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匠心传承(收集5篇)
非遗文化匠心传承篇1
斑铜“妙在有斑，贵在浑厚”，一件完美的斑铜作品，必须从选取一块能够制作斑铜的自然铜开始，经过十几道纯手工工艺，作品成败全系于匠人一心，可谓抢夺天工。斑铜技艺的诞生充满传奇色彩，经过昔日铜都铜文化的数百年浸润，一直流传至今，更因其材料的难得而更显珍贵。
2008年6月，斑铜制作技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加工工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当地有名的斑铜艺人张克康、康贵友先后被认定为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会泽，是一个因铜而胜的古老县城，早在先秦时就以产铜而闻名于世。到秦汉时期，朱提、堂琅一带（今昭通、东川、会泽地区）已经开始出产以“朱提洗”、“堂琅洗”为代表的铜器。明清以来，朝廷在此专设铸钱局开炉造币，会泽因铜的开采、冶炼、京运而繁盛一时。尤其在雍正、乾隆、光绪、宣统年间，会泽被定为办运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八省额定京铜的主要地区之一，各省商人纷纷前来，争相办矿，会馆林立。在如今的会泽县城，仍然保留着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江西会馆――“万寿宫”，气势恢宏的五檐重霄斗拱，见证着会泽的昔日繁华。
或许正是铜矿的丰富、铜业的繁荣，孕育出“斑铜”这样一门惊艳世人的手工技艺。2016年2月，伴着新春佳节的余韵，我们来到会泽，寻访这项家族秘技的传承故事。在会泽的铜匠街，我们见到部级传承人张克康之子张伟，张氏家族十三代人对于斑铜手艺的坚守如同一个传奇故事被他娓娓道来。
张氏
张氏家族祖籍南京，先辈都是铜匠，明宣宗时，曾参与宫廷祀器大明宣德炉的制作。明朝末年，张氏先祖与大批手工业者移民来滇开发云南，最初先到澄江铸造寺庙内的钟鼎，清康熙末年迁徙至会泽定居，在城东经营铜器，一边自产自销，一边授徒传艺。
据说，在会泽城中，大多数铜匠的手艺都出自于张氏，形成了铜匠一条街的繁荣景象，“铜匠街”因此而得名。
斑铜本是铜中杂有金银等其他金属，并未全然融合而形成的辉斑，有深蓝、紫金、赤红等色，最为耀眼的是金黄色。斑铜有“生斑”和“熟斑”之分。使用原始天然材料经手工锻打而成的叫生斑，用熟铜浇铸或锻打而成的叫熟斑。
张伟介绍，老一辈人讲，斑铜制作技艺源于皇宫库房的一次火灾。大火将库房中金、银、铜等金属熔化，等火熄灭后，这些被熔化的金属凝结成了合金。清理完火场之后，宫内决定请工匠把这些合金重新进行锻造，才发现铜金银合金铸造的香炉呈现出斑斓色泽，斑铜由此产生。
其实，这则传说早在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我朝宣炉，亦缘某库偶灾，金银杂铜锡化作一团，命以铸炉。唐镜、宣炉皆朝廷盛物也。”
参与过宣德炉制作的张氏先祖知道，使用含有金、银成分的合金铜铸造出的铜器能呈现出花斑。定居会泽之后，他们又发现，使用这里盛产的自然铜锻制铜器，再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也能使铜器呈现出斑斓璀璨的花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斑铜的制作技艺被视为家族秘技，只传授给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对于核心的“烧斑”、“显斑”技艺更是秘而不宣。斑铜以其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它的璀璨和宝石相比毫不逊色，被誉为“金属宝石”。《新纂云南通志》称其“形式古雅，远近购者珍之”。
沧桑与传承
斑铜扬名历史已久。1921年，张姓第十代传人张宝荣、张宝华兄弟制作的铜炉，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银奖，会泽斑铜名噪一时。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斑铜制作技艺有所沉寂，但在张氏家族的坚守之下，这门手艺从未真正断绝。20世纪90年代，张姓斑铜第11代传人张兴明、张兴源兄弟在耄耋之年重兴旧业，开炉制作斑铜工艺品，经过3个月的努力，制成香炉、花瓶、围棋盒等一批斑铜器，让会泽斑铜重放异彩。1999年，斑铜第12代传人张克康因精湛的斑铜制作技艺，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师”，会泽斑铜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特别是在张克康被文化部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斑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以后，他曾带着自己的儿子张伟，赴北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将会泽斑铜带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如今，张克康老人已经辞世，“80后”张伟和他的哥哥张文在父亲的斑铜传习所里，一起担起了传承这门家族秘技的责任。
烧斑
张伟今年还不到30岁，说起斑铜制作技艺却已经头头是道。在祖辈和父辈的耳濡目染下，他对斑铜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读高中时起，他利用假期随父亲学做斑铜。斑铜器的制作需要选用上好的自然铜，经过选料、净化、粗坯、成形、烧斑、整形，精加工、淖斑、煮斑、露斑、擦洗、抛光等20余道工序，历时两三个月才能完成。“生斑”的器形成型全靠手工锻打，烧一火，打一次，一件产品要烧几十火，打几万锤才能定型。然而，最让他好奇的是“烧斑”和“显斑”。
对待这斑铜制作中最重要的工艺，老一辈人的做法颇为奇特和虔诚。在张伟的记忆里，历来要烧斑和显斑，必须要焚香祝祷，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夜晚，才能进行。“烧斑”是最为惊心动魄的环节，老一辈称之为“火种取宝”。要使用上好的栗炭，将经过千万次捶打的铜器放入炭火中任其烧炼。对于火候的控制全凭经验，温度过低，后期无法出斑；温度过高，铜器就有被烧坏的危险。
而“显斑”是给人惊喜的环节，被老辈人认为是“最美的瞬间”。经过代代相传的植物药水多次浸泡之后，铜器上逐渐显现出斑斓花纹，在自然造化和妙手匠心的共同作用下，一件美丽的生斑器皿初现雏形。
为什么家传的药水能够使铜器显斑呢？在父亲的支持下，张伟带着这个疑问考取了昆明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希望从科学的角度解开斑铜技艺之谜。通过不断地探索、求教，张伟终于明白家传药水的精妙之处。
“过去老一辈做斑铜，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使用这些植物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张伟说，化学知识让他知道了斑铜出斑的原理，也让他更加佩服老一辈的智慧，“斑铜手艺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十三代了。作为嫡传的传人，我希望我能继续把斑铜发扬光大”。
好铜难觅
斑铜制作技艺的省级传承人康贵友今年45岁了。他原本是会泽县老厂乡的一名铜匠。20岁时，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锻制铜器的手艺，与父亲一起靠制作炊锅铜盆等日用器皿谋生。1997年，康贵友得到了一个机会，张克康的大爹要做一对斑铜花瓶，但他只有显斑配方，没有制作铜器的能力。经人介绍，康贵友到张家，与张克康一起制作一对铜瓶。对于康贵友来说，这次与张氏家族的邂逅大概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机――从张家老人那里，他学到了数百年来秘不外传的“烧斑”技艺。
“张家的显斑药水是秘方，当时老人并没有教给我。但是在我看来，烧斑才是最关键的。”康贵友说。从张家回来之后，他开始尝试制作斑铜，经过多年的探索，他终于掌握了生斑、熟斑全套斑铜生产技艺。如今，他在老厂乡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老厂德康斑铜厂，招募了20余名工匠一起制作斑铜产品。2015年，他带着自己的斑铜作品到武汉参加“长江非遗大展”，广受好评，这也坚定了他继续传承斑铜制作技艺的决心。
对于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说，最大的传承瓶颈也许是传承人年老体弱，传承后继乏人。然而，对斑铜制作技艺而言，最大的危机来自于生斑原料的日渐稀少。斑铜制作里一直流传有“赌铜”之说。要锻打出一件生斑铜器，必须寻觅到大块的高纯度自然铜。要使铜器显出斑纹，自然铜中的金、银等贵金属含量必须达到一定比例。一位优秀的斑铜艺人，必须找到一块符合要求的自然铜，才能制作出耀眼夺目的生斑制品。几年前，康贵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下意识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腾出大量资金用于收购原料。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年之中大概有半年时间都花在寻找原料上。然而，在盛产铜矿的会泽、东川等地，已经很难找到自然铜。巧家县的蒙姑镇原本是自然铜出产较多的地方，如今也很难找到大块的自然铜矿。据说，那里将要修建一座水电站，一旦工程完工，可能出产自然铜的地方将被埋于水下，找到斑铜原料的希望更加渺茫。
非遗文化匠心传承篇2
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的规模、数量居世界首位，以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号称“非遗第一大国”。非遗保护传承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2002年我国高等院校首届非遗教育教学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会议探讨了非遗文化与大学教育教学的关系。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对“非遗传承”作了特别诠释———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换句话说，“正规教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的传承方式之一。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公益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由此将推广普及到其他高校，校校传、师生传、生生传、代代传。高等院校逐渐成为非遗传承的全新阵地。笔者以“非遗”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显示的论文数量有1066篇。以“非遗”和“高职教育”为关键词进行同样的数据库检索，相关论文仅仅303篇，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利用上，把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教育资源的研究寥寥无几。在学术领域，徐建锋（2014）开展了“地方非遗资源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徐红日（2014）在《非遗高等教育传承过渡性研究》一文中，对非遗融入教育教学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乔海燕（2015）开展的“高职院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路径研究”、杨燕妙（2015）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研究”等，对非遗在高职院校传承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李欢（2014）、马丽华（2015）则分析了高职教育的地方性与非遗的传承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2017）成为国内第一所将系统的“非遗”文化资源纳入通识课程体系的综合类高校，他们以非遗文化资源作为教学内容载体，是对非遗文化资源进行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很好尝试，培养了在校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信，探索了一条发挥非遗教育功能的新路子。
二、高职教育的文化传承
中华民族，穿越五千年文明历史，汇聚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乃高等教育框架下的职业方向引领教育，既蕴含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文化气度、文化素养，更是凸显“做中学、学中做、教中传”的典型职业场景；高职教育中的文化建设曾经是短板，实操技能是强项。其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依然在不断前进探索之中。2016年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三度连续提到“文化传承、工匠精神”，因此，我们高职院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提升政治思想高度，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专业设置。新形势下，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引领下，“文化传承、工匠精神”构成了高职教育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这是时代对高职教育提出的要求。[4]首先，培养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的教师队伍。对高职教育的文化内涵建设加大投入，“走出去，引进来”。高职院校采取激励措施，政策倾斜，职称优先，鼓励学校教师外出充电参加传统文化培训；高薪招聘“文化工匠”“大师”进校园；提升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其次，强化对高职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与教育。高职院校的专业课程和文化素养课程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课程设置时，传统文化课程贯穿大学的整个阶段，从大一新生持续到毕业前夕。课程设置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文化熏陶循序渐进，文化素养逐步提升。除了课程设置外，第二课堂多举办一些校园文化主题活动，如讲座、主题文化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文化审美陶冶情操，学生会以更加愉悦的心情学好专业技能，使得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三、非遗文化资源向高职教育资源转化
高职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同时，还肩负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责无旁贷。过去，民间师徒制是非遗传承的主要方式，其不足之处在于不利于大众化推广,有的非遗传承人面临断层。优秀的非遗文化需要薪火相传、大众推广、社会知晓。高职教育的非遗文化传承一定是积极有效的补充方式。具有文化底蕴和科研优势的高职院校环境适合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实操能力和文化素养。首先，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整合具有本土非遗相关的课程资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职院校的一项基本职能。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架构时，有义务有责任将本土非遗文化资源科学整合进来，进而打造学校的特色品牌。解读非遗文化资源必须结合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民俗学、旅游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和高职院校各专业实训实习实践，科学有效地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高职教育资源。例如，将非遗文化融入大学生人文素养、动漫设计、旅游管理、经济等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重构课程体系，深度推进专业建设；由此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专业能力。其次，搭建校企合作共享平台保护传承非遗文化。校企合作，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打造高职生态校园，促进了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提升和相关专业建设。学校创建非遗文化共享研培基地，学校企业行业资源互补、强强联合，共同承担保护传承优秀非遗文化的责任。一方面，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现代的高科技手段来发掘和保护，也需要我们以更高更理性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传统的灿烂文化，更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来诠释和传承；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科技也需要从古老的思想源头找到创新的灵感。
非遗文化匠心传承篇3
大同铜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如今，铜火锅作为国礼的故事仍在传说，可大同铜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从春秋时代到今天的天艺昌工艺品厂，大同铜器一路走得并不平坦。尤其是近几十年，它的命运几经波折。
沸腾渐息“霜冻”难掩
1973年，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访问山西大同，离开后不久，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以及广州、南京、上海、辽宁等国内有名的高级饭店，纷纷派人来大同订购铜火锅，开设别具风味的火锅宴。而到大同旅行的中外人士，也把铜火锅当成了必购的纪念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同铜器畅销美、英、法、日、德等10多个国家和香港地区，成就了其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
20世纪90年代，因宣传力度不够，大同市金属工艺厂在产品畅销时，没有通过媒体扩大产品的影响而导致销售后劲不足。除此之外，缺乏先进工艺，在不锈钢产品价廉物美的冲击下，铜制产品成本偏高，市场竞争处于劣势。随着原材料价格的猛涨和工艺传承的断链，以铜火锅为代表的大同铜器开始衰败，铜器的主要生产厂家――大同金属工艺厂也随之倒闭。到1998年停产时，下岗的200余名企业职工中，有的在集贸市场卖衣服，有的在摆地摊卖菜……铜器加工是大同的传统产业，一旦失传恐不能复生。老铜匠们的困惑，折射出大同铜器制造业的寰场9ひ杖嗽谒伎迹出路何在？大同铜器用27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兴衰，等待它的无非是两种结局：要么永远消失，要么乘愿再兴。幸运的是，因为一些工艺人的坚守，大同铜器生机再现。
不忘初心倾情坚守部级传承人李安民、副厂长邸云华正在检验火锅雕錾工艺
李安民曾任大同市金属工艺厂厂长，一级工艺师，大同铜器的领军人物。1995年，他从金属工艺厂退休，3年后，工艺厂倒闭。“厂子倒了，但手艺不能丢。”眼看曾怀揣技艺的工人们消失在各种行业里，李安民急了，他联合了几名老匠人，自筹资金8万元，在自家小院里搭灶起火，开起铜匠铺，起名为大同天艺昌工艺品厂。就这样，李安民带领着一班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个炉子、五六个人，焊接、弯曲、穿孔、锻打、錾刻、退火、磨砺。他们用双手延续着大同铜工艺的香火，用他们的信念，坚守着这份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
天道酬勤，李安民的坚守换来了大同铜器的重生。如今，李安民的团队按传统工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生产制作的大同铜器有系列350多个花色品种，主要有宫廷御锅、工艺火锅、佛像供具、文房四宝、旅游纪念品及铜茶壶、铜勺等日常餐具。2009年6月，大同铜器制作技艺被列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在李安民的努力下，天艺昌工艺品厂终于有了个像样的工作场地，结束了大同铜艺的“铜匠铺岁月”；2012年，大同天艺昌工艺品厂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4年11月大同铜器制作技艺被正式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铜火锅、御锅、文房四宝、生活用品……为扩大宣传，75岁高龄的李安民经常带着上百件铜器工艺制品往返于各地文化博览展销会，件件都是大师级的作品，他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大同铜器，也希望有更多人喜欢它。每次在展销会现场，雕錾着诗句书画的铜墨盒、蛟龙缠身的酒具、古色古香的宫廷餐具、刻花印景的烟炊茶简，尤其是蜚声中外的大同铜火锅系列，总能让前去参观的人们一饱眼福。
匠心承继创新为续
铜器不仅仅是个器皿，作为部级非遗保护项目，它融合了传统工艺、文化特色、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要把铜器制造与时代特点、价值观等结合起来，必须守住传统文化，寻找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如今，拯救、传承、保护、创新、发展，重塑大同铜器金字名片，再创大同铜器辉煌是主基调。虽说大同铜工艺近年有所发展，可依然不十分尽如人意。大同铜器发展近40年来，在规模上，应该有相应的产业园区或是铜器一条街，但很遗憾，一直没能发展成形。工艺上，尚没有越出旧时套路，造型花样、功能技术方面都还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创新。人才上，目前在整个大同城内，掌握铜艺的匠人不过数十人，愿意投身传统工艺的年轻人少之又少，铜工艺已濒临失传。无论铜匠传承人还是铜器工艺，受表彰赞许是常有的事，但年轻的传承人太少一直是李安民老人最忧心的事。“做铜器制作的艺人很辛苦，程序繁多，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没想过要从事这个行业。”李安民说到。未来几年，他准备去一些条件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招收传承弟子，计划能在3年内培养上百个制作铜器的传承人，从而进一步扩大大同天艺昌工艺品厂的发展规模。传承人李安民在雕錾龙凤小盖
2013年，在李安民老师的牵头组织下，大同天艺昌工艺品厂成立了专门的铜器传习所带徒学艺，研发传统工艺和新技术、新工艺相结合的新产品，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现有以工艺火锅为主的系列、200多个产品、350多个花色。市场销售良好，因人少、场地小、产量小，产品供不应求。目前，天艺昌已成立调查组，正在对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准备出书并筹建大同铜器历史博物馆。
“如今的工艺品市场鱼龙混杂，产品结构极不合理，造型比例失调，偷工减料，工艺粗糙，虽价格偏低，但始终缺乏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相较之下，天艺昌的多种铜制工艺品，因工艺精湛，造型美，结构合理，兼具实用性、观赏性、保健性和收藏性而深爱广大用户青睐。
“若能在后续传承中加紧创新研发的步伐，坚守手艺人的匠心、良心，未来的铜器工艺定会有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年事已高的李安民老人讲起自己用毕生精力守护传承下来的制铜手艺，满面荣光，精神矍铄的样子一点不减当年的风采，而铜器制作技艺也正是因着这样一些德艺双修的手艺人的坚持而得以不断承传并发扬光大。李安民制作火锅
非遗文化匠心传承篇4
峨色呷玛是河坡乡有名的工匠，是部级非文化遗产传承人。居住嘎拖寺山脚下的普玛村，山清水秀，具有典型的藏区农业风光，是以生产佛具和藏刀闻名于世的村落。这里手工艺工匠云集，峨色呷玛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7岁跟师学艺，在唐卡绘画，佛像锻造的技艺上都到达顶尖水平。我前后去过在他家多次，还住过两次。一次是陪同摄影师的李天社老师一行采风，当时很少有记者到这里做采访，我们先到从事佛具生产的手工艺匠人其美多吉家拍摄其收藏的佛具，之后步行到峨色呷玛家，他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他家后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子根秋丹真正在描绘一幅还没有完成的唐卡画，他指着这幅唐卡说：“这是青海那边定的，一共定了三幅，我也正在创作一幅大的唐卡。”一边说着带我们走进他的手工艺工作室，工作室看上去很简单，对着门光线好的地方是一个类似三块石头支的火灶，火灶对窗户的里面是桌垫，桌垫的旁边有许多加工用的工具、模具、风箱。其它边上放满的尽是半成品的佛具，四周墙上则挂满了加工好的刀具和其他手工艺成品。他指着火灶边上这些半成品说，这个是嘎拖寺要的，要得很急，他和他的学生正在加紧赶制。接着他点上火，拉开风箱开始加工，同时对李天社老师讲：“河坡藏族手工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自从松赞干布时期，藏王屯兵康区，不断向东南内地扩张起，这里就开始了刀枪、戈矛、弓箭等兵器的铸造。当时河坡工匠利用当地铁矿土法炼铁，作为铸造兵器的原材料。”李老师忙着拍照估计没听进去多少，当时我很感兴趣，也非常留意。当晚住在峨色呷玛家，边喝酒边聊天，他介绍了很多河坡手工艺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河坡手工艺发展历史。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康区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嘎拖寺为在教派的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在白玉县河坡乡建成。蔡巴-噶德公布活佛七次赴内地，聘回了一批又一批汉区名匠，兴佛堂，塑神像，刻经版，制佛具，这不但为白玉民族工艺注入新的技术内容，亦拓宽了原材料门路。
到了元代，八思巴进京途经嘎拖寺，接受主寺活佛阿俄-益西布巴之红教最极灌顶后，有了师徒之谊。为报师恩，八思巴在京时，特地留意京中工艺珍品，回藏途中又憩息嘎拖寺，将所置珍品相赠。为存放这些珍品，再次请来了汉区名匠，共修殿堂，合建宝库，这些工匠有部分就留在了当地。
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为给他逝去的妃子徐氏求冥福，“遣使往西土求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物之典”。应邀之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活佛素仰嘎拖寺之名望，在赴京时，特地到该寺，并随带该寺一些著名工匠同往京，“于灵谷寺建普渡大斋道场”，使白玉民族工艺匠师首次有了直接在先进地区参观学习的机会。这种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促使民族工艺本身由较单纯的兵器工艺向生产藏枪和佛事工艺转化，而且德格土司和昌都地区的藏兵所用藏枪大部分产于河坡，这种转化无论是对当时或以后的民族工艺发展，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河坡之所以成为白玉乃至整个康区的手工业中心，溯本探源，无疑是与格萨尔的兵器生产基地和康巴第一座佛教寺庙在河坡建立有着重要的关系。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政府出兵打箭炉（今康定），中央政权势力直接抵达雅砻江以东地区。雍正五年（1727年）清军大败和硕特部，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康区，使康巴长期关闭之门得到了松动，出现了大规模的产品交换;云南的铜、四川的茶、棉、绸等产品源源而至，引导并激活了康区农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兴趣。此时，已具有扎实基础的白玉河坡民族手工艺，为使其产品更多地进入交换领域，渐把注意力放在了日益所需的器具上，于是，精美绝伦的佛具，锋利华美的藏刀，结实漂亮的细绒毯子，精雕细刻的饰品，材坚质优的马具，小巧玲珑、坚固实用的酥油盒和茶桶等与日俱增，并竭力冲破地方狭窄的市场界限，除康藏外，还远销印度、尼泊尔等地。
讲完历史，老人还自豪的向我们介绍，他在这个作坊中工作了60多年，带动了全村人进行手工艺的生产。这里做手工工艺的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家家户户都能打制藏刀和制作其它精美的佛具。打造佛像，藏刀、马具是他们的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以红铜、白铜、白银为基材，利用铁锤与砧子，经过反复捶打锻造塑造形体，最后錾刻花纹，大型佛像与器物均采取分段围合工艺。其精湛的打制技术和巧夺天工的雕凿艺术，让这里成为藏区独树一帜的手工艺发源地。他说他正在收集编撰反映河坡藏民族手工技艺的图谱，希望哪天可以面世。
第二次到他家是陪甘孜电视台记者拍摄河坡民族手工艺专题片，选择在老人家里拍摄，忙碌整整几天，期间让我震撼的是他在经堂锻造的那尊佛像，阳光从窗户透过，一束光照在佛像前，营造出曼妙轻盈的烟雾，肃穆庄严里透出神秘莫测的气场，佛像看上去宝相庄严且栩栩如生，慈悲肃穆还惟妙惟肖，同行的朋友们几乎忘记拍摄站在门外静静欣赏。当时尼泊尔的佛像在国内几乎没有，寺庙也是刚刚开始恢复建设阶段，精美的佛像不是太多，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经受这样的视觉洗礼，终生难忘。呷玛介绍说寺庙依照这样的佛像造型，青海、定了不少。电视台后来拍成专题片《呷玛的锁啦》，参评四川电视台举办的电视专题片评比，获得不错的名次，通过电视很多人也认识了这个叫呷玛的手工艺传承人。
虽说如今老人已离去，但影像的记忆算是安慰。听说他的儿子根秋丹真发展不错，成立了白玉县河坡藏民族手工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改变传统的等待订购方式主动“走出去”，几年时间里，他不仅到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甘孜州非遗项目展演，多次参加成都西博会、国际非遗节，还前往北京、上海等地跑订单、洽谈项目合作。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并将它发扬光大，还绘制完成出当年他父亲整理的手工艺图谱，倍感欣慰。
在河坡民族手工艺中还有一位不得不介绍的传承人，他就是根呷村手工艺人呷觉觉地，省级非遗项目“白玉河坡藏族金属锻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白玉县河坡民族手工艺协会会长。家里有四兄弟（其中一位现也已离世），全部从事手工艺，没有分家，至今还保持着藏族一妻多夫的传统婚姻。他家生产的手工产品远近闻名，不仅许多有名的寺庙将他的佛具作为珍品收藏，他做的藏刀还远销印度、尼泊尔等地。
我到呷觉家的次数最多，是他居住在邻乡的原因。陪同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云南电视台等很多家电视台拍摄节目时，每次都受到他们热情的款待。记得第一次在德格县举办中国格萨尔研讨会时，途径白玉，我陪同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们到他家考察调研，进入宽敞明亮的藏式客厅，各式各样精美的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呷觉给专家们讲起历史，霍岭大战格萨尔战胜霍尔王“霍谷嘎”部落后，格萨尔强令“霍谷嘎”部落搬迁至今河坡乡，让“霍谷嘎”部落的著名铁工曲打带人打造兵器，马具等装备。格萨尔对曲打和部落的人很好，大家非常感激格萨尔，工匠们于是很卖力，不仅生产了大量的兵器、马具，还制造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由此成为藏区有名的器具生产基地。河坡由此得名，大家都说这里是格萨尔的兵器部落，历代的德格土司和昌都土司，都使用河坡出产的武器装备。
他说：“我们家族第一代传人，就是格萨尔王时期著名工匠呷西青甲布。对藏刀加工有自己独特的绝技，藏刀锻造需要经过选材、下料、加热锻打、固定刻花、抛光、组装、再打磨等流程，生产一把质量较高的7寸藏刀，包括刀身、刀把、刀鞘的制作在内，要用到铁、银、铜、牛骨、牛角、木材等10多种原料，经过近百道工序。
由于河坡工匠历来分散生产，各家的原材料与工艺不尽相同，有些还有自己独特的花纹图案，因此所产藏刀各具特色，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手工艺文化。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里每年都有很多慕名前来的外地人，通过大家的宣传，河坡手工艺品更是蜚声中外，被定为四川省甘孜州旅游商品，河坡乡也被定为旅游商品定点生产基地。大家都说河坡产出的藏民族工艺品，集实用与艺术为一身，不仅满足人民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而且给人们带来使用过程中美的享受，有的精品甚至可以作为某类器物美的象征与具体使用相脱离而独立存在。它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载体，藏汉民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
这期间，专家们也看见从来到商人到他家订购的取货，借此机会大家纷纷观看欣赏精美的刀具、佛具等手工艺品。有部分老师还掏钱购买了不少手工艺品。
非遗文化匠心传承篇5
创客档案
陈璐曾担任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大观周刊昆明楼市》主编，并于2009年创立云南首个公关传播机构――天创公关，参与创立“拾翠”，负责品牌战略规划及产品研发;另三个合伙人是她的好友李进平、丁建宇和燕斐。李进平在朴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任高管，燕斐是朴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代表，丁建宇是云南风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两人负责资本运作，一人负责产品推广。
云南合伙人
2013年年初，陈璐和朋友们坐在翠湖旁莲华禅院内的一块空地上闲聊，不时被不远处大妈们的广场舞打断。翠湖有着700余年历史，是一个不亚于西湖的文化地标――昆明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翠湖有关，自明朝起的历任云南行政官员大都在这里修亭建楼;昆明的历史名人也大都围绕翠湖生活，从远的吴三桂，到近的、唐继尧、闻一多、聂耳、朱自清、汪曾祺等，都曾在翠湖留下印记。现下的翠湖却被用来跳广场舞，喂鸽子，可惜之余，这中间巨大的落差让他们觉得可以用翠湖空间来做一些什么。
有底蕴的城市理所应当有地标，西湖之于杭州，宽窄巷子之于成都，798之于北京……翠湖是承载昆明历史文化的地方，陈璐和朋友琢磨着，如果能借助这么好的地方，打造一个属于昆明的文化空间，那该有多好！彼时，四人各有己业，两人从事金融行业，一个是旅游公司的董事，而陈璐则有自己的公关公司。将翠湖空间和云南特色融合在一起，抱着这样的想法，四个人很快行动起来，于是“拾翠”就这样诞生了。
“拾翠”一名源于曹植的《洛神赋》：“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动宾短语生动概括了拾翠团队在做的事情，名词“翠”代表翠湖偌大的文化空间和云南在地丰富的民艺资源，动词“拾”，拾遗，捡起“非遗”以及被人遗忘的云南传统民艺。拾翠从梳理资源入手，在不改变手工技艺的前提下，将各类民艺产品化，探寻云南传统民艺活态传承的另一种可能性。
当商业拥抱民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MITChinaLab找到陈璐，想以拾翠为模型做实验，用拾翠去对标国际企业。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国际市场上很难找出类型相似的企业。可以说，拾翠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完全意义的对标。这意味着这条用商业视角探索民艺领域的路，并不那么好走。
民艺展示空间的搭建是最初的想法，落到实处却是浩大工程。陈璐和朋友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改造方案首先转向灵感的发源地――翠湖公园，拾翠选取翠湖中心2000多平的空间，将其改造成一个“豪华”版民艺展示空间，一点点往里填充内容。比如保留园内龙云戏台建筑原貌，并进行剧目演出，首期推出龙云最喜欢的滇剧“天宫赐福”以及云南建水小调，之后慢慢加入以翠湖为主题的演出。逐渐形成了“云南非遗体验区”、“云南文化展示墙”等十大文化内容，让游客及市民能够更深地去体验滇文化的魅力，为云南民艺提供展示平台。
资源的梳理同样耗时耗力，在云南大学产业研究院所整理的民艺基础上，拾翠用三年的时间，整合了滇剧、云陶、皮影、刺绣、小调、东巴纸等十余项非遗。一个个走访州县的非遗传承人、老手艺人，这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来自于腾冲皮影。皮影戏自明洪武年间从湖广、四川一带传入云南，兴盛了近千年，如今因为缺乏实用性，已乏人问津，几乎快要送进博物馆。年届七旬的刘永周老人是腾冲固东镇刘家寨皮影戏传人、部级“非遗”传承人。但为了生计，外出打工，腾冲皮影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得知这个情况后，拾翠团队颇费周折，把刘永周劝了回来，并且给他承诺，“你来制作皮影，我们想办法帮你卖。”经过包装，一张张退出舞台的皮影被裱起来作为工艺品销售，受到许多人欢迎。现在，刘永周又回到皮影的制作中。像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通过积累，如今翠湖・拾翠空间内包含了30多项云南非遗项目，每一样都是精心挑选后匠心手艺的呈现。
除了对内容的梳理和创新，拾翠的商业投资模式和经营方式也十分值得一提。在投资模式上，拾翠将最新的股权式基金投资模式运用到文化产业建设中，开创了文化金融的新模式。团队在北京发行“拾翠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首期就达到融资5000万，十分可观。在经营方面，拾翠跳出了传统的单一运营方式（出租），采取了多种经营方式：联营、扣点、直投、免租等。不同的文化产品采取不同经营方式，可以让文化产品和商业运营的互动更具效率。此外，拾翠的新媒体、电商、APP等线上交易平台也逐步上线，产品体系更加完善。
目前，拾翠已经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翠湖・拾翠空间，为非遗、老手艺、云南在地物产提供展示空间;拾翠APP，线上通过APP销售民艺产品及定制手艺品;拾翠中国手艺集合店，在城市核心商圈孵化非遗和手艺者项目，开展手工体验活动。背后通过股权式基金的投资模式和租金、联营、扣点等经营方式，为传统民艺提供一条可行的商业之路。
从1.0到2.0，路还很长
大部分传统技艺的传承人都仅仅是小手工艺人，他们虽有绝活，却不善经营，资金、眼界将他们局限在小区域的“熟人社会”进行生产，无法响应当下生活，走上产业化的道路。让传统中式美学与传统工艺进入现代生活，这是拾翠一直在实践的事。21万笔全院交易，9120个单品销售，1200篇媒体关注报道，350位匠人深度合作，97场手艺小课堂，这是拾翠经营三年来的大数据。拾翠线下拥有四千平体验中心，打造产品、展览、体验多个环节，线上有新媒体、电商等互联网+模式，通过产品和活动的方式将云南传统民艺推广到更多地方，层次递进地向人们，也向市场展示民艺生态的另一种可能性。
拾翠未来打算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把目光放到更多的地方，“从线下来，到线上去，回线下玩”，团队称之为“拾翠2.0版”。线上线下消费端继续发散，通过“定制”将民艺的个性和消费属性很好地结合，用社区汇集非遗传承人、工艺大师、匠人、手工达人等多样化的民艺资源，通过试听活动、展览增强民艺体验。线下产业端将转向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城市核心端挑选商圈，和王府井等欲转型做特色的商场合作，共建中国手艺集合店，用器、布、用、食四大类继续梳理云南民艺，铺设中国原创手艺品牌和手艺课程体验区，进一步拓展体系内容;另一个是乡村端，在乡村传统手工艺工厂的基础上打造观光体验区，把消费者引导至乡村，将自然人文历史景观、手工作坊、传承人传习所、DIY体验等结合起来，丰富人们的民艺体验。
当好的商业模式切入到文化领域，它应当具备思辨能力和可持续性。拾翠模式虽未被定义，却也初见模样：一方面借助商业的力量，通过产业的分析和再设计去构筑传统民艺的新体系，另一方面，民艺背后的巧思和主观能动亦不可小觑。在将人力歌颂为一种美学价值的同时，更引导人们去重新审视手工艺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
对话：海峡旅游×陈璐
海峡旅游：四个合伙人分别来自媒体、金融和旅游行业，创办拾翠的初衷是什么？
陈璐：我们四个人都在外地待过，回来后发现云南的资源非常丰富，是非遗大省又有丰富的在地物产，可以把它推广出去。我们打算把这些好艺好物都找出来，通过空间和平台，做包装和提升，进入消费者能够接触到的领域去。拾翠以赠佳人，通过有心人的手的加工，赠人为礼，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美。
海峡旅游：拾翠是如何对云南民艺资源进行梳理，并且分类的？目前平台收集了哪些手工艺门类？
陈璐：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用产品的思路和逻辑去做梳理云南民艺，比如我们有衣、食、布、用四个大类，根据消费场景来做具体分类，目前收集了许多民艺，像金工包括家居用品、茶具、食器等，布类下有扎染、刺绣、棉麻织，傣织锦，木艺也分为生活用品、家居用品、建筑雕刻，土是陶艺。
海峡旅游：拾翠一期投资5000万元，十分丰沃，资金主要投入在哪些方面？目前有哪些核心业务？
陈璐：平台的搭建，人员、资源的梳理，都蛮烧钱的。整合后产品和销售链也要投入。拾翠目前的核心业务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有新媒体、电商，线下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端口，城市端在核心商圈做手艺集合店，乡村端主要是手工艺体验区。目前手艺集合店做了租金模式和保底联营，这个是我们的收益结构。拾翠2.0后会用联营的方式，让相互的联系更密切，介入产业更深，像王府井的集合店就是用联营。
海峡旅游：如何将非遗和产品结合，将云南的传统民艺转化为生产力的？这其中设计的力量是如何体现的？
陈璐：一般选择具代表性的民艺项目，深入到工厂一线，了解整体发展状况，做价值评估，看它市场端缺什么东西，适当地补上，导入我们的体系。但有些项目的实用性很差，保留的不够完好，但有传承的必要性，像云南皮影就十分特殊，现下已无实用性，制作的工匠也特别少，作品也粗糙，这就需要用资金去帮它发展，但并不寄希望于产品化。设计方面我们已经和台湾的机构合作做品牌提升。
海峡旅游：云南的非遗资源非常丰富，拾翠积极探索开展传承与保护。在对云南非遗的传承和再造过程中，是否有专家介入，遇到了哪些困难？
陈璐：非常需要专家的介入。我们有专业顾问团队，来发展项目，有些东西仅通过设计和市场做指导是不行的，必须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通过懂市场又懂民艺的专家，从文化脉络去梳理，把价值提升出来。中间太多不易，好多事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像拾翠这样的内容现在市场还是空白，我们横向要管理平台，纵深做每个品牌，实现它的产品力，十分有难度，有时得不到手艺入驻者的理解，会有些孤独。
海峡旅游：拾翠的平台不乏赖庆国、李加云等国内知名手工艺大师，但也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手艺人。针对不同资源，拾翠分别打造了哪些产品和活动？未来的进一步打算？
陈璐：一般“大师”会有很好的品牌展示，特色明显，但不适合做基础和入门款。“名家”的产品能力较弱，需要提升后协助做产品梳理。“手工达人”则不需要太多设计创新的力量，只需要体系化思考，团队会配合开展市集和展览。对不同类型的民艺人，拾翠采用大的体系去涵盖，发挥优势，补充劣势。未来拾翠打算打造城市和乡村两个产业端，在城市核心商圈选择优质项目，乡村端则寻找适宜做手艺之旅的村落，导入生产基地，把消费者带到乡村做体验。
海峡旅游：拾翠发起了一个“民艺复兴计划”，是通过何种方式与非遗传承人和手艺人合作？与官方及民间机构产生了怎样的互动？
陈璐：“民艺复兴计划”是系列展览，让传统民艺进入大城市，让更多人体味匠心精神及民艺的多元姿态，通过商品为载体，寻找更多的人传承和保留。这其中从中央文化部门到省政府，甚至第三方机构都给予了很多支持，所以我们才能很快介入这个领域。同时拾翠也不忘对社会滋养做反馈，体系纳入了很多纯公益的机构，比如让聋哑儿童参与产品制作过程，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
海峡旅游：拾翠背后的商业运作十分成熟，但作为一个文化基因浓厚的平台，如何平衡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陈璐：我们用文化产业基金来做项目，目的当然是盈利，用产品满足消费者。但要做好两者协同关系，前提是保持文化属性不变，坚持手工的价值，其次才是商业属性和价值，工艺品本身来说要满足产品属性，实用性和使用性，再进一步探讨它的文化价值。
拾翠的手工产品有手工皮具、琉璃、云陶、竹编等，种类丰富。
1.2016年4月，拾翠携手顺城举办中国手艺盛宴，内容包括手艺展览、大师展演、现场演艺、手艺课堂等。2.拾翠x鸟工坊出品有医生包、马鞍包、信封包、眼镜盒等。
3.腾冲皮影非遗传承人刘永周在表演皮影戏。
1.云吾工坊的手工皮具工具墙展现了各种手工工具。
2/3.制作雕花皮具需经刻、锤、烙印等工序。
4.云吾工坊刘智熙制作的雕花手拿包等产品。
竹编手艺大师李加云和他的竹编手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