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少对1949年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关注。事实上，在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于英国设立之初，中国就有学者对国际关系进行了与西方同步的研究，如梁启超、傅斯年。梁启超在那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文章，如《巴黎和会鸟瞰》、《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国际联盟评论》、《国际联盟论序》、《国际劳工规约评论》、《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等等，对一战局势、德国战败原因、巴黎和会、国际联盟构建和成立过程等问题展开了探讨与分析。特别是他在犀利剖析国际联盟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不养”的“早产儿”之后，仍坚持以进化论的视角主张在国家之上建立国际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少问自己得失，而是要欣然去接纳和欢迎国际联盟，要勇于和乐于做世界公民，去构建人类整体的未来。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参看梁启超《国际联盟评论》，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卷《欧游心影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03043页；梁启超《国际联盟论序》，同上，第30623063页。。所幸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意识到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要注重中国传统思想的发掘和传承，在中国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必须倚重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哲学和文化，才能具有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独立见解。其实，回归历史、重视传统是个非常自然的研究取向，一如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其历史上思想经典所做的工作。但对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何借助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和方法论的依托，以及怎样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3、“东西”和“新旧”：历史的（或Glocalization）视角。晚清以降，面对中国的衰落和西方力量的崛起，人们把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思想，因“救亡压倒启蒙”的迫切性，甚至还没来得及深入反思就将传统观念及其价值弃之不顾，并格外贬低其价值[54]6768。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现实和思想层面一直存有两对矛盾，即“东西”和“新旧”问题。“东西”问题也称“中外”问题，即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来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逐渐开始深刻影响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处理好东西文明或中外文明的关系和两者的差异、融合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新旧”问题也称“古今”问题，即在寻求中国发展和复兴的进程中，应该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采取怎样的态度。应该说，迄今为止，中国人依然在思考和摸索中，尚未得出圆满的回答。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出现回归历史、向传统思想寻找资源的转向，也许是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即在“东西”、“新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相互借力，而不是各走极端。而这种尝试与Glocalization表达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共生共存的理念相吻合。
在具体的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实践中，上面的问题表现为这样一些困难：
其一，对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储备有很高要求。研究传统国际关系思想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对研究者自身的要求十分高，不仅要学养深厚，还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因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思想，首先要谙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其次要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具有一定的政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基本素养；再次要有良好的古代汉语基础。但“由于传统的断裂，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学术熏陶和知识积累中，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准备和功底相当薄弱，这是一个令人相当窘迫的现象”[57]26。
其二，传统思想的当代诠释问题。在诠释传统典籍的问题上，中国历史上一直存有“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争论。从一门主要以西方为主导的学科的视角来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所遇到的困难恐怕更多。首先是语言问题。正如汪金国和汪毅刚指出的：汉字的过度简化和文言文的实际废除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学者同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话的瓶颈[58]19，传统思想蕴含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各个时期的典籍中，如何用现代汉语解读和还原其真实意思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次是方法论问题。用今天的话语和方法特别是借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概念、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不仅会有因文化跨度大带来的契合问题，还必然有一定的方法上的局限性甚至存在失真、僵化的风险。再次是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偏好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历史悠久，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内容散见于各个时期各家学说之中，对研究者个体来说，他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来选取某个古典文献，确定研究的历史时期和人物思想，但对一项重新挖掘和解读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性工作来说，这种偏好显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会质疑赵汀阳的“天下”概念是否符合《道德经》关于“天下”的本意，秦亚青的“关系本位”说是否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阎学通和徐进等对先秦诸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的解读是否过于简单化和功用化，等等。诠释传统思想的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会产生千差万别的“我的传统”或“当下传统”的结果，甚至有可能出现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问题。可以肯定，因不同的解读而产生的广泛争鸣现象肯定会长期伴随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进程。
五、 结论
从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国际关系学科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三十多年发展中的主要工作是译介和学习西方理论，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存在“中国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在走过“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后，现在基本上处于“方法之争”的状态。在诸多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方法中，走向中国传统思想寻找资源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这种历史转向实际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Glocalization现象的体现，即在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也存在依据中国传统思想努力探寻与尝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行动（本土化趋势）。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体现出东西方观念、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思想演进的一个总体特点和趋势。汲取中国传统思想丰富的营养以寻求理论创新对今天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其他学科和研究都在这么做了。只是对国际关系学这门西化比较明显的学科来说，这种回归传统的转向开始得比较晚，但其意义却很深远：一方面将继续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将带动和引发国内学界重视发掘和研究中国自身的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从而在理论上为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中国思维和视角，弥补和丰富当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上也为中国和平发展、友邻睦邻、做负责任大国等外交政策和参与世界的态度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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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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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女性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14－06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实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已经给女性主义提供机会参与本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以后，女性主义一直未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拓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才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为国际关系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88年6月，伦敦经济学院的《千禧年》杂志举行了一个主题特别的会议――“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同年，该院刊物《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冬季号发表相关会议文章，这一事件通常被认定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一、学科发展历程
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正式确立为节点，其发展可以分为前期的酝酿和萌芽阶段以及学科正式确立后的发展阶段。
(一)酝酿和萌芽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学术应运而生，并深入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女性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涉及战争与冲突等传统观念中的“高级政治”的内容，指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男性偏见。在这些早期的著作中，较为经典的有：1981年，简・爱尔希坦的《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出版；1987年，她的另一著作《妇女与战争》面世；1984年，汉娜・皮特金出版《命运之神是一位妇女：社会性别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政治》；1987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出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妇女地位问题的著作。例如，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的《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年)；斯里兰卡女性主义学者库马里・贾亚瓦迪那的《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1986年)。1970年，丹麦女经济学家埃斯特尔・博瑟鲁普的《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出版，此书以其严谨的学术性得到广泛关注，联合国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因此开始注意到，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给两性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不同的。有关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女性的贫困问题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著作还有吉塔・森与卡伦・格朗合著的《发展、危机和可替代的愿景：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1987年)等，对全球经济和一国经济的宏观发展与妇女状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上涉及女性问题的著作较为零散，有的作者也并不是长期或专门关注女性问题的专家，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酝酿和萌芽时期。
(二)确立和发展阶段
使女性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得以扎根并成长的标志是三次研讨会：198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研讨会，1989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讨会和1990年韦尔斯利大学的研讨会。1988年伦敦会后，《千禧年》在其冬季号刊中收录了此次会议的论文。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开创者安・蒂克纳的《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新阐释》，该文是批判汉斯・摩根索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文章，还有弗雷德・哈利迪的《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妇女和国际竞技场》等。1989和1990年年会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讨会的组织者彼得森在1992年出版了韦尔斯利大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性别化的国家》。
学科创立后，大量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包括文集、专著和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其中代表性的有：1991年，由丽贝卡・格兰特和凯瑟琳・纽兰主编，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联合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此书是1988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专刊的续本，共收录了十篇文章，分别就国际关系领域不同的主题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分析国际关系中性别歧视的根源和表现，披露在第三世界发展进程中女性所处劣势地位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从国别的角度分析探讨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研究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对女性的影响。近年来，后殖民女性主义学术开始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在国际政治中的互动关系，如2002年乔杜里和奈尔共同编辑出版的《权力，后殖民主义与国际关系：种族、性别与阶级解读》，为国际关系研究作出了恰逢其时的贡献，受到了普遍赞赏。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专著也逐渐增多。例如：1989年，辛西娅・安罗出版《香蕉、海滩和基地：对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理解》，此书将研究对象选择为被传统国际关系忽视了的女性，如外交官夫人们、军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女性、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对这些女性的活动进行分析，揭示国际关系中的女性活动是如何一贯被忽视的以及国际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1992年，安・蒂克纳又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性主义观点》一书，书中用社会性别分析论述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观点，展示了不同女性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不同看法。1993年，辛西娅・安罗出版了《逝去的清晨：冷战结束的性政治》。1994年，在《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一书中，作者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理论争论以及女性和女性主义理论对争论的参与和影响，指出在这些争论中，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内容存在严重缺失。1995年，《国际政治中的妇女》一书出版，此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具有一定权力的女性，如女总统、女总理、女政治家、女社会活动家。通过对国际政坛上的女性领导者进行分析，揭示了女性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1996年，《有女人的世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则试图通过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重新建构，使人们突破传统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域。该著作把女性、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主义学术融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了政治认同问题，探讨了国际风云的变化如何在一国国内的政治认同中发挥作用，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殖民关系认同中的社会性别因素以及女性的经历在上述认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作者还集中讨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论述了男性与战争、女性
与和平的关系。该书还就国际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发展、环境与人口问题中的性别政治等进行了分析。1998年以后，更多的女性主义研究专著面世。例如《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讽：民族的性别化》、《你变了吗?：使妇女生活军事化的国际政治》、《社会性别的全球建构》以及关于1981年来自西方多个国家的妇女在英国格林汉姆・康芒军事基地外进行和平示威的《格林汉姆的女权主义酷儿：普通的妇女，不普通的行动》等。2001年，奥佩尔的《男性气质、国际关系与性别政治》出版，集中讨论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别认同和社会性别主观性的问题。
同时，西方国家更多的学术刊物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新议题纳入视野。由于部分刊物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它们对女性主义学术的接纳可以看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被主流学术界所关注，再加上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其进行评论，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得以同“主流”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对话，这是女性主义研究在此领域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专门的女性主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国际关系方面的著述。如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专刊之后，多期《千禧年》杂志都有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在女性主义杂志《征兆》(Signs)、《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以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上也都陆续登载了相关的文章。1998年，为纪念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创建十周年，伦敦经济学院出版了《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纪念专刊：《用社会性别研究“国际问题”》。同年3月，桑德拉・惠特沃思的《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一文在《女性主义法律研究》上发表。文章在综述学科发展状况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IPPF)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政策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在非女性主义的刊物中，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也逐渐被接受。美国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国际研究季刊》等都先后采纳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成果。《国际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号刊登了安・蒂克纳的文章――《你们只是不理解：在女性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令人烦恼的婚约》。该刊还于1998年3月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与交流。1998年lO月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一文，1999年2月号接着刊登了有关此文的讨论。《外交政策》也于199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有关女性主义的文章。从1999年11月起，《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杂志》(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开始出版。到2001年4月，该杂志已有3卷7期面世，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冲突中和致力于冲突后重建的国家、地区以及苏联东欧各国家的妇女儿童状况，也包括对女性特征、男性特征、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
上述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论文集和期刊论文，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影响依然有限，但女性主义学者的努力已经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奉献了出色的才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
(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识论上的贡献
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认识论，为国际关系已有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之争增添了新的看待国际关系的方法。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最系统、最为广泛接受的论述是由桑德拉・哈丁作出的。她把女性主义认识论视为证明女性主义研究合法性的辩护策略，将女性主义认识论划分为三种形式：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相应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论也都为女性主义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
女性主义经验论主张把女性经验加入到已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中，通过揭示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缺失，批判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对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忽视。女性主义经验论努力的另一方向是发现国际关系中已有的女性，发现她们曾有过的贡献，她们的观点、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作为处于弱势和边缘位置的群体，耕耘并收获了独具特色的果实，使人们对国际关系面貌的了解更为全面。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内加入女性，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的主要成绩。
女性主义立场论被称为女性主义特有的认识论，对国际关系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是不可能摒除主观因素的。知识事实上是由知识主体以其特有的社会观念建构而成的，绝对和纯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任何知识主体都无法超越自身观念的偏好、倾向和局限性。因此，从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为出发点来进行研究是可行的，也是有意义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即使是以坚持价值中立著称的实证主义研究，尤其是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实际上都内含着其理论拥护者的主观因素，在其理论深处或隐含着承认强权的价值观，或对有失公正的国际体系和制度持接受和维护的态度。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以追求两性平等和公正为目标的女性主义立场论批判了主流理论中冰冷的、貌似中立的价值无涉姿态，揭示了主流理论中具有男权特征的价值取向，倡导并逐步构建性别平等的、饱含关爱情怀和正义观念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二，客观与主观、理智与情感、主动与被动等因素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认为，在研究中应该认真对待情感等主观因素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些方面在传统认识论中是经常被刻意回避和忽视的。在国际关系中，面对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男人和女人造就的世界，就其研究对象来说，远不是仅仅用客观性和物质性能概括的，因此在研究中更需要将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情感、主动与被动等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构造出更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主张以多重视角来观察世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提倡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观察，弥补了以往研究中性别视角的缺失，在很多问题上，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研究可以看到事物未曾开启的一面，丰富研究的角度和成果，是值得重视的。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视角是到来得最为迟缓的，主要是因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前提假设模糊了其中的性别问题，该领域被认为是与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隐藏了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性别差异和歧视。经过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发掘出了埋在国际关系深处的性别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国际关系中与性别有关的议题，以社会性别视角阐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成功解释的问题，是女性主义立场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
贡献。第四，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从弱势群体的视角认知世界，重视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一主张对以西方主流话语所霸占的社会各研究领域都起到了警醒作用，促使各主流强势群体倾听弱势边缘群体的声音，反思主流话语所忽视的世界的其他层面以及强势群体对非主流群体造成的偏见和歧视。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强调差异，反对一切形式的“宏大叙事”。比如用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等概念所作的分析，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都过于笼统，掩盖了所有分类中事实上存在的差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非常重视性别问题在不同种族、肤色、民族、宗教和文化中的不同表现。近年来，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除了其最活跃的阵地美国外，德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甚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影响。
女性主义各个认识论派别虽各不相同，互有争论，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争取平等权益，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上的贡献
女性主义学者在运用其独特的认识论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也为传统的方法论注入了新的内容。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就是指以性别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并且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非女性主义研究的“女性主义方法论”。
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将这种“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独特特点作了一个总结：(1)新的经验来源和理论来源：女性经验。正如安・蒂克纳所说的，“有关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知识依靠的是以男性经验得出的假定，所以它忽视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而这些经验有着扩大选择范围以及为思考国家间实践开辟新途径的潜在可能”。由于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着与男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看事情的角度与男人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她们更少求助于武力，而更愿意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化解冲突。从这一点来看，妇女具有与男性极为不同的才能，而且可能更加优越，因为她是合作性的，这一点在解决问题时往往更有效。然而，传统研究仅从男性的观点出发来定义和解释社会现象，其结论必然是偏狭和不公正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并把它作为衡量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指标。(2)新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划定不再以男性视角作为标准，即通过“挖掘”工作，转变男人所关注的重心，重新寻找被划入边缘和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3)新的研究目的。女性主义者追求这样一种方法论，它既能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又有利于女性价值的提升。这些女性主义方法论原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带有性别偏见的、不公正的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研究的新的尝试。从上述总结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方法论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包容性。批判性表现在对传统的体现男权特征的方法论原则和实证主义学术的批判上。包容性表现为，在性别视角下，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或根据具体问题来决定采取何种方法，并不同于或排斥某种具体方法。而且，女性主义从关注女性群体的利益逐步拓展到关怀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也由此从基于性别分析的方法取向延伸到基于平等追求的、反对一切等级和权威的研究理念，不仅仅为消除性别不公平，而且以一切弱者的利益作为关注点的研究模式。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既以研究女性议题为主，又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议题，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可能模糊女性主义研究的边界，但的确表现出女性主义在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一种包容和开放的选择。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舒拉米特・瑞恩哈茨所指出的：“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不存在‘方法论的精英主义’或‘方法论上正确’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个体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女性主义研究就像是变形虫，它发生于任何地方，走向任何方向，遍及所有的学科，运用所有的方法……这条变形虫是由妇女运动滋养的，而女性所受的和怀抱的希望又孕育了妇女运动。”
(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拓展国际关系议题作出的贡献
基于以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使人们听到了未曾听到过的声音，这一点可以说是女性主义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作出的最突出贡献。尤其是女性主义视角在论述国际关系中有关性别偏见或性别差异的问题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成功地显示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女性主义发出了国际关系领域未曾出现过的声音，最初起源于女性主义学者的疑问：在众多的国际关系事件中，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占人类数量一半的女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的所有研究领域都鲜有对女性的记载?为什么众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中极少有女性的身影?鉴于女性关于国际关系的经验和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少被承认甚至不被提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大量的成果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女性及性别问题介入该领域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许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了拓荒的研究，努力“发现”了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并力争发掘出更多的女性。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寻找造成此种性别极度不平衡状况的原因，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寻求出路。女性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其实是反映男性的经验。在此类成果中，有的描述了外交官夫人在外交事务中的调节作用，有的搜集整理日本近代以来一贯的“公娼制”对日本女性的压迫和控制，也有的挖掘韩国在驻韩美军中的作用，还有的强调女性在战争中与战后重建中的作用和遭遇等等。1981年，简・爱尔希坦的著作《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普遍倾向进行了剖析，即对公共领域的尊重和对私人世界的贬低，而这二者是由男人和女人分别掌管的。爱尔希坦用女性主义理论重新构建了她眼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世界，重申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倡导一种“伦理政治”。该书揭示了在政治领域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及其根源。爱尔希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女性与战争》论述了在有关战争的故事中，男性的角色都被定位为国家代言人、民族的卫士、女性的保护者；而女性都被描述成消极、被动和依赖的角色，而真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实际做了什么则常被忽视和省略。这些故事中塑造的模板一样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又作用于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迫使男性按照故事中的男性标准去参加战斗，充当女人和孩子的保护者，并希望女人们对他们的保护心怀感激。实际上，这些故事中的女性也是战争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男性作为战场上的勇士和妇女孩子的保护者，实际上却使更多的妇女、孩子被伤害。这部著作对人类战争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把故事背后隐藏的与男性、女性和战争有关的价值观导向作了深入剖析。涉及女性和战争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属《违背我们的意愿：男子、妇女和》。该书由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于1975年出版，它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大量的案例对问题进行剖析，并从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法学、历史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男性女性这一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书中对两次世界大战及越南战争中的问题、白人和黑人种族间的问题等都有深入的分析。该书出版后影响广泛，被译成17种文字。1995年，纽约公共图书馆把《违背我们的意愿》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图书之一。该书关注的主题也属于战争中的女性问题，成为“女性与战争”问题的先行者。
人际关系论文篇6
戴尔1卡耐基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百分之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和处世的技巧”。可见,人际关系的好坏是一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对于大学生来说,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需要。人际交往是每个大学生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大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生通过交往、沟通、交流感情,建立友谊,切磋学问,探讨人生。大学生的交往效果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健康和成长发展,也影响着高校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培养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类型和特点
1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类型教师与学生,是大学校园里的两大基本群体。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是和大学生联系最紧密的。教师是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对象,师生关系是学生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师生关系直接影响学生在学校的健康的学习成长。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大学生人格模仿的对象。与教师交往也是大学生知识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教师与学生的平等交往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前提;同时师生关系也是一种业缘关系,师生之间心理距离小,心理相容度高,教师对学生充满爱护与关爱,学生对老师充满尊敬与敬仰,师生关系是一种纯洁而无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人际关系。同学是大学生交往的基本关系,也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主要对象。大学校园里的同学关系总的说是和谐、友好的。大学生之间的交往是最普遍,也是最微妙和复杂的。一方面,大学生年龄相仿经历相同,兴趣爱好相近,共同生活在一个集体,学习相同的专业,沟通与交往容易;另一方面,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家庭背景、生活习惯个性气质差异,再加上大学生空间距离小,交往密度高而且自我空间狭小,而对人际交往的期望较高,一旦得不到满足,容易采取消极退避的态度。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构成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系统。大学生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他们心理正常发展、个性保持健康和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1]。
2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大学生交往呈多元与开放交往。大学生渴望友谊,渴望结交更多的朋友,交流更多的信息,接受更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新思想。大学生人际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式交往趋势,表现出以下特点:(1)交往范围扩大。交往对象由以前的亲缘、朋友交往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群体。同学交往不局限于同班同学,而逐渐发展到同级、同院系甚至是同校的可认识的同学;不仅包括同往,异往也是交往的重要方式。(2)交往频率提高和交往手段多元化。大学生交往由偶尔的相聚发展到经常的聊天、社团活动、体育活动、娱乐以及其他一些集体活动。网络和电子产品的发展为大学生的交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交往空间,交往手段的发展使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变得更方便、更快捷。(3)从交往方式看,以寝室为中心,社会工作和网络社交占主导。大学生由于时间、精力、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交往的主要场所在校园,中心是学生的寝室和教室,新型的社交方式BBS和QQ等发挥着重要作用。(4)交往目的的多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学生在选择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并不纯粹是由于情感和志同道合,交往动机变得很复杂,越来越注重与自身社会利益相关的务实性,呈现出情感型交往与功利型交往并重的趋势[2]。
二大学生常见的人际交往障碍
1猜疑心理,缺少知心朋友猜疑心是在交往中由主观推测而产生的对他人不信任的复杂情感体验。这类大学生对别人总是持不信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态度,不肯讲真话,戴着假面具与人交往。一些人由怀疑他人到怀疑自己,失去信心,变得自卑、怯懦、消极和被动,人际交往陷入困境。因为找不到交心的知己,所以,他们不免感到孤独和无奈。
2自我中心,不能深入沟通这类大学生虽然能与其他人交往,但是关系非常一般,沟通质量不高,与多数人的关系仅是“点头之交”,没有知心朋友,既没有人值得他牵挂也没有人会想念他,他们希望周围的人以他为中心,服从于他。这种人强烈希望别人尊重他,却不懂得尊重别人。只从自己的经验角度去认识人和事,而不能意识到别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对人和事的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3自卑心理,交往困难自卑是一种过低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在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不如他人的情感体验。有自卑心理的大学生大多较为敏感,缺乏自信,他们处事过分谨慎,为减少挫折,尽力避开人群,因而丧失许多发展机会。还有一部分有自卑心理的大学生表现为凡事对自己要求很高,在交往中总是力求完美,以免于遭到他人的耻笑常以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来掩饰自己自卑而脆弱的心理,这使他们将自己的社交圈子限制得非常狭小。
4恐惧心理,社交恐惧症有些大学生与人交往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害怕,以至于手足无措,语无伦次,严重的甚至害怕见人,导致社交恐惧症。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尤其是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大学生容易沉溺于网络上虚拟的社交活动以对抗日益增大的精神紧张情绪,而忽略了真实的人际社会中人与人的直接交流的社会技巧。
5孤僻心理,不想交往孤僻心理的大学生总是不愿和他人交谈,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会出现寡言少语、感情冷淡、不善交际等表现。他们认为人际关系不重要,甚至瞧不起所有的人,自我封闭、孤芳自赏,性情内向,少言寡语,有些人可能还存在某些怪癖[3]。
三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因素
1认知因素对自己、他人和人际交往过程本身的认知偏差,是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造成交往障碍的关键原因。比如:过高评价自己会引起自负,导致交往中的盛气凌人并不屑交往;而过低评价自己会引起自卑,羞于与他人平等交往,导致交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往中的恐惧感。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有限,心理上也不成熟,人际交往中常常带有理想的模型,然后据此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知己,一旦理想与现实不符就会产生交往障碍[4]。
2个性因素个性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能否成功地进行交往的重要因素。有些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障碍来源于其不良的个性品质,如不尊重人、缺乏责任感、情绪无常、放纵自己、过分苛求他人、行为怪异、虚伪、冷淡、自私等。部分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语言表达欠妥当,有的人说话夹枪带棒,或出语尖酸刻薄、言外有意等,常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影响人际交往的效果。
3交往能力和技巧不足有些大学生不能与人成功交往,往往与其交往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些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读死书,死读书”的人,他们一贯作风是只顾埋头读书,很少注意与他人沟通和交往。但是大学生活的多样化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和他人交往,他们也意识到了加强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其内心渴望交往,但又因为以前没有类似的经历不知从何做起,缺乏正确的交往技能导致他们在交往中屡次碰壁。
4社会环境的影响价值多元化对正在形成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学生带来了巨大冲击,许多大学生在交往中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其中,拜金主义和价值主义让大学生之间的交往不再单纯,不少大学生为了当选班干部而请客吃饭等;游戏主义让一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些大学生追求过程,不在乎结果,这在异往中尤为突出;互联网的普及让一些大学生沉迷于网络,并在网络上寻找人际安慰,完全忽略了或者不重视现实环境中的人际交往。社会上的这些负面因素正在侵蚀着大学生的正常交往。
5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也是影响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经济状况好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和经济状况差的学生交往。经济状况差一些的大学生对于生活和前途关注较多而对人际关系关注不多。特别对于一些贫困大学生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从而很容易带着自卑的情绪与人交往,这些学生在人际交往中也比较敏感[5]。
四大学生人际交往遵循的原则
1平等与尊重的原则平等和尊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大学生人际交往过程中,无论你的学业成绩多好,相貌多英俊,父母的地位多高,家庭多富有,只有与他人平等相处,尊重对方,才能与别人进行正常的来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自以为在某些方面有优势,就居高临下,看不起别人,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遭到大家的反对而被孤立。
2真诚原则真诚待人是人际交往中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原则。以诚相待是人际交往得以延续和深化的保证。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只有抱着真诚的动机和态度,双方才能互相理解、接纳和信任,思想和感情上才能产生共鸣,交往关系才能得到发展和深化。如果一方虚情假意,言行不一,甚至欺骗对方,就不可能得到对方的信任,交往也就无法顺利进行。
3理解原则互相理解是人际沟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进交往的条件。理解不等于知道和了解。就大学生人际交往而言,大学生不仅要细心了解他人的处境、心情、特性、需求,还要根据彼此的情况,主动调整或约束自己的行为,尽量给他人以关心、帮助和方便,多为他人着想。在交往中,善解人意,处处理解和关心他人[6]。4宽容与谦逊的原则社会是多元的,每个人由于出身、经历、文化、观念、习惯和性格的不同,会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差异的存在容易造成人际交往中的误解和矛盾,影响人际关系的顺利发展。大学生在交往中应遵循宽容和谦逊的原则,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求同存异,宽容待人,以博大的胸怀去感化对方,从而消除矛盾和误会。同时,大学生应虚怀若谷,谦逊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别人学习,谦虚待人,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7]。超级秘书网
六解决大学生人际交往问题的对策
1正确的看待自己正确的看待自己,就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有积极健康的自我体验,悦纳自己。具体来说就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同时要接受自己,喜欢自己,满意自己,有自豪感、成功感、顺心感和愉;能确定适度的奋斗目标,有积极的自我体验,开朗、乐观,对生活充满憧憬;能够冷静地、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得与失,充满信心地认定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既不“夜郎自大”,也不盲目自卑,在人际交往中,确定自己的角色,摆正自己的位置。
2发展为动力,不断加强大学生自身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希望自己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中。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如何加强人际交往,是每一位大学生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人际交往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互动,有着独特的交往原则和技能技巧。只要有可能,就要努力提高自己,改进自己。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大学生要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在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中,不论是水平比自己高的,还是水平比自己低的,我们都能够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的品质[8]。
3客观地了解别人大学生在与别人接触时,对别人的印象不完全是直接获得的,而往往是间接推断的结果,间接推断往往会带有不少客观因素,需要我们加以注意。首先要尽量避免人际交往中认识偏差的影响,充分认识它们的规律;其次积极对待他人的情绪,用心去倾听他人的心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最后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避免自己对他人产生绝对化要求,不要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来要求别人。
4积极的自我暗示在交往中,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不良交往情绪时,可以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我不过是这么多同学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谁也不会对我特别留意;或者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用这种自我暗示,不断提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醒自己,逐步摆脱过于关注他人评价的思维方式[9]。
5加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管理工作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更有益的交往空间。丰富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内容,增加交流机会,扩大交往的范围,让学生有广泛地与人交往的机会,既在交往的实践中锻炼自己,又在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的群体氛围中协调人际关系。建立和完善心理辅导机构,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校开设一系列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其表现形式,掌握增进心理健康的方法,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同时充分发挥心理咨询的作用,对有人际交往障碍的学生通过专门的心理辅导或咨询,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找到问题症结,增强调适人际关系的能力[10]。
人际关系论文篇7
1、1对象从安徽、北京方便选取某高校的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45份。其中男生168人，女生176人，缺失1人；大一年级79人，大二年级78人，大三年级93人，大四年级95人；理科107人，工科106人，文科72人；农村123人，城镇93人，城市126人，缺失3人。
1、2工具
1、2、1安全感量表采用丛中和安莉娟编写的安全感量表，共有16个项目，进行5级评分，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维度[5]。人际安全感，共8个项目，主要反映个体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确定控制感，共8个项目，主要反映个体对于生活的预测和确定感、控制感。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安全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5。
1、2、2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采用吴煜辉和王桂平修订的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12]。该量表共27个项目，采用6级评分。该量表包括情绪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4个维度。其中情绪反应维度反映了个体的情绪稳定性特征，低分个体常被认为是情绪化的人，长期受控于自己的情绪，而高分个体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并设法抵制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自我位置维度反映了个体坚持自己观点、立场的能力特征，低分个体容易依赖他人，经常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高分个体拥有自己的思想，不迎合他人的期望；情感断绝维度反映了个体在亲密体验和人际互动中表现出的既想亲密又害怕亲密的矛盾心理特征，低分个体害怕与人保持亲密的关系，常常疏离与他人的关系来减轻恐惧，而高分个体不会通过断绝与他人的关系来缓解焦虑；与人融合维度反映了个体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包括过于在乎他人的看法与评价等，低分个体很容易陷入他人关系之中，而高分个体不易受他人关系的牵制[13]。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0。
1、2、3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采用郑日昌所编写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14]。共28个项目，每个项目作“是”或“否”的回答。回答“是”得1分，“否”得0分。分数越高，说明其受到人际关系行为困扰越严重。该量表共包含有四个维度，分别是人际交往困扰、与人交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和与异往困扰。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5。
1、3统计方法回收的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选用Pearson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的分析。
2结果
2、1大学生安全感、自我分化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及其相关分析根据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计分方法，如果量表总分是0-8分，表明个体在与朋友的相处上困扰较少；如果总分是9-14分，表明在与朋友相处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如果其总分是15-28分，则表明个体在同朋友相处上的行为困扰较严重，但如果分数超过了20分，则表明你的人际关系困扰程度很严重，而且在心理上出现较为明显的障碍[14]。在本研究中的结果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较少的占51%，有一定困扰的占34、5%，困扰较为严重的占14、5%，其中人际关系障碍者占2、9%。对大学生的安全感、自我分化与人际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
2、2不同人际关系困扰组在安全感和自我分化上得分的差异比较根据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得分，将其分为人际关系困扰较少组、有一定困扰组和较严重困扰组，将安全感和自我分化各维度在不同分组得分上进行差异比较，所得结果如表2。结果显示，不同人际关系困扰组在安全感和自我分化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安全感总分及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维度以及自我分化及其情感断绝维度得分在困扰较少组、有一定困扰组和较严重困扰组逐步降低；而人际关系困扰较少组的与人融合和自我位置得分均高于有一定人际关系困扰组和困扰较严重组。
2、3安全感、自我分化与人际关系的回归分析采用Baron和Kenny所建议的方法检验和评价中介作用[15]。首先，以自我分化为因变量，考察安全感及各维度的回归效应，结果显示，安全感总分对自我分化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次，以人际关系困扰总分为因变量，考察安全感总分及个维度的回归效应，结果显示，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对人际关系困扰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最后，将人际关系困扰总分作为因变量，安全感总分和各维度与自我分化总分和各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自我位置和情感断绝进入回归方程。与第二步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在自我位置和情感断绝进入回归方程后，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的作用虽然显著但是已减弱，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的预测作用从37、0%和29、4%下降为29、1%和24、0%，表明自我位置和情感断绝在安全感对人际关系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讨论
3、1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有一定人际关系困扰程度及其以上的接近一半，说明大学生人际关系较为严重，与人交往表现出一定的问题。本研究结果中大学生有一定人际关系困扰及以上的比例高于2010年李彩娜等[16]的研究结果。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社交网络的兴起及普及，相较于面对面的交往，大学生更愿意使用各种社交平台来发展人际关系，因此缺少面对面的交流经验，缺乏与人互动交往的技巧或方法，因此在面对与人的交往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困扰。
3、2大学生安全感、自我分化和人际关系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安全感和自我分化的得分在不同人际关系困扰组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为安全感及其维度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在人际关系困扰较少组、有一定困扰组和较严重困扰组上是逐渐降低的，个体的人际关系困扰越多，在与人交往中越处于被动，不能很好的处理与人的关系，不论是在待人接物还是与异性相处等方面均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人际关系出现混乱，因此，他们会降低对人际安全的评估以及在对自己的确定感和控制感的把握上会表现出信心不足，不能全面客观的评价自己的安全感。而在自我分化变量上也表现出不同的人际关系困扰组间的得分的差异，人际关系困扰较多的个体，不能处理与人的关系，其所在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会出现混乱，成员间的联结较为松散，因此当个体从家庭中独立的时候不能正确的处理与家庭及其成员间的关系，也即自我分化的发展水平较低。安全感的总分与人际关系困扰的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也即个体的安全感越高，其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越低，个体的人际关系越好。安全感是个体在人际中感到安全，对未来的生活确定和有了控制感，因此安全感越高的人，会在人际关系中表现更好，具体表现在与人交谈中会更有自信，在人际交往中更和谐，更能尊重别人，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会正确的处理与异性的关系；而安全感低的个体体验更多的是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他们的这种特性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会使得个体的人际关系出现困扰，与人交往不明确，不能很好的定位自己与人交往的界限，因此安全感低的个体其人际关系较差。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总分和人际关系困扰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越高，其在人际关系中受到的困扰越少。自我分化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在维持亲密关系的同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在自我分化的各维度与人融合、情感断绝和自我位置均可以反映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状态，高自我分化的个体与人有着合理的距离，会友好的与人互动且能维持正常的亲密关系，并且很明确自己的关系中的“我”的位置，因此个体的人际关系困扰会越少，其人际关系会越好。
人际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