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6篇)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篇1
[摘要]城乡产业转移是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和一体化发展，实现城市区域的整体布局建设以及郊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途径。而金融结构、效率与深化程度在城乡产业转移程度的作用问题也引起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关注。本文以北京城市功能核心区中的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中的通州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区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的数据，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乡产业转移；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74-04
1引言
城乡产业转移是城市某些产业向乡村转移的现象或过程，由于城乡经济、技术、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产业从高梯度的城市向低梯度的乡村转移。因此，城乡产业转移是促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与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城市区域的整体布局建设以及郊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途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涉及的因素以及领域不断扩展，作为现代产业典型代表的金融业对于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也逐渐显现，而其中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深化程度对城乡产业转移程度的作用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与相关部门的关注。
为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城乡产业转移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产业转移成熟度相对较高的北京为例，选取2001—2010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指标与金融结构、效率与深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了北京城市功能核心区中的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中的通州区及生态涵养发展区中的密云区的金融发展对城乡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并据此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中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选择是基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进程加快，产业转移的区域不断外扩。产业逐步由城市中心移出，呈现出波浪式的转移趋势，具体表现为产业由城市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转移，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城市发展新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转移。因此从四大功能区当中分别选取代表区域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整个进程。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相关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则对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单的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数据说明以及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结论；第四部分则是对北京城乡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2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外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goldsmith（1969）[zw（]goldsmith.r.w.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zw）]发表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一文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创立。mikinnon与shaw（1993）又各自独立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性，正式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he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受到金融发展的制约，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levine（1997）[zw（]levine.ross.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viewsandagenda[j].jou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97（6）：688-726.[zw）]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途径以及机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之间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发展水平对于转移产业吸引力的角度入手的。顾海峰（2010）[zw（]顾海峰.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理性建构研究[j].上海金融，2010（5）：18-22.[zw）]通过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机理性架构的构建，分析得到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内在关系。杨琳等（2002）[zw（]杨琳，李建伟.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j].财贸经济，2003（2-3）：9-13，11-14.[zw）]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大对于外来优势产业的吸引力，加速区际间的产业转移。张三峰（2009）[zw（]张三峰，杨德才.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研究——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分析[j].经济管理，2009（8）：27-32.[zw）]认为，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业必然不断向那些提供良好的产业生存环境与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区域进行转移，因此产业承接地的相关“软资源”成为拉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李建伟等（2007）[zw（]李建伟.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角色的分析[j].当代财经，2007（1）：27-30.[zw）]也同样指出，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与技术外溢性拉动产业承接地的经济发展，而发达的金融系统则对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范方志（2003）[zw（]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区域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36-47.[zw）]则从反面说明了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拉动作用。他针对我国实际，从东、中、西三个地区层面研究金融结构转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指出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妨碍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降低了对于东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吸引，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转移，而产业发展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的落后。
研究发现，国外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研究较少。而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转移的相关性研究的成果较多，但是却几乎没有从金融视角对城乡产业转移进行研究的文献。因此，本文试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支持的视角，以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为对象，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3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3.1方法与指标的选择
本文借鉴周元（2010）[zw（]周元.广东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j].特区经济，2010（6）：29-30.[zw）]、李红河（2010）[zw（]李红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关系——以重庆为例[j].重庆社会科学，2010（2）：45-48.[zw）]、邓光亚与唐天伟（2010）[zw（]唐天伟，邓光亚.中部崛起中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10（2）：21-2
3.[zw）]等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指标来描述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同时结合金融发展方面的三项指标，共同分析金融发展对于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为推进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当地gdp之间的比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zw（]邓光亚，唐天伟.中部区域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5）：17-21.[zw）]。
在金融发展方面的指标内容则包括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深化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对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①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总贷款）用来衡量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变化；②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总量上衡量金融发展的状况；③金融效率指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⑨。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2001—2010），获得2001—2010年10年的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及密云区的相关数据，结合上述各项指标计算方法，就得到了2001年至2010年间五个区域的相关指标，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有效数据[zw（]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和得到的相应指标数据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3.2数据分析
在产业结构优化率与升级率两方面，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区域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地处城市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与地处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无论是在产业结构优化率方面还是在产业结构升级率方面都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高于北京市的全市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地处城市发展新区的通州区与地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密云区则稍显落后，略低于北京市全市的平均水平。
在金融结构指标方面，五个区域的整体趋势较为一致，都处在一个上升通道之中，其中由于西城区的金融业发展较早，金融结构指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密云区则相对落后，金融结构水平要略低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在金融深化指标方面，五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就相对明显，北京市整体水平与朝阳区都相对较高，而西城区、通州区与密云区则仅为平均水平的33%左右，其中西城区在2003年之前与全市平均水平以及朝阳区水平较为接近，2003年则急剧下降，并自此以后一直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比之下，金融效率指标的水平，除西城区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外，其他四个地区的水平则比较相近。只是在2005年之前有所差异，而在2005年之后，四个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开始趋同，并最终分布在0.3～0.5。
本文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性等问题，为使数据波动相对平稳，因而对所有的指标均采取自然对数形式加以研究。
在进行进一步的协整分析之前，需对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选择使用adf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直接序列均不稳定，但其一阶差分均平稳，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为i（1）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后以产业结构优化率isr及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为因变量，金融结构fs、金融深化fd以及金融效率fe作为自变量，对上述五地区进行回归分析[zw（]本文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限于篇幅，不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zw）]。
经过实证分析，得到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产业结构升级率isu、金融结构指标fs、金融深化指标fd、金融效率指标fe之间的关系。
在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金融结构指标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比例越高，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相比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金融结构方面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明显。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密云区五个地区，金融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44、0.2164、1.0727、0.0382、0.3679，而五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17、0.0011、0.0032、0.1199、0.0225，其数值均低于前者。
在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方面，金融深化指标则表现为与产业结构变动负相关，即每单位产出所需的贷款量越小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变化越明显。与前面分析的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式较为类似，金融深化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的绝对影响率，仍然表现为对后者的影响大于对前者的影响，其中对于北京市全市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41、-0.0981，对西城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3、-2.2352，对朝阳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72、-0.1024，对通州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19、-0.5587，对密云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7、-0.1338。因此，金融深化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
在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上，情形则略有不同，金融效率指标表现出不同地区正负相关错的情形，但总体上仍呈现出负相关性，即贷款比例占存款比例越低的地区，其产业转移越明显。其中，通州区与密云区的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优化率的影响为正相关，分别为0.0722与0.0576，对产业结构升级率的影响则为负，分别为-0.7282与-1.3799。北京市全市、西城区及朝阳区的金融效率指标的影响系数的表现较为一致，金融效率指标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均为负相关。同时，从绝对数值上看，金融效率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较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系数较小。
3.3结论
第一，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对区域产业转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转移的速度也进一步得到提升。由于转移产业在移入产业承接地区之初，其发展状态处于一个上升态势，与之前的状态相比较为不稳定，因此，对于稳定资金流的需求较大；相比其他资金流来源，中长期贷款的还款周期长的特点决定了其成为稳定资金流的重要来源。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中长期贷款总额占全市贷款总额比重为76.5%，西城区、朝阳区、通州区则分别为91.7%、77.2%、78.5%，分别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与2个百分点，而密云区则仅为72.9%，落后全市平均水平3.6个百分点。而同期北京市全市、西城区、朝阳区与通州区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均在96%以上，其中西城区与朝阳区的占比更是高达99%，而密云区仅为88.4%。因此，金融结构优化程
度越高，金融结构中的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越高，则金融支持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越大，加速作用越明显。
第二，金融深化中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资本流转速度不断加快，每单位货币所带来的产出不断提高，较少的货币即能完成以前需要大量货币进行流转才能完成的生产，同样的融资总量就能为融资企业带来更多的产出。因此，在相同的产业结构水平下，更高的单位货币产出比往往能够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转移。由于北京市全市、西城区以及朝阳区的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比较相近，因此三者的每单位货币产出比的可比性较强。截至2010年年底，北京市全市每单位货币比为0.177，西城区与朝阳区则分别为0.544与0.181，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而同期西城区与朝阳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分别为89.2%与88.7%，北京市全市则为75.5%，分别低于西城区与朝阳区13.7个百分点与13.2个百分点。因此，每单位贷款所带来的产出越大的地区，其相关的高端服务业发展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调整越迅速，产业转移的趋势越明显。
第三，金融效率中的贷款占存款比例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现代产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促使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更加丰富，传统的银行贷款已经不再是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的融资方式，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的融资作用日渐凸显。相比传统的银行贷款，股票与债券等现代融资手段具有高效、自由、灵活等特点，而这些特点恰好与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契合，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区域产业的升级速度。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贷款占存款平均比例分别为59.7%、25.6%、47.6%、49.9%，密云区则为62.9%，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而该10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以及通州区第三产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28%、27%、22%，远高于同期密云区的13%。因此，融资渠道较为丰富、贷款占存款比重相对较低的地区，其新兴产业发展往往较快，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产业转移的步伐。
4政策建议
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以北京市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金融在实现产业转移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可以给予有效的支持，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又称为金融业发展可持续性与有效性的保证。相比以西城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核心区以及以朝阳区为代表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以通州区、密云区为代表的地处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区域则显得资本相对匮乏，金融发展相对滞后，而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发展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产业转移进程相对缓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北京市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未能实现互动式的发展。因此，本文针对北京市城乡产业转移与金融发展互动协作过程中的问题，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4.1优化金融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产业转移移入地区应加强对于转移产业的金融支持，对于转移产业给予充分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减小产业转移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中长期资金压力。其中以密云区为代表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由于金融业起步较晚，相比中心城区其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直接融资渠道较窄，更加依赖银行融资，因此更应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力度，减小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带来的融资压力，保证移入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监控，对融资企业的资质进行严格的筛选，在保证中长期贷款发放量的同时，保证银行业自身的资金安全。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篇2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篇3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区域经济发展；可适性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29-08
一、引言
作为衡量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的重要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中间目标，兼具总量和结构两方面信息，不仅能反映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还能反映资金的流向和结构，是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重大探索和创新。目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在分析地区社会融资状况、正确反映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地区融资结构、区域经济特点不同，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融资规模保持什么水平对经济发展最有利，以及什么样的融资结构更合理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
二、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研究较少，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论证。
（一）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
目前多数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是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一项良好指标。如盛松成（2012、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并且我国货币政策能有效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有较大影响。刘业明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且各构成指标也会受经济发展和监管等方面的影响，即社会融资规模总指标及各分指标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金融表现。
（二）社会融资规模构成要素与经济发展
多位学者通过实证方式对社会融资规模及其构成要素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房地产价格、产业升级等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如陈素（2014）通过实证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各组成部分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关系，探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盛朝辉（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协同一致性，社会融资规模对同一区域经济体中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不同。相对于GDP、CP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言，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脉冲效应较为明显，且传导时滞较短。周宗安、王显晖（2014）研究认为，就长期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分量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生正向影响，并且直接融资量和银行表外业务融资量产生的正向影响要高于总的社会融资量和传统信贷融资量产生的影响。短期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分量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
（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
胡振、李娜（2015）研究认为，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融资的区域平衡性增强；二是融资的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三是区域融资结构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对人民币贷款依赖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较高。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均高于人民币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以江西省为例，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宏观经济指标的互动关系，并利用阀值回归模型对江西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效应关系进行了分析。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较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力度。考虑到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经济、信贷规模较大，经济金融发展既有相似也存在一定差别，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四省作为区域样本，通过实证及比较分析对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可适性进行探讨，探究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匹配区间，以对经济发展起到最优促进作用，并提出促进社会融资规模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模型分析
（一）变量及样本选取
为全面、动态地反映社会融资规模变化态势，分析比较不同区域间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性，本文以全国、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作为样本，选取融资类和经济类共8个指标作为样本数据，分析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中，融资类指标包括社会融资规模（RZGM）及其结构指标新增人民币贷款（LOAN）、表外融资（BWRZ）①、直接融资（ZJRZ）②；经济类指标包含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进出口总额（INTR）、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万得数据库，时间段为2006―2015年季度数据。为消除样本数据的季节性波动和异方差性，在实证分析之前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和取对数处理。
（二）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本部分通过对融资类和经济类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两类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全国及鲁、江、浙、粤四省融资类指标与经济类指标之间均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线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7，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发展类指标的线性相关关系较强。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线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6。
（三）序列平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1.平稳性检验。对避免伪回归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使用协整检验方法进一步研究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协整检验。该部分通过协整检验判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所选取的全国及省际样本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中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与经济发展类指标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分析。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指标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
（1）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互为格兰杰原因，相互产生影响；进出口总额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说明进出口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要大于社会融资规模对它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将更显著地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新增人民币贷款对主要经济类指标的影响与社会融资规模类似。
（2）表外融资对主要经济指标影响明显，表外融资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均互为格兰杰原因。
（3）直接融资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互为格兰杰原因，互相产生影响，进出口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影响直接融资。
（四）面板数据建模及结果分析
1.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面板模型分析。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类型，HausmanTest统计量（W）是168.8266，显著性检验的P值是0.00，因此拒绝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可以将模型设置为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分变系数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不同形式，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F检验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由检验结果可见（见表2），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9921，F检验统计量值为920.67，数值足够大，并且F检验的P值为0，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说明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
（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是促进全国及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指标，其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其他指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性，其指标系数大小各有差异。
（2）社会融资规模对全国及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山东省（0.1279）、浙江省（0.1276）的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低于全国水平（0.1617），江苏（0.4581）、广东省（0.1855）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水平较低，与其他省份还有一定差距，需进一步优化结构，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次是进出口总额，再次是社会融资规模，最后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较弱的地位，表明山东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作用存在不足。
2.社会融资规模内部融资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面板模型分析。建立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的面板模型，分析不同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由结果可见（见表3），该模型检验的调整可决系数为0.9939，F检验统计量值为7420.73，数值足够大，并且F检验的P值为0，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说明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
（1）新增人民币贷款对各地经济发展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山东省人民币贷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511），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山东省表外融资、直接融资对贷款的替代作用更为显著。
（2）表外融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作用不同，剔除检验在5%置信水平下不够显著的全国和浙江省数据看，山东和广东省的表外融资对经济发展呈现抑制作用。部分表外业务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规避表内信贷控制和监管要求，造成了资金空转，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且还会增加金融风险，甚至产生抑制作用。
（3）直接融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山东省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最低（0.0655），浙江省最高（0.1569），这与山东省整体金融体系不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不健全有关。
四、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全国及江、浙、粤的比较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同区域间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内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性。为进一步探寻差异性的原因，对各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及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一）总量特点及比较
1.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年均增速高于人民币贷款。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从2882.4亿元增长至7599.7亿元，总体呈现较快扩张趋势，年均增长11.4%，较人民币贷款高2.5个百分点，但较GDP增速低0.98个百分点。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13.1%增长到2009年的最高值25.6%，又逐渐降低到2015年的12.1%，其中2009―2013年除2011年外，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稳定在18%以上，表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持续较强（见图1）。
图1：2006年以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与GDP的比率
单位：亿元、%
2.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在四省中排名第三。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长11.37%，低于全国3.86个百分点，四省年均增速均低于全国③。四省中，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排名第三，较江苏和广东分别低1.33和3.67个百分点，较浙江高8.89个百分点，表明近几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主要发达省份中发展较慢；在总量上一直低于江苏、广东，自2012年开始高于浙江，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见表4）。
3.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粤三省。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山东省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匹配性来看，2006年以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占比均低于GDP在全国的占比，其中，2007年和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10%和4.97%，低于同期山东省GDP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9.69%和9.31%）5.59和4.34个百分点，两者差距相对较大。与其他省份比较，浙江省2006―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全国占比持续高于GDP全国占比，江苏、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全国占比虽低于GDP全国占比，但差距比山东省要小。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全国及江、浙、粤三省，说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发展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的匹配性较低，社会融资规模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见表5）。
（二）融资结构特点及比较
1.表内融资占比呈下降趋势，自2012开始占比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2015年，山东省表内融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年均增速为7.99%，低于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3.38个百分点，表内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从88.43%下降到67%，这与全国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自2012年开始，山东省表内贷款占比持续低于全国水平。与江苏、浙江、广东相比，自2008年开始，山东省表内贷款占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15年占比为67%，在四省中排名第三，仅比广东省高0.15个百分点（见图2）。
2.表外业务自2008年开始明显扩张，2014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萎缩。山东省表外融资占比自2008年开始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008―2013年占比持续高于全国，在四省中排名第一。受监管政策和需求因素影响，2014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省表外融资持续萎缩。2015年，山东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规模仅160.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2.11%，较2013年下降37.56个百分点，分别低于全国及广东省占比1.67和4.35个百分点，但仍比江苏和浙江高7.10和15.13个百分点（见图3）。
3.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占比首次超过全国水平。2015年，山东省企业债券净融资和股票融资合计增加1983.4亿元，是2006年的11.7倍，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6.10%，较2006年提高20.21个百分点。从增速看，2006―2015年山东年均增速31.4%，虽比全国和广东高3.1和1.68个百分点，但比江苏和浙江低18.7和6.7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山东省直接融资占比处于较低水平，2006―2013年占比持续低于全国，在四省中，2008―2011年排名一直为第四，2012年起山东省直接融资增长较快，2012―2015年在四省中排名均为第三。2014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全国水平，2015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达到26.10%，高于全国、广东占比2.66和3.47个百分点，虽仍低于江苏、浙江1.33和6.06个百分点，但与江苏的差距较2014年缩小0.67个百分点（见图4）。
4.其他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占比高于全国水平。投资性房地产、保险公司赔偿、小贷公司贷款等其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达到364.0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4.79%。从增速看，2006―2015年，山东省其他融资平均发展速度低于全国3.2个百分点，分别比江苏、浙江和广东高4.0、3.4和0.1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山东省其他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仅在2013年低于全国，但在四省中，2008―2014年排名持续较低，2015年占比迅速提高，在四省中位居第一（见图5）。
综合以上分析，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较快，融资结构不断完善优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与全国及江、浙、粤三省相比，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异等因素影响，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及结构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全国及江、浙、粤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五、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门限效应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山东的促进作用仅高于浙江，弱于全国、江苏和广东；比较分析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粤三省，在融资总量及结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与其他省存在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研究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即探究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匹配区间，而门限效应模型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门限效应检验
本部分采取自抽样法来模拟F统计量的渐近分布及其临界值（运算重复1000次），检验门限效应是否存在，检验结果见表6。
从结果可见，单、双门限检验均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单、双门限检验最小残差平方和分别为13.6036和12.3618。可见，双门限检验的结果要明显优于单门限检验。这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门限，门限值分别为：[θ1=0.1729]，[θ2=0.2684]（见表7）。
（二）门限回归估计
根据已经估算出的门限值，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回归，得出双门限模型参数（见表8）。
注：TSF为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
当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低于17.29%时，经济发展系数为-1.8468，说明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低于一定值，社会融资规模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金融部门对资本的有效配置作用需要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发挥出来，金融发展水平过低对实体经济难以发挥资本溢出效应。当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例处于17.29%―26.84%之间时，经济发展系数为4.7163，此时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当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超过26.84%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此时经济发展系数下降为0.9241，说明社会融资规模高于一定值时，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此时可能导致资本“脱实向虚”，凸显金融资本的逐利性。
综上所述，只有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在契合度较高的可适区间，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为更好地发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保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均衡性，应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处于可适区间内。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持续较快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发展的可适区间相比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融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一）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提高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
前文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充分发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保持其合理增长，即社会融资规模与山东省GDP的比重在（17.29%，26.84%）的取值区间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有效。目前，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相对仍较低，仅在2009―2012年间超过17.29%。这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上还未达到经济发展所需的最优水平。目前山东省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更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应进一步加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力度，提高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
（二）进一步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山东省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小。从间接融资看，山东省表内融资增长平稳，表外融资占比高且波动大，这不仅会增加金融风险，也不利于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在四省中排名相对落后。山东省在保持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优化融资结构，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一是优化直接融资环境，优化资本市场，充分建立并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构建良好的资源配置平台；二是加大创新，着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市场，丰富企业融资市场的产品结构，推动企业债券融资能力的提升。
（三）加强金融风险监测，促进金融有效支持经济发展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对防范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变化，构建完善的风险监测框架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分重要。近年来，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表内贷款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等因素影响，山东省表外业务总量快速扩张，但2014年以来受国家先后出台的监管政策持续影响和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影响，山东省表外融资业务总量开始明显收缩，这种表外融资较大的波动，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缺乏稳定性，信贷风险增加。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监测，及时预警各融资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加强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规范金融秩序，确保金融风险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融资承载能力
实体经济是融资的承载主体，经济结构决定融资需求总量和资金配置效率。与江、浙、粤等发达省份相比，山东省经济结构仍偏重工业，基础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占比偏高，行业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经济“转调”任重道远，应更加注重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来聚集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山东省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发掘工业制造业领域内传统优势产业的潜能，通过加快促进其转型升级，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要素生产率。
注：
①表外融资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总和。
②直接融资是企业债券净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总和。
③全国及四省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行网站及四省共享交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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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篇4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古典学派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摸索。尽管有学者指出部分研究过分夸大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积极而又紧密的联系。国内学界往往在整理回顾了国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宏观经济层面，金融发展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协调和促进作用，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在于整个经济和金融系统而引发的要素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但是立足微观区域视角的一些研究并没有支持上述观点，有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能只是经济增长的内生结果。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始终是没有打开的“黑箱”。
就传统意义而言，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主要采用财政、税收等非金融手段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行，进而带动地方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调节存在严重的挤出效应和非市场化效应，难以切实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伴随着中央深化改革举措的不断推出，立足市场机制、包括资本市场建立和健全区域的经济运行系统就成为当前政府职能部门关注的核心问题。
区域金融影响经济运行的机理分析
区域金融作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作为生产业，金融服务本身就是价值创造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伴随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必将直接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之一。但是立足以一、二产业发展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金融在自身赢利、创造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职能应该是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推动和扶持区域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发挥上述功效的关键在于明确金融系统作用于区域经济的立足点、明确作用的方式和路径、解析内在的机理。
立足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为实体企业提供资本，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融资是资本市场最主要的功能，而资金短缺又是当前企业面临的最大困境。如何通过有效的资本市场运作，发挥金融系统的融资功能，将直接决定区域金融系统是否有效。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组织，是配置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在信贷压力不断扩大、IPO步骤放缓，而企业转型升级资金需求日益提升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引导企业分层次地参与“地区股权交易”“新三板”等场外业务和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场内业务，借助小微贷等金融产品，可以缓解资金压力，实现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等转型升级要务，进而形成区域经济的内源性增长。
立足生产性的金融服务开发，为流通环节提供推动力，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枢纽。对于生产性企业而言，金融系统还为整个经济系统提供服务工作，特别是立足商贸、流通环节，金融的作用非常重大。流通环节立足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金融在支付工具、信用担保、保险对冲、融资租赁等众多环节起到关键性作用。特别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以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新型流通金融服务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衔接生产与流通的枢纽，成为新的增长极。
立足自组织的金融系统建设，为区域经济提供动力，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实现金融系统的服务功能依靠的不是政府的主导，而是涵盖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服务与中介组织，以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区发展银行、城镇合作银行为主体的银行金融组织，以券商、投行、基金公司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以地区股权交易平台、股交中心、新三板、期货、现货交易平台为代表的金融平台组织，相互结合、互相补充，构建成为区域金融系统。系统内部能够依靠市场机制，联合企业形成自我供给、自我完善的自组织系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立足安全性的金融防范系统，为区域经济化解危机，是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保障。由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面对地区经济之间的落差，资本将会自发寻找套利的空间和机会，国际资本的“热钱”、国内众多“产业基金”都会对地区的实体产业、地产、消费品等众多领域带来冲击，形成物价上涨，引发经济波动，甚至造成经济泡沫，为经济发展带来威胁。而此时，金融防范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金融政策制定、金融监管系统的运行，保障地区经济平稳发展，将是区域金融体系的重要任务。
结论
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篇5
本文针对宁波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融资所面临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科技创新融资的对策。要建立科技引领，政府、银行、企业联动的融资良性运行机制；鼓励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扩大创新基金的资金规模，充分发挥创新基金的作用；发展服务于无形资产的信用担保机构；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平台；建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的中介联系；加快中小型企业上市培育工作。
【关键词】
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融资途径；宁波地区
加快我国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方针政策。要实现以上目标，科技创新必不可少。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国家的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与我国的科技创新的历史和经验显示，在科技创新的进程中，中小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在美国，70%以上的创新是由中小企业来实现的；在德国，所申请的专利技术权的总量中，其中中小企业就占据了总量的60%以上。而在我国，情况也基本相似。本文拟从中小企业数量较多，经济比较发展的长三角经济区的其中一个城市――宁波作为调研对象，探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中最为关键的问题――筹资模式的优化问题。
在宁波，无论在企业的规模还是数量上，中小企业都是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当地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当地的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优势还未完全发挥出来，一些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还没有被人完全认识，就这个意义上来讲，科技创新虽然主体是企业，但是离不开国家对企业的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技术、信息层面的、以及人才服务层面的，更需要的是金融融资层面所提供的资金的强大支持。
一、宁波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宁波地区科技融资机制、体系建设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虽然取得一些初步成效，但由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机制与以银行为主体的融资创新机制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成型，导致融资难仍然是宁波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中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制约因素。企业在融资的种类方面比较单一，融资过程中的代价过高，尤其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直接融资渠道的缺乏，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科技资源转变成盈利方面成效不显著。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融资的门槛过高，获取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低
长久以来，由于大企业不仅在规模和资金实力上，还是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规范的制度上，资源配置上处于优势，资信水平明显高于中小企业，所以在银行贷款的申请难易程度上，大企业要比中小企业容易得多；再加上我国商业银行多年来形成的“重大轻小”的观念等多种因素叠加，从而造成大银行从节约成本费用角度出发，不愿向中小企业投放资金。另外一方面以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例如城市商业银行、当地的信用社和地方性商业银行来看，虽然它们直接是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但其在规模和经济实力上以及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上，与宁波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进程中所需的资金，还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虽然上述问题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但是一直到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从宁波近年的情况来看，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各种形式担保公司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服务在种类和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而且融资成本也相对偏高，这对于处在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创新项目的中小企业而言，前期研发成本的投入，未来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加上成本不菲的融资成本，成为了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桎梏。
2、在直接融资方式上，可选择的途径少，并且各种制约因素多
在我国，企业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两种形式对外进行直接融资。而我国公司上市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公司在上市的过程中需要花费高额的代价。这对于尚处成长期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对于前期研发成本高，后期市场预期不是很确定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来说，上市进行融资来解决急需的资金需求，这种方式变得遥不可及。虽然我国近几年推行了满足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自主融资的创业板融资，但是就上市的标准以及管理的规则来看，虽然比主办略低些，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仍是十分苛刻的。所以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上，也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从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来看，我国广大的中小企业其资信等级、信用等级等都达不到债券发行的额度要求，所以从债券自主融资的渠道来看，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3、间接融资渠道不通畅
在间接融资渠道方面，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缺少中介，导致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不通畅。间接融资体系尚待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办者由于多半是技术人员出身，对于产品的技术和生产流程把握轻车熟路，但是在于外部组织机构，例如政府机关，银行等单位打交道方面突显不足。另外一方面，从银行角度来看，从技术层面彻底了解企业的项目，几乎不可行，加之项目的前景具有不可确定性，从而使得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企业想贷但贷不了，而银行想借不敢借的局面。
4、就中小企业本身来看，内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也是导致在科技创新中融资难的原因
宁波地区的中小企业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的成长经历大致相同，都是从家庭作坊到家族企业一步步发展而来。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其发展的潜力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业主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综合素质等影响。特别在财务制度上，因为做假账，导致所披露的财务数据不真实、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对于企业资信程度的打分评级。
5、企业在科技创新的前期，缺乏足够的抵押和担保
由于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模式逐渐向安全性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就很难得到贷款。在项目的科技创新前期，即研发阶段，由于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前期又很难形成盈利以及盈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中小企业处于科技创新的前阶段而言，缺乏足够的质押和担保，这也就成为银行贷款的障碍。
二、宁波地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融资的对策
1、建立科技引领，政府、银行、企业联动的融资良性运行机制
一直以来，宁波地区各级科技部门科技经费采用无偿拨款形式支持企业研究开发，对于企业的科技创新的推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有限的资金无法产生放大和拉动效应，难以全面满足企业创新资金的需求。我们建议科技部门或财政部门，从目前科技经费或财政资金中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投入形式可采用有偿使用、入股、贴息、担保等方式，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建立科技、银行、企业联动的投融资新机制，变科技部门的支持为科技与金融部门全方位支撑，使政府的科技经费产生更大的放大效应，达到有限财政资金激活更大社会创新资本。
2、鼓励发展私募股权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简称PE）是以私募形式购买非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股权，最终通过管理层回购、出售、上市等实现资金退出的投资行为。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和世界金融格局实现多元化趋势，PE产业日益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中最具增长潜力和影响力的新兴力量。PE以其独特的募集和投资方式在金融资本和产业发展之间驾起了桥梁，一方面有助于汇集民间资本，促进多样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挖掘和培育优质企业资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型等优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3、扩大创新基金的资金规模，充分发挥创新基金的作用
根据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数目和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要逐年扩大创新基金的资金规模，提高创新基金的资助强度，通过创投基金的引导功能从而产生资金放大的预期。一般来说，创投引导基金本身是不直接参与投资活动本身，它的宗旨是通过参股，融资担保等方式增加创新或创业投资资金的供给，满足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对于资金的需求。从而使财务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
4、发展服务于无形资产的信用担保机构
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在项目早期或者是公司初创期，由于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从而导致融资比较困难。基于此，实务中是否有必要考虑建立专门服务于无形资产的担保机构，从而解决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值得一试。所以，我们建议建立专门服务于无形资产的信用担保机构，解决有无形资产没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从实质意义上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进程。
5、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平台
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多种因素，但深层原因在于融资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宁波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有强烈的融资需求，而目前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极度缺乏，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瓶颈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宁波地区应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平台和融资体系，为广大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之路保驾护航。例如，宁波地区的金融业应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手段和形式，开发相关金融衍生品，拓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多方面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在继续探索股权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等措施之外，还要不断拓展其他新型金融方式进行融资。一是加强银企沟通协调，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通过票据融资、应收账款质押、存货抵押、非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和股权质押贷款等非传统融资方式扩大信贷规模。
6、建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的中介联系
针对企业创始人大部分是技术工程人员出身的特点，地方科技主管部门要建立专门的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定期召开有科技部门、金融机构、企业都参加的会议，加强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和认知度，以此搭建良好的融资平台。
7、加快中小型企业上市培育工作
强化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指导中小企业规范、改制和上市，培育和支持一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海外上市直接融资，对辅导期验收合格的企业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集合票据等方式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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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区别篇6
【关键词】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融资体系金融机构完善途径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其地位也进一步提高。2013年3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的批复，使郑州航空港区成为我国首个部级经济综合实验区。当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各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与初步形成，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航空物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也初具规模。然而现阶段，港区区内的融资体系仍不完善，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区域内部融资机构的金融支持作用，推进港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二、郑州航空港区的融资现状
（一）金融机构数量总体呈较快增长势头，融资机构类型不断多元化
近年来，郑州航空港区的金融机构入驻总量不断增加，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据统计，2015年，港区引入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总数为14家，较上年增长75%。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数量分别为5家、3家、3家;区域内设立了41处自助设施与网点，相关从业人员超过460人。此外，随着金融机构总量的增加，融资机构的类型也不断多元化。2015年，区域内成立了诸多不同类型的非金融机构，如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投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分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等各1家，仍有3家小额贷款公司。
（二）针对航空港区的金融政策较为系统、完善
政府对郑州航空港区采取的积极政策，使港区内的金融政策较为系统、完善。郑州市政府主要通过资金补助方式，如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或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服务，包括个人本外汇兑、人民币跨境资金池业务、借款与发债等，支持郑州航空港区科技项目和金融发展。河南省政府主要通过设立发展基金与投融资合作平台，或制定金融业发展奖补政策，或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汇聚融资资金。国家对港区的金融政策主要集中于金融机构经营，如允许设立融资租赁公司、金融机构试点，或开设跨国离岸账户等。
（三）港区融资体系日渐完善，融资方式逐步延伸
近两来，随着郑州航空港区的各类金融机构在不断增加，港区内的融资体系日渐完善，融资方式也逐步延伸，多种金融工具与产品同时使用的融资方式开始被广泛使用。具体为利用政府引用的债务性资金;充分利用与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信用贷款;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融资;加强与非金融机构合作，拓展非信贷类融资等。例如，截至2015年10月，港区累计获得15家金融机构的620亿元融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与平安银行等;郑州航空港区累计获得信托融资57亿元，投资公司借款96亿元，租赁公司融资7.2亿元。
三、郑州航空港区的融资问题
（一）金融支持体系尚未完善
现阶段，港区金融支持重点停留于政府财政性资金和间接融资支持上，直接融资方式较少，金融支持体系尚不健全。可以对港区内企业直接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仍较少，贷款规模不大;且港区内金融分支机构也不多。现有风险投资发展存在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顺畅、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并且，港区风险投资累计投资额较低，过多投资于成熟期、传统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对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支持相对不足，不利于港区初级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二）直接型融资比重偏低
现今，郑州航空港区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直接融资市场获取资金支持的程度依然很低。港区内符合条件的可以通过股票、国债、投资基金与债券等金融产品为港区建设筹集资金的企业单位依然甚少，即使符合条件，通过债券融资的效果也不佳。并且，以政府名义发行的城建债券有额度限制，难以大范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融资。从相对规模而言，整个港区的股票与企业债券融资总共占该领域当年投资额的比重极少，与部分国家临空港建设直接融资占30%相比，郑州航空港区的直接融资比重过于低。
（三）融资渠道过于狭窄
实验区基建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不通畅，融资难度大。由于国家试点地方债的发行，在具体实施时未相关法律、政策与制度支持，致使直接融资规模不大，较少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等资本工具进行融资。例如，地方债融资遇到法律与政策方面的障碍，2014年公布的新增地方债发行试点城市之中，河南省也未入其中。另外，由于融资平台筹资力度竟然持续收紧，致使郑州航空港融资源于银行贷款的资金极少。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力度收紧，使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程受到影响。
四、郑州航空港区金融支持体系的完善策略
（一）创建融资服务体系，发挥政府作用
地方政府部门应针对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定位与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需要考虑由港区投资公司联合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等省内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郑州航空港区发展银行。并通过创立港区投资公司参股或控股银行、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平台，创建港区大金融体系，实现对区域内金融资源的掌控。另外，要在港区内创设证券公司，港区证券公司将通过实施企业股份化，发挥证券业作用，运用重组、兼并等手段，加速推动股份制改造与现代企业制度构建。
（二）发展创新型金融服务体系
政府应针对当前间接融资比重过大，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直接融资比重过小的问题，加快创建结构合理、服务高效与安全稳健的新型金融市场体系;平衡发展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优化金融商品与模式、增多金融供给和提升服务效率，促使银行与保险业金融创新相互配合，为港区创立提供新型金融服务。应遵循科学的方法进行详细规划，要充分运用政府允许现行先试的精神，实施金融创新，促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完善。
（三）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注入
在推进实验区建设中，应采取多种措施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实验区基建。应加速创造民间资本发展环境，探索与创新城市基础设施运营形式，积极鼓励民间资本，以债权和参股等手段，投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控股与独资等方式投资城市基建;积极探索公私合伙运营模式，创建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合作机制;借助金融集聚效应，吸引优质资本，推动大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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